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村里的一些人和事

微尘

前言
我是一个农民。
尽管我不喜欢做这个职业，但我喜欢农民。喜欢职业和喜欢农民是两回事。我生在了泥土上，我就是农民-----一个农民的后代，农民一样的举止言谈，比如，到了饭馆里，蹲在凳子上吃面，这样腿捧着肚子，比较舒服，而且哧溜哧溜发出声响，很容易引来旁观者鄙夷的眼光，这种进餐方式显得一股浓浓的土腥气，很不雅观。
现在网上流行“土豪”一词，土豪，顾名思义，土中的豪杰，虽然土，但有钱，举手投足之间显现豪气。我觉得我称得上“土”但算不上“豪”，百度了一下，因为没有钱嘛。与土豪相类似的就是“土鳖”“土包子”“土老帽”之类，嗯哈，这下差不多接近了。
童年比较贫苦，父母把一切的汗水都洒在黄土地上，但是尽管很勤劳，那个时候吃一顿鸡蛋挂面就是一种奢侈，现在生活好了，什么也不缺，但是吃到嘴里都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了。超市货架上的鸡蛋挂面，煮到锅里，一点也没有鸡蛋挂面的味道，其实真正的鸡蛋挂面就是冬天小时候懒被窝，母亲在火炉子上煮的一把挂面加上一个或两个鸡蛋，热腾腾的给我端到被窝里吃，碗底下还隔着一个硬纸片，热热的吃了穿衣服上学去。屋里的煤烟味，鸡蛋的香味，挂面的面味，交缠在一起-----真真正正的鸡蛋挂面味道，没掺杂一丁点功利。货架上的只是商品而已。
想起小时候的生产队，秋后收获，那些遗落在泥土中的花生、胡萝卜，红薯之类，队长就组织社员拿着篮子扛着筐一点点翻找，秋后的大地，就像一个生产后的女人，敞胸露怀，散漫而温情，无私的供给那些在她身体上走来走去的生灵。
在写这些文字时，常常浮现出许多家乡的人和事，凝结在一起，那些渐渐老去的父辈们，新生的后辈们就像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无穷无尽旺盛的轮回着，后辈们走出农村后就再也不愿意走回来，于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随着岁月的沧桑，慢慢的风化碎散，我就想，这许多脑海中的的文字和影像，也是故乡的一草一木，丢掉实在太可惜，何不学着儿时的拾遗收拾起来呢？ 我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但也是有情之人，在撇去繁华名利，剥掉虚伪的外皮后，我们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既然是人，就不能忘掉生养我们的父母，忘掉勤劳耕作一生的父辈们。在阅尽沧桑岁月，洗却铅华，那些人和事犹如陈年美酒一样的让人沉醉。

拾粪老人
小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拾粪的老头，黑色的棉袄，黑色的棉裤，戴着一顶绿或蓝的栽绒帽。天气干冷，只见他们肩挎着一只荆条筐，双手抄在袖筒里到处游走寻觅着。看地上有粪时，便放下筐，持一把小铲子，轻轻一拨，那冻得像石头蛋蛋的粪就到了荆条筐里。农村田野里经常可以见到动物的粪便，有牛粪、驴马粪、狗粪等，拾粪也就成了当地农民一项重要农活，一般都是在天蒙蒙亮出来，出来迟了就难拾到了。所以，拾粪得赶早，捡大路走，因为天还黑，好多拾到石头蛋蛋的。
那粪可以做肥料，这种肥料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机肥，比化肥好多了，化肥用多了，地就会板结。好多人吃现在的水果蔬菜不像以前那么有味道了，原因就是现在的肥料用的是化肥，化肥种出来的作物重产量轻质量，明显的急功近利。
拾粪老头中记忆最深的是老扒，不是排行第八，农村人文化程度不高，孩子生下来起个贱名，比如“狗剩子”'黑皮“'五蛋”之类的，据说这样好养活，阎王爷派小鬼捉拿，人名重复的多，也许会认错了人，运气好的话会逃得一命吧。老扒腿脚有残疾，是光棍，跟着亲侄子过，侄子待他也很好。老年人瞌睡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筐拾粪，浓浓的雾气里老扒吭哧吭哧的走，呼出的潮气和雾气成为一体，直到人走远，踪影不见。早饭时分，老扒一头雾水挂着鼻涕，扛着粪筐回来，或多或少，倒到墙角的粪坑里。
