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p><p class="ql-block"> (2016.4)</p><p class="ql-block"> 谭 霆</p><p class="ql-block"> 木棉会提议大家写一两个父辈的小故事。我想,现在贪官们之所以如此疯狂贪腐,主要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完全背叛了共产党人的初衷,已经沦为不再是为老百姓谋幸福,而是为个人谋私利的群体!而我们父辈中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一生都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大节不待说,即便是小事,他们也会时时处处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私利之前。由此,我联想到了当年我家的一坨牛粪干。</p><p class="ql-block"> 我家曾有一陀牛粪干,那是上世纪三年经济困难时,一位好心人把它当作医治肝炎的偏方送给我们的。尽管牛粪干后来没被入药,但它却时常勾起我对当年的回忆。</p><p class="ql-block">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都忍饥挨饿。但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其实当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上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袖,下到各省市领导,他们多数都主动带头减粮。许多领导同志不单减去自己的口粮,而且还减去家人的口粮。我们全家人的口粮,就是父亲主动提出减少的,而且是一减再减。记得我本人的口粮就由原来每月21斤,后来减到了12斤,最后再减到了9斤。现在很难想像,当年像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子,每月仅靠十斤八斤粮食是怎样熬过来的。开始时大家都吃食堂的双蒸饭,双蒸饭就是把蒸好的米饭加水再蒸第二遍,如此米饭的体积会膨胀变大,当然这也只能是欺骗眼睛,却欺骗不了肚子。我两个姐姐和哥哥每人每顿是三两,我和妹妹每人则是二两。所谓二两饭也就是一个小饭团,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些餐馆的半碗饭。在那个缺油缺糖几乎无肉的年代,一个小饭团吃下去真不知跑到了胃的哪个角落,总之感觉就像没吃一样。后来粮食越减越少,爸爸就叫外婆用石磨磨米浆,煮好后稀稀的米糊混着几片白菜,每顿一两碗,吃完撒上一泡尿,肚子马上又开始擂鼓了。当年我们一家人真是个个面黄骨瘦,饥肠辘辘。我妹妹那时才五六岁,记得有一回她见到生米,竟不顾一切冲上去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她实在是饿得慌,饿得难以忍受啊.....!</p><p class="ql-block"> 从1960年到1963年,我们全家先后吃过谷糠、黄狗头、蔗渣、蕉树根、木瓜树杆、玉米秆、玉米芯以及小球藻等。这些东西不仅难以入口难以下咽,更重要是没有营养。我们五兄弟姐妹及父母外婆和保姆全都得了水肿,个个眼皮浮肿下垂,脚脖子滚圆发亮,按下去半天不能复原......。及后更是全家都患上了黄疸性肝炎,人人面色蜡黄,体倦乏力,肝区疼痛......。由于太缺乏营养,我们看了不少中西医都认为难以治愈康复,所以才有了上文提及的那坨好心人送来的牛粪干,有了日后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回忆,还有令我们终生不能忘的父亲那种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的克己奉公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广州毗邻港澳,不少人在经济困难时期都不同程度得到香港亲戚的一些帮助。我们有个堂姑,不时也从香港寄来些油、糖、腊肠之类的食品。开始看到这些馈赠,我们这些早已饿得眼冒金星的孩子顿时心花怒放,以为这下总算可以解馋了。万没想到,父亲却让姐姐一次又一次地把食物全部送到大院机关食堂。记得父亲当时看到我们一脸的不舍,抚摸着姐姐的脑袋说:“现在国家暂时遇到了困难,缺少食物的不光我们一家,我们应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只要大家互相帮助,勒紧裤带共度难关,困难就一定能挺过去的”。 父亲还说:“你们再想想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彭湃、谭植棠,他们一生只有付出,却不求任何回报,这种大公无私和克己奉公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p><p class="ql-block"> 彭湃家当年是海陆丰有名的大地主,他把所有的房屋财产粮食都分给了当地的贫雇农,举国震惊。彭湃早年留日回国,到广州看云楼拜访陈独秀,正巧父亲也在陈家,从此他们便成为了挚友。后来他们先后在中共两广区委、广东省农工商学联合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南昌起义中一同并肩战斗。父亲对彭湃一心为农民谋取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一家私利的精神无比钦佩!解放后父亲与彭湃母亲在广州会面,还多次提及此事,赞扬彭湃是真正共产党人的楷模。</p><p class="ql-block"> 谭植棠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算起来是我的堂兄。父亲说他家是地主兼大米商,套用今天术语他就是”富二代”。