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明散文：扬州一梦

岳麓山下

（原载《湘江文艺》2023年第一期）

　　初识扬州，是在李白送孟浩然诗中，烟花三月若有若无的天际线，春色望眼欲穿。再识扬州，还是唐诗里，杜牧笔下的二十四桥月色，烟水溶溶，箫声缈缈，美得撩人。正如朱自清说的，“没去过扬州而念过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海市蜃楼一般美丽。”

真正见到扬州，是在那年初夏的时光。这个隋唐以来就为诗人文士称道向往的地方，难掩“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诗书气、沧桑感，依旧芳华焕焕。朱自清说，“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在水上。”我见扬州，也是从瘦西湖开卷，坐一只小船，正所谓“画舫烟中浅，青阳日际微”。去扬州前，就听人说，扬州是可以把“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的地方。当它那湖光山影浮在眼前，我的第一反应，“简直是一首唐诗”，似在哪里见过。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题为《寄扬州韩绰判官》，是杜牧写给时任淮南节度判官韩绰的。诗里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不是写生，而是回忆。时间大约在唐宣宗大中初年（847—849年间），杜牧时为睦州刺史。他思念友人，更情系扬州。对扬州的垂情眷念，借诗寄友人，箫凭水声远，韵藉波光遥，尽显扬州水上的好处。

史载，杜牧曾二寓扬州。初到扬州，是在写这首诗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他被前宰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牛僧儒延入幕府，授予推官，后来转任掌书记。推官负责审理司法，地位次于判官和掌书记，掌书记是节度使的机要秘书。当时他还有个京衔：监察御史里行。唐代官制，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需标记“里行”，大致与现今官员试用期相似。直到第三年，他被朝廷正式任命为监察御史，入朝任职。

扬州是座著名的古城，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邗沟建邗城。秦汉时称广陵、江都。隋文帝在此设置扬州总管府，隋炀帝在这里当了9年总管，情有独钟，曾赋诗：“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他大兴徭役，开挖运河，并以江都为南都，使扬州成为“襟江、控河、距海”的水路交通要冲。晚唐诗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客观评价：“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江淮本是鱼米之乡，又有海盐之利，加上漕运之便，唐初在扬州设大都督府，后来又成为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驻地，不仅是著名的商业都会，还是长江下游的政治军事要地。《旧唐书》称誉：“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民谚云，“杨一益二”，唐人眼里，扬州数第一，益州（成都）居第二。扬州已经跻身为与长安、洛阳齐名的一线城市。幸运的是，安史之乱未殃及扬州，到了杜牧的时代，扬州依然繁华无比。

到扬州之前，杜牧读过南北朝鲍照的《芜城赋》，把广陵的昔日繁华、盛衰历史刻入了心底；也憧憬过百年前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描写的扬州，春花夜艳，江月摇情；还惊诧于开元年间李白在扬州半年“散金三十万”的豪奢，好奇人称“销金窝子”的扬州的风流魅力；更曾留意前辈诗人王建对夜扬州的描写，为安史之乱后那“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时会琴客》）的景象所吸引。《太平广记》载，初到扬州，给杜牧的第一印象就很惊艳，尽管他生长在帝都长安，豪门高第，也难免感慨不已，“扬州胜郡也，每重城向夕，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似乎明白鲍照之前人们为什么会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了。后来杜牧写了《扬州三首》记录自己的观感：“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凉歌管清。纤腰间长袖，玉佩杂繁缨。柂轴诚为壮，豪华不可名。”（其三）

这时杜牧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唐才子传》说，“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到了灯火匝地、歌吹沸天的扬州，难免不发生些香艳故事。除了《扬州三首》，他还为扬州写了不少诗歌，留下了不少风流佳话。流传甚广的是《太平广记》记录的一则故事，说杜牧处理完公务后，几乎夜夜流连秦楼楚馆，交游歌妓，牛僧儒爱才，怕出意外，派人暗中保护他。大和九年（835年），杜牧奉调回京任监察御史，行前牛僧儒设宴饯行并提醒他，侍御史是站班朝堂，面见皇帝的重要职位，是实现政治抱负的坦途，我只担心你迷恋风情，不能自控，甚至伤害身体。杜牧忙掩饰说，我平常注意自我检点，不会给您添麻烦。听他如此说，牛僧儒笑而不答，叫人取来一个书篓子，里面几百张字条，都是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的密报，杜牧大为惭愧，连忙泣拜致谢。