不要小看农村人，农村人有农村人的智慧和幽默，有兄弟二人闹分家，争执不清，谁也愿意要好的，咋办？这时候老扒出面说：弟弟挑的给老大，老大挑的给弟弟，这样不就解决啦？单从这方面讲，老扒就是一个很有智慧外交家兼哲学家。

戏台上的老人
村里平时除了邻里吵架，嫁闺女，娶媳妇，埋死人，其余时间一般是清冷寂寞的。冬日的晌午，村中央闲置的戏台子上总是有十来个老头聚坐在一起晒太阳，一样的黑棉袄，大棉裆裤，光头，有的弄个蓝边的白毛巾系上。都是上了岁数的人，田里的活计已经干不动了，在这坐着马扎打发时光，那些乡音俚语，粗鄙猥琐然而不失智慧，有时聊着聊着就出来一些“荤段子”，就是男女之间的一些事。这些事，他们年年月月不断重复着，加工着，乐此不疲。在偏僻寂寞、单调、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日子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唯一的享受。可是毕竟是闲聊，大多时候也在抬一些无谓的闲杠，不外是讨论火车轮子有没有里外带，飞机有没有倒档，电线拉盒能控制灯泡但到底能不能控制灯棍之类，居然也是争得面红耳赤，互不服输，往往搞得好几天都不愿意见面，然而隔些日子又和好如初。
老头们也爱八卦，探听着别人的养老问题，都在乎自己或别人的儿子儿媳是否孝顺 。那时的农村人没有城里人那样的养老政策，没有定点医院没有退休金，全都是家庭养老。自己晚年的幸福指数，全仰仗着儿子是否孝顺，在农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继承自己财产的是儿子，养老一般不指望女儿，毕竟是随了他姓。在农村一定要有个儿子来继承香火，越多越好 。好多城里人指责农民素质低下重男轻女，其实这也是迫不得已的缘故，儿子有力气才不会被外人欺负，有了儿子地里的农活才能做完----长大的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其实儿子多了，也未必全是好事。老头年轻时有力气，什么也懂的，什么也做得，等给儿子们盖了房子娶上了媳妇，榨干了血汗就老了，随之而来的养老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妯娌不和，吵架连连，儿子们夹在中间也做难，一奶同胞为了自己的日子利益，也打开各自的小算盘，于是干不动农活的爹娘成了累赘不受欢迎。找个日子请了中间人，写了文书立了字据摁了手印，老了的爹娘就过上了看人脸色生活的日子----吃住随儿子，一年一轮换或者一月一轮换。遇上个阴历大小月，刻薄的妯娌们还会为这一天计较不休。老俊子（晒太阳的老头之一）对此表示没压力：一星期一轮！我跟他们论、星、期！！ 一阵佩服的哄笑过后，是一片难言的静默和凄凉。
这些老人有的已经作古，成了田野上的一抔黄土，有的还在日渐破败的戏台上，漠然的晒着太阳。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

宝增
宝增是个名人，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在栾城西半边，你可以不认识县长乡长，但是你绝对知道宝增，但是宝增却没有名人的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宝增有点弱智，形象和出身不招人待见，长相粗鄙，像电视上演的武大郎。宝增祖辈是农民，他的父亲叫啥已经很不重要了，再说，在农村直接说父辈们的姓名很忌讳，显得很不尊重。他的父亲应该算是一个剃头匠，因为我毕竟没见过他的父亲剃头，只是从我父亲言谈中得知，宝增排行老大，下面有个弟弟，到底有没有妹妹，我说不太准，（有待考证）反正这也不是很重要，故事就此展开。
宝增的童年教育很有些幽默，每个人都是娘生爹养的，宝增也不例外，读个书识个字，长大兴许会光宗耀祖的，儿女毕竟是家庭的希望，于是，闲暇时候剃头匠就召唤宝增识数：
父：“宝增，宝增你说一”
宝增：“宝增，宝增你说一”
父：咳咳，不是宝增宝增你说一 ，念一！
宝增：“不是宝增宝增你说一 ，念一！”
父：“一”
宝增：“......”
