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心切切炉中丹

杨孚春

（一）出生

民国17年夏，父亲出生于澧县复仁乡龙堰村的一个小山湾。因为那里全是陈姓人聚居，所以叫陈家湾。又由于那里祖上在清朝出了个翰林，故而又叫翰林湾。

翰林湾山明水秀，十分宜人。

和许多地方一样，翰林湾也有着自己的传说。

据说很早以前，有个风水先生来到这里，流连不舍，久久驻足。他看到湾的南面是一脉峻拔的山，三个小山头并肩耸立；湾的北面是一片平缓的山冈，绵延成新月的形状；一条溪流潺潺流淌，从湾中近南山处穿过；几口堰塘波光鳞鳞，嵌在湾里。那个阴阳先生说，三星伴月！好风水啊，好风水！不过他又说，可惜这三星的东边是座马山，而湾里人家聚气处有座土朝门，上面长满了茅草，那户人家发迹后会拆了土朝门建新屋，草没了，马就要饿死了。所以，这里的好运不会持久。

阴阳先生指的人家就是翰林大嗲的房子。翰林大嗲耕读立身，热衷科举，因家穷，每次赴试，都靠步行，出门前蒸一大麻袋馒头，背着，供路上裹腹。久试不中，毫不气馁，屡败屡战，直到七十二岁，才上黄榜。荣登后，皇帝召见。皇帝见是须发飘飘一老者，便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求什么功名呢？翰林大嗲说：“回皇上！日落西山有一红啊！”皇帝大为赞赏！说得好！朕赏你翰林院伺候！皇上还说他名字太旺，陈大成！孔子乃谓之集大成者！遂赐他名字，叫陈达成。皇上细细询问他的家庭情况，知道他家庭贫苦后，赐给他四百两银子，让他回家修缮房屋。翰林大嗲回家后，果真拆掉了老屋和那土朝门，修了新居，大宴宾客。他在翰林院供奉三年后，便告老还乡了。后人中，也再无发达者。

父亲便出生在翰林大嗲修的那座大宅里，青砖黛瓦，宽檐阔廊，存有历史的厚重感。在我小时候，父亲带我给祖母拜年，祖母还住在那老宅里，不过历经沧桑，老宅只剩下两残间了。

父亲出生时，家道贫寒，只有点被称为羊丫脑壳的山瘠田。祖父常年在外跑点小生意，从湘潭贩米回来赚钱度日。祖父英年早逝后，父亲和祖母的生活就更加困顿了。

（二）求学

父亲在家乡读完小学，便去县城里的澧县中学读初中。不久，姨嗲姨婆把他接到长沙，入读兑泽中学。

姨嗲向淑龄，当时在湖南大学读书。姨婆陪读。姨嗲家有良田万亩，是当时澧县最大的财主，人称向家，和临澧蒋家并称。姨嗲当时读书不要家里出钱，他读一年书，就休学教一年书，挣下一年的学费和全家在长沙的生活费。姨嗲学问极好，他本是学的化学专业，但酷爱英语。他晚年对我说，他的英语老师是浙江人，留美归来，家里是大茶商，他常邀姨嗲喝茶，姨嗲便趁机向他学得了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1979年姨嗲落实政策，安排在澧县九中教英语，他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一个月时间，编写了一本高中教案。

兑泽中学在河东，周六，父亲便过湘江与姨嗲姨婆团聚。姨嗲姨婆特别疼爱父亲，每到周末就盼他来，为他改善生活。我在澧县二中教书时，常去看望住在棚场街的姨嗲姨婆。有一次，姨婆对父亲说：“德球！我们当年住在岳麓山好开心啊！”

兑泽中学是当时长沙四大名校之一，教师多是学界名流，学校声誉极高。

父亲求学之余，常由姨嗲带着拜访在长乡贤。有一次，他们去拜访了向郁阶。向郁阶是澧县澧南人，和姨嗲是本家，留美生，曾由国民政府派遣考政欧美，时任省教育厅长。姨嗲和父亲去他家拜望，向郁阶矮胖的身躯，气宇不凡，谆谆告诫姨嗲和父亲，读书救国，读书报国。

