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br>想把人人做记者的文章都记录下来，让孩子们知道。这才把他的剪报拿来看看。这一看才知道有这么多的文章我都没有见到过。看过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分一下类，新闻报道类和人物专访类。我喜欢看他写的人物专访，邢海帆、刘晓庆、张聂耳等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想减少点工作量想着新闻报道是不是不录呢，但是从这些报道里可以看出他在工作中不是得过且过的那种，也看到了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砍掉。就是文字多了些。<br> <div><br></div><h1><u>一，文化报道类</u></h1>1991年2月5日 广影新片<div>风流皇帝多情女<br>轶事奇闻寓真情<br>——看《 风 流 乾 隆 》<br>•丛 纪•<br> 这不是个真实的故事，却让人愿意当作真实的故事来看，因为这里的人有真情，这里的事张正义，这里的故事多曲折，而这里的寓意又叫人多琢磨。<br> 这个故事发生在以风流著称的乾隆身上一点也不奇怪，因他少年习武，青年执政时，就有他召集演武伙伴杀败御林军的传说。再加上他多次微服出巡，遍游名山大川，极富传奇色彩，至使不少文人墨客都喜欢在这位“风流皇帝”身上做文章。<br>这部逆风编剧，邱丽莉导演的《风流乾隆》虽也入 众文人之流，但还算得上是清新隽秀，独具一格之作。<br> 故事曲折颇多，乾隆微服行至溪旁，碰见手立于地而脚指向天的红衣少女。她就是道台府大人钟邦辉的女儿戏儿。于是引出一段段嬉笑玩闹似的打立倒使人从血肉横飞的拳脚相加中跳出来，轻松愉快地激看着乾隆和戏儿大展身手。这种幽默武打在近年来的功夫片中并不少见。但是导演借助饰戏儿的王琛那扎实的舞蹈功底，和极柔韧的身体条件，拍出一段段姿势优美的对打场面，却也是一种美的创造。<br>乾隆遇见的第二个女子是肖菱，密林中，肖菱是匪首，白虎 盟大会上，肖又是旁观者，到了乾隆身陷难境时，肖又成了救命恩人。由此演化出男女之情，可谓是水到渠成。并无迂强之感。此段故事、予情、于理都是讲得通的。由此可看出导演在述事手法上，简明扼要、通顺流畅。<br>乾隆与穆燕的接触，一开始就是一悲一喜相对条线 同时出现。穆燕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才貌双绝，流落风尘 之人，后来又成冷面杀手，来去无踪的女侠。自始至终不见她一丝笑容，象蒙着一层黑纱后面的悲剧角色。而她哥哥穆鱼，则是位叫人看见就想笑的人。扮演者朱世慧曾在《徐九经升官记》中，演活了一个又驼又丑的七品县令而名噪一时。但在此片中他扮演的穆鱼并没有照搬明朝那县令的为官之道，而是演活了一个清朝的结巴县令，其中不乏有令人叫绝的段子。<br> 导演把这一悲一喜兄妹俩同时推到乾隆面前，使那沉重的气氛变得不那么压抑，而增强了观赏性和娱乐性。影片结尾，三位女子都死在假道台真匪首钟邦辉手下。 特别是戏儿是死在父亲的重掌和情人的飞脚之下。这一笔大大加强了悲剧意味，但从整个片子给人的感觉，还是轻松愉快的。<br> 从娱乐片角度看，《风流乾隆》是部很好看，会上座的影片。欣闻导演邱女士是第一次执导此类影片，那么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可以说是“出手不凡”。因为影片中写了乾隆与三位女子的三段情，写得各有特色，各具其情，也称得上各领风流。再加上打得又好看、诙谐，已然是不错的了。 <br></div> 1991年2月9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_第6期<br>我是一颗《蒲公英》蔡志忠的自语<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时下，京城正刮起一股“蔡旋风”。大小书摊上都有那把老子、庄子、孔子，画成光头蒜鼻的漫画集，这就是43岁的台湾漫画家蔡志忠的“哲学漫画”。近日，三联出版社将蔡先生请到北京，来为北京的读者们签名。<br>在宾馆走廊中，记者见到留着“披肩发”的蔡先生。“五岁时，爸爸给我买了一块黑板，我就开始学画画了。但中学我只读了1年。老师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读书是人生的一条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读完书，才能决定自己该走什么路。”<br>1963年7月24日下午，l5岁的蔡志忠对正在看报纸的爸爸说：“我明天要去台北工作。”父问：“有工作吗？”“有啊！”“那就去吧！”问答间父亲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报纸，而此话却决定厂蔡志忠的职业道路。<br>蔡志忠孤身到台北，先画武侠漫画，后画卡通片。他制作的卡通片《老夫子》曾获最佳卡通影片金马奖。当众人说他“卡通事业日正中天”时，他却改弦易辙画起“哲学漫画”来。<br>他怎么会想起把老子、庄子、孔子这些历代文人墨客用“经、传、注、疏”都搞不清爽的经典古籍用漫画来表现？常人匪夷所思，而蔡志忠却答得便当：“我爱看书。如厕、入睡都手不释卷。这并不是想长什么学问，而是看着快活。一次偶然翻到庄子，发现庄子的思想太像我了，我就是庄子¨。于是跳起来就画，一气画了25集。画完25集我觉得够了，就不再画“哲学漫画”而改做金石和水墨。”<br>“我的人生哲学是：干的时候就要尽力干足，干好。干不成的力所不及，无须后悔。就像追我太太，我喜欢她就去对她说。当时她是台湾电视界最年轻的导播，又是大学毕业，而我初中都没念完。现在我们已经有个14岁的女儿。”<br>“有人问我，你在女儿的心目中是什么？我说不是爸爸是朋友。我的看法是孩子是箭，父母是弓。箭有自己的目标，而弓只能给箭力量，不能控制箭的方向。”<br>“我常问自己：我是谁？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这样才能清醒。因为我是棵快快活活的蒲公英，认认真真地发芽、开花、结果，而不去管旁边的松树高几十尺，活几千年。”<br> 京华周末<br> 北影的老头老太太们<br>与共和国同龄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业之初就聚集了一人批电影艺术家。40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已作古，留下的差不多都是古稀老人。羊年春节后，记者到厂里拜访了几位老人，把他们的近况介绍给读者。<br> 羊年春节晚会上，赵子岳刚和观众见过面。他那硬朗的身板，洪亮的嗓音，真不像八十有三的老人。生活中的赵子岳和电视中的一样，还念叨他那套“理论”：“要使老年人乐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人民做事，其实仅找些工作中漏下来的事，就够我们忙活的了。”他在忙活什么呢？赵子岳说：“我就干两样事。一是拍电影电视，不管角色大小，我都去拍。我演老头不用化妆不是？二是参加社会活动。今年大年初一 ，我是在少年劳教所度过的，已经好几年了。过年的时候去看看那些走了弯路的孩子们。”<div>爱骑车遛弯儿的陈强，2月22日上午，记者拨通陈强家的电话，他说刚骑车溜弯儿回来。可此时窗外正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气温达零下10度。常到北影的人都能见到陈强骑车的模样，端坐在28弯梁女车之上，风雨无阻，匆匆而行。陈强说这车比他儿子的岁数还大，是1953年买的荷兰产羚羊牌。陈强也是奔七十的人了，但自从和儿子陈佩斯拍起“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列，就欲罢不能。去年拍完的第四集《父子老爷车》，眼下正在北京各大影院中令观众前仰后合，而陈强和儿子又开始琢磨第五集了。记者想请他透点风，可他说：天机不可泄。</div><div>对小角色也认真的陈立中《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母那带保定音的普通话，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在陈立中一生的演员生涯中算得上是大主角了。陈立中，从去年6月拍完《现世活宝》至今，又在四五部影片中演些小角色，虽然有时只有一两个镜头，但陈立中也要看剧本，了解全片内容后才决定是否去演。她说：“谁让咱是42年入党的老党员呢，拍片子总得保证社会效益吧！”</div><div>小病初愈的谢添在春节影星汇聚的晚会上，人们没见到多才多艺的谢添，不免有担忧。谢添确实躺在病床上呢。在电话中，他老伴对记者说，谢添腿上的关节不好，节前住医院做了个小手术，现在家中休息，可终日客人不断。已经77岁的谢添正准备出任电视剧《哀乐江湖》的总导演。这部以解放前杂技艺人的生活为主线的戏，是十几年前谢添与几位友人一起构思的。谢老决心完成此片。<div>青年人的后台——陈怀皑，如今陈怀皑似不如他儿子陈凯歌知名度高。可儿子事业上的成功却有老爷子的一片心。陈怀皑自从1986年执导《朱门玉碎》之后，就再没有拍片子。他说：“那时老伴病重，我想陪陪她，就谢绝许多邀请。现在她走了，我独身一人就又忙开了。我现在还没退休，任厂里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每天忙着看剧本，谈戏。我家里客人多，而且大多数是年青人。像于晓详、田壮壮、王君正这些青年人，要上戏时总喜欢找我聊聊，让我给他们出出主意，壮壮胆。所以厂里有人说我是青年人的后台。”<br> 管宗祥这两口子<br> 记者打电话与管宗祥联系时，他说正提笔作画。当记者推门进屋时，几幅水墨花鸟已铺在地上，书桌已被老伴于黛琴占据。<br> 管老今年64岁，年前刚刚接到离休通知。可是他一直没闲着，最近又去杭州拍电视剧《悠悠刺桐情》。管家客厅门楣上挂着幅1963年周总理、董必武接见于黛琴的照片。她是青艺演员，那是当年演《李双双》时留下的，于黛琴日语非常好，把不少日本话剧介绍到国内。去年北京人艺赴日演出就邀她一同前往，《天下第一楼》在日轰动，于黛琴功不可没。老俩口都演戏， 一年中很少在一起。他们每年共同做的一件事，是春节前后到少年劳教所去看看那些孩子，因为他们俩都是青少年教育协会的理事。</div><div>好忙的凌元<br> 凌元不住在厂里,上午打电话她不在家，下午上门拜访还是不<br>在，晚上再打电话，她女儿说，吃过晚饭就被北京电视台接走了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凌元老伴1974年就去世了，现在和女儿生活在-起。她现在够忙的，不光要参加各种演出，还忙着介绍对象。这不春节晚会中他就介绍了对儿“情投意合”的。</div></div> 北京日报<br>1991年2月13日<br>《雅俗皆有乐老少共迎春》<br>首届春节游乐会巡礼<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羊年新春，位于交道口大街的东城区文化馆从12日至19日举办春节游乐会。昨天游乐会开幕，记者赴会采风，发现这里好不热闹！<div>往年，像踩高跷、跑旱船、耍中幡、斗羊这些玩艺儿要出“城圈”才能见着，现如今也进了城，在东城文化馆前的小空场支帐开练。茶汤、炒肝、炸羊肉串这些庙会少不了的小吃，也在这里设摊。广场上锣鼓喧天。热气腾腾的场面像是幌子，招徕不少过客；又像…支迎宾曲，引着游人走进新落成不久的东城区文化馆大楼。<br> 昨天，孩子们最喜欢去的是二楼“卡通乐园”。进了装饰独特的月亮门，那些往日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毛毛熊、米老鼠、小红帽、葫芦娃、济公、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如今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小精灵，在乐园里唱呀，跳呀，乐得孩子们笑声不断。原来这都是朝阳门少年之家和北新桥少年之家的小朋友，放弃春节休息，来这里为游客演出。参加开幕式的雷洁琼、袁立本，在三楼的“侃斋茶社”找到了乐呵。这儿掌柜的叫张喜林，他头顶瓜皮帽，身着长马褂，足蹬千层底毛窝，在门口拱手迎客，斋内的茶肆虽不够正宗，却也是一水儿青花磁器，红牌绿穗的茶幌。橱架上摆着俩“尊”俩“罐”儿，说是早年装茶叶的器物，还有几个当年旗人喜好的蛐蛐葫芦和鼻烟壶。柜台前贴着“招财进宝”的斗方，墙上书有“陆羽之风”四个大字。侃斋掌柜就从“茶圣”陆羽侃起，讲出福州一位知府因喝茶而喝穷了的故事；又从“侃斋”之名引出“聊斋”作者蒲松龄的几段逸闻趣事；随又侃开了民间成语以讹传讹的故事。您听：“常言道：无毒不丈夫，就是以讹传。古人云：量小非君子，无肚不丈夫。‘肚’乃肚量之意。而俗语嫁鸡随鸡，嫁<br>狗随狗也属误传。人哪有嫁鸡嫁狗的呢？古人语：嫁乞随乞，嫁叟随叟。说的是大姑娘嫁要饭的，拖根棍跟着走，嫁给老头，也得熬灯相伴。”……笑话、掌故从张掌柜口中一串串飞出，当他小憩之际，还有相声补白，侃得兴起，几位斋主还唱几段八旗子弟的歌儿和老北京的曲儿。在此小坐一刻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离开“侃斋”，对门就是“梅花诗社”。在这里，几枝梅花点缀案头，几盆水仙抽芽吐蕊， 一架古筝奏出阵阵雅乐，一支龙头熏飘出缕缕香烟，墙上挂有大红对联，求征下联，案头摆有文房四宝请人泼墨。此间一副对联正是说的这游乐会：“景丽东城龙飞凤舞腾瑞霭,花芳斗室马叫人欢展新姿请问：您能对出下联吗？</div> 北京日报<br>1 9 91年2月1 8日 星期一农历辛未年正月初四 明日雨水<br>《“白云”彩霞迎吉祥》<br>《“救苦”菩萨遭冷落》<br>王建民丁人人<br> 年年白云观庙会与雪相伴，而今年的第五届白云观民俗迎春会，从大年初一到初三，与其相伴的是一抹霞云。这似乎预示着羊年大吉。<br> 笔者还没走到白云观街，锣鼓声、叫卖声便不时地传到耳中。抬头望去，观内幡旗、彩旗迎风招展，好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在山门外的影壁前，耍刀弄棍的几个小伙，只穿了一件薄坎肩，赤臂露肩仍练得头冒热气。<br> 听迎春会的组织者说，今年的白云观迎春会为满足群众游、玩、吃、购的需求，组织了拥有200多个摊位的商业街，仅风味小吃就有近百种，真是煎、炒、烹、炸样样俱全。 一阵阵孩子的欢笑声吸引了我。举目望去， “迎春游乐园”内一个5米多高的大熊猫在那里摇摇摆摆。定睛一看，才知是一个供孩子们蹦跳的熊猫气垫。此时，游乐园喇叭中传出低沉的男声：“乌溜溜的黑眼珠……”，这是台湾来的林敬超先生登上卡拉OK歌台唱了一曲《恋曲1990》。今年庙会新增的现代化自娱自乐活动，给古老的白云观增添了不少现代情趣。白云观内新修复、开放了四座殿堂，而游客对这新开放的神堂并非“一视同”。 我发现，西侧的财神殿、药王殿香客盈门，参观竞要排队。而东侧的三官殿、救苦殿却门庭冷落，游客大多进门看看便转身而去。记者不明就里，在院中拉住几位游人相问，才知道人们的心理。如今，财神人人都想拜，国家搞建设、居家过日子都少不了钱。药王是保佑人们身体健康的，所以大家也愿意陪他多呆一会。而现如今，世泰年丰安居乐业的人们，一不须官神撑腰，二无需菩萨来救苦，所以“三官”、“救苦”诸神就遭了冷落。说来这有些迷信色彩，但也反映出入们的心态。<br> 天刚过午，游人骤然增多。观内各殿人来人往擦肩接踵，观外街上已是水泄不通。<br> 1991年3月2日 星期六 济南日报<br> 电影《周恩来》拍摄散记<br>丁人人<br> 今年二月九日，房山县一个村子的场院上，一架直升机扬起漫天黄沙徐徐降下。机门开处，走下一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人，在场的几百群众高呼着：“周总理，周总理来了”向直升机拥去。周总理向人们挥手致意，并含泪对群众说：“你们受苦了，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们”人群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喊声此起彼伏。 这是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公司联合摄制的大型史诗巨片《周恩来》的拍摄现场。刚才的一幕表现的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周恩来在邢台地震的第二天，赶赴灾区看望群众的情景。 这部影片的剧本创作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导演丁荫楠和编剧宋家珍、刘斯民收集有关史料，采访了一百三十多位曾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剧本六易其稿后，终于在去年底在湖南开拍。这部影片分上下集，以周总理在任十年动乱中的活动为主线，主要表现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史实，并穿插周恩来为革命鞠躬尽瘁的一生。影片绝大部分镜头都将在北京拍摄。<br> 导演：丁荫楠说：“我们刚拍不久，但已得到许多人们的无私相助“我们深深感到，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爱得那么深。他说：“今年初，我们到北京拍外景。一次在东四，我用公用电话联系事，管电话的老大爷听说我们是拍《周恩来》的，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以后打电话都到我这来，为了咱周总理拍电影，我这里不收钱。”<br> 谈到拍摄一九七四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情景时，制片主任姜友文非常激动。国庆招待会要二千名群众演员，摄制组从军委各军、兵种和国务院各部委办请来了离休干部。他们穿上七十年代初的服装，下午一点就来到人民大会堂，一直拍到晚上十点多。面对丰盛的菜肴，他们却不能动筷，而是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表演。事后，摄制组的同志才知道，这些群众演员中，军级和部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位，而这些老干部都是听说拍《周恩来》而自愿来的。<br> 丁荫楠谈起他的摄制班子非常自豪。摄制组的同志来自国内七个电影厂，五十多个艺术团体，有十五人获过国家级艺术奖，五十三个同志有高级职称。象于是之、蓝天野、牛星丽这样的名演员，在影片中也只能演个无名无姓的专家或农民。<br> 《支部生活》 <br>中共北京市委主办<br>月刊1991年第3期总第448期<br>3月5日出版<br><br>《焦书记还在！》<br>电影《焦裕禄》拍摄花絮<br>丁人人<br> “焦书记还在！”这是峨嵋电影厂《焦裕禄》摄制组在兰考县时，处处感受到的。焦书记1964年3月23日去世。27年过去了，兰考人民的心里仍想他、念他，舍不下他。“拍这样的好电影，我们支持！”<br> 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拍《焦裕禄》时，1990年已过去一半。电影局要求年底前完成。当前期工作准备完毕，大队人马开到兰考，支起摄影机时，已经是9月的最后一天。摆在摄制组面前的任务是：50天内拍完所有的镜头。这么艰巨的任务，有十分把握吗？<br> 刚到兰考，就有一位老农民赶到县里，找到摄制组。他捧出1000块钱说：“听说要给俺焦书记拍电影，这样的好电影我们支持！收下吧。”不知道这些钱他积攒了多久，可是摄制组见到这第一个镜头，却坚定了全体演职员完成任务的信心。这之后，摄制组得到各方帮助。有些是从未见过焦裕禄的青年人，也拿出自己的积蓄赞助拍片。县里的干部更是尽了一切力量。 <div> 影片基本是实景拍摄，景点设在老百姓家。拍摄中免不了要动动这家草垛，搬搬那家的碾子，乡亲们总是鼎力相帮。<br> 影片中有一场戏是：群众听说焦书记住医院了，准备去探望。导演对饰群众的老乡们说：“你们要到医院去看焦书记，觉着想带什么，就带点什么吧。”一位老大娘听说后，回家装了满满一篮子鸡蛋赶来。有人笑她：“拎这么多不沉吗？这是拍电影，篮里铺点草，上面码一层鸡蛋就行了。”大娘说：“这是给俺焦书记送去，咋兴作假！”<div>“为焦书记．我愿再要一次饭！”<br> 影片中，焦裕禄到兰考上任后参加的第一次县委会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全体县委委员带到火车站，看兰考县几千父老乡亲，在大雪中爬上国家专门派来的火车，背井离乡，去逃荒要饭。 这场戏，导演设想只需1500人的群众演员，谁知一动员，城关镇老老小小来了2000多人。早已扔掉讨饭棍的乡亲们，又翻出昔日的破棉袄，找出破篮烂碗，结伴来到火车站。导演王冀邢感动得直要谢大家。一位老人说：“为了让全国人都看到当年俺焦书记为民操劳的样子，我们宁愿再逃一次荒，再要一次饭。”2000多人井井有条，在导演指挥下，顺利拍完了这场戏。 录音师想录些逃荒的人们争相上车的嘈杂声，就请乡亲们喊几声。一些老人喊着喊着，便声泪俱下了．．．．．“焦裕禄还活在他们心里”<br> 导演王冀邢讲了这样一件事：“在拍焦裕禄抱病。连续两夜去探望受伤的肖大爷一场戏时，我们请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当群众演员。 她的动作就是瑞一盆水从镜头前走过，拍了几次都不成功，拖到很晚。天下起了雨，老人的儿子来接她，可她就是不走。衣服被雨水淋湿了， 她还坚持拍，直到深夜拍好为止。制片主任要付劳务费，她死活不要。 深秋的雨夜里，儿子搀扶着她，慢慢走回家去了。”王导演说着，眼睛湿润了。象这样的故事，在拍片过 程中还有很多很多。 负责组织、指导群众演员的副导演王雷说：“大场面的群众演员最难拍的是动情的戏，可拍《焦裕禄》时，却出奇的顺利。”<br> “影片中，焦裕禄病重，不得不离开兰考去郑州治疗。车站上，数百乡亲自发站在路两旁送他。开始，我们担心群众不入戏。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场面：焦裕禄边走，边笑着向大家告别，说不久就会回来。可这一别，他再也没有回来。开拍了，我对群众演员们说：焦书记要走了，你们上去送送吧！<br>老乡们竟毫无顾虑地迎着摄影机走去，流着泪，像当年握住焦书记的手那样，紧紧握住李雪健（饰焦裕禄）的手不肯放。这感人的场面立即被摄入镜头。“似乎不是在拍电影，而我就<br>是人物本身。”李雪健动情地说。在群众情绪感染下，这50天，摄制组一直处在这样的情感之中。<br></div></div> 济南日报，1991年3月9日<br>在同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版刊登<br>作者 丁人人<br>《寻找邓颖超》<br>电影《周恩来》拍摄散记<br> 电影《周恩来》中的女主角邓颖超饰演难度很大，由谁来担此重任呢？导演丁荫楠和四个副手在全国找了40多位候选人，而最后走上银幕的却是从未上过镜头的湖南画家郑小娟。<br> 去年7月，副导演周子和到湖南美术出版社冲洗照片。闲谈中说出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在为拍摄《周恩来》选演员。在旁冲洗照片的郑小娟打趣地问周子和：“你看我象不象邓颖超？”周子和回眸一望，惊得目瞪口呆，真是太象了!可郑小娟却一口回绝，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br> 在谈到郑小娟象邓颖超时，这位画家对记者说：“那是几年前我在出版社资料室看书，一位资料员在一边翻看画册，突然他叫起来：“老郑快来看，你象不象邓大姐？我上前一看，是<br>40年代邓颖超同志穿工装裤的一张照片。我还真有些象她。谁知这句玩笑话竟使我走上银幕。”郑小娟谢绝拍片是有理由的。1983年，她出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繁重的工作拖垮了她的身体，她不得不辞职住进医院。去年7月刚刚出院，所以身体状况不允许她拍片。<br> 导演丁荫楠自打见了郑小娟后，再看别人谁也不象邓颖超了。影片中邓大姐的戏并不多，许多镜头她只是默默地站在总理身旁，因此演员的气质显得非常重要。郑小娟较高的文化素养所带给她的那种沉稳的气质，恰恰是许多专业演员所不具备的。<br> 寻找“邓颖超”的工作从去年7月开始一直到年底，眼看就要开机了，邓颖超这一角色还是没着落。12月4日，不死心的丁荫楠再次去郑小娟家。这天恰好郑的丈夫姜坤在美国办完个人画展后刚刚回家，听完丁导演的来意，他一口应承下来。郑小娟闻讯后十分不悦。姜坤说：“我代你应下有四条理由：第一，各种艺术的规律是相通的，你不用为不懂表演艺术而担心，只要用心去学就能成功。其二，你要想在美术方面有所发展，也应该从姐妹艺术中汲取营养。其三，你趁拍电影出去走走，对身体大有好处。而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是拍咱们敬爱的周总理，应该全力相助。”<br>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在总理的遗体前站了很久，眼里含着泪花，泪水却始终没有流下。看着周总理憔悴的面容，她轻声地唤着：“恩来，恩来!”而后在总理额‘上轻轻一吻，就默默离开了。这一细节是剧组进驻解放军305医院拍周总理病中戏时，听当年护理周总理的医护人员说出来的。导演当即决定加上诀别的戏。人们都为郑小娟担忧，她能胜任吗？<br> 2月8日下午，在305医院周总理当年住过的那间病房里，总理去世前后的几场戏都拍完了，一早就化好妆的郑小娟默默地坐在一旁，不与任何人交谈。一切都准备好了，副导演轻声<br>说：“郑老师，该您了。”郑小娟缓缓走到周总理床前，望着总理（王铁成饰）那安祥的面容，泪水一下涌入眼眶，她强忍着泪站了许久，俯身轻轻唤着“恩来，恩来!”随后轻轻一吻。表情那么自然，那么真挚。刚一停机，丁荫楠立即冲上前去，拉着郑小娟的手说：“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br> 看着郑小娟疲惫的身影，丁荫楠斩钉截铁地说：“得加重她的戏，她完全可以胜任！”<br> 北京日报<br>1991年4月1 5日 星期一第二版<br>《从两种生活中走过》<br>记法国女画家尼科尔·萨丽斯<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一位法国女画家，偶然来到中国，这片完全陌生的国土使她顿生灵感。这山、这情，都激起她创作的冲动。她购买这里的宣纸和丝绸，捡拾这里的石头，收集这里的古钱……把这都带回法国，埋头进行了一年创作，终于制出三十幅美术作品。她十分白豪，认为自己：把东方神韵融入了她的作品。但她又不信任自己，一定要把这些在中国获得启发创作的美术作品再送回中国来检验。这就是近日在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厅举办的尼科尔，萨丽斯女士的画展《冥想世界的票》， 尼科尔女士已有25年作画的历史。她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并一直在巴黎教授工艺美术课。此次展出的三十幅作品中，她没有单纯用颜料画的画，而是把宣纸、花绸、线绳、甚至木条、石头、铜钱、玻璃与画布、油画色结合起来，制作成艺术品。她说：“我就喜欢寻找这种不同材料结合在一起的效果。” 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名字，有一幅叫作《从两种生活中走过》的作品是她这三十幅作品中的得意之作。这幅形似中国中棠画的作品，是她最近来到中国后，受到中国书画要装裱的启发而创作的。 摄于深圳的《锦绣中华》景区 1991年7月20日 北京日报 京华周末<br>《视达万里的“锦绣中华”》<br>本报记老 丁人人 林为民<br> 凡是来深圳的人都要去“锦绣中华“看看，似乎舍此就不算到过深圳。这把真实景物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小人国”真有那么大的魅力？<br> 不久前一天上午，我们冒雨来到位于深圳市区至蛇口之间的“锦绣中华”景区。雨并没能阻住游客的脚步，景区内游人摩肩按踵，见到几位内地游客浑身已被雨水浇得透湿，但仍兴致勃勃地在“云南石林”和“东岳泰山”前留影。我问一位兴冲冲要进门的台湾游客，为什么要来这里？他说：“不为什么，当然要来看看I”<br> 这片景区建在深圳湾的海边荒滩上，占地三十公顷，比台湾、荷兰、泰国等地的“小人国”面积都大，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微缩景区。这里的74处景观基本按照我国版图的方位设定。从西面的入口南下，敦煌奠高窟，乐山大佛，云南石林，大理三塔首先映入眼帘。顺路而下，水花飞溅的黄果树瀑布，清流回转的漓江山水，巧夺天工的悬空古寺，三步两桥白墙青瓦的水乡小镇，以及雄浑伟岸的中山陵、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一路看去，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下的文化遗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奇山异水都尽收眼底。 微缩景区中除了按比例缩小的山川、建筑之外。还用了五万多个不足三寸高的小瓷人，放在不同的景观前，展示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这里有老北京天桥的杂耍，云南苗寨的火把节，长城脚下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以及故宫太和殿前光绪皇帝的大婚庆典。无怪乎老将军王首道游罢景区后，挥毫题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br> 游罢景区后，我们似乎体会出台湾那位游客“当然要来看看”的心情了。作为炎黄子孙，到这里来可以温故，而对中国不了解的人，来此却可以知新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马志民1985年首倡建立“锦绣中华”微缩景区时，就是想把这里建成一个中国历史的窗口，文化的窗口，旅游的窗口，让世界人民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中国。他的愿望实现了，从1989年1月开业至1991年3月26日这里已接待了五百万游客，听说美国佛罗里达州已准备在那里再建一座“锦绣中华”微缩景区。<br> l991年10月19日<br>北京日报周版<br>《平津战役》在进行中<br>本报记者李欣丁人人<br> 1948年12月，在“中南海居仁堂”一间宽敞的客厅里，北平市长何思源身着黑色中山装，受伤的头部和手上缠着绷带，疲惫地坐在沙发上。这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和秘书长王克俊走进来，上前与何思源紧紧握手。傅作义说； “何先<br>生受惊了，令爱何鲁美小小年纪竟这样做了牺牲。”说着眼圈一红…… 导演喊：“停!”<br> 这是记者日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棚看到的《平津战役》下集第55场戏的拍摄情景。这场戏在片中只有十几分钟，摄制组从下午2点进入摄影棚，布景、调试灯光、化妆、彩排，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才拍完。中间因有一只苍蝇干扰而使拍摄两度中断，不得不用“必扑”将其消灭。一场戏下来，扮演“傅作义”、“王克俊”的演员已浑身是汗。<br> 在拍摄间隙，记者采访了《平津战役》导演韦廉。他向我们介绍，为了拍好《大决战》第三部，《平津战役》剧组从1987年夏天开始做前期准备工作。他们跑遍了大江南北，采访了曾亲经历过“平津战役”的干部战士，有时在一个部队就采访上百人，留下的采访录音带就有八十多盘，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如傅作义爱用火柴剔牙，想事时爱揪笤帚苗，说话时手爱插在腰上等等，这些都为电影创作提供了重要依据。<br> 《平津战役》摄制组于1989年11月在张家口正式开拍。从此，摄制组长年奔波在外景地，春节都不能与家人团聚。辛勤<br>的汗水，不仅换来了银幕上许多真实、珍贵的镜头，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幕后故事。<br> “攻打新保安”<br> 1989年底，摄制组来到张家口附近的小镇——新保安，拍摄当年我军罗瑞卿、杨得志、耿飚兵团歼灭傅作义第35军的一场<br>戏。可昔日的新保安的城墙、城楼已不存在了。为了真实的再现当年的场景，摄制组特意从河北省蔚县用40多辆卡车运来5万块方砖，用了3个月时间，在新保安附近的小镇—鸡鸣驿搭建了两座城楼和一座钟楼。为了拍双方战斗的大场面，还动用了240辆卡车、—百多匹马上万套洗旧的军服。新保安地处塞外，冬季寒冷、风沙大。为创造逼真效果，摄制组在现场洒上细土和石灰，用直升机和两台电扇猛吹。一天下来，摄制组成员都成了土人儿”。在新保安拍外景时，正赶上当地地震，演员蜷缩在汽车里过夜，这场戏拍完，许多人也冻病了。<br> “两桥会师”<br> l949年1月15日，我军在天津金汤桥和解放桥胜利会师，宣告天津的解放。去年初，《天津战役》摄制组来到天津。拍<br>摄时不仅要在天津市区安放碉堡、路障和工事，坦克也要开进市内街道。金汤桥和解放桥周围如今都是天津市人口稠密的繁<br>华地带，特别是解放桥隔着海河与天津火车站相连，交通拥挤。在这里再现当年的战斗场面，难度可想而知。 为协助拍摄，天津市做出了巨大牺牲。拍摄当天，解放桥附近的13条公共电汽车停运，二千多名公安干警维护现场秩序，天津市长，市公安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在拍一组夜战场面时，他们拆掉了解放桥上八千只彩色装饰灯泡，剪掉了一万八千米长的电线，附近居民也纷纷用棉被、褥子挡住自家窗户的光线……池塘里的鱼被炸死了，居民的窗户被震碎了。老百姓毫无怨言，他们说：“只做贡献，不捞油水。”<br> 好难拍的“北京城” <br> 最难拍的要数北京城的外景戏。几十年来，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的残墙断壁、破旧城门早已无处可寻。就连找条老北京的胡同，都难坏了剧务们。他们跑遍了城内上百条胡同，才在城东北角了却了心愿。 在北京拍戏第二难是“动武难”。北京是首都，国家重要机构都在城内，不得随意动“武”，于是有了大炮进景山的故事。1948年冬，傅作义曾将炮团安置在市中心的景山，以控制制高点。摄制组在得到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特批后，于去年二月的一个夜晚，从北京郊外拉来十门大炮，夜里3点拉进景山，拍完后又在夜里悄悄地拉出城。为避免群众误解，摄制组还在大炮上挂起；《大决战》摄制组向首都人民致敬！的标语。 同《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一样，《平津战役》的放映时间也是2小时40分钟。目前，摄制组已完成大部分镜头，剩下的将在最近抢拍完。导演韦廉介绍说， 《平津战役》预计今年11月底基本停机，明年春节前后可望与观众见面。<br> 1991年11月16日<br>济南日报 周末大观园<br>丁人人<br>表现残疾人生活的又一部新作《苦乐三兄弟》开拍 三位小哥们，一个是侏儒， 一个是瘫子，一个是聋哑人，命真够苦的，可是他们不认命，不接受别人的怜悯，抱成团儿，自食其力，在生活中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给别人带来快乐，也使自己的生活中有了笑声。这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北京拍摄的故事片《苦乐三兄弟》的故事核儿。 <div> 变“沉”的喜剧。<div> 影片编剧是王兴东、王浙滨夫妇。他们在福州采访了侏儒酒吧，又到沈阳红磨坊西餐厅与侏懦招待共同生活，编写了一个轻喜剧《四个矮人一个店》。剧本一出笼，几个电影厂都说好。某电影厂抢到手准备投拍，可一细琢磨，请侏儒上银幕当主角，恐有嘲讽别人病态之嫌，此乃道德问题。加之又是喜剧，一逗一闹，兴灾乐祸的意味太浓。“轻”喜剧，变得“沉重”了。<br> 长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王学新把本子接过来。残疾人协会的一位同志建议把四个矮人变成一个，加两个残疾人，然后再作一番修改。王导演依计而行，一阵刀斧下去，轻喜剧变成了正剧，影片终能投拍。 不比别人“矮”的余华东 椅子面高过他的腰，他一扭身爬上椅子，两只脚悬在半空晃着。我叫余华东，是多余的余，在影片中演陆灯。”他对周围几十号群众演员投来好奇的目光毫不介意，非常大方地接受采访。 “我的情况《人民日报》都介绍过。”似乎他不屑谈自己的过去，但当记者自认孤陋寡闻之后，他才说自己是安徽合肥人，32岁曾是合肥市糖业烟酒公司的仓库管理员，他曾在电视剧《娃女》、《封神榜》电影《侠女十三妹》等多部影视作品中露面，但都只是些配角。 问他此番出任主角有何感受？他抓耳挠腮地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我只上过五年小学，没文化，讲不出来。只是很紧张。”说着，额头上还真出了汗。<br> 临走时，他跳下椅子，回头对我说；“我的孩子已经一岁多了！”语中充满自豪。我开始不解他为什么要强调此事。但看出他那与别人谈笑自如的神态，我突然明白，他是想告诉我，他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男子汉，他不比别人“矮！”<br> “为了艺术圣殿！” 10月底的北京，已进入深秋。《苦乐三兄弟》却要在这里过夏天。寒风中穿单衣拍戏，大冷天往身上浇凉水，为拍电影这些苦都得吃。影片中主角都是些年轻娃娃，可配角都是些名人。电影学院的表演教授就有三位，唐远<br>之、欧阳儒秋、马精武。几位教授不光演戏，还兼现场指导，给余华东他们上表演课。王学新导演说，眼见着余华东的戏往上长。<br> 要开机了，几位主角不知去向。导演举着喇叭到处喊。人被找回来了，站在导演面前可他还是举着喇叭喊： “这个场地人家特别照顾我们，一个小时还要三百块呢!今天要完成37个镜头，象你们这样，纪律松散，拖拖拉拉，怎么能建起艺术圣殿？看看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你们对得起谁？”