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太岳有壮举 40年前党史留华章

张崇发

80年前抢运《赵城金藏》军民有壮举 40年前采写《抢运行动》党史留华章 张崇发 今年4月1日，中国优秀党史期刋《党史博览》，用6个页码，隆重发表《国宝<赵城金藏>保护记》，纪念1942年农历三月十三日，太岳军区部队与山西赵城人民，从洪洞广胜寺抢运国宝《赵城金藏》80周年重大历史事件。 我作为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最早独家采访、报道《赵城金藏》抢运史的第一人，能撰写这一篇80周年纪念文章，备感荣幸！ 一、我向薄一波副总理连写2信，请求采访他。薄副总理让秘书回复了我要采访的问题，并审阅了初稿。 　　我1965年从事新闻工作，1982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专职新闻干事。这一年，国家文物局权威刊物《文物天地》编辑部，约我写写著名文物古迹洪洞广胜寺。 我是山西晋南人， 1981年回故乡探亲时游览过广胜寺，了解到广胜寺飞虹塔中曾珍藏过国宝《赵城金藏》，并发生过激烈的夺宝斗争。 我对这件事极感兴趣，便决定为《文物天地》写写激烈的夺宝斗争。我先按照广胜寺和尚提供的线索，找到有关单位、有关人员进行采访。先到北京图书舘查阅《赵城金藏》史料《金藏雕印史末考》，再到中国佛教协会走访了副会长巨赞法师，然后通过军用电话和书信，访问当年参加抢运《赵城金藏》的赵城县县委书记吴辰，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公安部五局副局长李溪林，当年的赵城县县长、原商业部副部长杨少桥，当年的赵城县县委组织部长张耀和县公安局长刘千，当年的太岳二分区政治部主任、原中国工艺品进出总公司总经理张天珩，当年的太岳行署主任、原国务院财贸小组负责人牛佩琮，当年太岳二分区基干营营长刘一新，一连指导员、原成都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王万荣，当年的赵城县县长、原新疆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党委书记杨泽生等当事人，还2次给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写信，釆访当年太岳区党的领导人薄一波同志。 然后，我写了《国宝<赵城金藏>抢运记》，经牛佩琮同志转薄一波副总理审阅后，送《文物天地》发表。之后，我又写了《一场没有枪声的战斗》、《稀世国宝脱险记》《国宝<赵城金藏>始末记》、《有关抢运〈赵城金藏〉的部分文章及其失实问题》、《薄一波与赵城金藏》等多篇文章。 这些文章先后在1982年、1983年、1984年、1987年、2002年、2007年，公开发表于《文物天地》、《北京晚报》、《并州文化》、《中国报道》（英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党史文汇》、《党史博采》杂志，和《中国文物报》。 可以为党史增色、亦能为《赵城金藏》保护史添彩的是， 1982年5月，我这个军中记者充当了一个历史事件的策划人和组织者一一抢运《赵城金藏》有功人员李溪林、牛佩琮、杨少桥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希望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参观修复后的《赵城金藏》。我便与北京图书館善本部负责人李致忠、薛殿玺联系，促成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5月15日，北京图书舘安排李溪林一行人参观善本部。我约请北京军区宣传部新闻科摄影干事王孝，与我一同在现场采访了几位抢运《赵城金藏》有功人员，并为他们拍照，留下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照片资料。 事过41年，这些有功之人都已离我们而去。 无意间，我为亲爱的党，调查、撰写了一段少为人知的党史。 二、我是唯一一位釆访过保管、运送《赵城金藏》的八路军干部张文教的文字记者。 1982年秋的一天，我约上同事、北京军区宣传部新闻科专职摄影干事王孝，去北京前门张文教家采访、拍照。 