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僭主政治与世家士绅

云霄

《篡位僭主政治与世家士绅》

一、世家士绅

中国历代社会中间阶层发展演化：

先秦卿大夫～西汉豪强地主～东汉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隋唐士族门阀～宋元明清士绅.

诸侯、士族世家，在一个朝代，乃至整个社会，都能得到不少的利益，可是，这些世家世家，却始终是君王的心腹大患。

秦灭六国，诸侯被消灭。从汉朝建立开始，刘邦大封刘姓诸王，有着“非刘氏不王”的说法。汉武帝即位之后，一方面颁布拖恩令消弱刘姓诸侯，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搞一言堂大一统，久而久之在以儒学为核心主旋律下形成了一个世世代代的政治家族。

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生克是相对的，没有生，就无所谓克；没有克，也就无所谓生。有生无克，事物就会无休止的发展而走向极端，造成物极必反，由好变坏；有克无生，事物就会因被压制过分，而丧失元气走向衰败。

在士族政治下，士族是皇帝利用的工具；随着士族势力不断发展，在门阀政治下，皇权衰落，皇帝反过来变成了士族的利用工具。可以说，门阀政治是士族政治的发展到顶峰最高形态。世家大族是门阀大族的前身，前者的政治权力不是合法世袭的，要通过察举的形式来粉饰一下，而后者则是生来就有政治权力的世袭贵族。

门阀政治的标志是士大夫和皇帝共治，门阀当政、皇帝垂拱。但是，只有东晋是门阀政治，前后都不是，北朝也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很活跃、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力。像王、庾、桓、谢与司马氏共天下这样的政治权力格局只是特例。所以，在皇权吏治时代，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

秦汉时期建立了平民化的社会之后，不存在着门阀。整个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家族，比如杜氏、韦氏，杜周、杜延年父子御史大夫，韦贤、韦玄成父子丞相，就被人们传为美谈。世代高官的情况并不普遍。但是随着国人耕读传家数百年，所以到了东汉情况有所不同，东汉王朝的建立过程中就得到了许多大族的支持。在唐代，统治者为进一步打压士族门阀阶层，开设立科举，扶植士绅。

宋朝有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隋唐及以前的取士极其重视出身、门第。加上民间识字率极低，于是朝廷取士被掌控在贵族、军事功臣等阶层手中。然而这种方式不利于社会及皇权的稳定，于是在隋唐两朝开始出现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这个制度发源于隋朝，经过唐朝的改革，最终在宋朝时期趋于成熟，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方式。又在后期的明清两朝达到巅峰。

明清时期，士绅阶层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皇权不下县，这在皇权高度强化的明清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朝廷只能通过笼络士绅才可以调动社会基层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士绅的特权和地位也需要皇权的庇护，只有拥有皇权的支持，士绅才可以“合法”的对民众进行支配和掠夺。因此，士绅阶层的存在，对于稳定王朝基层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朝廷和国家而言，士绅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可以代表民众，而对于民众而言，士绅又扮演着“官之在民者”的角色。

明清士绅阶层是与前代西汉豪强地主，东汉世家大族，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乃至唐宋之形势户截然不同的基层支配力量。士绅阶层的实力之强，群体之庞大都远非前代某一特殊阶层所能比拟。除明清两代外，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建国前。因此，自明朝以后，士绅阶层在我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后世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中国发动土地革命，消灭了士绅地主，士绅阶层不复存在。

结构文化决定了一种秩序文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秩序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变得极其稳固。”很明显这种士绅文化在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应地背离原有作用，“学而优则仕”本身是“科举”的核心文化，但随着外来异化文化的影响及冲击，使原本上层政治秩序与农民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市侩心理的堆积，这一趋势被享有“传统官为本”资源的士绅阶层所投机所得，结合适当手段，在“士出于民”到“士享与民”间完美转换。诚然，这一转变是时代变革与士绅文化被外来文化肃清的结果。

二、篡位僭主政治

篡位者/僭主总是『好大喜功」，极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比如杨广，比如李世民，比如朱棣。杨广是彻底的失败者，李世民是千古一遇的天选之子;而朱棣就显得，他的雄图伟略多是光鲜亮丽的面子工程，毕竟他的遗产都被后世毁光了。