记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比历史还真实。确实，若《太平广记》没载，我们也能从杜牧的诗里读到些风声雨迹，感受到诗化的十里珠帘、柳绿烛红。先看看这首《闲题》：“男儿所在即为家，百镒黄金一朵花。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镒为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合二十两，花百镒黄金去买一朵花，乘几分醉意问春风，哪里的花开的最好？就让马儿带着我去往绿杨深巷吧。一个四海为家、风流浪漫的男儿形象活脱脱立在我们面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赠别二首》：“聘聘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是杜牧离扬州赴京前赠歌妓之作。他赠别的歌妓未留名,不像他后来专门赋诗的张好好、杜秋娘名气大，但却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如早春二月含苞待放的豆蔻花，俏丽动人，走遍十里扬州路，那些珠帘下的少女，谁能比得上她？第二首描绘离别情态更是真切，比喻贴切巧妙。平时看似没什么情意，离别的时候才知道你一往情深，端起酒樽时却格外难受，无一丝笑颜，看那旁边的蜡烛也伤心欲绝，一直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自述风流，最著名的是他后来写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是作者反躬自嗟，当年冶游，江湖载酒也好，纤腰丽质也罢，都恍如一场大梦，留给自己的只是薄情郎的名声而已。南宋诗话集《苕溪渔隐丛话》作者胡仔为弄清杜牧此诗的背景，去查阅《芝田录》，读到与《太平广记》相同的记载，“方知牧之此诗，言当日逸游之事。”一般认为此诗写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杜牧为医治弟弟杜顗眼疾辞官，第二次寓居扬州时，此时距杜牧开始幕吏生涯恰好十年。杜牧陪护弟弟，住在扬州城外禅智寺，他还写过一首《题禅院》，“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扬落花风。”开成三年（838年）杜牧又入江西宣徽观察使崔郸幕府，曾作《念昔游》，也是同样写法，“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回想起多年前在宣州沈传师幕的经历，含蓄反思过去十年的生活情趣。杜牧诗中好用数字，多取整数，如他的《江南春绝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方广千里，以四百八十之数，极言佛寺之多。后来一些人解读杜牧，仅依据这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便推断杜牧在扬州风月蹉跎十年，实在是不求甚解，擅改了杜牧履历。

且不论杜牧是否在扬州住了十年，他为人倜傥风流，豪爽飘逸，不喜礼法拘束，游冶山水亭阁，流连歌楼舞馆，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一般无二，却是不争的事实。张祜评论他：“年少多情杜牧之，风流仍作杜秋诗。可知不是长门闭，也得相如第一词。”（《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诗》）。以“相如第一词”赞誉杜牧的同时，正面记述他“年少多情”，风流作诗。《杜秋娘诗》是杜牧最长的古诗，与《张好好诗》皆一时脍炙人口。杜秋娘和张好好是当时有名的歌妓，然而身世多舛，杜牧赋诗，极言其美艳，貌似艳情之作，实则借其身世命运“叹贵贱盛衰之倚伏”，寄托了对不幸女性的深切同情。

扬州对杜牧来说，既陌生又亲切，这里有祖父杜佑的遗踪。杜佑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任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任淮南节度使。贞元十六年（800年），又担任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受命厉兵秣马，讨伐徐州叛乱。而且他还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走在扬州的十里春风，骋目长街楼台，杜牧心里涌起一种特殊的情愫，不禁怀想起引以为荣的祖泽流芳。

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历任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杜牧出生时，正赶上杜佑拜相。升官又添丁，双喜临门，杜佑喜不自禁，引经据典，为孙儿取名“牧”，字“牧之”，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希望孙儿继承杜家功业，光宗耀祖。祖父的事功风范，熏陶了杜牧的成长。他曾自述：“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尧汤。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我自苦潦倒，看汝争翱翔”（《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这是中年杜牧写给小侄的励志诗，也是自己秉承家学、困而不踯的人生经历写照。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牧才9岁，祖父便去世了，没几年，一直体弱多病，任驾部员外郎的父亲杜从郁又病故，家道从此败落，杜牧和弟弟杜顗少年失祜，度过了一段艰难困厄的日子。他后来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回忆这段时光，语气依然凄切：自己与弟弟幼年孤贫，为生计卖屋偿债，由于家贫，奴婢尽散，居无定所，八年中十徙其居。“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念所记者，凡三周岁。”可以说，杜牧尽管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童年备受呵护，未及享受到祖辈恩荫，就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他继承了祖父奉守儒学、经世济民的精神财富，选择了发奋攻读，文武兼备，匡时除弊的道路。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他给御史中丞李让夷写信，还提到自己早年承继家学的情形，为保持家风不坠，自己少小孜孜，至今不怠。十六岁之前，就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都有研究。

