烈士余琦与烈士之母余谷似老人的故事

杨百瑾

4月1日，我们一行五人前往河北衡水市，祭拜安葬在此的烈士余琦。

余琦是我们的舅舅。他牺牲时十分年轻，还没有成家，因此没有后代。我们那时都没有出生，对烈士的生平知道的很少。胜利后，国家向烈士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姥姥发放了烈属证。我们就从余谷似老人生前的自述中了解烈士当年的事迹，也以此纪念这位了不起的伟大的烈士母亲。

老人在95岁高龄时，克服种种身体不便，用颤抖的几乎不能成字的双手，写下了两万多字的《九十年亲历纪实》，记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这篇自述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以下文字，没有特别标注说明的，均摘录于《九十年亲历纪实》原文。

我的三子余琦于1938年在太行抗大入党，1948年4月牺牲于衡水，他的烈士墓尚在那里。

……转眼已是抗战前，人民和民族的灾难并不是个人的安危所能概括的。东邻蚕食鲸吞之心自“五四”二十一条之后，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使我们版图撕破一角。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再醉生梦死安于现状？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在虎狼面前任其肆虐，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这时我的心潮起伏，激荡不已。可是我这拖儿带女一弱妇人，报国无计，忧心如焚，真是度日如年。当时我曾感赋《西江月》一阙。词云：“故国近来萧瑟，争趋此地繁华，红颜翠黛罩轻纱，一笑相逢车下。茫庇是荣是辱，浑沉迷醉生涯，碧空成阵响飞鸦，才唱后庭花罢。”

年复一年，琦儿已是中学生了。作为一个爱国的有志青年，又得到了良师益友的启发，是决不甘心作亡国奴的。这时青年们联合起来奋起救国，组织了一次次救国运动。每次运动琦儿都参加，就是患病时也不退却。这时我的心情是矛盾重重的，一方面觉得他们做的对，另一方面又觉得风波太猛，十分担心。记得有一次琦儿他们被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派人围在景山中，正赶上他患有颈后疮，我十分担心，为他多方奔走，找到他父亲的好友郭唯一先生，后来知道秦无加害之意，还给学生们送了面包，学生们拒绝吃。我才回家等待。琦儿回来后，疮病果然又重了。

一·二九运动那天清晨，我知道他替学校订饭到香山开会，我于是也赶到香山慈幼院，那时我的幼女铭玖幼子余璞都被我送到院中学习，我把他们接了出来，琦儿找到了我，母子们在院前万松轩饭铺共进午餐。饭后，在学校操场开会。那时，军警林立，围住了操场，而各大、中学生冒着风险源源到达，有乘大板车的，有骑自行车的，还有步行的，真是人山人海，这种青年人的盛气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人，也深深地感动着我的心。但当我看到军警森森包围了操场，又不禁为这些爱国青年担忧，担心这些鹰犬伤害这些热血青年。这时，慈幼院的学生们也都围坐在操场外面，还有许多老师站在他们后面。开会了，有些人在讲话，但因距离远，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后来，崔嵬和张瑞芳上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是我初次看到这种有教育意义的，使人警醒的好剧。这深刻而形象的生动一课，引我深思再深思。它引导我懂得了流落在外的同胞们的国破家亡之痛，东北同胞何辜受此苦难煎熬？……日落西山，大会才终止。

我怀着满腔悲愤回到家中。哪知狂寇得寸进尺，独夫竟然提出先攘内后排外的口号，继弃东北之后又将弃华北！卢沟桥头杀声顿起，南苑机场壮士抛头。岂料国贼袖手，以至寇骑长驱直入，百姓意乱心惊。这时，不甘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我的琦儿也立下了救国之意，一定要流亡抗日。