当年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广东群报》、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机构,其经费不少是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以及我父亲等人解囊捐助的,而捐赠数额最多的则是谭植棠。抗战期间,他还向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捐出了多达十几万担的谷物。然而,谭植棠1952年三反五反时被污蔑为“大老虎”(贪污犯),在南方大学被开除出党吐血而亡时却是穷困潦倒,留下主要的遗产只有一张烂凉席、一床破被、一副眼镜、一本毛著、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当然,他的“遗产”中还有一顶”大老虎”的大帽子,其冤死惨状实在令人不胜唏嘘。上世纪80年代谭植棠得到了平反,他女儿当时对我父亲说,她爸爸从不后悔参加革命,因为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他就已做好了把一切都献给党和人民的打算。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啊!这才是真正共产党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甘愿贡献自己一切的毫无自私自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当年共产党人正是具有这种不惜牺牲个人一切利益的精神,人民群众才愿意跟着党走,中国革命才因此取得成功。</p><p class="ql-block"> 父亲一生别说贪图升官发财,就是让他利用权力和关系为子女谋取点滴利益,他也会断然拒绝。</p><p class="ql-block"> 记得我二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家四口蜗居在高度才2米3,面积才12平米的小房里,一厨一厕三户人共用,柴米油盐、盆桶板凳甚至煤粉煤球等都只能塞在床底下,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一次二姐对父亲说:“爸爸,市房管局一位领导说,只要您写张纸条给他,他就可以分一套房子给我”。父亲语重心长地答道:“你房子小是有困难,但因为国家有困难。你工厂工人可以住,你也应该可以住。不属于你应得的,你不该惦记着得到。百姓能吃的苦我们也应该能吃。我们反对别人走后门,自己就要带头不走后门……”。父亲一番话,让二姐心悦诚服。从此她没再叫过父亲写字条,一家四口在12平米小房一住便是十几年。</p><p class="ql-block"> 同样,我哥哥工作了十几年,一家三口也分不到宿舍,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还是父亲东纵的老战友,父亲心里非常清楚。但他对哥哥说:“ 权力是人民的,私人的事,不能滥用人民的权力!”。这就是父亲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他的权力观。</p><p class="ql-block"> 我们小时候家住农林上路二横路一栋带花园的两层别墅,非常宽敞,后来搬到省委统战部大院,是两层房子共两厅六房两厕一厨。1964年大姐和哥哥都考上大学了,父亲便主动向组织提出减少一半住房,即只保留一层面积。其实即便他们俩到外地读大学,当时我们家连保姆也还有六、七口人。记得当时母亲提出让出一层房子是否会太拥挤,但父亲坚持并说服母亲道:“我看到机关许多同志居住条件都很不好,比我们住一层更拥挤,让出部分房子会使他们有所改善,我们应具有这种同甘共苦的精神”。最后我们让出了一层房子,变成了一厅三房。父亲当年还经常说:“解放了,有些人以为我们有功劳应该多享受,但其实我们革命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而绝非为自己。所以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后来我们搬到了永红村,由于兄弟姐妹大都回家住,而且还结婚生下儿女,我们家便越发显得拥挤了,三间房共住了近10口人。那时我们不知从那里听了些形容老干部状况的顺口溜: 老干部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还有就是:新干部坐新车,老干部坐老车;小干部坐小车,大干部坐大车…...。记得父亲听到后淡淡地说: “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享受,更不是为了谋取一己私利”。</p><p class="ql-block"> 一坨牛粪干,它让我回顾重温了老一辈为党为国为民甘愿奉献的精神。我们有责任把这一切告诉后人,尤其是告诉青少年。父亲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一生追求真理,甘于奉献,从不谋取私利!他们老一辈革命者与当今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官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本质上有着天渊之别!尽管当今反腐之路崎岖漫长,但我们党只要下定决心,把老一辈这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精神发扬光大,相信总有一天,杜绝贪腐的制度必将会建立与完善起来,使党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能承前继后发扬光大。</p><p class="ql-block"> (原文题目:从一坨牛粪干联想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