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愚而上诈

江湖远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似乎说的是古人，但对于今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借鉴。

古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文化的大多去参加科举考试，要进入统治阶级。做官之后，就不算是普通人了。他们一般都要为自己搜刮财富，充分享受制度的福利。而对于读书期间立下的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大多不去实行了，但还是会挂在嘴边，要忠君爱民，而他们自己既不是君，也不是民，而是君和民之间的中间状态，要为君主分忧解难，要为人民做主，甚至要爱民如子。

也就是说，庞大官僚系统内部的官员已经不是人民之一员了，而是统治阶级的食利者，和君主一样，穿一条腿的裤子。他们本身不创造财富，却要充分享受财富。要想充分享受财富，就要想方设法搜刮，不然何以来的那么多财富？

皇帝要获得全国人的供养，甚至要搜刮天下财富供一人享用，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要想保持这种生活，就要不断搜刮民间财富，并且使这种搜刮合理化，合法化，而不是随便间断性地搜刮。于是，上面的皇帝和官员都不从事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却要通过合法的手段坐享其成，成为迅速富裕的人群。而底层老百姓却日渐愚昧，承认了君主的立法，还要被礼法限制，终日劳动不得自由。虽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己却享受的不多，绝大多数的粮食都贡献出去，连同自己的劳动力也要贡献出去，同时还要听君主的话，听官员的话，即便受灾了，亲人都饿死了，也不敢反抗，要去逃荒要饭。其实，他们已经被洗脑了，成了蚂蚁巢穴中最勤劳的工蚁，却着实享受不多，甚至说没有什么享受的东西。

唐代李绅的《悯农》诗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说的是农民种地收获了很多粮食，普天之下没有荒废的土地，但劳苦的农民仍然要饿死。难道他们种的地不产粮食吗？当然不是，是产了粮食，被达官贵人掠夺走了，农民当然要被饿死了。老百姓种地就是为了生存，付出了劳动，应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但连基本的生存资料都被剥削了，也就没有活路了。那些剥削人的统治阶级成员个个都是劳动者，却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还要拥有很多娇妻美妾，而农民会被饿死，还找不到可供结婚的对象。宋代的张俞写《蚕妇》一诗，诗中写道：“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养一辈子蚕的蚕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穿不上一件绸缎衣服，而不养蚕也不付出劳动的达官贵人却个个穿着绫罗绸缎，或许，阶级压迫才是农民终生贫困的根源。

马克思说过：“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坐享劳动成果的是统治阶级，在宫殿里住着的也是统治阶级，而始终劳动却不见天日，过不上富裕生活的却是底层劳动者。

他们要是觉悟了也就罢了，但他们并不觉悟，而是认为这就是命运。达官贵人本来就应该是达官贵人，或者是上辈子积德行善之人，这辈子就做了达官贵人，而自己本身就是农民，或者上辈子做了不好的事情，这辈子就要受苦受难。这种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统治阶级要用神权、族权来统治底层人民，还要用儒家的礼仪来统治人们，让他们忠于君主，要听官员的话，还要称呼官员为父母官，其实哪一个官员都不是他们的父母，也不是什么父母官，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搞各种潜规则而已。老百姓愚昧了，习惯了自己的生活，当然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而上层的统治阶级会变本加厉，奸诈加狡诈，明明不创造财富，却要伸手向老百姓索要财富，变换各种借口和政策横征暴敛。如果说税收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那么，古代的那些统治阶级已经把鹅毛拔光了，甚至已经把鹅给拔死了。

对于文化水平很高的统治阶级，普通老百姓没有文化，不识字，当然要被人欺负了。秧歌剧《夫妻识字》中唱道：“旧社会，不识字，稀里糊涂受人欺。”愚民的手段就是如此，不推行文化，也不让老百姓识字，当然就要说什么是什么了。而此番狡诈的心态普遍见于统治阶级的说辞，并且还要一直延续下去，流毒甚广。

难道老百姓就不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当然想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生儿子，让儿子读书做官，实现个人主义的奋斗，而不是自己的奋斗。而恰恰是他们的儿子做官，又让统治阶级增添了新的成员，替换了退休的官员，等于增添了新的阶级压迫者，继续行使那一套统治秩序。也就是说，无论人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被压迫的命运。

即便如此，老百姓还要仰慕官员，要捧着他们，敬着他们，甘愿把手中的财富贡献出去，不然自己就没好日子过了。自古以来，下愚而上诈，循环不已，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