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先进事迹--于漪

芳芳

　　于漪，女，汉族，1929年2月7日出生，中共党员，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漪“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颁奖词：她已是90岁的耄耋老人，有着60年的教学生涯。她依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第一线，坚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她深爱着学生，痴迷着语文教学。“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她用这样的话语不断地鞭策着自己，也勉励着更多的青年教师。于漪，师者的楷模。

2019年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自打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年老师激昂的话语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过去，正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求。“我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玛”。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1929年的于漪，早年饱受艰辛。“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爱党爱国，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江中学。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学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学之间讲义气，考试时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顿。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得：‘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课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课时“手无片纸，口若悬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办过教育一般”。

　　这些老师，言传身教，为于漪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教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华民族而教”的高度自觉的教育信仰

　　于漪说，“对自己的母语不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的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古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径。当年有一本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于漪爱不释手。她说通过读这本诗集，自己领略了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里？

　　中国作家中，于漪最喜欢鲁迅。偶然间，她听说鲁迅为青年学生开过一张必读书单。她想办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其中列了《唐诗纪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2种书。“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

　　但这还不够。

　　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同时，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她还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经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论语》《中庸》《老子》。不但要读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说，读经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

　　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

　　　　——于漪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

　　“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

　　过了“而立之年”，于漪从历史改行教语文。“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

　　“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到学生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误人子弟。她每天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过了一遍。她还立下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独立钻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学生，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但课堂的化境哪能轻易抵达？为了向习惯“开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课的每句话都写下来，先修改，背下来，再口语化。每天到学校的路上，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她要让自己的语言变成蜜，黏住学生；要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件艺术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积累，在1977年的《海燕》电视直播教学中得以爆发。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旁，争睹她上课的风采。时人评价：这哪是在上课，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年，于漪成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他人击掌相贺，于漪却“深感惶恐”。她随身备着两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长，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觉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她更加勤奋学习，学习的深度、高度、广度早已超越学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实践，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上了近2000节公开课。更难得的是，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绝不重复。

　　一个学生曾对她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要教到学生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们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学校把一名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学生放到于漪带的班级。这名学生与父亲争执被打后离家出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名学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旧毛病复发，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这名学生接到家里，于漪上班，他上学。学校放学，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这名学生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这名学生已经工作，探望时看到于漪打吊针，哽咽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他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句话。

　　于漪很感动：“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他们都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于漪的成长总是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教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决定恢复坐班制，学校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开展专题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

　　学生不爱惜粮食，泔水缸里的剩饭剩菜溢得满地。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到一个个教室去讲：“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事后，学生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校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床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杨浦中学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1949年以来，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语文教学陷入题海训练，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

　　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关键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是“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如文化教育、审美教育等，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母语方面的文献后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她还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学性”等更为合适，由此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印发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里的人文精神，于漪认为，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由此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语文教育学”。

四、风范

　　　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于漪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一辈子行走在努力修炼、锻造学识与人格的路上。

　　与时俱进，勇立时代潮头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1984年，她发表《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发出一连串时代追问：“怎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能有效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怎能与时代的要求合上节拍……”

　　时过境迁，这些追问仍引发人们的关切与反思。

　　21世纪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于漪敏锐意识到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是教育面对现代社会挑战的关键问题：今天需要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我们既要讲“义”，又要讲“利”。有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有钱也不完全能够办好学校。

　　于漪常说，时代在前进，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于漪为何总能立于时代潮头，为何在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总能敏锐、准确地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将这份敏锐与洞察力归因于强大的学习能力。

　　上海市市北中学原校长陈军也认为，“于漪始终与时代同行，在思维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长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使思维既有缜密的特点，又有开拓的风貌”。

　　坚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断完善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头。

　　“仁爱”之情造就大胸怀、大气度、大力量

　　“爱”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题词。

　　于漪对爱的理解与认识，从最初“有选择之爱”到“超越亲子之爱”，再到仁爱，历经了漫长的过程。

　　初当教师的于漪，“爱”只是空泛的概念。后来于漪明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学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须关心”。

　　于漪将这种众生平等之爱称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学生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学生都是她的儿女。

