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故事

珠穆朗玛

前 言

1990年2月27日父亲因病离开我们，两年后，母亲于1992年9月29日也离开了我们，父亲享年69岁，母亲享年73岁。至今父母离开我们己有30年了。

父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很久很久我都走不出悲伤，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那慈祥的面庞、年老的身影，使我短暂地回到那个温馨的家。每每想起慈祥的父母亲，心头便会涌起一种酸楚悲壮，一种心疼无奈和负疚…百感交集！

在那波澜壮阔的年代里，父母亲的一生，既平凡而又跌宕起伏。很早就有书写平凡的父母亲那不平凡一生的念头。然而，总是念起，却难落笔。

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须在有生之年把革命家史写下来，把父辈的故事讲给后辈们听，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代继承老一辈无畏的勇气、坚强的信念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奋力进取，勇敢的走向未来。

一、父亲参加八路军

父亲朱洪秀，1920年11月21日（阴历十月十二日）出生在河北省霸县东段乡张家柳村的农民家庭。

1937年七七事变前家中人口有:曾祖父、曾祖母、爷爷、奶奶、二叔、三叔、大姑、二姑、父亲、母亲共十口人。自有土地二十余亩，租种土地三、四十亩。有耕牛一头，小车(平车)一辆，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

父亲十岁入小学，十四岁上堂二里高小二年毕业（相当于小学毕业）。

母亲郑云，比父亲大二岁，结婚时十九岁。母亲娘家王场村在张柳村的西面，距离约十－里地。母亲家境贫穷，解放后定的成份是雇农，母亲结婚后姥爷带着全家逃荒到内蒙古扎赉特旗。

（图片来自网络）

七七事变后家乡被敌控制，百姓爱国情绪高涨，蜂起抗日。吕正操等相继组织抗日武装，不久就组成较大的抗日联军。抗日联军独立27支队就在家乡附近的堂二里活动，父亲和杨文企等同学参加了抗日工作。27支队成立了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等部门。政治部石印股就设在我爷爷家，主要工作是印发传单，号召民众抗日。后来部队转移到河涧县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五支队，父亲分到连队任文书。

1938年抗日联军编为120师独立二旅。之后参加了河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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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部队开往晋察冀边区。父亲被安排到独立二旅教导大队学习，后又被选送到位于灵寿县陈庄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

　　这是父亲留下来最早的书籍，1939年2月5日由120师印发的《党的建设讲授提纲》，大概是抗大二分校的教材。

抗大二分校部分学员（图片来自网络）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父亲所在学员梯队昼夜行军，有辛苦，也有欢乐，有时候一天吃不上一饨饭，又累又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大家还编了顺口溜:“敌后方，敌后方，前面有虎后有狼，反动派进攻要打退，鬼子一来要反扫荡。进攻扫荡全打退，我们在夹缝中生长。”　

父亲在校曾任班长并兼任文化教员工作。1939年7月日本鬼子进攻抗大二分校，父亲参加了这次抗击日冦的战斗(完唐战斗)。由于父亲的优秀表现，由党小组长魏排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两个月，到期转正。

父亲一生只会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听了这首歌使人心朝彭湃，热血沸腾，当年父亲他们就是唱着这首歌回到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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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抗大二分校学习了八个月，毕业后分配到358旅，在连队任排长，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把他调到进驻在阜平县茶头村的358旅供给部军实科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在1940年至1941年被派往敌战区开辟工作，筹集粮款用以供给部队开支。虽然父亲是做后勤供应工作，但在敌占区是与敌人争夺粮食，其斗争的凶险程度不亚于前线作战。在此斗争过程中曾先后数次被包围，都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化险为夷，突围脱险。