从1949年5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赵城金藏》运抵北平图书馆的报道中，我知道张文教是从邯郸把《赵城金藏》运回北平的八路军干部。1982年要采访他，必须先找到他！那时他早退休在家，没有工作单位，只能通过公安局派出所查户口寻找。在偌大的北京，从茫茫人海中找叫张文教人，如大海捞针！但几经周折，北京前门派出所的户籍警，还是帮我找到了张文教的住址。 那天，张文教因中风半身不遂，坐在一个陈旧的竹编圈椅上。但76岁的他，思维敏㨗，谈吐清楚。根据他的谈话，我写了《太岳行署爱经如命，炮火声中藏国宝；大学教授精心护宝，积劳成疾吐鲜血》。 26年后， 2008年11月23日下午，我再次去找张文教。原由是:河北邯郸市文物爱好者刘汉承老人，从古旧市场″拣漏″买来一张华北人民政府便笺，上面的手写文字，与《赵城金藏》有关。但是不是张文教所写，刘汉承无法确认，便求我找张文教核实、鉴别。于是，我再次去了张文教家。此时，张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他孙子接待了我。我让孙子找出张文教生前留下的手写文字，经对比、鉴定，确认《华北人民政府公用箋》上的手写钢笔字，就是张文教的笔迹！ 那一刻，我兴奋极了！ 从此，建国后唯一一件与《赵城金藏》有关的革命文物出现了！ 邯郸市党史办十分敏感，立即以这件重要文物在邯郸的出现为契机，把《赵城金藏》在邯郸的保管，列为党史征集工作的大事！他们根据张文教向我谈的《赵城金藏》2个保管地，很快就在涉县温村找到了藏经的八路军太岳行署礼堂，在长乐村找到了那户地主家的阁楼，还意外找到了另2张与张文教搬运《赵城金藏》有关的珍贵公函原件。 张文教(1982年秋，王孝摄) 1982年秋，张崇发在张文教家采访(王孝摄)‘ 太岳行署礼堂旧址，曾存放过《赵城金藏》。 三、1982年，我首次以《赵城金藏》的修复为主题，釆访北京图书舘聘请的装裱师傅韩魁占、肖顺华，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赵城金藏》修复内幕。 为了写好《<赵城金藏>始末记》，1982年我与北京图书馆多次联系，获得独家采访建国后人民政府如何重视修复国宝《赵城金藏》的釆访权。 采访中，图书馆善本部领导薛殿玺告诉我:修复这样一部洋洋数千卷的800年古物，对于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北平图书馆来说，十分不易！ 但北平图书馆的领导，面对困难并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1949年，他们在工匠缺乏和情况下，先让本馆裱糊组的肖顺华同志负责揭裱。肖顺华是专门从事修裱善本的，突然让他裱经卷，一无工具，二不顺手，裱了几卷就停下来了。 不久，馆里就从琉璃厂请了专门揭裱字画的李世尧师傅。李师傅一个人干了一年多，觉得工程量太大，自己力不从心，辞职走了。 1954年，北京图书馆领导赶紧从北京琉璃厂文艺山房裱店，请了一位具有十五、六年艺龄，但年岁却不大的揭裱能手韩魁占，让他承担起《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 肖顺华(前)师傅(王孝摄) 韩魁占师傅(王孝摄) 未修复前的经卷。 　　 韩魁占，这个来自河北深县的青年人，15岁便在北京著名的裱画店玉池山房学徒。揭裱《赵城金藏》这样浩繁而残旧的经卷，正是显示并进一步提高他的手艺的大好机会。他高高兴兴挑起了这付重担。 到了北平图书馆，看到这么多箱经卷，他粗粗做了一番估计：数量大暂且不说，残破程度严重，那可是罕见的－－有的腐烂成了棉絮状，完全失去了纸型；有的被挤压成棍状，硬梆梆的，极难剥开；有的能勉强解开，但一解开就“冒烟”、掉纸片。这种活，如果仅一人揭裱，天天不休息，早晚都加班，得干七、八十年。对于韩魁占来说，这就意味着：直到进棺材也干不完。 当时，韩魁占心想：我能拯救国宝，苦累一辈子，也值！他丝毫没有被困难吓住，一门心思全放到了《赵城金藏》上。他天天伏在裱糊案上，找窍门，创新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为了把棍状的经卷剥开，他先把经卷放到笼屉上蒸，使经卷浸上潮气，自然松动；有的见效，有的不见效。后来，他就改用清水浸泡，浸透后再晾成半湿不干的样子，然后一层一层地揭下。对于粘成一团的经卷，他先用小喷壶喷湿，然后用针尖小心地去挑，细致得真像绣花一样。