当时有个从长沙走出去的人正搅得周天寒彻，父亲有个老师正好和他是同学。父亲和同学们课余便问那老师，那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老师沉吟一下，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个人住在武昌东湖时，家里来客人了，给钱要保姆出去买菜，保姆不慎，手中的钱被风吹到湖里去了，空手归来，那人不仅没责怪保姆，还安慰她，重新给钱让她去买菜。

抗日烽烟遍地，父亲的高中是在恩施南海镇的湖北省立四中读的，一是当时日本人尚未打到那里，恩施尚未受战火蹫躏，读书环境比较安静；二是学费相对便宜；但是生活条件艰苦，全是吃的玉米红薯。后来连这样的生活也坚持不下去了，因为交不起学费，父亲高中未毕业便辍学回家了。

（三）谋生

父亲失学回家便失业了，整天在家无所事事。

开初，他在亲友和地方机构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小学，自任校长，聘请当地的博学之士当先生。招了十数名学生，热热闹闹地开学。可那先生学博而不精，开课就给学生教错了个字，窗外听课的父亲给他指出来，他不接受，血气方刚的父亲举起教室里的长板凳就打，结果先生被打跑了，学校也就关门了。

多年后，当时在读的大幺幺当着父亲的面对我说：“你爸爸不把那先生打跑，我们还可以多读些书！”

父亲又失业了，他为生计犯难。

他毕竟是个高中生，当时在那偏远的山乡算个不多有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方争抢的对象。

洪帮因推翻清朝帝制和抗击日寇入侵有功，是当时合法存在的黑社会组织，拉他入伙，委为红旗五哥；

保里邀他做些公务，任为保干事。

他都接受了，但干的时间都不长。可这些事情后来成了掣肘他命运的几根稻草。

而最影响他命运的，是江部的事情。

自日寇犯境，战乱频频，社会治理体系名存实亡，各方势力蜂起，盾牌的此起彼伏。澧县有支盾牌队伍江正法部，号称千人，被国民政府整编为师，编多人少，到处抓伕。父亲被他们抓到了，因为读过书，委任为连长。祖母天天在家哭啼，亲戚们得知后，凑了200块银元，把父亲赎了回来。

人回来了，但是又一次失业了。

恰好这时，大军南下。1949年7月23日，澧县解放，新政权建立。征粮是当时最紧迫的要务，需要大量人手。8月中，父亲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农会的推荐下，参加征粮工作。

（四）履职

父亲参加征粮，最先是到大堰垱粮库当记账员，登记每天入库的数量。这对一个高中生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加上他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

当时的区政委（相当于后来的区委书记）冯三槐同志到粮库检查工作，发现父亲工作表现突出，便调到自己身边当秘书。

冯政委是参加过抗日的干部，河北人，南下澧县履职，性情耿直，魄力很强。他一字不识，对父亲很信任，所有文字材料方面的工作全部依靠父亲。有时深夜加班赶材料，父亲在办公室写，他就坐在旁边，用炭火炖钵子，材料写完了，他俩就一起喝酒。

这是父亲一生中工作最顺心的时光。

建政初，形势复杂，随着运动的深入，许多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父亲也受到了威胁。当时家乡农会派人到区公所，要抓我父亲回去批斗，冯政委知道了，跑到办公室，抽出随身佩带的驳壳枪，猛地往桌子上一拍，怒骂：“奶奶的逼！老子的人你们也抓？！老子枪毙你！”吓得来人慌忙跑了。

征粮工作难度大，风险高，冯政委常派父亲到一线督促工作。一次他和谭徽嗣伯伯（后担任过澧县常务副县长）到中武那边去督查，走到戈头峪与彭家厂之间的一个聚居点，转过一个屋山头，突然发现一群人蹲在禾场里吃饭，那群人有二三十个之多，每人背一支冲锋枪或轻机枪，他们也第一时间发现了父亲和谭伯伯，见他俩背着枪，马上把他们围了起来，边吃饭边审问。父亲他们知道遇到土匪了，但人少不敢先动，土匪也知道他们是征粮干部，准备吃完饭动手。幸运的是，正在拉网剿匪的县大队来到了对面山上，他们发现了那群人，知道不是自己的队伍，马上吹起军号，居高临下冲锋，土匪慌忙砸掉饭碗，往湖北方向跑了，父亲和谭伯伯才死里逃生。