有一回，父亲和两名部队干部在临县的一个村子里给部队筹集给养，被日本鬼子堵在村里。枪声越来越近，这时他们已冲不出去了，只好隐蔽自己。一个人钻入席桶子里，一个人藏在磨坊里的磨盘后面，我父亲躲进了莱窖。父亲进去的这个菜窖很深，里面黑的很，还有个拐角。父亲端着手枪蹲在拐角处监视着洞口，如被发现就和敌人拼了。这时汉奸领的日本人进了院子，沒找见八路军人员便逼问房东大爷，八路藏在哪里？房东大爷说跳墙跑了。房东大爷的儿子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对鬼子有深仇大恨，任凭敌人毒打，房东大爷坚持说跳墙跑了。敌人走后，父亲他们非常感谢大爷保护了他们。老百姓是痛恨鬼子的，知道八路军是子弟兵，关键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八路军，并且积极供献出粮食，支持八路军抗日。得民心者得天下，抗战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父亲他们三人离开村庄就连夜上山。天上下起了着蒙蒙小雨，他们钻进了一个山洞里过夜。天还不亮就出发，走了几里地，到了山上，朦胧地看到前面有个帐篷。钢盔一闪，仔细一看，是一个站岗的鬼子兵，周围还有人躺在地上睡觉。这时那个站岗的鬼子兵也发现了他们，但又看不清是什么人？就进了帐篷。听见他哇啦哇啦的说话声。这时敌人都坐了起来掏枪。还有人跑到机关枪旁。父亲他们见事不好，照着敌人连开几枪，随后就滚下了山，身后枪声大作。敌人因不明情况也没敢下山。父亲下山后发现一只手的小拇指摔断了，又丢了一只鞋，和其他两个人也走散了。只好就顺着山沟走出十几里地。碰着一群老百姓就混进去，随他们跑出去回到了部队。

百里背粮（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来自网络）

　　1943年6月，358旅奉命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加强保卫延安的防御力量，所属7团仍留静乐地区坚持斗争（1944年3月撤销）。部队西渡黄河后，进抵延安以南、鄜县(现在是富县)以西葫芦河地区集结，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指挥，但建制仍归120师。

　　358旅在担负防守延安南大门的任务后，一边开展大练兵，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保持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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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延安的干沟于开荒，那时候他的体质很差，但干劲十足，劳动并不落后，开荒时两手轮搞都磨出了血泡。休息时间跟老红军学会了打草鞋，还纺线，捻羊毛，自己裁自己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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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358旅奉命调回晋西北，编入晋绥野战军，开始抗战大反攻，东渡黄河出击晋绥南线。父亲参加了绥远战斗，在渡黄河时腿部受凉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留后疗养。

716团在离汾公路中段伏击撤出离石之日军一个大队，歼其100余人。715团攻占柳林镇，歼伪军300余人。8团攻打离石，三次攻城，毙伤伪军团长以下304人，俘伪军少将主任以下1104人。

1946年八九月份部队住在大同附近的王卞庄，父亲负责给部队押送粮食。有一天，父亲带了一个通信员去口泉看粮，迎面碰上了敌人，并向他们开枪射击。因寡不敌众。他俩只好拨马往回跑。由于马跑得快。父亲不小心被电线拉下了马，把腰摔坏了，通讯员把他扶上马又跑回王卞庄。那时母亲也到了部队，在王卞庄照顾父亲养伤，父亲在二十多天伤愈后就又去赶部队。

1947年初，父亲到陕西陇东去执行任务。连续行走了几天的路程，遇到暴风雪，在荒无人烟的山路上又冻又饿，在路边昏睡过去，人都快冻僵了，耳朵冻成冰坨，被战友叫醒后，父亲用手摸了一下，左耳朵就被冻的掉了一个边，后来也没有长出来。

二、爷爷家成为抗日联络站

（图片来自网络）

　　父母结婚不久，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抗战八年没有音讯，二叔在村里也参加了民兵。因为是抗属，爷爷家就成了区上的联络站，八十多岁的曾祖父天天坐在大门外的树底下放哨。

母亲出来以后不久，解放战争开始了。爷爷家仍然是区上的联络站，家里挖了地道通往村外。有一天，有叛徒告密，国民党军队把爷爷带走了。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军官见钱眼开，有钱就能办事。区上和村里想办法筹钱，二叔把家里的牲口家具都卖了，这才把爷爷赎回来。过了几天，听说这个叛徒被区上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这一次村里的损失不小，联络站都暴露了，爷爷家在敌人那里挂上了号，敌人每次去村里就找爷爷家的麻烦，有一次到了爷爷家敌人用刺刀逼着奶奶问洞口在哪？威胁说：“不说出洞口就挑了你”。敌人用枪托四处乱捣，后来又逼着奶奶卷炕席，洞口就在炕上，炕席一卷洞口就会暴露，奶奶急中生智，退到洞口的对面开始卷，卷的很松很大，卷到炕的那一头正好遮盖住洞口，又因屋里窗户挡的黑，屋里又脏，敌人没有看出问题。敌人走了，奶奶立刻瘫在了地上，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奶奶当下就烧香磕头，连说：“这真是神人保佑，又躲过了一难，我儿在外比我的危险还还多呀，请神仙保佑平安！”

