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老师回忆济宁一中旧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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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校的回忆之一 我在学生时期所参加的勤工俭学活动 刘建生 我是1957年9月至1963年8月在济宁一中学习，连续上了初中和高中；又于1970年2月至1990年9月在济宁一中教学，并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可以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济宁一中度过的，对学校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一中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记忆，一中教我学习了知识、培养了能力，知道了怎样做人、做事，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许多年过去了，与老同学相聚时，回忆起当年在校学习、工作的经历，勤工俭学是一个常常提起的话题，令我们不能忘怀。现将当年勤工俭学活动作一简述，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正常时期”。我于1957年考入济宁一中以后，由于在班中年龄较小（相比之下，班中同学当时有已经结婚的），虽然参加活动不少，都还不是很繁重。例如不定期到旅社、饭店等服务行业去帮助做服务工作，擦桌子、扫地、送东西等。由于是间隔性的，似乎人家并不欢迎，偶尔还要我在“留言薄”上写个简单的表扬信。 当时学校东面大约有3、4亩菜地和果园，种有桃、杏、梨、石榴等果树，风景优美。暑假里我曾在那里浇水、看园，也曾跟着校工赵延凯放羊，干过跟马车装缷等活儿。 学校当时有轮流劳动制度，每学期各班大约要两次轮流到学校食堂帮厨或到校办工厂劳动。我主要去标本室，给胡凤茹老师当下手；或到机械厂做些粗活儿。每逢“三夏”和“三秋”农业生产繁忙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师生去农村帮忙。记得初一时，赵秀华老师看我年纪小身体弱，不让我参加，我就偷偷在后面跟着去。刚开始劳动时什么都不懂，天热就脱了衣服干，捆麦子、拾麦穗，扎得身上生疼，太阳晒得皮肤褪皮，一星期都没好。 此外，在暑假我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梳头发工作。地点是在现一中宿舍靠近石牌坊处的东北角上。这里原来是教会的“妇孺医院”，后改为教师宿舍，地下室则成为工作间。我们几个同学每天去了以后，先把泡湿的杂乱头发用夹子固定在墙上，然后用梳子按长短把它们梳理整齐，再进行分类。估计这应该是做假发的头道工序，虽然不太累，但是环境阴暗潮湿肮脏。尽管如此，几个同学从来没有叫苦退缩。 另外，还记得学校北面和霍家街相隔的围墙平时修整得很平整洁净，附近有两个容量2立方米长的长方池，里面是制好的稀薄纸浆。有两个工人用长方形筛子捞纸浆，然后刷贴在墙上，阴干后揭下。这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学生只有看的份儿。这种纸的质量比一般的草纸要好，但比宣纸还是要差。这种传统的造纸技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时期是“非正常时期”，即“大跃进”时期。参加的劳动强度都很大，而且时间长。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五件事情。 一是砸矿石粉。先把坩石砸碎和泥，捏成坩锅，再用来盛上铁矿粉炼铁。然后是压矿石粉，即把紫红色的坚硬铁矿石用石滚子压成粉状，再放到坩锅内炼铁。压铁矿石是个力气活儿，开始曾用锤子砸，但是效率太低，于是干脆就找来压碾的石滚子，在裙楼的两个拱廊之间的石板上，由两个人来回用脚蹬动碾压。地方不够，有的同学还跑到原运河南岸“广育堂”门前的石板路去碾压（在现在的水司饭店北面，靠近岸边的地方）。 二是砸锅炼钢。当时班主任符笔耕老师看我年小体弱，又调我和几个同学到现附院西区的一个铁工厂去专门砸铁锅。由于当时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都要吃公共食堂，社员的铁锅等铁器都源源不断地收集到炼钢的地方。记得铁锅最多，也有一些铁制用具，甚至文物。砸碎后，工人放在小高炉里炒钢。眼看着好好的铁锅等用具变成一个个充满杂质的铁坨坨，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当时的另一个感觉是太困了，夜以继日地干活，有的同学上厕所时甚至蹲在那里就睡着了。 三是深翻土地。大约在1958年冬到1959年春，学校在北关外深翻土地，常常还挑灯夜战。翻地很像现在的深挖地槽，上下两层倒土，大约有三米多深。据说深翻可以增产，实际把生土倒上地表，反而减产。还有一种较为科学的办法，就是十几个同学拉一个吃土深的犁铧，这样比一般翻地深些，对增产也许有点帮助。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放卫星”，在操场东面搞了一块大约20多平方米的试验田。除了深翻地外，还倒上许多由厕所收集来的粪尿，为了增加表面积还把地表做成波浪形，尽可能多地撒上麦种。出苗后，厚厚的像块绿地毯，在确喜人。然而再长高就密不透风了，于是又安了吹风机通风，最后的结果当然是颗粒未收。 四是打“葡萄糖”。1959年初春，好象是在学校农场里，为使麦子丰产，我还参加过给麦子“打葡萄糖”。首先在地里放几口大缸，里面是搅和均匀的粪尿粘稠液体。大部分同学手拿着“T”字形木棍，每隔2米左右在地面扎一个40厘米深的洞，少部分同学则用大勺子把粪尿汤灌进去，算是追肥，为麦子“打葡萄糖”。天寒地冻，我负责搅拌、灌汤，沾得满身都是粪尿，两手冻得像红罗卜，想暖暖手都没有办法，至今印象深刻。 五是窝头风波。由于“大跃进”劳民伤财，天灾人祸，至使群众食不果腹，正处在发育期的高中同学更是感觉饥饿难耐。学校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制作人造淀粉，把地瓜梗、花生皮等处理后压成粉，掺到面中当食品。二是培育小球藻，砌了几个水泥池养藻。据说藻类生长快，营养丰富。但是最后的结果也是一场空。三是挖野菜，或者到湖里捞一种水草，掺到面里，蒸成菜窝头来充饥。这也是最为实际、最受学生欢迎的办法。当时在每个学生劳动的地点都有一个食堂，当时为比赛哪个食堂掺的菜多，份量重，还引起一些争议和风波（记得当时的最高纪录是一斤面蒸八斤窝头）。 记得在1961年、1962年，我们还分配到大运河畔的学校农场去种地。有一次往学校送地瓜的途中，几个人分着吃了一块地瓜都觉得非常香甜，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到湖里捞了水草送回学校，来回几里路，走得又累又饿，天黑了很久才送到学校食堂，学校补助发的一个菜窝窝早就消化完，真有些得不偿失。 总的来讲，学生时期我参加的劳动、勤工俭学活动等还是很有意义的，使我接触了社会，参加劳动，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还锻炼了身体，提高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经过认真思考，我认为正常时期的劳动是利大于弊，而“大跃进”时期的劳动，则是弊大于利。有些荒唐的做法，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身心损害，对社会造成了惨痛的损失。 学生在工厂参加劳动 学农之积肥 行军拉练途中 1963届高三、五班毕业照第二排左起：于祥鹤柳素琴张玉成武敏振陈海屏孙培生段瑞超张文波高庆鸿张家荫 李兆谦戴洪德刘福兴邹肖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