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母亲

童心

　　 把“商人”这个尊号上给母亲，我多少有点为亲者讳的意思，母亲离世前的几年，断断续续做了几年的小商贩，商人，是她梦里也不敢想的称号。

那时母亲已经偏瘫十几年了，出门兜售东西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因此，开个杂货铺，是她真正的想头。

遗憾的是，就连这个想头她最终也没能实现。

　　 母亲跟我说过，我外公是开村食堂的，但我没有见过外公外婆，也没有吃过他家的食堂。从母亲过年过节做的各种传统美食，还有大舅家里厚重的八仙桌，红漆椅背上写着的“迎宾”字样，都折射着昔日那个村食堂红火的余辉。

1950年，母亲新婚不久就在省城做了纺织女工，1962年全家返乡后她就一直务农，做家庭主妇，家传的商人精神早已退隐到了灵魂的最深处。

商人必须的冒险也被她极力排斥，1980年，生产队发包村里唯一的沙场，我大姐和另外两个女社员以每年80元的承包费成功中标，母亲高喊着“庄稼钱，万万年，生意钱，纸糊的船”的老话坚决反对，最终把大姐的承包搅黄了才算罢休。可那一年，多年无人稀罕的沙子开始成了抢手货，我们眼看着已承包的外村人在自家的沙场里发财。

　　 但交易的热望却时常从母亲的血脉里迸发出来，小商贩每从街上经过，母亲总要从家里跑出来，她的耳朵似乎总在等待着那可爱的叫卖声，不管在忙啥，都不会错过去。家里人多，好像啥都是我们急需的，连染布的人每次来，母亲也有生意给他。

母亲经常没钱，但她有她的办法，她拿玉米换，小贩们似乎也更喜欢收粮食。我记忆中不多的奢侈享受，就是在这样的易货贸易中得到的。

岁月匆匆，父亲八三年去世前后，我们依次离开了老家，离开了母亲，甚至母亲和弟弟的户口也被二哥迁离了故乡，在村里没有了土地，母亲和弟弟在家里相依为命，弟弟上学住校，母亲就做起了小买卖，开始了她的小贩生涯。

八十年代末，我们在外工作的几个兄妹相继有了孩子，母亲又象一个天国里的小商贩，在大半个中国来回摆渡，把她无私的爱，送给了我们的下一代。

　　 记得是1992年冬天，弟弟已高中毕业，我给他找了个工地当民工的机会，母亲就陪着弟弟一块儿来我工作的地方，弟弟去了工地，母亲闲着难受，又提议要出去做小买卖，我怕母亲呆不住，就同意了。母亲一般是到中小学校门口摆摊，卖些小玩具和女孩的装饰品，附近不远就有个职工子弟学校，我领着母亲看好了，就商量怎样去进货。

我家离白沟批发市场三十多公里，母亲要和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合计着俩人要坐车得花二十多元车费，我当时的工资才六十多元，还得费时间换车，就说干脆骑自行车去吧，母亲也很乐意。

到了周日，我就用自行车带着偏瘫的母亲，费尽艰难去驮回了一大包小商品，早起出发，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家，归途遥遥，期间多次被迫停下，直到今天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

母亲进入了她的高光时刻，我用女儿用过的小竹车装上东西，每天早上送她去学校门口摆摊，下午下班再去接她。放学时她最忙碌，也是她最快活的时候，本已佝偻的身子弯上弯下，一只手不停地动作，我在旁边帮着卖，能看出她骨子里涌出的快乐，晚上回家，她用一只手在腿上把皱巴巴的零钱一张一张抹平，脸上也是洋溢着快乐。

那些天，母亲一天就能挣到十几块钱，比我工资收入还高。

　　 有一天下大雪，我们说好了不出摊，我就上班去了。有个同事过来责问我，这么大雪，怎么能让一个偏瘫的老人出去卖东西呢？看她在雪地里推着婴儿车，真让人心疼啊！

我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他说的，赶紧骑车去找，路上准备了一些怨言。到了那里，看见母亲一个人在雪地里佝偻着，不停地用一只好手去揉搓冻僵的左手，见我来，却象一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地笑着，我怎能再埋怨她呢？只想把她搂在怀里，向她说，娘啊，你不该再受这苦了呀！

她固执着不肯回家，看她的右手，已经不再怕冷，手心已经铜墙铁壁，手背也是深沟高垒，为了一天都不上厕所，她习惯了不喝水，只吃一点干粮。我的心酸透了，真后悔去帮她进货。

　　 母亲1996年去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在县医院昏迷了六天，把我们都等了回去，每个孩子到来，她都浑身哆嗦一阵。她自己准备好了她的一切，提前一个月请人打好了棺材，我们用她的积蓄结清了住院费和葬礼费用，还有一些结余，刚好够大家的路费，大家都感慨，这难道她生前都算准了？

写作此文时，我认为母亲最大的一笔买卖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做抵押，在伟大的虚无中赎出了我们八个子女，“我五男三女”，母亲常自豪地对人说。有子八人，母氏劬劳，看着母亲年轻时林徽因一样的面容，再想想她雪地里佝偻的身影，我无法知道她是赚了，还是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