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回忆—— 写一个真实的我 留给自己

赵立波

　　这张照片是2020年2月2日20点20分拍的，很有纪念意义。今天是2023年3月15日，一晃3年过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我66岁，退休已6年之久。居家赋闲时，往日时光的一幕幕会常常浮现于眼前。童年是美好的。5年前就想写一篇回忆录，重温一下那段时光以及后来逐渐成长的点点滴滴，但因忙于照顾爱孙无暇动笔，搁置于今。此刻，我终于付诸行动，为完成自己的心愿。 

　　1957年8月17日，我出生于沈阳市沈河区恵工街三段东中里四号，父母为我起名赵立满，乳名小仔儿。

　　立满名字的由来，是后来听妈妈说，我在家排行老五，给我起名时，父母的想法是以后不要再生了，到我这就是最后一个，满了！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家里家外的人都叫我小仔儿，乃至我竟不知道自己的大名。

　　后来，还听妈妈说，我的命是捡来的。我1岁时患麻疹合并严重肺炎住进医院，奄奄一息，性命难保，大夫给我打了氧气才抢救过来。有一次妈妈给我喂药时，爸爸看着我那痛苦的样子说:“ 别喂了，这孩子也太遭罪了，凭天由命吧！ ”妈妈说我命大，后来就慢慢地活过来了。那年在医院里，有许多死去的孩子，就像我这么大，都是因为得了肺炎而死的。

十多年前，我哥曾在QQ空间里发表过一篇日志，有谈到了我的这段经历，是这样叙述的:

“少小遭惊恐，终身受刺痛。夜深人静时，惧怕敲门声。58年立波一岁，患麻疹合并肺炎，我妈带他在妇婴医院住院。我爸每晚都要到医院给我妈送饭并照料她们，很晚才能回家。我们兄妹总是想等我爸回来后再睡，生怕睡着听不到敲门声，结果谁也熬不住，最终还是都睡了。深夜听到我爸敲门声，我马上惊醒， 给我爸开门。立波出院时，我妈把他用小被裹着抱了回来，当把他放在炕上时，我们兄妹立刻围拢上来，喊着小仔。看到他能平安病愈，我们大家高兴极了。从那时起到现在，每当夜里听到敲门声，我总是感到非常紧张、惊心。”

我的这段经历和当时父母及哥姐们的担心和关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我触动不已。

童年的记忆遥远而清晰。

小时候我家住的是一座蒙古族院落组合式建筑风格的青砖瓦房，蝙蝠造型，错落有致，很是考究。有围墙大院，石阶上是木制长廊。据说原来这里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房产，共7个房间相互贯通。解放后，国家没收私有财产，由政府分配给了5户普通百姓居住。

我家住的是一间21平米的房子。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家具，记得只有一个枣红色的木柜，上面摆放一些小物件，另有一个柳条包。墙上挂的两个镜框里分别镶着家人的照片和四川我二姑与身着戎装的二姑夫的结婚照。还有一个小的镜框里镶着爸爸和单位同事们的集体照。炉灶在屋里，锅台连着炕，吃饭时地上放一张桌子，我们坐着小板凳围着吃，后来改在炕上吃了。北边一铺大炕，是我们9口之家睡觉的地方。炕席材料粗糙，我们的手脚时常会被毛刺扎伤。还有不堪一提的是，那时候由于居住环境不好和卫生条件欠佳，家家户户都生有臭虫和虱子，大人孩子深受其害。

　　我哥自幼聪明过人，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我哥长大后，为了治理臭虫，他扔掉炕席，拆除炕檐，抹光炕面，糊上美观坚固耐用的牛皮纸并刷上油漆，还从家附近的汽车队要来一些电石渣（嘎斯粑粑）自制涂料（用水调和后兑上蓝色钢笔水），将房屋天棚四壁粉刷一新。然后，又用蓝色的油漆刷了墙围子，墙围与白色墙面交界处刷上一条红线，显得格外洋气！经我哥之手设计改造，我家的居住环境焕然一新。从此，臭虫无处藏身销声匿迹了，我们终于告别了炕席扎刺儿、臭虫叮咬的皮肉之苦。

　　这是1984年的一天，全家人去北陵公园游玩回家后，三姐和小妹坐在炕上吃西瓜的情景，瞧这姐俩儿笑得多开心。我家这铺大炕，干净整洁特别光滑，我们常在炕上玩欻嘎拉哈、弹杏核，特别开心。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住平房，泥土地面，后来也是我哥较早地为家里铺上了青砖地面，图案是人字造型，再后来又做了水泥地面。我非常崇拜我哥的聪明，佩服他的能干。初中毕业后他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报名申请去工厂上班，帮助爸妈养家糊口。他心灵手巧，善于专研，啥活儿都会干，搭火炕、砌炉子、修钟表、组装矿石收音机等等。吹笛子口琴、拉二胡小提琴都是无师自通，用小提琴拉的《梁祝》《白毛女》《云雀》《舒伯特小夜曲》等都非常好听！我哥能写出一手漂亮的草体行书，还经常手把手教我练写字。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在班级里写字一直是名列前茅，无人超越，可没少被老师表扬，这与我哥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爸爸一人上班供养九口之家，为了额外赚些钱补贴家用，爸爸所在的单位有允许家属编草帘和糊纸袋的副业项目可干。哥哥姐姐们放学后都会帮助妈妈完成加工任务，这样一来，我家的经济拮据状况得到了一点儿缓解。

爸爸一生都从事会计工作，早年单位在市内铁西区，1957年因环保要求迁至远郊新城子。爸爸每天上班先乘公交到南站（现在的沈阳站），再乘6点11分的火车，7点到新城子站下车还要步行近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单位。爸爸上班很不容易，无论严冬酷暑，风雨不误，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不堪其苦！当年爸爸上班赶时间，多么需要一块手表啊！可是家境困难，无能为力。直到1974年才戴上了一块东风牌的手表，是我哥给买的。那时买块北京或上海牌的手表得120元钱，还需凭票购买。我下乡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年，我哥也送给我一块手表，当时戴上手表那美滋滋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时常就撸起袖子看看几点了，就愿意让没有手表的人问我现在是几点了。到了晚上临睡前，那是绝对不会忘记给手表上弦的。

　　我家北窗有个木制护栏，后院有个邻居，山东人，人称老许太太，我叫她许大娘。她身高1.5米左右，体胖，大脸庞，单眼皮，大嘴巴，脑后盘个带网的“疙瘩鬏”，长年穿一件浅蓝色偏襟盘扣的上衣，乍一看像个老太太，其实脸上并无皱纹。许大娘为人善良，忠厚老实，菩萨心肠，我们两家和谐融洽，交情甚好。她每天闲暇时都来扒在窗台上隔着护栏和妈妈唠嗑，妈妈边做针线活儿边陪她聊家常。多年以后提起许大娘，爸爸说：“ 这个老许太太，从我认识她就是老太太，十多年了还是老太太，也不变样 。”其实，许大娘当年的年龄也就30多岁。

　　我家院子里有棵大杨树，比我家房子还要高出很多，是邻居赵大娘家种的。隔壁老佟太太时常坐在树下纳凉，她的儿子佟龄久也经常在树下坐个板凳拉二胡，那时他拉的《赛马》《二泉映月》《江河水》等，我们都很喜欢听。后来才知道，他是沈阳五三工厂文工团的演奏人员。