有一年父亲带我去石公桥大幺幺家走亲戚，路过那里，他还指给我看了县大队出现的那个山头。

征粮后，父亲由县里调派，到涔南、焦圻（当时属澧县）参加土改；到界岭、宜万、中武参加抗美援朝征兵；参加西洞庭湖治理，带领一个大队的人马日夜奋战；……

父亲的工作得到了县委的肯定和老百姓的认可，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较好的评价。

（五）被贬

父亲努力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当时澧县有“双马捧二球”之说，这是对他极好的奖赏。

县委两次呈报地委，安排他当区长，但因为成份问题，都没批准。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晚年常对我嘀咕，也和他的朋友说过一些次数。

他说：“那个出身害了我！”

父亲出生时，家中贫穷。祖父贩米卖，赚一点吃一点。家里房子还是翰林大嗲留下来的老宅；几乎没有田产。祖父去世后，宗亲还想赶我祖母和年幼的父亲出门，分掉他们的房屋。是我祖母娘家人出面帮打官司并赢了，才保住了那点薄产。我祖母非常能干，祖父去世后，她勤劳苦做，节俭持家，陆续购置了三十多亩山田，还开了一个油榨房，赚钱供我父亲读书。土改时，按澧县的标准，家庭人均田地十五亩以上的才划为地主，祖母当时家里有三个人，三十多亩土地是不够划为地主的，可家里还有个榨房，按规定抵十五亩土地，这样刚好达标了。父亲由于没有在家管事，不叫地主分子，叫地主子弟。

因为成分问题，父亲升迁无望，但还是不带情绪一如既往地工作。

1956年审干，父亲在江部被迫任伪职的事被查出，而他此前没有对组织上交待过这事，属隐瞒个人历史，不过，鉴于父亲当时是被迫的，同时他参加工作后表现非常好，县委书记马书玉签字指示只作一般历史问题处理，批评教育，不影响使用。

1958年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办公室突然加重了对父亲的处理，开除留用。对父亲的这个处理没有公开，只是内部监控掌握。父亲还是照常卖力工作。

当年，父亲调到了卫星人民公社（大公社，辖原有的如东、永丰、双龙公社），安排担任办公室主任。卫星公社党委书记刘后学伯伯对父亲十分赏识。父亲干工作是拚命三郎，而刘伯伯更是全县著名的务实书记。刘伯伯恢复工作任县环卫处书记时，父亲带我去看望他。坐在他的房里，父亲当他的面对我说，刘伯伯当年工作玩命，和干部群众相处很融洽，公社开大队书记会，几十个人并排睡在一起，全部用被子盖住头和身子，只露脚出来，他就可以凭脚认出是谁，喊出名字来。

刘伯伯工作突出，组织上决定调他任益阳地委农村部副部长，正准备第二天去报到，又一个通知来了，留下来参加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而他在这次运动中被开除了。

不久，父亲被调到永丰公社。

不久，又调到七里湖农场，接着被安排到分场工作，他还是不讲价钱任劳任怨。期间，农场栾书记还曾动员父亲把全家迁来农场。他回家一说，大嗲当场反对，说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是水窝子，涨大水骇死人，不愿去，这个想法就打消了。

但是，1962年，他被下放回家了。

（六）下放

父亲下放回家了，当时他已与母亲成家，便成了永丰公社复兴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他一直读书和工作，很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谙农活。生产队安排他棉花地里锄草，他把棉花苗锄了，草留下来了；安排他秧田里剔稗草，他把稻秧扯了，稗草留下来了；安排他扯秧，他扎不紧秧把，挑秧的人装担时一提就散了；插秧，整块田别人都插完了，只有他的后面露出一垄白亮的水光……

