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广西路三号（上）

箫鸣

图一：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一九六零年，我刚满六周岁。

父亲是这一年十月由华东局紧急从上海调至青岛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反党分子、前任市委书记滕X X制造的多起冤假错案，同时肩负着带领百万青岛市民尽快扭转工农业生产颓势的使命。

初冬、妈妈带着我们姊妹四人从上海启程来到了青岛。

记得火车到达青岛时已近黄昏，市委张心语付秘书长去车站接的我们一家，新家的地址就是广西路三号。

图二：广西路是青岛市最复古的宝藏级老城区马路，始建于1901年，曾经是青岛市最早的中央商务区，德占时期称亨利王子大街（上图）日占时期称佐贺町，建有青岛市最老的酒店、会堂、银行、商场、西餐厅、邮电所、报馆等等。

图三：从上海到青岛后的第一个家——广西路三号，这是从马路南边向北看，柠黄色的外墙、戴着红瓦的帽子，煞是好看。

广西路三号位于广西路东段，座落在江苏路与广西路交汇处的西北角，因日照路从东南方向斜插至西北端，广西路三号被切成了一个三角地带，楼宇建造在西侧，东边是一个三角形的花园，花园里绿草茵茵，周边种滿了粗壮的国槐树，院墙是美式风格的矮墙，不过一米三、四高，石柱之间用的是绿色方格木做成的围档，从外向里看一览无遗。

从广西路南侧看这幢西式别墅，虽然外表并不怎么华丽，也没有过多的艺术造型，但掩映在绿树中间的柠黄色外墙、戴着红瓦的帽子也煞是好看、敦实恢宏的建筑方显出设计师和建造者沉稳厚重的风格。

图四：青岛浙江路天主教堂，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广西路三号也是同期建造的，是该教堂教主、德籍教士维昌禄（1883-1941）的公馆

据小学同学的女儿介绍，(她工作在青岛市城市规划院，曾参与过保护青岛著名历史建筑的工作)，广西路三号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占地一亩多、是美国圣公会青岛圣弥厄教堂的主教维昌禄使用的，维昌禄是筹资建造青岛浙江路天主教堂的功臣，如果不是希特勒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所有德国以外的汇款，这所教堂应该建造的比现在高出整整五十米，成为亚洲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广西路三号的居住者是当时的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王少庸，一九五四年，受高饶联盟和“向明反党宗派集团”的牵连，王少庸被打成反党分子，从而撤职入秦城监獄达七年之久，一九六二年平反后调入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付部长。

图五：王少庸（中）（1908-1985）河北唐山人，1932年入党，曾任新四军四师宣传部长、鲁南军区城工部长、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五十年代任青岛市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投靠了四人帮，后因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图六：向明（1909-1969）山东临朐人，1931年入党，曾任济南市委书记，华野八纵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分局第二书记，1954年被错定为“高饶联盟”主要成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81年中共中央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广西路三号的院门分行车门和行人门，房子的入户门是朝南向的，也就是面向大海的，推开入户门是一个换衣换鞋的门廊，大约四五平米，进二道门后就是宽敞的大厅和通往二楼的拐角式楼梯，房子一层二层的房间布局几乎是一样的，各为三间，可能那时的我太小，感觉每个房间都超级的大，一楼的三间房子朝南、朝东各一间、还有一间客厅既朝南也朝东、客厅南边是花岗岩砌成的长方形大阳台，向东是一间半园形的花房，花房窗户采用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彩色玻璃，朝南的房子是一间乒乓球室，朝东的一间是随父亲一同来青岛的姫秘书和警卫员小李叔叔住的，房子的西边是一字排开的卫生间、歺厅和厨房，卫生间每层一个，都是干湿分离的，所有房间都是有窗户的，而且釆光极好，房子的最西边是一间车库和锅炉房。

图七：这是院子的行人门，行车门在它的左侧，现在已经被封堵了。

图八：通往二楼的、宽敞的拐角式楼梯。大厅现在垒起了好多小房子，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二楼的三间房子一间是父母住的，另一间是客厅兼书房，这间的东边是一个半园形的大阳台，也就是楼下半园形花房的顶端，站在阳台上可以眺望到美丽的小青岛和前海沿，安静的时候还可以听到海浪撞击太平路沿岸防护坝的声音。

图九：房子的最东边是一个半园形的花房，花房顶端是一个半园形的大阳台，花房原本有五个同样大小的窗户，现在被封堵了三个

我们四个孩子和娘娘住在另一间向东的房子里，娘娘是从山东带到上海的阿姨，又从上海带到青岛来的，上海人将女性长辈统称为“孃孃”，到了山东入乡随俗自然就改成了“娘娘”。

图十：时任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青岛市市长的父亲——张敬焘。三个孩子是我和哥哥姐姐，我总是穿哥哥穿过的旧衣服，灯芯绒的条纹都快磨没了。

初到青岛，最难容忍的就是吃饭了，六零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青岛和上海的饭食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上海记忆最深的就是大饼油条，烤至金黄色的大饼镶嵌着香喷喷的芝麻粒，包裹着酥脆的油条闻着就垂涎三尺，可到了青岛却是上顿玉米饼子、下顿地瓜面窝头，真是难以下咽，哥哥姐姐上小学了，懂些事了，爸爸给他们做工作也就勉强吃了，我和弟弟还小不懂事就拒绝吃饭，因为饭不好吃，我和弟弟一个劲的央求妈妈：这里不好，我们还是回上海吧，面对着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妈妈也只能暗自苦笑。

