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 爱（散文）

室内乐

寒食清明，谨以此文献给我深深爱着的母亲！

血 爱

（ 散 文 ）

文／陶瑞钢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对妈妈称呼的语音都是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人生下来第一声能称得上语言的发音，就是“妈妈”（mama），这既是由于妈妈（mama）是最自然的语音发音，这还因为叠音词最富有感情色彩。或许，每个新的生命都知道，应该把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歌唱，献给给予自己生命的最亲爱的人---妈妈。

在我的记忆中，在母亲面前，我一直都保留着这人类最原始而质朴的称谓，而且，在我成长过程中，这份生命的呼唤随着人生的历程变得更加深情。妈妈在，自己不管多大年纪，都是个孩子；妈妈不在了，母亲这个词就增添了一份岁月的沉重。

我母亲出生在四川富顺沱江边一个叫韭菜坝的地方，这里与县城的南门隔江相望。这片沱江的冲击平坝，土地肥沃，出产的优质蔬菜使其变得很有名气。富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富庶的大县，文化底蕴深厚，出了好多才子，被称为“才子之乡”。这些才子中，“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就是富顺人。

我母亲的黄家在当地历史上也算大户人家，由于男丁渐少，到我外婆这一代已经是家道中落。我母亲偶尔也只言片语的谈起家事，听她说过，先祖也为过官，她小时候还见过家中祖上遗留下来的官服、官帽，但我想那时的家境也是很没落了。

我父亲这边，民国时期还算殷实人家，在富顺乡下有好些土地，爷爷在自流井盐场帮大盐商李家打理盐场井灶，按现在时尚语言叫职业经理人。我爷爷还为打井选址，所以，他也算半个地质工程师。我爷爷在过去的自流井也算是有点名望的士绅，人脉也广，所以，把乡下的兄弟姐妹、实亲都带到盐场做事，一个大家庭，人丁也很兴旺。我爷爷很重视子女的教育。我父亲这一辈的男丁，都是当时川南最好的学校富顺二中的高中毕业生，没有承担家庭责任的弟弟们都上了大学。父亲排行老二，他哥哥，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怕家人阻拦，给家里留了封辞别信，毅然从军，从此杳无音信。我想，他早已为国捐躯，青山埋忠骨了。此后，我母亲作为长嫂就操持着这个带着封建传统氛围的大家庭。

解放后，过去的大家庭散了，按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规矩，老人是要随长子的。我外公死得早，外婆一直守寡，我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儿，母亲也成了外婆的唯一依靠。爷爷后来也病逝了，在我能记事时，家境已是很贫寒。母亲原是幼儿园的老师，由于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四个孩子没人照管而辞去了工作，成了全职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父亲是盐厂的职员，一个人工作要养活一家八口。我母亲就担当起了照顾年事已高的奶奶、外婆，还有四个孩子的责任。那时的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母亲一生爱整洁，一直保持着大家闺秀的气质与风度。那时的生活虽然艰难，没有钱添置新衣服，但一家人再破旧的衣服在我母亲手里都会缝补得巴巴适适，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也不失体面，我们也从没被街坊邻居小看。在儿时的记忆里，一到夜晚，母亲总是在那昏暗的灯光下缝缝补补。早些时候，照明是煤油灯，为省油，她总是把灯芯拨得很短，所以油灯只会燃起一小朵如花蕾一般大小的光亮，而且稍有点微风，那朵蒙胧的光亮就会变得忽明忽暗，漂浮不定。在家里安装了电灯后，我们家也是用小瓦数的灯泡。每当我回忆母亲的时候，总会让我挥之不去的是，母亲夏天在屋门口俯着身子，在一个大木盆里的搓衣板上洗衣服的背影。母亲身上那洗得亮纱的旧汗衫透出那像弓一样弯曲的脊梁，那一节节隆起的椎骨清晰可见，我虽然年幼懵懂，但也会掠过怜母的心酸。

　　我的家庭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还残留着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浓厚氛围。这可能与母亲的家道没落影响有关，或许，她把家族的兴旺，以及父母的依靠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母亲，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亲身经历过封建社会女性遭遇歧视的现实，因此，有这样的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作为家中的长子，会在生活中多了一分特殊的优待。

在生活困难时期，母亲在幼儿园工作。幼儿园的伙食团养猪，年终时会杀猪，猪肉幼儿园是无权处置的，要由集体分配，但留下来的“猪下水”往往会被忽略，这时，伙食团的厨子就会与教师们一起分享这难得的美味。记得是一个傍晚，母亲牵着我，从家里走了很远的路去幼儿园伙食团“打牙祭”，当然，我是属于“编外人员”。在去伙食团的路上要跨过一条阳沟，我年龄太小，没跨过，头摔在一块石头上，差一点就伤到太阳穴，流了好多血。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有多伤心，就为这顿“牙祭”，差点儿要了爱子的命。现在，我太阳穴上还留着一块伤疤，我一直把它当作母亲对儿子爱的见证，虽然这有些伤感和苦涩。

