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抚顺一高中的经历

孙宝田

前 言

此文只是写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想认真还原当时的想法和事实，只是对青年时期的我和早已消失的母校的回忆。

写作中，承蒙王昭芳等多位同学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抚顺二中搬迁，我和三百多名学生被分到抚顺一高中继续学习。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和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抚顺二中，一人扛着一把坐凳，排着队伍走过浑河水滚滾西去的永安桥，走过抚西河波光粼粼的小兰桥，来到河东的抚顺一高中。

(与二中师生惜別)

学校以东西走向的马路分为两部分，路北是一座教学楼和楼前的操场，楼后是一个水塘；路南是一座学生宿舍楼和几间作为食堂的平房。学校四周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苞米、白菜等农田，说明这里是城郊，寂寞、安静，倒是学习的好地方。学校的名气很大，校牌是郭沫若题写，学校是辽宁省重点高中，被人们称为“抚顺的小清华″。

我班教室被安排在教学楼二楼的西侧，东走几十步就是学校的会议室。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也很紧张，转眼间就到了冬天，天空中经常雪花飘飘，地上结了冰。一天听同学说，永安桥北头的市体育场年年浇冰场。我和同班的王维忠同学在抚顺二中时就经常到室内、外游泳池游泳。我们俩听说这附近有冰场，还恰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就来了兴趣，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去滑冰，玩够了才回家。

买一张冰场入场券也就一毛来钱，租一付冰刀也不到二、三毛钱，很便宜。现在想起来，那时买一付冰刀，也得几十元。体育场就那么相信租刀人不会把用几毛钱租的冰刀私自带出体育场。还有我那时经常到新抚区文化馆借书，办借书证不要证件，也不收一分钱。文化馆就那么相信读者不会把没花一分钱租来的图书私自留下。当时从没听说过体育场丢失冰刀和文化馆丢失图书的事。由此我想，那年头公益事业单位是多么地相信群众，群众又是有多么高的觉悟啊！公益事业单位和群众的关糸是多么地和谐，互相尊重。

∴我和王维忠滑了一冬冰，从一点不会看着別人在月光灯光交映下滑得那么矫健、优美、轻松、快捷，由衷羡慕，到照样学习，不断地努力，到可以速滑了，心中非常高兴。

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这年夏天我就要高中毕业了，我才刚满二十岁，思想单纯，激情满杯，心脏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波动、跳跃。

(一九六六年的我)

二月七日那天，学校通知全校都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县委书记焦裕祿亊迹的通讯，大家听的很认真，焦裕祿动人的先进事迹感动了大家，我和很多同学都是含着泪水听完。焦裕祿真是一心一意关心群众的毛主席的好干部，他激励我们现在好好学习，将来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永远是我们的光辉榜样。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䘵)

由于我们高三很快要进行毕业考试了，我和同学们都在认真地复习功课，学习气氛充满了教室的每个角落。

三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上学时天上有几块乌云，上两节课后，就是乌云满天了。上第三节课时，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正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突然，外面刮起了狂风，接着一声响亮的炸雷传来，吓了我一跳，紧跟着暴雨落了下来，打在地面的尘土上，溅起浊雾一片。傍中午时，雨停了，天亮了。在我的记忆中，春雨多是绵绵细雨，没见过这样的狂风、响雷、暴雨，我很惊讶。

毕业考试后，又进入了更紧张的复习阶段，准备迎接六月的升学考试。

五月中，从北京传来停止高考、学生闹革命的消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就要兴起了。

还是在开学初的时候，我见学校贴了一张任命我为代理团委书记的通知，因为团委书记请产假了。此后，没有任何人找我，说明为啥让我一个学生担任这个职务，以后应该怎么做。

好在我上中学后，先做了三年学校团总支的宣传委员工作，后又做了三年学校团委的组织委员工作，对学校团委的日常工作内容有所了解。于是，我就按照自已的想法，召开了各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会议，强调加强团员和团外积极份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讲了组织发展的工作程序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接着，又召开了各支部宣传委员会议，强调结合当前形势，利用宣传陣地做好定期的宣传工作。此后，我就按照团委常规内容把工作抓了起来。

六月三日中午，我正在教室吃饭，一位同学跟我说，二楼楼梯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我走到那，见几个老师和学生在观看，大字报是一名学生写的，大概内容是校领导偏重于智育教育，太重视升学率。我想，运动刚刚开始，学生批评校领导不足之处，还是应该的。第二天，我见又多了几张写着有历史问题老师的大字报。此后，写大字报的人多起来，墙上贴满了，就扯上绳子在二楼挂起来。从六月三日第一张大字报开始，抚顺一高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揭开了序幕。

