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33（猫与狗的较量）

唐建忠

北京卢沟桥

　　1964年，全国掀起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我所在的复兴路小学，也聘请了一位姓窦的解放军叔叔，做我们的校外辅导员。

窦叔叔是北京装甲兵某部的政治部主任，他的部队在北京西边的延庆县。

好像是在1965年的春天吧，学校组织我们去窦叔叔的部队参观学习。公共汽车顺长安街一直向西，穿过卢沟桥西北的一个又一个村庄，开始进入山区。

部队就在山坳里的一块平地上，大门两旁整齐的站着解放军叔叔，一起鼓掌欢迎我们这些祖国的未来。

那时还实行军衔制，与其他军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星杠”的军衔外，所有军人的领章上，都嵌有一个金色的坦克标志。

一个多月后，刘少奇签署了国家主席令，取消了延续十年的军衔制。

六一儿童节，我们去学校上学，沿途看见的军人，包括警察，全部换成绿色的军装和红色的领章，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我们参观了部队的军史馆，参观了战士们的宿舍，参观了坦克的训练表演。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极其羡慕这些卫国戍边的装甲兵叔叔们。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像叔叔们那样，当解放军。

五年后，成了叔叔的我，理想终于实现了。我报名去了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穿上军装，屯垦戍边，当了七年的“庄稼兵”。

玩笑了，不必当真。

那次去部队参观，印象最深的是实弹射击，每个老师三发子弹，旁边都有战士在讲解射击要领。

结果，嘿嘿，结果全部脱靶。

当年在兵团连队打靶，三枪打了二十七环，那时年轻眼神好。射击要领不就是那两句吗：屏住呼吸，三点一线，“啪”，它咋就会脱靶呢？

回来时，公交车在卢沟桥头停了下来，我们全部下车，蜂拥到卢沟桥上。

永定河水在桥下流淌，经北京的昆明湖、玉渊潭，再通过我们大院那条引水渠，注入北京四九城外的护城河里。

现在是保护起来了，我们小时候，卢沟桥还允许行人、车辆通过。那时节卢沟桥属于远郊，来往多是马车，机动车很少。

桥两边护栏上的石狮子千姿百态，据说没有一个重样的。

宋老师指着桥头问我们：谁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一脸茫然，都摇头说不知道。

宋老师说：1937年7月7日，就在咱们站的这块地方，日本驻屯军向桥对面的中国守军开火，八年抗战就在这里爆发了。

那时，还没有十四年抗战这个概念。

啊，原来在这，我们身边这些桥栏和脚下这些凸起的条石上，日本兵就在这里向中国军人开枪，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就爆发在这里。

包括我，我们全班，将抗日战争，定格在了卢沟桥头，铭刻在了幼小的心灵深处。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家搬离了北京，临走前，我和弟弟与这些昔日的小伙伴，在西单东方红照相馆拍照留念。

那些天，北京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泛滥，凡疑心是封、资、修的店名、路名都改了。

英国代办处前的路改名反帝路，苏联大使馆前的路改名反修路，还有什么兴无路、灭资路，甚至还建议把北京市改名叫东方红。

有些人还建议彻底更改交通规则，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代表前途光明，红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现在想想，真是无知狂热，真是无稽之谈！

下方这张照片上，东方红照相馆的名字，也是新改的，几天前还叫欧亚照相馆呢。

欧亚照相馆是老字号了，1932年创办的，那时候哪有什么东方红照相馆啊？

后排这三位，我们当时都住在一栋楼。左边的叫刘健，右边的叫邱九君，前面是我和二弟。

后排中间这位，叫高玉华，1962年拍摄电影《小兵张嘎》，在北京各小学挑选“胖墩”的小演员，第一轮选中了他。

试了半天戏，导演说这孩子流鼻涕太脏了，因此惨遭淘汰。

高玉华比我大两岁，初中一年级。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皮孩子，爸爸不让我和他玩，怕我跟他学坏。

有一回他来家玩时，在窗户后看到父亲下班上楼了，他就打开我家的后窗，从二楼跳了下去，而且一点事也没有。

刘健和邱九君是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同在一个楼，同在一个学校，同在一个班。

刘健为人绵弱，从不招惹是非，他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重庆人。那时一起去上学，我每天都去他家等他。

这家伙吃饭慢，性子慢，干什么都慢，生活学习都邋里邋遢。唯独有一点就是脾气好，我和他从小没打过一次架。

邱九君更是我的好朋友，九君为人及其仗义，完全是江湖义气那一套，打架动武特别凶狠，我俩就曾经干过一架。

那时北京的小学还实行半日制，即半天在学校上课，半天以学习小组的形式，集体写作业。我们一般是冬季轮流在各家，夏季在大院的楼头树荫下。

学校专门派老师抽查，无故缺席或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当场批评，并汇报给班主任老师。

那天忘了是为什么，我俩干了起来，九君比我高半头，我哪里是他的对手。

我俩抱在一起，在地上滚成了泥猴，他狠狠的咬住了我的左脸不松口，我两只手在他的脸上，上下左右的开挠。

第二天上学，我脸中间的肉鼓成一块紫疙瘩，两边排着一圈牙印；九君则成了花脸斑马，满脸是凝固了的血“嘎巴”。

同学们看着我俩，在偷偷的嘻笑。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哪个多嘴的，早把这事告诉了宋老师和抽查我们学习小组的孙老师。

宋老师叫过我俩，问明了情况，点着脑门挨个训斥了一顿。最后逼着我俩握手，各自向对方道歉才作罢。

两家的父母也没太在意，毕竟各自有伤，又是多年要好的铁哥们。其实，没等伤疤痊愈，我俩就又重新交好，形影不离了。

干仗后的第二天下午，孙老师她们来大院检查我们学习小组的纪律，并挨个看我俩的脸，哈哈大笑。孙老师活泼开朗，和我姥姥特别熟。

她指着我俩，对一起学习的同学说：狗和猫就是这么打架的，猫撕狗咬。他俩前世一个是狗，一个是猫。

1966年10月，离开北京前，我和小伙伴们在西单东方红照相馆合影。前左：弟弟和我，后左：刘健、高玉华、邱九君。

今年全家福，孙子八岁，像当年的我吧？照相那年我十三岁，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长得“抽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