对于这些难度大的经卷，他边揭边裱，一卷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如此缓慢速度，常常使他产生急燥情绪。但人民的重托又每每使他心平气和。 不过，他的急燥，是为祖国的文化事业而急，是为人民而急。这种急燥，促使领导很快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增人，必须加速！ 1956年，明智的北京图书馆领导，又从外面调了3位揭裱师傅：张万元、徐朝彝、张永清。他们都是北京琉璃厂有名的揭裱店的匠人，一位是“二友山房”的，一位是“宛委山房”的，一名是“大树斋”的。 从此，韩魁占有了新伙伴，4 个人结成一个整体，取长补短，共同研究。他们对每一卷经都编号、写签、登记，然后制定每月计划，开展比学赶帮活动。 为国家抢救珍宝的高度责任感，驱使着每个人，使他们日日超定额，月月超计划。这样，《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大大加快了进程。难裱的经卷，逐渐由一个月降到半个月；好裱的一天就是一卷。经过4位高师的10年苦战，到了1964年，洋洋4400多卷古经，全部修复完好。 修复一新的《赵城金藏》(王孝摄于1982年) 　　 值得记叙的是，在4 位高师全力以赴揭裱《赵城金藏》期间，敬爱的陈毅副总理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郑振铎等同志，曾特意来到北京图书馆揭裱工作间视察、指导。在善本部主任赵万里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关心地询问揭裱组长肖顺华及韩魁占等人：进度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国家解决？并指示他们：一定要把这部稀世之珍、举国之宝修裱好。 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常常成为韩魁占等人的动力 　　 还应当记叙的是，1949年，修裱刚刚开始的时候，全国佛教界知名人士、《现代佛学》杂志的负责人巨赞法师，也为《赵城金藏》出过力。 当时，北平图书馆缺乏质量较高的广西绵纸。这种纸颜色发黄，与《赵城金藏》的颜色一致，而且拉力、韧劲都很大，没有它，《赵城金藏》几乎就无法揭裱。 巨赞法师在参加5月14日的《赵城金藏》座谈会上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八路军、游击队能舍生忘死抢运佛经，自己是佛教界人士，更应倾全力援助。便当即向参加会议的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同志表示：“裱《赵城金藏》的广西绵纸由我筹办！” 事后，巨赞便找到李济深先生研究此事。李济深是广西人，又是佛教徒，非常愿意从中出力。他们便给广西、广东佛教界写信，请佛教徒募捐，然后用募捐的钱，在广西买了数万张绵纸，直接寄给了北平图书馆。 1982年4月24日，笔者访问巨赞法师时，巨赞谦逊地说：“多亏李济深先生了！我是微不足道的。” 巨赞法师(王孝摄于1982年) 四、1982年，又是我首次撰文，向外界披露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在文革中如何保管国宝《赵城金藏》的感人事迹。当时，我亲自釆访了年近八十岁的善本库管理员陈恩惠，王孝为陈老拍照。 　　 要写《<赵城金藏>始末记》，不能不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珍藏在北京图书馆的佛教经文《赵城金藏》命运如何？ 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领导批准，1982年，我又一次进入善本部，釆访了领导、普通员工和年近八十岁的陈恩惠管理员。同事王孝，随同我采访，拍摄了一批珍贵照片。 事后，我以《文化革命大破四旧，赵城金藏均完好；善本库里制度严，片纸只字皆无恙》为题，公开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我在文中写道: 浸透着许多人心血的《赵城金藏》，在大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如何呢？ 