父：“你咋不念了？！念一！！”
宝增：“宝增宝增你说一”
父：不是宝增宝增你说一 ，念一！！
阿增：“不是宝增宝增你说一 ，念一！”
父：“一！！！”
宝增：“......”
父：“你咋不念了？！念一！！”
宝增：“宝增，宝增你说一”
剃头匠失去了耐性，“操******（此处略去若干字）！”拿起随手带的什么东西就要揍，宝增虽然智商有点低，但挨打时要躲毕竟也是知道的，宝缯前面跑，老子后面追，于是在老子的爆怒、众人的哄笑中成为一个“名人”，自此踏上了一条与名人不相干的生存之路。“宝增宝增你说一”也有好多版本，成为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的笑料，被编纂，被加工，被流传。宝增经常背着粪筐拾粪，活动范围遍及陈村乡，宝增前头提踢沓沓的走，后头经常有一群调皮孩子齐声喊：宝增宝增你说一！充满戏谑，音调高亢，这大大激怒了宝增，遂使出八步赶蝉的功夫，但毕竟憨大笨粗，等他跑上几步，这群鬼机灵早跑得远了，愤怒的宝增掷出了坷垃块，然而命中率极低，等他再回头朝前走，这帮复读机又开始喊：宝增宝增你说一！宝增宝增你说一！然而宝增也没有扭头，装作听不见，嘲弄着喊了一会，没趣，也就不喊了。寂寞的宝增行走时也时不时呸出一口浓痰，时常自言自语：夏天去苏邱好，冬天去梅家村好。有人问为什么？宝增说夏天去苏邱那离日头远，凉快，冬天去梅家村那离日头近，暖和！
宝增除了拾粪，也捡一些垃圾，南陈村村南有一个大坑，马路边经常有垃圾车在那里倒一些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堆成了山，气味难闻，葱皮烂菜叶方便面袋子，当然里面也有一些钢筋头、烂铁丝、破塑料能卖钱，捡垃圾的人还不少，都拿着三齿（一种农具）翻找，宝增在垃圾中翻到半袋饮料，如获至宝，咬破袋子滋滋的喝着，有人劝他扔了吧，太脏。宝增一口气喝完，嘿嘿笑着：甜的！
其实宝增正规的职业除了拾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业，这个职业我说不上来，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那就是谁家死了人，等出殡那一天，宝增很准时的出现在事主家门口，等到出殡车一走，宝增就那一束草秸或者一领草席，点起一堆火，然后磕一个头，至于点这一堆火有什么说法，我也说不清，大概处于辟邪之类的说法吧，这一堆火也不白点，反正完事以后，事主家管事的就赏他一顿熬菜几个蒸馍，宝增吃得香甜，事主家也显得慷慨，有时候还给上一盒香烟。至于这里面还有个传说，真实性有待考证：比方说有人帮着某某干完一样事情，然后客气的说：下次用着了还记着叫我。于是气氛融洽，双方和和气气皆大欢喜。宝增默然熟记于心，于是在某个出殡事主家也来了一句：下次用着了还记着叫我！事主家一听暴怒，乱棍打出。熬菜蒸馍没吃到，遂成了笑柄。
后来，宝增离奇的消失了，不知道哪月哪日，反正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那个扛着粪筐，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宝增不见了，有人说可能被那些黑心人掏了身上的零件，也有的说被坏人卖到了黑砖窑，传说只是传说，到底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
草屋
打记事起就有生产队，当时的生产队以村为单位，叫生产大队，管理着若干小生产队，村子大的生产小队设的多，我们村设有8个生产小队，队长一人说了算，大权在握。管理着整个生产队的生产和财务状况，粮食和工分配给，后勤保障等等一切。取消生产队以后，地分到各家各户，现在的村子叫村委会，农民称为村民。不过，在农村，现在的称呼依然没有大的变动，比如：村里人见面打听事情，还是说"某队的某某人"，这样说简单省事，定位相当准确。
