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后，可以不走向专制吗

窄船人

　　由敌对国而成契约化盟邦，西夏和北宋的关系类之。经过几十年战争，双方转变思路，北宋给西夏岁币，双方互市，于是开创几十年和平。

明代与蒙古的关系也类之。也是在漫长的战争后，蒙古建归化城，双方互市，于是开创几十年和平。

但这要有两个前提。第一，双方谁也消灭不了谁，战则两伤；第二，如果双方签约停战或互市，就会两利。第一条是伤害力量相当，于是可以制衡；第二条是供需条件相应，于是可以互惠。

英国大宪章的签订类之。国王与贵族谁也离不开谁，一方消灭另一方就会让自己失去存在基础。贵族只想让国王有所约束，维护自己权益；国王做出妥协，虽然“权益”受损，但宝座会变安稳，因为敌对势力就偃旗息鼓了。

那么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有无这种化敌为盟的可能性？这关系我们的文化土壤为何没有生长出法治、没有契约和平权观念，而只是陷入专制的永劫轮回。

有过很多化敌为盟的时机。宋大夫华元曾经为此奔走于晋、楚，史称“华元弭兵”。晋、楚当时为中原最强国，宋是二国间中立的力量。在华元的安排下，终于在579年，晋楚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合约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结果呢，这个盟约很不稳定。晋、楚借盟约暂时休战，等休养生息之后，楚国又发起新的攻击，盟约破裂。

为何没有成功？直接原因是出现了战争狂人，统治阶层不受约束已成为惯性。关键是，他们并没有见到结盟后切实的好处。西夏侵宋，是为了抢夺宋的金属和粮食；西夏与宋贸易，是因为通过和平手段可以买到宋的金属和粮食。总之不想被卡脖子。宋呢，和西夏打，为了平安过日子；和西夏和，更为了和平过日子。结盟互市解决了战争都难以得到的东西。

晋、楚都没有对方所需的东西需要交换。农耕文明的中原诸国，一切需要几乎都能够在本国内自给自足。于是，契约式的和平思想，就缺乏一个前提——不能互利。没有足够大的引力，没有契约足以维系的粘合剂。前提的另一个呢——“谁也消灭不了谁”？他们不信。不信自己赢不了，或者不信对方能放过自己。

周的分封制，起初满足这种契约的需要。各大诸侯力量不相上下，在周室的旗号下，哪个诸侯想武力扩张都会被其它诸侯联合制衡，离则有弊，合则有利。而后“礼崩乐坏”，周天子之力不再能纠合各诸侯，诸侯各怀私心，离则不见得有弊，合不见得有利，与其团结在有名无实的周室周围，不如各自拉帮结伙，有野心的趁机舒展羽翼。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施行“霸道”，打旗号重新结盟，拥护周室，不过是一次回光反照。

我常常幻想：这个时期，如果各国能在此时平等结盟，偃兵息武，互通有无——就像今天的欧盟一样，岂不是很好？

还是没有找到互利的可能性。

欧洲各诸侯国也曾经是战争不断，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战、二战……欧洲也是在漫长的战争伤痛中发现了战则两伤，在海上贸易的日益兴起后发现和则两利，才走到今天的格局。对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要走的路，太远了。

这几乎是是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巨大差异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的诸国，冶金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军备能力，但工商业仍然停留在简单原始的状态，那么各国陷入攻伐之中，是有其必然性的。

　　那么各诸侯国与周王室、各诸侯国国内上下各阶层之间，有没有可能产生契约、平权的可能性呢？

周的分封制下各阶层是单线联系的。要诸侯向天子负责，大夫向诸侯负责，士向诸侯负责。隔级是管不到的。所以天子只能管到诸侯管不了大夫，大夫眼里只有诸侯没有天子。一旦周室权威扫地，各诸侯国的贵族都不太会有切身利益被伤害。在这种视野里，“天下情怀”和大义，在精英阶层，是稀缺的。

有这样一个现象：在被虐得最惨的中小国，才产生了更多的焦灼的思想者和行动家。华元属于宋，子产属于郑，韩非属于韩，都是在战争的洪流中痛苦挣扎的国家中的人。而这种弱国，是无法向强国维权的。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历史进程没有太大影响作用。

而大国呢？他们总是在谈王霸之道。战争一定也侵害了国内贵族的权益，或许因为贵族与自己领地的民众距离太远，或许战争流的不是他们的血，甚至通过战争，他们得到了更多利益。所以我认为统治阶层对战争大体是不很在乎的，起码他们缺乏向上一阶层争取权益的动力。

这与欧洲的贵族要向国王争取权益的境况是不同的。

也许只有平民百姓的战争伤痛，才是人们想逃离战争的最大张力，是“合”的“利”之所在，是结盟的粘结剂。只有民众有切身之痛，才有可能让那个时代走出历史困局——他们若能争取权益的话。可惜他们没有发言权。

也有为平民发声的人。有华元们和他的同道者，有儒墨道家诸子。华元失败了，那么诸子有没有契约、平权思想呢？

当时儒墨是两大入世显学，时人不是拥儒，就是拥墨。

儒家和契约思想天生距离远，这个学说最大的缺点是等级观念，“平权”的思想难以从中生长，而且儒家试图以一种模型化的政治思想，套用在流动的历史上以为范式。我以为庄子对儒家的批判最为精准：“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不可以任何时候都拿来作为纲常。说孔子“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

墨子最是具备现代人道主义气质的思想家，他一直为平民说话，摩顶放踵，救世之急。他的学说中有非常珍贵的近代科学思想的萌芽，是最有可能产生契约思想的学说。所以近代以来一直不乏学人猜测其源流非自生于中土，而是由域外传入。我引用庄子《天下》篇中对墨子的评价：“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非常精到。我们一点点分析：兼利，是说无差别地利益世人；泛爱，是说无差别地爱世人。非斗、不怒，是说反抗暴力；不异，是指“尚同”，有点“绝对平等”地意味，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上有所不如。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都有些侠气、义气，是无私坦荡的好心人，他会教人们反抗，甚至帮人们反抗，却无法教人们去争取权益。而且他所教的做法仅能笼络部分急公好义、克己利他的人，难以在普罗大众中实行，庄子说：“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精英阶层没有契约意识，民众的声音太弱小，那么民众的权益就没有任何生长的空间。这就是当时的文化土壤，它缺乏那种养分，缺乏那颗种子。

真是可惜，我们的历史就在如此背景下这样走向了它的岔路。如果历史再给诸侯国更多时间，大家在你攻我伐中耗尽力气，思想家在左突右奔中找遍药方，也许我们还有回到正路的可能性。

可惜不久，那个最不择手段的诸侯国竟然成了最强的一个，合诸国之力都难以制住它。

还有诸侯国最后一次结盟。战国的最后，六国生死存亡之危机关头，六国集结在一起，打算和秦国拼了。这次六国真的是合则共存、分则同危，这次盟约有什么理由不牢固呢？

可惜的是，六国还是没找到强大的粘合剂，一个拼合几股力量的整体，和另一个看似相当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这个各怀心思的“多”，常常就败在了那个上下齐心的“一”面前——或许早已力量不相当，难以制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