这里，笔者可以十分高兴地告诉中外友人及一切关心祖国古迹文物的人们：虽然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砸图书馆、烧旧书的可怕现象，但北京图书馆，特别是珍藏各种善本书的北图善本部，却没有遭到内部或外部的任何侵扰，各种书籍，尤其是《赵城金藏》，均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书库里，至今仍不断接待着中外收藏家、版本学家及考古专家们的瞻阅。 《赵城金藏》及其他许多善本书能够有这样的命运，与北京图书馆近千名职工的高度觉悟及善本部诸同志的精心管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据调查，“文化大革命”初期，馆里的几派群众组织，虽然打派仗，但对“四旧”色彩浓烈的善本书，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一个“烧”字。他们深知：这些千百年前的古物，已经少得可怜了；那里面虽然记录了一些鬼、怪、神、佛，但也记录了大量天文、历史、算术、哲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毁了它们，就等于毁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图书馆的近千名职工，除了善本部本部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轻易都不走近善本部。有些人的亲朋好友，有时怀着好奇心要求带他们去善本部看看，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行！ 在那样的年月里，善本部为了防患于未然，采取了许多特别保护措施。他们针对社会上“冲击机关”的现象，要求馆里实行早关门。晚开门；晚上，只要大门紧闭之后，非本馆人员，一律不再开门。同时，在善本库，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个个认真坚持规章制度，而不是要“砸烂旧制度、破除老框框”。从“文化大革命”至今，善本库一直实行着这样的制度： “非本组工作人员（本部人员酌情），一律不得擅入善本书库。凡因公非入不可者（装订室修补善本书人员、照像室复制善本书人员例外），一律持馆长签署的入库证，方可入库，并且要进行入库登记。” “库内绝对禁止会客，组内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将至亲、好友、熟人等，违章带入善本库。” “善本书库，除库房管理人员及规定在库房办公的工作人员，可于班外的中午自行入库外，其余任何人，不得在班外任何时间，擅入善本库。” “善本书库管理人员，每天下班前，除按规定严格检查门、窗、电等要害部位外，……每天下班时，要在几道关键性的门上，加贴锁封。” 至于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也时时约束着每一个善本部的人员。比如，一些年轻的新同志刚分配到善本部工作，他们听说这里藏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各种宝书，很想进库里看看稀罕。善本部的领导们只集体组织他们参观一次；以后，只要与库里无工作关系，永远不得再进入。善本部来过几次新同志，次次都是这样做。 陈恩惠老先生(王孝摄) 规定、制度固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关键在于善本部的工作人员个个都很自觉。这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善本库管理人员，名叫陈恩惠，30多年来，他天天与善本库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版本学实际经验。他管理书库，一丝不苟，尤其对《赵城金藏》更是爱护备至。有一天，他的侄子来书库找他，他没等侄子说明来意，便要求侄子“赶快离开”，并说：“有事回家说，这里不会客！”平时，他总是第一个入库，最后一个出库；不把各关键性部位检查好，决不随便离开。 善本组负责人薛殿玺向笔者介绍情况时，十分钦佩地说：“这位老人从前在一所大学搞法文，49年来到图书馆后，他就进一步迷上了善本书。法文他甘愿放弃，但让他离开善本部、离开《赵城金藏》，他是坚决不答应的。