关陇集团是北魏六镇中武川镇的余烬在进入关中之后，与地方豪族名义结合之后构成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谈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对于大部分非历史专业的读者而言，并不“亲民”，而他所生活的年代，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之间又有太多的隔膜，所以，他理解的“关陇集团”概念和今人的普遍理解略有不同。

陈寅恪笔下的“关陇集团”“关陇贵族”，其实是一个“研究性概念”，而非“党团”的概念。比如“党”，“东林党”“阉党”，虽有“党”之名，实际上并非真正有组织的近代党团，但很多人的理解中，恰恰无法分别两者的区隔。

再比如“集团”，如“文官集团”“军功贵族集团”“勋贵集团”，则会不自觉地与“阶级”比附，认为其具有相同的利益取向，进而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发声主体，甚至是政治实体。

当然，还有另外的问题表现形式，比如“群体”拟人化的比喻等等，这些其实都在阻碍对“关陇集团”概念的正确理解。事实上，关陇集团，严格来讲，只在西魏时代是一个“集团”，之后的“关系”，是研究辅助的一种溯源，而非现实的真正“集团”。

在北周、隋、唐三朝，是关陇集团中的一部分家族轮流坐庄，注意，是“一部分”，所以，在集团内部就存在一个因不同时代距离权力核心的亲疏远近而导致的身份沉浮。这里的“题眼”，不是身份，而是“权力核心”。北周以宇文氏代拓跋元魏，杨坚又以皇帝岳丈的身份受禅建隋，李渊则以皇帝表兄的身份举旗造反，完成隋唐易代。

这个过程中，“权力核心”家族一直在变化，而围绕他们的家族的身份和地位也在升降之中，在顶级贵族的遭遇上，李密就是一个显著例子，他的曾祖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用今天的话讲，根本就是北周建国的合伙人，祖父是北周国公，父亲就是隋朝的郡公了，到他这代，连内府三卫的实际上，他的家族的经历，就是三朝间无法保持最核心权力圈层身份的典范案例。

而杨坚家族，其父杨忠在西魏仍只是八柱国之下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建立后更一路直上，受封随国公，也就是说，并非西魏时代的创业合伙人，却是北周创业公司的核心高管，待到杨坚袭爵后，北周武帝宇文邕更令太子纳杨坚之女为太子妃，之后，杨坚一步步成长为北周外戚权臣。

其实，像李渊家族一样，通过联姻关系，三朝不倒翁，一直保持在最核心的权力圈子内，在“关陇贵族”中也并非常态。

这种沉浮升降，看似是“肉烂在锅里”，其实只是表象，这个“集团”的大部分家族，其实是仰赖着北朝以来的爵位世袭和门荫任官体系，保持着“入围的资格”，而并非天然就是“圈里人”。

事实上，到了隋炀帝的时代，已经通过废除北朝爵位世袭、改五等爵制，并对勋官下手，在政治上对狭义上的“关陇集团”，即北周以来的军事贵族群体的特权传承进行了层层削弱，这一系列措施，已经是精准打击了。

至于“大水漫灌”的处置，早在隋文帝在位时，就通过平陈前的在关东广置府兵军府（比如来护儿家族就是这么进入府兵系统），以及后来的军籍、民籍合并，废置关东军府等等手段， 对广义上的关陇集团（也就是世袭府兵家族）狠狠下手。

所以，“关陇集团”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小团体，而是一个“池子”。就像魏晋以来高门士族一样，都是政权初创时期的同盟者、支持者，在满目皆敌的创业阶段成为皇族的“自己人”，这个“自己人”是有“保质期”的。

治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不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平滑，潜移默化；而乱世王朝，皇帝会换，皇族也会换，这种距离权力远近的关系的变迁就显得剧烈。

比如西晋经历了“永嘉南渡”，东晋侨门虽然仍旧强调显赫的家族传承，但东晋政坛上活跃的“池子中人”，早已不是当年洛阳的“池子中人”了。

不过，得益于魏晋禅代模式下，“小圈子”执政的系统化、长期化，“池子中人”的家族稳定性要远远超过之前和之后的“吏治国家”，但进入到这个权力“池子”之中后，家族分配到手的政治权益，本质上，是改朝换代时“站队”的远近决定的。