<br> 我看着王导演那布满血丝的双眼，想不出这《苦乐三兄弟》在他们心中是苦多，还是乐多。<br></div></div> 1991年12月28日<br>北京日报<br>《东方的小威尼斯同里镇》<br>本报记者 林为民 丁人人<br>一到苏州，便听说这里的太湖风景区，有个叫同里的小镇。自1986年以来，已有三十多部电影、电视片在这里拍摄。这不<br>由得引起了我们访问这个江南小镇的浓厚兴趣。<br> 我们驱车来到同里时已近黄昏。镇长蒋鉴清——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对我们说：“天快黑了．边看边谈，我们先去参观退思园。”<br>这是一座晚清宅第，建于1885年。园主任兰生，曾为光绪年间的三品官。退思园是他被弹劾后落职归里所建，园名“退思”取意“补过”。前些年夏衍来这里参观，曾题下“由退思进，因忙得闲”八字为园名作补。退思园是本镇清末画家袁龙设计。左宅右园，自西而东。住宅西侧建有轿厅(门厅)、茶厅、正厅三进。东侧为内宅，建有南北两幢二层小楼。楼与楼间由双重廊贯通，俗称“走马楼”园在宅右，茂林修竹，清雅幽邃。只是墙上搭了几个摄影用的木架，很不协调。一打听才知道，吉林电视台和台湾一家影业公司，正在这里合作赶拍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半世缘一世情》，蒋镇长告诉我们，这退思园忙得很哩！今年已有五部影视片在这里开拍，年内上海电视台还要来摄制京剧电视艺术片。 步出退思园，我们在同里街头徜徉。只见这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没有一辆汽车，人们或是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绝无闹市的喧嚣；清一色的明清建筑，连新建的影剧院和饭店都是仿古建筑，和周围景色十分协调。蒋镇长告诉我们，同里镇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镇共有七万二千多平方米古建筑，镇上一万多居民家家临水，户户通船。没有污染的太湖水流经全镇，人们投衣洗菜均用河水。<br>那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景致给人以返朴归真之感。难怪一位法国游客惊叹这里是东方的小威尼斯。<br> 1992年1月4日<br>《过年看《过年》》<br>本报记者 丁人人 李欣<br> 去年12月29日原是星期日，为过年倒休大家都上了班。 下午两点大华电影院放映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新片《过年》，业务员小梁说：“这是包场，又赶上快过年，准满不了！”可是我们这俩“蹭电影”的，愣是让有票的人轰了三次。等灯一放黑，我们四周一打量，全满!电影公司统计，首轮上座90%以上，夜场爆满。<br> 影片说的是羊年春节的事，又有赵丽蓉、李保田、葛优、梁天一大帮笑星在影片中扮演角色，场内始终笑声不断。赵丽<br>蓉一脸苦相，从头到尾就没开怀地笑过，不时有人低声议论：“这老太太，真逗！演得真好，该她得大奖。”<br> 影片里一家13口人一个个登场，每个角色露面，都有人低声议论这位演员，其中不乏如数家珍的观众。也许这就是明星<br>效应吧。但随着一阵阵笑声，观众被带进故事之中。 随着剧情高潮的到来，观众的情绪不断高涨。天性懦弱的大儿子端着酒杯说： “人要是太老实，就得受人气。”观众席中响起了掌声。小儿子朝大女婿抡起了拳头；观众中有人大喊：“打，使劲打这个臭流氓!”一桌丰盛的年饭变成一堆破盘碎碗，母亲欲哭无泪，心酸地蹲在地上说：“别扫，把财神扫走了。”场内<br>有人抹泪了。叹息中有人说：“老太太真惨！” 场灯亮了，笑过，骂过，哭过的观众们，从电影中回到现实。一位老工人说：“片子拍得真不错，可是我不喜欢。大过年的看完了心里堵得慌。我也有儿有女，他们要敢这样，我抽他!”<br> 一位中年妇女，刚刚把擦泪的手绢放到兜里，问她对影片的感受，她沉默了一会说： “影片拍得很真实，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像影片中这样过年的人家不在少数。可是我看了电影心里不舒服，咱中国人讲究的是尊老爱<br>幼，家庭和睦。虽说这两年人们把钱看得重些，但像影片中为钱打成一锅粥，还是叫人难受。”<br> 过年时节看《过年》，的确别有一番滋味。但愿看完《过年》的人们，都能咂巴咂巴个中的滋味儿。<br> 1992年1月30日<br>《猴年找猴 猴在哪儿》<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一开春就是猴年了，属猴的人谁不想新年伊始找个乐子，图个吉利呢？查遍北京城里城外几十个文化古迹娱乐场所，与<br>猴“关系密切”的当属西便门外的白云观。记者日前采访第6届白云观民俗迎春会准备工作时，便先寻访了“猴”。<br> 白云观自古就有“铁打白云观，三猴不见面”之说。我见到山门拱圈上那只猴已被摸得耳鼻不全了。而另外两只猴藏在观内的建筑石雕上。据说能找到这三只猴都摸上一摸，就能心明眼亮。防灾祛病。<br> 古建筑石雕装饰，一般都是吉祥的花纹，白云观为什么刻了三只猴呢？中国道教协会的尹育政说；“我们查阅的史料中<br>没有记载。但我们分析白云观几毁几建的历史后，作了些推测。”老尹说，猴王护僧取经的故事在吴承恩作《西游记》之前就已广为流传。因长春真人丘处机曾西行雪山拜见成吉思汗，其弟子又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民间盛传《西游记》为丘处机所著。到元朝，英宗皇帝下旨为丘处机重修白云观时，匠人就把“孙猴子”嵌在山门上。原因之一是相传丘处机为《西游记》作者，之二是因为孙悟空曾被玉皇大帝封为弼马温，也数道家诸神中的一个官，拉它在山门镇邪，也算名正言顺。传说中金猴多变，所以匠人们就刻了三只藏在观内。<br> 现如今，白云观内又多了一只猴，那是1989年重修窝风桥时新刻的。所以“三猴不见面”之外应加“真假猴难辨”一句。<br>望游客不要摸错。<br> 第6届白云观迎春会现已基本筹备就绪，今年的活动自然以“猴”为中心。一台群猴闹新春京剧舞蹈在观内巡回演出。<br> “猴子捞月”、 “猴王拜仙人”等景点散布在后花院。2月4日（大年初一）白云观开门迎客，游客们能否找到那三只真猴，摸上一摸，就要看各自的缘分了。<br> 1 9 9 2年2月9日<br>《为了人们笑得更欢畅》<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昨天是正月初五，年假最后一天。记者上午9点来到首都影院，往日挺火的片子——宽银幕日本故事片《复仇的牙》，<br>今天只上了三分之一的座。观众量不多，可影院工作人员一点不少忙活。<br> 经理刘鸿鹏满脸倦容地坐在办公室，见我来拜年，笑着说：“过什么年呀，干我们这行儿的过年只有更忙。这是几十年的老规矩了。”我们来到放映机房，四位放映员正忙着，已是花白头发的李忠良今年55岁，说起放电影，他最有发言权：“我从1956年干这一行，记忆中只有一次春节休息过。那是“文化大革命”“有一年春节，全北京都停电，我们这电影，也自然放不成了。要说过节上班，这是我们行业的特点，没什么可说的。”<br> 回到报社，我给北京电视台播出部主任王文虎拨电话。 老王告诉我，他今天凌晨1点下的班，睡了六个多小时就爬起来，现在正在收拾阳台。他似乎有些内疚：“过这节，家里的事我是一点儿没干，亲朋好友一个也没见，年都要过完了，少睡点<br>儿觉，打扫一下卫生吧。”<br> 他过节忙了些什么？老王说他们北京电视台播出部今年春节打了个漂亮仗！从大年三十下午13点开始一直连续播出到正月初五凌晨3点10分，不间断播出了110小时零10分钟。这在我国电视播出史上也是少有的。 去年北京电视台连续播出72小时，用的是进口的新发射机。今年，那台发射机上了新建的高塔，台里只好用准备退役的两台国产老发射机了。 这两台北京广播器材厂制造的“老马”，原设计只能连续干18个小时的活儿。这回要它们拉一百多小时的车，不光电视台不放心，连厂里听说后，也不放心。春节这几天，“老马”的“娘家人”也守在电视台，为它“保驾”。经过几天几夜连续奋战，现在可以说“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了。<br> 采访了几个文化娱乐场所，最红火的要属白云观庙会。前五届庙会初一开张时，都得等到十点多钟，游客才陆续而来。今年可好，初一早上八点没开门，游客就已堵满了门口，说是抢着摸猴呢！<br> 游客上的“火”，主办庙会的西城文化局也着急上火。全局只留下三人在局里值班，其余三十多人全扑在庙会上。刘永先副局长爱人来送饭，被扣下帮着卖了半天票；王志英、周小娟的亲属来逛庙会，也被留下帮了半天忙。管宣传的王建平说：“当我们看到人们走出庙会时那心满意足喜气洋洋的样子，心里是甜的。”<br> 1992年2月19日<br>盐阜大众报<br>《牛犇的新戏》<br>丁人人<br> 著名老演员牛犇以其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在银幕上创造了许多性格独特的配角。最近，他出任男主角，又在电影故事片《祝你好运》中，演了一个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却又命运坎坷的小人物。<br> 影片从一个摄制组拍摄影片为背景，他扮演的老付，是位兢兢业业干了多年的老副导演，为人热情但有些窝囊。摄制组里，女演员摆架子、耍脾气．老付低三下四好言相劝。摄制组拍抢银行的戏，群众演员按要求四处逃散，老付却跑进去扶摔倒的女孩，使拍摄失败……在家里，小女儿喜欢弹钢琴，老付买不起，只好自制一排木琴键送给她（见图）。大女儿想当演员，却不得门路，为妹妹买了钢琴，钱的来路又不正……老付内外交困，为了还上买钢琴的钱，冒险当替身跳楼．他在影片中以朴实自然的表演，反映了当前电影工作者的辛酸苦辣和喜怒哀乐，使观众在笑声中领悟到电影事业的艰辛。<div> 影片由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雷献禾、杨世光导演，六小龄童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老演员刘江在影片中当配角。<br></div> 1992年2月22日<br>北京日报 京华周末<br>《平津战役》告捷<div>革命战争历史系列巨片《大决战》大功告成<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革命战争历史巨片《大决战》的最后一部《平津战役》上下集，近日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完成。至此，这部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宏大，参加拍摄人员最多，涉及范围最广，投入资金最钜的系列故事片，经历了6个春秋，终于大功告成。<br> 四十多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场上歼灭国民党一百多万精锐部队，为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把这样一段宏伟、壮阔、光彩夺目的历史，用电影手法再现出来，是电影工作者多年的夙愿。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来实现这个夙愿。《大决战》摄制成功，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希望，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壮举。<br> 在《大决战》拍摄期间，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个县市参与了拍摄工作。直接参加拍摄的达15万人次。许多当年支援过前线的老区群众，今天又推起小车投入了电影的拍摄。<br> 人民解放军的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兰州五大军区，及海军、空军、武警、军事院校25个军以上单位，33个师团共12万人参加拍摄，累计人次达320万。同时还投入了大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重型军事装备。<br> 《大决战》共三部六集，总耗资六千万元。前两部《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已于去年在全国上映。《辽沈战役》发行了392部拷贝，《淮海战役》发行了430部拷贝。两部影片的上座人次都排在去年最上座的十部影片之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br> 最后一部《平津战役》上下集，既是前两部的续篇，又有自己独到的特点。影片在展示战役进程中，着重描写了敌我两个最高统帅部的斗智、斗勇，描写了傅作义将军复杂曲折的心理转变过程，使影片既具有忠于史实的文献性，又具有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提高了影片的观赏价值。<br> 现在，该片供发行放映的拷贝正在赶制中。3月中旬，当年平津战役的战场——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将联合举办隆重的首映仪式，并请主要演职员与观众见面。“五一”前后，影片将在全国上映。<br></div> 1992年2月23<br>北京日报 文化报道<br>《电视剧《风华绝代》完成》<br>海峡两岸有望同时播出<br>本报讯 台湾第一部用大陆演员出演第一主角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已在京完成前期摄制工作。<br>台湾中华电视台全班人马已回台进行后期制作，近日已全部完成，这部电视剧共四十集，女主角由北影厂演员刘晓庆出任，这使她成为第一位在台湾电视剧中演主角的大陆演员。与台湾中华电视台合作拍摄的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如果此剧后期工作能顺利进行,海峡两岸将可同时看到这部电视剧。<br>这将是两岸影视界合作中的又一个“第一”。 （丁人人、李欣）<br><br>《女人四十困惑多》<div>夏 雨<br>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可女人到了四十岁困惑最多。这是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女性世界》告诉人们的道理。<br> 影片的改编、导演董克娜也是位女性，而且是位善拍婚姻、家庭题材影片的导演。几年前她导演的《谁是第三者》，就用大胆的手法，典型的事例，把感情破裂、婚外恋等问题提了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也表现出她本人爱憎分明的个性。<br> 而此次执导的《女性世界》，她对婚姻、家庭中的矛盾，没有简单地追究谁是谁非，而是让影片中受到屈辱的女人们退一步，慢慢地想为什么一向感情专一的丈夫要移情别恋？为什么一贯逆来顺受的丈夫敢“揭竿而起”？影片中少了一些谴责，多了一些理解和宽容。<br> 董克娜变得宽容了。《女性世界》也就告诉四十岁的女人要懂得宽容。这部影片“三八”节期间将在本市上映。<br></div> 1992年2月23日<br>北京日报 新闻报道<br>《羊年大吉 91北京电影市场初探》<br>本报记者 丁人人<div> 这一年影片上座人次的前10名，一改前几年排名榜上“八国联军”排排坐的局面，国产片占了9部。<br>于是有人说1991年是国产故事片辉煌的一年。<br> 但这“辉煌”却有特殊的原因。去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日。自打1989年忙完建国四十周年庆典，电影工作者就投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资金从事党的生日献礼片的制作。经过三年辛勤耕耘，去年一开春，《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等大制作、高水平的巨片就一部接一部走进电影院。专场、包场排满了影院大部分场次。放映收入和观众人次两条红线双双跃起。国产片“辉煌”了。<br> 在去年单场观众人次排名中，居榜首的是《焦裕禄》245万人次，其后是《周恩来》186万人次， 《大决战》 （之一）138万人次，《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16万人次， 《父子老爷车》103万人次，《大决战》（之二）91万人次， 《开天辟地》80万人次， 《阿姆斯特丹的水鬼》76万人次，《烈火金钢》72万人次，《斗鸡》69万人次。 这10部片中有8部是献礼片。唯一进入前10名的外国片是被列为“儿童不宜”的法国片《阿姆斯特丹的水鬼》，也只居第8。国产片以9比1的绝对优势占据10强之列，这在近几年的电影市场中绝无仅有。可见只要国产片思想和艺术水平皆高，还是受欢迎的。<br> 在前10名中，《父子老爷车》、《斗鸡》两部喜剧片跻身其中，说明观众口味已从武打、言情转向喜剧的趋势。<br> 在去年上座人次最少的十部影片中，有6部是儿童片，看来让少年儿童走进影院看电影还是一个难题。另两部长纪录片《我们走向未来》、《兵演兵》也是观众寥寥，不足万人。这样的 放映效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无从谈起。<br> 羊年的“辉煌”，还能延续到猴年的上半年。《大决战》（之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还可能把观众拉进影院，但前景并不乐观。羊年是“辉煌”的，猴年能否继续放光？之后的鸡、狗、猪、鼠年等能否长虹永驻？困难是多的，但还是那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br></div> l992年3月7日<br>北京日报周末版<br>《“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br>《火焰山来的鼓手》在柏林获奖前后<br>本报记者丁人人 <br>儿童电影评奖，孩子们最有发言 权。最近，刚从德国柏林回来的锡伯族女导演广春兰，在广播电影电视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她的新作《火焰山来的鼓手》是如何被11位德国小评委选中，并荣获42届柏林电影节儿童评委大奖一事。<br> 该片的故事是：一位叫库来西的男孩，敲得一手漂亮的手鼓，一个偶然机会，他被乌鲁木齐的少儿艺术团选中，只身闯入城市，经历了一番悲欢离合。今年2月14日至24日，是柏林电影节正式比赛片展映的日子。参加儿童片角逐的是从一百多部影片中选出的十个国家的十部影片。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的影片，对白不是德语、就是英语，对德国孩子没有语言障碍。影片放映中，小观众们的情绪完全与影片的内容相吻合。喜则大笑大叫，悲则泪水洗面。待放中国参展影片时，有一名翻译，在现场解说，场内鸦雀无声。广春兰慌了，孩子们不喜欢？但她又发现影片放映中，没有一个孩子走动、上厕所。“孩子们在看”。广春兰的心稍稍定了下来。 放映结束了，孩子们先是鼓掌，接着欢呼，尖叫、跺脚，把整个放映厅搅得如沸水一般。广春兰一上台，就成了孩子们“围攻”的对象。“你拍的故事是真的吗？”“中国的男孩子留小辫子吗？”“女孩子也穿裙子？”……诸如此类的问题铺天盖地而来。有个小女孩还追到休息厅，问那敲手鼓的小男孩叫什么，想和他通信。孩子们的热烈情绪使广春兰信心大增。她想找小评委们探探口风，可是11位11岁至15岁的小评委们，时而聚在一起讨论，时而分散开来在小观众中听取反映，绝不与参赛<br>人员接触。这11个孩子是上届电影节评委会，从上万个小影迷中选出来的。<br> 参赛影片一部部放过去，竞赛进入白热化。2月20日，电影节主席宴请参赛的导演。“小评委头”一位15岁的小女孩来到广春兰的桌边，用自己带的翻译一本正经地对广春兰说：“告诉你一个现在还不能公开的秘密，我们评委对你的影片很感兴趣。”<br> 在电影节闭幕那天，大人们评的奖都有了结果，唯独小评委们躲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不露面。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br>许多导演说：“这是个最难得的奖。”大奖终于揭晓了。电影节主席决定在闭幕式上再放一遍《火焰山来的鼓手》。这次场内气氛全然不同，影片是在孩子们的笑声、尖叫声、跺脚声中放完的。 广春兰十分感慨地说：“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br><br> 《 陈豪获美国《大众摄影》最高奖》<br> 我国留美学生陈豪拍摄的《太空时代的蒙娜》照片，获美国《大众摄影》1991年度国际摄影大赛的最高奖一一最佳作品奖。陈豪1989年从上海赴美国亚特兰大艺术学院学习广告摄影，在他赴美后的半年中，就有四幅作品参加了“90纽约国际<br>专业摄影家作品展”，几个月后他的广告摄影作品《拿破仑白兰地》，被登在《美国专业摄影杂志》的显要位置，并获三<br>等奖。对此次的获奖作品，美国摄影家的评价是：陈豪使用摄影手法，使五百年前达·芬奇所绘蒙娜丽莎那著名的微笑，看上去像二十世纪的现代人。（翟玫）<br> 1992年4月7日<br>北京日报<br>《您对北京知多少？》<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在老北京城里，从大马路、小胡同、大宅门、小四合院，到街上的招牌幌子，买卖人的吆喝、打扮，以及老街坊们的请安、打千，小孩儿们的拍巴掌、跳皮筋都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这两年，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改建，有些东西渐渐消失了，但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遗产，能有资料留下来该有多好啊I<br> 近日觅书，偶得一本《北京民间儿童娱乐》；看到抓拐、滚铁环、拽包儿、攻城……这些幼时玩儿得热火朝天的把戏都在上面。其间还有漫画家李滨声那线条简练，而又颇具神韵的漫画，令人爱不释手。顺根寻去，找到出版此书的北京燕山出版社。<br> 社长兼总编辑陈文良谈到老北京民俗类的书，他说：“我们社从1990年开始，规划了一个系列的出书计划。去年陆续出了《北京街巷指南》、《燕水古今谈》、《老北京的风俗》、《北京民间儿童娱乐》等，现在基本都脱销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出版了台湾著名语言学家齐如山老先生的遗作《北京土话》，此书在海峡两岸都引起强烈反响。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我们准备再版。” 谈到将要出版的书，陈社长给我开了一溜书名，《北京传统文化便揽》、《旧京婚丧礼俗》、《北京俏皮话词典》、《北京的幌子》、《老北京人生活小丛书》以及小说《八大胡同演义》。<br>听着陈社长的介绍，看着他开列的书名，我不禁自问，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对北京又知道多少呢？看来这些书会让我更热爱北京。<br> 1993年4月8日<br>北京日报 第五版<br>《一次合成探新路》<br>《京都纪事》在拍摄中<br>本报记者 丁人人 沈刚平<br>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正在拍摄的超长篇电视连续剧《京都纪事》，从去年初秋筹备时，就引起了首都新闻界关注，并以其制作方式的变革作了大量文章。如今，正式开拍已过三个月，拍摄情况是否像总导演尤小刚描述的那样，是电视剧制作的一场“革命”？为此我们来到香山脚下的翰英街探访。<br> 我们来到现场时，正碰上尤小刚在现场拍作家柯永年与楚家大小姐楚雅兰的一段戏。只见尤小刚钻进由一辆南京产的旅行车改装成的设备车里，看着两台摄像机传过来的画面，用喇叭指挥着现场工作人员和演员。他在车内把演员的表演、对话、环境声、音乐等在剪辑台上一次编辑完成，拍一条下来就是一场完整的戏。<br> 从拍戏的现场看，这样一场戏一条拉下来，的确可以减少许多后期工作，降低成本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拍摄现场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难度。首先是所有演员的表演必须一次到位，哪怕是一点疏漏，都得重拍。各部门的配合也必须是万无一失，因为这拍下来就是成品，没有后期补救的余地。<br> 影视作品被人称为“遗憾的艺术”，因为拍在胶片或磁带上的东西，就很难再改了。原有的后期剪辑工艺，还能从各方面补救一点，而《京都纪事》的这种一次合成工艺也许会使这种“遗憾”更多。尤小刚说：“我这种方法对演员要求更高。要求他每次表演都必须是最好的。而对每场戏的把握，也就靠导演现场的感觉。所以这对导演的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br> 现在《京都纪事》已拍到第25集。但还没有一集是最后完成片，都只是拍成的一段段戏。尤小刚说只是还没有做好片头、片尾字幕，到时候一串起来就是完成片了。<br> 我们看了一部《京都纪事》一个小时的内容简介电视片。从已完成的几场戏看，剧情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会是一部好看的戏。尤小刚说：“我不希望新闻界过多地说这部戏，还是等观众看了再评价。”<br> 《京都纪事》第一步先拍40集，现在已进程过半，每天以平均拍摄15分钟戏的速度进行着，预计再有两个月即可全部完成。后续的文学本创作也在进行之中，编剧之一陈燕民说他手中的本子已拉到55集，并准备向100集进军。预计第一部分将在五、六月间与北京观众见面。 1993年4月15日<br>北京日报 文化新闻报道3则<br>之一<br>陈佩斯当上“副局长”《编外丈夫》开机<br> 本报讯（记者丁人人）<br>光头喜剧明星陈佩斯最近又出演一部新戏——《编外丈夫》。他一改往日二子的形象，演一位国家机关的副局级干部。也许他的新角色会使观众耳目一新。这部影片是由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投资拍摄，近日在京开机。<br> 《编》剧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大潮中，机构精简使刚刚提为副局长的老陈成厂编外干部。他不敢把这事告诉妻子大桂，又要为往日的女秘书找工作，于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喜剧故事。这个剧本在创作中得到广电部电影局和中央组织部的关注，认为这是一部贴近现代生活，反映改革开放主旋律的影片。这部影片由杨晓雄编剧，陈国星导演，除陈佩斯外，丁嘉莉、田岷共同主演。<br>之二<br>《北京人在纽约》前期拍摄顺利完成<br> 本报讯（记者丁人人）<div>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在美国的前期摄制工作已全部完成，全体工作人员于三月份陆续回京，投入后期剪辑工作，广告筹款工作虽遇重重困难，但仍在努力之中。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共同派出三十多人，在美国纽约实地拍摄四个多月，带着拍摄的一万多分钟素材，于三月中旬陆续返京，顺利完成了越洋拍摄的任务，剧组导演郑晓龙、冯小刚和部分技术人员，回京稍事休整便进入后期剪辑工作。日前记者见到他们时，已完成第一集的粗剪工作，全部后期制作预计9月份结束。电视观众在金秋时节将能看到这部电视剧。<br> 此戏开了贷款拍摄之先河，要靠播出时的广告收入还贷。所以目前联系广告客户的工作日渐紧张。由于人民币外汇牌价起落较大，给联系广告客户造成很大困难，但郑晓龙说，现在落实的广告客户已经过半，偿还贷款已有把握。此外，一本介绍剧组在纽约拍摄戏外戏的书《北京人鏖战纽约城》也在编辑中，将在电视剧播出前面世。<br><br>之三<br>《服部克久将与中国电影乐团合作举行音乐会》<br> 本报讯：日本著名作曲家服部克久与中国电影乐团合作举办的音乐会，将于4月17、18日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世纪剧院举行。这是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主办的。 服部克久是日本浪漫抒情音乐的代表。他的作品以电影、电视剧音乐为主，至今作曲达五千首以上。此次音乐会由服部晓久率领的爵士乐队与中国电影乐团联手演奏由服部克久改编、配器的世界名曲和各国优秀电影乐曲。音乐会还将演奏中国电影《红楼梦》主题曲，由服部克久配器并弹奏钢琴，王立平指挥乐队合奏。<br> 与服部克久同来的还有活跃在日本乐坛的《莎卡斯》四人合唱小组及台湾歌星姜育恒，他们将同台演出。（丁）</div> 1993年4月29日<br>北京日报 文化报道2篇<br> 本报记者 丁人人文 实习生贾同军摄<br>之一<br>《百米长卷《黄海奇观》在京展出》<br>本报讯 一幅高1.2米，长108米的国画长卷《黄海奇观》从4月28日至5月2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中展出。这幅长卷出自于北京著名画家吴广全之手。<br>黄海是黄山的别称，吴广泉为画此长卷准备了10年，并4次登上黄山，历时8个半月。这幅长卷表现了黄山的春、夏、秋、冬，黄山的峻岭、怪石、奇松、飞瀑、流泉乃至佛光，黄山全景，尽收一卷。 （丁）<br>之二<br>《黄飞鸿站在长安街》<br> 近日，几场大风刮过，北京城里最醒目的一块广告牌在春风中换了面孔。曾经只能是主旋律影片中英雄形象站立的地方，换上了行侠仗义的黄飞鸿，娱乐片广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长安街头，这为冬去春来的北京又加了一笔春色。<br> 这块广告牌立在长安街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它在王府井路口东南角，面向西北，每天从这个路口经过的人流都可以看到这块赫赫而立的招牌。由于这块广告牌处于北京市最繁华的地段，又与北京市委、市政府机关近在咫尺，所以这个地方的<br>电影广告，几十年来一直是由主旋律影片唱主角。间或有些艺术片。过去还曾发生过挂娱乐片广告，被有关部门命令撤换的<br>事。所以人们印象中这块“圣地”似乎是娱乐片不能涉足。电影《巍巍昆仑》的广告曾在这里“站”了一年多，就是因为找<br>不到合乎身份的“接班人”。如今，黄飞鸿系列影片第三集《狮王争霸》的广告立在这往日它不能涉足的地方，可见娱乐片终于能“堂堂正正”地走进人们的文化生活。北京的春风吹得更加温馨了。 1994年12月2日北京日报第五版<br>《“三国”与“戏说”》<br>电视节目安排与收视率浅析<br>本报记者 丁人人 赵文侠<br> 10月23日，在新闻传媒“泼墨大写意”般的渲染之后，吊足了观众胃口的《戏说乾隆》、《三国演义》终于双双登台亮相了。由此，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又在有意无意之中展开了一轮争夺观众的电视大战，京城百姓也再一次陷入了“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慨叹之中。两部声名在外的电视剧，在同一天登场，又同在黄金时间播出，前后仅差4分钟，这种巧合使荧屏前的观众大有顾此失彼之感，面对着倜傥风流的乾隆爷靖边驱寇的“戏说”，和各路诸侯群雄逐鹿斗智斗勇的“三国”，观众着实左右为难。从收视调查中也足已看出这两部剧在京城百姓心目中的位置不相上下《戏说》在北京电视台采取逐层随机抽样的收视调查中显示，各周平均收视率为35. 9%，《三国》在中央电视台对北京地区观众调查网进行抽样调查中显示，各周收视率平均为33%，《戏说》与《三国》在两台收视率均位居前列。 照理说，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谁不想晚上合家欢乐地坐在电视机前赏心悦目，可面对这势均力敌的《戏说》与《三国》的交锋，家庭收视之争的确在所难免。而就目前本市居住条件和经济情况所限，多数家庭也就拥有一台电视，还不足以具备各取所需收看电视的能力，因而《戏说》、《三国》同时放映，其收视之之争也在意料之中。对于两家电视台安排节目的大员来说，是否真要“较劲儿”来场硬碰硬的较量？料想“双边”关系还不至于到这种“兵戎相见”的地步，可是连续<br>几周，都是一个20.05开播，一个20：09出台，硬咬住4分钟不放松。这使笔者想到前年年底《皇城根》和《爱你没商量》大战。中央电视台花350万巨款买下《爱你没商量》独家播映权，与北京电视台精心策划的重头戏《皇城根》撞了车，两部戏都有不少的观众，两部戏也都招来不少的骂声。结果是《皇城根》没了皇城的气派，《爱你没商量》也被观众骂了个“没商量”。相反，不久前放映的《年轮》，在播出时间安排上打了一个空当。虽然剧情像抻面似的拉了又拉，但那横跨30年的风雨历程和人物命运的迭宕起伏还是抓住了不少观众。特别是在同时期其他电视台几乎没有可以与其竞争的节目，稳稳当当地播完。其收视率竟能超过《北京新闻》稳居榜首，这在电视剧的收视率上是少见的。这一成功，除了该剧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播出时间安排得当，是原因之一。现在《戏说》已告结束，而《三国》渐人佳境，但是我们仍想从这个现象中思考一些问题。其一从《戏说》与《三国》的收视情况看，这黄金时间的含金量是与节目内容与质量有关。 《戏说》一剧轻松愉快，颇得中青年朋友的欢迎，从晚8时到9时之间播出对他们来讲可谓“黄金”成色十足。而《三国》的爱好者多在40岁以上，对那些好伴着青灯盘古道今的人来说，晚上9点到10点还刚是兴起的钟点，看一集《三国》则正好引出个话题，待沏上杯清茶正好开侃。这中间就有一个电视台节目安排大员们需要研究的课题，即：不同层次观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对节目的观赏口味，与收看电视的时间习惯之间的关系。<br> 其二，现在的电视屏幕，就是加上有线、卫星十几个频道，也还没有到好戏连台的地步。各家各户看电视多是拿着遥控器蹦来跳去，常常是不得不退而求次安居一隅。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一地区的大电视台在安排播出上能否建立一种互相通气，全盘安排的机制，避免再出现二雄争霸，造成观众两难的局面。<br> 其三，退一步说，即使到了各台电视剧精彩连篇，非争8点半这黄金档收视率不可的地步，是否也可以讲讲策略。古时尚有“田忌赛马”的故事。以己上对其中，以己中对其下，以弱队在比赛中求得三局两胜的结局，也就避开了上骥对上骥两败俱伤的局面。<div> 最后还想对中央电视台的排片大员们再进一言。《三国》漫漫八十多集，现在不少观众在开篇；之始已然落空不少。能否安排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时间重播。这对前些日子，那些忍痛割《三国》让《戏说》的观众也是个补偿。笔者曾对国外一些电视节目的播出安排注意过，有的电视台在推出重头影片时，曾在半个月内不同的时间不同频道播出7次。以此来方便观众的收看。此他山之石，不妨借之。<br></div> 1994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 京华周末<br>《超级视屏亮京门》<br>本报记者 丁人人／文 李士炘／摄影<br> 1994年12月14日，是北京站 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一天北京站正面门脸上亮起了一座超级视屏。超级视屏说白了，就是一部特大号的彩色电视机，电视能播的它全能播，只是屏幕大得很，近120平方米，相当两个羽毛球场。<br> 1991年日本东京新宿区，三越百货公司的大楼顶上，竖起一块近一百平方米的超级视屏。这是大视屏第一次走上日本街头。它一出现，就象一只高贵的天鹅，以其亮度高、色彩绚丽、动态显示逼真等高科技水准使其它媒体变得形如蓬间雀，从而稳居户外广告媒体的王座。在东京街头，有一位叫孟起的中国人，虽身为日本中裕株式会社社长，却总是惦念着祖国。他从见到这个大视屏的第一眼起，心中就闪出一个念头，在北京也应该竖立这样的大视屏。1992年夏天，孟起回国，见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保育院的老朋友、老上级，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军，不禁说出建大视屏的设想。王军说，我给你推荐个人，你去找鄢钢吧。<br> 听孟起说到大视屏，国安广告总公司经理鄢钢的眼睛亮起来，干广告多年的鄢钢深知传播媒体广告的重要，也深感我国广告媒体的落后和传播手段的缺乏。国安广告总公司是全国十大广告公司之一，在广告行业中素以勇于探索而闻名。面对这种世界最先进的户外传播媒体，鄢钢想到的是，它一旦进入我国，不仅能给北京增加一个新景观，还会推出一个在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全新的传播媒体！<br> 鄢钢将设想向上级国安总公司总经理李士林汇报，得到李总的支持。他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有一定的风险，但更有辉煌的前景。我全力支持！” 当鄢钢和孟起两只手再次握在一起的时候，也下了共同投资的决心。这时，日本一家电子公司提出了一份800万美元的报价单。众所周知，在我国凡属于新闻宣传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即使是新的传播媒体也不能例外。曾在北京日报当了近10年通讯员的鄢钢，最先想到北京日报。他找到报社领导，用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描绘着大视屏的将来。而报社领导则用新闻的职业眼光，看出这种新传播媒体的内在潜力，于是决定与国安广告公司联手。