我家南面是汽车队，汽车队墙根儿底下铺有几块砖头，那是我们小时候拉臭的地方。东面煤场子前面是一个单位，有一回我不小心把棉裤尿湿了，那里的人就给我撮了一铁锹没有烧透的炉灰渣子让我烤，结果烤大劲儿把裤裆烤糊了，还好，回家没有挨揍，后来那个地方全都盖成房子了。

每到晚上睡觉前，妈妈就领着我们一起去上厕所。那时没有手电筒，我们带几张废纸或几块胶合板碎片点燃用来照明，后来又用上了点蜡烛的灯笼。前两年我和吉林的老姨网上聊天，老姨说她和我姥姥50年代曾在我家住了几年，她在惠工小学上学，那时还没有我呢，有三姐了，说当年妈妈可干净了，一到了晚上就像抓小鸡似的，突溜突溜地给孩子挨个洗澡，不洗澡不让上炕睡觉，还说我妈妈可能干了，她可比不上我妈妈，各方面都和我妈妈相差老远了。

　　我们小时候，不管谁生病了，爸爸下班回家路上尽可能买些好吃的，苹果买得次数多些。有一次妈妈带我上街，在国民市场的“松竹斋”饭馆给我买了一碗面条，并叮嘱我:“回家后你可别说在饭馆吃面条了，他们知道该馋了。”我答应了。到家后，我虽然没说吃面条的事，但马上走近哥姐们面前说:“你们闻闻我嘴里有啥味？”后来妈妈也常常讲起“ 闻闻我嘴里有啥味 ”这件趣事儿。哈哈，真是不打自招啊。

小时候觉得冬天特别冷，在外面玩的时间长了，手脚冻得僵硬疼痛。妈妈把我棉袄的两个袖子都绷上了袖头，流鼻涕时就用袄袖头一抹，时间长了，两个袖头变得溜光锃亮。那个时候每家普遍都有六七个孩子，大的帮父母照看小的，衣裤鞋袜也都是大的穿小了以后再下串给小的。孩子们穿的几乎都是带补丁的衣服和裤子，尤其是裤子膝盖和后屁股及衣服的两个袖肘处肯定都有补丁，甚至有的还是补丁摞着补丁，即使过大年，也不一定能穿上新衣服。虽然生活如此贫寒，但我们依然很快乐。

　　这是一个外形端正颗粒饱满的栗子。有一天，我从北窗往外面看，忽然发现不远处有颗栗子，我急忙跑出屋外把它捡了回来。到了晚上，爸爸说栗子是生的，等做熟了再分给我们吃，然后就放到炉子里烤了起来。我们围在爸爸身边等着吃栗子。爸爸担心栗子烤糊，不时地揭开炉盖查看。又等了一会，还是原来的样子。爸爸自言自语地说:“这么长时间应该熟了”，于是就用筷子把栗子夹出来放在纸上凉着，纸立即被烫糊了。过了一小会儿，爸爸拿起菜刀，准备把栗子切成几辦分给我们吃，然后就去拿栗子，结果把手给烫了，说咋还这么烫手呢？于是拿起水舀子，在水缸里舀了半舀水，把栗子放了进去，只听吱的一声，水里立刻冒股热气，这回凉了。爸爸把栗子捞出来用刀切了两次都没切动，索性直接砍了下去，结果也没砍开，只在栗子表面留下一条刀痕。这才拿起栗子仔细观察，发现是一颗用高号水泥做的仿真栗子。那个时候，我们很少能见到栗子，要是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第二天，爸爸上班时就把这颗假栗子带上，给同事们讲他烤栗子的经过。

　　1964年的一天，惠工小学的老师来居民组招生，这年我已满7周岁，符合上学条件。那天我自己去报名，招生的女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刚要回答叫小仔儿，又觉得这个名不太好听，就顺口说不知道。老师说:“你自己叫啥名都不知道，上什么学？回去吧！”我就灰溜溜地回来了。到家就和妈妈说我没报上名，妈妈也没带我去找老师问问是为什么。这年我就错过了上学的机会。如果当时我回答老师说我叫赵立满，或者妈妈带我去找老师，也就报上名了。人这辈子该咋样可能是命中注定吧。人生每到一个转折点，也许一念之差就有不一样的结局，非此即彼。如果我这年上学了，那么我就是75届毕业生了，我的人生或许与现在有所不同。

　　又过了一年，我快要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决定给我改名，说立满的满字不太好听，伪满州国就是这个满字。

邻居赵大娘与我家相处得非常好，常到我家小坐和妈妈唠家常。赵大娘是位人民教师，在惠工小学教书，在我的记忆里，赵大娘是圆圆的脸，双眼皮大眼睛，举止端庄，说起话来有声有色，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尤其是戴上那条军绿色的围巾，非常有样，一看就与众不同，当然老师就是老师，都有老师独特的气质。

那天，妈妈对赵大娘说：“我想给立满在上学前改名，立满的满字不太好，你看把这个满字改个啥好？”赵大娘想了一下说：“立满的弟弟叫立涛，你看哈，把满字改成波字，连起来就是波涛，怎么样？”妈妈说：“哎呀，挺好听的，那就改叫赵立波吧！”之后，妈妈告诉我们说：“从今天开始，立满改叫立波了，以后谁也不准再叫立满了，都得改口叫立波，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从此以后，我的大名就叫赵立波了。

那时候，赵大娘总爱逗我，说小仔儿的眼睛长得也太小了，像席糜拉的似的，一眯眼儿都找不到眼睛了，没有她家小耀眼睛大，让我吃鸡肝，说吃了鸡肝眼睛就能长大，然后就编了一个顺口溜：“ 说小仔儿，道小仔儿，小仔儿最爱吃鸡肝，吃完鸡肝眼就大”，说完就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她当时的样子我现在仍记忆犹新。那时赵大娘一说我眼睛小，我就偷偷去照镜子，使劲地扒自己眼睛，也没扒大。还有一回赵大娘来我家和我妈唠嗑提起我和小耀，妈妈说我嘴可笨了，小耀可能说了。赵大娘就跟妈妈说：“ 那天你家小仔儿来向我告小耀的状，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小耀过来了，就一五一十的说个没完，全是她的理儿，结果小仔儿有理说不出，小耀明明没理却变成有理了 ……”。

小耀与我同年，是赵大娘的小女儿，也在这个院落出生，我俩一起长大，一起上学，还在一个班。那时候小耀基本天天都在我家里玩，就像我们家人一样。有时候我家做好吃的，就给她家送点，她家做好吃的也给我家尝尝。那时候赵大爷可喜欢我了。有一天，我和小耀互换了，她来我家，我去她家，说好后，小耀抱个小花枕头来到了我家，我就去了她家。那天我家吃的是苞米面大饼子，她家吃的是肉丸煮饺，咬一口，汤汁和油就流到碗里了，赵大娘家包的饺子也太香、太好吃了！这顿饺子让我一生难以忘怀。那晚我是和赵大爷一个被窝睡的。

