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二中岁月（二）

芳泰

难忘的二中岁月（二）原创刘维新百年学府 2023-05-23 07:00 发表于广东难忘的二中岁月（二） 高13班刘维新 图片作者照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于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这样定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在二中的高中岁月，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文革”中度过的。 在我入读二中的1962年，学校的高考打了“白板”，也就是大学升学率为零。这给全体师生心灵深处以极大的冲击和震憾！于是全校上下，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埋头苦干，狠抓教学，使高中升大学的比率一年比一年好，到65年，高考升学率已接近80%。那是在当时大学普及率还相当低的时期，能达到这样的比率已是相当不错的了。而学校对即将毕业的66届更加看好。你说，这对66届毕业的学生们是怎样的一个诱人的前景啊！而对67、68届的示范和激励作用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却完全让人始料未及。 1966年的6月，二中全校师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进行着紧张而有序的总复习；而66届的大哥大姐们则是早已进入了最后的“100米冲刺”，准备收获又一个80%！ 6月13日，白天按表上完了一天的课程，晚上开始上晚自习之前，有人从双峰县城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县城早在6月11日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立即行动！ 于是，紧张的学习在这一刻被彻底地按下了停止键！从6月13日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开始，大字报，大辯论，大揪斗，大串联等等大动荡，代替了校园往日的宁静和刻苦的学习。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冲动，完全陌生，以造反为一切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被洪流裹卷，身不由己地在极速向前。脑子却懵了：昨天，神经还绷得紧紧的在准备期末考试，今天突然全部松驰下来，复习不要搞了，什么书都不要看了，只是跟着狂热地“造反”！是解脱？是如愿？好象都不是。曾经每天步行三十几里读通学，就为了今天的造反？我百思不得其解…… 斗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运动在一步步地推向深入。 先是揪斗学校的“当权派”，连同老师也被当作“臭老九”批斗。然后运动逐步升级，矛头指向县、地、省，直至中央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会，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三个月后，造反派们自发地开始了走向全国各地的串联。串联的目的说是为文革造势，互相学习，联合起来造反。于是走长沙，串武汉，去往全国各个革命圣地和文化革命搞得最火热的地方。 那时的红卫兵串联，有两种行进方法。一种是步行：一队队红卫兵，背着背包，举着红旗，行进在公路上，每天几十里，向着他们自己选定的目的地前进；一种是乘车，那时所有班次的客运火车，都向串联的红卫兵免费开放。沿途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串联的红卫兵每到一个站，只需出示自己那个红卫兵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就有人免费安排串联学生的吃、住。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往北京的串联。 1966年9月20日左右，由学校红卫兵总部，组织当时在校的高、初中红卫兵师生（只限贫下中农子弟）去北京串联，学习取经。火车免费，住宿、伙食一路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免费提供，说是“为毛主席的客人”服务。但火车上的拥挤却是没法形容的：过道中、餐桌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卫生间、火车顶上的隔层里，所有能塞人的地方一律塞得水泄不通，人挤人挤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实在被挤得太受不了了，只得在武汉下车，停留两天。 在武汉“串联”过哪些学校，我早已记不得了，但游览武汉长江大桥的美好记忆，却永驻脑海。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同学，相邀去游玩我们曾在书本上多次读到过的，当时中国引以为傲的跨江大桥，给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乡里伢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站在公路桥上，眺望三镇，那夜景，美得让你无以言表。长江两岸的万家灯火，倒映在水面上，五光十色，随着微波轻轻荡漾，十分的迷人。江面上被灯火点缀的船只，犹如飘荡在江面上的星星，与天上的星星合为一体，水天一色，在茫茫夜色中，整个画面让人仿如置身童话世界，流连忘返。 到了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了北京市北海中学的一间教室里住下来。九月的天，每人一床毯子，盖、垫就都对付了。吃的全是北方烙饼，听说也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各个地方调运来的。每人每歺2个，中午没打算回来的就将中歺带上。 说是串联，其实是在北京各处游玩。天安门广场，故宫，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颐和园，北京动物园等等，各选所喜。我们有的同学，出去游玩得迷路了，到晚上十二点还找不到北海中学住地，最后只好请警察帮忙才解决问题。 本来计划过完国庆，等待毛主席天安门城楼接见后再回来，但很多同学实在不习惯那种生活，我们就于国庆前夕回到了二中。 接下来的运动，除了斗走资派，就是两派斗争了。当时二中的两派搞得很厉害，各班的红卫兵组织最后都分成两大派，一个“湘派”，一个“湾派”，两派势不两立，斗得不可开交，都认为自己是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对方则是“保皇派”。也有一些同学，有时来，有时去；还有一些同学很少来校，索性在家挣工分，名为“逍遥派”。 这样一直持续到68年秋季我们正常应该毕业的时候，66、67届接到了毕业通知后先后返乡，68届则被留下来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复课闹革命”，至69年元月才离校。 图片 此时的中国，已经积存有三届初中、高中、中专和大学的学生。为了安置这批巨量的待业青年，上面发出了“上山下乡”和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将这批人基本上都推向了容量有很大伸缩性的农村。 