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边的知青岁月(三)

绿草苍苍24351820

文字/绿草苍苍图片拍摄/绿草苍苍 黄土地上的故事 插队落户，知青的身份就是农村中一群特殊的社员。我们每天面对着周围陌生的环境和贫困的人群，机械地出工、收工，不知所措地进进出出，在没有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之前，处在一种迷茫、无助，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尤其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冰凉的心，恰似寒冬的黄土高坡，渐入了一种冰封萧杀的状态。 知青带队的孙队长好多天过来转一次，有时会召集我们简短地开个会，聊一些在我看来毫无指导意义与建树的话题，观察一下点上的状态，看着没出什么大问题，便又转下一个知青点儿去了。想打开局面完全要靠时间，靠我们自己。 知青点里总会有比较机灵一点的人，过年前，一个晚饭后，有人提议去队长家拜访一下，别看我是副点长，但毫不谦虚地说，我是点儿上最笨的一个。生产队长姓刘，是个中年人，后背长了一个很大的锅，知青们当面叫他刘队长，背后有人叫他背锅子队长，刘队长，话不多，从他脸上永远你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老婆精明能干又爽快，两个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后来都成为了一起要好的伙伴。刘队长八十岁的老母亲，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坐在正房的火炕上，拉着我的手让我摸，还真在她的肚子上摸到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硬块。她说: "老了，治不好了，也不治了。″看她的精神尚好，没想到，过完年就去世了。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接通知大家都回家过的节，正月十五过后就得回到知青点。回来后正赶上背锅队长家办丧事，按照本地风俗，我们前往家中进行了悼念。似乎从这以后，农民渐渐地不再疏远我们，我们也与农民熟悉了起来。看来，入乡随俗，才是我们打开僵局的法宝！ 　　 在农村呆久后，对农民的生活便有了大概的了解，有的人家能吃饱饭，日子还算过得去，有的人家每日都挣扎在温饱的生死线上。 生产队我见识过一家人的生活状态，可称之为农村的贫困之最了。队上有户刘家老大，弟兄几个都在村里，他的生活最困难。刘家老大生得矮小瘦弱，女人是个瞎子，不能下地干活，家中两个女娃尚小，由于没有劳动力，就成了村上的特困户。 瞎老婆和七八岁赤着脚没穿鞋的大女儿抬着一桶水，每天从社籽院门前走过。木桶是漏的，桶里的水边走边漏，到家也就快漏光了。我用知青的水桶担了一担水送到他们半坡的家中时，男人不在家，女人和孩子们都坐在土炕上，听到来人后，女人慌忙摸着下炕招呼着，我在她的家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盛水的东西。地上只有一个破缸岔子，估计是别人家扔掉不要的，除此以外，能装水的，就只有灶台上的大铁锅，地上的漏水桶显然不能装水，我只好将两桶水倒入缸岔子和铁锅中。环顾四周，小土屋内灶台上放着两个裂了纹的破碗，地上一截木桩子上面挖出了两个碗囗大的圆木槽，询问后才得知，是两个孩子吃饭用的槽子，炕上一块磨秃边的破炕席，一堆破烂的棉花套子是全家四口人夜晚唯一可以遮寒的东西，还有一个破木桶，这便是单薄多病的男人和他的瞎老婆，两个冬天没有棉服穿的女儿们的全部家当了。 别人是无法想象到我当时被震惊的模样，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走出那个"家"门的，除了一囗大铁锅以外，其余的东西一文不值，一文不值啊！刘家老大弟兄几个都在村里，他和当保管员的小弟弟住在一个院子里，怎么日子能过成这样？贫穷的原因是家中没有劳动力，农村人普遍日子都不好过，就算弟兄们帮忙，也是救得了急救不了穷。 过几天，我再去送水时，只见一家四囗人呆坐在炕上，单薄的男人抹着眼泪，原来是家中断了粮，我犹如"没有粟米，何不食肉糜″般地问了一句:"洋芋？″答:"洋芋也吃完了。″ 这又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见到揭不开锅的情景。 