　　1965年，我终于上学了，在惠工小学。我家这片儿的学生应该都是十二班的，但赵大娘把我和小耀分到了一班，因为这个班里有好多学生是老师的孩子，在一年级中是个打头的班级，班主任配备得也好。后来有一次和小耀聊天她说：“ 记忆中我妈说，咱俩为啥上一班?因为彭（淑珍）老师板书好，你记得彭老师写字什么样儿吗?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

在我入学前，妈妈就把学习用品都为我准备好了。书包是草绿色的，前面有个圆形带按扣的小兜；文具盒图案是深蓝底色，中间有个略微凸起的大飞机，把白纸放在上面，用铅笔在纸上来回划拉，飞机就印在纸上了。我姐的文具盒图案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我又喜欢这个了，要和我姐换，我姐就同意了。

1980年，有一天去姐家，在窗台上看到了我的大飞机文具盒，里面装的钉子啥的，要是现在看到我肯定得给拿回来。上学前我就能认写300多个字了，都是妈妈教我的。刚上学那会儿，老师只教我们加减法和汉语拼音，我很纳闷儿，怎么不学认字和写字呢？印象中我们学了一个学期的汉语拼音。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告诉妈妈，今天我们学唱歌了。妈妈问：“你学啥歌了给我唱一个”，然后我就拚着唱了起来：“b一e，m一e，f一e”，当时我还以为这就是歌呢，现在想起来真好笑。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学课文了，语文书里面学字的内容现在我还能背下来：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人手足口耳木，马牛羊，鸟虫鱼，木头，竹子，禾苗，青草，丈尺寸，元角分……，每个字上方的图片是啥样子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乌鸦喝水》《狼来了》《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小猫钓鱼》等每篇课文的内容也都印象深刻。我还把书里的插图用蜡笔涂上了颜色。我特别喜欢上语文课，尤其愿意学习生字和写字，期末考试，我语文100分，算术99分，还以为自己挺厉害呢，结果人家小耀得了个双百。

　　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的小学老师（彭淑珍）在2014年师生聚会时的合影。彭老师是我们一年一班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和算数，那会儿她还是个21岁的年轻女孩呢，皮肤白皙，高挑个子，很时髦的5号头，特别青春，富有活力。

　　这张全家福是1966年12月1日在惠工照相馆照的，那年我家已经是姊妹7个了，最小的妹妹都3岁多了。后来听妈妈说小妹名字的由来：咱家到丽清这就是最后一个了，以后就清了，所以就起个赵丽清的名字。照片上的我穿着一身古铜色趟绒棉衣裤，脚穿一双棉靰鞡，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当时天气已很冷了，可妈妈、二姐和小妹还穿着露脚面子的布鞋呢，这与穿着棉衣棉裤棉鞋的其他人有点不协调，我想是当时妈妈还没有把棉鞋做好吧。我们小时候一年四季的穿戴都是妈妈一针一线做的，自己打袼褙、纳鞋底 。 那时候，妈妈每天忙完家务，就在炕上缝缝补补做起针线活儿了。爸爸含辛茹苦赚钱养家，妈妈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父母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多不容易啊！

这一年，我哥的工作有了变动，他所在的七二四厂抽调一批包括我哥在内的职工去西安支援三线。妈妈知道后，认为西安离家太远了，如果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所以坚决不同意。那天，单位的几位领导来我家做妈妈的思想工作。领导说:“厂子已经决定了，必须得服从，要是同意你留下，那些去的人咋办？” 记得当时妈妈无奈地哭了。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如不服从组织分配是严重违纪行为，会受到处分。所以我哥还是去了西安。

我哥临去西安的前几天嘱咐我:“以后要多听妈妈的话，多帮妈妈干活。”我哥到西安后，在西安东风仪表厂工作，也是一个大型军工企业。他来信说厂子还不错，工作也不累，厂区环境很好，像花园似的。当年我哥在七二四厂的电镀车间工作，住独身宿舍。星期四休息回家时，经常给我们带食堂做的面包，可好吃了，尤其是再熥一下，刚出锅的面包那个暄乎啊！还有白糖小烤饼，又香又甜。后来才知道这些好吃的都是我哥用他攒下的细粮饭票为我们买的。

        那个时代，孩子满1周岁的时候，父母能给子女留张照片的人家很少，我们姊妹都没有这种遗憾。每每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感觉照片很珍贵、有价值。妈妈为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美好的瞬间，真是太有远见了！

爸爸：农历 1926年9月21日出生

妈妈：农历 1927年6月16日出生

爸爸妈妈和我哥在哈尔滨合影

哥：1948年6月19日出生

以前总听妈妈说，我哥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谁见了都喜欢，都想要抱抱。

姐（右）1951年6月1日出生

二姐：1953年4月21日出生

三姐： 1955年4月22日出生

　　妈妈说我三姐小时候总爱哭，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给她照周岁相时，刚放在座位上就开始大哭，最后还是让妈妈抱着照的。现在看来，应该对三姐提出表扬，由于三姐的不配合，让妈妈也留个影，太难得了！那年妈妈刚好29岁。写到这里我就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拍周岁照时，都是妈妈抱着那该多好啊！

我： 1957年8月17日出生

弟： 1960年5月5日出生

弟弟的袜子都快掉下来了。

妹： 1963年6月29日出生

　　小妹拍周岁照时，妈妈也带我去了，那年我7岁。给她拍照时也是哭闹不止，说啥也不坐椅子上，摄影师左哄右逗忙了半天也不奏效，后来给她个小皮球，马上就不哭了，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

　　我们那时候，卖的糖稀都是用铝制饭盒装的，还没有塑料盒呢。

　　小时候，我常去家附近的山东堡和小桥，就喜欢看卖糖稀的，如果能买上2分钱的吃，那可美得不得了。有一次在山东堡我对那个卖糖稀的人说:“买2分钱的”。他接过钱后打开饭盒，用两根2寸来长的冰果棍给我搅了2分钱的。接过糖稀，我也用两个冰果棍不停地搅，一会工夫，糖稀就变得发白有弹力了。我边搅边用嘴嗦嗦，甜甜的，感觉心情很愉悦。

那时候在家里常能听到外面有人喊“ 酥脆的花生……！ ”，叫卖人是个女的，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走街串巷，边走边重复着她的吆喝声。花生1元钱1斤。有一次妈妈给我们买了一点儿，到家后把花生放在炕上按人数扒成几小堆儿，告诉我们让小的先挑。当然是小妹第一个出手了。那时候吃炒花生感觉太香了！还有一次妈妈又买来了一些花生，我和我哥把吃完的花生皮按原样扣好摆在炕上，想逗弄一下小弟和小妹。一会儿小弟过来了，发现炕上有花生，就问：这是谁的花生啊？我和我哥都不吱声。小弟看来看去也没好意思去拿，后来实在忍不住要吃，结果手刚一碰到花生，花生立刻就开了，一看是花生皮，又去拿另一个，剥开一看又是花生皮，我和我哥在一旁看到小弟的样子，终于忍俊不禁一起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小弟就知道上当了，那不好意思的表情很好玩儿！