为建立这块大视屏，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安广告总公司与北京日报社及日本中裕株式会社合办了今日新闻广告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立项的报告递到了市委领导手中，市委领导很快批了下来。与此同时，国安广告总公司向中信申请立项的报告也批了下来。鄢钢兴冲冲地要与日方签定引进大视屏的协议，可是日本方面却“多云转阴”。原来，日本商人并没有把鄢钢的话当真他们认为中国没有高度发达的广告市场，拿不出这么多资金作为街头广告媒体的投入，一家广告公司要引进大视屏不过是句戏言。一个多月过去了，日本一家电子公司的报价，仅显视器一项就从800万变成了1200万美元。这等于是无言的拒绝，而又巧妙地将责任推向中方。<br> 鄢钢虽有“800万就800万”的气魄，但是这一月间涨出的400万美元，意味着今日新闻广告公司前期所做的市场调查、投<br>资分析、融资及贷款、还款计划以至经营管理方案全部作废，而且上报国家各主管部门的项目计划书也全部作废。日方笔头改了几个数，中方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鄢钢气得住进了医院，却又从病床上跳了起来，决心再找别的合作伙伴！<br>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戴着眼镜、瘦瘦的中年人来找鄢钢。他就是河南省郑州中原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他研制出的超级视频一块立在先坛体育场一块立在工人体育场，还有一块在深圳。他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早在作项目论证时，鄢钢找过李超，但阴差阳错两人没见到面。而这次李超是听到今日新闻广告公司真要上大视频了，便找上门来。真诚合作的心碰到一块儿。很快拿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方案。大视频显示部分采用李超的成熟技术，并在美国制了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加强显示屏的可靠性。后期编播设备自动播出机，可录光盘等则引进世界最先进日本索尼产品。而摄制部分选用的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的设备。整个大屏由中原公司负责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和维修。整个预算从一块屏1200万美元，一下压到了全部工程连基础土建全算上才900万美元。<br> 这块大视屏立在哪儿？达成了今日新闻广告公司几位头头伤脑筋的事。在北京日报当过三十多年记者的林为民，被报社派来协助鄢钢工作。林为民拉着鄢钢满城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王府井路口旁，西单长安街边，二环路边的楼顶上，还有前门、东四、礼士路、公主坟……在规划局领导的帮助下，他们选了一个又一个地址，北京市户外广告审批管理领导小组为他们审核了一个又一个方案，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又一个个否定了。白天路上堵车，他们就晚上驾驶汽车满城转，直到深夜。<br> 最后两个选址报告送到市领导手中，市领导决心将超级视屏建在北京站正门上。 北京火车站是五十年代十大建筑之一，以其中国古典式的钟楼和现代双曲线拱顶薄壳大厅的完美结合，称为建筑艺术珍品。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对现代化信息传递媒介的需求，呼唤着北京站能竖起一块会说话，能播放连续活动画面的大视屏，将会给这座步入中年的建筑增色不少。但是这块大视屏必须与原来的建筑融为一体，才能完成这锦上添花之举。中国京冶建设工程承包公司被请来设计施工。他们面前摆着两大难题：一是大视屏建筑装修风格要与北京站吻合；二是新立起来的大视屏近160吨，它只能对北京站建筑结构起加固的作用，而不应该把自已的重量压在北京站身上。公司的副总工程师田国英带着一队人马在今日新闻广告公司的配合下，查档案，找资料，决定基础框架用钢结构的设计方案。再请国家工业建筑诊断与改造技术研究中心做出北京站现在“身体状况”的诊断报告，这才敢在建筑设计的蓝图上落笔。<br> 与这件事关系最大的要属北京火车站。自从市领导定下大视屏落户在北京站那一天起，京铁广告艺术公司韩国立、潘远超两位总经理就没有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他们起草文件逐级向北京铁路分局、北京铁路局、铁道部请示，并一一获得了肯定的答复。为此，铁道部副部长国林在批示中还特意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今日新闻广告有限公司与京铁广告艺术公司签署了在北京站联合建设大视屏的协议。北京铁路分局还成立了以副局长胡亚东为领导的大视屏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由胡亚东牵头召开了三次协调会，与此有关的北京站所有部门都尽了力。<br> 大视屏要用电，可北京站地区供电系统早已满负荷，连工地施工用电都无法保证，北京市供电局专门从永安里铺一条线到北京站，为了安装变压器，北京站腾出了办公室。<br> 北京站每天至少有20万人从车站正门进出。大视屏就立在正门上面的雨搭上。而雨搭的上面，为了采光，铺的全是10厘米见方的玻璃砖。于是有人比喻大视屏工地是“踩着玻璃在人头顶上千活”。工程难干，京冶的老总们从接活的那天起就心里有数。派准来攻这个山头？他们把全公司所有的项目经理都排了队，研究了一整天，才定下由抗震研究所的工程师史玉良挂帅出征。在车站老门柱边开挖立柱基坑，遭遇塌方，只有下钢护井板。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人们用手一点点抠，用小筐一点点提，硬是将坑挖到了 5.5米深。在老立柱上，打孔是件又苦又累的活儿。那坚固异常的砖柱让打孔的人吃尽了苦头。风枪顶在肚子上打，以至小便失禁！吊装钢梁，起重吊臂离北京站顶棚只差三厘米，而此时又逢倾盆大雨。回到河南郑州的李超，放下手里其它的活，组织中原显示公司全部力量投入这块大视屏的生产。为了适应北京站施工困难的环境，李超将所有需要吊装的部件全部装在钢结构的框架里。浩浩荡荡的车队将大视屏从河南运到北京。10月15日，深秋的北京飘来第一场寒流，车站广场前阵风达6级。大屏主体吊装在深夜进行。由于北京站白天客流不断，所以吊装时间只能在晚11时至次日凌晨5时。拉着大屏的车队在警车的护卫下安全抵达，80吨的汽车吊按时到位，北京铁路分局和北京站的领导亲自到现场指挥。晚11时开始吊装，8大件主体连吊带焊，不到4个小时全部完成。在赞叹声中李超说：“为这次吊装，我们在河南演练了4次呢！”这活难，这活苦，这活险，但总算是拿下来了。今年夏天闷热异常，工人家属来北京站看望在这儿干活的丈夫，抱着累脱了形的亲人放声大哭。而今天大视屏立起来了。丈夫特地把妻子叫来，手拉手在大屏上上下下转着看，自豪地告诉她：“这是我们干出来的。”<br> 在大视屏还未建成时，有眼光的外商已经看出大视屏的美好前景，美国世纪广告公司和澳大利亚信瀚投资公司都买了大视屏的股份。在信瀚公司的股民测验中，北京超级视屏被评为最佳投资项目。北京站的大视屏立起来了，国内外广告客商已纷纷找上门来联系业务，国安广告公司已认准了这条路，他们正在与中原显示技术公司携手进一步提高大视屏的质量，使它不仅在远处看图像清晰，近处看图像也清晰，并准备在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地再立几块形成联网；让超级大视屏这种世界最先进的户外传播媒体为我国的各大城市增彩。 1995年1月5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红粉》的旧闻新趣<br> 夏 雨<br> 故事影片《红粉》就要在北京上映了。有关这部影片的种种传闻，早在开拍之初就已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小热潮。转眼三年多过去了，由王志文、王姬、何赛飞主演的《红粉》真的拍成电影胶片要在电影院里放了，那么有关它的点点旧闻，片片新趣还是应该告诉读者，也好在当观众的时候多一点“知情”的乐趣。《红粉》的原著是苏州人苏童，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年纪不大，却专爱写他没生活过的年代的故事。他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大红大紫。他的小说《红粉》也一出世就被好几位电影“高手”看中。姜文原有想拍此片之意，但最终落在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女导演李少红手里。李少红短头发，小眼睛，哑嗓子，身材矮小，却有着超乎寻常的精力和意志。她与陈凯歌、田壮壮、夏刚同是78级导演班的学生，毕业分到北影。当别的同学风风火火闹起“第五代”潮的时候，她还老老实实地当着场记、副导演。但她也没闲着，找了个好丈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第一个硕士曾念平。李少红与曾念平合拍的第一部戏《银蛇谋杀案》是刚刚开始在银幕上打呀、杀呀的年代，李少红出手第一把就在影人圈内落下个“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的话把儿。在随后的几年里，李少红和曾念平一直是携手共进。《血色清晨》沉重压抑得叫人心头滴血，在法国电影节获金球奖。《四十不惑》平淡而意味深远，行家评价带点淡淡的“法国电影味”，却在瑞士和德国柏林电影节上得了奖。李少红那矮小身躯里的能量逐渐为人所知。当人们谈起中国电影导演的“第五代”时，李少红已必居其一了。《红粉》是男人写的女人的故事。说的是解放初期，解放军的脚步在妓院喜红楼的门前响起。解放军要把这些卖身为生的姐妹们解放出来重新做人，但是秋仪和小萼却对一夜之间失去了纸醉金迷感到惶惑不解和无所适从。当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逃避改造时，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冲突，暴露了她们心灵深处的善与恶。故事讲的都是女人与女人之间，女人与男人之间的琐事，但折射出来的却是人的灵魂。这是一部拍摄难度比较高的影片。因为故事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城市中，现成的外景地已经没有了，重造又需花巨资。而李少红手上拿到的只有250万元人民币。照李少红当年拍下这本子的念头，是想用这部影片闹个“大动静”的。但是在各种费用见风就长的今天，250万元攥在手里连大气都不敢出。原来设想把这部电影放在上海拍，以大上海的背景给这部影片添些气势。选景小组在上海转了一圈被吓了回来。再到苏州，这座“东方威尼斯”正在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少有小桥流水、白墙黑瓦、青石弄堂的江南小镇景象。正当摄制组一行人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时，却意外发现一处足有6000多平方米的茶厂大仓库。几经周折，这间大仓库就成了《红粉》的大摄影棚，全片百分之七十的镜头都在这里拍成。到处都在拆迁的苏州城，却正好给剧组提供了大量道具和场景用料的来源。摄制组全体成员倾巢出动，走街串巷去收购拆下的雕花门窗，破旧的明清家具。现在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一景一物，虽都是摄制组美工师搭出来的，却用的都是“文物级”的材料制成的。<br> 电影《红粉》还未杀青，电视录像带《红粉》的征订单已是满天飞。但经查核，此为两回事。录像带《红粉》是某出版社制作的录像片《小城故事》，也是根据苏童小说改编，该出版社眼见电影《红粉》势头逼人，也就想借大名发点小财，现事已查清，是否诉诸法律，还不得而知。《红粉》因是李少红出面借贷筹到的拍摄资金，所以在发行上李少红急于收回投资，在去年11月电影局审查通过《红粉》之后，香港大洋影业有限公司就以38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该片的全球版权。对李少红和几位投资者来说，一年时间250万翻成了380万，净赚了130万元，利润也还说得过去。但不少电影圈中人为李少红扼腕叹息，推测此片大洋公司可能会赚几倍以上的利。但是那属大洋公司的领域，李少红抓住片子不放未必会生出更多的钱。随着电影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制片才能的，抓住好题材多拍些好片。而有发行渠道的，尽可去摘些“桃子”为国产影片复兴尽些力量。这样分工趋于合理，会使中国的电影业有新的希望。<br> 1995年1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五版<br>电影《红番区》月底在本市上映<br> 本报讯 建国以来，第一部我国大陆与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同时上映的影片《红番区》，将于乙亥年初一，在12个城市180家影院同时上映。<br> 这部由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投资1亿港元，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拍摄的大制作影片，是由成龙和梅艳芳主演的。成龙扮演一位香港警察汉强，到美国参加叔叔的婚礼并帮助叔叔出售一家超级商场。买下商场的是依玲女士，等到开业后却屡遭一群流氓骚扰。汉强打抱不平与这群流氓产生一场恶斗。当汉强以自己高超的中国功夫战胜这群流氓并说服他们改邪归正时，一群抢劫倒卖钻石匪帮像恶虎似的向他们扑来。一场现代化的车战、枪战又开始了。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br> 这部影片是我国电影发行体制改革又向前迈进一步的标志。大陆与海外市场同时上映打击走私盗版的有力手段，也对疏通文化市场主渠道，维护文化市场秩序起到推动作用。从1月31日起本市中华、花市、首都、大华等14家影院同时上映此片。 （丁）<br>记者随笔<br>《红番区》的意义<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北京和全国1 2个城市的电影观众可以在大年初一这天走进影院，去看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最新出品的电影《红番区》。这部由成龙和梅艳芳主演的影片，是由唐季礼执导投资1亿多港元在美国、加拿大等地拍摄的。整部影片在精彩绝伦的打斗之余，成龙、梅艳芳二位又加进不少喜剧噱头，贯穿故事始终的还有那正义战胜邪恶的精神。影片令人笑口常开心旷神怡，不愧是一部品位不俗的好娱乐片。但是，《红番区》作为一部电影走进中国大陆的影院，其意义还远不至于此。这部电影是建国四十余年来，我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亚洲其它一些国家同时上映的第一部影片。近几年，我国电影市场大幅度滑坡，人们探究原因，发现“两把尖刀”“一个毒瘤”使电影市场生命垂危。这两把刀一是录像片，二是镭射影碟。凡是在国际上获奖，或娱乐性较强的影片，录像带和影碟都能在电影之前流入境内。等到这部电影在国际市场放映两年之后，片权费降低，再通过我国有关部门审查引进时，许多观众早就从录像带和影碟上先睹为快，致使影院门可罗雀。而那只“毒瘤”则是走私片。而这可图利的空子之一，就是我国大陆电影市场与港、台等地的“时间差”。过去，对于这“两刀一瘤”电影界束手无策。录像带和视盘的引进，有国家正常渠道管理，电影引进时间滞后是电影行业自己造成的。所以面对这两把刀，只有任人宰割。而打击走私，又是公安部门职权之内的事，电影人只有念着“从重从快”在一边拍手的权利。此事谁都明白，对一些非法之事，光抓光罚不是办法。大禹治水还讲个疏导呢，主渠道不通，破堤泛滥在所难免。电影发行体制的改革为引进影片市场主渠道畅通提供了可能。先是《亡命天涯》尝试了票款分成的合作方式，后是《大醉拳》在联合运作上探了探路，接着推出《红番区》在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同时上映，从根本上堵住走私的路，也使电影抢在录像、影碟之前来到观众面前。当然，要走到这一步是有很多困难的。按照常规，一部影片要引进，要先拿标准拷贝到北京来接受有关部门审查。而那些视时间为生命的片商们，是要在首映的一个星期就要拿回总投资百分之七十的，否则就要血本难保。所以宣传广告的策划实施是在影片没完成就要紧锣密鼓地进行了。按照我们的一定之规，等到标准拷贝送来，审查通过再谈引进合同，那些片商的选择就只有放弃中国大陆市场。而对《红番区》的引进决定是有关领导在香港嘉禾公司看了部分样片之后就拍板定案了的。其敢于负责的精神，才使得《红番区》能在大年初一这一天走进大陆12个城市180家影院。<br> 改革，有体制、制度上的，也有精神、思想方面的。我想，《红番区》对于中国电影人的意义，应该还有这一层。<br> 1995年2月16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开门迎春》<br>电影制片体制改革又有新举措<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1995年新春伊始，电影体制改革的大门又豁然敞开，广电部《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使电影界如又沐春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起步较晚，但是近两年每年举步，而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先是从发行体制入手，1994年先将国产影片的发行权回归制片厂，解开中影公司这个大“扣”；再放开省市一级的发行渠道，使整个电影发行体制改革基本到位。今年这个《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在制片体制改革上开了第一刀。 故事影片从建国之初至今，虽然是作为商品，却是在一种闭合环境中生存的。有关部门对故事影片的生产一直是严格管理的。在今年1月1日之前，全国只有北京、上海、长春、西安、珠江、峨眉等16家电影制片厂有故事片拍摄权。按规定每个厂每年拍摄的故事片是有定额的，由广电部电影局每年分配“指标”，圈内有人戏称为“电影粮票”。<br> 但是，像天津、南京、南昌、辽宁等省市都曾建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后由于国家只定下16家“正规军”，他们也只能自认不入正册而拍些科教影片。但他们也有拍故事片的机会，那就是与有拍摄指标的大厂搞“联合摄制”，用其厂标出。<div> 想分用每年150个左右拍摄指标的还有一群自称“第三世界”的影视公司和独立制作人。像挂着南昌电影研究所牌拍电影的张刚，以每年两至三部的速度拍着他的“阿满系列喜剧”，至今已拍了20部。国内16家有指标的厂家都让“阿满”喜剧挂过厂标，当然也都收过“阿满”的挂名费。用一次人家的厂标费用多到几十万，少到十几万不等。这笔钱让那些辛辛苦苦筹钱，拍片、发行的人掏，去给那些只出名不出力的掌柜，无疑是在割他们的肉，这明显的不合理就是由于那“粮票”所致。<br> 去年，广电部推出发行体制的几项改革措施之后，对电影制片体制震动很大。去年初，电影局对指标的控制采取了一些灵活变通的政策。对一些非故事片厂家所投拍的思想性、艺术性质量较高的影片，由电影局给予局控指标，下放到故事片厂，只收少量管理费。这样就明显地削弱了“粮票”的作用，得到不少制片单位的拥护。但是，这种局控指标的方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些“第三世界”的制片单位仍处在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地位上。他们不能算作影片的出品人，就连联合出品也不行。就目前的著作权法和国际公认的版权法律来说，电影作品的版权应属于出品人。几年前，深圳万科影业公司出钱，出人、出力拍摄了故事片《过年》，厂标挂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出品人也就当然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过年》到日本东京电影节上得了大奖，获奖人不是万科而是北影。在国内百花、金鸡一通得奖，也是北影大名。国外同行来请剧组，也是北影组队前往。万科公司地地道道为人做嫁衣裳。 可以说今年推出的《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是顺应潮流，水到渠成。虽然“粮票”还没有最后取消，但是调控指标的运用有了可依的法规，投资拍片的单位可以挂联合摄制的牌子。大门总算打开了。<br></div> 1995年2月17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中国电影面临348》<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348”不是台风的代号，也不是海啸的名字，更不是战争行动的密码，而是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在1994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其文件号码是“电字(94)第348号”。<br> 虽然这个文件算上标题还不到五百五十字，但是在中国大陆电影市场上所掀起的浪潮要胜过台风和海啸。特别是对全国50万电影发行放映职工心理上的震撼强似一场地震。其实，在这不过五百多字中，其核心只有一句话：“经部领导批准，决定自1995年1月1日起，电影制片厂生产及中影公司进口的影片（包括故事片、科教片、美术片、纪录片）一经国家电影审查通过并颁发准映证后，影片（著作权）发行权拥有单位即有权向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福建、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省、市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发行。”这里，关键在最后的“各级”两个字。<br> 我国电影发行体制和我国的行政体制是—样的，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镇、村层层叠叠井井有条。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统领全局，各省市电影公司守土有责，下有地、县、市直至公社放映队，体制完整，“片路通CHANG”，但这是过去的故事。而自从1993年广电部、电影局发了个(93)3号文件以后，把中影公司国内影片发行权一刀切走，还给了各电影厂，这原本是国内16家电影制片厂要求了多年的事，如今，真的把权还给他们了，他们反倒手足无措了。因为赶走了一个婆婆，又供起了一群婆婆。各省市电影公司各踞一方，垄断着当地市场，制片厂要提着片子一家家去拜，求上门去还只是当地发行公司一口价，制片厂根本没有还价的资格，只好打掉了牙齿往肚里吞，把影片“挥泪大甩卖”。结果是3号文件虽然是电影改革突破性的举动，却也落了个把“一统天下变成了分封割据”的坏名声。而“348”的威力所在就是要打碎地区垄断，彻底把市场放开。这一彻底放开搅乱了电影人的心。就连电影学院这高等学府里的教授都说，明年可能是电影市场混乱的一年，也是乱世英雄的一年。<br> “348”号文件把发行市场放开，使在同一地区之内可以有多个发行单位在竞争，甚至可以找一两家大影院搞个独家放映，电影厂的影片有了多个买主，自然可以卖个好价钱。电影厂当然为“348”叫好。有了这种相对合理的市场，一些电影厂在准备明年投产的影片时，就已经考虑到明年的市场因素了。甚至<br>一些独立制片人也在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在明年的市场上捞一把。这对好像已经气血两亏的电影制片业，无疑是一剂“大补丸”。可是，这剂“大补丸”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就像去年的3号文件，先是欢呼雀跃，而后是哑巴吃黄连。中国的电影市场用计划经济管理已经四十几年了，从上到下已经习惯了上面拿片子下边放，下边挣钱上面收的管理模式。而影院和发行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经济实体，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企业行为，才能适合即将开放的市场经济？“348”以后，制片厂提着片子到影院，影院放了片子不给钱怎么办?放映收入10万，只对制片厂说5万怎么办？影院只管放片而不管宣传，对影片放映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怎么办？各地区为了地方利益采取地方保护政策怎么办？……这并不是多虑，因为在此之前，电影发行环节的三角债曾达9000多万，电影厂总不能再雇一帮人天天到影院里去坐着吧!我国电影市场远还没有到规范经营的程度，而且电影市场的许多经营者，远还没有达到按照市场经济的职业道德来规范自己行为的地步。就因为怕这个乱，虽然广电部采取先吹风后实行的做法，但是人们仍然担心“348”别只是上面一阵风吹过，地下一层土飞过，扎不下根，实行不了。目前就已经有的地方推出相应的政策，让影片在经过广电部审查通过之后，必须要再在地方的一级政府得到放映许可证，方可入“境”。如此做来， “348”将会形同虚设。<br> 既然是主管部门已经审查通过的影片，为什么地方还要设置障碍呢？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原来，影片通过省市一级电影发行公司的流通，会给地方财政带来不少的收益。一旦“348”通行起来，电影院会因此而得益，影院所在的地方税收也会增加，可是省市一级的公司就面临着无事可做的局面，甚至关系到它的存亡。而使这种上下局面得以存在的原因是电影现有管理机制的矛盾。现在电影制作和全国发行是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管，而各个省市的放映管理则由文化厅负责，上下不是一个系统。在执行政策时难免不出现冲突。在“348”还没有正式实行之前，已经有人提出，它只是一个部门的文件，应该只对该系统起作用，其它部门可以不执行。对“348”最欢迎的应该是电影院和制片单位。因为“348”最终的结局是减少发行环节，而使电影的放映利润最大限度的留在制片和影院这两头。电影业能不能再度振兴也在这两头。而目前我国的电影业，制片缺少资金，无力拍好片，拍大片。影院设备陈旧，放映效果差，使观众渐渐离开影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局面。<div>“348”的震撼之处就在它有可能打破这个格局，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带来一线希望。可是，“348”号冲击波能够席卷中国大陆么？只有到1995年新年以后等着瞧。<br></div> 1995年2月21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古旧地图》 未被开发的宝藏<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1995年是北京城建城3040年，这是史学界、考古界、文物界众专家们经反复论证而确定的。三千多年来北京城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从一片荒漠经过多少代人的辛勤建设，又经历了多少战火,灾难的摧毁，再有多少次从废墟上的重建，今天的北京城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研究北京城的沧桑变化，有些能从古代书籍的字里行间去推测，有的存于石刻瓦砾和墓葬中的文物上。而最能反映一个地区变化全貌的地图，是研究城市变化最宝贵的资料。<br> 近日，记者随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几位从事古旧地图研究的人员到北京图书馆，亲眼看到十几幅地图珍品，才知道这里是研究北京城的一座宝藏。北京图书馆舆图组孙果清为我们最先拿出的是一幅清代道光初年绘制的《京城全图》。这张图手工彩绘在一张2. 4米长，1.8米宽的丝绢上，街道和房屋建筑的比例虽不太准确，但大街小巷，牌楼庙宇都描画得异常精细。最为难得的是这张图上有许多蓝、白、红、黄的小标记，布满全城。<br>这是当年清军八旗兵在城里的布防图。在这张图上民居官邸标得并不详细，而清政府各衙门却标得仔仔细细，看来这是一张供官府使用的地图。算来这张图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了，但图上的色彩依旧鲜艳。另一张1932年绘制的“北平四郊详图”非常准确地描绘了1928年设北平市以来，城外四郊的划分，对北京历史的研究颇有价值。从图上看，今天三环路沿线高楼林立的地方，在60年前都还是一片片的乱坟岗子。在这张图上还标着当时北平有9家戏院，10家电影院，还有红、黄、蓝、白、绿、黑6条公共汽车线路，最远的旅游观光汽车路线是从东华门到西山脚下的大觉寺。<br> 当孙果清拿出一张1937年绘制的“最详北平四郊图”时，连进行多年历史地理研究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尹钧科都感到吃惊。他是第一次见到这张地图，他对图中标出的城东一条土岗很感兴趣。地图上从现在的左家庄东侧向南到齐家园东侧有一条隆起的土岗。尹钧科说，从文字资料中他曾看到北京城东有条“东土城”，但是从实地勘查和文字资料中都查不出东土城的具体位置和走向。为什么要在城东墙外，再修一道墙，它是什么年间修的，现在都不清楚。以前一直对这东土城的存在表示怀疑，如今这张地图却清楚地标出这一地貌，证实了它的存在。无疑这为北京城历史研究又多出了一个新的课题。<br> 这些古旧地图不仅对研究北京的历史非常有用，而且对现在的建设也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谈话间，孙果清展开了清朝年间所描绘的小汤山行宫图和团河行宫图。现在，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恢复古都风貌，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市里各区县也都在自己财力、人力所及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修复一些古迹，如去年修复的湖广会馆等。而这些当年绘制的地图无疑会对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br> 孙果清告诉记者，北京图书馆舆图组收藏的北京市古旧地图就有150多种。有许多是非常宝贵的珍品。这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改建都是非常有用的。而全国的古旧地图在这里有十几万册之多。它们大部分是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馆里接收过来的，许多地图至今从未向外界展示过，所以说这里是一座还未被发掘的宝藏并不过份。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组织以阎平为课题组长的一批专家开始对古旧地图进行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他们编辑了一本《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正在印制之中。最近，在阎平的主持下，一本北京市古旧地图集正在编辑中。她希望通过本报，向所有对北京历史地理有兴趣的人士发出邀请，共同编好这部地图册，为纪念北京市建城3040年献上份厚礼。<br> 1995年2月28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月末话题《电影还是有人看的》<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乙亥年春天来得早，刚破五就与春姑娘碰上了头，可对电影界的同仁们来说，大年初一就已感觉到“春风扑面”。<br> （一）<br> 首都电影院刘宏鹏对记者说，前几年春节是电影的淡季。老百姓逛逛庙会，串串亲戚，再搓几圈麻将，就把这几天年假过去了。我们影院也是一般初一、初二都放假，初三再开张。今年大不相同。初一大早上起来就有人来打听电影几点开场的。我赶紧安排11点开场，没想到居然能有半场观众。接下来是场<br>场满座，每天的票房都在3万元左右。记者再问问其它几家影院的情况，基本和“首都”相似，地质礼堂和长虹影院更好，一天下来能到5万的票房收入这在北京电影放映史上还是头一次。<br> 初四。记者携妻带子到“首都”去看《红番区》，差5分钟进场，居然已经很难找到三个连在一起的空座了。随着场灯的变暗，打着手电的引座员把最后几个空座全给填满了。我环顾左右，看得出大多是北京人，那种电影院只有外地民工进的说法，在此时不成立。我问身边一位中年观众家住在哪儿，他说在永定门外洋桥，来这儿坐车近一个小时，他还指着身边的一儿一女说，我们是全家来看《红番区》的，这是过节的一个项目。散场时，人流居然挤不动。原来是影院的过道、前厅已经挤满了等待下一场入场的观众，我的心头不禁一热。自我1988年开始电影报道工作以来，不知多少次走入影院，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电影观众在等场。 从2月1日到14日电影《红番区》在北京市区上映的情况汇总到北京市电影公司。<br>管宣传的高君，往日常作斯文状，而这次在电话里冲着我喊：“全市票款收入超过530万，创北京电影发行46年来最高纪录！还有，所有放《红番区》的影院都打破了自己的最高票房纪录，还有单片票房最高记录、月票房最高纪录……嘿!多了去啦！”这个月才过一半，商君已说出破月票房最高纪录，我想也许是情况真是很好，也许是高君乐晕了。<br> 电影真的又把观众请回影院了？过了几天，刘宏鹏又打电话告诉我：2月14日，首都电影院一天的票款收入达6万5干元，达到北京地区影院日票房最高纪录。可到第二天，换映一部国产影片，一天下来票房不足5000元，跌幅如此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看来，得在电影还是有人看的这句话后面再加—句——那得是好看的电影。<br> （二）<br> 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看的电影？这可是电影界一直挖空心思在琢磨的事。回顾近10年在北京电影市场上叫响的影片，似乎各有各的理由。《茶花友》是第一部立体声歌剧；《霹雳舞》，与青少年躁动的心理合拍《黄河大侠》武打片开始走红；《红高梁》使国人一睹“金熊”风采；《开国大典》、《大决战》的鸿片巨制引起人们对那段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的回顾思念之情；《焦裕禄》展示了人们对好干部的怀念和期盼；《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真情在人们心里产生了共鸣，等等。直到最近的《霸王别姬》、《菊豆》、《秋菊打官司》、《亡命天涯》、《红粉》、《红番区》等，细想每一部影片都有其独特的，能够引起观众心理期待和趋之若鹜的一点，而这一点又似乎是无章可循的。因此造成了电影这行当大起大落，或大赔、或大赚的客观事实。《红番区》是香港嘉禾影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推出的一部影片。仅内地就有120家影院上映，据说在全球有2080家影院同时上映此片。以北京票房中等日收入3万元为基准，此片全球票款一天就是6000多万人民币，即使嘉禾在分账上拿小头，两周映期下来，也是几倍于成本的暴利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电影是被称为“工业”的行业，凡是工业产品都要形成一定规模才会有较好的效益。电影也不例外。电影要上“规模”就要走出国门，到世界这个大市场里去寻出路。也就是说，当我国电影作品在世界电影节中频频得奖的今天，要尽快地利用这个机会插入到世界电影的发行领域中去，使我们的电影产生“规模效益”，也赚一两把“大钱”。<br> （三）<br> 《红番区》的成功和财源滚滚，可也愁坏了另外一些电影人，他们看到了它对国产影片的冲击。就电影市场来说，电影院放映电影的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电影观众掏腰包进影院的额度也是有限的，引进高制作水准的“大片”其在影院的上映时间、场次肯定要长、要多，这等于挤占了国产影片的市场空间，直接使其市场效益受到影响。那么是不是这些“大片”如飞来横祸，会置国产影片于死地呢？恐怕没这么严重。今年1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红粉》票房达200多万，高过了前后脚上映的美国影片《亡命天涯》。或许这是一个偶然现象，但也说明中国的电影观众未必都对那美国好莱坞的大明星认账，这又回到了最初的话题：只要电影好看。对于这一点，中国电影工作者是不能以责怪国外大片引入来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我们生活在这片国土上，血管里流的是几千年民族文化浸润的鲜血，我们每天都在和自己的同胞同吃，同住，同呼吸，难道拍不出自己同胞们爱看的电影还要去怪别人么？再则，《红番区》的主演成龙是中国人，香港嘉禾也是中国人的公司，他们投资一亿港元拍摄的影片在内地演得比美国华纳投资五千多万美元拍摄的《亡命天涯》还要好，这其间的原因之一，还应有中国观众对成龙的喜爱，和《红番区》合中国观众的口味。所以，在观众还是爱看电影的这句话后，还应自信地再加上一句，观众还是爱看中国电影的。