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纪念

心有灵犀

军营岁月（13）——最后的纪念
刚一确定这个题目，有点凄凄然悲壮的感觉，其实这个题目应该是“最后的纪念品”，可能就是想要那种感觉，所以宁可多费几句口舌也要省掉那一个字。
　　转业几十年，人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日用品也不断的更新。转业最初那些年，家里还保留一些军用品，从衣被到一些生活用具，随处可见部队的痕迹，连上班都穿着一身旧军装。80年代，人们的穿戴已开始色彩斑斓，而我的那身绿军装在人堆里就显得很扎眼。以致我的同事常对我开玩笑说，再穿这身衣服，就把你再送回部队去。
　　这些年，从部队带回来的用品逐渐被淘汰，部队的痕迹也渐渐地从生活中抹去，然而，当过兵的意识却永远地留在脑海里。回忆二十多年的部队生涯，虽然没有什么辉煌的建树，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更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而且转业到地方后，岗位变了一个又一个，从下岗待业直至退休，但唯有对那种军人的身份，对那段当兵的历史，却情有独钟，总是忘不了。那道军人的痕迹已经深深地刻在心上，分明有一种越来越深的迹象，任凭风蚀雨淋，永远抹不掉。是因为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快乐以致痛苦都挥洒在那条路上了吗？自己也说不清。
　　这里有几样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小物件，一直保存至今。从部队回来后，虽然搬家六七次，从地平房到楼房，从旧楼到新楼。每一次搬迁，都要对家具衣物等进行一番“精简整编”，淘旧换新。也许是我的刻意挽留，每一次整编，它们都幸免于难。因为在它们身上，记录着我在部队的最后时光，也有一些忘不掉的往事。没准它们真的伴我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的纪念”。

　　这是一棵松树的盆景，体积不大，造型别致。略带弯曲的树干上支撑着一片很大的树冠，枝繁叶茂。树座上印着“武汉军区后勤部赠，一九八二年”的字样。那是八二年春节时，原武汉军区后勤部向所属单位的离休干部赠送的纪念品。那时我在后勤第三十六分部干部科，分管干部转业与离退休老干部工作。在科里春节座谈会上，除了每人一份新年挂历外，科长特意留下一份盆景送给我。是因为我是科里老同志？还是我为离退休老干部做服务工作很辛苦劳苦功高？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吧。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以后，部队已连续三批干部转业，为的是使部队“消肿”。那时部队干部严重超编，有人说部队是两个工厂，一个是党员工厂，一个就是干部工厂。不管是不是工厂，这种说法还是很形象。到一九八二年，安排部队干部转业工作已说不上是第四批还是第五批了。从部队到地方，安排转业干部是一项政治任务。只要确定名单，落实去向之后，部队就开始狠抓离队报到工作。各大单位如比赛一样，似乎哪个单位转业干部离队越快，问题越少，就是转业安置工作做得越好。须知有的干部一时不能离队也是有具体原因的。他们的个人要求虽然是合理的，但当时的政策却不允许。达不到个人满意，便迟迟不肯报到离队。一个上海籍“工转兵”的技术干部，转业却回不了上海（当年要进京、津、沪三市是有控制指标的，分不到指标就进不去，其中配偶、父母在该市是重要条件），连无锡也进不去，最后只能去了江苏省的淮安市。每天愁眉不展，像得了精神抑郁症一样。领导找他谈话，一小时一声不吭，一颗烟都快烧到手指竟浑然不觉。我们很同情他，但却无助。他若不当兵，没准就是上海某一行业的专家了。

　　每天就是处于这样忙乱的事务之中，催促，统计，上报。别人是管升官的（调配，任免），皆大欢喜，我却是管罢官的（转业，离退），难免要惹人不高兴，辛苦自不必说，每天打电话询问进度还招人烦。直到两年后去基层任职，才脱离那个是非岗位。