我最早读杜牧，不是他的诗，而是其《阿房宫赋》。当年大学毕业到中学实习，给学生讲解的就是这篇课文，印象深刻。“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赋中对阿房宫宏伟壮丽的刻画，对六国和秦朝兴亡原因的精警议论，我讲得激情难抑，学生听着若有所思。《阿房宫赋》是杜牧最早的作品，当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时杜牧23岁。写作背景和动机他自己说过，“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上知己文章启》）。宝历是唐敬宗的年号，敬宗是穆宗的长子，16岁即位，奢侈荒淫，大兴宫殿，不问国是，沉迷蹴鞠，性狭残暴，是个半夜在宫中捉狐狸的荒唐皇帝，18岁为宦官谋杀，历史上评为“不君”。此赋一出，便广为流传。《唐摭言》记载：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太学教授吴武陵见一群太学生聚在一起，“扬眉扺掌读一卷文书，”便走近观看，原来是杜牧的阿房宫赋，于是得吴武陵激赏，并力荐给负责本届科举的礼部侍郎崔郾，“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杜牧因此被取为第五名，洛阳放榜后，崔郾又领着新榜进士到长安过堂，参拜宰相及中书舍人，时谓“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曾作诗记录：“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杜牧25岁一举中第，名列前茅，可谓少年得意，诗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欢悦快意。比之孟郊46岁第三次应试才中进士，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喜若狂，杜牧的喜悦得意则含蓄多了。

　　杜牧生活的中晚唐，经历安史之乱的打击，已进入大唐帝国的更年期和晚年，多病缠身，陷于困局。虽然在宪宗朝、武宗朝、宣宗朝出现过短暂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晚唐的颓势，但由于各种历史社会矛盾交织，起色不大。读资治通鉴，初唐激人昂扬，盛唐使人畅意，而中晚唐实在让人憋气。唐穆宗和唐敬宗是一对典型的荒嬉误国的父子皇帝。唐敬宗前面提过。唐穆宗李恒在位四年，26岁即位，本是大好年华，但他却没有相仿年纪登基的祖辈唐太宗、玄宗的励精图治，而是耽于宴乐，畋游无度，不以国事为意，信任佞庸，疏远忠臣，大兴土木，尽竭府藏，朝官党争日炽，政治腐败，加征盐铁两税和榷茶，增加百姓负担，不合时宜地裁削军力，河朔三镇兵变继起，藩镇割据加剧。终于在一次打马球时突然中风，接着服金丹而死，才30岁。《新唐书》说，“穆、敬昏童失德。”蔡东藩评价：“穆敬二朝，藩镇之乱未消，朋党之祸又起。内外交讧，唐室益危。加以穆宗荒耽，敬宗尤甚，唐之不亡亦仅矣。”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暴死后，18岁的唐文宗李昂被宦官拥立登基。李昂跟父兄不一样，史书记载，恭俭儒雅，博通群书，即位初励精图治，勤修政事，厉行节俭，不好女色，并省冗员，革除奢侈之风，停废劳民伤财之事，释放三千宫女，解散五坊鹰犬，致力复兴王朝。给朝野吹来一股清风，史家“号为清明”。我们熟知的“唐代三绝”（李太白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即为唐文宗下诏御封。遗憾的是，李昂缺乏治国才干，虽想铲除宦官专权之弊，但最终除宦官不成，还酿成一场政变，即著名的“甘露之变”，反被宦官软禁，成为傀儡，自叹“受制于家奴”，不如汉献帝，人称之最窝囊的皇帝。最终郁郁而终，年三十一岁。欧阳修说他，“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甘露之变中，约一千六百多名朝廷官员被杀，“南衙北司”冲突以北司宦官获胜而告结束，宦官专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朝政完全落到了宦官手中，他们“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甘露之变对唐朝后来的运程影响深远。