　　人的一生，或许都会有埋在心底的秘密，但在这些秘密中，埋藏得最深的，往往都是与刻骨铭心的伤痛有关。

在我年幼时能完整地记下的生活片段是，有一次母亲带着我去下馆子。那时生活很困难，我们家人口多，家境不好，幼年的记忆总是吃不饱，更不要说一日三餐能见油荤。一天，母亲牵着我去上街，找了一家街尽头的餐馆，点了一份韭黄炒肉丝，一碗米饭。我正发呆地想她怎么没要碗筷，紧接着，她望着我，眼睛里满是对爱子的深情，轻声说：“快吃，快吃！”。她只是在旁边望着我，一句话也没说，好像是害怕打扰我。那扑鼻的肉香，那香喷喷的米饭，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不一会儿，我就狼呑虎咽地把饭菜都就吃完了，剩下的油汤也倒进碗里喝得干干净净。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小声地对我说：“这事不要告诉家里人！”。我一直严守着我和母亲之间这个秘密，至今没告诉过任何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常犯头晕的病，常在床上躺着，天昏地暗，只有喝糖水才能缓解，大人说这种病叫“美尼尔氏综合症”，现在看来，这是“低血糖”，这病是身体太虚弱引起的。后来，我也慢慢懂事起来，知道了母亲的一个秘密，她常去卖血。在那个困难时期，我们家哪有钱下馆子，那是母亲卖血换来的钱啊！儿女的生命是母亲的血肉凝成的。母亲给了我们生命后，又用心血来养育我们。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亲对儿女的血爱。

　　在我小学快毕业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在父亲工作的盐厂子弟学校上小学，也寄宿在父亲工作的盐厂。有一个周末，我回家时天已黑了，走进住家的院子，只见灯光把一个平时空旷的院坝照得通明。院子挤满了人，我母亲站在一张条凳子上，埋着头，周围有好多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他们都是附近中学的初中生。在这群“红卫兵”中，有一个我很熟悉的身影，她是我们家屋后的邻居，比我大两岁，性情温和，待人友善。现在回忆起来，她就是薛宝钗式的人物。我心里纳闷，她怎么也来了？我感觉她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躲着我，眼睛里流露出内疚，似乎也有几分无奈。我也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挤过人群一进屋，家里到处都是衣服杂物，简直是一片狼籍。这是在抄我们的家，批斗我的母亲。我已忘记了那天晚上自己是怎样度过的，更不知道母亲受到了什么折磨。从那天之后，三天两头就会有人把我母亲带出去批斗。我搞不明白，我母亲一生谨小慎微，遇事忍让，宽厚待人，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没有与街坊邻居发生过口角，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对待她！后来知道，我们家被抄家，母亲挨斗，是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我母亲是个坚韧的女性，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从来都是自己默默地扛。就是最近，我们在给母亲扫墓时，姐姐告诉我，“有一次，妈妈被拉出去批斗，回来时小声对她说，她实在受不了了”。在我们一家人的记忆中，母亲是唯一一次表露出如此的绝望，可想而知，当时母亲在人格尊严，精神肉体上受到何等的摧残！

　　母亲一生都在为儿女操心，不管儿女生活历程中经历了什么，她都会无私地付出。回忆自己的一生，唯有母亲才是把儿女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的人。

我十四岁初中毕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念高中，下乡又太小，只能留城待业。在陆续招工回城的“老三届”知青口中得知，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当兵、招工都没门。母亲担心我“上山下乡”后再也回不了城，在家拖了两年，最终以“病残知青”的身份在一个区属集体所有制企业参加了工作。在那个年代，这个身份在人们眼中属于社会的底层，就连自己也为此很自卑，感觉低人一等，因为哪家都不会情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工人。当时的女青年找对象，最受亲睐的是，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在快要接近男大当婚的年纪，母亲也在为我的婚姻大事默默地操心。那时，几乎每个生活中的人群都在私下进行一种“临存整取”活动，叫“邀会”，即，经济条件差的一般每月存2元钱，好的，存5元，一年或几年，轮流累积成一笔钱，用于各自办一些“大事”。母亲为我的婚姻大事，早早就在暗自参加一个大院子邻居间的“邀会”。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大家人都聚在一起时，母亲从一个精致的小袋子里掏出一块亮晶晶的上海牌手表，当着大家的面，给手表上了条，那手表上的指针开始走动起来。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手表，贴到耳边，听着那手表发出“滴哒滴哒”脆生生的声音，感觉好兴奋。这块上海牌手表，当时的价格是120元，这就成了我们家最值钱的稀罕物。我母亲亲手把手表戴在我手腕上，看了又看，眼睛洋溢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好像是想说，儿子成家有望了。

　　时光过得真快，时代在变。自改革开放后，家境也逐渐好起来，姐妹都成了家。恢复高考后，弟弟考上了大学，我也从工厂考上了大学。我们的工作稳定后，父母也从老宅搬到了与我住家的一栋楼的不同单元。每天清晨，我从楼里出来去上班，总会看见母亲站在窗户前用慈祥的目光守望着我出行，我也会仰望着她，在心里千百次地重复那句话，“妈妈，我爱你！”。

　　我的母亲是从两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她一生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世人的眼中可以说是太平凡了，平凡得可以淹没在那茫茫人海之中，而在儿女的心中，她的伟大像一座望不到峰顶的大山。母亲是我们家庭的脊梁，她的一生都在背负着一家人沉重的生活重担前行。她把生命中所有的爱都默默地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女，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儿女的心中，母亲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图片：来自网络，鸣谢图片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