当年说话很牛气的生产队长现在有的已经入土为安，仅有的也都身体有病，已近风烛残年。经常见到老张（曾经的生产队长）在戏台上默默地晒着太阳，全没有了年轻时说话的霸气，行动也迟缓木讷。听父亲说，自打取消了生产队以后，老张就整日的唉声叹气，像丢了魂，闭门不出。年轻时盛气凌人，说话匪气，得罪了不少乡亲，碍着他是生产队长权力大，不敢得罪。父亲曾经建议老庆多种一些谷子，被老张一口否决，原因是谷子产量不高，这样显得政绩不突出。分地以后，父亲坐劲种了足足1亩地谷子，望着沉甸甸的谷穗，父亲开心的笑了：这下他管不着了！
　　

生产队的队部叫草屋，我不知道别的村子管队部叫啥，反正我们村的都管队部叫草屋，草屋面积5亩西面是牲口棚兼草料库，南面是养猪场和泔水池，东南是农药库，我从来不去那里，原因是闻到农药气味就头晕，北面是面坊、粉坊、农机库，中央是大晒场，边上是活动中心，红油漆的大门，做工结实且粗糙，西边墙壁贴着一张毛主席像，画像上边毛主席题词：人民公社好。下面是一个大木头桌子，上有一台匈牙利产的45寸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一到天黑就开着，我经常在电视机后面透过散热口看那几个烧得红红的小灯，管电视机的志生很警惕，不让小孩靠近，怕弄坏电视机。那个年月电视机可是宝贝货，值一头牛的价钱，但是电视频道只有一个中央台，那时的农村，文化活动基本没有，劳累一天，天一擦黑，吃过晚饭，上炕睡觉，要不就是去草屋看电视。
两个200瓦灯泡高悬在屋顶，照得四下通明透亮。记忆中最早的电视节目是审判“四人帮”----王张江姚，电视上的四人帮被审判，好像没有听见审判员的话，坐在椅子里闭目养神，农村人政治觉悟普遍不高，看不大一会，觉得无趣，呼噜声一片。有的吸起旱烟来，自己种的烟叶，烟劲大，气味呛人，撕下一片烟纸，一般是小学生用的废作业本，裁成二指宽的小条条，捏一撮碎烟叶捋好，一眨眼的功夫，卷起一个喇叭筒，在嘴唇上蹭蹭。揪掉收口，火柴点燃，慢咋咋的吸。
二丑烟瘾大，烟纸是紧缺货，没有了就和老亭子要，老亭子基本上每要必给，大方的很，二丑很好奇老亭子哪来那么多的烟纸？老亭子说去学校捡的，终于有一天，二丑发现老亭子给的烟纸有问题----烟嘴部位有一片黄渍，就问质老亭子，老亭子无奈答是从学校厕所捡的擦屁股纸，不过那烟纸上的粑粑圪渣已经抠掉了，可以放心吸，你看，我用的不也是那纸么！懊恼的二丑扔掉了烟蒂，从此再也不朝老亭子要烟纸了。
工分
上学时老师学生整天念叨的就是：分，分，学生的命根！这话用在生产队那就是：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工分能换来钱，换来家的幸福。那时生产队年底分红是按工分的，至于粮食棉花红薯花生大豆是按人头分，谁家出工出的多谁家年底分红就拿的多，那工分是大家评出来的。队长宣布敲钟集合，拿着花名册一个接一个地念名字，念一个名字，队长就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那些好劳力就不用说了，大家没意见，一天挣10分。未婚姑娘家庭妇女，力气小的，腿脚有残疾的或者有病的，不会是满分，但也有例外，阿芳虽然是个未出嫁的闺女，但是身体粗壮，力气大，能单手举起小车的车轮子，地里农活也是顶呱呱，所以评分评了个10分，大家没意见。
人群中第一个喊分的人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锤定音。如果有人喊出7分，没有人提出异议，那就是这个人出一天工能挣到7分。同样是干一天活儿，有人挣10分，有人挣7分。所以评分会很现实，很残酷。