我知道以后思绪万千，心里充满了矛盾。回想从琦儿呀呀学语和蹒跚学步起，经我一手提携教养，如今已成长为一个玉树临风，热爱祖国的好青年，一但远离故土生活上又由谁来照料他呀！但救国事大，我岂能作梗。何况革命青年潮翻浪涌般奔赴前线。我只好准备行装、路费，和其幼弟妹一起送他上路了。这时英国轮船在天津海口免费送流亡学生出走。琦儿就在七月中旬乘火车赴天津出征了。

琦儿于1937年投笔从戎[注：余琦随同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学们赴太行山，参加抗大，1938年加入共产党。后赴抗日前线，在冀南五分区八路军部队作战]，直到1939年才接到他的来信。信中说被蚊虫咬伤，非常想念我，要我去看他。

我想象得出来，他这是被敌人伤着了。一定是挂彩了。但我大病初愈，尚须倚杖而行，不期他父亲的义仆侯玉亭老先生前来探问琦儿的消息，我便对他说了。他对余家忠心耿耿，便自愿先去探问。并说等他联系好了以后再陪我一同去。候是山西晋城人，当时靠作小本生意维持生计。我们商定后，他便先去替我送衣服兼探路。那时正值日本强化治安，我十分担心。好在过了不久，他就安全回来了。他说琦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分想我。

据侯老先生说，他的手足均被炸伤，还曾波及面部，当时我们八路军兵器弹药缺乏，许多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取夺和利用敌人的武器。在一次战斗中，敌人扔过来的一颗手榴弹就要爆炸了，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和消灭敌人，琦儿奋不顾身要将手榴弹扔回去，不幸被炸伤。我听后真是伤悲难止，我那玉树临风的儿子，竟成了残废之人，虽说这是为国为民应做出的光荣之举。但我这婉转母心终难释怀。

一九四零年秋末，我决心把这个家托给我的叔父。带着女儿余铭玖和侯老先生一起上路了。能归与否？是难以预卜的。可是我已有了安排，如果不能回北平，我便决心和琦儿同路而行。

当时正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强化治安的开始期，一路上封锁、检查是很严的。到了连镇车站，日本兵用枪刺对着我们质问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还验了良民证。我说是去看望城内的八旬病父的。他们看不出什么破绽，又看了提箱，箱内有我给余琦带的毛衣裤及棉衣等物，我谎称是女儿的。当时女儿虽仅十几岁，但很壮大，他们看了一眼也信了。不想这时精干的侯老先生竟乘机把我给余琦带的食品筐提走了，并回过头来招呼我，这一来引起了日本兵的怀疑，我赶忙让侯老先生把东西拿回给他们看，并解释说这是给我老父买的一些茶点。日本兵生气地刺破了点心盒，盒里果然是糕点和茶叶，真算侥幸，其实筐底下还有给儿子带的重要的药品呢！

我们度过了这一关，安然入城。老先生把我安置在小店歇息，他便和女儿一起去找关系。直到黄昏他们才回来。一见面便催我快走。他们在前面引路，绕城而西，到了小河岸边一个医院，有位医生记得好像姓陈，他对我们说：“都联系好了，快过河吧。”于是我们这一行三人乘小木舟到了河东，联络点是个小店，店东夫妇说，接我们的人已经来过，因见我们未到，约好了明天再来。我们母女便在这小店火炕上暖暖的睡了一宿。

次日清晨，王庄的人便来接我们了。车行一里多路，到了妇救会的王兆兰会长家，她的母亲告诉我们，余琦已经叫他的警卫员小克接过两遍了。时近黄昏，小克又来了。王老太太叫我们明天再走。小克说余琦早已等急了，我也见子心切，于是我们踏月而行。王老太太又叫她的小孙子与我们同行，走了四里多路，到了陈庄那里的八路军医院，是所带小院的民间土房，余琦住在北屋西间，过去是房东自住。在这昏暗的棉花油小油灯下，分别了三年的母子、兄妹又相会了，我看到昔日白面书生的儿子如今满面风霜，异常消瘦，真是百感交集。母子对谈了一番别后生活，人世的悲欢离合又怎能说完呢。是晚，又回到王家投宿。住在棉区，盖着新棉花絮的棉被，又有火炕，温暖如春，又不知是在家在外了。