三、母亲千里寻找部队

　　我们的母亲郑云，1918年10月11日出生在河北霸县王场村一个贫农家庭，离父亲家不远。母亲从小渴望上学，但因家庭贫穷只有大舅上了几年学。为了让大舅教自己识字，母亲在收割后的田地里捡遗漏的花生，在火边烤熟，自己一个也舍不得吃，晚上给我大舅吃。其实大舅吃完了花生讲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因为下地劳动了一天，很累了。我妈也自学，白天翻开书，想着昨晚讲的书，用手指着瞎蒙，这样也识了一些字。

母亲家境一贫如洗，没有土地，母亲从小就学会了织席，12岁时就能织一领大席，卖了席多少能补贴点家用。母亲出嫁以后不久，王场村因发大水受灾严重，生活难以为继，姥爷挑着担子，带着舅舅姨姨逃难到了东北，最终落脚在内蒙古扎赉特旗。

“七七”事变后，父亲与村里七个同学参加了八路军。一走就是八年，杳无音讯。父亲走时母亲已怀孕，第二年生下了我大哥，听母亲说大哥四岁时得了白喉病。奶奶非常迷信，每天烧香磕头，求神仙保佑，对我母亲说就看你的命了。后来请来大夫扎针，从前面扎到后面也没救活。母亲悲痛万分，一到晚上就看书，把窗帘堵的严严的，不能让别人看见灯光。

那时候母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每天带着二婶、三婶给全家做饭，吃饭时还不能上桌子。生活上没有经济来源，但老天眷顾着她，每年养几只鸡，鸡瘟来时总要给留下一公一母下蛋，换点零花钱，买自己需要的物品。

鬼子投降后举国欢腾，和父亲一起参军的9个同学，有随部队南下的，有2位牺牲的，也有回到村里的。母亲前去打问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在部队入了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无奈，我爷爷只好把我母亲送到部队。

爷爷送母亲到山西找父亲，应该是1946年6月以前解放战争未开始的时侯，还属于国共合作时期。听母亲说，我爷爷刚回来，国共内战就打起来了。

从老家到山西，先坐船从水路到天津，再乘坐火车进娘子关。听母亲说那时有条河叫大清河，通到天津。爷爷带着区上开的介绍信，和母亲坐木船到天津，半路上听到后面喊，“停下，停下”。船老大大惊，原来是土匪乘着小船追上来了，土匪都有枪不敢不停，可是有人不让停，原来这船还拉货，货主不让停，可是小船跑得快，一会儿就追上了，上来就把船老大暴打一顿。母亲看到有乘客把钱藏在鞋子里，也学人家把钱放到鞋里，谁知有个土匪走到我母亲跟前，也不说话，指着他的脚，原来让人家看到了，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土匪又指着我爷爷，我爷爷聪明，说那不是都在那里了，幸亏没搜身，要不我母亲就出不来了。

过娘子关时，国民党士兵要检查行李，那时我毋提着一个柳条箱。打开箱子，那人看了一下，指着我母亲对我爷爷说，你是给八路送太太的。又指着箱子里的一瓶头油说，这是擦枪油。由于当时还处于国共合作时期，过关卡没有受到刁难。

母亲就是提着这个柳条箱子到部队寻找父亲

部队渡黄河（图片来自网络）

　　母亲到部队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部队又投入到解放战争中。母亲虽然是随军家属，但是跟着部队也吃了不少苦。

过黄河时遇到敌机轰炸，炸弹落在水中，溅起高高的水柱，幸亏渡船没有被击中。

有一次部队转移时，父亲和母亲各骑一匹马。山路崎岖不平，母亲不慎从马上跌落，差点掉到深渊，父亲回头不见了母亲，急忙返回寻找，好在母亲没有摔伤，重新上马继续行军。

部队行军路上，358旅政委余秋里在路边看着过往的部队，看见我母亲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在队伍里，就问这是谁的家属。我爸报告说这是我的家属，刚从河北来。余秋里说要打仗了，送到后方去吧。然后我妈就给送到家属大队了，穿上统一发的黑色家属制服。