这就是我在二中高中阶段的大概经历。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校友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甚至会怀疑这是不是在“编故事”。其实不，这是历史的真实。通过这一个个普通学生所经历的一个个很不普通的事件，汇映出我们所经历的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是如何的“史无前例”。我今将之晒出，意在为同辈人重拾记忆，向非同辈人述说所谓“老三届”不堪回首的那段“二中岁月”，祈愿历史不再重演。阅读 284 　　 难忘的二中岁月 （二） 什么是“老三届”？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正在学校学习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高中学生。他（她）们在身体成长的时候，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苦日子”；学习的时候，经历了高中阶段的文化大革命；就业的时候，又被“上山下乡”和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史给予了这一代人苦难的磨砺，也淬炼出了有作为有历史担当的老三届人。 下面就从“我”的视角来聊聊双峰二中的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怎样度过的。 在我们进入二中的1962年，那年的高考，二中打了“白板”，也就是大学升学率为零。这给了二中的全体师生心的深处以极大的震憾！于是卧薪尝胆，凤凰涅槃，狠抓教学，使升学率一年比一年好，到65年，高考升学率已接近80%！那是在当时大学普及率还相当低的时候，而学校对即将毕业的66届更加看好！你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诱人的前景啊！对67、68届的示范和激励作用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接下来的形势发展却完全让人始料未及。 1966年的6月，二中全校师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进行着紧张的期末总复习；而66届的大哥大姐们则是早已进入了最后的100米冲刺状况，准备收获又一个80%！ 13日，白天按表上完了一天的课程，晚上开始上晚自习之前，有人从双峰县城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县城早在6月11日就开始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立即行动！ 从此，读书被彻底地按下了停止键！从6月13日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开始，大字报，大辯论，大揪斗，大串联等等大动荡，代替了校园往日的宁静和刻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被洪流裹卷，身不由己地在极速向前，脑子却懵了：昨天神经还绷得紧紧的在准备期末考试，今天突然全部松驰下来，复习不要搞了，什么书都不要看了，只需跟着狂热地“造反”！是解脱？是如愿？好象都不是。曾经每天步行三十几里来求学就为了今天的造反？我百思不得其解…… 斗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运动在一步步地推向深入。 先是揪斗学校的“当权派”，连同老师也被当作“臭老九”批斗；然后逐步升级，矛头指向县、地、省，直至中央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会，一次又一次的示威游行，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校园差不多所有角落。 三个月后，造反派们自发地开始了走向全国各地的串联。串联的目的说是造声势，互相学习，联合起来造反。走长沙，串武汉，去往全国各个革命圣地，如井冈山，延安，韶山…… 那时的红卫兵串联，有两种行进方法，一种是步行：一队队红卫兵，背着背包，举着红旗，行进在公路上，每天几十里，向着他（她）们自己选定的目的地前进；一种是乘车，所有班次的客运火车，都向串联的红卫兵免费开放。沿途设有红卫兵接待站，串联的红卫兵每到一个站，只需出示自己那个红卫兵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就有人免费安排串联学生的吃、住。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往北京的串联。 66年9月20日左右，由学校红卫兵总部组织全校红卫兵师生（只限贫下中农子弟）去北京串联，学习取经。车费、住宿、伙食一路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免费提供，说是“为毛主席的客人”服务。但火车上的挤却是没法形容的：过道中、餐桌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卫生间，火车顶上的隔层里，所有能塞人的地方一律水泄不通，人挤人挤得人透不过气来。 到了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了北京市北海中学的一间教室里住下来。九月的天，每人一床毯子，盖、垫就都对付了。吃的全是北方烙饼，听说也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各个地方调运来的。每人每歺2个，中午没打算回来的就将中歺带上。我们有的同学早晨出去迷路了，晚上十二点还找不着北海中学住地，最后只好找警察帮忙。 说是串联，其实是在北京各处游玩。 本来计划过完国庆，等待毛主席天安门城楼接见后再回来，但很多同学实在不习惯那种生活，我们就于国庆前夕回到了二中。 接下来的运动，除了斗走资派，就是两派斗争了。当时二中的两派搞得很厉害，各班的红卫兵组织最后分成两大派，一个“湘派”，一个“湾派”，两派势不两立，斗得不可开交，都认为自己是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对方则是保皇派。也有一些同学，有时来，有时去；还有一些同学很少来校，索性在家挣工分，名为“逍遥派”。 这样一直持续到68年秋季我们正常应该毕业的时候，66、67届接到了毕业的通知，而68届则被留下来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复课闹革命”，至69年元月才离校。 此时的中国，已经积存有三届初、高中的学生。为了安置这批巨量的待业青年，上面发出了“上山下乡”和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将这批人基本上都推向了容量有很大伸缩性的农村。 这就是老三届，特别是我们68届在二中高中阶段的大概经历。对于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校友们，根本无法想象当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切，甚至会怀疑我这是在编故事。其实不，这是历史的真实。通过这一个个普通学生所经历的一个个很不普通的画面，汇映出我们所经历的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是如何的史无前例，令人难忘。 G13 刘维新于贵阳 2023 .04.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