<br> （四）<br> “电影还是有人看的”这句话我也是今年1月份以后才敢这样说。 电影作为一种要走出家门，受跋涉之劳，掏腰包之痛才能欣赏到的艺术，在近几年，的确被它的姊妹艺术电视打击得奄奄一息，但是它最近有所转机，又有些重整精神、呈欲上东山之势。这首先得益于电影体制的改革。自去年初推行的电影发行体制改革以来，电影要好看，这个本该是最基本的问题才真正受到了重视。拍出了一些像《梁祝新传》、《孝子贤孙伺候着》等让观众“看”的影片。随着市场的改革开放，中影公司开始运作“十部大片”并使其开始步入市场，走进电影院的人开始增多。由于市场的放开，电影的生产厂家和电影的放映单位才真正地把电影当作商品来经营，并开始在结构剧本时找准“卖点”，在开始拍摄时，就要炒做“卖点”，在准备上映时要包装“卖点”。使电影的商品性质在整个电影的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当然，电影还是有人看的，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初四那天看《红番区》，我身边的一家4口，电影票是80元钱，如果在几年前，这种票价是拒观众于门外的。今天，作为全家人过节的一项娱乐活动，这个数额的经济支出开始被百姓接受。<br> 文化娱乐业的进步，使现在的娱乐业分出档次。在家看电视，唱卡拉OK，看录像，搓麻打牌，楼前绿地扭秧歌等活动形成了自娱自乐这一文化消费层。而走出家门，到都市繁华地带进歌厅、舞厅、听音乐会、看话剧、看电影又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化消费层次。随着电影放映条件的改善，声光画面质量的提高及优秀作品的产生，使电影真正成为区别于电视的一种声光艺术的享受，就会重新吸引一批愿意走出家门，多花一些钱，到影院来欣赏艺术的人。那便是电影东山再起之日。乙亥新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势头，电影界的同仁们，不要放弃这一机会呀！<br> 1995年3月9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记者随笔<br>《电视晚会应重新定位》<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每年春节都是一次电视歌舞晚会的“大会战”。中央台、地方台、第一套、第二套……如果家中再能收有线或邻省市电视台的节目，那么节目几天就会被晚会“包围”了。<br> 可是过去十天半月以后，你还能记得看过的几台晚会么？大概记不住了，除了几个特别的节目外，这么多台晚会留在观众脑中的恐怕只剩下一个个热热闹闹场面了。 当然，每一个晚会的主办者都只是为了观众的一时之娱，而不会去想让观众去把一台晚会当一件事记住的。但是春节已过了多天，我还记着一台晚会，这就是北京电视台春节初五播出的那台《歌从这方来——首届外国人演唱中国歌曲大赛》晚会。细想起来，实际上对那一个个金发碧眼咬着舌尖唱中国歌的歌手们已经记不太清了，记住的是在这台晚会届播出的那部专题片，和片中记述的这些“老外”们是怎样兴冲冲地来报名，又是怎样认真准备每一首歌，再是怎么不辞劳苦从天南海北赶来。还有他们大赛完后，坐在酒店大堂的地毯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自弹自唱一首又一首歌不愿离去的场面。是这整个晚会组织过程中那浓浓的对中国友好、热爱之情使我记住了这台晚会。<br> 现在反过来再想这件事，抛开感情因素，发现、这种晚会加专题片所能给观众的视听信息，在观众的感官接受上已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乘数的积。因为没有这个专题片我无法感受到这些“老外”对中国的深情。这使我们应该从中探索一下电视传播上的规律。在文字新闻报道中，有新闻事实和新闻背景材料之分。一般重大新闻都要在报道了新闻事实之后，再将新闻背景材料尽可能详细地告诉读者。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能够详细、客观地了解这一新闻的全部内容。当然，一台电视晚会不能算作新闻事件，但是当这台晚会走上屏幕和观众见面以后，观众对这台晚会仅从屏幕上传来的信息就有一些不满足感了。如这台晚会的创意者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编？有些小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甚至某些演员的近况等等，他们都想知道。这在观众的信息接受上与对新闻事件的需求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因素之下，观众对电视晚会的信息需求，已经延续到晚会的背后，需要背景材料来补充了。那末，电视工作者就应对电视晚会重新定位。 这一新的定位，就是把电视晚会当作一件新闻事件来运作。<br>其实把电视晚会当作新闻事件来运作的早就大有人在，但不是电视台，而是报刊。年年在春节前后大报小报都要在显要位置或多或少地透露出一些关于晚会的“小道消息”，以满足读者的要求。而电视台自己却做的甚少。<br> 今年有了新景象，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记者把摄像机扛到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化妆室和演员休息室，让观众看到了上台前的赵丽蓉、彭丽媛，也见到了刚从台上下来的黄宏和杨蕾。让观众看了台前，又看幕后。但我觉得这只还是对将要播出的晚会作了些抵近的现场采访，远还没有到把整个这场晚会当作一个新闻事件来运作。而北京电视台的《歌从这方来》却好像是有备而来。从那部专题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台晚会创意、筹备到结束以后的全过程。这就给观众一个完整的“新闻事件”了。电视进入家庭已有许多年头了。人们对电视的要求已经不再仅是休闲解闷的工具了，而是一条了解信息的渠道，一扇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这一点，随着人们居住的高楼化、单元化而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我们的电视工作者在筹办节目时，要考虑到观众多方面的信息需求。按这一要求运作，电视晚会会不会更好看一些？ 1995年3月20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影坛“第三世界”在崛起》<br>最近，电影界·些有投产制作能力的影视公司准备携起手来，为巾国电影的发展尽一些力量。据悉，有关部门已经同意他们成立一个民间团体的请求，使这些自嘲为“第三世界”的影视公司，也有了自己的“组织”。过去，电影的拍摄实行“粮票”制。全国只有16家制片厂可以按年得到国家电影管理部门发放的“粮票”——故事片拍摄指标。而其它电影厂和影视公司，只能花钱去“买”大厂吃不了的拍片指标。买来指标之后，大厂的厂标挂在前面，自己出了钱，卖了力，担了风险，连“联合摄制”都不能算。更不合理的是，如果这部影片得了奖，在奖杯上刻的不是出人、出钱、出力的单位，而是卖厂标的电影制片厂。但实际上，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制片队伍。由于他们进入影业，一开始就面对自负盈亏的市场。没人为他们“撑腰”，也没有人为他们“保底”，所以他们是最先适应电影体制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机制的。提起这些影视公司的名字和作品，也许读者并不陌生。珠海兄弟影视公司的蔡安安、蔡圆圆兄弟是电影学院早年的毕业生，他们“下海”已有近二十年了，一直在影视圈内“游泳”。按蔡安安的话，叫作“痴心不改”。他们的公司在今年准备拍4部电影，105集电视剧，其运作和制作的能力相当于一个省级电视台再加一个小电影制片厂。在这些公司中，深圳万科是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而在同业中驰名。他们1990年成立，当年拍的《离婚合同》就在长春冰雪电影节上获奖。而后的《过年》，在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而且在国内的政府、百花、金鸡三大奖中榜上有名。1992年拍了部《找乐》，在国内市场惨败，却连连在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日本、加拿大6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成为电影“堤内损失堤外补”的一段佳话。再有的就是被称为“影坛游击队长”的张刚和他的南昌电影研究所。他以一年3部的速度拍他的“阿满系列喜剧”，已经拍成整整20部，创下一些中国影坛之最。实力雄厚的海南南洋文化集团公司，他们在电影制片上超过一个中型电影制片厂的产量。1993年以前，他们就拍了《烈火金刚》、《女子戒毒所》等7部。在电影市场上滑坡的1994年，他们拍摄了《女人花》、 《梁祝新传》、 《征服者》、 《与往事千杯》、《永失我爱》等6部。陈佩斯夫人王海玲主挑大梁的天津大道影业公司从1991年开始，一年一部戏，一步一个脚印。从《爷儿俩开歌厅》到《孝子贤孙伺候着》，拍一部赚一部。以百分之三十八的经济回报率居所有影业公司之首。 此外还有，梁天、葛优、谢园合伙的好来西影视公司、朱时茂的泛太平洋文化娱乐公司、作家姚云的新纪元电影发展公司等等几家小公司也都在拍电影，但是赔得多，赚得少，实属惨淡经营。 还有几家有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作后盾，准备为文化及电影事业作出些贡献的。像上海达威广告制作公司，北京长城国际影视广告有限公司等。广告是他们的主业，电影是尝试的领域。像长城公司，几年来拍了4部电影，有赔有赚，打了个平手，但从电影市场的操作中学会了不少东西，他们也准备在这个领域里大干一场。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宝安集团，这本是一家以房地产和证券为主业的公司，现在也涉足电影业，1994年投拍了一部艺术片《砚床》。这说明我国对电影业的投入已经从过去的赞助、协拍、股份投入，过渡到直接投入操作。电影从业集团的构成也开始变化，已从单纯的文化产业变成有多种经济集团共同参与的经济活动了。<br> 今年年初，广播电影电视部作出《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使这些为了电影“痴心不改”的人们欣喜若狂。他们以万科公司牵头，准备成立一个联合体，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再为中国电影搏一把。 现在，他们的热情已经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首肯。如果他们之间能以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形成组合，那么他们的实践很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电影经济运行模式的先驱。<br> 1995年4月13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让市场有规则》记者随笔<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日前，中国电影公司把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影公司的代表请到北京，就建立全国电影版权维护网这一设想进行了讨论，为了加强电影版权、发行权的保护工作，维护电影企业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地打击各种侵权行为，促进全国所有电影企业的协作，准备由中国电影公司发起，组织建立全国性的电影版权保护网络。对这件事，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版权局都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这个版权保护网实质上是一个电影圈内部的信息联络系统。由各地的电影公司派专人或派人兼顾巡查自己所在地的电影、录像以及镭射碟的放映情况，一旦发现有盗版的影片在放映，就通过这个网络通知版权所有者，然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比如前几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狮王争霸》电影片在国内还没发行，录像片已经在好几个省市遍地开花，等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得到消息，再派人去当地取证，然后再寻求法律解决，已花费大量时间，等不到法律作出裁决，观众对这部影片已经失去了兴趣。这种情况，使不少省市的电影公司在影片的发行放映上大受损失。如果当时有这个维护网，各省市公司就能够及时地发现盗版现象，在支持版权所有者制止盗版，维护版权所有者的利益的同时，各省市公司也保护了在本地区的电影市场，也就保护了自己的利益。由于利益的一致，使这一维护网有可能建立。保护版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知识产权的基础之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得到逐步完善的。近几年，我国的电影体制处在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转变不是几道行政命令，几条法规法令——颁布就能解决问题的。<br>“破”和“立”都需要过程，尤其是“立”，是需要长时间的摸索才能“立”得有理，“立”得有效。我国的电影市场还处在初建阶段，有关的制度、法律和规则都在逐步的建立之中。组织版权保护网，是建立电影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br> 这种版权保护网组织，既不是国家行政管理序列中的组织，又不是企业之间紧密的经济联合实体，而是同行业之间一种松散的联合体，属于行业协会的一种形式。这种行业协会在市场体系完备的国家里名目繁多，数量极大。据说日本有8万多个，而美国则有20万个左右。这些民间协会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许多政府法令和法律条文涉及的难题，得到圆满的解决。由此而想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向前推进，文化事业也在走向市场。电影、电视、音乐、戏剧的制做方式都逐步走向市场．在制作过程中，有许多矛盾是用法律程序和行政手段都无法解决的。例如近几年常听到的明星拒演的事。往往是各有各的说法，打不清的官司，极少数最后捅出来，通<br>过舆论曝曝光，但也就不了了之。比如前几日新闻媒介报道的江珊和史可托病不演出的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今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这些事就应该由行业协会出面来解决。如果有演员协会的存在，演员一旦违反了作为演员应有的职业规则，那么，演员协会就应该出面，停止这个演员在一定时间内的艺术活动。就像是体育界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处以停赛处罚一样。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艺术界中诸如此类的例证不在少数，这是文化市场机制完备的表现。<br> 我国的整个文化市场都在初创之中，市场是要有自己的规矩的。“规矩”也就相当于准绳。今后，整个文化市场向哪里走，就要看现在准绳向哪里拉。像中影公司那样，建立行业内部的相应协会，来解决行业内部的问题，这条路应该是对的。<br> 1995年6月7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红顶商人”将走上荧屏》<br>作家遗孀来京面授拍摄权<br> 本报讯（记者丁人人）<br>台湾作家高阳的妻子郝天侠女士近日来京，将小说《胡雪岩》的电视拍摄权授予北京立大名影视文化传播中心。<br> 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所著长篇小说《胡雪岩》在海内外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小说以清朝末年杭州巨商胡雪岩的真人真事为骨干演绎而成。胡雪岩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从一个钱庄学徒起家，闯荡江湖，广结好友，左右逢源，审时度势，终使自己成为一位官居二品，经营着钱庄、纺织、制药、典当等多种行业的大财主，被称为“红顶商人”。<br> 高阳先生原名许宴骈，祖籍杭州，清末年间许家与胡家曾有交往。高阳的母亲是一位博学强记且善讲故事的人。排行老九的高阳，童年时期就常听母亲讲胡雪岩那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说，高阳是听着胡雪岩的故事长大的。高阳成年后从文，在报社当主笔，并没有急于写胡雪岩，而是年过五十以后，在创作了大量的清朝历史小说的基础上，才动笔《胡雪岩》。此书是他创作顶峰时期的作品。所以他能把这个在史书上只有几句话的人物写得如此传神，使这部书成为他一百多部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一部，被誉为高阳的代表作。<br> 高阳先生在世时，已经在1981年将其所有的著作版权赠给他唯一的女儿许议今，当时女儿才7岁。1992年6月6日高阳先生在台湾过世。其妻子女儿委托台湾经纬律师事务所张静律师，将高阳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著作权委员会作了版权登记。许议今是版权所有者。现在许议今在瑞士读书，其母郝天侠女士代她处理版权事务。日前，郝天侠女士和张静律师专程来京，就《胡雪岩》一书的电视拍摄权一事会见记者。他们向记者展示了有关的法律文本，并向记者介绍高阳先生在世时，曾来过北京，也曾与一些电视摄制单位探讨过《胡雪岩》及其它一些著作的电视拍摄事宜，但是都没有正式签署文件。这次北京立大名公司辗转数月找到《胡雪岩》的版权所有者，商谈拍摄权事宜，郝天侠和女儿对此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合作。<br> 郝女士介绍说，这是该书第一次拍摄授权。高阳先生在世时，台湾一家电视台曾拍过一部叫《八月桂花香》的电视剧，剧中只用了胡雪岩的名字，情节与小说相去甚远，所以不能算作《胡雪岩》的改编之作。北京立大名公司是去年7月成立的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由演艺界的一些人士兴办。董事长张庆春女士说， 《胡雪岩》是该公司的第一部大戏，现在处于改编剧本阶段，物色导演和演员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准备年内开机，将此书拍成40集电视连续剧。<br> 1995年6月8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 <div> 记者随笔《阿甘来了》<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阿甘是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出品的故事片《阿甘正传》中的主角。他将于6月上旬走进北京的电影院和观众们见面。阿甘的大名叫弗勒斯特.甘普，中文名字阿甘就是取其姓氏的第一个音节“甘”。以前的一些报刊杂志介绍中曾把此片译作：《福雷斯特.冈普》、《根普奇遇记》、《天才傻瓜》等。<br> 中国电影公司用“大片”分成的方式请来的“阿甘”实际上是一位弱智人。他上小学时，因智商达不到最低水准不能入学，不得不靠妈妈出卖肉体才能和普通孩子一起走入校门。妈妈是他心目中爱和力量的象征，那句“我妈妈说的”口头禅伴随阿甘走了一生。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坐在街头的长凳上，拿出一盒巧克力请身旁的人吃的时候，还要说上一句：“我妈妈说的，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味。”砚众看到此景，即可略知此人的智商水准。<br> 阿甘的故事是一个寓言，一个身体和智力都畸形的人，却有那样传奇的经历：他身体畸形，两腿戴着校正用的铁架，但他那随着音乐扭动的怪态却被一代歌王猫王学去，成了猫王最著名的舞姿；他的腿畸形，但在经过校正后却跑得飞快，以至成为橄榄球场上的一个明星；他应征入伍，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训练生活中，他却认为是最愉快的日子，因为他弱智而无任何非分之想；战场上他负伤入院，别人为战争而发狂，他却全心全意地在用木拍拍打小球，以至他成了乒乓明星，在小球推动大球的历史事件中出了一份力；为国家他尽了自己的义务，退而经商，他又福星高照，在大风暴中，别的渔船都毁在风浪中，唯有他满载而归，成为巨富……这就是阿甘的故事，一个神话，一个寓言，可好莱坞的造梦专家们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好“听”。既然是寓言，就要讲出道理，打着艺术、娱乐招牌的美国电影也是一样，好莱坞的造梦专家们是拿着阿甘的故事说事的。阿甘是个智力有缺陷的人，他思想单纯，思维方式呈直线形，不会拐弯，这倒使他成了一个特别执著的人。编故事的人把他这种执著推到了极至，使他在一个个事件中，都因为有这执著的性格而屡获出人意料的成功。这里告诉人们的就是：为人、做事要执著，只要执著，傻子都能成功。那么，影片对阿甘生活的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呢？<br>从阿甘走上接孩子们上学的校车那一刻起，他身边始终有许多智力正常的人在那里忙忙乱乱，在那里鼓噪喧嚣，而阿甘则像一片薄云，不管地上是沟壑纵横，还是奇峰峻岭，他都从一旁轻轻飞过。结果是．聪明人反被聪明搅得昏昏庸庸，而阿甘却越飘越高，成为聪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楷模。由此看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需要阿甘这样智商的人的。这是一个讽刺，只是不知是对阿甘生活的国家，阿甘生活的社会的讽刺？还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讽刺。<br> 《阿甘正传》是被美国的电影专家们评作大奖的影片，其观赏性确属上乘，评论界也是好评如云。可是，中国观众会都喜欢这个弱智儿的故事吗？我看未必。当然，这是一部艺术作品，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好恶。还是剧中阿甘那句话说的好：“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味。”只是应该再加一句： “那么就打开盒子，一块块吃完它。”<br></div> 1995年6月21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槌声的启示》<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5月24日，随着一声槌响，故事影片《天涯歌女》的拍摄权以30万人民币的投资额，被山东电影制片厂夺走，在国内电影制片业中，以拍卖的形式公开招标电影拍摄权这还是第一次。<br>《天涯歌女》是编剧华而实借用三十年代的电影《马路天使》的时代背景和主要人物关系，重新创作而成的。它讲述的故事是：三十年代旧上海的一条里弄中，生活着相依为命的三姐妹。大姐小芸沦为暗娼，二姐阿君为人卖唱，她们共同照顾着双目失明的三妹小明。与她们生活在同一条街上的吹鼓手小陈等五兄弟与她们患难相交，相濡以沫。在黑暗势力的欺压下，大姐小芸二姐阿君先后死去，小陈拉起了二胡，瞎子小明唱起了姐姐常唱的歌《天涯歌女》……这部影片的先期策划是由东方影视乐园运作进行的。摄制组的班底也已经搭成。此片导演将由刘国权出任，姐妹三人由李媛媛出演大姐，李玲玉出演二姐，金铭演小妹，孙松演吹鼓手小陈。拍卖结束后，东方影视乐园与山东电影制片厂立即了合同。从此之后，东方影视乐园将《天涯歌女》的摄制及发行权，全部移交给山东电影制片<br>厂，东方影视乐园也因他们的前期劳动而得到报酬。先策划一部电影的剧本和摄制班子，再把这些卖给有钱拍摄的厂家，这样的事在国内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做？策划人之一刘国权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曾拍过《疯狂歌女》、《父子老爷车》、《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等不少影片，在国产影片大幅度滑坡的今天，她拍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本的。被人称为是国内最会赚钱的导演之一。现在，刘国权以香港银都机构导演的身份对记者说：“我到香港一年多，拍了一部《冒牌皇帝》，全面地接触了一下香港的电影界。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内的电影制作业，不缺优秀的人才，也不缺好的故事，而是缺乏完备的市场机制和新的电影观念。比如说，电影和所有的产品一样，是需要宣传的，可是怎样去宣传，怎样去把一部电影炒热，国内电影界还缺乏经验。又如，我们的制片业正在向市场方向转轨，制片的市场应该是个什么样？现在也没有现成的模式。所以我们在筹划《天涯歌女》的时候，就尝试一下从影片的筹备就开始走向市场。像这样把策划中的一部电影拿来拍卖的，在香港已经不新鲜了，可是在内地还是第一次。我们这样做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以此来寻找投资合作伙伴；第二是制造一个宣传热点，使这部影片在筹备期间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是摸索一种通过竞争来选择投资伙伴的方式。我们原计划投资300万就可以投拍，现在通过竞叫拍卖达到320万，是意外的收获。对我们这部影片的摄制是大有好处的。”<br> 参加这次《天涯歌女》投资招标会的共有9家企业，通过14轮竞叫，从起价的150万到320万落槌，先后不过3分多钟。从买方和卖方在落槌后签协议时欢乐的情绪看，这场“戏”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可是，“看戏”的记者们却提出一些疑问。其一是东方影视乐园具不具备拍卖《天涯歌女》的资格？这其中包括是否已经预付了编剧稿费，是否已经与导演、及主要演员签了合同等。东方影视乐园的负责人说，暂时都还没有。但是以其在电影界工作多年的经验和信誉，能够保证他们所承诺的条件全部到位。而导演刘国权，主要演员李玲玉、孙松、文兴宇、金铭等到场就是证明。疑问之二是在拍卖现场持槌的是东方影视乐园的负责人，而没有见到任何公证及法律界人士，不禁对此举的规范性产生疑问。好在当即签了协议。毕竟是第一次，尽管不够规矩，却也使人振奋。总算在制片机制走向市场化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这次招标的最后结果虽然是被“圈内”的山东电影厂所得，可是参加竞争的9个单位中，其它8家是华兴影视广告中心、恒通国际货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景阳岗酿酒总公司等非专业影视摄制单位。这说明今年初出台的电影摄制体制改革方案，调动了社会资金对电影事业投入的积极性。也说明更加宽松的制片环境，必然加快电影制片业向市场转轨的步伐。转而想到电影的另一条“腿”发行放映业。机制改革的政策已经基本到位，可是地方垄断，发行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我们能否从《天涯歌女》的拍卖槌声中开拓一下新的思路？多开渠道，形成竞争，让影片发行过程中也听到拍卖的槌声，到那时的电影市场就会真正的活起来。或许，这就是槌声给我们的启示。<br> 1995年7月5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千军万马黄河边》电影《解放大西北》在拍摄中<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解放战争的硝烟已经飞散四十多年了，继《大决战》之后，应八一电影制片厂又开始了《大转折》和《大进军》的拍摄准备，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邀，今年5月记者赴山西《大进军》中“解放大西北”的摄制现场 进行了采访。<br> （一）<br> 5月7日，随着两发绿色信 号弹升空在山西省永和县南庄乡的群山之中，几千人踏起的黄土遮住了半个天空，人民解放军千军万马西渡黄河，解放大西北的场面再现眼前，这五部十集的鸿篇巨制拉开了拍摄的序幕。永和，在山西的交通图上显得孤零零的，它是山西最穷的县之一，在全国的贫困县当中，也是带着“最”字的。全县 1200多平方公里，都是七高八低的黄土坡，就连县城也是在四面环山的山沟沟里。也许是 这里太穷了，自古以来就少有兵家来此驻守。所以，当拍电影的六千多部队开着一辆辆卡车，拖着一门门大炮开进永和时，全县城的老百姓都跑出家门，面对着这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面，他们惊呆了！他们祖祖辈辈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兵！热闹过后面临的却是生存的问题。小小的县城哪能安排下六千多人的住处！<br> 参加拍摄的部队绝大多数都在野外露营。白天，他们山梁上拍摄，晚上，他们十五六个人挤在一辆车上宿营。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唱在歌中好听，可是连植物都难以生存。这里没有水，部队和县政府拚尽全力送上山的水，只够战士们吃的。已经在黄土里滚了一个多星期的战士们，没有洗过一次脸。可<br>是尘土蒙不住战士们青春的活力，土路被战士修得平平整整，山坡上还有用石头摆成的标语。黄黄的土山在他们的手中有了生气。一位老汉看着这些当兵的娃儿实在辛苦，就从几里外的山村挑来一担水，让战士们喝。战士要给钱，老汉不要。战士说不要钱就不喝，老汉收下了钱。可是当老汉挑着空桶远去的时候，战士看见土块底下压着刚刚付给老汉的钱。这好像应该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故事。可是我们眼见耳闻的事实，却<br>证明这件事就发生在1995年的今天。<br> （二）<br> 晚上9点，我们在永和县的招待所里见到了《解放大西北》的导演兼总摄影师韦林玉。这位摄影出身的导演，对这部影片的拍摄，有他自己的想法。<br> 首先，这是一段历史。虽然要把这历史当成故事讲，但是这些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他们所创造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故事。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最高统帅部英明决策，彭大将军横刀立马，我西北野战军英勇苦战，消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顽强的胡宗南、马步芳及马鸿逵所属五十多万人，出色地完成了咸阳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这些都是铁的历史，作为历史影片，这些都要准确如实地反映，但又不能平铺直叙，照本宣科，那就得有疏有密，重点突出。<br> 韦林玉导演说，这部影片他想拍得与以前的战史影片有所区别，想把恢宏的战争场面推到背景去表现，而重点突出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人物的表现，以此来表现人物的性格。<br> 他举例说，攻打兰州，在历史上是打了两次。1948年8月21日初攻兰州，激战一天一夜，我军伤亡两千多人，没有突破敌军的防线，进攻失利。这是我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最大的一次失利，对这次失败写不写？怎么写？有人建议将此一带而过，轻描淡写。而我认为，恰恰是在这次失利的战斗中，能表现彭德怀那种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性格。在影片中，当杨得志、李志民为战斗失利在向彭德怀做检查时，彭德怀却说：“要说责任，是我彭德怀的，我已向主席写了检查。当年二攻榆林，西府战役，我都犯过错误……”彭德怀在真诚地检查自己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冒着危险潜入最前线，侦察敌情，部署兵力。我们用这些细节来表现彭德怀那种勇于承担责任的广阔胸怀。在彭总的指挥下，8月25日，我西北野战军对兰州发起总攻，从25日拂晓到26日中午12时，兰州就全部解放。国民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被称为“铁城”的兰州，被我西北野战军砸开，并将青海马步芳精锐部队歼灭两万七千余人，打胜了西北战场上最后一场恶仗。韦导演说，这将是全片的重点。<br> （三）<br> 5月10日，晴空万里，是一个拍摄的好日子。凌晨4点，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就收拾器材，出发到38公里外的永和渡口拍摄现场。永和古渡在黄河边上算不上是有名的渡口，但在西汉时就有了，史称永和关。位于壶口瀑布上游不足百公里处。在近代史上，这里因1936年红军东征在此附近征战，毛泽东主席曾东渡黄河，在此转战月余而为世人所知。<br> 在1949年5月，奉命南下赴陕的18、19集团军并不是从这里过的黄河。当时周士第的18兵团走的是风陵渡，而杨得志的19兵团过的是禹门口。这两个渡口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周围已经布满了现代化的建筑群，完全找不到古渡口的风貌了。摄制组选景人员，在沿黄河跑了数千里之后，才选定了这个藏在黄土沟壑之间，仍保持着古渡风貌的永和关。上午9时，当我们赶到现场时，几千名穿着当年解放军黄军装的战士，密密麻麻地站满了黄河两岸，再加上四百多匹战马，几十辆炮车，河中数十条渡船，好一派千军万马渡黄河的浩荡场面。原本定在上午9时30分开拍，可是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之时，由于黄河水浅，一条现代汽车轮渡船搁浅在河中央，而且恰恰停茌镜头画面中。急得剧组中制片和剧务像热锅上的蚂蚁，组织船拉，组织人推，忙了一个多小时，那船仍稳稳地坐在河中央。日渐正午，时间不等人，眼见着精心组织的一个<br>浩大场面，上万人的辛苦劳动就要被一条船“搁浅”，就连我们这些局外人都心急如焚。到底是摄影出身的导演，韦林玉根据光线调整了摄影机，换了一个角度，让部队作了一些调动，就可以躲开那条船。30分钟过后，随着一发绿色信号弹飞上天空，刚才还是静静的黄河，一下子喧闹起来。重型牵引车拉着大炮隆隆驶来，骑兵马队卷起的黄土遮天蔽日，数千部队举着红旗，唱着军歌，来回穿梭，河面上人喊马叫舟楫如林，一派繁忙，我解放军西渡黄河，挺进陕北，解放大西北的场面再现眼前。待我们回到北京，听说八一厂另几个摄制组已经奔赴西南和中原，《大转折》和《大进军》的摄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按计划，到1997年7月，我们就能够从电影银幕上看到这壮观的历史画卷了。<br> 1995年7月13日北京 日报 第五版<br>《狮子王》是给谁看的？<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美国迪斯尼公司摄制的大型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动画片《狮子王》，7月中旬就要与北京的电影观众见面了。有关消息见报后，不少朋友和同事问：这部影片是给谁看的？动画片是拍给孩子们看的，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狮子王》自然也不例外。可是《狮子王》自1994年开始走进影院，已经被翻译成27种不同的语言，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现在的全球票房收入已达7亿5千万美元，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票房收入居第二位的巨片。如此巨额的票房收入可以说明，这是一部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影片。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br> 这部影片的主角是非洲热带森林中的狮子。全片都是它的“狐朋狗友”，没有一个人类形象出现。但演绎的却是人类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故事。<br> 森林之王木法沙老来得子，并希望把王位传给爱子辛巴。木法沙虽苦心教授辛巴安身立命之本，小辛巴却只知玩耍，不能承担重任。这一切被觊觎王位已久的刀疤叔叔看在眼里。它设计了弑兄篡位的诡计，并让小辛巴误以为是自己的过失使父亲坠下悬崖。在悲伤和内疚的煎熬下，小辛巴远走他乡，开始了流浪的旅程。 随着岁月的流逝，小辛巴长成了威武的雄狮。一天，一只年轻美丽的母狮来到它的面前。“她”是辛巴青梅竹马的好友娜娜。