杜牧大和二年春进士及第，随后又顺利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从此走上宦途。他对唐文宗是充满感恩，寄予希望的。同年十月，应尚书右丞、江南西道观察使沈传师之邀，辟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开始了8年的幕府历练。他极想继承祖辈，有所作为，对历代治乱兴衰、财赋兵甲之事更为关注。《资治通鉴》记载，大和七、八年间，在扬州幕府，杜牧激愤于河朔三镇叛逆桀骜，而朝议多姑息，写了《罪言》，陈述削平叛兵的上中下三策。又撰写《原十六卫》，提出恢复初唐留传下来的十六卫兵制，以裁撤藩镇兵员，节制军权，消除割据，使之无法拥兵篡逆。并作《战论》，研究整顿战备问题，撰《守论》，指出大历、贞元间对藩镇的姑息政策非守邦之道，切中症结。忠言铮铮，天地可鉴。这些谈兵论政、总结历史、针砭时弊的文章，深得司马光称许，都被纳入《资治通鉴》。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他公务之余，联系历代用兵成败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为继曹操之后第二个对《孙子》全面作注的人。

只有联系杜牧的生平和诗文深度阅读，全面了解，才能认识一个真实的杜牧，他不仅是位众体皆擅的著名诗人，还是一个颇具政治眼光、军事才能的人才。他是唐代诗人中少见的，谙熟兵法和经世之道者。明代胡应麟在《唐音统签》里评价他具有宰相才略，只是生不逢时罢了。盖因《太平广记》影响太大，导致后世读者多以为杜牧在扬州的日子，真个是只会倚红偎翠、沉浮风情的贵胄公子、“青楼薄幸郎”，实在是他的经世之才、军事之篇，被掩盖在艳情诗之下，为人们忽视了。

“甘露之变”前，杜牧刚从扬州入朝，任监察御史，不久“移疾分司东都”。躲过了杀身之祸，却躲不过“牛李党争”的影响。“牛李党争”是唐史一个著名事件，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开始，到唐宣宗大中年间结束，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等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裴度和李绅等为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双方援引宦官，在朝廷官员中以人划线，互相倾轧，持续时间近40年。唐文宗曾无可奈何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牛李党争源起私人恩怨，本质为权力之争，彼此差异一为出身背景不同，牛党多为科举进士出身，李党则主要靠门荫入仕。二是表现为对边患和藩镇问题的看法，战和主张不同。这场旷日持久的朝官内部朋党矛盾和朝廷与藩镇的斗争、南衙北司之争交织一起，使得官僚体制内部的政治生态变得非常复杂，不但影响了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变，更导致了唐王朝政局日愈混乱，加速了唐朝走向灭亡。本来李杜两家是世交，李吉甫还推荐杜牧堂兄杜悰做了唐宪宗的驸马，但李德裕因杜牧与牛僧孺私交好而甚为猜忌，即使杜牧再才华横溢、壮志凌云，也只能走幕府从事、台省佐官、史馆修撰、外郡刺史的寻常仕路，难以青云直上，满腹才学无处施展。

李德裕是李吉甫的次子，自幼有大志，苦心攻经史，尤精《汉书》、《左传》，但却不参加科举，后以门荫入仕。他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一度入朝为相，又多次因党争倾轧出京，至武宗朝方再次入相。客观地看，他执政的五年，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协助唐武宗开创了“会昌中兴”，功绩显赫。李德裕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被誉为晚唐绝唱，历代对其评价很高。当时李商隐就誉之为“万古良相”。后来王夫之评论：“唐之相臣能大有为者，狄仁杰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到近代，梁启超更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现在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李德裕有功有过，瑜瑕互见，从其在牛李党争中的作用影响而论，也是难辞其咎的。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杜牧由黄州（今湖北黄冈）刺史转任池州刺史，尽管对李德裕的排挤不满，却仍以国事为重，坦然向李德裕上书，直陈自己意见。他先后写了《上李司徒相公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李太尉论江贼书》等，详尽陈述了讨伐泽潞藩镇刘稹的作战方策和对付回鹘残部的谋略、解决江淮间盗贼为患的办法。《新唐书》《唐才子传》都说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李德裕虽不信用杜牧，但尚未因人废言，基本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泽潞平，略如牧策”。

