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母亲

天雨

2022年12月25日，壬寅年腊月初三，母亲因感染新冠病毒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9岁。老人家走时，子女们和至亲都守在身边，面容祥和，嘴角略带微笑，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那一刻永久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清明节恰逢母亲去世百天，连日春雨绵绵，春暖乍寒，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梦里闪现，令我悼心疾首，串起一段段温暖回忆。

母亲出生在1934年9月，她的娘家和我家是同村，还在一条大街上。我家在路北的巷子里，出门往西不足百米，路南的小券门就是姥姥家。

母亲有兄妹三人，在家排行老三。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那时哥哥不足十岁，姐姐才五六岁。生活在战乱、匪患、瘟疫、荒灾、苛捐杂税交织叠加的旧社会，老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孤儿寡母的生活境况更是苦不堪言。为养活三个孩子，姥姥除养种二亩薄地外，还帮人家洗衣服、纺花织布、缝衣做鞋打零工。遇到灾年，只得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女逃荒要饭。

母亲讲，她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有闲上学？一辈子连个大名也没有。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姥姥到雇主家干杂活混饭吃。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他玩笑说，阎王爷嫌她的命贱，不收她，才让她长大成人。

她三岁时，日本鬼子晚上进村扫荡，姥姥外出帮工没有回来，十来岁的舅舅领着大姨和母亲跟随乡亲摸黑往山上跑，她走不动了啼哭，遭到乡亲们的嫌弃，怕把鬼子招来，让舅舅把母亲扔掉。最后三个幼儿独自藏在一个石坑里，等到天亮姥姥才把他们找到。

有一次她害疹子发高烧，几天米水不沾，姥姥没钱拿药只能硬扛，对她不再抱有希望时，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样的奇迹在2018年腊月再次出现。当时母亲突发疾病，昏迷不醒，医院告知病危，建议“回家”静养，令我们万念俱灰。全家人不约而同，坚持请村医在家继续治疗。大家不分你我，彻夜守候在母亲身边，按照医嘱输液、捶背、祛痰、按摩、喂水、吸氧.......。经过半个多月煎熬，母亲命不该绝，化险为夷，创造了生命奇迹。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闹饥荒时，地里粮食颗粒无收，连树皮都吃光了。为了活命，姥姥把她送给几十里外一户人家。那时她六七岁，整日撕心裂肺的大哭，嗓子哭哑了就开始绝食。折腾了几天，人家怕出人命，捎信让姥姥把她领了回来。

历尽千辛万苦，姥姥终于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舅舅十几岁当了兵，在解放战争中负伤后退伍回乡。大姨在县城解放后嫁给了一名八路，随军转战南北，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三个孩子当中，母亲跟姥姥的感情最深，为姥姥的晚年生活付出了很多。

建国初期母亲嫁给父亲，生育了我们姊妹六个。父亲是一家之主，而儿女的衣食都由母亲来操持。我记事的时候，村里的日子都是紧巴巴的。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常让娘犯愁，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吃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极少吃到“白的”(麦子面)，平日里吃“黄的”(玉米面）和“黑的”（山药面)，加上一些红萝卜、山药。到了歉年，只能吃“红的”（高粱面）了，这“红的”又苦又涩，到了嘴里难以下咽，有时不惜挨饿也不想吃它。

不管多么困难，母亲总是想方设法不让孩子挨饿，尽量粗粮细作，让饭食口感好一点。比方把山药面饼子轧成饸饹，浇上一点韭菜卤，把荞麦面包成纯菜馅的包子，把难以下咽的高粱面掺上榆皮面溜成疙瘩汤，春天用榆钱、槐花拌上玉米面做成苦累（方言）等。

饭食不行，蔬菜更是少的可怜。我村是出了名的旱村，旧年间全是望天收的旱地，干旱年份吃水都成问题，村里基本不种蔬菜。外村人常以“死韭菜、烂君达（菜名），卖给陈家庄马村家......”调侃我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县里修建了白草坪和南平旺两座水库，把水引了过来，村里又打了两眼深水井，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当时下饭的菜主要是“咸菜”。每年秋后，母亲都要腌制一大缸白萝卜。腌好的萝卜颜色是红褐色，平时吃饭的时候，从咸菜缸里捞出来一个，切成咸菜块。一手拿着一个窝头，一手拿着一块生咸菜，咬一口窝头嚼一口咸菜，再呼噜喝一口玉米面糊糊，现在还能想起当时平常人家吃饭的场景。

我是家里的唯一男丁，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母亲各方面对我都特别宠爱。有时候向窝头里倒上一点香油，加上点咸盐，做成油盐窝窝给我吃。那时香油很金贵，往锅里或菜里加香油舍不得直接倒，都是用筷子往油瓶里沾一下带出几滴。油盐窝窝也算美食，两个妹妹很少有这样的待遇。