娜娜向辛巴讲述了刀疤登上王位后的种种劣迹，希望辛巴回到自己的王国除掉刀疤，夺回王位。但辛巴内心顾虑重重。它在老狒狒拉飞奇的帮助下，认识到肩上的重任，终于返回领地，在浓烟与烈火中战胜了邪恶。这真像一部拷贝得非常漂亮的《王子复仇记》。虽然我还想象不出，狮子辛巴在念“是生，还是死……”那句著名台词时的神态。但我已经被这个故事“再次”吸引了。我觉得这部动画片在为孩子们讲述世事艰难的同时，也在向我们这些经过沧桑的成年人讲述友情和正义是有力量的这样一个真理。所以，我是要带着儿子走进电影院的。我想，《狮子王》是给我们看的。<br> 《狮子王》是给谁看？这个问题，挺有意思。过去我们常讲电影的审美、教育、娱乐三大功能，而对给儿童看的动画片来说，还要强调教育功能，也就是说要把电影的教育功能放在第一位。近几年我国的电影发行放映体制和制片体制逐步走向市场化，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儿童片、动画片很少能在电影院上映了，以至有人对影院将要上映动画片这一事实也产生出种种疑问，不明白这是给谁看的。实际上，《狮子王》的上映有助于打破我们头脑中的一些旧有观念。其一，以寓言形式拍摄的好的动画影片，不仅仅是给儿童看的，其艺术水准和审美格调对成人来说也是高档次的。其二，电影是能够把教育、审美、娱乐功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影片在市场上也是成功的。其三，制作像《狮子王》这样高水准的视听艺术作品，电影领域仍然大有作为，电影艺术在这一方面仍然是具有优势的。这就是说，电影不管其教育内容有多重，只要其拍得好看，就会有市场。<br> 前些日子，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与中国电影公司合并了。中影公司总经理吴孟辰在分析儿影厂未来的走向时，曾拿《狮子王》作为参照，希望儿影厂以后要花大力气，用一年，或两三年的时间，拍出一部像《狮子王》这样在市场上一能打得响的电影。可以说，这就是《狮子王》给中国电影制片业带来的新思路。 1995年8月10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史可为鉴 亦可明志》<br>写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电影展映开幕之际<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 从8月5日开始，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主办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国陆续展开。<div>这是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为纪念这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尽的一份力。参加这次展映的16部影片，全部是我国电影工作者在近几年，以抗日战争为内容拍摄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其中有：以史诗般恢宏壮观的画卷，真实再现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这一史实的故事片《七七事变》；有在中国电影史上开巨片之先河的故事片《西安事变》。除了这些全景式的表现抗日战争中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的电影之外，更多的是表现数万万抗日英豪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有：描写八位来自不同家境，经历各异的女性，为了抗日走进了茫茫大森林，在虎狼成性的敌寇面前，为了保持民族气节和维护中华女性的尊严，她们集体投江自尽的故事片《八女投江》；有描写抗日名将杨靖宇率领抗联将士与数倍于我的日军战斗，直至弹尽粮绝英勇捐躯的故事片《步入辉煌》；有以著名小说《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改编的同名故事片；有在老故事片《铁道游击队》基础上重拍的《飞虎队》；以及几部以现代人眼光重新看待那段历史的影片，如《战争子午线》、《绝处逢生》、 《战争童谣》、《红樱桃》、《一盘<br>没有下完的棋》等等。<br> 58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打了第一枪，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历时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最辉煌一幕。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人们大张旗鼓地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特别是用电影这种视听艺术手段，再次将那血和火的场面，将那灵与肉的搏斗展现在现代人面前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通过那炮火连天，刀枪相拚，血淋淋的场景，给人感官刺激？还是展现那烈火柔情，侠肝义胆的感情故事？应该说，从电影观赏的角度说并不排除这个因素。因为有了刺激，才能加深印象。<br> 但是，人们纪念那次战争，更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文明的进步并不像登泰山南天门那样，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登高，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德、日法西斯发动的这场全球性的战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大浩劫、一次大倒退。在那五十多年前，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群人，热衷于战争，走上一条践踏人类文明的道路！这太值得人们深思了。历史前进了，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了，可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样还不是一条直路。从二战结束至今，全世界一直战火未断，就是很好的证明。<br> 《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以及《近代春秋》、《陈嘉庚》等片，记述的都是历史史实。但笔者认为，今天的观众在影院中看这些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历史事件时，感受肯定会相当复杂。因为他们可能只是通过影片了解到自己的前辈曾经经历过的那段历史，也可能他们会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去进行历史、经济、社会，甚至人类学方面的思考。读史可以为鉴，也可以明志。现在通过银幕回顾那场战争，我们不仅能从画面上看到那一幕幕逝去的历史，重要的是从那一个个抗日英雄的身上感受到那“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民族气概。<br> 面对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现代社会，我们能不能通过对那些民族英雄的回顾，更加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因为在21世纪，中国的脊梁同样是那些能高唱“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人。<br> 所以说，这些反映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电影，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还是对一种民族精神的回顾，不仅能够为鉴，还能够明志。<br></div> 1995年8月24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大学生们从山巅归来》<br> 他们用体力和毅力赢得胜利。他们说：一个民族要想强<br>盛，没有健壮的体魄，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行的<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br> 8月6日晚上，我回复呼机上一个不太熟悉的电话，话筒里冒出兴奋的声音：“我是周卫丁，就是那几个登山的大学生我们从雪宝顶回来了！我们登顶成功了！”喜悦的情绪通过电线感染着我。那几张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脸，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不知他们在经受过雪山的洗礼之后，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br> 7日下午，首都大学生登山队一行五人如约来到报社。简朴的衣装，黑红的脸庞，抑制不住喜悦的微笑和初到生地方的羞涩、局促，使他们成了报社楼道里引入注目的一群。同事悄悄问我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竟—时找不到合适的词，于是说：“他们是打狼的。”一句玩笑换来开心的笑声，扫掉了他们脸上那一点点的羞涩，还原了那自信、坚强，充满青春活力的一群。<br> 所有参加登山的五个人都来了。他们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徐晓明、徐晓东、孙西仁，清华大学的周卫丁，武汉城建学院的王滨。我问他们的队长孙平为什么没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准备出发登山的前两天，孙平的父亲因车祸去世，孙平不得不赶回贵州的家料理丧事。出征之前，主帅缺席，给他们这次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周卫丁说：“虽然孙平是我们当中唯一登过五千米以上雪山的人，他不来我们好像缺了一根支柱，可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我们为此已经准备了一年，所有物资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选徐晓明当队长，按原计划向雪宝顶开进。”<div> 雪宝顶海拔5588米，是岷山山脉的主峰，也是岷江的源头。他们一行7月13日从北京出发，在成都稍作休整，便沿岷江溯流而上。公路到阿坝自治州松潘县的岷江口镇就到了头，他们又徒步五十多公里，于7月22日到达雪宝顶脚下。这座被当地藏族同胞称为72座神山之一的雪宝顶，自198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登顶成功之后，就没有人再去打扰过它。几年来的风霜雪雨，山体滑坡，与中国登山队提供给他们的当年登顶路线图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无形中又增加了他们登顶的难度。雪宝顶的变化难不倒这些有备而来的青年人。他们通过侦察，选择了新的路线，绕过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开始修筑登山的道路。正在此时，来自清华大学登山队的9名队员也来到雪宝顶脚下。这些称得上是佼佼者的青年人，在往日他们可能是竞争的对手，但在这大雪山脚下，他们成了团结战斗的战友。清华队借用大学生队已侦察好的路线和营地，节省了许多体力和时间，大学生队在登顶时带的绳索不够用，清华队又拿出全部绳索支持大学生队。于7月30、31日两天，大学生队的徐晓明、周卫丁、王滨、孙西仁和清华队的9名队员都顺利地登上5588米的雪宝顶，并安全返回。<br> 我问他们：“你们没遇到什么危险吗？”王滨说：“危险时刻都伴随着我们。雪宝顶的山体风化得非常厉害，躺在大本营的帐篷里，从早到晚都能听到山上碎石滚落的轰鸣声。我们爬山都戴着安全帽，晴天我们还能躲开滚落的碎石，可是雪宝顶的天气一天多变，经常是飘来一块白云就像大雾封山，两米开外就看不见人了，这时的碎石带着呼啸从我们头边飞过，那感觉真吓人。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等着云飘走。”<br> 唯一没有登顶的接应队员徐晓东说：“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经常有人把我们当作日本人。就连到了北京下火车，还有人冲我们喊：‘米西，米西’，拉我们去吃饭。可见像我们这样去登山的中国人太少了。也许我们的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种传统的为人之道已经根深蒂固，已经不屑那些用体力去赢得胜利的活动了。可是我们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强盛，没有健壮的体魄，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行的。我们的祖国有那么多名山大川，现在多为外国人在那里留下足迹。我们想．什么时候在登山和探险活动的记录上，中国人的名字占多数了，那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一定会非常强大了。” 他们真是一群从山巅上回来的人，学会从山巅上来看这个世界了。</div> 1995年8月30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大转折在拍摄中》<br> 本报讯（记者丁人人）<br>八一电影制片厂今年初投拍的大型历史巨片《大转折》目前已经转入重场戏的拍摄。现在摄制组的“重兵”驻扎在河北省怀来县，拍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中的最后一场硬仗——羊山集战斗。日前，解放军三总部首长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领导到拍摄现场，看望了摄制组成员和参加拍摄的部队。<br> 1947年夏天，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时期。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部队，冲破敌人的封锁，千里跃进大别山，对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扭转战略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事片《大转折》记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刘邓大军在挺进大别山的过程中，组织了鲁西南战役，消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整编66师看到形势不好，龟缩到菏泽地区的羊山集固守待援。羊山集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我军第2、3、6三个纵队将敌围住，从7月14日到28日，经过15天的激战，全歼敌人二万三千多人，活捉了中将师长宋瑞珂，从而结束了鲁西南战役。今天的鲁西南小镇羊山集，已是现代化的小城镇，不可能再让战火催毁它一次。八一厂的美术设计师跑了7个省，一百多个县，最后决定在官厅水库的西北侧，老怀来县旧址上再建一座羊山集。原来的怀来县城已经于五十年代被淹没到官厅水库的水面之下，只在卧牛山脊上留下几段旧城墙。北京军区某部一个团的指战员，从5月24日进驻到这片荒野，到8月16日，一座一千多米长、一百五十米宽的鲁西南<br>小镇拔地而起。刘邓大军的指挥部及宋瑞珂的司令部，还有那几百座民房，都是用真砖真瓦、一木一石盖起来的，仅树木就移植了三百多棵。为了逼真，美工部门从鲁西南搜集了五百多套旧门窗，再现了这个黄河故道上的小镇。据美工师介绍，这是我国电影史上人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场实景。该片将有四百多个镜头在这里拍摄。<br> 参加拍摄的北京军区炮兵某部曾是刘邓大军的一部，参加过羊山集战斗。这次他们是喊着：“学习老前辈，演好老前辈”的口号在这沼泽泥泞中整日摸爬滚打的。他们的吃苦精神和严明的纪律得到军委首长的称赞。该片导演韦廉曾执导过《大决战》中的《平津战役》，以挖掘战争题材中的戏剧性情节而著称，在此片的艺术阐述中，他着重强调开掘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冲突，写出大别山人民与我军关系的变化等几个层次。该片预计在明年7月左右推出。<br> 1995年9月7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热情·气势·精神》<br>大型文艺演出《相聚在北京》排演追记<br>本报记者 丁人人<br> 9月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一片欢乐，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欢聚在万人大会堂中，参加中国政府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br> 简短的仪式后，贝多芬的《欢乐颂》像一把火，点得大会堂里热气腾腾，通过电视转播，我们无法感受到大会堂当时的气氛,只能从那脸上泛着红晕，眼中放着光亮，从大会堂里出来的人口中略知一二；<br> 三楼的观众从节目一开始都站了起来，每一个节目完了他们使劲鼓掌，有的还一边喊，一边唱，一边跳。”“节目太精彩了！节目刚结束就有外宾找工作人员寻问到哪里购买节目录像带。当天晚上，要买这场演出节目录像带的电话打到了组委会领导那里。”从新闻媒介中得到的消息，欢迎仪式和演出得到各与会者的赞扬，各国的新闻媒介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演出。联合国的官员说，这样热烈欢腾的场面，在联合国各种会议中，都前所未有。一位来参加会议的政府首脑说，这个欢迎仪式，显示出中国的力量和活力。这是人民大会堂大幕前展现给人们的。那么，在大幕之后，又是什么样的一群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创造出了这轰轰烈烈的一幕呢？<br> “这是命令！”<br> 对于军人，听这句话不会感到意外，可是艺术工作者听到这话，确实觉得耳生。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曾庆淮，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和导演赵安接到“命令”时是7月20日，离完成这个任务还有46天。<br> 46天，对一台普通的演出已经是很紧迫了，更何况是一台要全国一百多个艺术团体参加，有一千五百多演员参加演出的超大型节目，而且还是一台要代表国家的形象，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高规格、高水平的节目，实在是太难了那时，赵安正肩负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50周年晚会《光明赞》的导演工作。他掐指一算，两台晚会相距不到38个小时。两台风格、内容完全不同的节目三千多人的调度能一肩挑起来吗？他心里打鼓。为了搞好这台节目，世妇会中国组委会宣传动员委员 会派出文化活动部部长周春宁加入到剧组中来。曾庆淮、邹友开、赵安、周春宁四人先统一了思想，认定搞好这台节目 “命令”，然后再去做其他工作。中央歌剧舞剧院的鞠毅负责这台演出的舞台美术和灯光设计。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9月2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的全套舞美灯光，节目完后要拆下来，以便布置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300多人的主席台，然后再在12小时之内布置《相聚在北京》欢迎仪式文艺演出的舞台。在38小时中，大会堂的舞台变三次，这是人民大会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活儿能不能接？鞠毅拿不定主意。深夜，他打电话给曾庆淮。在电话中他听到的是：“这个任务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这是命令！而且是死命令！”<br> “难，确实难，我想办法吧！” 说这话的是音乐总监丁小里。他是个体重二百多斤的大胖子，平曰总是笑呵呵的。总导演赵安先给他出了个难题，在开场式上，我要交响乐、军乐、民乐一起演奏贝多芬的《欢乐颂》。军乐和交响乐的合奏以前有过。加上民乐？那二胡和圆号，琵琶和巴松的音色、演奏风格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事难，确实难！我想想办法吧！”丁小里一本正经地说。演出要表现中华民族艺术的精粹，那少不了国宝京剧。京剧几十个流派上千个剧目怎么选？演出定的调是“巾帼群英”，要把旦角的绝活全拿出来，翻斤斗的，耍水<br>袖的，各路高手要从全国各地的院团集中到北京来，等于是抽走各团的台柱子来凑北京这台戏，各团的演出都得停。这事也难。原北京京剧院老院长周仲春揽下了这活儿。他支撑着病体，大热天在城里东奔西走，问他有没有困难？他也是那句话，“难，我想想办法吧！”整台演出共8组节目，每一个节目都有一位执行导演，他们每个人都管着上百号人马。两台演出的音响、舞美合成一体，中间又有数不清的冲突和麻烦。可每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人都学会了丁小里的那句话：“难，我想想办法吧!”就是这句话，帮助造就了9月4日那辉煌的一刻。<br> “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br> 社会曾流传着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晚会的总撰稿曹勇给改了一下，“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的。”这次演出的组织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台演出责任重、任务多：困难大、时间紧，每一位参加这台演出的人都在超常规运转着。 总导演赵安肩负重任，急得内火攻心，牙床充血，眼染疾病，整个左侧脸肿胀得变了形。好友见面，关心地问他：“你和谁打架了？要不就是出了车祸。”赵安有口难辩，只能说两个字：“急的!”杂技节目由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几位小演员演出，她们最小的才8岁，接到任务立即打点行装来到北京。为了延长练习时间，她们自己掏钱租场地练习，平时只要有一点时间，她们也抓紧练倒立，练斤斗，保证在演出时没有一点失误。 舞蹈总监佟佐尧有心脏病，妻子住院，他一天到晚呆在排练场，舞台总监刘韵光去年春节晚会病倒在舞台边，这次他带了一把救心丹在现场跑来跑去……<br> 9月4日上午，大幕拉开前，台上，国家领导和各国贵宾在举行欢迎式；台后，一条宽4米、长20多米的过道里挤着六百多人，他们有的穿着西服革履，有的扎着长靠剧装，有的脸上重施粉黛，在那五十多分钟里，人贴人，脸对脸地站着，空气混浊闷热，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幕拉开时，展现的是辉煌和灿烂，可观众哪里知道，幕后候场的演员像在伏击点的战士。他们虽没有像邱少云那样去牺牲，但他们的精神是和邱少云一样的。赵安掰着手指头对记者说：“这次演出我们创下了好几个第一：“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38小时内搞两台演出和一次大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仅拆装和运输的舞台设备就有28吨重。<br> “第一次没有彩排，没有舞台灯光音响和演员合练，一次演出成功大型节目。<div> 第一次相差不到38个小时的两台演出由一个主创班子和一位总导演负责。<br> “第一次三天之内两台15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三千人在大会堂调进调出。<br> “第一次遥控的大和平鸽飞进了大会堂。”<br> 这许许多多“第一”的创造，都依赖于全体人员那种为国争光的精神。因为参演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台晚会是代表国家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的，它是国家精神面貌的展示。<br> 曾庆淮作为总策划，深为有这样一支队伍而自豪。他说：“这次演出的成功说明我们的文艺队伍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为我们文艺界争了光，为中国妇女争了光，也为我们的祖国争了光。”<br></div> 1995年11月23日北京 日报 第五版<br>为民族电影搏动的心<br>观《蝴蝶的翅膀》笔记<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当代西班牙电影回顾展》13日拉开了帷幕。在开幕式上放映的青年导演胡安玛·巴赫·乌略亚的处女作《蝴蝶的翅膀》，是一部曾经获得过1991年赛巴圣斯地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的影片，其编剧兼导演也因此获得西班牙当年的最佳新人、最佳编剧奖。<br> 这是一部拍得很精细的影片。不论是画面光线的运用，还是音响音乐的使用，以及演员的表演、场面的调度、场景布置和镜头之间的组接，处处体现着导演的良苦用心。可谓是一部导演殚精竭虑之作。这又是一部很冗长沉闷的影片，故事情节简单，推进缓慢，起伏小，人物关系单纯，对话少，环境单调闭塞，又没有强化的视听感官刺激，所以还是一部冷漠、忧伤，看后令人不太舒服的影片。<br>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清洁工加夫列尔的妻子卡门生了个女孩阿米，夫妻俩很喜欢她。阿米长得漂亮又聪明，喜欢画画，最爱画美丽的蝴蝶。卡门又生了个儿子，阿米被冷落在一边。阿米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独，嫉妒心理越来越强，竟然将弟弟用软垫捂死。十年后，阿米长大了，她和妈妈还是互相不理睬。阿米想离开这个家，可是她却遭强暴怀有身孕，父亲也遭打而变成终身残疾。阿米还是要离开家，就在她准备悄悄离去时，妈妈又用儿时的语气呼唤她，阿米停下了脚步。<br> 导演胡安玛拍这部影片时才24岁，能拍出这样风格冷峻的影片叫人怀疑他的幼年生活是否不健全。可是他否认这一点。他说：我从小没有兄弟姐妹，家庭生活幸福。影片中表现的那种朝夕相处却完全不能互相沟通的情况是许许多多家庭中都存在的。按常理，家庭中的母女是最容易沟通的；可我却要通过合理的情节使她们相互隔阂如陌路人，这就是把人们的这种相互不理解推到了极至，以表现人类社会的这种现象。 <br> 导演把这种理性的观念，通过这个畸形的家庭表现了出来，拍得流畅、洗练，这大概是此片能得奖的主要原因。把一种现象推到极至来表现，的确能起到使人震撼的效果。但是这种极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病态。比如片中的那位母亲，对自己的女儿那么冷淡和疑心，使人感觉超出正常人的心理范围，似乎有轻微的精神病。而这种病态的家庭中发生的病态的故事，对一般人来讲，大概不会有警示作用。因而难以使这部影片得到观众的认可。<br> 影片虽然得奖，但是票房并不太丰厚。导演只是说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像这样的影片，在西班牙也是不容易拍的。拍片的一百万美元资金是国家和地区政府掏一半，导演自己通过家人筹齐另一半才投入拍摄的。导演说，他自己虽然喜欢商业片，也爱看商业片。可是近几年的商业片都是美国好莱坞的，总得有些别的影片吧！我们西班牙总得有些自己的影片吧！这是他坚持拍有自己风格的影片的动机。在世界电影市场上，西班牙电影虽然没有占据主流，但是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电影艺术的舞台上占一席之地。从蝴蝶那美丽翅膀之后我们看到西班牙电影工作者那一颗为民族电影而搏动的心。 1995年11月30日北京日报 第五版<br>涿州听《秦颂》<br>大投资定会出精品吗？<br>大投资应该花在哪儿？<br>大投资是否等于大回报？<br>本报记者丁人人<br>《秦颂》是近日来电影界吵得比较火的一 件事。其一是因为民办的大洋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共同斥资四千万人民币拍片，其气魄令影界同行瞠目。其次，姜文、葛优两位当今中国影坛上的一流影星共同加盟此片，姜文饰秦始皇，葛优饰高渐离，他们两人的对手戏，这在中国影坛上还是第一回。其三导演周晓文去年的新作《二嫫》在国内外出尽了风头，在国际市场上也小有收成。颇令国内外影坛瞩目，此番《秦颂》又是他披阅八载，呕心沥血之作。<br>《秦颂》是一首歌的名字。据周晓文说，《秦颂》是大秦王朝的国歌，贯穿影片始终的故事，就是秦始皇要高渐离作《秦颂》，而高渐离这位燕国遗臣，面对灭亡自己祖国的敌人，誓不作颂歌，而秦王的女儿栎阳公主又爱上了高渐离，于是，演化发展出来这曲曲折折，恩恩怨怨。前几日，记者赴涿州中央电视台影视城， 采访正在那里拍摄的《秦颂》剧组。因为电影 还没拍完，看不到什么东西，就只能听几位说说《秦颂》。<br> 听姜文说《秦颂》<br> 为了演秦始皇而养了一身肥肉，蓄了两撇胡子的姜文，在涿州的外景地宿舍还贴了一墙《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海报，在采访的几十分钟里，还用电话遥控着影片在全国各地的发行情况，问他对《秦颂》的感觉，他很坦率：“我不喜欢，主要因为这是古装戏。你想，穿着那蟒袍玉带，满嘴之乎者也，动不动就朕如何，如何，这个秦始皇很难演。再者，他毕竟是统一六国的始皇帝，得有那种号令千军万马，挥剑驰骋疆场的帝王气派。可剧中全是他和高渐离斗心眼的事，皇帝的“威”劲儿拿不出来挺叫人烦的。”烦归烦，姜文还是演了。说起原因，他有点闪烁其词，说主要是此片的出资人陈坤明是好朋友，盛情难却。当然，这是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记者听说此片给姜文和葛优的片酬颇高，而姜文大概与此片的制片人还有其它的合作项目，也许这些都是姜文接下这部他自己不太喜欢的片子的原因。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演戏，拿片酬，这是合理合祛的事。虽然是为钱拍的这部片子，姜文还是很认真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指出史书中记载这段历史的几处不妥：在司马迁所著《史记》刺客列传中提到荆轲刺秦王时，秦王站起，拔剑，剑太长，拔不出鞘。于是秦王绕柱而逃，众臣喊：王负剑！秦王乘荆轲躲侍医夏无且投来的药囊之机，把剑推到背后拔出，刺倒荆轲。姜文说，此处至少有两处与常情不符。第一，秦王临朝，众臣不得带兵器，站在台阶下。可是当秦王遇刺爬起来围着柱子跑时，这些大臣不上来扑救，而是等一个医生来扔药袋，不太合情理。如若我为秦王，逃脱此难，非把这些大臣全宰了；第二，我试过多遍，剑放在腰前，是两臂张开的最大距离，如果在前面拔不出剑来，那么把剑推到背后来同样拔不出来。这场戏我没办法演。我真想通过新闻界，问问有学问的人，告诉我这剑怎么拔。<br> 听葛优说《秦颂》<div> 葛优说，这戏都拍了一半了，可是我还没找到感觉。也许得等戏拍完了，我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问葛优对演这戏的感觉，他就开始说段子，打哈哈。逗得记者们笑得前仰后合，也没说出几句能登大雅之堂，能见报的话。可是导演周晓文对他评价颇高，说他悟性好，感觉也准确，戏演得很到位。 <br> 听周晓文说 《秦颂》<br> 虽然《秦颂》讲的是一个历史故事，可是周晓文说：“这是我们编的故事，我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对历史负责。我只要对电影观众负责就行了，就是要拍一部好看的电影。” 周晓文嘴上是这么说的，可是只要一和他谈到创作细节，他还是经常露出对历史的认真。说起影片中的服装，他讲秦时没有那么丰富的染料，所以有秦人喜皂色一说，影片中的服装绝大部分是黑白两色。再说建筑，周晓文说秦时没有油漆，所以全部建筑是本色。说到道具，他说全是参照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漆器仿制的。秦汉应该差别不大。<br> 只是为拍一部好看的影片，投资四千万人民币，这么多钱怎么花呀！听到我这个疑问，剧组里一位先生不高兴了： “别说四千万，就是再给我四千万，我也能花出去。”<br> 说是可以这么说，可是拍电影的投资不是让你去买花园洋房，也不是去让你花天酒地的挥霍，而是让你拍出的电影从画面内容和制作水平上，能看出值四千万才行。这要求导演的不是摆阔，而是要有出色的想象力，知道怎么花这笔钱。周晓文说出这部影片5处需要大投资：一是设备使用最好的；二是演员片酬高；三是摄制组庞大；四是影片周期长；五是这部影片要作2至3分钟的电脑动画，仅此一项就需一千万元以上的人民币。其实，前一、三、四项都是虚数，比如摄制组大、周期长都是可以控制的，即使租用世界上最好的器材，其价格也不会呈几何基数上涨。而导演话中最关键的是电脑动画。<br> 周晓文解释说，秦王占领燕国，骑着战马踏上燕王的宝座。那战马也作飞扬跋扈状，在燕王的皇座上拉了一泡屎。这个画面如果让马来完成，大概很困难，就只有用电脑动画了。再有一些大场面，如战争，秦王登基，三百里阿房宫等。<br> 不错，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是用电脑特技把一千多人变成了成千上万人。那是因为美国演员人工贵，用电脑动画是省钱之举。而这是在中国，人工相对便宜，如果不拍这便宜的真人真马的实景，而要花大把美元去做电脑动画，可是有些本末倒置了。由此，从琢州《秦颂》之中听出了一点弦外之音。现在一些电影制作人，都在用影片大投资这一点来标榜自己的影片。似乎大投资、大制作定会出精品。其实不然，其一，是不是真的投了这么多钱？其二，这些钱是否花的都到位？其三，拍出的影片是否能值那么多钱？其四，花了那么多钱能不能收回？这些问题不光投资《秦颂》的老板要考虑，凡是谁为中国电影投一把资的人都要考虑、进而引伸。凡是从事中国电影制作的人也都需考虑。</div> 龚玉岩站起来了<br>1993年9月11日<br>三天前，何鲁丽副市长专程赶到昌平，希望龚玉岩为北京队拿第一块金牌。可是在赛场上龚玉岩摔倒在地，被取消比赛资格。今年22岁的龚玉岩参加自行车训练已快6年了。他身体素质好，聪明又肯于吃苦，所以他的运动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近几年，他几乎包揽了这个项目全国比赛的冠军。而这次全国大赛中，在各界人士殷殷重托之下，又在北京父老乡亲的面前栽了这么大的跟头，龚玉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br>自行车队里的领导腾出一间房子让龚玉岩单独住，劝阻了要来采访的新闻记者，掐断了亲友们打来的询问电话，让龚玉岩把心静下来。<br>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大家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的心情，只是相互拍拍肩、捏捏手。这次龚玉岩在前，当骑到两圈半时，曹成珠突然加速，一下甩开龚玉岩四米多。场内观众不约而同的发出一声惊叹，继而爆发出狂热的呼喊。龚玉岩像是被喊声惊醒，抬起身猛蹬直追，终于在冲过终点的一瞬间超过了曹成珠，为北京队夺取夺得一枚金牌。走下赛场，龚玉岩仰天长啸，一声嘶喊。，把几天来的晦气一吐而尽。领队悄悄对记者说:“龚玉岩站起来了，他成熟了，虽然我们丢掉了一枚金牌，但我们得到一位成熟的运动员。”<br> <h1>胡 炳 榴 和他 的《商 界》</h1>宣传手册1990年3月16日出版第六期<div>春节前，广州珠江电影公司的导演胡炳榴带着他刚刚拍成的上下集故事片《商界》来到寒风肃杀的北京，在大华、首都、地质礼堂与北京的观众见了面。在影院的舞台上，胡炳榴自称是“弃农经商”的导演，而《商界》又正好是他步入“商界”的第一部作品。<br>在西城一家旅馆里，记者见到这位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导演。从他那高高的身量，挺直的腰板和那张鼻直口方、红光满面的脸上，仍可以看出当年演员的风姿。可是胡炳榴说，他并没有演过什么知名的角色，倒是他中年改行干导演后，连拍三部《乡音》、《乡情》、《乡恋》而一下走红，被人称作“农村专业户”。一些评论家、理论家也把“抒情、质朴、细腻、清新”的评价送给了他。似乎胡炳榴成了专拍农村题材影片的导演，由此才引出他“弃农经商”的后话。<br>胡炳榴初触《商界》原是为广州电视台拍电视连续剧的。没想到案头工作还没完成，就接到珠江电影公司的令箭，命他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作为公司的人。他先得遵命于“父母官”；作为一位电影导演，胶片比磁带的诱惑力更大些。于是，胡炳榴改弦更张地去拍电影，广州电视台只得另请高手执导电视剧。