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故事-III “艺术匪谍”散记

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甘一飞 此件大学四年级时的水墨写生看上去还算有笔有墨，潇洒自如。画中人是在云南采风时在某地一集市上卖绣品的少数民族美女。 当年速写本从不离身，一有空提笔就画，当知青时（七十年代）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用自己手工制作的速写本画了近十多本。每逢赶集必去镇上茶舘，花五分钱泡上一碗三花茶，就开始动笔。那里的茶客多为当地农民，很愿意当模特，我见人就画，因画得快且形准，很被他们欣赏。因此结了不少善缘。茶馆老板娘的孩子也在本地下乡，算是知青家属，对我这位知青娃娃非常友善。我的画在农民中颇受欢迎，也因此成了镇里的“小巷名流”。多次被农民请到家中，为他们家老人画像。不仅蹭了饭，还得了不少蔬果礼物。当然，为了操练手艺，我也从来没有计较有无报酬。 知青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春节，必经之道是在资阳和资中之间的顺河场火车站。从那里乘半天火车回自贡。在火车站候车室等车时，习惯性地掏出速写本给一个乘客画起了肖像。等车的人不少，大都成了我的观众，或潜在的模特。见我画得不错，就有不少人排着队让我画。开始时免费，见来人多了，就开始收费。画一幅两元，以为可以减缓节奏，结果并没有减少人们被画的热情。要知道，当时在我下乡的农村，干活的主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才一毛钱不到，两元钱可不是小数目，或许是快过节时人们兜里有些余钱，或是因为爱美，或渴望被关注和表达的人类天性，被画者为此并不在意花钱。我在那候车室画了一个多小时，就挣了近二十多元钱。结果忘乎所以，差点把火车误掉。 第一次靠手艺挣了这笔“巨款”，私下暗忖：“干脆日后去跑江湖卖艺算了，总比回乡下卖苦力，还看队干部们脸色的日子好过”。但次年返乡之后，随即被招安，当了民办教师，才断了“上梁山”、跑江湖的念头。 我的写生活动大都是些愉快的经历，但N年前的一次风景写生的惊悚遭遇，颇具戏剧性，值得一提，因为在那次的情景中，我被当成匪谍捉去了公安局派出所，险些身陷囹圄。 事发当年，我刚从农村返城不久（1976），我回城后，估计是我有下乡时当过民办教师的资质，又被安排去了一个自贡边远地区的乡村小学，继续教书。此小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深藏在一个不通公路的夹皮沟里，离黄市镇有十多里的田埂路程。所幸学校有一片䕃凉的大竹林和一条弯弯小河环绕，很能让我享受大自然宁静的气息。虽然这次是有国家编制的“公办”教师职位，月薪二十八，但仍然穷愁潦倒、连女朋友都找不到，课余时的兴趣除了当书虫、找书读外，就是画画。这段时间内，画艺却有长足大进，参加了不少省市级的美朮作品展，还一度被市群艺馆抽调去部队写生创作，在川南地区混出了些小名气，也因此自信心开始爆棚，画画的干劲日见增长。 一日得闲，我带上画具到了离学校较近的黄市镇，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镇里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民兵（犹如今天的城管）巡查。我在小镇街上发现了一个庙宇式的建筑很养眼、入画。于是在街边摆开架式，开始对景写生。那张水粉风景画得比较顺手。估计，在当地我的这种艺术行为极为罕见，围观人也愈来愈多。随画面完成的进展，人群中有人还发出由衷的赞叹，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当时画得十分投入，手舞足蹈，一派“大师”风度，动作不小，全然没有注意到围观者中已混入几位戴红䄂章的民兵。我也不知道他们已进入了几级警戒状态，还是准备给我的画作喝采。刚画完，正当我自鸣得意，享受作品完成的喜悦之时，围观的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位戴着“群众专政”红袖章的民兵壮汉，一把扭住我，且在现场当众猛吼：“快来抓特务”。另外几位民兵也冲到我面前，将我的画作和画具一并收缴，算是“人赃俱获”。现场画风陡转、风云突变。 壮汉连同其他几位民兵一路推搡，把我扭送去了当地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扭送途中，观者如涌。一时间，这个平时十分宁静的小镇，突然象打了鸡血般地燥动了起来，好像真的抓到了匪谍。一到派出所，抓我的壮汉向警员报告说我偷画了国家重要机关（当地粮站），作案工具和证物俱全，必须严查是否是美帝、苏修或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派出所内，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幸好是个有些文化和见识的人，问明了情况，又看了我的作品后，当即一边表扬了民兵们的革命警惕性，一边让我收拾东西走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捉匪谍的闹剧，才算落下帷幕。 那群红䄂章民兵的革命警惕性实在太高，报告给警察时绘声绘色地说我：“贼眉贼眼地看一眼、画上两笔，有时还眯眼，动作好日怪（四川话，是行为乖张、诡异之意），不是特务是什么？......”。 出了这件写生事故之后，我这位艺术匪谍很有些后怕。