家属大队里都是干部的家属，都带着孩子，每人都有马，有通讯员跟着。母亲刚离开农村时没见过世面，到了山西说话也是河北腔，少不了遭到别人讥笑，所以很少说话。母亲没孩子，在这里觉得没事干，就要求参加工作。后来就跟我爸一起在后勤上工作，算是参加革命工作了。

（图片来自网络）

四、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1947年晋绥分局向部队调干以充实地方工作，父亲因身体原因转业地方工作，调到九分区留守处（晋绥九分区留守处在山西隰县）负责。

这段时期，社会秩序上不安定，晋南大部尚未解放，周围不断遭受土匪及敌特的骚扰。工作仍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中。因形势和工作需要，父亲仍携带了一支手枪，打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

上图为1947年6月18日三五八旅留守处给父亲的鉴定

　　1948年父亲在山西大宁县任兵站的站长。那时母亲怀着我姐姐住在兵站后院的窑洞里，窑洞后面就是山。

兵站是为部队服务的，父亲在这里接待过贺龙。解放战争时期，大宁县是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到晋西南各县检查土改工作的路居地之一。

（图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月份的一天，母亲在屋里纺线，有个部队首长进来了，看到母亲在纺线，很高兴，并问我母亲老家在哪，母亲告诉他是河北霸县，他说知道这个地方，询问了些情况就走了。后来父亲回来了告诉母亲说那个人就是贺龙，他老婆和我们是老乡，也是河北霸州人。

贺龙对父亲说，你这个家属不错，穿着朴素，积极向上。原来是贺龙在前一个兵站见到的那个站长刚结婚，娶了国民党遗弃的姨太太，住在小楼上，盖的缎面被子，气的贺龙大骂，前方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搞腐败，把缎面被子给他撕了，从楼上扔下去。

父亲让母亲搬到前院去住，把这间房腾出来，后院的房间接待贺龙一行人住宿。贺龙来到大宁县是要检查当地土改政策的落实情况。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正式颁布。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敲响了封建土地制度的丧钟，为解放生产力砸碎了枷锁。

经过调查，贺龙了解到当地土改轰轰烈烈进入新阶段，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或补足了土地，但同时“左”的偏向也达到高潮。第二天召开了县领导班子会，会上批评了一些干部，指出了土改中偏“左”的问题。贺龙第二天开完会就走了。

随同贺龙来的警卫队，全是精干小伙，全副武装，路上打猎带来不少野物。我妈还挑了一只小野鸡，很漂亮。但它气性很大，不吃不喝，第二天就死了。

为保证首长的饮食不出问题，贺龙的饭菜都由随行的炊事员来做。临走时，炊事员发现贺龙专用的银汤勺不见了，怎么找也没找见。我父亲非常生气，等送走贺龙后立刻调查此事，结果是兵站的大师傅承认了是他把银汤勺藏起来了，从他的被褥里拿出来了。以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贺龙，这把勺子就留在我家了。再后来不小心这把银汤勺掉进火炉里烧坏了，可惜了，否则放到现在也是个文物了。

　　上图为父亲留下的1948年5月9日印发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金融贸易工作的指示》一书。

　　1948年的大宁县虽然是解放区，但经济困难，兵站是供给制，怀孕的母亲吃不饱，营养跟不上，生了我姐姐后没有奶水，只能喂些面糊，使姐姐小时候营养不良。

1949年母亲生了我哥哥，也因沒有奶水，找了个奶妈喂养。

　　2012年己经64岁的姐姐朱峰去大宁县寻找出生地，当年兵站的窑洞还在。

　　1950年6月份父亲调任临汾百货分公司副经理。

　　图为1951年8月《呈请任命干部登记表》，四方印章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临汾区专员公署印”，父亲被调到中国土产公司临汾分公司任经理。

　　图片为接收手续。

接收手续最后一页有父亲的签名

　　1952年4月父亲调临汾花纱布分公司任经理。

　　1954年1月父亲调到太原工作，任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副经理。1956年1月调省农产品采购厅任储运处处长，图为储运处全体合影，照片中左起第三人是父亲。