次日清晨，儿子又让小克来接我们。我们去时，他已半坐在病床上，并让他那大一点的勤务兵小喜上集市去购买酒、蛋等物。我知道他的钱是上级和同志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节省下来资助他营养的，虽然我们是母子，但我也不忍分享，于是，也给他留下五十元交给小喜代管。为了少给公家添麻烦，侯老先生向房东借了个小火炉，我们一家便暂在这里“安居”了。

在这里小住十余日，每当看到余琦换药时，手足疼痛的样子，都激发了我对日本侵华的愤恨。又看到新华日报上报道的真实情况，人民自己的报纸就是给人以力量，不是象国民党的报纸，满篇谎言，更不是沦陷区的汉奸报纸蒙蔽和麻痹人民。这些振奋人心的报道帮我冲洗掉了自卑感，开拓了眼界，我感到只有当初我那种与古城共存亡的决心是不够的，如今才看清了前途。西望红日，霞光普照，有领导，有舵手，指挥我们前进。

儿子余琦一有空就和我谈他的战斗生活。怎样在朱老总的教导下成长，怎样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怎样在田地里、洞穴里藏了七天七夜啊，如何缴获了鬼子的洋刀、洋枪、洋马啊，虽然鬼子们身上都带着“护身符”，咱们部队照样打败他们。缴获的战利品除上交上级外，还有些留给部队用。余琦给了他妹妹一条皮带就是缴获鬼子军官的。妹妹听说他已经杀过七个鬼子军官，高兴地收下皮带系在腰里，英姿姿勃勃的样子，使我们看了都很高兴。我看到了几年前一个投笔从戎的文弱学生，如今竟变得这样勇敢，深深地感到了革命熔炉的力量。有党的教育，有朱老总的亲手栽培，有这样出色的子弟兵，国家是有望的，日本侵略者是必然要失败的。我从自己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增强了革命信心。

更可贵的是我此行受到了一次大教育，我这种封建家庭出身的人，旧思想还是很多的，无论是上家塾，还是在法政学堂、女子师范等上学，学的大都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为了谋生教家馆等教的也是这些东西。虽然其中也教育人们要爱国，要区分忠奸，可是谈不到革命真理。通过此行，我读到、看到、接触到的都是崭新的事物。边学、边观察、边思考、边比较，使我在真理的认识上产生了飞跃。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杨易团长等许多领导同志，他们都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执行战地任务的。当他们来慰问伤员时，我们一起长谈，在场的还有余琦的两个年纪很小的勤务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一家人，毫无封建的尊卑等级之分。使我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团结。

分区的领导为我的去留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有的同志认为这里缺少女知识分子，应该留下来工作，也有的说我不熟悉此地地理环境，又没有跑过交通，一但鬼子来了，很难周旋，比较被动。最后决定让我回北平建个联络点。虽然我和儿子都希望我能留在当地团聚，但我们都知道组织的安排很重要，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于是我便决定回北平了。从此，我的家就成了五分区的一个联络点了。

决定回北平的次日清晨，我们从王兆兰家动身，还是坐那带蓬的驴车，王伯伯一面扬鞭一面告诉我们今天有情况。所以要从东南面走。走了一程，王伯伯让我们往西北面看，远远看见一群日寇和几辆大车向西北方行去。我们赶紧驱车奔东南，急行二十多里，日落时分到了连镇东城外。王伯伯招呼我们下车后，便忙着赶车回去了。于是侯老先生领路，这里没有河，不用坐船。我们步行进了东门，到了闹市已经是满街灯火了。我们无心留连，当日便买车票回北平了。