　　有一年的冬天，二姐和三姐带着我去北市场副食品商店买菜，见有卖冷冻生牛肠的，价格很便宜，就买了一大坨背回家。因为第一次买这种东西，不知怎样收拾，爸爸把隔壁邻居韩婶找来家里向她取经，因为她家是回民。韩婶笑着对爸爸说：“你可别调理（糊弄）我一下子啊！”爸爸说：“肯定是牛肠子不调理你。”韩婶这才看看牛肠，还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告诉爸爸清洗和制作的方法。

那时我们是买不到牛羊肉的，回民买牛羊肉也是凭票供应。这些牛肠我们吃了好几顿，还㸆了一大饭盒牛油。妈妈说这牛肠买得太划算了。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炒的那盘牛肠，特别好吃特别香。

有一次我和韩婶的儿子小五帮一个大爷推车，大爷说帮他推到地方就给我们洗澡票（那时单位给职工发洗澡票和理发票）。大爷在前面拉，我俩在后面推，帮他推了很远的一段路，还没到地方，担心找不到回家的路，便告诉大爷说，就帮你推到这了。然后大爷从怀里掏出钱包，拿出两张洗澡票分给我俩。到家后，我高兴地把澡票给了我哥，并告诉他得到澡票的由来。我哥接过一看，是张过期的洗澡票。这个大爷也真行，竟然欺骗两个小孩，太不厚道了！

　　提起澡票，又让我想起我哥带我去小西浴池洗澡的情景。那时澡票两毛五一张。走进浴室，先换上趿拉板儿，趿拉板儿是用约1公分厚的长方形木板制做的，前部钉上一根帆布或胶皮带，走起路来呱哒呱哒的很不跟脚。浴池里面一排排的带箱小床，衣服放在里面，如果人多床位紧张，就将衣服放在地上的衣筐里。洗累了还可躺在床上休息一会。擦脸的毛巾放在始终冒着热气的蒸汽箱里供浴客使用。红茶水免费喝。哥帮我洗完澡回床休息时，就给我剪手脚指甲，我的两个小脚趾头是瞎指甲，也就是一个小鬏，被我哥给剪没了，然后哥说：“看你这两个小脚趾头的指盖被我修理没了”，然后就笑了起来。

小时候，我胆子很小，笤帚疙瘩还没落屁股上就说“下回不了！”是比较听话的孩子，但也没少挨父母打。那时候普遍存在父母打孩子的陋习，我家只有我和弟弟挨过打。有一次因为我淘气弄脏了衣服，妈妈生气地大声说:“以后你就别穿衣服了，都脱了吧，痛快的都给我脱了！”我顺从地把衣服都脱了下来。这时我看到妈妈气得拿起了水舀子，就赶紧往外跑，结果还是被打到了屁股上。我光着屁股跑到赵大娘家敲门，是赵大爷给我开的门。我藏在门后说：“赵大爷借我条裙子”（因为那时候小耀经常穿裙子）。还有一次，妈妈要打我，我去开门想往外面跑，记不清当时是谁拦着我，我慌乱之中使劲一拽门，胳膊就搭拉下来不敢动（脱臼）了。妈妈赶紧过来问怎么了？了解情况后，只见她用双手握住我的胳膊用力往上一端，嘎巴一声响，胳膊立刻不疼活动自如了。当年妈妈还真是不一般啊！还有一回挨打是因为家里的一小袋糖块不见了，大概10来块糖吧，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袋口还有个塑料锁，挂在墙上。妈妈发现糖不见了，问谁谁都说没拿。最后还是怀疑到我，就打我，我被屈打成招。又过了好多天，小弟见风头已过，平安无事了，才说那包糖是他拿给外边小孩分吃了。为了保护小弟不被挨打，我就没要求父母为我“平反昭雪”😄。

　　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在家人微信群里聊天时，二姐说：“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不懂得‘珍贵’ ，没等长大就已经各奔东西谁也顾不了谁，老了以后想总在一起只能是梦了 ”。有一次，我和二姐聊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当我说到自己挨打，二姐抢话道：“你可别说了，我妈都后老悔了，都已经和我们讲过好几回了，都是哭着讲的……”。8岁左右时我挨父母打的次数比较多些，12岁以后基本就不挨打了。说到这就联想到了自己，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我只打过两次。一次是在5岁的时候，因为吃早饭，咋做都不对，咋哄也不行，一气之下我用筷子往他手上打了两下，估计打得能挺疼；第二次是因为我给他理发，咋理都说不好看，总是挑毛病，我就踹了他一脚。那时他刚上初中，知道注重自身仪表了，要求也高了，喜欢留长发了。就这两次，后悔了一辈子，每当想起就感到很扎心内疚。真是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妈妈非得让我穿三姐穿小了的鞋。那是一双紫红色趟绒露脚面的拉带布鞋。我情有不愿，也只能被迫穿着去上学。下课我都没敢出教室，生怕被同学发现我穿的是女孩鞋，第二天我说啥也不穿了。我还穿过旁开门的女裤，还好，穿女裤不太容易被别人发现。

　　这是我们都曾吃过的驱虫药，叫“ 塔糖 ”，和糖块一样甜。小时候我们肚子里普遍都生有蛔虫，所以每到秋季学校都会发这种糖给我们，我们都喜欢吃。

一次我生病刚见好，躺在炕上对妈妈说:“我饿得实在太难受了”。妈妈给了我1角钱说：“你自己去铁道北那个饭馆买个烧饼吧”。我用6分钱买了一个烧饼，吃完就不饿了，感觉可幸福了！那个时候，妈妈每次买粉条时，我就挑拣些粉条头儿揣在兜里，等妈妈做完饭，我把粉条头放在炉盖上烤，粉条一烤就“开花”，然后我们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妈妈心疼地说：孩子们也太熬苦了啥也吃不着。有一天妈妈用油炸了一大盘子粉条给我们。

1967年8月中旬，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小妹去了河北农村姥姥家。

我们乘晚上的火车，次日早到栾县，又转乘汽车到乐亭县的馒首张庄姥姥家。这年妈妈刚好40岁，带着3个孩子出远门，一路辛劳，真不容易！到姥姥家的当天晚上，小弟和小妹就开始哭闹着要回家，那时他俩的身上又起水泡了。三姐和小弟小妹都有青棵过敏症，除了脸部和胳膊外，身体的其他部位就像被热水烫了似的起好多水泡。那时就是涂抹点紫药水，也没有别的招儿，用不了几天就不治而愈了。

姥姥家有三间房子，旧式木制小方格窗户，没有玻璃，糊的白纸。东西两侧是居室，中间是厨房，灶台上支着一口大铁锅，旁边一个风匣一个大水缸，墙壁和棚顶被烟熏得黢黑。姥姥做饭时我帮着烧火拉风匣，有一回姥姥还偷偷煮一个鸡蛋给我吃了😃。我们住在东屋，西屋是啥样子记不清了。东屋南面是一铺大炕，旁边的一口大缸里装了半缸带壳的麦子，北边放一个挺大的棕黑色柜子。那时村里还很落后，没有通电，到了晚上，家家户户都用煤油灯来照明。

姥姥家和舅舅家的房子相邻，舅家房后有棵大枣树。有一次，舅母带我出去玩，路过生产队的一大片花生地，我不知道花生怎么长出来的，感觉很新奇，就停下来仔细观看。舅母看四周无人，就赶紧在垄台上踹了两脚，沙土松散开来，再用手一拔，白花花的花生就出来了。她告诉我:“生花生也好吃，你快尝尝！”我就开吃，真的很甜！舅母怕别人看见，让我把吃完的花生皮赶紧埋到沙子里。

