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个家

忧天下

上海靖江路（现桃江路）39号，我的第一个家

1949年5月，父亲从山东随着上海市政接管大队来到上海市区参加接管工作，当时上海市政务接管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是周林和曹漫之，接管大队的大队长是黄元庆，政委是张文通，副政委是盛志民，父亲是大队秘书。

张文通二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叫父亲随他一起接管常熟区，当时的常熟区是现在徐汇区宛平路以东的部分，56年和徐汇区合并成为徐汇区的一部分。据常熟区的地下党同志介绍，靖江路39 号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的家，现已逃去台湾，于是就把这里作为共产党常熟区政府的办公地点和临时居住的地方，当时一楼二楼办公，三楼的一间是父母居住，这里也成为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家，

身穿军装的父母亲在楼下花园内

当时参加常熟区接管的一共只有三个人，接管专员张文通，接管秘书范征夫（父亲），另一位是地下党章永年，带了两个警卫员，国民党常熟区政府在离这儿步行只有5一6分钟的宝庆路10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区长王伯盘带领100多名旧区政府的人员等待共产党来接管。

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靖江路39号住的是什么人，几天以后，这栋房子的管家突然失踪了，父亲他们才知道这里是国民党军务局长俞济时的家，他也是蒋介石的待从室主任，蒋介石当时在上海的家在东平路9号，离这里很近，仅有步行7一8分钟的路。

宝庆路10号，原国民党常熟区政府。

东平路9号，原蒋介石的家。

衡山路9弄5号，我的第二个家。

大约在51年的年初，接管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人数也不断增加，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家搬到衡山路9弄5号居住，不久又调整回到靖江路39号，据父亲讲，我出生在这里。

巨鹿路861号，我的第三个家。

1952年初，全市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市土产公司的正副经理都被打成三反分子，当时市工商局长是许滌新，他叫父亲去土产公司担任经理，使土产公司的业务能够正常开展，因工作调动，我们家搬到巨鹿路861号三楼，这栋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花园的草地上有许多蒲公英，用力一吹，蒲公英的种子会随风飘在空中，缓缓的飞翔，当时觉得十分好玩。

家门向西是空军招待所，我们路过时会看见有两个拿着带枪刺步枪的士兵在站岗，头戴一顶橄榄帽，样子挺神气的，有时候他们会用手抚摸一下我的头，这时候心里想，什么时候能长到和他们一样大该多好啊！

我的人生记忆大概是在三岁左右，也就是54年底开始慢慢清晰起来的。55年4月，小弟弟范晓平出生的时候我已记得十分清楚了，这天妈妈从医院回来，抱回来一个婴儿，放在家里的大床上，床上还铺了一条白色的大浴巾，感觉十分新奇。

我们家住在三楼，冬天的时候，几个孩子会穿着厚厚的棉衣，顺着楼梯从三楼侧身滚到二楼，再从二楼滚到一楼。还记得楼里有两家邻居，一家姓王，孩子叫王凯凯、王闪闪，和我们差不多大小，听说以后全家搬到青岛去了。还有一家姓黎，黎家妈妈有一度休息，在家总是很和蔼地叫我们过去，很耐心的教我们折纸飞机、纸船、纸官帽、纸飞鸟等，他们家孩子叫黎浦江、黎志三。

父亲调到土产公司后，经调查，原来的正副经理并无贪污受贿等问题，仅仅是工作上的失误，使公司在经济上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父亲让他们两人都担任副经理，把工作抓起来，并对他们说，大胆的工作，有成绩算你们的，有缺点错误算我的，几个月之内，土产公司销售了几十万斤瓜子，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父亲在土产公司时还写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三本小册子，发行了几万册，在市里有一定的影响，53年初，上海市商业系统的八大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商业局，局长先是郭建（女），后来是胡铁生，父亲曾担任党委办主任、行政办主任、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