车到前门火车站，人流涌向出站口。侯老先生闪入人群中，顺利过去了。但我们母女不知为何引起了注意，被女警拦住了，盘问一番，我们告诉她，是去连镇看望老父亲的病。我们良民证、学生证都齐全，女警看不出什么破绽，终于放行了。侯老先生早已等在前面了，我们叫了三辆人力车，于夜深人静时候回到了家中。一进屋门，顿觉电灯光刺目，过了一段住土屋，点油灯的生活乍一回到电灯下，真是一片光明，因为此时此景和我心中的光明汇到了一起。

从这时开始，我将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周围的环境当然是非常残酷和黑暗的。我从此告别了庸俗的家庭主妇生活，和儿子一同走革命救国的路。我深深感到过去那和古城共存亡的想法是幼稚、消极的，而舍身救国，挺身而出，做一个革命者，才是真正的光明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我后半生新生的起点。我经历了几个朝代，活了四十五岁，人到中年才由儿子引上了人生的正路。

人的认识和心情一变，虽然看起来过的还是柴米油盐，迎来送往象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但觉得生活有意义。我在王庄时人们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说起工作，到也不多，就是常有人从家里来代个信，买点药品，也有时暂住个家里人。

光阴易过，不知不决过了一年。次年，即1941年秋，忽然儿子余琦架着双拐回来了。余琦的户口成了问题。当时组织上让他转入地下工作，并找个善于接骨的医生治疗腿伤。但因来自老根据地，无法上户口。我只好请侯老先生来帮忙了。侯原来是在青红帮的，辈份还不低，北平民警里有些是他的徒辈，于是我出钱请了一次客，打通了关系，假说余琦是流亡的学生，中途不幸中了流弹，伤了手足，现在是从南方回来看病的。这才上了户口。然后，我又为他置办行装，以恢复他的学生面目。

余琦安居下来以后便开始寻医，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世代接骨的田医生，他听了余琦的情况后，慨然允诺施医，表示义务诊治，分文不取，表现了很高的济世精神和爱国热忱。于是余琦便常在花市田医生处就诊。后来我的一个学生杨宝华和她的丈夫杨铭修来我家看望我。杨铭修是贵州世医，内外科俱精，宝华是他的继室。我们关系处得很好。他主动为余琦开了内服、外敷的处方，并对其症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我们听他的分析很透譬，便和田医生的治疗并用了。经过几个月，大见奇效，到次年春天，便由大拐换为小拐了。又过了几个月，已是春暮夏初之时，他又丢掉了小拐换上了两根手杖，不过右脚有点跛。我就给他定制了一双右脚垫高的鞋，穿上后虽然有些踮脚，看上去却是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神态了。我见他在朋友的陪同下能去动物园游玩，心里真是高兴呀！

在这段时间里，余琦的领导一直在关心着他，组织上派了一个姓朱的同志，装成一个卖鞋的，拿着密信来和余琦联系，每次来时，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便在外面给他们巡风，这算我的工作。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家庭妇女，我开始学习另一种本领。中秋时节，余琦已经能扔掉手杖了。这期间交通员又来过两次。[注：不久，余琦按组织安排去了山东德州]

1943年春，余琦忽然从德州回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个人，余琦说是同夥，德州的工作就是他介绍的。我这才明白了他们的“摊子”在山东。

这个同志姓刘名浩，是在冀南被重机枪扫射射断腿的一等残废军人（现已在总政离休）。当时他是以小学教员的面目出现的，在我家住了几天就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打入日方（合作社）敌人内部作情报工作。

