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谏臣孙嘉淦及其《三习一弊疏》（编辑）

祝融之火

　　入朝为官，要做好官。一位清廉正直的好官，会深深留在人民的心里和历史的记忆里。

官场是权力的战场，功成名就有实权以后，有人回馈百姓，有人以权谋私。是做一个好官还是恶官，皆在一念之间。

古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有一位清正廉洁的好官，是百姓的福气。

清朝有一位官员在位期间尽职尽责，为民谋利。告老还乡之际，因为太穷，他只能装10余箱石头充脸面，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衣锦还乡”。乾隆皇帝得知此事之后十分感动，当即下令：全部换成黄金！这位正直的官员是孙嘉淦，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

直言纳谏好官员

孙嘉淦出生于康熙年间，字锡公。虽然孙嘉淦自幼家贫，但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为了考取功名，孙嘉淦寒窗苦读数载，只为有朝一日榜上有名。

康熙52年，孙嘉淦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考中了进士。初入仕途之际，孙嘉淦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等小官。在官场，最怕的就是说错话。可孙嘉淦并不是一个喜欢阿谀奉承的圆滑人士，他性格耿直，想到什么便说些什么。这种耿直的性子，让他的仕途并不好过。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谁都知道，但真正能够听得进别人建议的人还是寥寥。好在孙嘉淦并未因为官场的黑暗而放弃掉自己的正直，而上天也安排了一位能够赏识他的人出现在他的生命里。

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雍正皇帝上位。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雍正帝刚一上位，自然是想着大施一番拳脚。

孙嘉淦看准了机会，很快上书雍正帝，向其提出了“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这三条建议。雍正帝一看到这份奏折便怒了，他觉得自己的天子权威受到了挑战。一怒之下，雍正判了孙嘉淦死刑。

在群臣应和着判处孙嘉淦死刑之际，只有雍正的老师朱轼开口帮孙嘉淦说了几句话：“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冷静下来后，回了句：“朕亦服其胆。”

随后，雍正不再恼怒，取消了孙嘉淦的死刑，转而夸赞他胆气可嘉、刚正不阿的优良品质。不仅如此，雍正还将孙嘉淦提拔为国子监司业。

自此，孙嘉淦靠着自己的勇敢和直言纳谏，走入了帝王的视线。而他得到了提拔之后也没有骄傲自满，依旧保持着清廉正直的本性。经过观察，雍正知晓孙嘉淦是一位廉洁好官，便愈发重视对他的培养和提拔。

为民请命受人爱戴

雍正是一位善于用人的好皇帝，也是孙嘉淦的第一位伯乐。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即位。弘历上位后依旧重用孙嘉淦，因为他清楚此人为难得的好官。

乾隆刚刚上位，孙嘉淦便直言不讳，提醒他不要染上“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这三个陋习，还告诉他应该怎么破除这三个陋习。乾隆见到孙嘉淦的这一奏章，十分喜悦，对他清廉能干、直言纳谏的品质又多了许多好感。

在乾隆的赏识和提拔下，孙嘉淦做了刑部尚书。在这个岗位上，孙嘉淦表现出了超强的工作能力，出色处理了不少的案件。乾隆看他破了一桩一桩冤案，心中颇为欢喜，提拔他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而在孙嘉淦破除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除了做好分内之事外，孙嘉淦还关注民生。清朝初年立下了一个规定，不允许民间私自酿酒。但民间的消费量大，私自酿酒行为屡禁不止，因此被抓的人也数不胜数。在担任直隶总督之际，孙嘉淦深入民间调查了这个情况。

据他调查，民间私自酿酒都是采用高粱、谷糠、豆皮等粮食酿成，此举不仅对朝廷无害，还促进了民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此，孙嘉淦详实反映了自己的调查结果，还提出了一套合理的政策方案，提请朝廷解除“不允许民间私自酿酒”的禁令。此令一出，百姓喜笑颜开，对于这位总督的赞赏也更多一些。

带着石头“衣锦还乡”

孙嘉淦在直隶总督这一位置上做了四年多，在此期间他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孙嘉淦将朝廷的俸禄用于兴修水利、改善民生。此外，他还乐善好施，从不吝啬帮助他人。

孙嘉淦的这种可贵品质，让他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朝廷的重用，也让他过了一辈子的清廉生活。他身居高位却粗茶淡饭，他权力很大却不谋取私利，这样一位忠臣，任谁见了不说一声“佩服”？

孙嘉淦65岁那年，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因为年事已高，他请求告老还乡。乾隆皇帝虽然不舍得他走，但也明白他到了落叶归根的年纪，便批准了。

作为朝廷高官，回乡一定是“衣锦还乡”，以免被街坊邻居笑话。可无奈孙嘉淦两袖清风，实在没有贵重的珠宝玉石当做行头。

为此，孙嘉淦让仆人找了十几口箱子，里面装满了石头，用以装作是金银珠宝，以便回家的时候向街坊邻里谎称这是朝廷赏给他的十几箱金银珠宝。

可没想到，孙嘉淦还没到家呢，就因为此事被人弹劾了。那群人说他是个虚伪的官员，清廉都是装的，现如今竟带了这么多珠宝还乡。乾隆本来很气愤，结果一调查清楚是又气愤又心疼。在感动之下，乾隆下令，将孙嘉淦的十几箱石头全部换成了金银珠宝！