“牛李党争”不仅撕裂了官吏群体，也渗透疏离了诗坛。读中晚唐诗特别是杜牧诗集，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杜牧诗中多次论及李白、杜甫、韩愈和柳宗元，认为只有李杜与韩柳是应当仰望的高峰，而对年长于他，且出道早，为天下歆艳的元稹、白居易，却鄙夷以待。他们之间有何种恩怨？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是终生好友，世称“元白”。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元稹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同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成为李党重要成员。白居易是元稹密友，亦与李德裕交好。此外，杜牧与元白的芥蒂，还因为张祜。张祜诗名早著，一生未仕。《全唐诗》中录其诗349首，《唐诗三百首》收入四首。其《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当时就传唱市井。我尤喜他的《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恬淡的旅愁，和着斜月夜潮，一股清淡的诗风，飘然而来。金陵渡即镇江的京口渡，与扬州的瓜洲渡隔江相望。张祜的才华很受令狐楚的器重，而令狐楚属于牛党重要成员，长期担任地方节度使，元和末一度当过宰相。长庆初年，令狐楚把张祜的诗文直接推荐给唐穆宗，穆宗征询时任宰相元稹，元稹见是令狐楚所荐，便说张祜的诗只是雕虫小技，任用他会有伤风俗教化。张祜因此寂寞而归，并以贺知章荐李白、王维引孟浩然事，写诗自嘲：“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受元稹排挤后，张祜又遭白居易的压抑。《唐摭言》记载，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负责杭州地区的省试，“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张祜时寓居苏州，选择在杭州报考。他遇上了诗人徐凝，徐凝诗才也了得，一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使他留名至今，但论当时唐诗江湖段位，徐凝比张祜低了不少，而他参加省试的诗也平常，后来曾被苏轼评为“恶诗”。看看他的诗就知道东坡先生为何这么说了，“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诗题为庐山瀑布，这是个险题，挑战诗仙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并不好写。苏轼评论：“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张祜参加省试的诗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题润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古人曾评价此诗为“金山绝唱”，“后人不复能措手，几同崔颢黄鹤楼。”然而，白居易却把徐凝定为第一名，从此张祜不复有缘仕进，郁郁隐居终老。

　　张祜比杜牧年长18岁，元白也分别比杜牧大24岁、31岁，都是属于前辈级诗人。杜牧唯独推赏张祜，对元白打压张祜大鸣不平。会昌四年（844年）他任池州刺史时，登池州九峰楼，写七律寄张祜，“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诗后半部分直白表达了自己的感慨，不是看不见眼前的睫毛，而是道不同啊。有谁能像张公子，洋洋洒洒的诗作已胜过了万户侯。同期他还有诗《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高度称赞张祜，同情其命运。杜牧还在为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撰写墓志铭时，借李戡之言抨击元白的诗，“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简直深恶痛绝。

晚唐诗人中，李商隐与杜牧齐名，是晚唐诗空耀眼的双子星，人们誉为“小李杜”。李商隐比杜牧小10岁，叙起亲缘来，还是杜牧堂兄杜悰的表弟。他曾有诗“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主要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及久不得志的苦闷。杜七兄就是杜悰，唐武宗会昌初年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商隐诗绮丽精工，旨意隐秘，人谓之“不说破”，《唐才子传》说他“号‘獭祭鱼’”，成为宋初“西昆体”师范，更是现代“朦胧诗”鼻祖。他一生不得意，仕途坎坷，还与杜牧关系不睦，究其原因，皆党争所害。李商隐年轻时先得白居易赏识，再获令狐楚知遇，培植奖掖，后却作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还娶了王的女儿，而王茂元被视为李党成员。也许李商隐是想两方都交好，走中间路线，牛党的萧浣、杨嗣复被贬，他去贬所探望，李德裕被贬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殊不知，恰恰是他的单纯使他陷入了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令狐楚的儿子、李商隐昔日好友令狐绹认为他是对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加之他曾称颂李德裕为“万古良相”，更给自己贴上了李党标签。困境中的李商隐曾有多首寄令狐绹的诗，甚至“梦令狐学士”，唐宣宗大中年间令狐绹任宰相，他写信请求帮助，但遭拒绝。从现存诗文解读，杜牧对这位表亲是冷漠的。李商隐写过两首关于杜牧的诗，很推崇他的才华。一首题《杜司勋》：“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在誉美杜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自己身世的深沉感慨。杜牧于大中二年（848年）在连守黄州、池州、睦州等“僻左小郡”后，内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李商隐时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自开成二年（837年）进士，开成四年（839年）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已在九品职位徘徊了10年。另一首是《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这首诗作于大中三年（849年），李商隐在京兆府代理法曹参军，诗盛赞杜牧的文武才略，表达了关切之情，但一开头就犯了忌。古人平辈之间，要叫对方的字，不能直呼其名。只有长辈于晚辈，上级对下级，方可叫对方名字。其次，李商隐说杜牧“前身应是梁江总”。江总虽是南梁的著名文学家，南朝陈的宰相，但不理政务，终日陪陈后主饮酒作乐，“隔江犹唱后庭花”，被认为是亡国祸根，杜牧曾作《泊秦淮》讽刺陈后主君臣。李商隐却将杜牧与之相比，实欠思量。两首诗杜牧都未回应，似乎也没有对李商隐施以援手。杜牧的等闲视之，可能使李商隐更觉凄凉，此时两人绝没想到身后文学史会把他们并称为“小李杜”。