在巨鹿路的后花院楼梯上，爸爸、妈妈和四个孩子。

爱棠公寓、荣昌路38号，我的第四个家。

1956年，市人委（55年、市政府和人大合并为市人委）需要一个写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的人，组织部门将父亲推荐给市人委秘书长曾涛，一天市人委办公厅来电话要父亲去一次，见到了秘书长曾涛，曾涛说，上海要向国务院发一封电报，接着口述了内容，要父亲根据口述内容当场草拟一份100多字的电报稿，，由于父亲曾读过十年私塾，有扎实的古文功底，30年代，在上海康元制罐厂又在文牍股工作，经常起草工厂的通知布告，40年到新四军苏南根据地的第一份工作是《太湖报》编辑，45年北撤后又在八纵72团负责宣教工作，所以写文章的功底是比较好的，加上书法又好，曾涛看了后十分满意，不久就调父亲到市人委办公厅担任副主任，主要负责写市人委工作报告。

当时干部的住房都是由本单位解决的，调到什么单位工作，就要退还原单位的住房，到新单位再重新分配住房，当时干部还在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仅给很少的生活费，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公家配的，自己付家具租赁费，我记得后来在父亲的工资单上看到租赁费这一栏，每月两元钱，文革时造反派到家里来抄家，并把家具全部搬走，我们家一下子变成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全部睡在地板上。

康平路的爱棠公寓大院里有3栋公寓房，4栋小洋房，门牌号是荣昌路的（现德昌路），3栋公寓由东向西为32号，34号，36号，4幢小洋房由西向东从38号一直到52号，我们家住在38号，和我们住在同一门牌号的是体委主任杜前，隔壁40号住的是机管局长王献庭和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顾维汉，每家都是两间房子。我们家对面的36号公寓里住了8家人家，赵祖康，李干成，叶进明，李广，罗白桦等住在里面，34号公寓住过洪天寿，张春桥，马天水等，32号住过孙更舵等，42号一52号住过徐唯实、王晓东、孔朗、方成平等人家。

住在爱棠的那两年多，正是孩子们调皮的年龄，我们兄弟三人在花园里用干树叶、树枝，枯草燃烧后变成草木灰，再把砖头砸碎，用泥土加水，搓成一个个的小圆球，给种的青菜上肥，几个月后青菜长得很大，哥哥还把青菜拿到学校（高安路一小），受到老师的表扬，回来后哥哥很得意地将青菜顶在头顶上绕大院一周，就像运动场上得了冠军一样高兴。

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我进了天平路二小读书，老师要每一个同学拣废铜烂铁交到学校里，这时候的废铜烂铁早就拣完了，只能挖空心思在家里找门、窗上的小配件，拆一个下来交给老师完成任务。一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架起了一口小坩埚，看上去和吃饭的碗差不多大小，有一只电鼓风机对着燃烧的煤不停的吹，一会儿铁水烧红了，将烧化的铁水倒进一个小容器中，冷却后敲锣打鼓的去区政府报喜了。

那时候还要“消灭四害”，有一天在花园里扎稻草人，大人带着我们爬上了房顶，挥舞红旗，把锅、盆等都拿出来敲，边敲边喊，一有麻雀飞过，就是一阵敲锅盆及呐喊声，麻雀惊慌失措，最后累得飞不动掉下来了。这一天据说是全市的统一行动，当然“四害”至今连一害都没有消灭。

　　法华路（现新华路）393弄78号，我的第五个家。

58年张春桥写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以后，要用实际行动和工人相结合，柯庆施一声令下，住在市里的干部们绝大部分搬到了东庙二村（现东安二村），市人委的一部分干部搬到了法华路393弄，我们家搬进了393弄78号三楼，对门是医务室的护士高阿姨，二楼是裴先白家，两个女儿大幸、小福是我的同班同学，一楼是医务室陆医生。