小时候家穷嘴馋，特别盼着家里来客或过生日。只有家里来客或孩子们过生日，娘才会想办法做一顿平时吃不到的饭菜。我和三姐差两岁，生日差一天，我俩的生日凑到一天过。这天能吃两顿“白的”，早起烙一张“翻运饼”，晚上能吃上一碗“长寿面”。烙饼我吃饼心，那一块油多。三姐和帮忙“嚼灾”的姐妹只能吃饼边了。放学回家，最先去的地方就是灶台。在锅头忙活的母亲，偶尔也会单独给我开个“小灶”。从瓦罐里抓一把白面，和成面团，裹在高粱杆上，在灶膛里拷熟后让我解馋。这个外焦里嫩型似火腿肠的东西，我们叫“孤绝”（音），估计现在已经绝迹了吧。

从十几岁外出求学，每周回去拿干粮。每个周末，母亲蒸一锅发面的玉米饼子，切好咸菜放到罐头瓶子里，用一个布兜装好让我带走。夏天天热怕干粮发霉长毛，中间再拿一次。每次回家都能吃上母亲尽其所能准备的“美食”。离家时都要塞给我一块钱，嘱咐了又嘱咐，在学校吃饱别饿着。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到高考到市里上学。

母亲是一个要好的人，对孩子们要求一直很严，“惯吃惯喝不惯懒”。三个姐姐除了正常出工挣工分外，家里还养着猪、鸡和兔子，工余时间让她们去打猪草、刨药材、摘酸枣、割白草给家里创收。我放了假也会被“赶”到山上帮父亲扶钢钎打炮眼、到石灰厂灰堆里捡煤核，我胳膊上至今还有钢钎卷屑割的疤痕。逢年过节的时候，对孩子们很宽绰，该有的东西一件都不会缺。八月十五，姊妹几个都能得到一个月饼和石榴，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足够我们在伙伴面前显摆半天。

入了腊月，母亲就开始忙年。早早就开始为我们准备过年穿的新衣裳和新鞋袜了。村里还没有通电时，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衣服做鞋子，有时候睡醒一觉了她还在忙，为了让孩子们过年都穿上新衣裳。大年初一给长辈拜年时，穿着一身新衣的我会听到很多的夸赞声。

母亲不光做针线活，有时把纺车搬到炕上纺棉花，边纺棉，边唱曲。往往线穗纺了好几个，她的歌儿还没唱完。歌名和歌词我记不清了，曲调好像“千篇一律”。她还能讲好多故事，大都是教人积德行善的内容。搬到市里后，她迷上了拨珠念佛，经常告诫我：人在地上做什么，老天爷都能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要干好事，不要干坏事。她教我做人的道理，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母亲记性很好，对她经历的事儿，不管过了多久，那年那月那天发生的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她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日常算账一口清，有时弄得生产队的会计都很尴尬，那时觉着母亲很了不起。

1994年父亲去世后，把花甲之年的母亲接到城里一起生活。母亲的适应性很强，很快就融入城市生活。在儿媳的“娇惯”下，欣然接受了安度晚年的“懒”生活。衣服不用洗，鞋袜不用做，即使是年夜饭、包饺子也不再用她动手。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全由当老师的“巧媳妇”包揽了下来。平日里到楼下与几个脾气相投的老人遛弯唠嗑，或坐公交到公园听戏。亲戚朋友夸她有福气，美的她得意洋洋。在原来小区生活二十年，她与邻居结下深厚的感情。搬到新小区后，还不忘那里的故人，仍保持着联系。

前几年在老家翻盖了三间主房，修建了一座不大但整洁的小院。老母亲落叶归根，从市里搬进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老窝”，我也增添了一份牵挂和一处想去的地方。携儿带女，周末回家，就成了必修课。偶尔邀上几个姊妹，架起大锅，来一顿大锅菜贴饼子，不大的院落充满生机和欢乐。耄耋之年的母亲，最盼望的是周日，这天子女会聚到她身边，聆听她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老故事”，向她报告能够让她高兴的“喜讯”。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她会手舞足蹈地给大家唱红歌，唱老戏，有时与晚辈打扑克。周日到点见不到人就打电话询问。吃饭时，大家围坐在她身旁，她总是尽让大家先吃，反复叮嘱多吃点。有时不注意，就往我碗里加饭，还得瞅着把饭吃完。这就是我的母亲，我的老娘！这不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的真实写照吗？

人再大，在娘心里还是孩子！人再老，有娘还有点孩子气！娘在，人还有来处，还有挡风墙，树还有根，房还有梁；娘走了，挡风墙塌了，人只剩下归处，就像插在瓶子里的花，虽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我现在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成了失去根的花草了！我多么想一如既往每周往家跑一趟，每周给母亲洗一次澡，剪一次指甲，陪母亲吃一顿饭，听她唱一段梆子腔。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成为一种奢望！

慈母的去世让我成了没娘的孩子。每到周末，本是回家看娘的日子，却让我茫然无措。娘在家在，娘走了，小院犹在，但进了家门，喊娘再无应答。睹物思人，凄入肝脾，悼心疾首。

娘走了，娘已经步入天堂。人们说天堂没有痛苦、贫穷和不良，对此我信以为真。祝愿母亲在天堂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