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之金属类

肥欢

此件释迦牟尼佛钢像，头顶高肉髻，发辔正中及顶部各饰家珠。内地在唐代后期佛像头顶出现摩尼宝珠，位于单层发髻前方正中;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也饰宝珠，位于发髻的顶部; 这种饰双珠的佛像是结合了汉藏两种风格，从明代中期一直流行至刘明后期，此佛像身着袈裟，腰部露出僧裙的裙腰;左手结触地印，右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的恒河流域，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本名乔答摩·悉达多(公元前 565-前 485 年)，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是占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为寻求对人生诸苦的解脱而出家，经过六年苦修，最后得道成佛。佛意译为觉者、知如者，有觉悟真理的意思，是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过去世出现的佛(如过过去七佛、燃灯佛等)被称为过去佛或古佛，未来将出现的佛(如弥勒佛)被称为未来佛或后佛。小乘佛教认为现在世不可能二佛井存，因此小乘佛教一般为一佛说;而大乘佛教认为一时中有多佛并存，因此大乘佛教为多佛说。 公元前2 世纪，佛教艺术开始出现，以菩提树、法轮、佛塔、足印等象征物代表佛陀，被广泛使用。佛教造像活动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贵霜时期开创了佛陀具象化时代，印度中部的马土腊、西北部的犍陀罗、南部的阿玛拉瓦蒂成为三大佛教艺术中心。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公元2 世纪前后由经绸之路从西域传人我国的。我国金铜佛像铸造的记载最早见于汉末。根据历史记载，在中国，金销铜佛的制作早于其他材质佛像。 鎏金铜观音造像吴越(公元893年-978年)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 唐代出现了与法相庄严观音像风格迥异的普陀落迦观音造像，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于岩石上，表现了他居住在落迦山谷中的形象。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画家周昉在普陀落迦观音图像的基础上创作了水月观音，以水、月、圆光、竹及思维相的观音为主要元素。水月观音又可分为两种基本样式，常见于石窟造像和壁画的是一手抚膝、不持物的造型，另一种是手持柳枝、净瓶的形象，多见于绢画。 郑和铸铜钟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1981年福建南平采集 此钟是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而铸。 郑和每次下西洋前，他率领的庞大舰队一般都要在福建长乐五虎门一带集结，做好各种准备工作，等候东北季风来临再扬帆出海。在等候季风期间，郑和在副手福建人王景弘的陪同下到福建各地的寺庙行香布施。永乐十年(1412年)第四次下西洋之前，曾奏准在长乐南山建天妃宫，并修葺天妃宫旁的南山塔寺。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一次下西洋前，郑和重修了天妃宫和南山塔寺，并在天妃宫立《天妃灵应之记》碑。据碑文可知，郑和在建三清宝殿时，曾铸钟设鼓供于殿内，以保佑航行的平安。 秦桧铁跪像清(公元1644年-1911年)原在北京市崇文门外精忠庙 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宋初年权臣。秦桧全力主张与金议和，于公元1141年帮助宋高宗解除了韩世忠、岳飞等抗金将领的兵权，又用“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此后推动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十国·前蜀(公元907年-925年)1942-1943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铺首是中国传统建筑门饰，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有不衔环而仅作装饰用的。亦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以为提手。此铺首原饰于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永陵的墓门。 青铜觚(gū)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青铜斝(jiǎ)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 册命制，是西周王朝的官员任免制度。册命，则是一项隆重的典礼。一般周王任命百官、诸侯或卿大夫任命其下属，都要举行册命仪式。综观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册命类堪称大宗，反映出西周王朝组织森严的官僚体系。 颂壶的颈部内壁铸有铭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具体内容。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中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郑閉叔钟西周晚期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毅墟妇好基出土得得为酒器，属鸟会形尊，即俗称的“牺尊”，的好男医可调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器巨制。整器外形望站立的猛鸮。下重的锅尾在构感上好心独具、形成与联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保者，商后期的青钢器铸造无论在冶转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沃。分铸技术练于完善。这成饮了鸮养上鼓冠高耸一类气势挥的的的持结馆，游道的纹样器作工艺采用了地较繁复，主校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继就的“三层花”技艺。 青铜雁尊西周早期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青铜爵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青铜鼎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4世纪)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士 青铜鼎是商周时期数量最多、地位最为重要的青铜器。防涂了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的炊器与盛食器，鼎也是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语“钟鸣鼎食”即把鼎与钟分别作为商周贵族使用礼乐器的代表，可见鼎地位的尊贵。此外，鼎也被当做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为人熟知，表明鼎在商周社会中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青铜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爵二里头文化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觚、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就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存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后母戊”青铜方鼎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盂”青铜鼎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郿县出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 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 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宝鸡出土 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猃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猃狁”、“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蠡”青铜驹尊西周中期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电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盏两匹马驹。蠡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蠡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蠡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长思”青铜编钟周穆王时期1954年陕西长安普渡村长思墓出土 长思墓随葬有青铜编钟、4尊青铜鼎、2尊青铜段等礼乐器。据周代用鼎制度，作器者长思的爵位应为“士”。 青铜罍（léi)西周早期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民器是典型的巴揭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册、觯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册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上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盎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萄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诗品，面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誉》记载，在武王天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赛，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四羊青铜方尊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人首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薄唇、双耳巨大。