虽然在扭送警所的过程中没受什么严重的皮肉之苦，但被暴力推搡的感觉和经历似乎很不愉快，如果下次再遇上这种事，谁知道会有什么样更糟糕的结果。于是，再也不敢心存侥幸。为防后患，我立马去了市文化馆（当时叫群众艺术馆），让管美术的领导赖修儒先生开了一张专门的证明，证明云：“XXX人是市文化館特选美术工作者，会有写生釆风活动，请有关单位支持...... 云云”。有了此“关牒”在身，感觉日后出门写生似可有持无恐了。 唉……，在一个文化都没有的年代，还要继续革文化的命，其结局可想而知。这种如此荒唐的遭遇，让人们不得不深思：除了扫除文盲，艺术的扫盲工作，恐怕也刻不容缓……？一个没有文化和艺术素养的民族，只会是一个落后的民族。难怪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出以艺术代宗教的呼吁，企望用艺术以培养和提升国人审美的能力和意识、而让社会走向其至善之境。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在艺术上曾有过不少輝煌的成就并有延绵不断的文脉传承和发展，但文化革命的邪火似要将此文化的血脉以“革命”的名义斩断，为此让人无不细思极恐。所幸后来的改革开放，为经济体制的松绑，融入自由经济体系的世界潮流的同时，其思想解放运动也带给文化和艺术的复苏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也因此有了今天相对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借此文之便，祈望中国社会不再回到那蒙昧的艺盲时代。 近年国内有不少体制内外走穴性质的写生活动，写生好像又火起来了，还成立了不少的协会、组织、社团，其中有一个叫“写生中国”的组织，我有几位学生在其中身居高位，任秘书长、副主席之类。我虽未参加任何组织，但在近年来的写生活动风行之前，我已策划和参加过不少的展览带写生的活动。最早的一次大约是在2010年前后，得好友家鸿兄支持，我在四川西昌策划一个名为“燃点”当代艺术系列项目，其中就是由当代艺术邀请展和采风写生活动两部分组成。此“燃点”项目到今天已展开了十个回次的活动。参加项目的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作品也由西昌的火把广场艺术展厅展到了成都的蓝顶美术舘。不少国内外顶级批评家，如栗宪庭、吴鸿、廖雯……，美国批评家沈揆一、安雅兰（Julia Andrews)……., 与特邀的艺术家如陈丹青、何多岺、高小华、秦明、庞茂堒……等大腕们都参加过我策划的“燃点”艺术项目。2010年的首次写生采风就选在凉山州各重要区域如西昌、泸姑湖、布拖县等地。艺术家们画了不少好画，也在中国西南地区引开了一阵阵艺术旋风。 约在2015年前后，我参加了一次由四川美院教授们组织的写生活动，算是我第一次作为艺术家身份参加的活动。写生地点是在成都近郊的大邑县和西岭雪山等地。这一“走穴”的活动，由大邑县政府和一家当地民营企业买单。参加活动艺术家写生作品中选出一件由主办方收藏，所有费用由主办方负责。参加者是川美的一帮写生高手，如翁凯旋、张杰、李东鸣、罗晓航、朱德富……等人。和他们画了一周左右的风景，学了不少东西。我因在美国多年，作画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几乎很少再提笔写生风景，武功几乎完废。这次重操旧业，手上的活儿无比生疏，因此，我的写生画得很𣎴顺手。但与自然直接的接触，用眼用脑，再用手、将自己的感受呈现于画布，感觉还是不错，再加上接待方高规格接待，所到之处，吃香喝辣，倍受关注，比一般朋友邀约的踏青旅游之类要高级很多。看来，在国内当艺术家能混到一定的层面的话，福利还真不少。 本人在国内最后一次的写生活动应该是在2017年前后，当时正值暑期，我在四川西昌策划了一个题为“艺无界 - 中、美、俄三国艺术行动”的写生创作活动，为期一月。中方多是国内艺术高校教授、俄方的艺术家也来自莫斯科的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老师，美方有我校美术系系主任，还有其它美国艺术高校的教授。那次写生战线拉得较长，先去了云南丽江、大理，后回到西昌整理创作，完成的作品次年展出，不少作品也被藏家收藏。 中美俄艺术家的“三国演艺”被证明很成功，这种成功当然与当时宽松的政治文化语境直接相关。客观的评价，苏里科夫美术学院的教授们的文化艺术素养层次不低。不仅画得不错，还都能歌善舞。三国艺术家们除了一起享受画画的愉悦，交流各自的艺术体验和绝技，还能一起哼唱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的俄国民歌。可见，艺术是人类能共享、共情人性精神、美感体验的最佳方式。我历来都是“宁做爱、勿做战”（Make love, not war)口号的篤信者，因为艺术可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而非战争。多年不见，希望这些俄国艺术家们没有陷入这次的战争灾难就好。 依我看来，写生不仅可以作为收集素材，训练手眼和思考判断的能力，更能在与描绘对象的直接地对话中，碰出些诸如灵感之类的思想火花，让艺术贴进生活、直抒胸襟。因此，艺术匪谍们，只要不再被捉进警局，生活的状态还是很艺术和自在的。 2023年3月于马里兰静湾 后记：作为曾经“艺术匪谍” 的我，后来总算修正成正果，从事自己酷爱的视觉艺术，在中美高校执教N年，也名正言顺地画了不少的写生，再也不怕被红袖章民兵捉去警所。如下是给学生课堂的部分示范习作，应该是我继续“作案”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