　　有一天姥姥带我们出去玩，姥姥在道旁地里折了一根苞米杆（我们叫甜杆），然后麻利地盘腿坐在了地上，把甜杆往腿上一磕折成两截，嗦了一口说：“还中，挺甜！”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笑。我们笑的是姥姥盘腿坐在地上嗦甜杆的样子。那时的姥姥也就60来岁吧，印象中姥姥没有牙，身材偏瘦，中等个头，整齐的发髻盘在脑后，瓜子脸双眼皮高鼻梁，虽然是小脚，但走路还挺快。傍晚，姥姥就拿起喷药的小壶，对着炕席和窗台用嘴一吹，药就成雾状喷了出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跳蚤叮咬了。

一次，姥爷推着一个木制独轮车带着我和小弟去地里拾柴禾。路上，小弟见到庄稼就薅着玩儿。姥爷说，立涛这孩子也太淘了。姥爷身高1.72米左右，国字脸庞，五官端正，头发灰白，球头发型，皮肤黝黑，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说话有膛音很好听，文绉绉的，是个文化人。

那时姥姥家还养了一头黑白相间的花猪，猪食是用地瓜秧拌高梁米糠煮熟，放凉后再去喂，我也跟着姥姥去喂过猪。妈妈说这头猪吃食时就吱吱喝稀汤，所以一点也不肥。

距姥姥家不远处，有个叫德生的大孩子，我们叫他德生哥。在我印象中，德生哥可有哥样了，常带我们一起玩。有一天带我去抓娃娃（会叫的蝉），德生哥先到马棚薅一根马尾，然后钻进高粱地里折棵最高的高粱杆，撸掉叶子，把马尾系个套儿绑在上端，就去树上找娃娃。一会的工夫就从树上给我套住了一只，放在手上也能叫，很是好玩有趣儿。回沈阳多年后我还常常想起德生哥。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9月，我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到盘锦坝墙子农场。那年她刚满17周岁就打起行装远离亲人，去了一个遥远陌生贫穷落后的农村插队落户。那个地方全是退海之地盐碱滩，她们在那里开荒种稻，吃的是浑浊的坑水，干的是“早晨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的水田农活。妈妈说，以前我姐放学回家就拿本书看，从来也不做家务，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都是二姐帮妈妈做饭洗碗收拾屋子，有一回切角瓜还不小心剁掉了左手的食指尖，出了好多血。

        我姐下乡后变化很大，每次从盘锦回家都主动做家务，临回去时也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困难年代，我家有时不到月末钱就花光了，妈妈就让爸爸从单位借一点儿。厂领导也了解我家人口多生活拮据的实际情况，每次都会借给爸爸20或者30元不等。10月份是一年中花钱最多的，因为临近入冬，妈妈就得开始张罗买土豆萝卜大白菜和冬煤劈柴等等，那时候白菜每斤1分8厘2，最好的棵棵抱心儿的3分钱1斤。我家渍一大缸酸菜，再腌两坛子咸菜。

       因为家庭困难，我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从未交过学费。每年度的学费是小学2.5元中学3.5元。每到交学费时，都是把爸爸单位开具的家庭困难介绍信交给老师，这样就可以免交学费了。

      当我们逐渐长大了，妈妈就在外面做临时工赚些钱补贴家用。她先后在八王寺汽水厂做汽水、建筑工地筛沙子、路桥队修公路、糖果厂包糖块、棉麻厂拉被套、副食店卖食品，最后以固定工身份在市文教用品厂工作，1978年办理了退休。

　　一次，爸爸答应我说，这月开资给我1毛钱。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晚上，爸爸坐在炕上计划起这个月的开销，我趁机开口要钱，他就从工资里拿出1毛钱给了我。爸爸计划完毕，发现工资总数少了1毛钱，就问我拿没，我随口说没拿。然后爸爸又查了一遍，确认还是少1毛钱，就又问我:“你肯定没拿吗？”我坚持说没拿。因为我开始说没拿，现在也不好意思说这1毛钱就在我兜里。如果我向爸爸说“那1毛钱不是你刚才数钱时给我的吗？你忘了？”这样的话，爸爸就会想起来了，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因为害怕就没敢说出事实真相。过了一会儿二姐就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是你拿了，就承认说你拿了，你到底拿没拿？”我更紧张了，还是说没拿。我担心兜里这1毛钱被发现会更麻烦，就择机把这1毛钱偷偷地扔在我家外屋靠墙的坛子后面了。第二天我自作聪明煞有介事地喊:“快来看啊，这里面怎么有1毛钱呢？”然后就挨了一顿打。你说我傻不傻？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是有点缺心眼儿，反正不太尖。😂

离我家不远的高铁道附近有一条小河，当时叫红河，应该就是现在的北运河。每年到了夏天，我都会与几个小伙伴去那里游泳，我就是在那里学会的游泳，无师自通😄。去那里游泳是非常危险的，经常发生溺亡事件，所以每到暑假前，学校都对我们开展禁止野浴等安全教育。有一年，我在那丢了一双灰色的空前绝后的塑料凉鞋。那天，游泳上岸后，发现我的凉鞋不见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只好光着脚走回家。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赤脚走在马路上的滋味。到家后，我偷摸找了双蓝色胶鞋穿上了。妈妈看到后感觉奇怪，就问:“这大三伏天的你怎么不穿凉鞋呢？”我就如实说了丢鞋的经过。还好，躲过一劫，没有挨打。

　　小时候我也够淘的了。距我家房后50米左右有一条沈吉线的火车道，每天都有十余列客货车辆由此经过，货车满载着煤炭、木材、钢铁、烟草、粮食等各种经济建设物资轰隆而过，我们经常一节一节地数车厢，有的货车车厢很长，竟然有五十三四节之多。

从北站发车的时候，在我家就能听到火车启动的声音，开到我家这里速度还挺慢呢。我经常和邻居小五他们在铁轨上打闹玩耍。当货车到来时，我们就顺势扒上去，跳下来，再扒上去，再跳下来。有一回我扒上了火车，快到小北边门时火车开始加速，我就不敢往下跳了，咋办？那也得往下跳啊，否则火车会越开越快的，我只能硬着头皮跳了下来，结果我的双手掌摔秃噜皮了。如果我跳到地面时就势来个前滚翻就没事了。

除了扒火车，到了冬天，我们还扒汽车玩，只要马路上面有冰雪，我就把住汽车尾部，蹲下来在冰雪路上滑行，感觉很兴奋很过瘾。有一次在我家后院（铁道北）扒的是3个轱辘运煤的汽车，我按部就班随车滑行。因为路面上有冰雪，所以车速不是很快，刚刚滑行300米左右，这时候有个汽车超过了我扒的这个车，可能是超车司机发了什么信号，我扒的这个汽车马上就停到路边了，司机快速从车上下来就直奔车后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他像抓小鸡似的一把抓住，接着把我抱到副驾驶座位上，关上车门就把车开走了。一路上，这个司机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我也没敢出声，老实儿地坐在他身旁目视着前方。当车开到小北边门铁道口时，又继续往前开了约有两公里，这时他向对面开过来和他一样汽车的司机招招手，然后两车就相对停了下来。司机对我说：“下车吧”，我俩下车后，他扶着我的肩膀，大声对那个司机说:“帮我捎他一段路，他说在哪下车你就在哪停”。然后我就上了那辆汽车。到地方了，我告诉司机说到了，车就停了下来。下车后我很纳闷，那个司机抓到我后，没打我也没骂我，还把我抱上车，一路上也没问我什么，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最后还给我联系个回来的车把我送回来，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无疑是位好心人。有点意思。