六月末，市委、市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市公安局干部闫强带队。工作组抓了些工作，曾对我说:“你好好干，运动后期一定发展党员，你爭取入党。"我听后，很受鼓舞。

八月初，从北京传来工宣队撤走的消息，我校工作组还没怎么开展工作，也就撤走了，学校进入没人主持的状态。

(市委、市政府派来的工作组)

八月九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颁布，要求各学校组织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等备委员会。因此，我校师生按照要求，各部门、各班级自下而上地选举了筹委会成员，我班同学选了我。随后，被选上的成员都集中到二楼会议室，成立了筹委会，大家信任我，被推选为筹委会主任。

此后，我就又忙了起来，天天很晚回家，有时就在学校过夜。当时抚顺的文革运动刚刚兴起，各糸统上级组织还在工作，教育局发了开会通知。可是，我不知道教育局在哪，筹委会委员、体育组吴老师就主动说:“我跟你去。"于是，我们骑着自行车去了教育局。局领导讲了些中央指示和目前形势，没有当前怎么办的具体指示，我不知道如何做。

(市教育局领导召开会议)

一天晚上，市委领导来我校说，要见红卫兵讲几句话。我就即刻通知在校师生到路南的学生食堂集合。一会功夫，食堂里来了满满的人，我陪市委领导挤到讲桌前，简单地介绍了市委领导来的目的，接着市委领导讲了当前形势和如何支持红卫兵的话，还是没讲当前应该怎么做的内容。

(市委领导来我校讲话)

没人指导我该怎么做，怎么办呢？我想起了“排除万难，去爭取胜利″这句话，它给了我前进的勇气。我爱看《毛主席语录》，语句简炼、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我随身带着。当前要把工作做下去，只好看报纸，听广播，看中央有何部署，看北京有何动向，看形势如何发展，紧跟着照着做就是了，准没错。于是，我就关注中央，关注北京，关注形势。

接着好多天，有厂矿的工人列队来我校串连，表示支持红卫兵。每来一个单位，我都要接待，在没有扩音器材的情况下，站在操场的讲台上致欢迎词，内容是表示欢迎，向工人阶级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天不间断地来人，不间断地讲话，嗓子经常沙哑得很历害。

(欢迎工人来我校串联)

八月十八日上午，在教学楼一楼门口，两名高一的女同学找到我说:“北京正在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群众大会，咱们是否也应有所行动。”她们说的很对，我立刻回到二楼办公室，跟几个委员商量，大家认为这是喜事，应组织全校师生向市委报喜。于是，我到广播室发出了这个通知。

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全校都集合在操场上，我见一些老师打着红旗，扛着横额，抬着喜报站在队伍中，心情异常激动，准备的如此齐全，显示了队伍的喜庆气氛。这是事先没有佈置的事情，完全是老师们想到的，老师们太好了。

队伍上路后，老师们精神振奋，学生们意气风发，充满朝气，走过人来人往的永安桥，直奔北台市委。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多么支持以学生为主体的筹委会工作啊！队伍到市委门前，受到市委领导的接待，送上喜报后，共同呼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口号。

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大字报像风暴一样再次刮起，席卷了全校，二楼贴满了，就在扯绳挂大字报的背面又挂上一层大字报。

大字报内容集中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不全面、教育思想上的破旧立新，集中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法上的破旧立新，克服旧习惯、克服讲课语言不慎重等问题。大字报对破四旧、揭发问题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思想，触及人们灵魂，把运动引向深入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一天，我看见我班班主任老师在看一张大字报，愁容满面。原来大字报提到一次劳动中，上坡路时，老师拉一个女同学一把。这事我知道那是因为路不好走，遇到上陡坡时，老师见那个女同学爬得费劲，就上前拉了一把，这事不算啥。可作为问题写在大字报上，还是令老师很伤心，忧心重重。我就过去说:“老师，你不用担心，这不算什么，你更不用害怕，这事很正常。″见老师点点头，我才放心走开。

有天晚上，我见广播室里，有几个学生在爭吵，有个学生说，这名老师喊口号时，喊了资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而广播室的几个同学说，是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当喊“无”字时，正赶上广播机器“吱”地响了一声，学生就错听成“资″字了。我认为，这位老师一直受学校重视，受学生们尊敬，这事一定是广播机器的毛病。那个学生听到大家的解释，就消气了。