考虑到他年纪太大，我们请他休息，但他说什么也不干，他说他要为善本书贡献自己的一生！” 1982年5月15日，善本部负责人薛殿玺向抢运《赵城金藏》有功人员杨少桥、牛佩琮、巨赞法师等人，介绍善本部保管经卷的情况(王孝摄) 善本部的其他中、青年工作人员，也都象陈老先生一样，自觉地、忠于职守地工作着。“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数人去干校，部里仅留下少数人顶班。负责《赵城金藏》等珍贵善本的中年干部李致忠（善本组组长）等人，克服家庭及库里出现的各种困难，把工作做得很细、很好。他们采取措施防虫蚀、防潮湿、防变质、防火灾，使《赵城金藏》等一批国宝，始终保持着一级质量。 五、纪念太岳区军民抢运赵城金藏80周年，头等大事是:尊重史实，披沙澄金，坚决把歪曲、篡改的抢运史扭过来！ 1982年我写的一系列关于《赵城金藏》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股《赵城金藏》热。一些文人、学者和极少数与抢运《赵城金藏》这一历史事件能沾点边人，开始炒《赵城金藏》。但他们的文章，史料多失实，观点多偏颇，在全国文化界、文物界、艺术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1985年，我这个建国后独家采访报道《赵城金藏》抢运史的第一人″，离开军队。转业地方后，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很难及时发现各地出现的错文；由于国内宣传大环境变差，正确的声音很难发出。于是，针对报刋(不含网上)上不断出现的歪曲《赵城金藏》抢运史等问题，我写了《<赵城金藏>若干史实的考察与辨析》。但10年间，国内无一家公开发行的报刊愿意发表，只能眼看着《赵城金藏》抢运史、保护史被一次又一次地篡改、歪曲。 因此，纪念太岳区军民1942年抢运国宝《赵城金藏》80周年，头等重要的是:尊重史实，披沙澄金，坚决把80年前的抢运史搞准确，把歪曲的扭过来，把篡改的扔一边！ 这几十年来，有人硬说抢运经卷时，我八路军及公安队，与日寇发生激烈战斗，牺牲了8名八路军战士，鲜血染红了经卷！ 还有人贬损对抢运《赵城金藏》有大功的力空和尚，说力空给八路军出难题，不想让八路军运走经卷。 许多未采访过当年抢运经卷当事人，也未与"建国后报道赵城金藏抢运史笫一人″沟通的所谓″学者″、″文人″，却大写《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纪实》(1993年)、《<赵城金藏>800年沧桑记》(1988年)、《<赵城金藏>完壁归赵记》(20O3年)、《<赵城金藏>沉浮录》(1997年)。 2022年，有人还写了一篇《李xⅹ:历时四十年，还原抢运<赵城金藏>真相》，为歪曲《赵城金藏》抢运史的人唱赞歌。 　　 为了警示这些"学者″、"文人″和歪曲《赵城金藏》抢运史的人，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关于<赵城金藏﹥若干史实的考察与辨析》，其中有这样一段引文: 2002年8月9日《中国xx报》文章《〈赵城金藏〉与解州天宁寺》写道：“1942年的一天，日军突然向广胜寺发起攻击。力空和尚火速向驻赵城附近的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闻讯，立即派一营兵力护卫。日军企图从我军手中劫走装在40多个大木箱内的4300余卷经卷，经过激战，经卷安全转移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安泽县亢驿村。在战斗中，我军八名战士献身。后这批经书秘藏于晋东南一座废弃的小煤窑里。1949年4月30日，《赵城金藏》安全运抵北京，由华北人民政府转交北平图书馆（今国 在《<赵城金藏>若干史实的考察与辨析》一文中，我利用手中的现有资料，对宣传′《赵城金藏》失实的原因，进行了初浅分析，感到如下几点恐怕是不容忽视的： ① 写作者未作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 笔者在调查中得知，凡是我所找到和见到的与抢运《赵城金藏》有关的当事人，本文前面列举的失实文章的作者都没有找他们调查。这就是说，那些报道和文章的作者，在写作之前的采访与调查是粗略的，他们主要是通过第二者、第三者采访，有的只找了一两个当事人。