　　这张全家福是1969年3月23日在惠工照相馆照的，那时我12岁，我和弟弟穿的是军绿色上衣，是妈妈新给我俩买的。 

　　1969年4月的一天，为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市人委（现在的市政府）广场晚上有节目演出和露天电影。傍晚，我和邻居小五就去了那里，可是戒严不让进了，我俩就随着游行的队伍混了进去。进入广场就看到在电信大楼那个位置安放了一排探照灯从不同方向射向广场上空，我还是头一次近距离看到探照灯的样子，感觉很新奇。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非常热闹。电影演的是钢琴伴唱《红灯记》，还有宣传九大内容的幻灯片。印象最深的是到了夜间放了好长时间的礼花鞭炮，冒着广场四周弥漫刺鼻的烟火味和上空浓浓烟幕中不时夹杂着飞落的炮仗碎屑，我和小五捂着鼻子赶紧捡地上的哑炮，捡了好多好多，我俩的衣兜和裤兜装得满满的，留着放呲花玩。那天我俩凌晨4点多才往回走，没敢开门进屋怕惊醒家人，我就在家的前后院来回溜达等待天亮。那时后院老金家的钟在外面就能看到，所以溜达一会儿就去看看几点了，觉得时间过得可真慢啊！

提起玉米饼子，我们叫它大饼子，那个年头，几乎天天上下顿吃大饼子喝糊糊（苞米面粥）。有一天二姐放学回家一看又是大饼子，就撅着嘴生气地说： “怎么又是大饼子啊？” 妈妈叹了口气说:“ 不吃大饼子吃啥啊？” 有一年大年初二，妈妈就和了一盆苞米面放在炕头盖上小棉被，准备晚上给我们蒸大饼子吃。那时候计划经济实行供应制，家家户户都用粮证买粮。我每月口粮定量28.5斤，到了中学涨到31斤，每人每月大米和白面各3到4斤，其它全是苞米面和高粱米等粗粮。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每月供应的粮食有点不够吃了。吃饭时，每人分一个大饼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大饼子我从来没吃饱过。每天早晨上学前，妈妈就蹲在炉子旁用平底锅给孩子们烙大饼子片吃，刚烙出锅的大饼子片香喷喷的太好吃了，什么菜也没有，就干吃。我估摸自己的那份吃得差不多了，就不再吃了，否则别人就不够吃了。如果让我放开吃，我能把那天的大饼子全吃光了。那时候油水少，又在长身体，总是饥肠辘辘，尤其在校上完间操更觉饿得慌，就盼着中午能快点回家吃饭。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牙疼，严重时嘴巴子都肿了起来。每次看牙回来，妈妈都给我2毛钱4两粮票，让我去饭馆吃一碗面条。当时牙疼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坏事，因为能去饭馆吃碗面条了嘛😂。

　　到了夏天，我家就在外面做饭了，那会儿时兴自家用苞米面烙煎饼，公认煎饼即好吃又耐储存，几乎家家都做。把铸铁平底锅翻过来，将底部用砂轮打磨光滑就可以做成煎饼鏊子，配上起煎饼的马口铁小铲刀，用块干净的布卷个团蘸点豆油，这样就具备烙煎饼的条件了。那时候我烙煎饼的兴趣很浓也很有技巧，往炉火上压些湿煤，用炉钎子扎一圈眼，放上自制的煎饼鏊子，准备好粘稠适度的玉米糊就开始加工了。天气很热又在火炉旁操作，我穿个跨栏背心，脖子上搭条毛巾，先用浸油的布团擦一遍，舀勺面，用刮板在煎饼鏊子上不停地一圈一圈地刮啊刮，一会工夫翘边了就可以揭下来了。待一盆面糊在我的手上变成一大摞好吃的煎饼，全家人都吃上吃我烙的煎饼时，热得满头大汗的我别提多有成就感啦！

　　1970年我十三岁了。一天，我哥说要带我和小弟小妹去照相，然后给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又给我们打扮一番。我里面衬衣最上面那顆纽扣，是我哥现抠的扣眼钉上去的。在惠工照相馆每人照个寸方的。回来的路上我哥说，小弟和小妹照相时挺自然大方的能不错，说我照的时候有点抹不开了，笑得一点也不自然。这是我们长大后第一次拍单人照，非常难得，太珍贵了！

　　这张照片，是得知赵大娘她们一家要搬到乡下去之前拍的。那天妈妈对我们说：“你们这次分别后，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上面呢，一起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然后就让二姐领着我们去惠工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

1970年3月的一天，赵大娘她们⼀家下乡到了锦西，那时候叫 “走五七道路”。当时我在惠工小学上四年级，其实应该是上五年级，1966年因“文革”停课一年，所以我们就等于留级了一年。赵大娘一家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时候赵大爷上下班骑一辆东方红牌28型公车，车把上总是挂个黑色人造革兜子。有一次赵大爷的自行车铃被人偷了，我就和邻居小五从别处“弄”来一个给赵大爷了，结果小耀看到后马上说:“这个就是俺家的那个车铃”。哈哈，完璧归赵了。记得赵大爷的小胡茬可硬了，高兴时用小胡茬扎过我的脸。赵大爷好抽烟，每次抽完烟，便把剩下的烟头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积攒多了，再把烟头里的烟丝剥出来，用纸卷上抽。我没少帮赵大爷剥烟头。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很节俭。

我小时候还真的有点蔫坏，搞了一次恶作剧。有一天，我偷偷从赵大爷烟盒里拿出来一支烟，然后往烟里面插了一根做活儿的针，又原样放回。几天后，赵大娘来我家串门，就和妈妈描述赵大爷抽这支烟的情景：点着这支烟后，烟头就露出个发黑的东西，以为是烟梗，就用手指去弹，弹了几下也没弹掉，后来这个“烟梗”越来越长，再去弹，还没弹掉，用手拽，结果手指被烫了一下，把烟剥开一看，原来是根针，就纳闷怎么回事呢。后来赵大爷就猜到是我干的“好事”了。

1970年初，当时我还未满13周岁。一天，我帮赵大爷劈柴，赵大爷用双手握着铁钎子，让我用锤砸。我问:“赵大爷怕不怕砸到你的手？”他用非常信任的眼神看着我说：“不怕，没事儿，你就大胆砸吧”！我轮起很重的大锤，用力一锤一锤地砸，每锤都准确地落在钎子上。当然我也是特别小心加小心的。那天我帮赵大爷劈了好多劈柴。