还有一次，我正在二楼看大字报，大字报都是用旧报纸写的。一名同学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这张大字报写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两字，后面是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照片。”我看了看，我知道写大字报的同学平时表现很好，就说:“这一定是他写字赶到这，是碰巧，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有翻过报纸来看看背面的内容，咱不能因形求义，冤枉了好人。"他听我这么说，就走了。

我校自八月初起，听说北京学生搞串联，互相学习。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一个同学跟我说，许多学生在抚顺城车站等车，准备去北京串联。当时，还没听说抚顺有学生外出串联的先例。我听后，覚得离开学校去那么远的地方搞串联，是否有安全问题，是否会给北京增加负担。这时，一名很有组织能力的筹委会成员、二年级的男同学主动说:“我去车站，实在劝不住，我就跟他们去北京。”我想只好这样了，去个人组织一下也好，就同意了。这位同学在困难面前主动承担任务的行动，令我非常感动。

去北京的同学们，很快就回来了，有个同学说，去北京的学生，数我们抚顺一高中的学生有组织纪律性。我听后很高兴，一定是那个跟去的筹委会男同学做的工作，他去对了。也看出了我校同学的素质都很好，不愧是省重点高中的学生。在后来的各派武斗时，校内的各派之间从没发生过武斗。

此后，各班学生自动组成了大小团体和红卫兵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涌現，他们要求开介绍信，到外地串联，或走长征路。要求开介绍信的较多，这是项慎重的工作。一位工作能力很强的筹委会男同学指定各年部有同学負责到筹委会开介绍信，使这项工作很有条理地顺利开展起来。还有很多的筹委会委员主动地、或默默地承担着一些工作。有一位个头不高的男同学、也是筹委会委员经常找我说一些校内的事情，并谈了自已的看法，对我帮助很大。这些筹委会委员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触动了我，增强了我努力工作的信心，毛主席“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诗句，给了我敢于在工作中克服困难的气魄。

九月二十几号，清源县土口子生产队秋收忙不过来，请求支援。我班同学知道后，觉得义不容辞，这也是与工农结合的好机会，还能锻炼自己。于是，刘兴沛、王昭芳、王晓光、才其威、周世杰、田国杰、闫长林、王维忠、李世荣、田加令等二十多名同学去了清源。他们干了很多天，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和称赞。我因有工作在身，没跟他们一起去。这是我校文革中最早去农村劳动锻炼的同学。

我惦记着他们，十一后坐火车去看望他们，车上人很多，我覚得自已应该干点啥，就学雷锋在火车上做好事的样子，把随身带着的报纸拿出来，找了一条社论，对周围人说:“咱们学段人民日报的社论吧！”就读了起来，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听得很认真。读完后，我很高兴自己在火车上没白过。我班同学在清源县土口子干完活，已经是十月二十多号了，才回到学校。土口子乡亲们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走，表达了非常感谢他们的心情。

九月末，我接到市政府邀我十一上观礼台的信和一个胸签。十一那天，我到观礼台上一看，除了我和曾与我在抚顺二中团委工作过的王晓红同学外，都是四、五十岁的成年人。当我校的队伍走到观礼台时，我看见多面红旗飘飘，师生们扛着巨幅横额，整齐地走过，精神是那么饱满，意气风发，我心情非常激动。当看见有几位老师扛着巨幅横额时，不由得鼻子一酸，心想，这些老师多好哇！

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市委、市政府组织学生代表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我和一些同学被选为代表。一天晚上，市里派的带队干部闫强召集各校带队人开会，我去了，内容是商讨出发的有关事宜和推选抚顺市赴京大队的大队长，大家都认为由一高中担当合适，于是我被推选为大队长。

赴京大队是十一月二十日在南站集合等车，是母亲送我到车站，因为我第一次出远门，她不放心。其他学生家长跟我母亲一样，赴京大队的学生整齐地排在车站门前，周围是许多学生的家长和观众。

上车后，我市的队伍集中在临近的几节车厢里，车上人很多，都挤在一起，几乎没有立脚的地方，但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就要见到毛主席了。

天刚亮时，我们到了北京，走出车站，排着队到了一所小学校，晚上就睡在几个教室里。晚饭后开了个会，讲了明天的安排，大家就休息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大家排队到指定的马路边坐好，等待中央首长的车队。可中央首长的车队来时，前面的同学怕看不清，一下子站了起来，后面的同学也跟着站了起来，车队一见，就加快了车速，结果谁也没看清楚中央各位首长，大家都很惋惜。回住处后，经与北京有关部门请示协商，决定参加二十六日、即明天的接见活动。