393弄是刚建完的工人新村，最后三栋楼还空着，在干部们搬进来之前，在水泥地上加装了松木的宽地板，上面涂了地板漆，在窗户上加装了纱窗，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和灶间，有煤气灶。393弄内一个食堂路，路过时经常能够看到那里不停的冒着蒸汽，也能闻到一股食堂特有的味道，我们家经常到食堂买长条的馒头，一条半斤。那一年全国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切都要凭票票证，凭户口簿、购粮证发票证，每个人一年的票证印在一张纸上，粮票、肉票、布票、专用卷、蛋票、鱼票、糖票等等，五花八门。吃饭的时候阿姨会盯着，当我吃完第二碗米饭时阿姨会说，你的定量吃到了，不能再吃了，家里经常买三分钱一斤的豆腐渣，加一点卷心菜叶子炒着吃，既当菜吃又充饥，蔬菜是不凭票的，所以十分紧张，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也经常半夜去排队买菜，尤其是冬天，天又冷，又没有睡醒，阿姨和我们分开排队，也有完全买不到菜的时候，好在海带、咸菜总是不会断档的，干海带7角8分钱一斤，回到家剪一点下来，能泡出许多，咸菜1角钱一斤，买一斤够全家人吃一天的。生活很艰苦，但感觉还是充满乐趣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了，虹桥路古北路口有一个很漂亮干净的游泳池，以前是苏联专家援建我们时建造的，这时专家们撤走了，这个游泳池就成了市里干部们的游泳池，暑假里孩子们会天天去游泳，这里不要门票，陆医生那里办一张体检卡就可以进去了 。393弄隔壁就是法华路第一小学，我一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都是在这所学校念的书，学校的一楼有一个乒乓桌，下课时，同学们都会排队轮流上去打几个球，谁先输两个球就下来，操场上还有单杠，双杠，爬杆等运动器械。

父母亲和四个孩子在393弄幼儿园的花园内拍照。

393弄4号，我的第六个家。

59年，我们家从393弄78号搬到393弄4号居住，原因后来才知道是因为78号后面就是上钢十厂，钢铁厂的声音夜里十分响，父亲因写文章会神经衰弱、失眠，所以就搬到了4号居住。

住在39 3弄时，五位邻居合影。（左起：林德明、顾维汉、范征夫、包善政、徐唯实。徐唯实是机管局副局长，其余四人都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康平路四弄二号，我的第七个家。

61年在干部们和工人相结合近三年后，听说周总理找了柯庆施谈话，说上海的干部搬到工人新村居住，北京的干部是不是要搬出中南海呢？于是干部们又纷纷搬回市中心居住。

康平路四弄是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弄堂，一头在康平路，一头在高安路，弄堂里只有我们这一个院子和高安路第一小学。

这个院子是30年代建造的，里边有2栋三层楼的小洋房，一个小门卫室，1幢二层楼的辅助用房。解放后这里是申新九厂肺结核疗养院。61年市机管局用浦东一所大房子置换的。61年底最先搬进去的是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范征夫，林德明，住四弄二号，机管局副局长徐唯实、王晓东住四弄四号。不久二号又搬进来孙福全，倪士敬，沈绳善三户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办公厅的老门卫贾政。四号又搬进来市人委保卫科干部王锡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干部们纷纷被打倒，二号范征夫家搬进来孙更舵（粮食局长），王聿先（卫生局长），林德明家搬进来蓝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林（水产局长）。四号搬进来宋季文（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实人（市人委副秘书长），张甦平（市人委副秘书长），黃大明（水产局副局长 ）。

二号的一楼有两个厨房间，各有四户人家同时烧饭，用水龙头淘米洗菜都要排队。三户机关工作人员都变成了机关造反队的头，12户走资派轮流被抄家、批斗，走资派的子女基本上都赶到农村去。四号的王晓东自杀了，家属被赶到外地，四号的徐唯实家也是最早被赶到高安路汽车间的。也有个别走资派要起来造反，但造反派不让。机管局西区管理室的个别人员也发扬造反精神，怒斥走资派及子女，甚至隔壁的门卫，原来的国民党俘虏兵也成了革命群众，口出恶言。

十年之后，老干部们基本上全部落实了政策，分配了工作。我在第七个家里住了62年，其中9年在黑龙江插队，这里的一切都留在了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