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记忆30（我老汉八十八）

唐建忠

　　上方图片里这座黑色的铁路桥，是晚清时期德国人修的，它横跨在我们生活区的那条护城河上。

桥的两边各有一个带护栏的凸出踏板，是供养路工人遇到火车时紧急避险的地方，可见当年德国工程设计的缜密性。

我们家对门有一个张爷爷，当时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老头自己拄着拐杖走上了铁路桥。

桥面是钢架结构，枕木中间铺着两条木板，下面就是流淌的河水，令人眼晕。

至于是怎么上的铁路桥，张爷爷过后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上去后就没法回头了。

铁桥并不宽，走不稳一头栽下去，近二十米的落差，几米深的河水，水下几百年形成的淤泥，即使会游泳也够呛生还。

张爷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一步一步的往前挪，这个速度还行啊？还没走到中间，后面的火车就上来了。

司机立刻减速，一片声的鸣笛，张爷爷也不敢回头，依旧不紧不慢的继续往前挪。

直到最后，司机进行了紧急刹车，列车磨着铁轨“吱吱”的响，在桥头不远处停了下来。

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停下的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乘警跑到铁桥中间，搀扶回了张爷爷。

当然，所有这些细节，都是我们听看热闹的人讲的。

一赶我们闻风飞跑过去，绿皮列车早已停在桥边，整个列车把西长安街都堵住了，值班道房的横竿在闪着红灯。

每节车厢的侧面都嵌着国徽，下面的白色横牌标注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

机车车头“噗嗤、噗嗤”的喘着粗气，几乎每个车窗都有人探出脑袋往前看，黑头发的、黄头发的都有。

乘警、乘务员正围着拄拐杖的张爷爷问话。一个拿大本子的叔叔，在一旁记录着什么。

后来派出所、居委会的也都赶来了，黑压压的人群越来越多。

很快，张爷爷就被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国际列车一声长笛，也徐徐启动，朝南开走了。

最后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肯定是严重的事故，但又能怎么办？一个老头子，狠狠训斥一顿，再叫来他儿子，以及儿子的上级领导，也训斥一顿，写个保证书，领回去严加管教，也就完了。

只能这样了，因为过后我经常看到这个张爷爷，拄着拐杖上楼下楼，继续颤颤巍巍的。

还能怎么办？那年月又没有罚款赔偿这一说。

当时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没敢暴露，其实铁路桥我们也偷着上去过。没什么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火车震动带来的刺激。

桥中央一边有一个安全防护栏，能站两个大人。我们窜上桥后，就直奔两边的防护栏，站在上面，探头看下面流淌的河水，专等火车的到来，

当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型的，远远就能看见冒着的浓烟蒸汽，临近时我们赶紧闭眼，簇拥在一起，两只手紧紧的抓住安全护栏。

车头卷着蒸汽和飓风，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车轮碾过铁轨，发出急促且有节奏的“咣当当、咣当当”的声响。

在恐惧和刺激中，我们慢慢睁开眼睛，看着车轮从眼前飞驰而过，充分享受着剧烈震动带来的快感。

那时我们这些毛孩子也真是狗胆包天，太不知深浅了，万一护拦锈蚀不结实，万一被车轮产生的飓风卷进去，其后果不堪设想！

逼停国际列车，上面也就开始重视了，铁路桥的边上，就有了拿小红旗的看护人员，晚上还拿手电筒照来照去的。

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从此就再也没有上去的机会了。

我们曾私下聊起这件事，还互相发问：如果是我们在桥中间，没有安全护栏，火车来了该怎么办？

最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跳下去，勇敢的跳到河里去，即使有危险，也不能阻挡国际列车。我们当时，真就是这么想的。

至于能不能做到，那就两说了。

1963年，全国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在我们汽车局大院福利楼门口，以及它前面的空地广场，到处都是展板，贴满了雷锋各个时期做好事的照片。

照片还对外出售，一毛钱一张，我问家里要了钱，转悠了老半天，才选了一张雷锋挎冲锋枪的照片。那张照片，我夹在书里，留了很长时间。

母亲她们也学雷锋，星期天不休息，义务加班，十几里路骑三轮车，来汽车局大院卖五金工具。我还买了一个木把的竖刀，削铅笔用，才花了一毛钱。当然，钱是妈妈垫上的。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这是妈妈过后说的，她们收到了一张五元钱的假币。

和现在的假币不是一种性质，应该叫国际假币。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造币机的模版和纸张都是前苏联制作的。五三年版本的印钞机在中国，五八年版本的印钞机在苏联。

后来两国关系闹掰了，怕苏联那边滥印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因此宣布一九五八年版本的人民币，定期兑换，过期全部作废。

这种五元纸币，除了底下的出版日期，一个是一九五三，一个是一九五八外，画面完全一样。五八版的新点，鲜艳点；五三版的旧点，暗淡点。不特别注意，两种纸币很难分辨。

最后那张五元的过期纸币，母亲她们三个是赔上了，还是怎么处理了，妈妈没告诉我，我也就不知道了。

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机关干部们也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出来表演节目。爸爸他们来到生活区大院，宣传雷锋精神。说拉弹唱的，搞义务宣传。

他们四个人，都打扮成农村老头的模样。头上罩着白毛巾，裤腿用麻绳扎成灯笼裤，嘴上粘着白棉花当胡子，手里一人还拿着一杆不知从哪借来的长烟袋锅。

旁边有拉胡琴伴奏的，父亲他们四个人，颤颤巍巍的，都弯腰头拱着地，随着音乐声前后左右的踱步。

该谁唱了就独自出列，挥舞着烟袋，唱词都一样，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只不过每个人唱到自己的年龄时，要变成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

第三个出来唱的是父亲：

我老汉，八十八，

白了胡子掉了牙。

………

父亲是山东荣成人，一口浓重的胶东腔。来北京十几年了，乡音只字无改，他的话我句句听懂，但绝对学不来。

外语再怎么着，我还能咕哝几句，父亲说的胶东话，我是一句也不会说。

爸爸的个子高，腰弯得快成虾米了，加上粘着那一嘴棉花，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不信命，但爸爸的那句唱词，后来还真一语成谶。父亲的享年，超过了八十八岁。

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当年的始发站是西直门，从我们家楼东侧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