当时母亲已在贫下中农的强烈要求下，从县渔鸭业社的会计，回乡政府（当时的小乡）当会计，公社化后，又回到大队当会计。碍于母亲的面子，队里暂时没有给他太多难为，还给了些照顾，但时间久了，也照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挑土，肩膀磨出了血包，完成的土方也比别人少；他挑稻，常常在泥泞的田埂上摔倒；割谷，被镰刀划破手；打调子，把别人的调把打落……

幸亏当时有些好队邻，同情他，帮助他。他栽秧落后了，有手脚快的人在后面接；割稻落后，有人在前面帮；挑土，有年轻力壮的人主动和他绞伙；推鸡公车不稳，有先完成任务的人帮他扶……

那时碾米，要挑到距家很远的抽水机房里，我几次亲眼看到，大队里的年轻干部顺路帮他把碾好的米挑回来；家里的生活用水，需要到屋后的湖沟里去挑，队里的年轻人也时不时帮他把水挑回来……

1973年，县里修小渡口节洪闸，大队为连，公社为营，县里为团，照顾他体虚力弱，先在连里当通讯员，后到营里，团里，写稿，做宣传鼓动工作，虽也辛苦，但对他来说，比体力活还是轻省得多。

特别是家里人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从不要他做家务，以至于他后来偶尔想自己炒一下饭吃，连锅铲把都不会拿。家里有好吃的，总要给他留着。有苦事难事，也常常是母亲和大嗲小嗲挡在前面。

那时贫穷，靠生产队的工分分配过日子，一年上头，分不了几个钱。家里人要生活，特别是小孩子要读书，要穿衣，大部分要靠副业。有年腊月三十，吃了团圆饭，大嗲和父亲去屋后面的月亮湖里挖藕，想年后卖钱，为我们交学费。当时下很大的雪，北风呼啸，冰凌如刀，大嗲和父亲的腿脚都被刺破了，淌着血，大嗲把自己坑塘里的藕挖完了，父亲还在泥水里开场子，大嗲过去帮他掀泥巴，告诉他识藕路，和他挖完塘里的藕，才一起哆嗦着挑回家。

（七）受难

有一天，我正在天井里玩耍，突然看见父亲从外面急匆匆地跑回来。

我纳闷，他不是在地里出工的吗？怎么现在就跑回来了呢？

小嗲问他，他不作声，在屋里东窜西闯，爬到搁楼上乱翻，找出几本账薄，藏到灶膛里，用灰蒙盖着。

一会儿，屋前屋后来了很多人，四五十个吧，有的拿着枪，——三八枪，有的拿着刀，——当年杀日本人的大刀，有的拿着红缨枪，把我们的屋严严实实地围着。来人也不做声，进屋翻箱倒柜，到处搜查，搜了半天，一无所获。正要撤退时，灶里冒出来了一丝丝的青烟，带队的人觉得奇怪，找个棍子在灶灰里拨，拨出来了几个账本，边都已经烧焦了。他拿出来，一页页地翻看。突然，说了声：“有问题！带走！”随行人员一拥而上，把我父亲摁倒在地上，捆了个二筒，押走了。

我当时在旁边，觉得好玩，也隐隐觉得有点没面子。

我当时最不开心的，是有个铁夹剪，母亲做账簿用的，不锈钢的，当时很少见，我很想当玩具，要了多次，母亲不肯给，可在那天失踪了。那夹剪母亲藏在搁楼上了，那天上搁楼的，只有一个人，那人我认识。

我当时尚小，我心里想，这些人怎么这样呢？！

父亲被抓去了，由公社审押。那个本本里写着他开会时做的记录，刘少奇作报告的内容，当时是犯禁的。父亲立马被关起来了。父亲被关在距公社不远的抽水机站，手脚反绑，悬空吊着。第二天，母亲给他送饭，已是气息奄奄了，饭送到了，人才放下来，母亲涕泪独吞，喂他吃了饭，他才慢慢缓过气来。