　　山西省财贸部门技术革命展览馆商业系统馆设在财贸大楼，图为父亲和工作人员合影，背景是财贸大楼。

　　1963年父亲调到山西省土产日杂公司任书记，地点在并州路。当时各单位都是一元化领导，书记是一把手。

五、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

（图片来自网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领导都被打倒，父亲也不例外，造反派把父亲打成“走资派”，被夺权，贴了不少大字报。给父亲贴的大字报问题罗列了许多问题，有工作问题，有生活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党籍问题。

　　为了证明党籍问题，父亲提供了介绍人名字和其他证明人的名单供组织调查。父亲是1939年在抗大二分校由魏排林介绍入的党，几十年未见过面，不知在何处，也不知牺牲了没有，联系不上。上图为铁道兵副司令员别祖后为父亲写的证明，别祖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120师供给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九分区贸易局副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部长，曾是父亲的上级领导。老领导实事求是证明信为调查父亲的党藉问题划上了句号。

图为文革前的财贸大楼，省供销社在二层东侧办公。

　　大字报还罗列了许多生活问题，说父亲在困难时期有严重的多吃多占特殊化行为:1962年向百货站买过毛毯一块，价格30元；1960年去晋南下乡买过红薯一千余斤，几个人分了；在储运处劳动种菜，自己劳动少分菜却不少；1957年检查仓库时出二毛钱买了一个从废品里捡出来的金属小狮子；1960年一个熟人给了父亲一个自行车号，给老家的叔叔买了一辆自行车，让处里人员去北京开会时捎到天津，交给叔叔。造反派抓住这些问题，如获至宝，把父亲作为“走资派”批斗、夺权，之后就是下放劳动。

　　上图为拆除前的新建路商业厅宿舍。

　　1960年我家从东岗巷搬到新建南路商业厅宿舍。这是个新建的大院儿，南院北院共有六栋三层楼房。我家住八单元二号。后来商业厅和供销社分开，供销社就在北院向西扩展，盖了两栋红楼，每栋楼三个单元，共三层。我家在南楼，住一单元四号（二层），三室一厅的，当时一栋楼只有一套是三室一厅的。父母亲住一间，我们两兄弟住一间，姐姐一小间。

　 “文化大革命”在“斗、批、改”阶段，中共中央组织大批干部下乡插队落户。同时规定下放干部的工资、医疗、福利等关系应随同干部一起转至当地县、社，工资按当地类别发给。只参加评工分，不参加分配，劳动收入作为社队的积累。其口粮标准每人每月44斤，食油仍按干部标准供应。工具、灶具一般由下放干部自理，旅运费按规定标准报销。

　当时的宣传是把干部下放劳动的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和备战，保证党永不变色和国家安全的百年大计，也是支援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措施。但实质上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气候下，下放干部成了各单位当权的造反派排挤、打倒老干部的一种手段，跟流放是同义词，就是把一些不同派别干部贬到边远的地方。

1970年省供销社革委会把被夺权的领导和对立派的干部安排到农村插队，让他们全家搬到农村去。子女有工作的可以不随同，但要所在单位开证明。

父亲被下放到潞城县微子镇李家庄村插队，毌亲也随同一起前往，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又在微子镇供销社任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姐弟三人都在太原十五中上学，因为文革终止了学业，只好分别找出路。我在1969年参军走了，哥哥朱英在1970年参加了铁路建设兵团修铁路去了，姐姐参加了房地局的修缮队。姐姐让师傅从单位给开了个证明递上去，可以不跟随父母下放。这样姐姐一人守着这三间房，每天去修缮队搬砖和泥，修缮房屋。

有一天姐姐下班后听邻居说房产处的来人了，说你父亲己在农村插队落户，回不来了，有领导看上你家的房子了，让姐姐腾房和其他的几个女孩子住一套房。这分明是造反派头头的阴谋，只有他们才能做出这种没有人性的事，他们害怕父亲再回来，对于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父亲又将是一次打击。

家就是我们的根，一家人分别在几个地方，书信往来都要在这里集中，再困难也不能没有根。房产处的人来过几回也没见着姐姐。姐姐怕顶不住就给父母亲去了信，母亲听说是要抄老窝了，抛下父亲就回来了，看看到底是谁要占这个房子，有什么理由占这个房子。从此母亲就没再去插队的地方了。住房保住了，后来父亲官复原职，哥哥铁建完工后分配到太原二电厂，我从部队退伍又都回到了这个家。