弄不明白的是，陇西是一个贫穷大县，每年都在享受国家反销粮、救济粮的政策，像刘家老大这样特困家庭，正是救济的对象，如何能有断粮断顿的情况出现？唉！人间疾苦，我又如何会想得明白！ 知青的面粉是统一管理的，实在是帮不了他们。回到城里家中，母亲帮我在衣箱里挑了一些大人孩子的旧衣服旧鞋，包了两大包，在刘家老大夫妻的千恩万谢中放在了他家的炕上，我这颗被揪得生疼的心才得到了稍许的安慰。不几日，看到刘家大哥套上了我父亲洗得掉色的干部服，她的两个女儿脚上也踏拉上了大好几个号的旧鞋。 　　在社籽院门囗见到过的一幕，同样令人惨不忍睹，一个中年男人向队长借粮，先是卑微地乞求，被无视后，又蹦高嘶吼几声，然后掩面而泣地蹲了下去…… 村里还有大冬天光着屁股满街跑的孩子们。一户好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儿，不仅长得像，打扮也一样，春夏秋冬，都是赤着脚光着屁股满街跑。十来岁的哥哥，带着几个弟弟，大冬天在外面浑身上下就裹个黑棉祆，两条鼻涕柱永远挂在冻得青紫且胖乎乎的脸上，他们和父亲长得如同相似形，区别只在于大人穿裤子穿鞋，而孩子没有。 看来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力该是极强的，这些孩子很少生病也冻不坏，并且还活蹦乱跳的。 网图(致谢原创) 　　下乡不久，就注意到了一位中年妇女，长得文静漂亮，皮肤白晰，红唇杏眼高挑的鼻梁，活脱脱的一个美人胚子。女人少言寡语，不与它人交往，每天准时出工。后来听人讲，说这女人是个远处嫁过来的外地人，以前还当过老师，嫁到这里后得了一种遗尿症的病，每天出门干活时下身先要垫上厚厚的尿布，到了夏天味道很重，遭人嫌弃，所以她总是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我曾两次尝试与她沟通，她总是笑而不语，从来没听过她讲话，我好奇地想，她说话声音一定很好听，也一定不是当地囗音。可怜的女人，不是哑巴的哑巴，若不是因为穷，她可以去医院看病，也可以过上更好一些的生活，好在听说她男人对她还不错。 还有一个外村嫁过来的女人，头顶着一头鸟巢一样的乱发，乱发中掺杂着一些草棍，爱说笑爱走动，精神没有问题。在一个农闲的下午，笑嘻嘻地走进了社籽院，经询问，才知道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梳过头，也没有洗过头发。想帮帮她，我就烧了一锅热水，给她洗头，想着洗干净了就能帮她把乱麻一样的头发梳理开了，她很配合，旁边看热闹的几个人都说不中用，不甘心的我，分别用肥皂和碱水为她认真地洗了两遍，结果，梳了好久还是梳不开，无奈之下，只好建议她把这一头虱子窝的乱发推光，重新长出来就好了，可是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村妇女，即使是时尚的城里女人，也不会轻易推个光头的。过了许多年以后，碰到队上的人打听鸟巢女人时，说她因病已去世多年了，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一定是因为过于不讲卫生才患了病。 这时就理解了我插队前，父亲说的话了，农村的女人要比男人还辛苦，男人干完活儿往炕上一躺缓乏，家务事一点也不管，女人同样下地干活，上工的路上背着背蒌，一路走一路铲着路两侧可以添炕用的草；下工后，还要做饭，洗衣，喂猪，添炕，带孩子，伺候公婆……吃饭时，男人公婆先吃，家中来了客人吃饭，女人孩子是不能上桌的。女人不仅家庭地位低下，同样出工工分也低，在农村，生成女人就是当成半个牲囗用了，难怪农村重男轻女，都愿意生男娃，男娃长大可分得土地，挣工分，一生也要少受许多罪。 　　村里有一些年近七旬的小脚老人，身体硬朗，也参加劳动，比如切洋芋籽，在仓库簸粮食，唯有这些老人才干得最好。见过她们在社籽院里切洋芋籽，在洋芋表层坑坑洼洼有眼的周围，一刀刀切成块，最好在一场春雨后种在地里，洋芋籽有坑眼的地方就会长出芽子，还要在每棵芽苗周围刨上土堆，以尽量复盖住地里的水份，地下的洋芋才会长得更好。 小脚老太们下地锄田，蹲不住，每人都有一付用破布制做的厚厚的护膝绑在膝盖处，锄田时，在地里跪着挪动。她们挣的工分就要比年青妇女又少一些，在队上我当过几天记工员，所以知道得更加祥细一些。 正是春播时节，付队长指定我接管记工员的工作，这个活好干，但首先要把全生产队的人都认清楚，每人出工的工分别是多少，这是记工员首要具备的条件。