　　到了农历的年底分红，快过年的时候，生产队的活动中心早挤了五六十个乡亲，等着队长和会计和出纳，念到谁的名字，谁就会拿到一个牛皮纸信封，工分挣得多的人家信封是厚的。尹生家三口人，清一色的光棍，没有父母，没有孩子等等负担，三个大壮劳力，所以全生产队就属他家年底分红分的最多，令其他社员眼气的不行。还有孩子多的，赶大车的嘎子家孩子5个，都还小，不能挣工分，但是个个能吃的像土匪，苦日子难熬，隔些日子要到生产队粮库去赊欠，到年底算算账，还要欠生产队的粮食。记得我家最多的时候领到了127块钱，父亲高兴了一个正月，说这个年要过的肥实一些，特意多买了两挂山东鞭和一副好看的年画。
庵屋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处暑一过，地里的庄稼开始日渐成熟，生产队里就安排了保卫，保卫的职责就是看守庄稼，防备小偷来祸害，小偷指的是本村和外村的人。保卫这个职位很清闲，每个生产队基本上就是两个社员倒着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田里巡逻，早中晚各一次，半夜一次，记工是满工10分，不用参加队里的劳动，所以说是个美差。那时的父亲年轻力壮，跑得快，眼又好使，又加上当时的队长是我的伯父，所以经常被安排来做保卫这个工作，很有点徇私舞弊之嫌。
保卫休息睡觉的地方是在野外，卸下大车的胶皮轱辘，用车底做基础，双层的塑料布中间夹着芦席，用木头撑好，牢牢地绑在车帮上，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远远看去，像一艘带棚子的小船。这种窝棚有一个名字叫“庵屋”，到底是叫“庵屋”还是“安屋”，这个是音译过来的。这里就不再作考证了，反正是咱农民的叫法。
父亲他们做的庵屋与众不同，庵屋是架在树杈上的，选的地方正好有两颗挨着生长的大柳树，从草屋里搬来一架木梯，两人合力用绳子将大车底吊到树叉上摆平，车底很沉，两个人很是费了一番力气，吊上去后用铁丝固定好，开始架设其余部位，用较粗的四根木棍做支柱，绑在车帮上，较细的四根长木棍绑成两个大大的叉杠，用铁丝和支柱绞在一起，顶部用窝弯的木棍做成拱形固定好，庵屋的骨架就做好了，芦篾席摊开铺平，两面各裱上一层塑料布，捆扎在骨架上，最外层弄两个草苫，再弄上一个防雨的门帘，这样一个很结实的庵屋就做好了，被子铺盖丢进去铺好，就在野外安家了。
庵屋离地4米多，居高临下，就是一个休息室兼岗楼，四边情形尽收眼底，野风习习，绿野茫茫。小孩子喜欢新鲜事物，那时候，我经常跟父亲住庵屋，看父亲巡逻，父亲手拿一个铁锹，铁锹也只是一个摆设，其实队里给配备一个土枪的，父亲从来不用，一是怕走火，二来那些偷庄稼的都是些吃不饱的乡亲，就像上一篇里提到的赶大车的阿乐，家里孩子多，所以有时候趁着天黑弄一些不太熟的玉米来充饥，其实这样的事情保卫们都知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大豆玉米日渐饱满着，保卫们增加了巡逻的次数，父亲早早的吃了饭，抱起我，军绿大衣裹着，那大衣暖暖的，一股汗腥味和烟叶味，我挣扎着露出小脑袋，听着有力的脚步声，震得地面都咚咚响，庵屋在村西，3里多地，一会就到了，爬上木梯，把我放进庵屋，就下了木梯，拿上铁锹去巡逻，临走时撤去木梯，这是怕我乱跑。庄稼叶子悉悉索索，一阵响动，父亲去的远了。剩下我独自坐在庵屋的檐杆上，环顾四周，大圆盘似的月亮升起来悬挂在藏蓝色的天幕上，照得天上地下通明，能看出去老远，底下是一片玉米的海洋。风吹来，一股浓浓的庄稼特有的气味。
老大一会，父亲回来了，抱着一捆空了的秸秆，“有人偷庄稼了，我给放跑了，他吃都吃不饱，我能抓他么？”父亲拿铁锹铲断那些秸秆，找地方挖坑掩埋掉，一边对我说：偷就偷吧。
