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家徐迟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数学家陈景润在中国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978年又创作了《生命之树常绿》这部同样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p><p class="ql-block">《生命之树常绿》写的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我很熟悉蔡先生,曾在70年代初期到他工作的西双版纳小勐仑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研究所采访过他,而且还和他的女婿、著名国画家王晋元同在云南省文化厅美术摄影办公室工作。蔡老早年就来到大西南,采集的植物标本不计其数,他发现了抗癌药物美登木、制造名贵药材血竭的龙血树,还有驰名中外的云烟品种——大金元……他还创立了亚热带植物园。因此,我不但对这篇报告文学感到很亲切,而且也喜欢徐迟的另几篇报告文学,被大作家的文采所深深折服。</p><p class="ql-block">1980年4月,我到西双版纳参加泼水节。泼水节第一天的活动,是在澜沧江边放高升(傣族的一种土火箭)和划龙舟。我曾多次拍过泼水节的活动,知道在宽阔平坦的岸边没有一个高角度,要想拍热闹的全景大场面根本不可能。于是我早早就找好了一架大木梯子,请来版纳军分区的两个战士来帮忙。我坐在梯子顶上,随心所欲地寻找好镜头。果然不出我所料,很多摄影记者在人群中拍了一阵以后,就开始四处寻找高角度了。大家发现了我的这个好去处,纷纷跑过来要求上梯子拍照。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战士们不让多个人上去。这时候,我听见下面有个声音在叫我:“上面那位女同志,能不能让我上去一下,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我往下看去,见一个大个子,拿着个16毫米的摄影机(那时还没有摄像机),一脸焦急的在望着我。我看大场面反正也拍得差不多了,该下去跑跑了,没必要总占着这个位子,就下来把位子让给了他……活动结束后,他找到我致谢,还提出后面几天的活动能不能跟着我(他们可能看出我在此地极熟),我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就和央视的摄影师大郭,以及编导老陆熟识了。</p><p class="ql-block">他们告诉我,下一步要拍摄有关徐迟在云南采访的片子。徐迟这次来云南,不但要去昆明看望蔡希陶,还要到东川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宇宙线观测站去进行采访。大郭说:“干脆,你和我们一起去拍徐迟得了。”哈,这真是像老话说的:“与人方便于己方便”,没想到能遇上这样的好事,我一下就乐得蹦了起来。</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著名的大作家和著名的大科学家会面,其实就像是平时老友的碰面,很平和也很随意。倒是我们几个把两位老人折腾的够呛。我们在昆明云南省植物研究所蔡老的办公室里,又是找角度,又是布光,两盏2500瓦的碘钨灯照射着他们。他们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说话也变得拘谨了;后来,又把他们拉到温室折腾了一番。拍摄结束后,两位老人松了口气,到植物园的池塘边散步,边走边聊,神态生动极了。于是,我悄悄绕到了他们的侧前方,连连按动快门……就这样,一幅题为《生命之树常绿》的作品诞生了。</p><p class="ql-block">后来,这幅作品经著名摄影评论家、广播学院摄影系教授朱羽君老师推荐,刊登在1981年第三期《大众摄影》的首页。她还专门撰文评介:“……用摄影艺术形象,满足了读者想看看这位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老科学家和那位著名作家的愿望。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这两个人物的面貌,显示了这两颗心交织在一起迸发出的生命的热流。它可以说是为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创作了一幅真实的、有价值的插图……”之后,又被“中国环境摄影大赛”评为特别奖。这,成为我摄影生涯中的代表作。</p> <p class="ql-block">不久,我们又随同徐迟前往东川的宇宙线观测站。宇宙线观测站位于海拔3800米左右的一座高山上,空气稀薄,一年四季温度都很低。由于高原反应,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感到累的不行。在这个观测站工作的,都是些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视事业为生命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他们由于长年在这里坚守,很多人因为缺氧,嘴唇发绀,手指甲都凹陷下去。</p><p class="ql-block">我们在观测站住了几天,参观了电子对撞实验室,这是用来寻找宇宙空间的粒子的。我看不懂,只觉得这里的工作肯定是极其枯燥无味的,天天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件事,下了班后既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连电视也看不上,而且还不同家人在一起。徐迟采访了他们,我看得出,老作家深深地为这些科学家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他还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泡在观测站里的资料室翻看有关资料。令我佩服的是,他拿起厚厚的外文资料(英文、法文的)一看就是半天,还做了笔记。看来,一位好作家不但要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还要有丰富的学养,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我们搞摄影的何尝不是如此呢!</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从山上的观测站下到东川市,应市委的邀请,徐迟为全市干部作了一场报告,讲述他采访的陈景润、蔡希陶等人的事迹。我和大郭因为已经在昆明听过了,就得空溜了出来,留下编导老陆陪着徐老。我们在东川的大街上闲逛,发现新华书店门口正在卸书。从车上卸下来的书都没有打包,一个品种只有几本。我们感到很奇怪,凑到前面去看。没想到,这一看令我们大喜过望——原来都是刚刚开禁不久的世界名著。这些书不要说在北京,就是在省城昆明也很难买到,我们急忙冲进店里。一个人把我们拦住了,说:“今天不营业,都去听作家徐迟的报告了。”我们说:“我们就是陪徐老来的,想买几本书。”大郭还怕人家不信,急忙掏出中央电视台的工作证。那人看了看说:“既然是和徐老一起来的,你们要什么就赶快挑,我还要去听报告呢!”我们指着门口刚刚卸完的书说:“每种各两本。”那人有些为难:“这是配售给图书馆和中学的,不卖个人……好吧,你们既然是和徐迟一起的的,就卖给你们吧。”我们每人兴冲冲地买了十几本书,哈,真是沾了徐老的大光!</p><p class="ql-block">徐老做完报告回到招待所,问我们:“你们觉得我今天讲的如何?”我和大郭相互尴尬的望望,不知如何回答。我灵机一动,捧出刚才买的书,赶快转了话题。“哦,《名利场》、《高老头》、《呼啸山庄》……不错,都是好书!”徐迟边一本一本的翻着,边和我们聊起了天……</p><p class="ql-block">这件事距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前段时间我整理旧物,发现了徐老当时写给我的一封信,以及他与大郭和我在宇宙线观测站前的合影。徐迟的信中说:“……我为你那些照片,化(花)了十九元买了一本粘胶贴照簿。大家看了都说很好。还有不少地位留待大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