又过了不久，余琦所在的合作社中的日本头头被调往南方，他是很重视余琦的，便让余琦同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余琦推说要回北平住北大附属医院做手术，治疗小肠疝气。这个病是他小时候的旧病，本不需动手术，虽是推拖之词，也只有假戏真作住进了医院，为了不使我着急，请了一个同志来通知我去医院送饭。到医院方将详情告诉我。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我天天去送饭，有一天他对我说就要出院了，先回“老家”去几天，然后再回我家。果然他去了几天便回来了，刘浩也从山东来到北平长住了。于是，两个拐子一同养伤，下雨天就一同卧床休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姓陈的同志，不住我家，但时常来我家会面，交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一个组织的，刘管组织工作，陈管经济工作，余琦管宣传工作，三个人在北平成立了一个点，做五分区的地下工作，我是他们的掩护人。从此我就小心谨慎地照顾他们的生活，并替他们做哨兵，听从他们的指挥。

从此以后，我的家里可热闹了，常有客人来，按照要求来的人我也不问真姓名，住多久。有时来人只住一天就又走了。有一次来了两个乡土气十足的小伙子，我怕引人注意，便给他们化了装，把孩子的童子军服给他们穿上。陈同志知道后，夸我想的周到，后来陈告诉我，他们是五分区来的小民兵，住了不久就走了。

转眼已是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了，全国起了大变化，我家也有了大变化。在这期间，我女儿铭玖在家庭的影响下，在大学也参加了革命工作，我的家即是冀南五分区的联络点，也是北平城工部的联络点。

送走女儿不久，儿子余崎又给了我开办沙珑餐馆的任务。事情是这样，自从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一组人归入北平城工部刘仁同志领导，刘仁同志给的任务是开一家商店做为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地下活动的联络点。当时给了五两黄金做为开办费，余琦承担了这一任务。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西口路北，买了一座门面房，一楼一底。于是忙着开张之事了。

哪想到这五两黄金是不经用的，刘仁同志当时又缺少经费。余琦无法，只得向我说明，而我当时家中没落的资产也早已花的差不多空空了，手头上值钱的东西早已卖光。只好打宣武门小市的主意。那时的小市就在家门口，从老墙根到玉虚观、广安胡同，占了三四条胡同，都是一早来做买卖的。从此我每天找些零碎的物件拿到小市上去卖。虽然这些零碎物件卖不了多少钱，可是有多少算多少，总比没有强。好在儿子购家具木器也是零星添置，就这样凑合着对付下来了。

女儿走后不久，他已经安排得差不多了。约在11月间，一座小型的，西式的餐馆终于准备就绪，“择吉开张”了。“东”和“伙”是我和黄君硕同志，君硕也是中国大学的进步学生，和我女儿同学，都是地下党员。他自己没有钱，把结婚戒指都卖了支持这件事，他的哥哥叫黄有禄，是个开业医生，有些钱，他便动员他哥哥也出了些钱，算是入股。管帐先生是找的方康泰同志，还找了一个亚北餐馆的徒弟小葛做厨师，还有个青年工人做些勤杂事务。“店长”是黄君硕，“店东”是余琦。

沙珑小店开业不久，厨师小葛忽然提出要回河北老家去。原来小葛在五分区做过民兵，为了谋生来到北平，他在这个小店里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受到了革命的激励，坚决要回去当民兵干革命。我们母子当然支持他。由于小店不能没有厨师，又找了小葛的师傅老任来接替，任师傅原是西单亚北西餐馆的厨师，看到小店生意兴隆，毛遂自荐来上任。由于仓促接手，没有报户口就住下了。不想祸起萧樯，在半夜忽然来了一伙人，说是查户口，可是进门不核对户口，却翻箱倒柜乱翻起来，幸亏陈平等一伙青年已经走了，余琦也正巧回了五分区，这伙恶徒既没抓到人证，也未发现违禁品，于是只好拿方康泰出气，打了他几下，又以未报户口为名带走了老任，黄君硕由于是铺长，也被拘进了警察局。

第二天下午，方同志叫伙计来报信。我当时买菜刚回到家，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惊住了。沉思一阵后，我让来人回去告诉方先生，说我一会儿就去店里去商量对策。伙计走后，我沉思了许久，最后决定孤注一掷，拿出我的儿子余瑡这块牌子。