作为晚唐代表诗人，杜牧的文学创作成就很高，而且诗、赋、古文全面发展。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古文浑厚纵横，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散骈相辉。诗歌风格多变，“豪而艳，宕而丽”，既有英姿大气的豪迈诗风，也有清丽流美的婉约韵味。杜牧诗影响最大的当属七绝，他是晚唐第一个以七绝形式大量写作咏史的诗人。其咏史绝句，以史论笔法，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议论警醒，立意出奇，深含哲理，被人誉为“二十八字史论”。清朝文学家、乾隆重臣沈德潜认为杜牧绝句“托兴幽微”，“远韵远神”，是盛唐绝句之“嗣响”。

杜牧的诗是晚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爱读，既是被其忧国忧民的情怀、隽永幽美的意境所打动，更是为他那别开生面、俊爽拗峭的表现手法所倾倒，常奉为学习唐诗的圭臬。杜牧不愿效法风行一时的元稹、白居易所创的“元和体”，也不愿与晦涩隐秘的温庭筠、李商隐合流，他的诗不以辞采取胜，不以艳俗吸睛，不以隐涩矫情，立意奇特，笔调清新，寓理于诗，绰约含蓄，使人玩味不尽，由此自成一色。读杜牧的诗，如同读诗美学。他好用正话反说和设问深入的表现方法，“掉尾一波”，拗变出奇，不同常调，劲峭跌宕。“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以唐玄宗不惜千里驿送荔枝，博贵妃一笑史实，巧寓讥讽之意，前二句写华清宫，后两句突起波涛，使人精警深思。后来苏轼写《荔枝叹》，还因循其意：“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还有一首《题横江馆》，现在读来，历史和时代高度也超然红尘，“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横江浦是历代兵家争斗之地，三国孙策、孙权兄弟和西晋名将龙骧将军王濬都曾在此兴兵鏖战，最终建功立业。历史的硝烟已沉寂，只余一江烟波拍打着青苔历历的石岸，杜牧借景抒情，发出“至竟江山谁是主”的叹问，紧接着又回答，帝王将相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黎民百姓是江山的真正主人。是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为了谁？这道历史逻辑题千古一理。

