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平安吉祥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传家宝。早在1930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31年，又提出，“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60年末至1961年上半年，在毛泽东主席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在全党特别是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兴起了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认为国民经济工作中各种错误的发生，源自忽视调查研究工作，导致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早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讲话中，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了全国盛行的“浮夸风”，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

　　毛主席说： “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并强调：“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61年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发毛泽东主席《调查工作》一文，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

　　毛主席指出：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内容：“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

　　“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

　　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主席提出两个要求：

一是不要压制群众反映意见：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二是鼓励干部去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全党上下形成调查研究的风气。毛主席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带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并亲赴津浦、浙赣、京广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刘少奇赴湖南；周恩来赴河北邯郸；朱德赴华东各省及广东；陈云赴上海；邓小平及彭真赴北京郊县等地调查。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

　　调查的内容从农村问题扩展到工业、商业和科学、教育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形成了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

　　在全党近两个月的深入农村调查，充分掌握了民心民意的基础上，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对“农业六十条”草案进行重要修改，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两个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以彻底解决。

　　正是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才使全党真正了解到农业农村的真实情况，才对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有了真切的感受，从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自1961年起，我国农业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年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在集中力量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将调查研究贯穿1961年全年，先后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不合实际的政策，对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效果，国民经济终于从最困难中走出来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力推进了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通过调查研究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