半夜的田野，各种虫子的鸣叫，更加突出了夜的寂静。头顶上的草苫一阵哗哗响，我钻出庵屋，原来是一只猫头鹰，惊讶的看看我，无声地飞走了，我轻轻叫了声父亲，父亲已经打着酣，没有理我。
牲口棚和饲养员
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农村生活的经典写照。牛是宝贝，是庄稼人的主心骨，是过日子的希望。草屋西边是牲口棚兼草料库，罗圈腿的老古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常住在这里，他年轻时是赶大车的，老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就在牲口棚里喂牲口，记忆中的老古爷爷是经典的农民形象：冬天披着黑羊皮大袄，蓝边白手巾打着包头，腰间别着黄铜烟锅，驮着腰，背着手，慢慢地走，没事的时候总是爱吸上两锅子。他有个油腻腻的烟荷包，里面是自种的旱烟，常常用烟袋锅子在荷包里挖来挖去，还隔着布摁一下烟叶，才抽出来点上火，慢条斯理的吸，眯着眼，很享受的样子，那烟喷出来是蓝色的，映在在太阳底下是黄色的，这个我观察了很久，始终也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古爷爷跟我说过，那蝎子从来不叮吸烟的人，原因是害怕那股烟油子味，蝎子挨到马上骨软筋酥，吓得逃跑的没影子。于是我又很羡慕那些抽烟的人。
饲养员职责是喂牲口和清理牲口粪便。生产队里最红火的时候，牲口棚里拴满了驴子、骡子、马、牛。所以老古爷爷的工作也很辛苦，早晨牲口牵出去干活，老古爷爷就开始清理粪便，那新鲜粪便从牲口棚里起出来，用小车堆在远处的围墙角落，任其自然发酵，等它成了熟粪，春天时候队长就安排人手运到地里撒开，用于肥田。清理好粪便以后，就拉一两车好黄土垫圈，保证牲口棚里卫生清洁干燥。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牲口半夜需要加一次料，农忙的时候牲口是主要劳力，干了一天重活，都是功臣，所以格外优待，料里掺加了玉米、豆饼、棉籽饼，和人一样，那个时候粮食少，提倡：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玉米倒在门后边的大瓮里，炒的7分熟，棉籽饼豆饼打成碎块，编织袋装好堆在角落，随用随取。棉籽饼闻起来香香的，吃起来很费牙，香中带点焦苦---我曾经尝过。
牲口棚呈“L”形，饲养员睡在牲口棚的拐角处，一间泥坯小屋连接着两头的牲口棚，那骡子牛马和人一样，各有各的脾气性格，脾气不一样的不能拴在一块，要不准互相踢打起来，打起来别的就会跟着起哄，要是脾气相投的见了面，还会互相点点头，鼻子互相闻闻，耳朵忽闪忽闪，像是打招呼。在牲口棚里有一长溜石槽，饲养员把草料拌好，均匀的抖在槽子里，牲口们就迫不及待的拱到料堆里嚼食起来，现在常常见一个新名词：跳槽。指的是辞职到别处去谋生。牲口堆里跳槽可不是什么好事情，牲口一般都拴在固定的位置，一旦跳槽到别处，会被别的壮牲口欺负死。
冬天外面飘着雪花，牲口棚里暖和的不行，骡子牛马散发着那种特有的骚气和热量，粪便的气味和烧柴火的烟气形成一种很古怪的味道，至今都忘不了。火炕，这种现在已经绝迹的东西，曾经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牲口棚的火炕很简陋；泥坯垒成的炕台，下边是一个大大黑黑的炕洞，在炕洞里点上火，加热泥坯，产生热量，睡热炕的好处很多，可以防止腰疼、老寒腿，按说守着牲口棚会有虱子跳蚤之类，但是因为烧火炕的缘故，那些东西竟然没有踪影。古爷爷每天在黄昏时候，从晒场边抱一捆棉花秸熰炕，喜欢坐在炕洞边，一边生火一边使劲咳嗽，还喜欢把火烧得很大，这使得我们经常把被子弄到一边去---怕引着被子。因为太烫，躺在薄薄的炕席上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棉花秸热量高，那热劲半夜也下不去。睡不着就听古爷爷讲故事，跟我一起睡的还有他的孙子阿如，我两个同岁，老古爷爷的故事多，常常给我们讲古话，讲他年轻时的事情，老是很奇怪那黑黑的嘴里总有很多讲不完的故事。