　　那时候我家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如果计划不周没到月底钱就花光了。有一回邻家小五看完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就给我讲电影里的情节:有女特务枪杀列宁、跳芭蕾舞的小天鹅、卫队长等等，说可好了让我也去看。我好生羡慕，就和妈妈说要看这个电影，票价两毛五。妈妈说啥也不让我看。第二天小五的姐姐淑华替我向妈妈说情，妈妈大声对她说：“这过日子要花钱，没有钱憋的猴叫唤，你是不知道没有钱是个啥滋味啊”！给淑华吓得不敢出声了。虽然我没看成这个电影，但当时我一点也没感到委屈，非常理解妈妈。那时，一张电影票价两毛五，能买2斤半苞米面、或者2斤半高粱米或三斤大酱啊……！后来我做个梦，梦中观看了这个电影：天朦朦亮，影影绰绰看到有一个女特务趴在一个土堆下面，手里拿着枪……。

　　1971年，我们即将升入小学五年级时，惠工小学要改为中学，所以就把我们转到令闻一小了。这一年，我二姐也上班了。这些应届毕业生，没像往年一样“一窝端”全部下乡，而是实行“ 四个面向 ”政策。

毕业分配前，二姐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临走时对妈妈说：“ 你们就做两手准备吧，一是下乡，二是留城 ”。

之后，二姐真的被留城了，理由是我哥支援三线去了西安、我姐下乡到了盘锦属于远郊，还有一个因素是二姐平时在学校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老师偏爱。那时学生毕业分配的去向，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基本是算数的。 后来，二姐被分配到了一个不错的单位，她班有好多同学都下乡了。那个年月，留城工作和下乡务农，两种命运的安排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姐上班后，常常给我们买些好吃的，那年月能吃上一块饼干都觉得是件很开心的事了。每当学校搞活动或开运动会，看到有些同学午饭带的炉果、饼干、蛋糕或者面包汽水，我可羡慕了，我从来没带过这些，我吃的是妈妈给我烙的糖饼。有一次参加校外活动，妈妈给我带的是苞米面韭菜馅发面大饺子，午饭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吃，怕同学看到笑话我。

　　1972年，我15岁了。这年的3月份，我由令闻一小五年毕业，直接入沈阳市第九十七中学的六年七班学习。那时是 “九年一貫制”。不久，学校组织历时十多天的拉练活动。那天我打上了行军式的背包，带上一些生活用品，由班主任李老师带队，乘坐解放牌大汽车来到了陈相屯的一个小矿山地区住下。实行军式化管理，按时吹起床号和熄灯号，还在夜间搞过紧急集合。每天都参加劳动，把矿石搬到小火车上运走。食堂提供免费三餐，好吃好喝，印象最深的是大头菜炒粉，我最爱吃，有一天还吃到了炖肉，让我喜出望外😃。休息的时候，我班吴小明同学教大家唱 “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这首歌。虽然劳动很累，但我们很快乐。

参加这次拉练活动，是我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家，而且时间这么长，当时我很想家，几天后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汇报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在拉练结束回家后，听说我信中把“大头菜”写成了 “大凉菜” 了。

这次拉练活动，使我得到了锻炼，收获颇多，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

　　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的中学老师（李志群）在2015年师生会时的合影。当年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教我们数学。李老师板书写得非常好，无论是汉字、字母、数字等都写得工整美观。上课时，看着老师在黑板上认真写板书的背影，还有粉笔与黑板相互摩擦发出 “沙沙” 的声音，不失为一种享受！李老师长得也非常漂亮，身材匀称，梳两个齐肩小辫，显得格外精神，咖色和蓝色的两套毛料西装轮换着穿，裤线永远是那么笔直。当年在学校教师队伍里是公认的大美人儿。

　　1973年，我16岁了，在沈阳市第九十七中学的七年七班就读。那年时兴戴眼镜照相，显得有学问，所以我也跟风照了一张，感觉良好。照片里我戴的是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它来自何处我记不清了。现在想想好搞笑 😜。 

二姐上班以后，妈妈也到了棉麻厂做临时工，我和三姐便承担了家里买菜做饭的任务。这年，我们买了秋菜，渍了酸菜，我和三姐几乎天天用剩下的菜帮菜叶剁菜馅包菜饽饽吃。早上就把苞米面和好发上，待面发好，先取出一点儿做面肥留着下次使用，然后再兑适量碱水揣揉均匀。每次包菜饽饽都得蒸两到三锅，我一顿能吃3到4个，也不用分着吃了，那些年我姐时常能往家里送些盘锦大米，粮食基本够吃了。

　　1974年我17岁了，在沈阳市第九十七中学的八年七班。我和弟弟从小到大都是妈妈给我俩剪头，有一次我剃了个光头，头发长出后就去拍了这张照片，里面的海魂衫是我哥给我买的。那时学校除了上文化课之外，还经常组织下厂劳动，先去的沈阳市二一三厂，包装二级管三级管啥的，后来又到我家附近的冷轧带钢厂，整天搬挪钢筋盘圆，将其归位，整天搬挪钢筋盘圆，将其归位，一捆盘圆约200斤左右。一次，张宝儒老师和我们一起搬盘圆，往下放时不小心把他大脚趾砸伤了。我们惊慌失措，焦急万分，赶紧搀扶着他。只见他脸色惨白，故作轻松地说:“你们不要紧张，没事儿。”多么善解人意的老师啊！

同年秋天， 我三姐下乡到西丰县福临公社横街大队。乘火车到开原下车，然后还得坐一段小火车才能到达她所在的翠文青年点。从这年开始，应届初中毕业生下乡实行“厂社挂钩”，由家长单位负责组织动员并协助管理、派带队干部长住青年点。后来还给青年点建了知青宿舍，只要青年点遇到困难，单位都会尽力帮助解决。冬天，单位给青年点送煤取暖。三姐到西丰不久，就给家里买了蚕蛹蘑菇黄烟叶等，那时候她可没少往家里买蘑菇。把蘑菇泡好洗净，土豆和胡萝卜切成小丁，放锅里略炒，然后加水，熟后再勾芡出锅，如果能放点香菜就更好了，味道很鲜美，全家人都爱吃。

　　1975年2月4日，小年的第二天，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这天，我姨奶和她的家人来我家串门，晚饭后坐了一会就说要回去了，妈妈和我们送姨奶一家回来，约7点半左右地面开始震动，当时我们都误以为是有火车经过呢，因为火车道离我家很近。妈妈还说，这个火车咋这么砸地呢？紧接着震动越来越大了，我哥当时正在炕上躺着，看见天棚在晃动，马上脱口喊道:“地震了，快跑”！！！随即全家人都往外跑，到了外面就不震了。这时才发现妈妈没有穿鞋，我马上回家去取，进屋后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我拿起鞋就跑出来了，毕竟是头一次经历地震，很恐惧。后来是谁开玩笑说，这回妈妈脚也不疼了。等我们回家一看，墙上挂钟被震停了，墙根下还有震落的一点点墙皮。来火车的震动与地震的震动很相似，所以地震发生后，一来火车我们就条件反射想往外跑。之后，我和我哥去北市场溜达一圈，查看外面是什么情况。地震后的第六天，就是大年三十儿了，那天晚上，我们还都在外面躲地震，妈妈一个人给我们煮饺子，让咱们换班回家吃。那时候我们都很害怕地震，尤其是未满12岁的小妹更是紧张害怕，睡觉时也穿着棉猴儿戴着棉手套，棉鞋也不敢脱，平躺在炕上，随时准备逃离。现在看来，发生地震时，住平房比较安全，就地避险就可以了，往外跑反而更不安全。