　　师爱的最高境界叫作“仁爱”。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贵贱贤愚无论的“有教无类”。

　　于漪的“仁爱”，是将学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当作常态，去爱护，去发现闪光点。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把差劲的变好，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直面问题的坚韧之爱。没有这种坚韧的爱，她不可能在教育教学中年年月月、任劳任怨，“引着、拽着、扶着、托着、推着学生向前”。

　　于漪的“仁爱”品格更是为师的大爱大德大情怀。她眼中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因此，“用仁爱、大爱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人才，通向了个人的教育梦，也通向一个更大的中国梦”。

　　　择高处立、胸怀天下的“先生之风”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更取决于站立的高度。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扎实学识所赋予的思想起点之高。她思考教育问题总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观上有较为科学的总体设想。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还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学科、专业的局限，每每从社会、国家全局全域整体、系统地观察思考。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个人之“小”，自觉担当起国家民族的重任。她曾用诗一般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思想嬗变，“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有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登高望远，于漪将自己的工作、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时，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你从平凡工作中能够洞悉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

　　这正是我们从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启示。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师、教学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一些歪风邪气，必须要“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她做校长爱憎分明，自觉维护教育的神圣和纯净。正气并非虚空，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在思想、品德、气质、言行上均有所表现”。

　　面对矛盾，于漪常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为中心的，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和谐的声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是非常必要的”“办教育的人，谦虚是基本的素质”。于漪这样说，也这样做。

　　于漪崇“真”，敢讲真话。她的“真话”总能一针见血地看到表面和谐背后的矛盾与问题，痛快淋漓、力透纸背，彰显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硬度。

　　“一些学校的口号和标语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心寒，什么‘眼睛一睁就是竞争’‘现在不吃苦以后就抢不到别人的饭碗’，这哪里还有和谐友善？”

　　当很多教师教学热衷于参考资料、电脑下载教案、媒体炒作信息、教育时尚操作，于漪及时予以警醒：“讲坛不必在乎高低，但为师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

　　于漪的“真话”包含着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良苦用心。

　　在指出不合理现象的同时，她更给出中肯的建设。当价值冲突、观念混乱、方向不明时，于漪用“真话”建言，“我们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永远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课堂教学要德智融合”“教育归根结底不是要解决学生未来的吃饭问题，而是要解决学生的灵魂问题”。

　　她的是非分明、坦荡正气、求真务实，她对错误价值观的批评，以及对教育神圣和纯净的极力维护，归根到底是无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为无私而坦荡，因为无我成就了大写的“人”。

　　五、贡献

　　　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

　　　　——于漪

　　68年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68年不断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写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

　　　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育人“奇迹”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两年，一名毕业多年的学生从大洋彼岸给于漪写信：“于老师，感谢您将中华文化之精妙和为人之基准播种于我少年心田。”68年来，于漪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培养了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为班主任，她将极差、极乱的班级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校长，她使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德育名师。

　　于漪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她首创了师徒“带教”方法——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有效促进了青年教师成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

　　如今，90岁高龄的她仍主持着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还担当着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的重任。

　　于漪几乎获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她从没有为名利所羁绊、因掌声而止步。她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两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矢志不渝为教育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养料

　　自1977年起，于漪连续五届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审议决定上海市重大事项，对于提高教育经费预算、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难忘却的是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增加教育经费的议案。”由于大批返沪知青的孩子正好到入学年龄，小学生骤增，而那年教育经费预算增幅为5.7%，差距很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两部制”，即半天在学校求学，半天在家。“两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师，对学生有特殊的感情。”于漪在会上慷慨陈词，陈清利弊。会议决定修改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幅达13%。

　　多年来，于漪是素质教育坚定的倡导者、实践者、坚守者。面对教育功利化现象，她提出了“全面育人观”“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21世纪，于漪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获得广泛认可。

　　传播先进教育思想，准确解读和宣讲国家重大政策，并身体力行

　　数十年来，于漪总是基于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准确地解读、宣讲，并身体力行。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随后，于漪倾心撰写《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引发了基础教育领域如何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精神的广泛讨论。直到2012年，于漪还在强调“三个面向”的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