后记
事物的运行规律都是有是有终的，写文章也不例外。是该写后记的时候了，但好多的东西萦绕在脑海，总是挥之不去，一土一水，一草一木，总是令我半夜梦醒，起来之后思绪起伏，就像一个口吃患者，想表达清楚意思，但好多的字词一拥而上，相反的口吃起来，欲速则不达。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懒惰，我经常检讨自己，收效甚微，我是那种思想勤快腿脚慢的人，妻子经常说我适合当个生产队长，负责安排活叫别人去干，干好干孬指指点点，好像真的会干农活一样，其实我自己知道我能干好农活简直就是狗屁。
户口本上定位我是个农民，但我自己知道，我顶多算少半个农民，我曾经在城市里打工，收秋收夏只是回来帮助一下下，其余时间躲在城市里，享受着城里人的滋润，出入公园、超市、娱乐场，以此来逃避体力劳动，逃避阳光的照射。农村啥都缺，唯独不缺阳光，撒的到处都是，躲无处躲，藏无处藏。我们这一代人对待土地的情感不如父辈，有时候也惭愧---我吃得多，但我不会种地，从某些程度上说也算是个土地的寄生者。每当进了食堂，看见那些饭菜，总会想起我的父辈----那些粮食的生产者。想起黑黑的脊背，毒辣的阳光，尖锐的麦芒，棱角的麦粒，想起那些亮晶晶的汗，那些被阳光腐蚀的脸。但是我无法去回报他们，只有从来不敢丢弃那些食物，吃得精光，仿佛只有这样做才能稍稍获取一下心理安慰。我鄙视那些吃包子留一个角的人，憎恨乱倒饭菜，但我从来就不敢说。
农民有农民的慷慨义气，在农村老人跌倒，马上有人帮着扶起来给送到家，家里人也会千恩万谢，隔天提些礼物去回谢，很少有人借此去讹诈。但农民也有农民的狡狯，我的一个老哥闲暇时在城里给一个道桥公司做饭，敲定工资450元，一天15元，干一天算一天，一月一结算，这样干了半年，后来一次给工资，老哥发现少给了20元，就去问管后勤的小王，小王是城里人，戴着金丝眼镜白白胖胖，服装笔挺，养尊处优的样子，从来看不起农村人。小王慢条斯理说：上个月有一天耽搁了开饭，故此扣除20元算罚款。老哥急了，那一次不是吹风机坏了嘛，而且单位电工不管，没办法，自己拆卸下来坏的，安上新的，就耽搁了1个小时开饭，自己弄得灰头土脸饭也没吃好。小王鄙夷的来了一声：扣了就扣了吧，下次注意就是了。不凉不热的话激怒了老哥，辞职不干了，临走前晚上顺走了单位厕所走廊所有的节能灯，还有食堂的鸡蛋，老大的一包，回家。第二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和他的同党吃砂锅鸡蛋，还醉眼乜斜的指着堂上的节能灯，20块钱，值了！再也不去城里了，城里人奸！吃鸡蛋的几个随声附和。
土地滋养了所有吃粮食的人，也耗掉了农民的青春和力气，搬弄土壤的农民也没有因此而富有起来，倒是岁月无情，好多父辈们都已掩埋在黄土之下，伴着一辈子也没能离开的黄土安眠，他们希望他们的儿孙们能够离开黄土，到外面的世界去，不要和他们一样苦。等到这些儿孙们离开土地，到了城里娶了妻子安了家，唯一能和家里联系的只有手机里几句不疼不痒的问候话和几袋子土特产了。
初春的依然阴冷，晚饭后坐在电脑前写下的几句调侃算是后记，也算是乱侃，不知所云，打开U盘倾听一首老歌：
我本不愿意离开你 ，
你不跟我向西去，
故乡是我的生身地
我打赤脚粘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