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同盟者认同”，其最剧烈的表现例子，就是隋文帝时代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关中本位主义”，也就是以“关中”为本土，以关东、江南为敌国，被征服地。这种“关中本位主义”可并不能与“关陇贵族”执政等同，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僭主”思维的扩散，即作为“关陇贵族”中的一份子，跃居同侪之上，本就缺乏“合法性”的依靠，则扩大“同盟者认同”的圈子，依赖血统和亲缘构成新朝的“权力核心圈”，由此扩散，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建构官僚统治，架空“贵族”或称“势家”，就是必然之选。

而隋炀帝在文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恰恰是对其父的“僭主”思维的继承，也就是跨越“关中本位主义”，代之以“天下主义”，广泛延引关东、江南的士人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大肆巡游，让江南、关东见识所谓的“天子威仪”，都是这个策略的表现形式。

问题是，这种“天下主义”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江南、关东的士族、寒门，而是隋帝国的“同盟者”们，隋炀帝的所有功业，本质上都是以对他们固有权益的稀释为代价的，所以，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从现象来看，隋王朝的灭亡，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它的“同盟者”的背弃，比如隋炀帝去江都后，显著的例子有杨玄感、李密、李渊、宇文化及、宇文士及等等，要知道，按照李渊自己洋洋自得回忆，他这个隋炀帝的亲表兄和隋炀帝的亲女婿宇文士及，早在四海升平的隋炀帝大业九年，就已经在讨论“天下大事”了。这个事实也证明，同盟者的背弃根本不是因为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或是“三征高句丽”等具体的举措，而是早有“反心”。

李渊在起兵得天下的过程中，一条口号式的原则就是复隋文帝的旧制，包括官职名称的恢复，都是为了争取这部分“同盟者”，而在他争天下的过程中，这些在隋朝份数统治集团同盟的高官们，一样给予了他巨大的助力。

现实是，相对于窦建德、杜伏威这种草莽出身的“地方势力”需要一刀一枪地攻打郡县，他只是派出几路区区的“使节”，就能拉来一群“总管”。

等到天下平定，李渊真正倚重的仍旧是自己的“近臣”，而非那些家世荣耀的同盟者们，不久后，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位，等于是把隋炀帝的一套改革又捡回来。

这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或是“历史进步的步伐不可阻挡”，而是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核心权力圈层”+“官僚统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一个强势政权的必然手法，是由“家天下统治”走向“君主一人统治”的常备阶梯。

之所以前代的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在这个道路上走得不如唐太宗远，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治国的本钱，根本不是“关陇集团”中家族关系的“千丝万缕”而积累出的“近臣”，而是以其个人为中心在战争中构建的“秦府集团”。简单地说，杨坚、杨广的核心团队，李渊的核心团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姓杨、姓李，以家族为单位，才一步步建立个人关系，而李世民的核心团队，则是因为他是大唐的秦王、天策上将。

两者之间，看似区别不大，但其来源却大有不同，“秦府集团”中既有宇文士及这样的关陇大贵族、先帝宰相，也有长孙无忌这样的落魄贵族，更有房玄龄、杜如晦之类的关东士子，至于关东寒门豪强出身的，则是不胜枚举。

本质上讲，这个贞观功臣集团，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是功能化、个人化的，等于是，李世民在曾经的系统之外，另开了炉灶，关陇集团的逐步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之后的高宗、武则天时代，大肆屠戮高官，造成了官僚系统的更新空前活跃，使得关东士族、寒门纷纷进入政权，依赖着“不变”而维持自身特殊地位的“关陇集团”才一步步走向了坟墓。

说到底，在西魏、北周构建同盟者的利益共同体时，画的圈子太大，为了保持政治话语权，他们宁可在日后的统一战争中，以及之后，顽固地坚持“关中本位主义”的路子，这本质上与皇权的大一统诉求就是相逆的。

所以，说它的影响大，毋宁说是这个池子里的人影响大，而不是这个集团整体的声音有多么的大，起步的时候，自然是要笼络之，尊崇之，真等到皇权成气候了，有替代人选了，终究是要踢到一边去，只不过这四代的易代速度太快，这个过程往往刚刚起步，就已经被新朝终结，直到唐太宗之后，万事俱备，自然一切凉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