母亲给父亲送了饭，又要回去出集体工。还有我们这些年幼的儿女要打招呼。小嗲的干儿子干儿媳妇，也就是母亲的干弟弟干弟媳德岳叔和叶呀呀住得离抽水机站不远，他们说：“姐姐！哥哥的事你不要管了！我们给他送饭！你管家里的事去吧！”他们一日三餐给父亲送饭，自己吃粥，也要给他送干饭，煎蛋，炸小鱼，做最好吃的菜，时间达一个月之久，直到父亲释放回家。

所以，我们心底里，德岳叔和叶呀呀，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父亲的厄运，牵连到了家人。母亲的会计职务被人觊觎，组织查她的账，有人偷偷撕了她的单据，并借此向她发难。大嗲被大队里不明不白地关押，惹得出身贫苦且一身功夫的他暴跳如雷直想打人。

那时，亲情友情等等人性的温暖也保护了父亲。有一次，在永镇河开我父亲的批斗会，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参与其间，见来者不善，母亲的杨姓族兄翠太伯伯、翠鹏伯伯、翠玉伯伯、翠丙伯伯、翠珍伯伯等暗中商量，每人带一把结实的椅子参会，他们约定，只要有人动手打我父亲，他们就一齐上台，砸烂会场，打倒打我父亲的人，把我父亲抢走。

（八）起用

当时的情况让父亲深感绝望，母亲明白他的精神压力，对他说，你不要管家里的事了，你去找你的老同事老朋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

父亲当时已不能随便出门，若有事出门必须到大队请假批准。他便给曾任县委副书记、当时恢复工作任甘溪区委书记的卢祖贵伯伯写了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不久，卢伯伯就在县里开会时，给红湖区委朱修林书记说了，请他过问一下，尽量给予照顾。同时，又给当时的永丰公社党委书记、也是父亲的老同事的陈克忠叔叔打电话，请他关照。过了一段时间，大队书记通知父亲，要他去公社报到。

当时永丰公社准备修办公楼，那时是计划经济，县里批给的计划物资不够用，需要自行采购一些弥补缺口。公社领导鉴于父亲在外面认识的人多，有些关系，便要父亲当采购员，采购基建物资材料。

爸爸圆满地完成任务后，又该回家干活了。我当时虽小，但也晓得爸爸回来了又要受磨，我多么希望那办公楼慢点修起来。

好在当时永丰公社中学要修教学楼，面临同样的问题。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由我父亲给中学当采购员，采购物资。

这也是我后来虽然没被推荐，但同样也可以上高中的原因之一。

这两项工作都完成得比较好，于是，公社党委研究，安排我父亲去林场工作。

永丰公社林场在松滋河外洲上，是与水争地挽的一个小垸，里面有邻近大队的两个生产队；还有一个知青林场，约二三百个知青集体下放在这里务农；再就是公社林场了，一二十个年纪较大、退下来的大队或站所干部照顾性安置在这里，在自己的生产队拿工分，在林场做事，主要是种西瓜、花生、黄豆、棉花等农作物，还有无核蜜桔、意杨、水杉等果木林用材林，收入主要归公社。

父亲他们住的房子是用芦苇编的把子糊上泥巴做墙壁，上面盖的油毛毡，低矮，阴暗，潮湿，人之外，老鼠是常客，蛇也偶尔光顾，还有野兔、刺猬等时不时来凑热闹。可父亲当时非常满意，母亲也很高兴，父亲去不久，假期里，他们就要我去小住几天，我欢天喜地地跑去，到那里一看，既没有书读，伙食又差，睡在房里，气味难闻，只挨了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九）慈爱

父亲节俭待己近乎苛刻，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了儿女和亲人身上。

他长期穿着破旧的衣服，母亲说：“给你做几套新衣服吧！你穿的这样差，出去找别人办事，不象个样子啊！”父亲说：“我穿这个衣服，他们就不让我进门了吗？”