从上海到山东，生活条件确实相差的太多，妈妈为了给我们四个孩子增加点营养，每周每人奖励半包青岛名特产钙奶饼干，记得有一次，我用茶杯把饼干全泡了，觉得这样好吃，想泡在杯子里分几天吃掉，还藏在楼下乒乓球室的窗帘里面，不巧被娘娘打扫卫生时发现，娘娘告诉我、快解解馋一顿吃了吧，泡在杯子里就会馊掉的，我很无奈，只好恋恋不舍的将它吃掉了。

图十一：青岛食品厂生产的钙奶饼干，儿时的最爱，近一百年了包装依旧没变。

到青岛后的第二年我就要上小学了，六一年的八月初娘娘带着我拿着户口本高高兴兴的去江苏路小学报名，可学校只收到八月二十一日出生的，我是八月二十三日出生的，怎么说学校老师也不收，要等明年再来报名，看着和我一起从上海来的牛牛报上名得意的样子，(他就是八月二十一号的生日)，我一肚子的火回家躺在地上就发脾气，非要上学不可，那时真的不时兴走后门，一切按照制度办，崩管你是什么背景，也没有托关系送礼一说，为什么那个年代社会生活如此和谐，人们都在遵章办事，其实就是下意识的遵纪守法，良好的社会风气自然就行成了。

图十二：我的母校——青岛市江苏路小学，始建于1901年，前身为德国总督府子弟学校

那时我父亲虽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但我家也没有任何的特殊照顾，地瓜叶子、槐花玉米糕都是家常便饭，最困难的时候连酒糟都吃过。我姥姥那时六十几岁，为了省点好吃的给我们四个孩子，经常不吃饭，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了肝硬化、后合并严重腹水去世的。姥姥是个慈眉善目的胶东老人，她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姥爷曾去过莫斯科、是见过列宁的人。我好奇的问姥姥、姥爷去莫斯科干嘛，她说姥爷做了一手好豆腐，听说卖豆腐在苏联可以挣大钱，就舍家撇业的去了莫斯科，卖了三年豆腐挣了些钱回黄县老家盖了新房，还买了三十亩梨园，从此改善了家庭生活，送我大姨和妈妈上了学堂，民国初期就具有这种远见和胆识的姥爷也着实让人佩服。不过这三十亩梨园和一幢新房并没有给我妈妈带来好运，文革时造反派就此要打我妈妈地富分子，其实土改时我姥爷家定的成份就是富裕中农，三十亩地早就上交大队了，我大姨和我妈妈先后参加工作和革命离开了老家，房子没有用也就送给亲戚了。

图十三：妈妈和我的姥姥——一个慈眉善目的胶东老人

有一次我和姥姥在院子里摘槐花，墙外有几个十几岁大的男孩要帮我姥姥摘，那时的槐花也是上乘的饱腹食品，孩子们既想帮忙摘，也想要一些回去吃，这些男孩刚摘了一小筐槐花，竿子啪的一声就断了，几个孩子吓得跳下墙头就跑，姥姥大声呼喊着、别怕孩子先把这筐槐花拿回去吃吧。那个年代的孩子也真是老实，弄折了一根竿子就以为做错了多大的事，一溜烟儿就跑没影了。

当然也不全是好孩子，广西路三号附近有个外号叫大眼的孩子，比我大几岁，是个降班生，块头也大我一圈，在去江苏路小学的路上经常拦截我、威胁我，今天和我要枝铅笔、明天讨块橡皮，到后来发展到要五分钱、一毛钱，我开始害怕不敢和大人说，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告诉了我妈妈，我妈妈找到大眼，和他谈过后大眼就再也没有欺负我，现在大眼也该七十多岁了，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段时光，也不知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

图十四：1963年，兄妹四人在一楼花岗石大阳台上的合影

五八年大跃进、北方几省特别是山东河南安徽属于浮夸风的重灾区，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牛皮吹破了天，舒、吴、曾三个牛皮匠吹了个火树银花，却落得个一地鸡毛，平民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了。三年困难时期青岛人民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地瓜干可以卖到七元一斤，那时普通职工的平均月收入只有44元，这点钱养活一家人是何等的不易。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诧异了，四十几元钱还买不了十斤地瓜干，怎么够吃呢？这是我要说明的：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国家是根据人们不同的劳动强度提供粮食定量的，一般是每人每月25斤左右，小孩子更少一些，这个定量是要使用粮本才能购买的，所以那时候粮本和钱包同样的重要，粮本上的粮食是不太贵的，每斤地瓜干大概一毛多钱，可是那个年代没肉没油的，吃的清汤寡水，靠定量粮食根本吃不饱，这就催生了议价粮食的买卖，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多少钱一斤按供需要求，货物紧俏时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可那时的老百姓兜里又没钱，没有多少家庭舍得花高价买议价粮食，吃不饱多半也只能干饿着。据父亲讲中央召开救灾会议，周总理点名让江西省支援山东省三千万斤大米，尽管江西老俵也很难，但主管江西省农业的刘俊秀书记表态勒紧裤腰带也要帮助兄弟省。刘俊秀书记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不追浮夸风，扎扎实实的在江西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把江西省的农业搞得风生水起，连毛主席都称赞他是农业专家。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从江西省调出的粮食总量达三亿斤，毛主席、周总理都说刘俊秀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好同志，那个年代江西省的粮食援助不知道少饿死多少山东人。

图十五：刘俊秀（1904-1985）江西永新人，1927年入党，曾任红六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参加了红军长征，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五十年代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全省农业，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去江西，刘俊秀请总理喝酒，总理讲喝酒可以，条件是一杯酒一亿斤粮食，刘俊秀讲：当时真是咬着牙答应喝下了三杯酒。

待续：敬请期待《记忆中的广西路三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