后来知道有的人插队后把房子腾出来，致使回来后没地方住。还有的人因为没有住房就留在基层了。

1973年我从部队回来探亲时照的全家福。

　　1973年省供销社的领导逐步都回到领导岗位上，7月份父亲第一批调回省供销社，回到了十分熟悉的储运处处长的岗位上。至比，父亲文革中受迫害的日子就过去了，工作恢复到有序状态，党组织生活正常开展了，迎来了政治生命中又一个春天。

六、安享晚年生活

上图为父母亲和孙女、外孙女在一起。

　　储运处及下属单位运输站还是原班人马，还是原来的办公地点，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氛围，消失的是文革对立的情绪。父亲的胸怀是宽广的，并没有报复文革中批斗自己的人，而是在工作中一视同仁，团结多数人，向前看，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党和人民奉献的一生，大公无私，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建国后定工资为行政十四级，离休前调整为十三级，去世前调整为十二级。中间有一次升级的机会，那是在1963年时省供销社上报父亲和另外两个十四级干部升级，最终省政府只批准了那两个干部的升级，父亲对这件事坦然面对，从未提起。这件事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了山西干部的派别因素，在山西的干部大部分是太行、太岳区的，有割不断的上下级关系。那两个升级的干部是太行太岳派，而父亲是晋绥干都。晋绥边区的首长和战友都南下了。

1983年父亲离休，卸下来肩上的担子，享受着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幸福生活，安度晚年。

　　父亲对家务事是甩手掌柜，一心扑在工作上。1952年我出生后，母亲就离开了工作岗位，成为家庭妇女，相夫教子，全身心操持整个家庭。

在计划经济年代，家中仅有的少量细粮都是让父亲和我们吃了，母亲吃些剩下的粗粮。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去买些榆树皮面、豆腐渣，或者是挖野菜，想方设法不让我们饿肚子。

父亲一人挣工资养活全家，母亲勤俭持家，日子过的紧巴巴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还记得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底子画面。母亲好像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洗衣、做饭、收拾家，由于常年用凉水，年老时双手得了类风湿关节炎，骨节变大，疼痛难忍。

记得哥哥小时候八九岁时得了脾脏病，发烧不止，当时医院里要抽骨髓，母亲不同意，多方打听，在大南门附近一间平房里找到一个白胡子老中医，说是能治这个病。老中医拿出一根没有尖儿的银针，在我哥十个手指头第二个内关节处扎破，并用针挑出长丝来。老中医说扎三次就好了，结果扎了二次就好了，第三次我哥说啥也不去了。

母亲对儿女的关心无微不至，自己有病却忍着。我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头疼，也没到医院看过，每次让我拿扫炕的笤竺敲打头部来缓解头痛。后来才知道母亲有高血压病，但从未吃过药。

　　父亲晚年患了脑血栓，卧床两年。

　　1990年2月27日父亲走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省政府、省财委及有关厅局送了花圈。告别大厅正面的挂有对联，上联是“抗日冠打蒋匪十几年南征北战图人民解放”，下联是“从商业事供销半世纪鞠躬尽瘁为国家昌盛”。

两年后，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父母亲已经走了30多年了，有时还会想到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眼前。

七、部分家庭照片

1946年父亲穿着军装，母亲穿着家属大队的黑色服装。

1950年爷爷和父母亲、姐姐、哥哥合影

1951年父亲和姐姐哥哥合影

　　1952年6月父亲在临汾花纱布公司任经理，第三排右二为父亲抱着哥哥朱英，前排小孩为姐姐朱峰。

1953年姐弟三人合影

父亲1954年元旦在临汾

父亲1956年在太原

1956年父亲去青岛购买消防器材。

1957年我们姐弟三人在太原合影

1955年省专市场全体合影

父亲1958年在五台山留影。

1959年父亲在天安门留影

　　父亲带领储运处的干部前往文水县云周西村参观刘胡兰纪念馆，并和刘胡兰母亲合影。

1969年全家福

父亲离休后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

1988年母亲与孙女在汾河边散步。

2022年姐弟三家聚会合影。

⬇️ 唱给母亲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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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来源:

1、父亲档案历史自传

2、母亲口述家史（哥哥朱英记录）

3、姐姐朱峰提供父母的故事

4、部分资料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