当采购员时，在外出差，每天有点生活补贴，他舍不得花，攒着，等回家时，买点肉或其他的菜全家享用，从来不在外面吃独食，有时甚至还饿肚子。

我从小就看到，家里一般是来客人了，才弄点好菜，上桌时，父亲陪客人说话，筷子动得少，大都让客人多吃，让我们小孩子多吃。

他在山里长大，湖区抓鱼的一套基本不会。我们家里弄鱼主要依靠大嗲，但是，父亲为了多弄点鱼给我们吃，他也硬撑着随大伙去罩鱼，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有时罩着鱼了，鱼在鸡罩里横冲直撞打脑，他又不会捉，只能喊大嗲捉上来。

有一次，天麻麻亮，出早工，在门口篱笆边，他看到了一个大脚鱼，两三斤重，他硬是冒险把那凶恶异常张口乱咬的脚鱼抓了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

我在尚未达到学龄的时候，肛门长个息肉，时常流血，而弟弟又染了结核，久治不愈，父亲为我们治病，到处拜医求药，卖掉了他在职时购置的唯一值钱的东西那块手表，想尽办法送我们治疗，吃了很多的苦。

最厉害的是给小妹妹治病的事情。小妹妹出生只有6天，得了破伤风，治疗一段时间，不见好转，这病在当时难得治好，没有特效药，在公社医院里当医生、与父亲亲如兄弟的宋伯伯、周伯伯都劝父亲放弃治疗，免得到时人财两空。但父亲坚决不放弃！每天收工后，大概下午6点多钟吧，他就挑担箩筐，一头放着小妹妹，一头放点饮用水或其他东西，从家里出发，步行二十多华里，到津市人民医院找医生给小妹打针，然后步行回家，往往到家的时候已是鸡叫二遍了。每天如此，坚持一个多月，苍天有眼，小妹妹的病终于治好了，包括宋伯伯、周伯伯在内的医生都啧啧称赞，叹为奇迹。

(十)圆满

1978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父亲开始为他落实政策的事奔走，但因为没有找到他被错误处理的情节，迟迟没有结果。他年复一年地找县里、地区申诉，进展不大。

1984年，我调到澧县二中任教。进城了，办事就方便些了。我也按照父亲的交待多次找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父亲的情况。到县里，到地区，不厌其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主管部门细心的负责同志在我父亲几尺厚的档案中找到了1958年错误开除他的工作的材料，平反的事才有了着落。因为他当时已年近六十，所以，平反后直接作退休安置。

随后，母亲的事也落实了，弟弟妹妹们也进城并安排了工作。

父亲持有的是一颗不设防的心。退休后，他连陷骗局，被他以为根本不会骗他的人所欺骗，负债累累，并将债务转移到家里来，严重影响了家庭的生活和发展。好在全家人齐心协力，从容承担，捱过了本不该有的难关。

父亲身体本无大碍，年轻时，有个胃病，中年后，奇迹般地不医而好了。七十多岁时，还骑行几十公里，跑到永丰、如东去会老朋友。第一次得上较严重的毛病，是二十多年前，我因急性支气管炎住院，他天天去医院看我，我耽心他的安全，劝他不去，他硬要去，结果有一天在路上被一辆中巴车撞了，人没生命危险，但从此得了个高血压病。

近十年前，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血管内壁脱落，他想手术治疗，考虑他年事已高，多方征询医生意见后，我劝他采用保守疗法，他听取了我的意见，免了痛苦，享了天年。

去年疫情肆虐，我被隔在外地，不能回来；解封后，疫毒漫延，我怕传染双亲不敢回来。父亲多次问大妹:“你大哥几时回来的?”大妹也没转告我，想必他当时思儿心切!

父亲去世后，出殡的前夜，大妹对我说:“大哥!爸爸生前想要你写篇文章，让人们了解他的身世。你明天就写篇文章，搞个仪式，在亲友面前读一下吧!"考虑到当时疫情严重，和弟弟商量后，这个事免了。

父亲逝去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孚春机屏作纸，以指代笔，搜罗记忆，草成微文，谨作一缕心香，奉献于青天丽日之下，那里有永远挚爱我们的、我们永远挚爱的父亲的不朽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