孙嘉淦是一位好官，好到他告老还乡两年后又被朝廷喊过去干活。直到1753年，孙嘉淦撒手人寰，享年七十一岁。

为了赞扬孙嘉淦对朝廷、对百姓的贡献，乾隆追封其谥号为“文定”。

无论是雍正帝还是《清史稿》，他们对孙嘉淦的评价都很高。他的清廉正直、刚正不阿、为国为民、心系民生的美好品质，是他流芳百世的强力支撑。

《三习一弊疏》



事当极盛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退。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

译文：事物旺盛到了极点的时候，一定是反面开始出现的时机。这种迹象藏伏得十分幽微难辨，人们通常不能发觉，到了它很明显的时候，已经积习深重而难以改变。这里面就有三种习气，不能不小心警惕。

　　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谀，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译文：君主的仁德清正，臣子就会衷心佩服而颂扬;仁厚的施政措施推行了，老百姓亲身受益就会心怀感恩。说一句话就朝廷内外都颂扬圣明，颁布一条政令就举国上下都赞美歌颂，臣子和老百姓主观上并不是故意奉承阿谀，但君主的耳朵已经听惯这些好话了。耳朵被这些赞美长期调教，于是凡不是赞美就不顺耳。所以刚开始是对提反对意见的人不满，接着就讨厌那些朴素内敛不善辞令的人，久而久之，连赞扬得不够精妙得体的也觉得不爽了。这就是耳朵习惯了听好话，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直言不讳。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译文：主上越聪明，下人越愚笨;主人越能干，下人越畏缩。小跑前进、低声下气的，使个眼色就来了;脱了官帽、叩头跪拜的，开口一叫就来了。对臣子来说这是严格遵守礼法，但是主上的眼睛已经看惯这样了。眼睛被这些献媚的情景长期调教，于是凡不献媚的人就反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排斥那些不礼貌的，接着就疏远那些遵纪敬畏的，久而久之，连侍侯得不够灵活轻巧的也觉得很不恭敬了。这就是眼睛已经习惯了讨好行为，喜欢柔和顺从而讨厌刚正耿直。

　　敬求天下之士，见之多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

译文：诚恳敬业地学习治理天下，世面见多了也就觉得这些事没什么了不起，于是认为自己很高明别人很差劲。小心翼翼地办理天下的事务，经历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于是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凡、天下事都很容易。问别人听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看也找不到什么过失。这样以后心里想要的，就以为确实没有逾越常规，号令发出后，总是期望一定要执行。这就是心已经习惯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因此喜欢顺从而讨厌违抗。

　　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

译文：这三个习惯养成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弊端。一个什么弊端呢?就是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

　　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主，临政愿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译文：要拔擢君子、摒弃小人，这个道理难道只有古时夏商周朝时才知道吗?即使是末世的君主，谁不知道要任用君子呢?况且自以为明智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大臣很贤良，哪一个不认为自己用的人一定是君子而必定不是小人?而最终还是形成小人拔擢、君子疏离的现象，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只看才能不看品行。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译文：品德是君子独有的特性;才能则是君子和小人都有的，而且在小人那里往往显得更强一些。口才方面，君子往往内敛含蓄、辞令无华，而小人则伶牙俐齿、奉承讨巧，这就与耳朵的习惯投了缘。办事方面，君子往往显得笨拙呆板、慢条斯理，而小人则手脚麻利、灵活迅速，这就与眼睛的习惯投了缘。即便是检查工作考核评比，君子也是专心致志办事情而以称功劳为耻，小人则琢磨主上的喜好，把心思放在如何展示勤勉能干，这和心理感受的习惯投了缘。小人凭借自己的才能，琢磨着怎样投合君主，君主沉湎于自己的耳目习惯，不能发觉他们的意图，那么到了小人聚拢君子散离的境况，它的后患难道可以简单说得清楚吗?

　　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谋，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矣。

译文：现在想提早免除这三种习气，永远杜绝这一个弊端，不在于外力，只在于内心。治世或是乱世的关键，就蕴涵在君子和小人的或进或退，而进退的关键，就在于君主的起心动念里。能辨明不对的事情，那么心不需要刻意追求“恭肃”而能做到敬事一切;不能发现错误，那么心还没意识到“放纵”已经在恣意忘为了。恭敬严肃，这是君子的方略，是安定的根本;放纵身心，这是小人的策划，是混乱的起点。既然这样，归根到底，简单地说，只是希望皇上经常守护着这颗不敢自以为正确的心，那么上天的仁德、王天下的大道畅行，都不会偏离了。

　　孙嘉淦（1683年-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而出名。

孙嘉淦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孙嘉淦个人作品

《春秋义》、《南华通》、《诗义折中》、《周易述义》、《司成课程》、《近思录辑要》、《成均讲义》、《诗删》、《南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