杜牧诗的拗峭，表现在他善用“翻案法”。好议论、喜翻案是杜牧咏史诗的一大特点，从既成历史反面着笔，生发议论，抒发自己独特的历史见解。历史没有假设，但杜牧咏史，辞微意婉，志在警醒，所以别出风裁。如在黄州写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清代诗论专著《一瓢诗话》评论此诗，“妙绝千古，言公瑾军功止藉东风之力，苟非乘风力之便以破曹兵，则二乔亦将被虏，贮之铜雀台上。春深二字，下得无赖，正是诗人调笑妙语”。他的《题乌江亭》也是反说其事，前人多有不同看法。“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北宋王安石也来写过《乌江亭》，其观点与杜牧相左，“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更是说：“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杜牧对项羽自刎乌江有自己的视点，江东乃古楚国地，士不服输，人多霸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认为项羽不必灰心丧气，应该败而不馁，百折不挠，率领江东子弟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杜牧提倡的是忍辱负重、败不气馁、坚持到底的顽强精神。成书于宋元之际的《诗林广记》开始有客观评价：“众言项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独言项羽有可兴之机，亦死中求活意也”。清人赵翼写了首《杜牧诗》，从诗歌推奇出新角度予以肯定：“诗家欲变故为新，只为词华最忌陈。杜牧好翻前代案，岂知自出句惊人。”一千多年后，杜牧遇上了一位真正的知己。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他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眼光来读杜牧《题乌江亭》，因此产生深深的共鸣。1939年，他在抗大演讲，说了一段著名的话：“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在毛泽东看来，一个真正的英雄，彻底的革命者，除了具备拔山盖世破釜沉舟的非凡魄力，还要有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智谋韬略，更要有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经劫波却绵延不绝、挺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唐代著名诗人多有绰号，或仙或圣，亦庄亦谐，唯独杜牧冠以花名，号曰“杜紫薇”，又叫“紫薇郎”。据说与他晚年担任的中书舍人职位有关，唐代中书省旧称紫薇省，中书舍人自然是“紫薇郎”了。曾任过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也有诗云：“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杜牧任中书舍人时，他写了一首著名的咏花诗《紫薇花》，“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 传说紫薇花是天上紫微星下凡所化，能给人间带来平安和美丽，夏秋之际，紫薇花与荷花都是诗人骚客的喜爱之物。这首诗很应景，杜牧自己比较得意，直接为他挣得这个如花的绰号。如深究原委，恐怕更多还跟他的烟花扬州经历有关吧。

杜牧在晚年曾尽搜己之诗文，将千百纸付诸一炬，现在存留的是焚余的作品，据说只占作品总数的十之二三。他为何要大量焚诗毁文？焚毁的又是哪些作品?已无从考据，给我们留下巨大遗憾，但杜牧的扬州记忆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唐代文学史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瑰丽多彩的一页。后来陆游也学杜牧焚诗，并拿自己与他作比，“勋业文章意已阑，暮年不足是看山。江南寺寺楼堪倚，安得身如杜牧闲。”（《初冬杂题》）。南宋一代诗宗、陆游的知己杨万里评：“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寄陆务观》），务观是陆游的字，樊川是杜牧的别号。杨万里的说法很有意思：我们既然和李杜一样当了诗人，就不该还去羡慕别人在朝中任职。人们都说杜牧风流轻薄，但万户侯哪比得了千首诗呢。他赞美杜牧淡泊名利，不拘形迹，值得他和放翁效仿。

杜牧的扬州梦，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是“诗有惊人句”的遗憾，影响了无数后辈文人。北宋不少著名词人就把“十年一觉扬州梦”直接移用到他们的词里，黄庭坚《鹧鸪天》云，“十年一觉扬州梦，为报时人洗眼看。”贺铸《采桑子》说，“十年一觉扬州梦，雨散云沉。隔海登临。扬子湾西夕照深。”连现代左翼文艺旗手鲁迅也在杂文《文坛三户》中，把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和白居易的“襟上杭州旧酒痕”一并借来作投枪匕首，讽刺批判当时沪上文坛“破落户”的颓唐相。

一路烟波风柳，一路诗情画意，一路吊古抚今。船行至熙春台，泊了岸，回望在水一方的二十四桥。晴光潋滟，虽无悠悠箫声，倒映的桥影如月卧波心，这是当年杜牧听箫观月二十四桥的打卡地吗？看着桥上游人如织，来来往往，桥下波光袅袅，影影绰绰，恍如梦境。北宋沈括在《梦溪补笔谈》言之凿凿，说二十四桥是二十四座桥，还一一记其桥名。清朝的《扬州画舫录》《扬州鼓吹词》则说，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又名红药桥，其地相传为唐代桥旧址，曾有二十四美人于此吹箫，因而得名。从杜牧生活的晚唐至今已愈千年，扬州也几经兴废，几度华都，几番芜城。丰子恺教儿读姜夔的《扬州慢》，读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激生游览扬州的欲念，他颇费周折找到孤寂于田野间沟渠上的一爿小桥，大失所望，落寞而归。他去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于是写了一篇《扬州梦》，寄予了美好希望。比较起丰子恺的失落，五十多年后，美好已成现实，我们幸运多了。

读唐诗，犹如读唐史，总是颇多感慨。不论杜牧仕途多么艰辛，情路多么坎坷，但他至少还有扬州，还有扬州梦。他的扬州梦里，不只是自己嘲弄的“薄幸名”，他人哂笑的“颓唐相”，而是多情善感的文人芳华，十里长街的人间烟火，忧患元元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