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31（复兴路小学）

唐建忠

　　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当时是北京为数不多的顶级高楼，我们学校就在它后面不远处。上学和放学，为了节省绕道的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背着书包，从全总大楼穿堂而过。

2003年9月9日凌晨1点，随着沉闷的爆破声，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倒下了。

全总大楼紧挨着我们住的汽车局大院，中间隔着一条京包铁路线，坐公交车只有一站地。我当年在北京复兴路小学上学，学校紧挨着北京广播学院，就在工会大楼的南面。

复兴路小学1960年建校，完全仿照苏联的模式，宽大的黑板采用绿色磨砂玻璃，这种黑板不反光，学生在不同的角落，都能清楚的看清楚上面的粉笔字。

当时这在整个北京市，其现代化程度，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课桌单人单用，最上方是一扎宽的平面，用于放置铅笔盒；下方的桌面是倾斜的，方便读书写字，而且可以掀开。一人一把小椅子，上课时双手背在身后。

我们是复兴路小学第一批学生，当时学校招生范围包括：国家建委大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大院、全国总工会大院、广播事业局大院及北京广播学院大院，还有少量街道上的孩子。

我们一年级的新生，是国家统一录取的。其他二至六年级，由上面大院里的子弟小学插入。新学校招生的同时，各单位所属的子弟小学，也就纷纷转行或解散了。

当时的小学校长叫王瑞山，是国家派来的一个老干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离休了；副校长叫刘淑莹，是个女的。

才步入校门，我们还不懂规矩，老师在黑板上写拼音，我们就在底下“嗡嗡嗡”的乱说话。因为班里大部分孩子是汽车局大院的，互相都认识。

当时的老师姓靳，土里土气的，说话语音有些个别，不是北京本地人，我们就欺负她。她怎么说我们也不听，依然在交头接耳，整个课堂乱糟糟的。

几次三番后，靳老师一摔书，“哇”的一声哭开了，这下整个教室顿时静了下来，我们都木呆呆的看着越哭越伤心的靳老师。

旁边教室的老师，听到声音也过来了，纷纷劝慰着靳老师，并扶着她走出了教室。

过了很长时间，靳老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刘淑莹副校长，刘校长一句话也没说，坐在了后排的空位上。

在开学典礼上，刘校长讲过话，因此我们都认识她。

靳老师继续讲课，由于刚哭过的原因，鼻子时不时还“抽搭”一两下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了，都安安静静的听讲。

后来没过多长时间，靳老师就调离了我们班，新来了一个周老师，做我们六班的班主任。

周老师是正儿八经的北京大妞，人长得漂亮，也厉害无比。她教我们念书，经常不在讲台上，而是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转悠。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教鞭。

经常的，不知谁后脖颈上“啪”的挨了一教鞭。周老师看也不看，继续慢步向前，继续念她的书，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那个挨打的，连摸都不敢摸一下，立刻端坐好，倒背双手目视前方。

调皮捣蛋的，完不成作业的，经常叫周老师拽着衣领，就拖到了办公室。

我也遭遇过此类的“刑罚”，拽到办公室后，也不问话，叫你低头靠墙站着。她和其他老师在谈笑风生，我连头也不敢抬。

十分钟上课铃响后，才放你回去。没捞着上厕所，只好再憋一节课，那个难受滋味就甭提了。

过去那些年月，小小的体罚很正常，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

我们谁都不敢和家长说，说了也没用，他们会认为老师做的对，甚至招来第二次体罚。

复兴路小学的原址，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叫真武庙。操场的边上，还有一块残破的重修庙宇的石碑，半埋在泥土里，上面的字没几个人认识。

往南过河不远处，就是白云观。我离开北京后，复兴路小学就改名为白云路小学了，直到今天。

三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齐老师。

齐老师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特别好打扮，涂着口红，烫着卷毛头发，穿着白色的高跟鞋。这在当时的北京，已经算是很时髦的了。

齐老师的脾气也挺好，除了打扮得有些过分，经常引起我们的背后议论。但愿齐老师能躲过两年后“文革”的那场风暴，那时穿着太扎眼的近义词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到了四、五年级时，教我们六班的，那就是宋文蓉宋老师了。在所有我称为老师的老师中，宋老师是最好、最优秀的老师，她是我以后人生的榜样和楷模。

那时，北京市的大院林立，部委机关大院多用铁丝网围起来，部队大院属于军事机关，多用砖墙垒起来。

因为是建国初期，本着先建设后生活的原则，一切从简。先围起自己的场地，再在里边建设各种配套设施，如：办公楼、生活区、礼堂、食堂、医院、学校、幼儿园、商店、粮店等等，完全是学苏联大而全、小而全那一套。

当年一机部也有自己的子弟小学，比我们年龄大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

我们是复兴路小学第一代的学生，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出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市只有东、西城和海淀区有大院。海淀区以部队大院居多，西城、东城区以机关大院居多。我们当时居住的大院，全称是复兴门外汽车局大院。

我每次上学，都必须绕道全国总工会大楼，再经过广播学院大院。

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好像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了。

为了图省事，我们就直接穿越工会大楼上学。那时没见到什么保安警卫的，偶尔遇到管闲事的撵我们出去，顶多围楼再绕半个小圈罢了，也远不了多少。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那时家长们都忙，谁也没功夫接送自己的孩子。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女小孩儿，楼下叫一声就走；放学也一样，互相说着话，结伴追逐着回家。

现在孩子都是宝儿了，谁敢蹭他们一下，谁敢说他们半句？

放学时间，你看公路边那乌泱泱一大片的家长，焦急的在探头盼望。

保安挎着电棒，拿着钢叉，老师还得亲自送出校门，点名查数，发送家长。不见兔子不撒鹰，绝不敢放任孩子自己回家。

我们小时候，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和大人有什么关系。膝盖磕破了，作业本上撕块纸，贴上止住血就行；打架弄得乌眼青，没过几天就又搂脖成朋友了。

这么跌跌撞撞的，我们不也成长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