余瑡是我的次子，毕业于警官高等学校，那时的校长是鲍玉林。余瑡毕业后分到西单二区工作，后又转到天津警区。“七七”事变后他把妻儿送到妻子的娘家湖北。他回到北平和弟弟一起商量如何参加抗日的战斗。我当时只知道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应该做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国共之间的区别。我觉得在我面前商量抗日之事的两个儿子都是好儿子、好青年，没有辜负我多年的教养，他们立志投笔从戎的壮举，使我深为赞许并感到安慰。

[注：后余瑡随政府军南下，余琦辗转上了太行山]

……

万万没有想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一天一名国民党的官员找到我家，告诉我说余瑡在部队立了功，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人已牺牲，政府赋与烈士称号，已是光荣烈士了。并说，我来一是告诉太夫人这一消息，再是和太夫人商量一下抚恤金的事，我们想每月发给二万元抚恤金，您看如何？我说余瑡有一子名叫余诚，现年6岁，归我抚养。他答应回去商量，后来又来我家一次，说给四十万元。并要我于某天带孩子去八宝山开烈士会。到了那天，我真去了，还找到他们问余瑡的灵牌在哪里。他们说，现在是总的，以后再分开。看完牌位后，要摄影留念，于是记者们把赵登禹、佟麟阁两家烈属让到中间，我们这些不知名的烈属站在两边照了像。我和孙子余诚都摄进了这张纪念像。当时我这不知儿子埋骨何地的母亲心情是多么沉重啊！但想到瑡儿毕竟是为抗日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我的好儿子为国捐躯，又使我这做母亲的感到安慰。

开过这次会之后，抚恤金之事如泥牛入海再也没有音信了。由于沙珑的处境紧急，我急中想起了用余瑡这张牌来对付国民党。于是我把他们找来向他们要儿子的抚恤金，并说“你们不仅不发给应给的抚恤金反要把我赖以活命的小店铺弄倒，小店倒闭我们子孙无处吃饭，干脆把我们也抓起来吧。”我这么一吵，还真把他们唬住了，连说：误会，误会。默默地都走了。抓走的人也放回来了。

这一仗我是暂时打胜了。但领导了解了这一情况以后，恐怕引起其他变故，命令撤掉这个联络点。于是把这个铺面倒给了候宝林。候宝林那时已经是知名的当红演员。他买去后开了一个小药店，卖些丸散膏丹之类的成药。经过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后，陈平同志80年代又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候宝林，提起了往事。据候宝林说，他的小店开张以后，那些人又去找他的麻烦，但他是从天桥长起来的，黑社会的一套见多了，是不怕这一套的。我听后回想，感到后怕，幸亏组织上决定及时，否则真有不测之危呀！

国家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引起了我思念儿子的心情。我日夜思念余琦回到身边，一家团聚，共享胜利的喜悦。

一天，陈平同志从他所在的部队中来看我。他来看望了我几次，终于告诉了我余琦的噩耗。真是苍天无眼，使我的三个儿子相继离我而去。心情之沉痛实非笔墨所能表达。陈平刚刚到余琦的烈士墓去过，给我带来了烈士墓的照片留作纪念。我儿虽死犹生，名留烈士史册。有子如此，我心慰矣。过了几天，李雪同志来通知我，要我去山西女儿、女婿处和他们作伴（女儿余铭玖于194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学时加入地下党组织，后随女婿常振玉去了老解放区）。这时，我才知道余琦在衡水牺牲的事组织上是早就知道的。由于崔月犁同志怕我悲伤，叮嘱认识我的人都不要对我讲，等我见到我仅有的亲人以后再告诉我，以减轻我的悲哀。

[以下文字摘自余谷似老人93岁时写的另一篇回忆文章《地下红色电波——北平地下电台回忆》]