管理离退休老干部是我分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
　　这些老干部都是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枪林弹雨，戎马一生，理应安享幸福晚年。他们很多个人问题需要组织帮助或协助，诸如安置去向，家属工作，小孩上学等，我也尽职尽责为他们服务，为此也跑过重庆，西安，河北等地。至今还为一名老干部经我手没办成离休而遗憾。他当年参加革命离队，后来归队间隔时间过长，超过离休规定条件。但据说他后来还是办成了，不知谁给他变通的。我为他感到庆幸，也为自己“按葫芦抠籽”死心眼而遗憾，因为那还是我去调查的。
　　那一年，我同另一位战友一起出差到河北他的老家，找了几位当年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和熟人，为他出证明材料。他们都很同情他，希望他能办成离休。但对他当时离队又归队的时间却模棱两可，有点说不清。我回来后就老老实实如实上报，没有替他做任何手脚，结果就没有下文了，我记得是这样的。我至今仍遗憾不已，因为他在那样环境下参加革命，虽然中间离队时间较长，但毕竟没有投敌变节行为，为什么政策不能对他放宽一点呢？
　　现在这些老干部已经为数不多，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应忘记他们。他们的功绩都已经写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就像这棵不老松一样，光照千秋，永远长青！ 小松树伴我度晚年，它就放在我电脑上端的书格子里，抬头便进入我的眼帘。小松树须臾不离开我的视线，去年搬家，在包装箱里被压得粉碎，我心疼不已。我用电烙铁耐心的把一个一个松枝焊接起来，没想到修复后竟然完好如初，似乎比原来更好看了。 看到这两件老古董，博友们一定会笑我太寒酸。都什么年代了。还使用这种掉瓷的东西。这是我在后勤文化教导大队工作时与学员同样使用的餐具和牙具。到最后一期结束时，便都成为每个人的“毕业留念”。
　　八十年代初，全军曾掀起一股文化学习的热潮。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各行各业都在迎接“科学的春天”，重知识，重人才，成为当时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而高文凭，高学历，似乎就是人才的重要标志。只要你有文凭，学历高，哪怕就是中专生，工作上都会委以重任。由于十年文革对教育的摧残，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也确实低的可怜。很多人不适应专业性很强的本职工作。军区后勤文化教导大队（对外称为文化学校）就是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开办起来的。
　　文化教导大队以补习高中课程为主，教员都是来自各个军校的大学毕业生。学员则是来自军区后勤部所属医院、仓库、汽车团队，还有一些代管单位的干部。这些干部无论是团职还是排职，都成为这里的普通学员。他们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努力完成作业，还真有一种紧张的学习气氛。
　　学校设在湖北荆门一个撤编的工兵团的院子里，因为是新建单位，条件简陋，环境艰苦。学员们就住在原工程兵战士的宿舍里，夏天闷热，冬天寒冷。但困难没有难倒大家，我与中队的全体干部战士想尽一切办法，因陋就简，努力做好学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使他们愉快地完成学习任务，中队居然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那时我任教导大队中队教导员，同我的队长一样，都是第一次从机关被派到基层。没有基层政治工作经验，只能边工作边学习。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在他们面前，我就是小学生。 文化教导大队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在我做出那个重要的抉择（要求转业）之后，我的同事们纷纷来看我，他们对我的选择不理解，他们希望我留下来。但我去意已决，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也奇怪，我那时的态度怎么那么坚定。大概是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无论是对部队还是对我的家庭都应该有所交代了。就连干部科张科长得知我去分部办事，特意找我谈话，并告知明年对我将有新的安排时，我也不为所动。只是那时对大家的关心很漠然，甚至近似于冷淡，特别是对张科长，他是专门从师常委会上跑出来找我的。今天想起来，心里仍然觉得很歉意。 转业回家已经半年以后，文教大队刘长盛大队长还委托别人给我寄来一本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辞海》缩印合订本，因为我在部队时这批辞海订单还没有到货，我曾向大队长表达过我想得到这本书的意愿。想不到已经离队半年多了，刘大队长还没有忘记此事。如今大队长已经去世了，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他是我最尊敬和佩服的大队领导，没有之一。 人的一生要走很多条路，有的路是自己开辟出来的，有的路是自己不经意间走上去的，还有些路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可无论哪条路，人生只能走一次，一盘棋输了赢了，还可以重来，而人生的路还能够重来吗？
（20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