由电视跳到电影，胡炳榴发现自己找了个难剃的头。《商界》这部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大场景。人物众多，光有名有姓的就五十多人；关系复杂。就其主线来说，就有三家公司，一家银行，四个家庭，几对男女的婚外恋情。这么多头绪的东西，要在长度仅有三个小时的电影里说清楚都很困难，更何况还要平行发展，多方交叉，推出高潮了。而电视剧的条件则相对优越，可以一集接一集地干，十集不够二十集，三十集也可以。胡炳榴可谓是自讨苦吃。<br>胡炳榴是位进了校门出校门，出了校门进电影厂的艺术家。自称是经济问题上的门外汉，可是揽下这难干的“瓷器活”，就是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呀！他不得不另寻出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找一种简单、能抓住问题实质的方式结构出来。”<br>他找到社会文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变异作为框架，把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对人们在文化心态、道德观念上的冲击作为主线，用人们的商业经营活动、人物的感情纠葛等情节来表现这场文化的变异。胡炳榴精心设计了几个场景。<br>曾广发的星海公司是典型的个体户皮包公司。锅炉工出身的发仔，身上既有现代经济动物刁、钻、油之类的经营细胞，也有认命、信神等愚昧、封建的色彩。胡炳榴就营造了一个在高楼群和宽马路的夹缝之中的小楼顶上，有彩电、冰箱、录像机，也有佛位神龛的星海公司办公室。胡炳榴说：“这场景我在广州找了很久没找到，就叫美工和置景们在市中心给搭的。我想用这种矛盾的大杂烩的组合来把一些个体户们经济上爆发，内心又常处在强烈振荡、动荡不安的心态外向化、形象化，以此表现个体户那种独特而又畸形的文化心态。”<br>再一个场景是国营穗光公司总经理张汉池的办公间。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厦中，一块用玻璃墙隔出来的天地，一切都在横横竖竖的条条框框之中，看上去，一切都一目了然，似向四面八方开放，然而实际上所有东西都被牢牢地禁锢着。这就是胡炳榴对商品经济中一些国营大企业的看法。<br>在音乐和音响处理上，胡炳榴的《乡音》中有几段悠长清亮的放牛童牧歌，在电影界曾大受赞赏。而在《商界》中，都市的嘈杂喧闹又成了胡炳榴制造氛围、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在影片中，软绵绵的广东丝竹交杂在汽车、火车的轰鸣中，悠扬婉转的粤曲和广州话叫卖声，又与工地上的打桩声及飞机掠过的噪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交叉共融的画面。胡炳榴从文化心态变异的角度切入，其效果如何，观众看过影片后会有各自的品评。只是相同题材的电视剧也已和观众见面了，人们自然会把两部作品拉在一起说东道西，孰优孰劣也许有定论，也许并无定论。但从记者与胡炳榴交谈后，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电影《商界》是胡炳流的“商界”。<br></div> 皇帝•都督•留学生<br>——陈道明近事<br>1989年9月20日第三版<br>1988年“飞天”、“金鹰”两个最佳男主角奖都让中国电视艺术中心的演员陈道明拿走了。那么，这个尽人皆知的“末代皇帝”现在干什么呢？<br>记者在北戴河的海边碰见了他，一身运动服，一双耐克鞋，一副大墨镜，外加一顶标有雷欧——一只白狮子头像的遮阳帽，这就是我眼前的这位“末代皇帝”的打扮。再加上他一米七五的个头，宽肩、粗臂、大手和那黑黝黝的脸庞，都使我觉得他和那银幕上的溥仪有点对不上号了。他不是来度假的，而是要在这金色的海滩上指挥一场“赤壁大战”。原来，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山西电影制片厂、香港新海华电影公司三家合拍的大型历史故事片《关公》中扮演三国时代，东吴的水军都督周瑜。在这里正在拍周都督最威风、最得意的火烧赤壁的戏。<br>只见他银盔银甲，手执令箭，面对隔江燃起的熊熊大火，微微一笑，手中令旗轻轻一挥，自负、潇洒、风流倜傥，活脱脱一个水军都督周公瑾。<div>我上前问在他演完皇帝之后又干了些什么，他说前些日子留洋日本，在中日合拍的三集电视剧《留学生》中扮演一个在日本留学多年的中国学生崔明义。在剧中，从他接触的几个新到日本的留学生身上，反映出新一代留学生到日本以后发生的许多变化。这部剧将在国庆节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从皇帝到留学生，又到水军都督，陈道明下一个角色是什么呢？他说，上海电视电影制片厂黄蜀芹导演约他去拍十一集电视剧《围城》，他在剧中饰演方鸿渐，看来他又要当教书先生了。<br></div> <h1>金 秋 再 相 会</h1>—访美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塞尔吉奥•弗朗基<br>1988年4月13日第四版<br>料峭早春，美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塞尔吉奥•弗朗基兴致冲冲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对这里的一切都新鲜。过去，在弗朗基的心中，中国和神秘是同义词。直到两年前，弗朗基结识了靳羽西女士，在他主持的《看东方》节目中，才开始了解迷雾后面的中国。去年，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来华演出获得成功。弗朗基听说后兴奋异常，恨不得马上也到中国来。通过靳羽西女士牵线搭桥，通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多方努力，终于决定今年九月，弗朗基将在北京举办独唱音乐会。性急的弗朗基等不到秋天，春天就带着夫人来了，他要先来看看，转转，谈谈。<br>“您初次来华，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br>“人太多！天哪！到处都是人！中国人很友善，有礼貌。不像我们意大利人说话都是大嗓门。”说起家乡，弗朗基话多了起来。弗朗基生在意大利克罗摩纳小镇的一座三层小楼上，父亲是位摄影师。儿时的弗朗基好哭，嗓门大，爸爸几次，要把它从窗户扔出去。现在，作为歌唱家的弗朗基幽默的说：“我的嗓子就是从小哭喊练出来的。”弗朗基从10岁起就登台演出，青少年时期一直演唱流行歌曲，直到23岁，他才从师学习正规的美声唱法。1963年弗朗基移居美国，因在周末电视节目中演唱“幸运之歌”和“负心的人”而一举成名。从此他经常在周末电视节目中露面。1967年，弗朗基登上了纽约百老汇舞台，演出“我听到了华尔兹吗？”成为美国歌坛上的明星。明星的生活并不轻松。从1983年开始，弗朗基主演歌剧《第九》，一直演到1986年，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常常是每周演出八场。回忆起这段经历，弗朗基一个劲儿地摇头：“像自杀一样。”弗朗基说：“我在25年的舞台生涯中，只有五次因病没有参加演出。”艰辛的劳动使他赢得了荣誉。1985年10月8日，弗朗基被选为纽约市最有声望的人，走在庆祝哥伦布日游行队伍的第一个。<br>谈到今年秋天将在北京的演出，弗朗基兴奋不已。他谈了一段往事：“在我第一次到白宫为总统演唱之后，里根夫人问我：‘你演出后有什么感想？’我说：‘我像是在云里，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现在也想说这句话，美国和中国相距这样远，以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到中国来，为中国人唱歌，而今天来了。我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的歌。”说着，弗朗基哼起了《康定情歌》和《牧歌》。“我还要唱中国现代歌曲。到秋天，我一定要多学几首中国歌。”<br> <h1>井上靖和《敦煌》</h1>1988年5月11日第二版<br>5月5日下午，81岁高龄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端坐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舞台正中。他是作为日本中华电影访华团名誉顾问来参加日本彩色故事片《敦煌》首映式的。<br>故事片《敦煌》是根据井上靖先生三十年前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说起井上靖先生创作这部小说，还有段趣事。井上靖先生在小说出版十几年后，才有机会亲临敦煌，亲眼看看他笔下描写过的景物。他的写作完全是凭借历史资料和他那丰富的想象力，向人们描述这曲折动人的故事。除了《敦煌》外，他还写了《杨贵妃传》、《苍狼》、《洪水》等近二十部中国历史小说。他创作这些作品的基本素材大多是取自《史记》和《汉书》。他非常注意从历史资料中汲取养料。他使用各种方法收集图片和文字资料，并凭借这些资料进行构思、写作。井上靖曾写过一部描写宋朝时河南开封的小说。他的创作依据就是一书（《东京梦华录》）、一画（《清明上河图》）。井上靖风趣地说，这样的创作仍旧可以做到真实，如果有谁想深掘地下开封古址，那一定能挖出他笔下的许多东西。<br>至于井上靖为什么要写《敦煌》，他在影片结尾告诉观众：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人们从敦煌一个洞穴里掘出了经卷、绘画等四万多件珍贵文物，被称作是本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但是，这么多的经卷和佛像绘画是什么人所作，为什么埋藏在千佛洞中，至今仍是个谜。井上靖先生在通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后，从这千古之谜中引出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人类文化遗产特有的惜恋之情。就像《敦煌》的导演佐藤纯弥说的：“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任何战争，但如果发生战争，人类在战争中不要忘记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br><br> <h1>大华观众谈《顽主》</h1>1989年4月26日第二版<br>峨影厂拍摄的《顽主》，是在本市和观众见面的第一部“王朔电影”。四月中旬，大华电影院第一天上映这部影片。作为只有890个座位的大华电影院来说，前四场的上座率只有61%，显得少了点儿。但影院的经理孙以清说：“按一般规律，上午观众少，下午和晚上多。前几天我们就曾试映了四场，平均上座率为93%。从上座率看，观众是喜欢这部电影的。”下午1时20分记者与观众一起在大华电影院看《顽主》，并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凡有兴趣者，看完影片后可参加座谈会。在放映过程中，观众席中笑声不断，观众被影片的情节牢牢吸引住了。放映结束后，有15位观众留了下来。他们中有工人、干部、教师、个体户、文艺工作者，其中13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一位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辞职当临时工的小伙子说：“这部影片我很喜欢。一是影片中的人物很真实，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所以看起来很亲切，二是看着高兴，哈哈哈哈一笑，觉得浑身舒服。有些电影看完之后，让人觉得沉重，一天都不想说话，而《顽主》不同，让人看了感到轻松。三是这部影片能让人想点事，它尖锐的讽刺了当今的社会时弊，这也是看后叫人心里痛快的因素之一。”一位小学女教师说：“我很喜欢这部影片，因为它反映了几个青年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们办事的出发点总是有很浓的人情味儿。但是我有点担心，学生看过之后，会不会产生读书无用的想法呢？再就是电影里有些语言太脏了，我不喜欢。”一位从事政治工作约50多岁的女同志说：“这部影片我可以接受，但看完之后感到非常苦涩。它所涉及的社会问题面很广，有的问题提得很深刻，揭露了一些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这些都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看这部影片，看完了好好想一想。”<br>参加座谈会的15位观众几乎都谈了自己对《顽主》的看法。表示非常喜欢这部影片的有5人，喜欢的8人，可以接受的2人。<br> 《同心曲》新作即将播出<br>1991年1月9日<br>市委宣传部去年组织拍摄的《同心曲》曾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近日，他们又推出26集电视系列新片，从明晚起在北京电视台（六频道）播出。这是记者昨天下午在该片的首映式上得到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坚和首都新闻单位一些负责同志出席了首映式。<br>去年，以北京人“衣食住行”为题材的电视系列节目《同心曲》，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观众打电话到北京电视台，要求多播一些这类题材的电视片。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市委宣传部又继续组织力量拍摄了反映北京社会生活的电视系列节目《同心曲》。这26集新片承袭了去年《同心曲》系列片沟通理解，唤起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创作宗旨，在摄制上保持了朴素真实、平易亲切的风格。表现题材方面也比去年有所扩展，它包容了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条战线的内容。表现手法更注重新闻性和纪实性，力图以其深邃的内涵和深强烈的感染力，在政府与市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解，心心相通的桥梁，激发了广大观众同心同德、建设首都的昂扬斗志。<br> 《中国电影周报》评出<br>建国四十年十大电影明星<br>1989年10月4日第三版<br>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主办的《中国电影周报》在第一届中国电影节开幕之际，评出建国四十年十大电影明星：<br>赵丹，主演过《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烈火中永生》等片。崔嵬，主演过《海魂》、《红旗谱》、《老兵新传》、《宋景诗》等片。白杨，主演过《为了和平》、《春满人间》、《祝福》等片。孙道临，主演过《渡江侦察记》、《家》、《永不消失的电波》、《早春二月》等片。于蓝，主演过《龙须沟》、《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片。王心刚，主演过《海鹰》、《红色娘子军》、《伤逝》、《知音》等片。谢芳，主演过《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泪痕》等片。刘晓庆，主演过《小花》、《芙蓉镇》、《春桃》、《红楼梦》等片。潘虹，主演过《人到中年》、《杜十娘》、《井》、《最后的贵族》等片。<br>姜文，主演过《芙蓉镇》、《红高粱》、《春桃》等片。<br> <h1>彩色纪录片《京剧》首映</h1>1990年12月19日第二版<br>昨天上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19集彩色系列纪录片《京剧》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首映式。<br>中央和北京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荣高棠、穆青等参加了首映式，并观看了《京剧的崛起》等几集影片。<br>这部影片是为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而赶制出来的。编导人员历时三年才拍成这部每集二十分钟左右，总放映时间达八个小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影片结合剧目片段对京剧艺术的方方面面做了较详尽的介绍，翻印了宝贵的资料镜头，拍摄了当代在艺术上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的剧目。影片具有知识性、艺术性和欣赏性，在表现上力求活泼多样，通俗易懂。该片将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向国内外发行。<br> <div>北京日报 1991年1月13日头版头条<br></div>好戏连台 名家荟萃 观众踊跃 高潮点起<br> 《 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div><h1> 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 圆满成功</h1>李瑞环等出席闭幕式观看 ，观看演出总人数达十七万人次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昨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降下帷幕，获得圆满成功。昨晚，来自全国各地370位京剧艺术工作者荟萃一台，联合演出了此次盛会的压轴大戏《京剧名家演唱会》。<br>李瑞环、李铁映、宋任穷、刘华清、李德生、洪学智、谷牧、王光英等领导同志和首都两千多名观众一同观看了闭幕式演出。出席闭幕式的还有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京剧界的知名人士。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在闭幕式上致辞。<br>这次活动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宋平、李瑞环、李铁映等同志多次观看演出。李瑞环同志作了重要讲话。<br>在三轮的观摩演出中，好戏连台，名家汇集。每天在4至10个剧场中同时上演不同剧团的不同剧目，共演出50台，166场戏，其中包括给工厂、农村、大中小学送去的34场戏，总剧目达156个。来自中直及各省、市、自治区及港台的京、徽、汉、秦、坤、婺剧演出院团共50个，有近四千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观众上座率和观众总人数达17万人次以上，其中海外观众达1700余人次。观摩演出期间，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轮流播出参演剧目，使海内外未能亲临剧场的广大观众，也能一睹名人名角的迷人风采。<br>与观摩演出同步展开的京剧学术研讨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会议始终保持着不拘一格，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br>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次纪念活动不仅是一次京剧队伍的大检阅，京剧艺术成就的大展览，京剧创作经验的大交流，海内外热爱京剧力量的大联合，还是一次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成功之举。<br><br></div> <h1>群 起 攻 丑 记</h1>新春京城街头剪影<br>1990年3月27日头版<br>天桥剧场，几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起哄，激怒了观众。一声“滚出去！”唤起一片斥责声。在强烈的追光灯下，他们狼狈溜走。<br>2月16日晚，东方歌舞团在天桥剧场演出歌舞《海外风情》。7点15分，舞台上出现了一幅幅充满异国情调的画面。人们沉浸在美的享受中。这时，舞台右下角突然传来一阵阵怪叫声，七八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东窜西跳找座位，找到座位后又是吸烟，又是大声谈笑，还不时对演员们叫嚷，“下去吧！”“别唱了！”精彩的演出硬让这伙人搅了。<br>演出到一半，观众对他们不停的起哄无法忍受了。一位观众突然站起来，要求暂停演出，同时，大声斥责那伙人：“太不像话了！滚出去！”剧场的追光灯也调转过来，直射那几个人身上。顿时，观众齐声斥责：“滚出去！滚出去！”在强大的正义之声中，在观众目睽睽之下，那伙人狼狼狈的溜走了。<br>地铁车站，七个酗酒人打骂检票员，一老人大喝：“这还了得？！随便打人，简直是土匪！”三十多位乘客立刻挺身而出，团团围住，一片喊“打”镇住了逞凶放狂人。<br>2月20日下午5时40分左右，地铁崇文门站检票口，七个喷着酒气的男青年晃着三四张月票直闯而入。检票员陈宝芳拦住后面的几个要查票，前面拿着月票的返回来破口大骂。主任值班员刘杰民上前叫他们出示月票。这伙人又把刘杰民围了起来，连推带搡。售票员桂淑霞上前解围，没想到一个歹徒竟然抓住了她的手反拧起来，又打又骂。这时，目睹此事全过程的一位老人勃然大怒，高声吼道：“这还了得？！随便打骂履行职责的工作人员简直是土匪！”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打这些流氓！”像是一声号令，三十多位乘客挺身而出，一起冲向那伙人，将那七个人团团围住，站台上一片喊打声。刚才还在耀武扬威的这伙人被正义的呼声震住了，吓得夺路而逃。其中三个被当场捉住，送交公安机关。<br>8路公共汽车上，四乘客装傻充愣欲逃票。售票员追喊：“想溜？没门！”过路人帮助堵截逃票者，都说：“该罚！”<br>3月4日晚6时15分，一辆8路公共汽车在榄杆市刚刚停稳，四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从车上一拥而下，拔腿就走。售票员连喊数声，叫他们出示车票。那四个人佯装听不见，头也不回仍往前走。售票员跳下车，追上其中一个喊道：“想溜？没门！”听到喊声，过路的人把其余三人截住。有的说：“该罚！看他们还敢占国家便宜。”有的说：“把他们拉总站去！”<br>四个逃跑逃票者被罚了款，在众人的指责下，灰溜溜地走了。<br>3月12日晚8点，一支护街治安队在北京火车站一带巡逻。治安队员魏宪龙、张东林发现五个男子在9路公共汽车站行窃未遂后，溜进京门快餐厅。他们两人与巡逻至此的郭奎武、蔡敬宇商量，打算把这五个带回派出所审查。魏宪龙、郭奎武走到柜台前，让正在买酒的这五人出示身份证。这伙人做贼心虚，一听这话就想逃。郭魁武上前抓住一个小偷的手腕，掏出手铐，“咔嚓”一声铐住，其余四人分头逃窜。此时，店里哄乱起来，许多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躲闪。“大家不要怕，他们是小偷。”治安人员这一喊，使人们清醒过来，很快镇静了。有的冲进人群向小偷扑去，有的迅速将小偷随身带的东西抓在手里，有的忙去忙去关上餐厅大门••••••短短五分钟，五个小偷全被戴上了手铐。 <br>南池子路口，一”丰田”快速拐弯,险些撞倒人。路人喝令车停下，司机却说：“人撞了车”。过路者纷纷说“公道”做错了就应该道歉！撞人者脸红赔不是。<br>3月17日下午三点半，长安街南池子路口，一辆黑色丰田小轿车由东向北快速拐弯，眼看就要撞到人行横道上的一位行人，同行者眼疾手快猛拉一把，小车碰了行人的左臂飞驰而过。路上行人大喊，车才停下来。一位穿着时髦的司机从车上慢慢走过来，对众人的指责不以为然，指着被撞的人说：“不是我的车撞了你，是你撞了我的车！”双方争执起来。<br>交警过来询问情况，那司机仍在狡辩。这时，旁边一位中年人对司机说：“小伙子，我说句公道话。你的车开得太快，要不是别人拉得快，那同志大概已经躺在你的车轮下了！”一位老者也说：“是你做错了，下车来应该问问人家伤着没有，再道个歉，也就结了。可你倒好，不但不道歉，反而说行人撞了你的车，这就不对了！”一些过路人也围过来指责那司机。撞人者脸红了，老老实实向那行人赔礼道歉。<br> <div>1988年12月6日第一版<br></div>上海掀起“北京人艺热”<br>——观众为精湛的艺术倾倒<br>据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报道，最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携五部各具特色的话剧精品南下上海，与其精湛的艺术在沪掀起了一场“北京人艺热”。<br>11月下旬，北京人艺140余名演员带着《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磐》、《哗变》、《推销员之死》五部话剧赴上海演出。此消息见报后，上海出现了一股“北京人艺热”。11月18日售票那天，清晨5时30分就有人在美琪大戏院售票处等候买票。9时开始售票，北京人艺将去演出的美琪大戏院、长江剧场门口排起了一百多米的“长蛇阵”。队中既有古稀老人，也有十多岁的初中生；既有干部、职员、教师、大学生，也有工人和营业员。一位看过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的老人说：“1961年在上海大舞台看北京人艺的演出时就想，什么时候能再次欣赏他们精湛的艺术。不料一等等了27年，太久了！”两个剧场的经理诉苦道：“每天来要票的电话就有几百个。真想把一张票子分成五张。”两个剧场数千张戏票，不到半天一售而空。<br>北京人艺的演出不负众望。首场《天下第一楼》以其浓郁的京味征服了美琪大戏院里的一千二百名观众。跌宕的剧情、精湛的演技，牵动着观众情绪的起伏，台上台下形成热烈的交流。场内时而静的出奇，时而掌声笑声一片，赞叹不绝。<br>几天来美琪、长江两个剧场外拥着许多等退票的人。当长江剧场演出最后一场《推销员之死》时，一些无票观众迫不及待的拥进场内，要求北京人艺加演。<br>上海市文化局为祝贺北京人艺演出成功，专门举行了酒会。<br><br> <div>1991年1月8日头版头条<br></div>市委市政府隆重表彰艺术佳作<br>《渴望》《画龙点睛》《盛世行》<br>市委、市政府昨天上午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奖励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以及新编历史剧《画龙点睛》和民族乐舞《盛世行》。市领导李锡铭、陈希同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并向获奖剧组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同时，还公布了市委、市政府将设立北京文艺大奖的决定。<br>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五十集大型室内电视剧《渴望》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很大成功。北京京剧院二团排演的京剧《画龙点睛》和北京歌舞团排演的民族乐舞《盛世行》也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这三部作品在繁荣首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化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此，市委市政府向这三部作品的剧组全体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给予了嘉奖，并发给《渴望》剧组集体奖金十万元，《画龙点睛》剧组三万元，《盛世行》剧组三万元。<br>市委书记李锡铭在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中，文化艺术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第一线。特别是前几年，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都非常复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造成许多人思想混乱，终于导致前年那场政治动乱。他说，过去，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没打赢我们，又用冷战与我们斗了几十年，也失败了。现在，他们又采用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狂热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妄图把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甚至整个历史都否定掉，以达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的。从反对思想颠覆和文化渗透这个角度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站在第一线的战士。李锡铭说，这三部作品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性。我们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真实的再现生活。作家、艺术家要像我国一位古人在评论文艺作品时说的那样：“饮真茹素”。“饮真”就是要把真实的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来吸收。“茹素”，就是要善于运用朴实的手法，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本质的分析和反应，这样的作品才能取得成功。李锡铭希望文艺工作者站在抵制和平演变的第一线，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使人民大众了解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更加信心坚定地建设社会主义。<br>市长陈希同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文学艺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鼓舞人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在谈到将要建设的“北京文艺大奖”时，他说，我们就是要正大光明的讲清楚我们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绝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占上风。<br>昨天的表彰奖励大会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坚主持。市委副书记王光宣布了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决定。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京京剧二团、北京歌舞团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这三部作品的创作经过。三部作品的主要演员和编导出席了大会。《渴望》中饰刘慧芳的张凯丽、饰宋大成的李雪健，饰刘大妈的韩颖，以及《画龙点睛》中饰李世民的张学津、《盛世行》中的独舞演员王丽在主席台上与市领导一起就座。首都新闻界、文化界近二百人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市领导还有白介夫、李其炎、汪家镠、张建民、孟志元、袁立本、张百发、黄超、吴仪、何鲁丽、铁英、黄纪诚等。<div><br>昨天上午，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表彰、奖励《渴望》、《画龙点睛》、《盛世行》的大会。市委书记王光宣布了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决定。决定指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五十集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自播放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剧以朴实的故事，清新的格调，细腻的手法，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精华，讴歌了社会主义高尚的道德情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未来世界执著的追求和强烈的渴望。它的成功，为繁荣首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深化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教育，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出色的贡献。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渴望》的编导鲁晓威、李晓明等同志演员，张凯丽、李雪健、韩影等同志，以及《渴望》剧组的全体同志，授予荣誉证书，并发给集体奖金十万元。<br>北京京剧院二团新编历史剧《画龙点睛》公演以来，誉满京城。它以深刻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鲜明的人物塑造和生动的表现手法，是京剧这个古老的艺术品种，在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廉政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对《画龙点睛》的导演宋捷等同志，演员张学金、阎桂祥、王文祉等同志，以及《画龙点睛》剧组的全体同志，授予荣誉证书，并发给集体奖金三万元。<br>北京歌舞团创作的大型民族乐舞《盛世行》首演至今已逾百场，深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它以恢弘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和动人的画面，引导观众神游故往。它的成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豪心和自豪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对《盛世行》的创作人员王熙、陶正、张松年、詹文奎和舞蹈演员王丽等同志及《盛世行》剧组的同志授予荣誉证书，并发给集体奖金三万元。<br>为了更好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更全面的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更加有效的鼓励优秀作品的创作和文艺新人的成长，以促进首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北京文艺大奖。这项大奖的名称，奖励的档次和评奖办法，将在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后，于近期做出决定。届时，对于《渴望》等被群众公认的优秀作品，市委、市政府将正式追授这项文艺大奖。<br>《渴望》是在相当简陋的条件下摄制成功的，摸索出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制作电视剧的新路子。为更好的促进我国室内电视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市委、市政府决定拨出专款，适当改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摄制环境、技术装备和工作条件。<br></div> <div>1990年5月13日第一版<br></div>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颁奖<br>昨天上午，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有六篇长篇小说和四篇中篇小说获奖。北京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获特等奖。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王震、李铁映、薄一波、宋任穷、方毅以及王忍之、贺敬之等到会并为获奖者发奖。彭真为大会写了书面贺词。在京的一百多位作家、学者及文艺界、出版界代表参加了大会。<br>中国大众文学奖是由中国大众文学学会设置的。该学会成立于1987年，是从事大众文学创作、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文艺工作者自愿组织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此次评奖范围是自1979年至1989年十年来发表的作品。