晚饭后，各校负责人开会，会后，市里带队人闫强对我说，明天毛主席先在天安门接见，咱大队让你代表上观礼台，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听后十分高兴，能离毛主席那么近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覚。可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又来通知说，临时变动，毛主席还是沿街坐车接见，我听后为失掉这么好的机会而惋惜。于是，跟大家一起排队到安排好的地点坐好。

(我在天安门前留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次大家记住了昨天的教训，都坐在马路边，谁也没有站起来，中央首长的车队缓缓驰过，大家清楚地看见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毛主席红光满面、和蔼亲切地向路边学生招手，大家都非常激动，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将永远记住这幸福的一刻，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奋勇前进。

从北京回来后，己经是十二月了，天冷了，很多同学从外地回校了。这时从北京等地传来文革筹委会纷纷解散的消息，说是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校筹委会自成立以来，没有人指导我们怎么做，紧跟中央指示和形势发展，我校同步进行了写大字报、破四旧、大串联、徒步长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些工作。我认为师生以大字报等形式揭发一些问题是必要的，但集会批判应慎重，因此没组织风卷多数学校那样的激烈行动。我不知道筹委会怎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迫于形势，我看清了筹委会都解散了，我校也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于是，我写了一张《我的声明》大字报，内容是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我辞去文革筹委会主任的职务。这样，文革筹委会就解散了。

这时已到一九六七年了，各派红卫兵组织已经遍布城市的各处，我校不少同学也参加了不同派別的红卫兵组织。但没有任何组织想发展我，我对各组织的情况和活动目标也不清楚，也无意盲目地参加哪个组织的活动。

二月，中央提倡知识份子与工农相结合，我和我班的刘兴沛、王昭芳、王晓光、王维忠、李世荣等多名同学去了抚顺造纸厂，体会到了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爽直性格，参加了一段时间推纸浆、干零活等劳动，大家收获都很大。

大约是初春，抚顺的武斗情况已经出现，我听说，我班的两名同学在西露天矿采掘段办公楼上参加活动时，被对立派堵在楼上打伤了，现已住院。我要去看他们，来人说，你不怕对立派的人对你有反感吗？我说:“他们是哪派的我不管，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同学。”我去矿务局医院住院处看了一名同学，当天晚上，又去市立医院住院处看了另一名同学，我正和同学说话时，有人来告诉说:“快躲躲，对立派来人了，正在搜查病房。"我立即掺着那个同学上了电梯，从楼顶跑到楼下，躲了起来。事后，我覚得自已做了件对的事情。

(医院住院处)

后来，我就有时去冷清的学校看看，有时去南站广场看看大字报，听听各派的辩论，很关心文革的情况，关心中央的指示。同时，也关心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我对有的电影等文艺作品传说的那些批判不理解，就跟八一厂的编导人员和演员联糸，谈了我对某些电影的看法，认为不该被批判和被禁映，当然没什么结果，有的没回信，有的有回信，但没有明了的态度。

其中我谈过对电影《红珊瑚》的看法，认为此片很好，只是有几个细节处能改进一下会更好，得到主演蒋晓军的同感，并表示感谢，寄给我一枚海政制作的海洋图案作背景的毛主席像章。那时，我的看法一定很单纯幼稚，但出于对一些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喜爱，实现自已想说的话，想做的事而已。

六七年正是各派发生不同程度武斗的时候，据说有一股流氓、小偷乘机偷抢住户财物，这类事在诃北将军堡一带经常发生，那地方居民组织起来自卫，有情况就敲锣。我家住在河南，与将军堡隔河相对，居民也组织起来，听见有锣声就敲锣，告诉大家都准备好梭标、红缨枪、棍棒、槁把等武器。我也参与其中，闹了差不多一夏天。

一九六七年，中央号召各派组织实行大联合。一九六八年夏，军宣队已进校，学生已复课。不久，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亳不犹豫地在光荣榜上填了自已的名字。

难忘的抚顺一高中，在你周围的田野托起的空中，白云形状不断地变化着。在同学们和老师们的信任下，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向前行；我没有摔倒，有同学们和老师们的呵护，我安稳地度过了一段坎坷的经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和同学们在抚顺城火车站上了车，我默念着抚顺一高中再见了。

我和同学们精神焕发地坐在车上，车向西方奔去，奔向辽西广阔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