这不算是个难题，主要是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记工员新民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同龄人，与我们知青交往甚好，所以，我被迫当了三天半的记工员，就将记工本交了回去，辞了这份莫名其秒的差事。 　　农村人生了病不是先去医院，而是先信迷信，万一好了，也就省了就医吃药钱。有一位叫葡萄奶奶的老太太，六七十岁的老人干净利落，长得也很好。有一次开春在山上锄草，我与她挨着，不一会，人们忽啦一下做鸟兽散状地四处逃离，我也被人一把拽开，告知，葡萄奶奶又犯病了，回头再看时，只见老人还跪在原地锄草，囗中念念有词，时而伴着低声的窃笑……巡视后未走远的曹付队长，被一帮婆娘的大呼小唤地叫了回来，只见他边往回奔边解下裤带，到了跟前，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扬起布条做的裤带，朝着葡萄奶奶就劈头盖脸的一阵狂抽，嘴中还连吐带骂，见状，我便上前阻止，"不能打，会把人打坏的，这是迷信……″大家又忙着把我拉开，说葡萄奶奶不会疼，被打的是上身的毛鬼…说来也怪，葡萄奶奶既无反抗也没被打倒在地，反而笑着念叨的声音更大了，曹队长停了手，叫来俩个男人把老人送下山了。 下山时，我接到通知，午饭后和生产队妇女队长刘萍萍去大队部开会。吃过午饭我俩往大队部走时，路过萄葡奶奶家，门里门外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俩挤进去看时，葡萄奶奶被粗麻绳直立反手捆绑在房柱上，浑身颤抖着，紧咬着牙关，身上脸上已经被水泼得全部都湿透了，撍在脑后的头发被抽散，一绺绺的贴在脸上，两只小脚还在不停地左右轮换着打着节拍，牙缝中哼唱着奇怪声音……眼前站着几个家族中的男人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一看便能猜想到，刚刚与毛鬼进行过一番搏斗，葡萄爷爷无奈地蹲在墙角抽泣着，我又忍不住地提高嗓门说了几句不能打，要送医院的话，忽然葡萄奶奶停止了念经一样的咒语，提高调门叫出了我的名字，还说:你不是要去大队开会吗？还不快去？她那里话音未落，我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挤出人群跳到了大街上。事后，百思不得其解，她是如何能叫出我的名字？如何清楚我要去大队开会的？ 再见到葡萄奶奶正常出工，就整整过去了一个夏天。两年的农村生活，让我亲眼目睹了西北山区农民的困苦，如草芥般的卑贱和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我们插队的坡底下，𣎴足百十户人家，以刘姓为主，一个村庄远近论起来都是亲戚套亲戚。队长姓刘，队上的付队长，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记工员都是刘姓本家，只有曹付队长和几户个别外姓人家。尽管曹付队长的能力和人品我是极认可的，但总觉得曹队长能进入班子，一定是当时干部政策的兼顾而为。 我们村儿南傍渭河，北靠山根，村里的庄稼地大都分布在北面的山上，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山上的地都是无法灌溉的旱地，当时农村大修水利的提灌工程，几乎就是一个摆设，没有实用价值。为数不多的一点川地，也是指望下过大雨后渭河截流的水才能有些浇灌。川地也叫水地，几乎都做为政策的自留地分给各个农户，知青下去的第二年，也分到了二亩水地。 由于这种靠天吃饭的自然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在干旱少雨的西北高原，农民辛苦一年，年终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才能进行再分配，到手的粮食很少，难以为继一年所需的口粮。劳动力少的家庭，粮食加上洋芋，全年也只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还会有青黄不接，揭不开锅的时侯。 农户们的收入是有帐可算的，以我们下乡第二年为例，1974年，生产队年终总决算，一个工大概是一角七分钱。10分一个工，壮劳力的男人出工一天也挣不了一个工时，平日只挣8分，女人挣6分，只有特别忙时，比如耕种、拔麦，每人才能涨两分，一个男性壮劳力一年干下来，也就挣个几十块钱。因而，长年以来，这里农村人的温饱是首要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