因而，他们占有的材料是不全面的，有些则是传来传去变了形的。以《抢救珍贵文物<赵城金藏>》一文为例，这是一篇回忆录，文章署名者是参加过抢运《赵城金藏》的一位县大队的排长。文中提到许多人名，这些人1982年大都健在，然而却大都写错了名字（将张天珩写成了张铁恒、将力空写成了李坤）；特别是把一些根本没有的事，按在了这些健在者的头上。笔者找张天珩、刘一新等同志调查时，他们都否定了《抢救》一文中写到的与自己有关的事实。张天珩说：“军报的文章说我‘赶往赵城’，‘向县委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并有色有声地描写我如何带着部队，给各单位具体分工；甚至写了我与广胜寺方丈李坤（应为力空）是‘同学故交’，我们在广胜寺方丈室有一段‘洽谈’，等等。抢运时，我根本就没有去广胜寺，怎么能有这一系列的活动呢？我与力空不是同学，更谈不上故交。写文章的同志，没有找我了解、核实，不可能不出错。”《抢救》一文说的“刘教导员”，就是1982年在重庆市国防工办工作的刘一新同志，他给笔者来信指出：“去赵城抢运藏经……据我回忆当时因有别的事没有去成”。可见，《抢救》一文的作者也是没有找刘一新同志采访的。 ⑵ 转抄有错误的史料，致使以讹传讹。 分析多数失实文章、报道，笔者发现，所谓的“打仗”、“牺牲”之说，都产生于1949年《人民日报》首次宣传《赵城金藏》的那篇报道之后。在那篇报道中，记者写了薄一波同志“遂派了队伍去同日寇打仗，还牺牲了八位战士的生命”。于是，在以后的文章、报道中,这种说法就被引用并传播下来。首篇报道失实，原因是：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报道时，参加抢运《赵城金藏》的当事人都正在解放战争的前线，记者在见不到当事人的情况下，只能听北平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这样也就很难保证准确。而以后写文章的人又不作追根究底的考问，互相引用，以讹传讹的现象就出现了。 ⑶ 当事人的回忆有差错。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当事人1981年都已年过花甲，记忆力减退，加上抢运《赵城金藏》一事发生于40年前（以1982年为界），时间比较久远，因而，对有些情节、细节往往各说一套，“对不上茬”。有的当事人，当年并未处于掌握全面情况的领导地位，只知自己所眼见或亲为的一段，不知面上的情况；然而谈论抢运经过时，他们往往扯的面很广，把事后听到的一些传闻，也当作史实向人介绍。这样，如“实”写来，也是会失实的。《抢救》一文似乎就属于这种情况。回忆人是当年赵城县大队的排长薛国范，他对于县委、县大队、一连指战员，以及二分区、太岳军区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处于最底层的他，是根本了解不到的。然而回忆录却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情况都涉及到了。结果，当年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否认这些事情。那么，这篇文章的差错，恐怕就不一定全是整理者的责任了。 《<赵城金藏>若干史实的考察与辨析》投寄给发生失实错误的报纸或刊物，家家禁声，不予发表。我只好寄中央宣传部，希望能在指导宣传工作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也未能如愿！ 拖到2018年，产生《赵城金藏》的山西临汾市两家刊物一一《临汾政协》和《平阳方志》终于分别连载！洪洞县《同根》报也分期刊登了。 临汾"两刊一报″连载《<赵城金藏>若干史实的考察与辨析》，在临汾、洪洞不少关心《赵成金藏》的人中，引起较大反响。大家从我的文章中，了解了事实真相，对歪曲、篡改《赵城金藏》抢运史的文章产生极大反感。 但在全国，要消除歪曲、篡改《赵城金藏》史实的那些文章造成的严重不良后果，任重而道远！我愿意与临汾、洪洞，以及邯郸并全国各地有正义感、有担当的党史研究工作者，还有佛教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继续为正确宣传国宝《赵城金藏》的历史，尽绵薄之力！ 文字:张崇发照片:王孝、张崇发、网络制作:张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