此次获特等奖的长篇小说还有颜廷瑞的《庄妃》，星显的《钱庄风云》，冯育楠的《津金门大侠霍元甲》，刘少棠的《敬柳亭说书》，缪晓阳、张晖合著的《龙云出山》。中篇小说有孟伟哉的《旅人蕉》，黄建中的《534号征婚人》，张仲的《龙嘴大铜壶》，王宗翰的《齐寡妇的桃花运》。<br>在发奖会上，李瑞环同志在讲话中希望文艺界坚持“二为”方针和“双百”精神，做好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工作，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王震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打仗，进行建设，搞文艺创作，都是为了人民大众。薄一波同志在讲话中希望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汲取营养，创造出好作品。浩然代表获奖者在大会上讲话。<br> <div>1988年10月12日第二版<br></div>随摄影大师阿朗采访记<br>阿朗•赖宁格这个名字，人们也许比较陌生，但他拍摄的那幅名为“艾滋病”的照片却震撼了整个世界。那个身患艾滋病的患者，无力的坐在轮椅里，用失神的眼睛看着镜头，向这个世界告别。人们把这幅照片称为“世纪之病的铁证”，该作品获《1987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br>阿朗作为美国联系图片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此次来华进行采访、学术交流和联系办展览，将在中国呆四个月。<br>他要拍什么？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阿朗只告诉我说要拍中国的变化。那么，在一个美国摄影记者的眼里，什么是中国的变化？他又是怎样工作的？我决定跟踪采访。<br>9月29日上午，阿朗来到海军总医院，要拍著名气功师冯理达及同伴对气功医疗的研究。他对这里很熟，哪里是气功门诊室，哪里是研究室他都知道，工作人员也认识。原来他已是第四次来此地了。我发现阿朗有个黑皮小本，凡是要拍照的事他都记在上面。他还有一张快揉烂的北京市地图，上面画了不少红圈，每个圈都是一个拍摄点，边上注明拍摄的内容和拍摄的最佳时间。我看见地图上的鼓楼、日坛、朝阳剧场、前门、石景山游乐场都有红圈，就问：“这些地方您都想拍什么？”阿朗说：“日坛早上有跳交谊舞、迪斯科的人群，朝阳剧场门前的台球；还有许多很小的饭店都有卖可口可乐的。这些都是上次来中国时没见到的。”阿朗在海军总医院要拍摄一位气功医师向病毒标本发功的照片。他设想：在气功师发功的两只手中间用光打成蓝色，给人一种神秘感。我问他：“这是拍新闻照片吗？”他说：“当然！气功师发功是真实的，环境是真实的，光线运用是摄影者的造型手段，我可以根据我的想法，把我的理解、我的想法加进去。”<br>我问阿朗：“您这次在中国采访，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主题？”他说：“可以说有。我要拍的是一个既有古老的气功、针灸、武术，也有现代的健美、交谊舞和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双向的，既从西方引进技术，也向西方输出中国的技术。这些都是我想拍摄的，我要拍摄一个变化中的中国。”<br> <div>1990年1月28日第二版<br></div><h1>踏 雪 逛 庙 会</h1>—— 记白云观民俗迎春会<br>大年初一清晨，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便将北京城的街道、树木、院落染成银白的世界。天气那么冷，还会有人去逛白云观民俗庙会吗？<br>记者带着疑问骑车来到城西南这座始建于唐代的道观。刚一穿过白云观街东口临时搭起的牌楼，眼前便出现了一派热闹景象：一大早来赶庙会的市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您看，还有五头小毛驴披红挂绿，正忙活着接送游客。街道两旁那各色各样的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小吃摊上那一团团白雾裹着阵阵香味儿飘散在人群中。平日，白云观五彩牌楼前的空场显得十分宽敞。现如今那万福顺义文场圣会的锣鼓一敲，人群就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娃娃们被扛上了肩膀，人们蛮有兴致的围观那火爆火燎的龙腾狮舞。<br>还没迈进山门，又见这里围了一圈人，正欣赏两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郎在学抖空竹。虽然她们身着运动服，看似身手矫健，可就是摆弄不了这小孩儿玩意儿。围观的人群中有几个热心人挺身而出当场示范，一旁还有人得意地嚷道：“咱老北京谁不会抖几下空竹！”语气里颇有几分自豪。片刻，那空竹被抖得嗡嗡作响，人群里掌声、叫好声响成一片。<br>山门里的窝风桥是去年重建的，是白云观建筑中独具特色的一处。别处修桥为渡河，而此处修桥却专为窝风。相传，元朝长春真人丘处机在白云观中修行，观西有座庙，这座庙的住持将它命名为西风寺，取意为西风吹白云，想压过白云观。丘处机知道后，便在观里平地掘一深坑，架上石桥，桥拱从中隔断，使风不能从桥下吹过，起名窝风桥，以此与西风寺住持斗法。如今这窝风桥的桥洞里铺着红地毯，桥拱两边挂着的大铜钱被游人用铜板打的叮当响。突然，大铜钱中的小铜铃被人打中了，叮叮当当的铃声引来一位姑娘的欢笑声，她跳着，喊着：“打中了！我打中了！一年平安！”说着扔掉手中剩下的铜钱，拉着男友向院中跑去。<br>过了窝风桥，绕过灵官殿，一眼望见三座大殿前的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积雪已被道士们清除，清新湿润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幽香，耳中隐约能听到悠扬的道家音乐。游客们也从观外的热闹中渐渐地静下来，看看古迹，听听传说。<br>白云观的后花园名为集云园。大年初一，这里云集了一批书画名家。东长廊檐下，挂满了字画，焦秉义、黄衍，田寒、王德泉、李雪禅等画家抱着严寒为游人当场作画。天冷，墨汁刚刚倒在盘中，就结满了冰碴。焦秉义打趣道：“这叫墨豆腐渣。”黄衍掏出笔墨，用手捏软冻的梆梆硬的毛笔头，沾墨泼洒而去，片刻功夫，两只小猫跃然纸上。正当黄衍描猫眼睛时，一片雪花落在笔端，画家一抖腕、雪花和颜色都落在了纸上，猫眼顿时放出光亮。黄衍喃喃道：“难得，难得。”于是信手题下：“为贺春节佳辰美意，黄衍兴笔写于雪下。”候在一旁的一位中年工人当即取走。<br>天上雪花还在飘落，可庙会的人却越来越多。记者在离开白云观的路上看到一位老太太头上插着一朵鲜红的绒花，手里举着风车，便上前搭话。原来，这位住在城里的姚大妈，今年78岁，这两年，每年春节都要来逛白云观庙会。她说：“日子好了，过得舒心痛快了，就想出来逛逛。春节初一开个好头，这一年都顺顺当当。”我不由得祝愿她，也祝愿中国的老百姓今年顺利，年年顺利！<br> <div>1990年2月7日第二版<br></div><h1>厅 雅 何 须 大</h1>元旦前，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声像开发部在隆福寺大街开了一个小门市部，内有两个各容十几人的小型录像放映厅。开业之初，一些行家对其经营和管理的前景不太乐观。现在，门市部已开业一月有余，它的经营状况如何？2月2日上午10时，记者来到这里想看个究竟。<div>也许因为天气太冷，街上行人不多。可是放映厅前却聚集了十来个人，正围观橱窗里的录像新片预告。走进放映厅，只见五排小沙发上还空着五、六个空位，屋角放着一台71厘米的大彩电。服务员正放映美国故事片《毒巢历险》。我在最后一排坐下，暖风轻轻拂来，令人十分惬意。我身旁一对男女青年看来是逛大街累了，来此小憩。屋里的灯暗了下来，不时还有人走进放映厅。开演五分钟左右，十九个位子都坐满了。放映厅值班经理郭明对我说，开业一个多月，每天从上午10时至晚上8时半，两个小厅轮换放映13场，平均上座率在90%，日收入五百元左右。以此推算，两年后可收回放映厅的投资。<br>我问郭经理：“观众为什么喜欢来这里看录像呢？”她说：“厅小，环境舒适，节目新，是我们放映厅的三个特点。在隆福寺这条二百多米长的大街上，就有‘长虹’、‘东城区工人俱乐部’、‘明星’三座电影院，每个影院又都开设了录像放映厅，竞争是激烈的。但我们每天推出三、五个新节目，观众的选择余地大，常客和回头客也就多。”<br>这时，市电影发发行放映公司开发部两位主任前来放映厅检查工作。一位叫阮援朝的主任对记者说：“目前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扫黄工作，把那些非法出版的录像带清出了市场，同时应该用健康的正式出版的录像片来占领市场。我们办的隆福寺门市部是个试点，也许是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给文化市场增加一些优惠政策，把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扶植起来，这本身就是在清除‘六害’。”<br></div> 市委宣传部组织《渴望》等三剧组<br>慰 问 昆 明 湖 清 淤 大 军<br>昨天上午，天降小雪，颐和园昆明湖清淤工地上彩旗飘飘，歌声嘹亮。市委宣传部组织北京市电视艺术中心《渴望》剧组、北京京剧院二团《画龙点睛》剧组、北京歌舞团《盛世行》剧组及北京曲艺团部分演员，慰问在严寒中参加清淤工程的数千名工人、干部和武警战士，为他们表演了精彩节目。<br>上午九时，慰问团来到颐和园。昆明湖清淤指挥部副总指挥刘秀晨介绍了清淤工程情况，接着演员们来到十七孔桥边。《渴望》剧组演员凯丽、孙松、韩颖、杨青、庞敏、吴玉华、郑乾龙，《画龙点睛》剧组阎桂祥、王文祉、燕守平，《盛世行》剧组的王羽、潘菲；曲艺团的赵振铎、王学义等来到清淤现场，参加慰问演出。<br>参加清淤劳动的人们争相与《渴望》剧组演员们合影留念。凯丽在演出前说：“看到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为保护祖国的名园忘我劳动，十分感动。你们是可亲可敬的人，是人民的英雄。”演员们冒着小雪表演了京剧清唱、歌舞、相声等节目。演出后又参加了清淤劳动。<br> <div>1990年12月26日第二版<br></div>短讯四则: 老戏推陈出新 汉剧后继有人<br> 《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开拍<br> 《寡妇村》后又有《出嫁女》<br> 《多此一女》又拍成功<br>老戏推陈出新 汉剧后继有人<br>二百年前，徽班进京，与当时已在京的汉剧同台演出，以至“徽汉合流”孕育出荟萃中华艺术精华的京剧。<br>二百年后，汉剧进京，假座吉祥戏院把老戏《宇宙锋》、《秦琼表功》演的光彩夺目，脍炙人口，再次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印象。<br>《秦琼表功》的老本子情节分散、芜杂，各种交代太多。此番进京之前，汉剧两位中年导演方月仿、郑树成大刀阔斧地删繁去杂，把与主题无关的几场戏全部砍掉，只留下秦琼被李渊当作押粮汉子捆来，秦琼口出狂言，招来杀身之祸，不得不当面表功，以逃劫难，声情并茂，做舞皆精的一段戏。戏改短了，却精彩多了，在几十分钟内，演员们唱、念、做、舞，掀起几番波浪，几次高潮，剧情紧凑简练，恰到好处。去掉了老戏拖沓冗长的毛病，加快了节奏，适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此剧在武汉上演时轰动一时。<br>《宇宙锋》为汉剧经典之作，1952年举办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时，由著名导演崔嵬指导，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主演，获表演一等奖。梅兰芳先生称赞此剧，并与陈伯华切磋剧中的唱腔、身段等，使该剧达到完美的境地。此番来京，年方21的姑娘邱玲，主演装疯的赵艳蓉。在几位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她逐渐从模仿他人，到创出自己的风格。为了表现赵艳蓉假装的“病态”在唱“学一个疯魔女扭捏向前”时，她添了一组水袖舞蹈动作。陈博华看后欣然首肯，并鼓励邱玲，只要符合人物心态的技巧，都可以用。于是，一出演了几代人的《宇宙锋》，如今有了新面貌。<br>《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开拍<br>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最近在北京开拍。影片围绕着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这一件事，反映了毛泽东老年痛失爱子的悲痛心情。影片突出地描写了一个情：即毛泽东的父子情、父女情、夫妻情、战友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br>影片由方涛初、骆炬剧编剧，张今标导演。毛泽东由王仁扮演，他曾在话剧和电视片中多次饰演毛泽东。<br>《寡妇村》后又有《出嫁女》<br>五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在愚昧迷信谎言的诱惑下，用一条绳子上吊身亡。<br>这就是用叶蔚林的短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改编的电影《出嫁女》。<br>这是香港银都机构和珠江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片。导演王进曾因执导《寡妇村》而受赞赏。此片向人们展示了二十年代，源河流域偏僻山村的民俗风貌和封建迷信的残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br>此片五位女演员是：陶慧敏、沈蓉、剧雪、吉雪萍、池华琼。<br>《多此一女》又拍成功<br>“阿满”系列第十三部<br>张刚拍摄的“阿满”系列喜剧，从1983年开始，到今年已拍了13部。最新一部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投拍的《多此一女》。<br>影片以一个父母离异，而无人愿养的6岁女孩秋秋为线索，通过几个平凡家庭的趣人趣事，反映了当前社会上婚恋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部笑中含泪的作品是张刚阿满系列中的佳作。<br> <div>1990年10月18日头版<br></div>亚 运 村 新 客 盈 门<br>五洲大酒店迎来19个国家地区宾客<br>国际会议中心到年底日程都已排满<br>10月上旬，采访亚运会的境外记者刚刚离去，五洲大酒店和国际会议中心便迎来参加第54届国际电工大会的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亚运村的运动员餐厅也改做电工大会展览厅。整个亚运村已转入日常运行，为亚运会兴建的宾馆、公寓和各种设施,在举办亚运会之后做什么用？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br>日前，记者采访了亚运村的管理机构——北辰集团，了解到：从本月15日以来，五洲大酒店接待了参加第54届国际电工大会的325位境外宾客。他们除了在国际会议中心开会，还占了那里三个展厅举办展览，这还不够用，又将亚运村的运动员餐厅一层大厅变成展厅。与此同时，国际感光会议也在五洲大酒店举行。10月21日，电力能源国际学术会议将在这里开幕；23日召开的国际生殖生物学术讨论会，以及月底召开的第二届中日稀土交流会等一个接一个会议，把五洲大酒店和国际会议中心到年底的日程都已排满。作为亚运会运动员村的公寓楼已经开始出售；还有几家公司准备迁入这里的写字楼汇宾大厦。<br> <div>1990年10月19日头版<br></div>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命运的缩影<br>《圆明园的沧桑》今首映<br>江泽民为影片题写片名<br>今天，是圆明园被焚130周年的日子。深圳影业公司拍摄的大型文史记录影片《圆明园的沧桑》将在圆明园遗址公园首映，随后与全国观众见面。江泽民同志为影片题写了片名。<br>影片通过丰富、形象的史料和现实场景，细腻的再现了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伟大成就和一代名园惨遭劫难的惨痛史实，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命运的缩影，使人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才能使我国繁荣富强。影片长达一个小时，是在海淀区大力支持下拍摄完成的。<br> <div>《北京晨报》</div>《我们的留学生活》背后的故事之三<br>李仲生——一张最美好的脸<br>昨天晚上《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的是北京留学生李仲生的故事。今年47岁的李仲生是1986年赴日留学的。34岁离开北京时，他一句日语不会。就因为日本不限制上学的年龄，他到东瀛去圆博士梦了。在日本，李仲生从补习学校读起，而后大学、研究生、博士生一直读了13年。先是自己边打工边读书，后妻子到了日本，妻子全力打工，他全力读书。1996年老李想集资在国内建一所学校，将妻子十年来刷碗存下的400多万元日元，投到了一个诈骗组织设立的基金会。钱全没了，结发15年的妻子与他分居了。45岁的李仲生租了一间不到五平方米的小屋继续进行论文的写作。每周打2至3次零工维持每天啃面包的生活。48万字的论文终于完成。当他把呕心沥血写出的论文交上去之后，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通过。45岁的男人没有流泪，而是一边打工一边又从零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br>在采访中，纪录片导演张焕奇告诉记者，2000年1月，是李仲生再次提交博士论文的时间。现在，老李进行着最后的冲刺，一旦学成，他的想法是立即回国办学。在拍老李一家在分居一年后又在一起过年时，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张丽玲问老李的爱人：今年的年与往年有什么不同？老李爱人泪水一下涌出眼眶，哽咽失声。张丽玲不忍再触他们的伤口，转身让摄制组的人走开。可是摄影师远藤一弘不懂中国话，支着的摄像机并没有关上，于是最感人的一幕被记录了下来。一家人在一起谈了很多很多，李仲生用意大利语唱起了《我的太阳》。歌声在夜空中回荡。李仲生的故事是张丽玲最先剪辑成片的，她把这部编好的片子交到供职的大仓公司董事长手中。她原先只想对公司有个交代，这是他一年多来忙碌的结果。没想到董事长第二天要求公司所有部门领导都要看这部影片。几天以后，张丽玲被叫到公司会议室，董事长对所有的干部说：“片中这个人的收入是你们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可是你们看他的那张脸，是那样的平和、安详，这是我见到的最美好的脸。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可是他的脸上写着对生活的自信。而私欲、狡诈，使你们的脸变得狰狞、可恶！现在，我们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精神，像这个中国人一样的精神！”接着，他对张丽玲说：“感谢你能让我认识中国人，也感谢你给我们公司130年来没有过的机会，让我们了解中国。”<br>从那天起，张丽玲仍旧拿着大仓的工资，却可以不上班，成为大仓公司唯一的特殊职员。而她的工作由两个日本女孩无偿分担。为此，那两个女孩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9点。问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她们说，我们也想试试她那样的生活。<br><br> <h1>春节晚会不是时装表演</h1>过完年一上班，有人放出惊人语：大年三十晚上遭遇“流星雨”。问典出何处？答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几十个歌唱明星，几十个小品大腕儿，上百个伴舞演员，总共700多个星星在小小的荧幕上闪光，其“流星”的密度已令人咋舌，可更耀眼的是那令人炫目的服装，已然使“流星”成“雨”，喧宾夺主，造成灾害。<br>近年来，春节晚会的服装是越来越俏丽，越来越怪异。前些年曾经把服装表演搬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记得模特们身着京剧脸谱的服装，伴着“外国人把京剧叫做北京Opera的歌声在台上飘来飘去,时而组成一个个巨大的脸谱，时而变成一串串的彩蝶，倒也情味盎然，别具一格。而今年的晚会，没见到正经的时装模特,在台上走猫步，只看见明晃晃的一片，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头上戴着奇形怪状的东西，不知道赋予了什么独特的艺术内涵。<br>春节晚会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上面表所表现的一切，无疑都会引领潮流，成为时尚，服装也不例外。近几年夏天，穿着脸谱满街跑的，已大有人在，能说与春节晚会的倡导无关吗？但晚会毕竟不是服装发布会。在晚会播出前的一个新闻采访中，记者采访一位穿着华贵服装的舞蹈演员，“你表演多长时间？”她说：“大概十几秒钟，还不一定能在镜头前闪现。”这虽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演员们付出的辛苦，但我想到的是，这么好的服装有点糟蹋了，不知在别的演出中，能否再用。<br>各种电视文艺晚会浮夸之风日上，动辄上千万元，不少都花费在这些行头上。其实用不着这样，这些华丽的服装都只是衬景而已，观众要听的是歌，要看的是舞，跟着乐的是小品和相声，而不会是这些奇装异服组成的华丽背景。春节晚会不是什么时装表演。<br> <div>2001年2月21日《北京晨报》第八版<br></div>林 兆 华, 请 您 上 台<br>听说是经过了三个月的排练，《理查三世》终于在首都剧场登台。看了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总觉得缺点什么。最后的掌声显得有些犹犹豫豫，好像不知道戏是不是真的演完了。当台上的主演把手指向后排，一位老头从导演专座上站起的时候，掌声终于变得自信了，导演出现了，戏真的完了。我突然明白这出戏在演出过程的两个多小时时间里缺的是什么，导演林兆华应该自始至终站在台上，因为这台戏就是说他的。<br>说是莎士比亚的原作，可是当一群穿着一样的黑衣服，带着一样的表情，做着一样的动作的演员，用着几乎是相同的语调，絮絮叨叨念着大段大段你要是不熟悉梁实秋、朱生豪翻译的原作就根本听不懂的台词，这台词的内容对于观众来说，几乎就是无用的。我听说，一位优秀的演员念菜单能把听众念得满泪流满面，可见念什么内容是不重要的。在林兆华手里，莎士比亚原作也就是一份菜单。<br>台词听不明白，故事就无从谈起。不看故事就看演表演吧。台上的演员卖力气，真是卖力气！可就是看不明白他们浑身较劲地在干什么。由于演员都穿几乎一样的黑衣服，角色又都是稀奇古怪的外国名字，舞台调动又经常是满台疯狂地跑来跑去，场灯亮时，我身后的观众说：到了儿我也没分清谁是谁。可见角色在林兆华的眼里也是不重要的。因为角色是要有个性的，而一样的服装，一样的腔调，让观众连个儿都分不清哪里还有个性？哪里还有表演？哪里还有演员？可以说除了一位主演，其他全都是符号。<br>舞台美术有可圈可点之处：三面轻柔的白幕，随着人走，是遮掩密室的宫廷帷幕；停住不动，是高高的大墙；迅速拉动，又像是风卷残云山雨欲来。射灯照上去它成了演员玩灯影戏的幕布，放映机打上去，它又成了投影的银幕。我认为道具幕布是应该为剧情服务的，也许我的观念落后了，也许他们可以成为比演员还重要的符号，但在这里我只感觉到了视觉的愉悦，而没有领悟到什么意念的传达。<br>当两个多小时过去，场灯就是不亮，就是不让你挪窝的时候，也能渐渐看出点门道。发现里面有不少儿时玩儿过的游戏。有老鹰捉小鸡，有排排队开火车，有藏猫猫捉迷藏，有玩灯影，还有两排人拉着手来来往往“我们邀请一个人呀”之类。能把这些童戏与莎士比亚的名剧糅合在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表现，戏演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于戏是没有答案的，谁说它什么都可以，但重要的是林兆华。因为是他把这些东西，用这种方式裹到一块儿。让我感兴趣的是林兆华把这些东西掺和到一块儿的过程，这一定是一个脑瓜火花不断，异想天开，不断胡说八道，不断顺杆乱爬的过程，这个过程才是这台戏的精华。演示这一过程，观众肯定不会看着乏味。所以我要说：林兆华，请您上台。整台戏表现的就是林兆华。<br> <h1>能让我多听几首完整的歌吗?</h1>今年春节晚会，很多人感觉乱得慌，闹得慌.一大堆的明星满台跑，塞满了观众的眼，歌也是一首接一首，东一句西一句的，好像还没明白词，歌就飘过去了，还没听明白调,儿又换了下一首了，就像是卡拉OK大连唱。<br>春节晚会应该算是文艺晚会，歌曲自然是重头戏。前些年的春节晚会是以唱红几首歌，留下几首歌为标志,而自豪,而骄傲的。我们现在还依稀记得有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李谷一的《难忘今宵》、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包娜娜的《365里路》、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韦唯的《爱的奉献》、那英、王菲的《相约九八》、陈红的《常回家看看》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这些歌都是闻风而走，唱遍街头巷尾，传唱多年，成为歌中精品。<br>而今年，我们能记住哪一首呢？先回忆一下唱全的几首歌，章子怡的《把春天迎进来》，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调了，张惠妹的《给我感觉》倒是觉得挺熟，但不是在春节晚会上熟的，朴树的《白桦林》只记得有俄罗斯风味儿，黎明的《快乐2000年》好像还上口，其他的好像都记不得了。即使看着节目单，一个个地回忆，也想不起他们的调了。但从中央电视台得到消息，晚会上一共演唱了45首歌，也就是说平均到4个小时当中，每五六分钟就要唱一首歌。可我们的感觉还是没听够，没听全，没听明白。感觉好像只有四五首歌是由一位歌手唱完一段的。这感觉就好像原本想吃饺子，可上桌全变成了肉丸子片儿汤了。<br>从节目单上数，有名有姓的歌唱演员就有一百二十多个，要站在一起，也是黑压压一大片了。总共4个小时的晚会，一百二十多张嘴都要出声，导演也够为难的。不少星星还没看清长相，歌也没听出调来就下台了，留下的只有遗憾了。<br>虽然他们遗憾，可起码也算参加了春节晚会了，不管跟谁说都是个荣耀的事。可我们观众招谁了？连个歌儿都听不囫囵！那歌刚听出个调来，没了。那人刚看清长相，走了。这哪是看节目呢？那是逗人起急呢！我们想问问大导演，能不能让我们痛痛快快听大明星们唱几首完整的歌，也算是吃几个囫囵饺子，也算是过了把瘾呢？。<br> <h1>俗路子能否解俗套</h1><br>春节晚会已经快过去十天了，细琢磨一下，今年的春节晚会到底有什么可言。记者感党中央电视台是真放下了架子，不就是个晚会嘛！不就是给大家造一个热热闹闹的气氛嘛！不就是给大家逗个乐嘛！索性放下架子闹，闹个够，乐个够。<br>闹好办，几十首歌，几十个演员，串着唱，轮着唱，分开唱，合着唱。别管什么歌，什么节目，都弄一帮跳舞的，满台晃着，自然让人觉得热热闹闹。但要想让大家乐，就不太好办了。前几年有几个段子，是让大家从心里发出了笑声，比如：“领导，冒号！”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也记不清是哪段相声里的了，但这句话，却还让人时常从内心发出会心的笑。再有，姜昆说：“要把天安门广场改成集贸市场。”也是笑了多年的段子。还有《打扑克》当中的“小蜜吃大款”，也成了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些段子都是能让人从心底里发出笑声的。而在今年的春节晚会当中，却找不到这样的段子，虽然也让人笑了，可笑完之后又觉得没什么可笑的。<br>这回中央电视台确实放下架子了，节目中不敢涮别人，只好拿自己开逗了。先是各个栏目的主持人走马灯似地露个脸，说点自嘲解闷儿的话，摆出一副“我逗我自己，你们不能说什么吧”的架势，然后是金牌主持人赵忠祥、倪萍的对损，像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打倒在地，四脚朝天地问大家：“我都这样了，你们看着可乐吧？”但是让人觉得可怜多于可乐。不知晚会的编导们为什么这样来安排节目。<br>用闹腾和自残来取悦观众，是走了一条世俗化的道路，这里引进了港台文化的闹腾和相声艺术中当中的自残，可谓是双俗齐下，但是不是这样俗了，就能走出春节晚会已经形成的俗套了呢？应该说，中央电视台能够放下架子，找准晚会的定位，把娱乐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进步，但可怜的是，这些在中央电视台从业了几十年的导演们却不懂得娱乐，而只是学会些皮毛，拿闹腾和自残当做娱乐的精髓，结果就是今年的春节晚会。春节晚会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娱乐应该怎么乐？看来，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们应该面向地方台，好好学学了。因为迄今为止，中央台的娱乐节目，还没有让人称道的呢。娱乐也是门学问，不是仅靠媚俗就能走出俗套子。<br> <div>北京晨报</div><div>2000年1月27日第八版<br></div>王朔有点臊得慌<br>《无知者无畏》昨天在京座谈<br>昨天，王朔作为《无知者无畏》一书的作者，坐在外研社的一间会议室里，周围马立诚、陈晓明、李敬泽、周国平、贺绍俊、刘震云、刘恒、余华一干人等在说着王朔这本书的好话。结束时，记者问他：“感受如何？”王答：“有点儿臊的慌。”<br>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朔随笔集《无知者无畏》这两天在书市、书摊上都出尽风头。出版社说一版就印了22万册，已全部出手。对出版社来说，钱是已经到手了，而请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开个座谈会无非是要听些好话，报上一发，来个双丰收。<br>最先发言的是作家刘震云。他说：写作者心态最好的是王朔。80年代的文坛，如果没有了王朔，会失去许多趣味，而趣味对生活、对文学都是重要的。而后说王朔到了更年期，至于为什么这样说，他以一个王朔在雪地里修车发火的段子来掩饰。当记者一再追问，他说：他会变得好一些。刘恒是座谈会上唯一不叫王老师，而直呼小王的人。他说：王朔40岁以后写的文章他都爱看。小王显得成熟了，对文体的控制显得稳重、有策略，在写言论时文字自由一些，写小说反而显得紧，希望他回到40岁之前。但王朔是有胆量的，他把不能说的、私下说的、低声说的都大声说了。余华则说还没想明白，但觉得王朔坐在这儿听别人说好，不会太习惯。<br>学者们夸人的话需要反刍才能懂，马立诚把王朔和大众文化一起分析了一下：周国平说王朔形痞实不痞，骨子里还有严肃的东西；李敬泽说别看王朔跳着脚地骂了知识分子许多年，但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呀！是一个对所有文化、体制有战斗、批评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游击战士，像恐怖分子；陈晓明说王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贺绍俊则认为，王朔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非仕人话的知识分子••••••<br>会上有人问：你为什么现在开始写随笔？王朔说：老猜动机干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写小说要才华，随笔嘛，就随意写嘛！可以说我是才尽才写随笔，可以说我是为了卖这本书，我都认了，他们也别猜了。有人问这本书有盗版吗？王硕说，印盗版的工人现在都在回家的火车上呢，所以我们选这个日子出书。等他们过完春节回来，干什么都晚了。<br> <h1>为 北 京 人 自 豪</h1>《我们的留学生活》有三个故事给我最深。因为故事的主角是北京人，而这三个北京人真的让我感到自豪。<br>9岁的张素，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失落的泪水还挂在脸上，她已经奋起面对困境开始就抗争了。她的自信，她的勇气，她那不服输的心理素质，我为她感到自豪，从她身上感到北京人的希望。<br>28岁的陈晨，长得像于是之，那口才也有些人艺的味道，而最让我感到他是地道的北京人的，是他身上那乐天、幽默的生活态度。没钱，他说，学生就该没钱；没有姑娘相伴。他打打哈哈，乐呵呵独自钻进被窝；被房东赶出了门，他还自我解嘲地流落街头••••••困境，没有打趴下他。当他拿下硕士学位，被日本青年都梦寐以求的三菱商社录取时，我为他感到自豪。好样的！陈晨！<br>47岁的李仲生就想读书。博士是他从小就立下的志向。当他苦读13年，呕心沥血写下了的48万字的论文没有通过时，他没有流泪，我却流泪了。他又重新开始了！我只想喊：老李！加油呀！<br>在这部有关留学生的纪录片里，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各式各样的活法。只有这三个北京人，只有这三个人身上有那么股“轴劲”与众不同。他们锲而不舍，他们不折不挠，他们对困境的那种达观让我感到心灵上的相通。我只想说：北京人好样的！我为你们自豪！<br> <h1>在优越中看待磨难</h1>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完了，而观众的热情好像刚刚掀起，每天我们都要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我们的情感，随着他们那激动的话语一起激荡的同时，也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人们到底为什么而激动?<br>从打来电话的读者中看，一般都在四十岁以上，他们最急切的要求是希望重播，好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他们是把这部纪录片当做人生的教材来看的。那么，他们希望从这部“教材”中学到什么呢？是热爱祖国、为国家、为民族的精神？恐怕不能这样说。对于80年代出国的青年人来说，虽然有不少是为了报效祖国而走出国门的，比如，像李仲生那样，但更多的还是想出国看看，赚点钱，或希望能改变命运。为自己肯定是最主要的目的。<br>是学习他们的生活态度？这有些强人所难。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在如今要求所有的人用一样的方式生活，大概不太合理。比如李仲生那样执着，的确令人敬佩，可我离不开声色犬马，自知无力向他看齐，那么从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张丽玲说：“不管大家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只要您有感受，我就感到欣慰。”而我感受到的是人面临磨难的态度和接受磨难时的精神状态。<br>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近十几年来，我们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优越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忘记了磨难，人变得懒了，变得娇气了。所以，曾经受过磨难的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看不惯在优越中长大的青年一代了。许多读者在电话中发狠似地说：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也到日本去受受苦，去历练一下人生的磨难。<br>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劝说这些恨铁不成钢的家长。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磨难中得到升华的，如若坠落，岂不是害了孩子？我们能不能在优越中去感受磨难呢？实际上正是这部纪录片的意义之一。它把一些人在经受磨难时的状态十分真实的记录下来，让人感受到这些人生命中的魅力。李仲生、陈晨、韩松、王尔敏等人在日本留学生活所受的磨难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财富。而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当中的人，要吸取的是他们面对磨难时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br> <h1>我在台下看热闹 </h1>观众眼中的《图兰多》<br>在太庙上演意大利的歌剧《图兰多》是一件文化盛事；能进太庙亲眼看看在全世界也不过2万多人。有这眼福的应该是幸运之人。在被雨浇黄了两场之后，记者有幸成为9月8日晚的观众，混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人群中，看了一场“世纪末最伟大的制作”，有意无意之间看出了点“门道”。<br>8日阴了一整天，傍晚湿热难耐，6点多钟，太庙大殿前就聚集了不少等待进场的观众。与往日演出不同的是，观众入场之前要像上飞机一样进行安全检查。