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串联记（一）

由心品

我终于一个人来到北京。

这是1966年秋冬之际，红卫兵大串联。

坐了一夜一天的火车，疲劳已极。待到我背着一铺一盖老大的行李，随人流涌出站台时，前面是长长的人群。跟着人群在大场子里缓缓地兜着圈子走，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上了一辆大客车。这时已是深夜。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用不着带行李卷，到哪儿都有现成的床铺睡，没有谁敢慢待毛主席的小将们。我老实，就吃亏。这毛病还改不了。以后几十年仍然是这样。这就注定在乱世中做不了枭雄，在经济狂潮中也发不成暴富。

这时满车红卫兵小将都很倦了，一路无话。忽然，有人喊起来：“看，天安门！”大家顿时精神一振，看时，远远的，果然灯火辉煌，在夜空中别有一番庄严宝相。车内气氛活跃起来。我和对面的女学生搭着话，知道她从温州来，那儿很暖和，不像北京这么冷。

这女孩子长得挺秀气的，像一朵淡淡的玉兰花，给我一种温馨的感受，就跟她的城市名一样。我不知道这种感受其实反映了一种渴求，跟异性交往的渴求。高中三年，我从未同班上的女同学搭过腔，这主要是受学校男生不同女生接触的陈规之束缚。现在出来了，这一束缚开始冲破。

车子开到一个什么地方，好象是个机关单位，要大家打地铺睡。我实在是困极了，放开行李倒头便睡。但睡不实在，迷迷糊糊好似仍在坐火车，摇摇晃晃，踢哩哐啷……一觉醒来，还是上午。我觉得肚子饿，要吃。伙食是几个火烧，一块咸菜疙瘩，一碗没有油水的汤。后来我听说别的地方比这儿吃得好，看各人的运气。好在吃饭不要钱。

我吃不惯火烧，啃了两口就放下了，就喝了点汤，觉得肚子隐隐作痛，又躺下睡了起来。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小时，疼痛越来越厉害，像一把尖锐的刀在搅动，不行，实在受不了，我弯着腰捂着肚子打听附近的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即动手术。我马上被安放在手术车上，送进电梯。这一刻我感到自己有点像待宰的羔羊。

在手术室，一个年轻的护士把我的衣服脱光，拿热毛巾捂我的下身，用剃须刀刮阴毛。她一边干这活儿，一边信口谈着家常，说有个弟弟年龄跟我相仿佛，也在大串联。过了许多年，回想这一幕，发现她多半是怕我难为情才这样说的，未必正巧有这么个弟弟。但她说的和做的都那么自然，让我不能不信以为真，一颗因紧张而悬空的心也轻轻地放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年轻孩子的运气，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白衣天使了。

局部麻醉，刀子划在肚皮上虽有感觉，但不痛，只是在医生翻弄肠子时感到难受，有些恶心。医生问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我说是。医生叫我不要说话，问话时只点头或摇头表示，同时吩咐给我吸氧。又摆弄了一会儿，医生举起一个东西给我看，说阑尾已经化脓了，再不割除就很危险。

医院的伙食还可以，有汽水肉吃。开头两天伤口有点疼，上厕所弯腰不方便，后来也就没事了。

这天晚上，医院的人来找我，说是新收了一个病号，是武汉市的学生，在昨夜集合准备毛主席接见时摔了一跤，膝盖骨裂，被送到这个医院，一直哭个不停，任人劝不住，想让我劝一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去了。

那孩子是初中生，比我小两、三岁。我说了一些话，说自己一到北京就开刀，也挺倒霉，好在接见还有机会，云云。那孩子就哭得好些。走出同乡的病房时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强，有点像大人了，本来我是需要别人来安慰的。

又过了两天，大约住院还不到一星期，医生找来说，伤口可以拆线了，按常规应该再住一段时间，但现在串联的学生要住院的很多，看我能不能提前出院。医生脸上颇有抱歉之意。我二话没说同意了。人还是老实。

出了院，回到自己的住处，仍然是吃火烧就咸菜疙瘩喝没有油水的汤。这时我才知道，同房间还有两个学生，一个上海人，一个广西人。

这两个学生老打架。上海人满嘴不饶人，骂人出口成章。广西人拳头很硬，挨骂就打。负责照管小将的部队战士拿他们没办法。这战士昵称上海学生为“小萝卜头”，上海学生故意别着战士的口音说“怎么叫我‘小老婆’”。

我很佩服这同房间的两个：都很坚韧不拔。难怪上海流氓闻名全国，广西佬打仗也特别行，从洪秀全到现代的桂系。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行为显得幼稚，好象出门在外除了打架就没别的事干了，真正是孩子。

（写于2019-4-8，修订于202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