在1948年春，儿子余琦忽然派人来接我，说是病势很重，思念母亲，想接我去，母子会聚一个时期。我听到这个消息思想上起了激烈的斗争。从小照料他，我是费尽了苦心，倾注了母爱。等到他上学时，正值国难当头，他懂得了爱国家，从事了爱国运动，我也教导他投笔从戎。如今他献身革命，肢体致残，在这病重的时刻，孺慕母亲，我这作母亲的无论如何也应赶去探望他一趟，也许这是临别的一眼了，我怎能忍心拒绝呢？

我深知，琦儿对我是十分孝顺的，他的思想上一直在挂念着我，早在太行抗大时，他就曾对同志们说，在学校有个好母亲（那是校长朱德同志），家中也有一个好母亲。这说明他把我放在心目中多么尊重的位置上呀。当1941年他回家养伤时，终日伴守在我的身旁，温和驯顺，全不像一个勇于上阵杀敌的大无畏战士，倒像是一个好女儿。邻里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些往事，都在眼前，越思越想，心绪越乱，但是我又深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电台工作是无论如何不能停顿的。便想速去速回，以了此愿。随即向我的领导者李雪同志详述了一切。对这种情况，李雪同志当然要尊重我这个母亲的心愿而不便拒绝。便回答让我自己决定。这一答复引起了我思想上的剧烈斗争，静夜深思：我如果离京，这个摊子[注：地下电台的掩护工作]谁来管？决不能找一个外人替我看这个家。而这一工作又不能停，如果误了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事情，怎么对得起组织上呢？我欣然答应了崔月犁同志，便应负责到底，不管出了什么事，也要坚守岗位。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看余琦了。

接我的人，等了一个多月，几次催问，我终于回答说不能走。他便只好自己回去了。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场内心的决战，使我失去了母子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这是抱憾终生无法弥补的事。

一天清晨，琦儿的幼年同学陈嘉平（又名陈平）同志忽然来到我家。他说是随四野来的，驻扎在青龙桥，每天到清华、燕京等学校去做群众工作。说到我军围城时解放大军的百门大炮指向敌人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我问他：你从晋察冀家里来时见到余琦了吗？他什么时候能来北平。他吞吞吐吐地说，虽在一个地区但平时很少见面。听他说的在理，解放战争发展如此之快，他们又不在同一系统工作，见面较少也在情理之中。便决定在北平等待琦儿的归来。

此后不久，陈嘉平同志又两次来到我家，见到我总是欲言又止有什么话不便启齿。这一来，不免引起我的疑心。

李雪同志几次来家谈到我的工作问题。曾考虑分配到区里或妇联去工作。但因各单位的负责人尚未到职，要再等一段时间。当时我说凡是我能作的工作，不管分配什么我都没有意见。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

有一天，黄君硕同志来了，带来一封女儿铭玖的信，还有他们夫妇和小孩的照片。信中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他们现在山西榆次，准备进驻太原。信中还说，以前来过一封信，因是寄到老墙根从前的地址，所以被退回去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地下电台迁址的事，还以为出了事，便又寄信给黄君硕，请他转交我。

黄君硕同志把信交给我又和杨桢祥同志谈了很久才走。这使我产生了怀疑，因为从前他们有事从不背着我的。我想不通有什么可背着我的事，真想去问问他们。这时，我女儿的小学同学，现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另一个台的报务员爱山同志和译电员方亭同志来了，她们很亲热地请我去看新的电影片“普通一兵”，爱山边看边给我解说，因为影片是苏联原文的，尚未翻译为中文。过了一天李雪同志来了，劝我去看女儿铭玖。我说：我还在北平等余琦呢。余琦的身体弱，我要等他回来后，安顿好他的生活，给他娶了媳妇，然后再上别处去。

李雪同志和杨桢祥同志连续劝了我几次，说是先去看看铭玖，然后再回来结束这一摊子。我被他们劝活了心，便答应先去看一看女儿女婿。组织上于是给我写了个介绍信，又给发了军管会的通行证明。为了迎接新的生活与工作，我抓紧出发前的时间，处理了多余的旧家具，仅留下两三间的用具和床铺等，寄存在黄君硕同志家，以待余琦的归来。