这使我想起国际恐怖分子拉登，他曾放言凡是有美国国旗、美国人、用美元的地方就是他袭击的目标。听着周围带着卷舌的美音，看着手里最低350美元的一张门票，觉得这安全门太必要了。<br>入场落座阵阵香气扑鼻，环顾左右，才知道什么叫晚礼服，女人必是袒胸露背，男人必是西服革履。这些在电影上见到的画面走到自己身边，第一感觉竟然是这“太夸张”了吧？这才感觉到，听歌剧应该是当回事来办的。再看看身边的中国人，就觉得太真实了，平时穿什么，这会儿就穿什么来了。还有穿汗衫、裤衩儿老头儿鞋的。看着是潇洒，可两种着装的人混在一起，总觉得那么别扭。不知是早市开在了歌剧院，还是歌剧院开在了早市。<br>张艺谋把山西的威风锣鼓当开场锣用，就是一敲鼓让大家赶紧落座。可鼓声响了半天了，过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同胞。想来老外可能是集体活动，有专车接送，国人迟到情有可原。可是戏已开场，也应弯腰急步匆匆落座才是。但是站在过道里仍像个公鸡似的大有人在。后面人说请别站在这里，答曰：“我躺这儿行么？”倒是颇具北京人的幽默，可这幽默叫我这北京人脸红。我是别人送我的票，问了问周围的中国人，都是白来的票。我问，要让你买票看么？对方反问我票价多少？看来最牛的不是买1250美金票的，而是看戏不问价的。虽然看了不少《图兰多》的资料，又写了一些《图兰多》的稿，可因为听不懂意大利歌词，我还是看了个稀里糊涂。台下看不明白台上一群胖子谁是谁的大有人在。散场之后，听到两个女士议论：“张艺谋真棒，能把这群老外从千里之外骗到北京来看服装表演，聪明！”<br> <div>1998年7月8日《北京晨报》第四版<br></div>张国荣情定《红色恋人》<br>——这个“共产党人”会得到观众认可么<br>张国荣在演《霸王别姬》的时候，凭着那身段，那扮相活生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青衣，于是在观众的心目中，张国荣是一个阴柔多于阳刚的人。可就是他要在电影《红色恋人》里演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想象中，他好像离《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孙道临，《烈火中永生》里的赵丹相去甚远。一个阴柔气颇重的人能演的像共产党员么？<br>电影红色恋人原来的脚本叫《红色女人》，张国荣接到脚本后，问导演叶大鹰：既然这部戏叫《红色女人》，那么叫我来做什么？当配角？叶大鹰想想确的确不太合适，那么就改个名字叫《红色恋人》吧。这样一改，也就把戏中原来若隐若现的“靳”推到了前台，成了影片中的一号男主角，张国荣也就成为了这个“靳”。<br>这个叫做“靳”的人是在白色恐怖的二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由于在战斗中身体多处受过伤，大脑中还留有弹片，以致当伤痛发作时，就会短时丧失神智，痛苦异常。为此，组织上将他留在上海，以求得到较好的医治。但“靳”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即使在治疗期间也没有忘记党的工作。他的精神和人格感动了一个叫秋秋的姑娘，他将自己全部身心交给了这个一半是正常，一半是丧失神智的男人，演绎出一段柔情万般却又异常悲壮的故事。<br>去年12月，当记者到上海拍摄现场，看这部戏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时，见到了张国荣。当记者问他演共产党员的感觉时，他却说：“我演的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地下党。”这真是一件奇事！当一个演员演完一部戏时，竟然还不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那么他演这个角色的心理依据是什么？他在表演中所借鉴的模特又是什么样的人呢？<br>张国荣说，他生长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共产党”对于他们那一代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名词。香港人对政治很淡薄，不懂得共产党、革命党、地下党的区别。但他看到剧本中的“靳”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英雄”的人物。<br>张国荣说，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在香港找到许多二三十年代的电影，看那时上海的生活状况，环境氛围，体会那时候人怎样说话，怎样走路。也看到了不少写地下党的影片，他觉得让他像老演员金山那样登高一呼，山摇地动的样式去演地下党，他演不来，他要演的是人物内在的力量，那种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所带来的人格力量。<br>记者问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的角色体验，在生活中应该会找一个模特来借鉴，那么在创造“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借鉴的是谁？<br>张国荣想了一会儿才说，我觉得吴宇森像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物，“靳”身上有许多性格，在他身上也有。<br>张国荣是一个以创作角色多样而出名的香港演员。他以演《英雄本色》、《胭脂扣》而出名，在《霸王别姬》中以男扮女装而得到世界级影星的佳誉。而在《风月》、《色情男女》等影片中，都是以柔弱、变态的形象出现的。在《红色恋人》中，他又要以完全不同的形象出现，他这个“共产党人”会得到观众认可么？<br> <h1>中 央 台 也 要 变</h1>今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好评不多，给人的感觉闹哄哄、乱糟糟，歌没听够，舞没看着，小品不乐，相声已然没了踪影。真像那句老话：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一台地地道道不伦不类的晚会。但我还是要说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句好话：中央电视台总算放下架子，开始懂得娱乐了。这对中央电视台来说，可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今年的春节晚会也许在历届晚会中不是一台出色的晚会，但在中央电视台晚会的历史上却会留下一笔，留下的是转向世俗化的第一笔。<br>说世俗化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晚会的歌舞表演整体风格极为港台化，从歌者的做派到伴舞的编排，以及服装舞美极尽奢华之风，都与港台之风没什么区别，已然从明光闪闪、花花绿绿中分不出时代特点与民族风格，整台节目不求水平有多高，只求热热闹闹；二是拿自己来调侃。这原本是相声、小品的招数，以俗为招牌的王朔、冯小刚之流的本事，这回中央电视台也抹开面子，拿自己开涮了。先是把众多栏目主持人拉出来，对每个栏目调侃一番，再让赵忠祥、倪萍这对“老金牌主持人”自己调侃自己一番。虽然这些都是一些世俗化的皮毛，但却使中央台一贯绷着的面孔起了一点儿褶儿。<br>可是世俗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的。就像娱乐也是一门学问一样，世俗也是一门学问。得俗的不叫人讨厌，俗的耐人寻味才是上乘。就像电影中的娱乐片，那是要大师出手的活计。中央台这几位导演应该说是电视晚会的高手。但他们只是唱颂歌的高手。在那些颂歌高唱的晚会上，他们可称得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且常办常新。可要说将晚会向世俗化转，今年这台晚会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这很正常，新东西谁都要从头学，甭管你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在新知识面前，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不少地方台已经在这条跑道上跑了一年多了。<br>甭管别人说什么，我是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是中央台要变了，要放下架子了。<br> <div>1988年9月《舞蹈》刊<br></div>来自五洲 走遍五洲<br>——访美国曼哈顿芭蕾舞团团长保罗•盖杜罗<br>初小玲 丁人人<br><br>“我们这个团的演员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美洲，有的来自非洲，还有来自你们中国的。我们这个团就像个民族大熔炉，就像美国社会的缩影。”当我访问美国纽约曼哈顿芭蕾舞团团长保罗•盖杜罗时，他非常自豪地向我讲了上面一段话。他们是结束了在昆明的演出后，于4月5日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演出的。<br>曼哈顿芭蕾舞团于1985年由保罗•盖杜罗和查拉•金恩夫妇创办。在纽约是最年轻的一个芭蕾舞团。团里有一批多才多艺的舞蹈家，主要演员查拉•金恩和罗伯特•诺罗都既是演员，也是舞蹈编导。团长保罗•盖杜罗也是演员，在4月7日晚的首演中，他还表演了一段诙谐风趣的舞蹈。保罗•盖杜罗认为；“一个好的舞蹈家应该是多面手。芭蕾是一种全面发展的艺术，不应该只拘泥于某一种风格、某一派别。”这是他的艺术追求，也是他选择演员的标准。他的每一个团员都必须具备古典芭蕾的基础和现代芭蕾的技巧。在训练时也是两种基本功都练。这样在表演时才能有较强的适应性和伸缩性，可以表演不同风格的舞蹈。<br>看过曼哈顿芭蕾舞团演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是一台具有浓郁美国风情的舞蹈。而美国风情的独特内涵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文化艺术，各种民族风情的融合。随着西班牙响板和摇滚乐的节奏，舞台上表演的也是弗拉门戈舞和爵士舞的组合，把地道的西班牙舞美国化了，表现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在美国生活的情景。<br>曼哈顿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是《格什温狂想曲》。在回答为什么要以格什温的乐曲为核心时，保罗•盖杜罗说：“格什温的全部音乐作品都体现了美国的文化精神。它的乐曲既有古典乐曲旋律优美的特点，又有爵士乐的活泼幽默感。美国人一听格什温的音乐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舞台上，在格什温《蓝色狂想曲》的音乐衬托下，格什温出现在舞台上，他的影子展示了他从街头音乐家、到小剧场的钢琴师、到纽约大音乐厅的著名指挥这一生走过的路。用舞蹈歌颂了格什温在美国音乐史上的地位。<br>曼哈顿芭蕾舞团的团员是来自五大洲的，他们的艺术也是采集于五大洲的。今年他们将去西班牙、希腊、法国、波多黎各等地演出，祝愿他们的足迹遍五洲，对他们的赞誉也传遍五大洲。<br> <div>1990年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br></div><h1>王 秉 林 的 悲 悲 喜 喜</h1>王秉林把他导演的《父与子》、《二子开店》、《金鞋》、《女模特风波》、《斗鸡》这五部影片全叫作“悲喜剧”。言外之意是:在观众乐得前仰后合时，心里会冒出点酸滋滋的味儿，没准儿笑出的泪珠还没干，又流下几滴伤心的泪。<br>王秉林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科班出身，影片没拍几部却写了八个剧本。除了五部自己拍，其他《生财有道》、《招财童子》、《人间恩怨》也都搬上了银幕，可谓弹无虚发，全是叫人笑得出声的戏。所以有人称这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中年导演是“喜剧专业户”。<br>“巧合”和“误会”是喜剧招惹人的高招，并屡试不爽。观众笑是笑了，往往得饶上一句“没劲！瞎掰！”因此，王秉林在《斗鸡》的导演阐述里特别强调：“不能只用巧合和误会拼凑一个逗人的故事躯壳，万万不可忽视了人物塑造。<br>从莫里哀开喜剧先河起，《伪君子》的达丢夫，《钦差大臣》里的安东市长，《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成为刻在喜剧丰碑上的人物。王秉林当然想在他们中间加几个中国人，可是难哪！王秉林说：“首先是选材难。找一百个故事，都能写成正据，却挑不出三个能写成喜剧的。二是拍摄难。哪根笑筋没摸准，’影射、’攻击’之类的大帽子现在不常扣了，可是影片公演就难了。还有“百花”、“金鸡”、“政府”三个电影大奖，评了十几次了，喜剧从没沾过边儿。是水平低还是不重视？••••••”这是喜剧创作者的悲凉。<br>从欣赏角度说，越是官高富有、道貌岸然的人被嘲弄、被揭露，越容易换来酣畅的笑声。看看那些知名的丑角，多多少少都沾点“权贵”。相反，小人物的蠢行丑事也会惹人发笑，但在笑的同时，也会引发出一些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情，甚至感发出一些感伤。<br>王秉林要在喜剧中塑造使人难忘的人物，就只能选择小人物。一是拍小人物“成活率高”，二是小人物那喜中之悲，使人物真实可信，也使人物有了魂。因此，悲喜剧就成了王秉林的创作模式。<br>于是乎悲和喜就成了王秉林影片中的两条线。他说：“喜是主弦，悲是和弦。”在《父与子》、《二子开店》、《金鞋》的旋律中，主弦是绝对强音。可是当《女模特风波》中春杏爬上塔吊准备自尽时，当《斗鸡》的婚礼上新郎用新娘做赌时，观众真的悲了，为影片中所反射出那些社会上愚昧、落后的现象而悲，也为剧中人物那多劫的命运而悲。<br>王秉林悲喜剧的路渐渐走熟了。自然他有他的绝招。他说：“关键是要使笑有内涵，使观众从笑声中品味到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情以及社会氛围等。在笑声过后，观众就能领悟到影片的主题。《斗鸡》中给鸡庆功、为鸡起名、人喝鸡药等一系列令人发笑的情节，都蕴含着一个生活哲理。这就是影片的主题：赌场毁掉的不是金钱，而是人。<br>在那里人们丢掉的不只是金钱，而是人格、人性、人味儿！<br>大喜大悲是养生之道之大忌。悲喜剧拍完了，的王秉林也趴下了。一个月里三次发病，半夜挂急诊，观察室里还住了三天。中年发病可谓一悲，可也是有一喜。王秉林说：“我拍的影片，观众喜欢就我最大的喜事。”刚刚拍完的《斗鸡》观众会爱看的。<br> 北京日报1988年11月4日 <div> 录像机逐步进入家庭，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录像节目的需求市场已经形成。然而，大部分录像节目带是以私下交换的方式流通的，公开的录像节目带市场占不了优势，其原因之一是缺少中间环节流通的渠道，因此这是—— <br><b> 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上)</b><br>1988年11月4日第一版<br>王府井的凯波电讯商店，最近一天就卖出近二百台录像机。我走访了本市几家经营录像机的商店，听到售货员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年的录像机‘站’不住柜台，有多少卖多少。”至于录像机销售数为什么增长这么快，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但是人们购置录像机的热潮，无疑使录像机的家庭普及率迅速提高了。在家里欣赏录像节目，已经逐步成为人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录像带节目的需求市场已经形成。<br>录像机买到家了，看什么？这是买了录像机之后自然想到的问题。找亲朋好友借盘带子看看，凡是有录像机的人，差不多都干过这事。然后把从张三那借来的转给李四，再从李四那换点没看过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录像带的流通市场。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录像带，大部分竟是以这种古老的方式传播着。这种交易是自发的，也是私下进行的。其流通的唯一保证是借带人相互之间的信誉。因此，这个市场的流量和规模也就无从而知了。更严重的是，这个市场的节目来源复杂，质量低下，一些黄色录像带也通过这些渠道恣意流行。公安部门感叹，近年来看淫秽录像犯罪案件有上升的趋势。这与录像带私下交易市场的昌盛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市场是管无从管，抓也难抓。<br>那么，公开的市场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在北京城里，能买到录像文艺节目带的地方大约有十几家。但“合法”的经营单位只有七家。广播电影电视系统有四家：复兴路甲14号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宣内大街110号北京音像公司经营部，新街口外小西天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门市部，北池子骑河楼的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此外还有三家只准卖国产节目的书店。除去这些，一些卖录像带的商店，卖录像机的商店，也在卖录有节目的录像带。从音像管理的角度讲，这是“违法”行为。可是他们当中有的竟摆在柜台里愣卖，有的藏在柜台下，有人问，就拿出来，没人问，就收起来。因此，北京到底有多少家在卖录有文艺节目的录像带，也就无从知晓了。<br>宣内大街110号北京音像公司经营部，是北京市较早向社会公开经营录像节目带的地方。9月8日，我在销售厅里转了转。有67种节目带正在出售，其中戏剧和教学片共有18种，余下的是电视剧和电影录像片，国内外各占一半。一盘90分钟的录像带价格在100元至160元不等。在不大的销售厅里，稀稀落落常有几个人在柜台前转转看看，买的人不多。在我采访的一个多钟头里，只有一个掏钱买带子的。我上前一问，还是掏公家钱的。经营部负责人老何说：“现在家庭买录像机的人，大部分还是买得起马，配不起鞍。花三四千块钱买个录像机，人们一咬牙，买了。可要花150元钱买个片子看。掂量来掂量去还是舍不得。这是因为，一、节目品种太少，没有选择余地；二、节目质量不高，没有保留价值；三、录像带上磁性信号到底能保存多久，心里没底。因此人们宁愿买空带子回去录来录去。但也有个人买带子，一买好几盘，我问了问，都是些先富起来的人。”<br>买不起带子，租总该租得起。北京音像公司经营部、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都开展了录像节目带的出租业务。每盘带出租一天三至五元不等，相当于五六个人看一场浮动票价电影的钱。看来，用出租的办法，人们还是能看得起的。北京音像公司经营部从1986年9月开展对个人租带业务，可干了半年就停了。为什么呢？负责人老何拿出了三个居民身份证、一个工作证和一个户口本。这五位都是借带子长期不还的。仅这五位，公司就赔了九盘磁带，损失合1080元。北京音像公司采用的是抵押个人证件租带的办法，还磁带时交租金。现在碰到了这些扔下证件不要的，还真没办法。说到第二个原因，老何给我算了一笔账：一盘90分钟的节目带购进价一百二十元左右，出租价每次三元，要出租40次才能收回最低成本，再加上人员劳务、管理费用等，一盘带要出租六十次左右才能够本。但是由于录像机质量好坏不齐，有些用户对磁带又不爱护。一盘用于出租的录像带用二十至三十次就已经不成样子了。所以开展录像带出租业务是赔钱的。第三个原因，出租的节目带经常被复制，版权得不到保护，也影响出租业务的开展。<br>北京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从1986年11月开展对个人出租业务的。他们根据出租电影片的经验，与租带户签订一个“录像带承租协议书”，划清责权，赏罚分明。再发一个“租带证”，收手续费一元。每次租带先交租金，后取带，把租带证做抵押。平均每个月个人租借在二百五十次左右。在开展业务的近两年当中，还没出现过一次拖欠不还的。到今年9月止，北京电影公司共有出租户头1708个，其中个人户头1002个。我问负责人老赵：“你们对个人租带业务的收入怎么样？”他说：“如果只算对个人出租的部分，那是赔钱的。但是我们采用的是单位高片租，租新片，保住经济效益，个人低片租，租老片，注重社会效益。也就是来了新片，先对单位租，放一段时间后再对个人。”我又问用户翻录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的回答是录像带和录音带一样，节目多了，租借方便了，没有保留价值的就不会去录了。这方面靠管是管不住的。<br>看来，北京电影公司的几位对录像带出租业务还是很乐观的。但他们的业务开展得也不理想。一千多个持证人，平均每天不到十个人来租带。许多用户都是租一两次就不再露面了。一个前来租带的小伙子说：“不太经常来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节目少，没的可挑；二是地方远点，为看一个片子来回骑车一个多钟头，太累。”<br>北京市公开的录像节目市场占不了优势，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中间环节，缺少流通的渠道。这和光有服装厂而没有服装店的道理是一样的。偌大个北京城，只有七个地方卖节目录像带，只有两个点办理对个人出租业务，太少了。这是目前北京录像市场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在采访近结束时，我欣喜地得知北京音像管理部门最近又批了一些经销录像制品的单位，北京市音像公司也准备在全市铺开录像节目的出租网。<br></div> <div>北京日报1988年11月7日</div>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br>——北京市录像节目带市场调查(下)<br>1988年11月7日第二版<br>从市场需求和销售部门的角度看，北京录像节目带市场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节目少。在北京公开供应录像节目带主要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中央电视台和全国29家广播电视系统所属音像公司的协作网，他们引进和拍摄的录像节目同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和北京音像公司互通有无。二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制作的电影录像片。三是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制作的节目和引进的海外录像节目。这三条渠道开通的时间都不久，其规模和流量还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br>北京音像公司在全国是成立较早的一个，他们于1984年开始拍摄为录像带发行的录像故事片。去年，该公司自拍了三部录像故事片，引进了四部国外故事片。负责录像节目的同志说：“造成节目少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拍片少。我们音像公司是自负盈亏的企业，国家不投资拍片。现在的情况是拍片的资金少，好本子少，创作人员的素质也不高，结果是拍出来的片子不太受欢迎，录像成本回收困难。第二方面是进口海外片审批通过的少。”负责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引进片管理的是广播电影电视部音像管理处。该处的同志说：“我们对引进片主要是质量上把关。现在引进节目数量少，质量不高，主要问题之一是我们引进的路子没有打开，买不到好片、新片。之二是好片、新片太贵，买不起，只好买些老片、次片。所以到我们这被卡掉不少。我们在审批片子时，对引进数量也进行一定控制，以此鼓励国产片的生产。”<br>自拍片赔本，引进片数量又少，能不能把电视台的节目制成录像带发行呢？中国电视国际服务公司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部门。他们现在就在做这项工作。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央台播过的电视剧一般卖不出带子去。电视剧《红楼梦》在电视台播出之前，我们就开始卖带子，可是中央台一播，原先订购的都退货了。对于这些节目，如果不计拍摄成本，他们能少赔或持平，如果算拍摄成本，卖一部，赔一部。负责录像节目的同志说：“电视剧一般没有反复看的必要，个人和一般单位不会买。而搞营业性放录像的单位，又嫌连续剧太长，不好组织场次。但像战斗英雄徐良的报告这样，有反复观看价值的，就卖的较好，至今已卖了三千余部。”<br>现在各省市的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及电视剧制作单位都有录制录像节目的能力，但有些没有出版发行权和发行网，而大多数出版录像节目的音像公司，都因创建不久，制作能力不强。如果这两方面的力量能够通过正当的版权交易而相互沟通、合作，将会开辟国产录像片生产的新路子。<br>我突发一种假想，如果把《四世同堂》、《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卞卡》等中外连续剧分集出租，那将会怎么样？节目短缺会不会得到缓解？我把这个问题向我采访的所有对象都提出了。他们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提出了问题。这件事如果没有相应的出租点和管理力量，还是一个字“赔”。可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没人来干这件事。看来，公开的流通渠道不畅和节目少的问题又缠在一起了，形成了一个怪圈：由于节目太少，无法进行录像带出售出租业务的发展，又由于没有一定规模的录像带出售出租业务，限制了录像节目的发行量，使其经济效益不高，从而抑制了录像节目的生产。这就是北京录像市场“公开”的那一部分现状。<br>有心人也许注意到了，我在谈及录像市场时，总在前面加以“公开”的或“私下”的字样。这是因为北京太“大”了，和外省、外国联系的渠道太多了。各种挂着“资料片”、“参考片”、“科研片”名目的片子从各渠道流进北京。随着卫星地面接收技术的发展，还有从天上接收来的片子。所有这些片子，按音像管理规定是不能公开播放的，但他们却可以私下流传、转借。这就是“私下”市场兴隆的一面。那么，怎样才能使公开的市场繁荣起来呢？这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是“堵”还是“疏”？其实，大禹爷早已给了我们答案。<br> 北京日报1989年2月14日第二版<div>亟待整顿的录音磁带市场<br>去年9月17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下文查处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在发行《迟志强——拥抱明天》的盒式录音带中，大量卖招纸，严重违反音像出版的有关规定的问题。卖招纸指的是录音带出版单位不卖或少卖成品盒带，而靠卖盒带的封面来赚钱的方式。<br>去年8月，上面提到的这家出版社得知以迟志强名义录制的《悔恨的泪》（后因内容格调低等问题被停止出版）非常好卖，便以此推论，如果以迟志强的名义出第二版录音带也一定走俏。于是，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制作，只有迟志强在一头一尾讲几句话的《迟志强——拥抱明天》磁带出台了。《迟》带还在录制中，一些消息灵通的销售商就携款前来洽购。为了加速出版速度，该出版社在委托大连磁带厂代加工的同时，就开始以一元钱左右一套的价格出卖磁带盒的封面和磁带的AB贴。凡是购买五万套以上的客户，他们就给一盘工作母带，并给予委托加工书，由购买单位自行完成录制、包装和销售等方面的工作。<br>音像出版有关规定指出，出版单位可以委托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生产单位加工音带。这家出版社面对踊跃购买的客户，就不顾法规要求，把招纸直接卖给了销售单位，使二百二十二万套招纸流向全国。问题就出在一些销售单位拿到招纸和工作母带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去找专业生产单位用专用的设备加工，而找一些自制的盒对盒复录设备加工。有的干脆把招纸直接卖给贩卖音带的摊贩，让他们用双卡录音机复制出售，致使许多质量低劣的磁带，披着正牌包装，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这就和名酒厂把商标、包装卖给造假酒的行为是一样的。<br>国家正式出版单位可以卖招纸，投机商人就可以乘机翻印假招纸。当北京这家出版社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翻版印刷的假招纸时，他们自己也傻了眼。因为假招纸查不出来路，却都打着这家出版社的招牌。这家出版社落的个：劲儿也费了，批评也挨了，反而让那些买卖招纸、印假招纸的人赚了大钱。他们后悔也晚了。<br>出版录音磁带的单位大量卖招纸这种事情，《迟志强——拥抱明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去年年底之前，广播电影电视部发文停止出版的磁带中，还有大量招卖招纸的问题。为此，记者走访了音像管理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音像处。<br>他们认为，去年下半年是近来录音带市场最混乱的时期。由部里发文停止出版的磁带比前几年的总和还多。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一些磁带内容粗俗，格调低下，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像《黄泥塘》、《悔恨的泪》、《女贼》、《国际倒爷》、《丑妻要出国——烟酒流行热》等，以及用重金聘请迟志强、张行等进过监狱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演唱的磁带。（二）、“挂板”现象严重。一些非出版单位和个人私自录制工作母带，然后向出版单位购买出版号，或以合作出版等名义，搞非法出版发行，从中牟取暴利，破坏了国家单位音带录制、生产、发行的管理机制，造成了管理的混乱。而且，在查封的磁带中，质量低劣、内容粗俗的音带大半大部分是以这种形式出版的。（三）、卖招纸的现象从去年五六月间出现，到年底时，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搅乱了录音制品市场。（四）、最近发现了一些不经主管部门审批就出版的港台录音带。还出现假冒港台磁带的现象。东北一家出版社，请国内歌星演唱，录成磁带后，从香港画报上翻拍一张陈姓小姐的结婚照片制成封面，以《邓丽君——像故事般温柔》为题，大量发行，坑骗消费者。这种事前几年是没有的。<br>我国录音磁带市场管理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归口到广播电影电视部管。但在去年年初，主管权归属的问题引起了争议，致使去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主管部门无法管理的局面，这是造成去年下半年录音带市场全国性混乱的直接原因。<br>我国音像制品管理的有关法规，都是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来制定的。他们是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法规的执行者。近年来，我国的录音带市场发展很快，参与录音带市场活动的有文化、科技、教育等许多部门。经营录音带的有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的经销单位，这使音像管理工作遇到很多困难，要集中强化管理，就必须采取综合管理措施。只由一个或多个专业部门用行政管理的办法来管录音带市场，这是造成录音带市场混乱的第二个原因。<br>那么，现在的音像管理部门靠什么来执法呢？他们只能通过行政渠道向出版单位发文件，通过控制出版单位达到间接管理的市场的目的。我们从《迟》带招卖招纸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不是出版单位，而是那些销售商。出版单位接到文件后，可以停止发售。可是那些流到销售商手里的招纸和磁带，就只能任其发自留了。所以往往是查而不禁，禁而不止。现在的执法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这是问题之三。<br>面对录音带市场混乱，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乱虽乱在市场，但根子却在一些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如果出版单位不出内容低劣之作，不挂版、不卖版号、不大量卖招纸，市场情况要好得多。一些出版单位出卖版号或大量卖招纸，就说明了这些单位本身缺少制作、发行音带的能力。对这些无能力却有权利的单位，现行管理法规还缺少更有效的约束措施。这是问题之四。<br>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涌现出许多新型社会性文化活动，像录音带市场、录像带市场、舞厅、音乐茶座、电子游戏以及街头的台球、霹雳舞等。用什么方法对这些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市场的管理靠旧的管理体制是不行的，录音带市场的混乱正说明了这点。<br>记者设想，如果成立一个文化稽查部门作为执法机构，来执行有关部门规定的法规法令，直接管理社会性的文化活动，这样也许会对维护社会安定，为人们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市场有一定促进作用。<br></div> <div>2008年5月12日《香港文彙報》A32版<br></div>本報記者首都機場新航站體驗記<br>設施華麗欠指引 北京T3大而不便<br><br>【本報新聞中心記者丁人人、李雪穎、許煜，實習生何凡、林曉東11日電】作為全球最大的單棟航站樓，北京首都機場T3（Terminai3)航站樓還未問世，即贏得無數期待與讚譽。2月29日甫一啟用，就被稱為“北京的會客廳”和“新國門”。一個多月過去，對南來北往的中外遊客來說，T3外表的美輪美奐，依然難掩運作之初的瑕疵，為此，本報北京新聞中心5名記者特地前往這個“會客廳”，現場體驗，記錄不足，希望T3在奧運來臨前夕，能夠變的更加璀璨、無暇。<br>這裏真是太漂亮了，這個建築真是很壯觀。在到達大廳，來自美國佛羅裏达佛吉尼亞州的麥克先生對記者說。闊別兩年後再度來到北京，麥克驚喜的形容T3美麗的好像電影裏的太空船，而且餐飲等服務比較令人滿意。<br>火車無提示 難知何時下車<br>不過，麥克表示，這裏太大了！尤其是飛機著陸以後，先是長時間的地面滑行，而後要坐擺渡車，進了航站樓還要搭小火車，最要命的是火車裏沒有提示，旅客不知何時何地下車，白白浪費很多時間。<br>事實上，記者近日亦多次到新航站樓接人，大家一致的體驗是：從飛機著陸到離開機場，國內航班沒有行李，要半個小時；如果是國際航班，再有行李，就要一個多小時。每一個人都在說，這裏太大了！可見“大”並沒有提供方便。<br>標識一大堆 獨缺到達出發，<br>T3的面積幾乎是香港赤蠟角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的兩倍，如此宏大的航站樓，對旅客來說，另一個困擾是很容易找不著北。所以，標識細緻到位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記者當天從停車樓出來，剛坐上電梯就聽見抱怨：“這電梯標識寫了一大堆沒用的，就是沒寫接人應該到幾層，送人應該到幾層！”仔細一看，果然“派出所、餐廳、銀行、廁所”都有標注，就是沒有“到達、出發”的提示。還有，電梯是啞巴，沒有語音提示，也沒有盲文標識，這對殘疾人不太方便。對此，我們5名記者分頭檢查航站樓裏的標識。得出的結果是：如果留心觀察，標識還是清楚的，但必須要“留心”，因為標識不夠醒目。比如一個指示在哪里辨登機手續等內容的“重要提示”，只是用易拉寶看板豎在問詢處旁邊，很容易讓人只當做商業看板而被忽略。<br>細節決定成敗<br>T3航站樓非常宏大，其標誌性的設計足以讓每一個走過這裏的中國人感到自豪。但是作為一座公用型的建築，User Experience（用戶體驗）才應是建築設計者和管理者的第一訴求。從啟用之初，外國旅客抱怨T3的星巴克和麥當勞沒有機磨咖啡，到發現洗手間廁所板松脫，再到3月底爆出105件原本隨客機返港的行李不知所終事件，人們似乎逐漸從“大就是美”、“全球第一”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轉而關注這些之前被忽略的細節，包括標牌指引的清晰程度，接駁火車的服務素質，機場人員的英文水準、電動步道的設計寬度，辦理入境的便捷程度••••••只有這些不起眼的細節，才最能體現機場管理者的智慧；也正是這些人性化的點滴，才絕非是可Copy套用得來，也才最是決定成敗的關鍵。<br>一個好看，但使用不方便的航站樓，不應該是北京的T3。希望現在不足僅僅是管理沒到位，希望未來的T3，在讓國人為他激動、為他自豪的同時，也能讓每一位旅客由衷稱讚：“World’s the biggest ,World’s the best（世界最大的，世界最好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