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留言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25万份遗嘱见证国人观念变迁

南京政法系统关工委

3月21日，《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正式发布，对25万份遗嘱进行大数据分析。这是中华遗嘱库连续第五年发布白皮书。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本次白皮书首次公布了未婚不婚人群遗嘱、涉虚拟财产遗嘱、中青年人群遗嘱等一批广受关注的遗嘱数据。同时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江苏等地区性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全面呈现全国遗嘱大数据以及各地区特点，从各角度分析解读遗嘱数据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可以成为制定政策制度的参考依据，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

记者了解到，中华遗嘱库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年共同启动的公益项目。十年来，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60多个服务中心，向社会提供遗嘱咨询服务376127人次，登记保管251322份遗嘱，目前已生效遗嘱有6362份。

3月21日也是中华遗嘱库倡导的“幸福留言日”，中华遗嘱库鼓励人们在这一天静下心来，在“幸福留言卡”上给自己关心的家人或朋友写下一段祝福和叮嘱，并委托中华遗嘱库在将来替自己把这张写满温馨的卡片交给他们，以表达对亲友的善意、自己的心愿和相关安排。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十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至68.13岁。立遗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2013年中华遗嘱库启动时，曾经对民众遗嘱观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12.4%的受访者认为遗嘱“一定要有”。2019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上涨至46.87%。2021年中华遗嘱库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市民认为“要提前立好遗嘱”。最新调查显示，有88.05%的受访者认为 “订立遗嘱很重要”，人们对立遗嘱采取更加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同时，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持续增长，2013年订立遗嘱人数仅为6804人，从2016年起，每年订立遗嘱人数保持在3万人以上，2018年起订立遗嘱的人数突破了4.5万人。至2022年12月31日，共有23814名60周岁以下人士前来咨询遗嘱，登记保管遗嘱的数量从2017年的279份，上涨至2022年的3467份，五年间增长了十余倍。

社会观念在不断改变，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看成是人生终点要做的事情，而是自己对人生进行定期思考和盘点的新起点。

2022年疫情期间，中华遗嘱库“微信遗嘱”小程序收到了一封特殊的留言：“你们复工了没有？我想去写一份正式的遗嘱，把老家的房子留给我姐，我姓李，我的电话是... ...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回复！”

中华遗嘱库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与李先生取得联系。通过沟通了解，原来李先生是一名社区医院的医生，今年30岁。在三年里，他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无法很好地兼顾家人，这也是李先生十分担心的一件事，他表示：在防疫前线到处支援没怎么回过家，家里的事情都是姐姐一个人在处理。我们的年龄就差2岁，从小感情也很好，幸好家里有她，我才能毫无顾虑。

当问到李先生为什么会选择在30岁的时候写遗嘱，他说：“我和姐姐年纪也不小了，但一直都还没有结婚，这也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近一年我一直都很忙，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完，家里的事情一直是姐姐在操心。最近和姐姐打电话的时候我知道她找到了意中人，我很高兴姐姐也有人照顾了。我的财产不算多，名下有两套房，我希望把其中一套房的归属权给姐姐，把居住权留给父母。作为姐姐的娘家人，我希望姐姐背后有依靠，无后顾之忧，也希望父母老有所依。”

在中华遗嘱库完成遗嘱登记后，李先生还写了一份“幸福留言卡”。后来李先生告诉工作人员，他在下笔之前思考了很久，把过往20多年的生活都回想了一遍，想说的话有很多，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写完遗嘱我整个人轻松多了，没想到遗嘱也有疗愈效果，心里踏实多了。”李先生笑着和工作人员说道。

据《2022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的遗嘱中，已有1542份遗嘱指定了遗产管理人。因遗嘱执行难度较大，为保障自己的遗嘱能顺利执行，很多人选择在遗嘱中指定遗产管理人。

36岁的陈晓燕（化名）是一名再婚人士，育有两个女儿。近年来不少重组家庭的财产纠纷案一直令其反思，如果自己出现意外，两个女儿的生活如何保障呢？会不会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导致姐妹关系破裂呢？会不会有外人对自己的财产虎视眈眈呢？抱着一系列的忧虑，张女士找到了中华遗嘱库，得知可以设立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打理、管理，因此决定授权表妹作为遗产管理人。张女士表示“遗产管理人的订立十分有必要，遗嘱不再是简单的财产继承、房屋过户，多了一份情感的转移，更加有温度。办理完遗嘱后，感觉一身轻，终于将心头大石放下，回家可以高枕无忧了。”

《民法典》立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杨立新教授认为，遗产管理人负责对遗产进行清点、接管、分配和管理，能更好地执行逝者的遗愿，避免继承人之间的纷争，必要时快速解决纠纷，防止遗产出现损失。此外，遗产管理人制度还为解决继承纠纷提供了新思路。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至少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方面继承纠纷往往审理时间较长，产生了大量诉讼成本。按照《民法典》规定，法院可以把大量工作留给遗产管理人来处理，从而节约了这一成本；另一方面，遗产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往往存在亲情或者人情纽带，可以讲情讲理，而不只是单纯讲证据，由此更容易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有利于继承案件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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