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数件残存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青铜人首还可以划分出辫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部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面具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1986年四周广区三星堆出士 这样破大的青铜面其是三星堆文化篮具的的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顾，臣字形服，脸型与同时出士的其他人面具成头像相近，韩双耳巨大，随花保出，就上有一条级起的旅饰，虽然是古警人在人面具基糖上所验的艺术开华，是蜀人相神世界的对照。 “鲍子”青铜镈春秋 ·齐传1870年山西荣河出土 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贵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刚。这件铜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鲍子的祖父跑叔有功于齐，齐候妈子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乞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春;也乞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 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面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而被封赏，鲍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青铜缶战国·曾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兽钮青铜镈(b6)春秋·郑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 “王命传”青铜虎节战国·楚传安徽寿县出土 此节是出入关驿的一种凭证。 青铜提梁卣(yǒu)春秋湖南湘潭出土 青铜缶战国·蜀(公元前403年-221年)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彩绘雁鱼青铜釭(gā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当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 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少烟炱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干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看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王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 此类黄牛数量较少。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鎏金铜阿閎佛坐像元(公元1206年-1368年) 皇史宬“金匮”明清时期(1368-1911)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金为匮，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神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匮”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 金匮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藤花黄绫，外裹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金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数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匮”是名副其实的。 景泰款铜胎掐丝珐去琅葫芦瓶明 掐丝珐琅鼎明 镂空绣球熏香香铜炉明 江千里制黑漆嵌螺钿执壶明(公元1368年-1644年) 此执壶黑漆锡胎，壶底嵌有“千里”二字，是明末著名镶嵌漆艺工匠江千里的作品。 “螺钿”是一种用贝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镶嵌在髹漆器物之上的装饰技法。明代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称为“白宝嵌”的新工艺。这种工艺是用象牙、珊瑚、翡翠、玉石等珍贵材料，在器物表面镶嵌出各种浮雕花纹。 明代是中国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制漆名家，扬州漆匠江千里(一作姜千里，字秋水)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之说。二瞻是新安派名画家查士标的字，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并不多见。 八旗各旗佐领图记清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过程中创建八旗制度。八旗，是指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子，每旗下辖一定数量的属民，实行旗主、参领、佐领三级管理制，战时出征，平时务农，军政合一，兵民一体，它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三项职能。人关后，八旗的社会、生产职能逐渐缩小，军事为其主要职能。佐领为八旗组织的基层官吏。 孝端皇后凤冠明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1957年北京明定陵出土 此件凤冠1957年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2648件文物，包括纺织品、衣物、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冠、带、佩饰、钱币、武器等，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水平。 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因其生前无子，故引发了一场是立长子朱常洛(恭妃所生)还是三子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末政局甚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五世达赖铜鎏金像清 五世达赖名阿旺罗桑嘉措(公元1617年-1682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应请率侍从3000人到达北京，与顺治帝在南苑相会，居住在专为他修建的黄寺。次年在返回途中接到顺治帝颁给他的金册、金印，被正式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环纹带盖青铜壶 青铜壶是一种盛酒具,流行时间很久,从商代直到汉代,式样颇多。春秋以来，壶座也可以用为盛水的器皿，此时壶已取代了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流行一时的尊，且比尊更为华美、实用。 錾花花鸟纹金执壶辽(916-1125年) 錾花工艺用錾、戗等方法雕刻图案花纹,这些图案花纹有深有浅,富有艺术感染力。錾金技术是一种高超的黄金加工技艺,早在北魏时期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奶茶壶清(1644-1911年) 奶茶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的传统饮品之一。将砖茶揉碎，放入壶或锅中煮熬,兑入鲜牛、羊奶，再加适量食盐，有的还加入少量酥油，等茶乳充分交融，即得清香可口的奶茶。因这些民族从事畜牧业生产,吃肉食品较多,饮用此茶既可助消化、驱寒暑,又可解渴充饥。 海棠式金盘 1金碗 2 海棠式金杯 3 内底刻有“章仲英造”四字。与其同时出土的金银器有101件,个别器物刻有“庐洲丁铺”和“至顺癸酉”年款及“章仲英造”字样,“章伸英”可能是其手工作坊字号或工匠姓名。在实物与文献上留下姓名的元代工匠除了“章仲英”外，还有朱碧山、谢君余、谢君和、唐俊卿等。 金杯扁圆形金执壶明(1368-1644年)1958年北京昌平定陵出土 据记载,万历皇帝生前喜饮酒,所以死后随葬品中有不少精妙的酒器,绝大多数珍藏在棺内贴身处,计有金托玉爵、金托金盖玉盏、金托玉酒注、金托青花瓷盏、金爵、金酒注、金杯、金箭壶等 20多件套。兽首流花枝提梁瓜棱金壶辽(916-1125年) 瓜棱壶古代壶式的一种。器身作瓜棱状,瓜棱形腹部一俱流,另一侧有曲柄或肩上安有提梁。辽代金银器受唐代文化影响颇深,此器颇有唐代遗韵。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用凿文的原因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印”青铜印金大定|二年(公元1172年) 金的行政区划设置分为路、府州、县三级，府州、县的设置具有区域和民族特点:这是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的官印。“韩州刺史之印”青铜印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吉林九台县出土 此印是金上京路韩州长官的印信。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 为取悦、祈求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逝去的祖先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鳞纹银壶辽(公元916年-1125年) 1954年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这件银壶腹部中间饰带状纹，上下布满鱼鳞纹，肩部前后鼻钮接弓形提梁。壶盖中部隆起，有钮，上套链连接提梁。此银壶造型优美，说明当时契丹族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经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开始出现金银器，经过东胡、匈奴、鲜卑、乌桓、突厥等民族的继承发展，到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后，达到了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已发现的辽代金银器涵盖了契丹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辽代早期金银器受唐代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独特风格，成为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金银器发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