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百年不遇”的紧急集合

津门寒儒（韩晶南）

前排：（从左至右）韩建康、王蒙

后排：韩晶南

老友重逢

1971年1月，我们那批据传差点成为林彪另立中央的炮灰，从广州军区41军、42军、55军、军区炮兵、海南军区五个军级单位选调的100名70年兵，经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半年培训，后被当成弃子（因怕被主席发现其阴谋），由广州军区自行消化的“总参报务员”，从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军区通信总站、军区通信团、军区炮兵、军区工程兵等单位。我和王蒙、王赭俩哥们儿，被训练大队五中队领导们特别“照顾”的“发”往通信团二营。于是，在命运的安排下，我们这些被分到通信团二营的“准报务员”们，就来到了湖南衡阳新塘舖广州军区通信团的驻地（分到一营的则去了广州白灰场一营驻地，我们几个哥们儿被特别“照顾”，没那个幸运。），从此开启了我们通信兵的职业生涯。

我和王蒙被分到六连，王赭分到五连。王蒙在六连三台，是英吉普车载150瓦电台，台长董德才，64年兵，军区干部子弟，人很好，没多久就成为对我和王蒙关心、照顾有加，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的老大哥。我在九台，是解放牌车载150瓦电台，台长樊新民，65年兵，武汉长航干部子弟，人也很好，很亲和，时常“板板儿的”武汉招牌粗口挂在嘴边。我和王蒙下到六连几个月后，逐渐熟悉并适应了之前令人十分神往的野战通信部队的环境，慢慢融入了六连这个很有性格的战斗集体，学习、训练、生活都逐步走上了正轨。

1971年4月份，与我们同期培训毕业，但幸运留校，在训练大队当助教的韩建康、黄纪林、戴智民等几位铁哥们儿，突然来到我们通信团实习体验生活。韩建康、戴智民安排在我们六连，黄纪林安排在五连。

虽然大家才分别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但几个铁哥们儿意外重逢，还是分外激动，别提有多高兴了。一番热烈的寒暄之后，我和王蒙很自然地就以六连“老兵”自居，自告奋勇当起了讲解员，不厌其烦地抢着介绍连队情况，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其间，已经安于训练大队四平八稳、按部就班安逸生活的韩“助教”特别关心地问到：“连里紧急集合多不多？”。见他好像很担心紧急集合的样子，我马上丢给他一颗“宽心丸”，云淡风轻地对他说：“放心吧！百年不遇！”。说完，我们几个都用“你懂的”那种眼神交流并会心地大笑起来。虽然我说的“百年不遇”有些夸张，不过我们自下连队的几个月时间里，的确没遇到过紧急集合。听了我的话之后，韩建康的心就完全放到肚子里了（他的心也真够大的）。然后大家继续没完没了的天南海北，谈笑风生。

突遭“打脸”

不料我的话说完还没过一晚，就被“啪啪”“打脸”了。第二天凌晨，天还未亮，一阵“滴滴滴滴滴滴”尖锐、急促的哨声划破长空，将我们六连全体指战员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我所谓之“百年不遇”的紧急集合真的来了。我心想怎么好话不灵，倒是像紧急集合这种大家都不待见的“赖话”却如此之灵验，不想它来它偏偏就来了，而且还来得这么快。还好，我在被选调到训练大队学习报务之前，在野战部队步兵团的老部队里摸爬滚打了半年，训练有素，在这紧急集合的“突然袭击”之下，虽然不免有些紧张但却还能有条不紊、应对自如，在规定的时间内，全副武装到达了集合地点。

但韩建康可就惨了，因为在我“百年不遇”那句话的影响之下，对紧急集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过幸亏他也和我一样，在学习报务之前在步兵团的老部队摸爬滚打了半年，虽然养尊处优了八、九个月，但基本的军事素养还在，按照老部队养成的好习惯睡前将背包带放在了床头。听到紧急集合哨声之后虽然慌乱，背包打的稍显生疏但还勉强成形，不会散架。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解放鞋还被锁在提包中，在连队储藏室里“冬眠”。情急之下，该同志只能“勇敢”的登上他那双心爱的北京布鞋，狼狈地背着背包挤进集合队伍中。全连集合完毕之后，一声令下，便沿着二营营区内的土路开始了徒步行军。此时，天已慢慢放亮。在全连清一色的解放鞋队列中，他的那双北京布鞋显得格外的亮眼，成为行进队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当时正值梅雨季节，道路泥泞，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行。韩建康心疼他的北京布鞋，开始时还两脚“划圈”选路走，但此刻的行军速度哪容他“划圈”选路走，后来也就索性豁出去了，顾不上脚下的泥泞，大步流星地紧跟队伍前进了。走了一圈下来，他的那双北京布鞋被泥水糟蹋的惨不忍睹，早已不见平日里的潇洒了。

事后，该同志悄悄吐槽（还不敢大声）：“还什么“百年不遇”，一来就给我们个下马威！”。我在一旁暗暗偷笑，心想：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运气怎么这么“好”，一来就碰上“百年不遇”的紧急集合。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出于哥们儿义气和兄弟情谊，还得表示出深切的关心和安慰，特别是对他那双北京布鞋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对我这位老战友、好朋友、好兄弟还是满满的歉疚，并不随时光而流逝。

前排：（从左至右）黄纪林、戴智民、王赭

后排：（从左至右）王蒙、韩建康、韩晶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