这天陈嘉平同志来给我送行。我留了一罐陈酒，这罐陈酒是琦儿和陈嘉平去根据地以前埋藏起来准备胜利庆功时畅饮之用的。这时我打开了招待陈嘉平，还准备了一些菜。

谁知陈嘉平来了以后，竟大胆地把琦儿早已牺牲的凶信告诉了我，我两眼昏黑，泪盈双目。陈嘉平和杨桢祥忙安慰我说：余琦是真正的好同志，在革命斗争中一心为党，一心为公。劝我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于是忍住了万分的悲痛向他们说：“我现在既然已经光荣地参加了党，和儿子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我也可以告慰儿子于地下了。早知如此，就该把这里的事料理清楚，也不需要留什么家具用具了。还留下准备琦儿回来结婚的用具有什么用呢？嗟呼！我送你去革命，如今革命成功，你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未完的事情阿娘替你去做吧！想到此处，我借酒压悲，不尽喝得过了量，陈平和杨桢祥都有些不安了，极力的劝止了我。他们又哪里能体验到我是强忍了多么大的悲痛呀！

[摘录老人的自述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泪目。老人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老人拥有博大的胸怀，但老人心里的痛楚旁人能真正体会到吗？儿子英年早逝，没能为儿子成家，烈士没有后代，母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这些遗憾和痛惜一直伴随着老人。其实老人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过继一个外孙到余琦名下，作为烈士的后代。对我都叨念过两次，“你妈（我婆婆）有5个儿子，我只要一个……”。我不便多说什么，那时心里也没有完全理解老人。觉得人已去世还用过继后代吗，姓余还是姓常、孙子与外孙不都一样吗，何况我们都是一直叫奶奶的。……这事不知最后是老人担心不被理解没有正式提出来，还是提出来了没被接受，总之这是老人心底深处的一个未了心愿。]

至此，我也懂得了，组织上安排我去看望女儿，原来是为了照顾我呀！虽然组织上早已知道了琦儿牺牲的消息，但因怕我这个老病之身经不起过份的悲痛，才嘱咐侄女沈千和何昭同志不让他们把这个噩耗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要等我见到女儿、女婿以后，才让他们告诉我。这样决定主要是考虑我是复病之后，又是出身于旧社会的老妇人，怕我禁不起这晴天霹雳的打击。一旦见到久别的女儿、女婿，悲伤之情会有所缓解，他们也替我排解。由此我也体会到组织上对他的儿女感情是多么深厚啊！我感念之余，也坚定了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儿子的志愿，下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把余生献给革命事业。

这年三月中旬，我就告别了帽儿胡同12号北平地下党电台的故居，向去山西的路上出发了。

余谷似老人1996年虚岁100岁时安详去世。最后摘录老人的侄子我们的表舅沈厚鋆先生的追忆文章《无私奉献 今世楷模——追念革命老人余谷似》中的一段作为结束语：

余谷似老人一生可谓崎岖不幸而又丰富多彩。如：旧时女子之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三不幸都让她赶上了。又如：烈士母亲为数不少，但一身而兼国民党烈士之母和共产党烈士之母者确不为多，而她就是其中之一人。再如：地下工作一般要避免横向联络，多为直线甚至单线联系，而老人却先后为冀南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和晋察冀根据地作过掩护并在她家建立了北京城工部的第一处地下电台，这又是个不平凡的经历。老人淹有书香世家子弟兼工诗词书画之渊雅造诣，又具有先进人物热爱祖国献身革命的高尚情操。……如此丰富而又特殊的经历，极具传奇性。

余谷似老人的最后一张照片。时年虚岁100。

1996年春节前，原北平地下电台的领导和同志们来看望老人，并相约不久后给老人庆百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