1975年我18岁了，在沈阳市第九十七中学的九年七班。开学后，学校又组织学生下厂劳动，那个小型轧钢厂离家很远，在陶瓷城的前一站，坐公交车得一个多小时，还得倒车。厂方给我们办了满天飞的公交车月票，每天拿着月票随便坐车的心情很惬意。中午在工厂食堂吃饭，每天给我们3毛钱的伙食补助，馒头5分钱一个，还有大米饭等，每样菜在8分到1毛5之间。我的最爱当然还是8分钱一份的大头菜炒粉了，一顿中午饭花2毛钱就足够了，还能剩下1毛钱呢。

　　这是1976年我临近下乡前与小弟的合影

　　1976年我19岁了，在沈阳市第九十七中学的九年七班。1月初，我哥带我到太原街秋林公司对面的车辆电讯商店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之后没过几天周恩来总理就去世了。那个年代，如果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绝对轰动四邻，令人羡慕。刚买来的一段时间内，每到晚上，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就拎着小板凳来我家看电视。买电视机之前，我哥没有告诉爸爸，因为爸爸是绝对不会同意买的，只能先斩后奏。后来听爸爸说：“下班回来后，得知家里买个电视，当时脑袋就嗡的一下。”因为那些年我家生活困难，难以为继之时，爸爸多次向厂申请借款累计有1200元钱之多，爸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拉的饥荒无力偿还，家里还买个电视，如果让单位知道了，给爸爸造成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后来赶上逢年过节的，厂领导也给陆续核销了几笔。有一次爸爸告诉我说，厂领导又给核销了200元钱。最后爸爸终于把欠款全部还清了。

毕业前夕，我光荣地加入红卫兵组织，交了2寸布票和5毛钱，结果红卫兵袖标一直也没发给我，如果有了红卫兵袖标，我一定会去照相馆拍张照片留作纪念的。临近毕业，我们就不上课了，我和同班同学肖海鹏被留在本校的校办工厂劳动，其他同学都到别的工厂实习去了。有一次校办工厂老师组织我们去千山游玩，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高山，也没有见过大海，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

　　这是我和肖海鹏同学在1976年去千山游玩时的留影。

　　7月上旬，我初中毕业离校了。本应3月份毕业，后来都改为秋季毕业，延迟了半年。这样一来，我们实际在校时间是十年半（1966年停课一年，毕业延迟半年）。有一天，我班10多个同学到家来看我，这应该是毕业后的道别吧。我送同学回来，妈妈说：“立波人缘还不错，这么多同学来家看他”。从此，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等待我的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7月28日凌晨4点左右，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地震发生时，我正在屋外小便，没等尿完，我家养的几只鸡突然连扑腾带叫，声音好大，把我吓得立马跑回了屋里，鸡还在不停地惊叫着。这时，只见爸爸迅速从南窗户跳了出去，喊道:“我非打死你不可！”爸爸以为是黄鼠狼来偷吃鸡呢，就去堵鸡窝。这时对门王姨也出来了，把手伸进她家的鸡窝里说:“完了，我家的芦花鸡也被黄皮子给咬死了，不动弹了”。过了一会儿，后院的邻居们也都出来了，议论说是地震了。

到了8月份，爸爸单位开始调查摸底职工子弟76届初中毕业生情况，上山下乡仍然延续厂社挂钩政策，由单位负责统计，组织动员，实施操作。当时，单位联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昭乌达盟，另一个是新城子。爸爸参加了知青下乡动员会议，会议精神要求每个人都得做好去昭乌达盟的思想准备，谁去哪，比条件。最后通知我去新城子了，因为我家大姐在盘锦三姐在西丰，都是远郊，所以我就被分配到了近郊。去昭乌达盟的知青，工厂送两个箱子，补助200元；去新城子的，送一个箱子，补助100元。另外，还送给我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把镰刀、一顶草帽。

　　1976年 8月 23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从此，我告别学生时代离开校园，上山下乡走向社会。

我被分配到新城子区孟家台公社大黑大队第二小队。那天，工厂派车把我们送到新城子拉塔湖，然后生产队派出多驾马车来接我们。我们坐上马车，大约走了3里路就到了队部。大黑大队下设5个生产小队，我们二小队共19人，7名男生，12名女生，男生分配到老乡家居住，女生直接分到青年点宿舍了。我们7名男生所住的老乡家，人挺好的，听说阶级成份是富农，那时成份高的必须得好好表现。他家是土坯房，有三个房间，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居室，我们住在西边那个房间，一铺大炕刚好睡下我们7人。领导告诉我们，暂时得自己买菜做饭，还问我们谁会做饭。我来个毛遂自荐。领导又问:“你愿意为大家买菜做饭吗？”我说愿意，然后大家一致同意。从此我当上了专职炊事员，不用参加生产劳动，每天在老乡家里为二小队的19名知青买菜做饭。后来，领导看我忙不过来，又安排两人协助我，小队给我们记工分。时间长了，大家都叫我伙食长了。

下乡第二天，大队组织我们全体知青参加批斗大会。会前，首先把地主富农和坏分子5人押了出来，这时治保主任很严厉地向这5个人大喝一声，“都给我老实点！”他们便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横排全都低下了头。听说这个治保主任是75届的知青，才比我大一岁就那么凶。后来又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由进点老贫农给知青作忆苦思甜报告。我们二队的进点老贫农只有一只眼睛，大家背地里都叫他“独眼龙”，他平时也参与管理知青工作。来到大黑台不久，我们76届的知青就纷纷写下了决心书《扎根农村60年》，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同时我又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那时的我们都思想积极要求进步，靠近团组织。

　　这是当年我刚来到农村时在日记本上写的入团申请书草稿。下乡后姐和三姐都和我有书信来往，她俩一致鼓励我，让我在农村好好锻炼。

下乡第一年，国家继续供应我们一年的口粮，发给我们一个集体粮证，供应标准和城市居民一样。刚开伙时，队里先借给我们一些大米和豆油，过了几天，大队发给我们19人的生活补贴共124.52元，我就用这笔钱计划着去买粮、油、菜等，需要买粮时就和队长说一声，队里就派驾马车到兴隆台粮站去买，菜就在附近的老农家买，想买啥菜，老农就到他家菜园里给摘啥菜。白菜比较便宜，每斤3分钱，最贵的是芸豆，每斤1毛5。国庆节那天，我在石佛寺副食百货商店买了猪肉和各种调料，猪肉凭票供应，每斤8毛9，大家一起包了猪肉芹菜馅和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第二天我又给大家炖了一锅猪肉。

　　这是1976年9、10两个月，我们19人的生活消费记录。

　　我下乡后，爸爸每月给我5元零花钱。有一次我从家回青年点，在南站坐早6点11分的火车，票价0.60元，共3站地（文官屯、虎石台、新城子）。火车第三次停靠，我以为到新城子站了呢，就下车了。走了一会发觉不太对劲，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原来虎石台到新城子中间还有一个小站叫唐三家子，这个小站一般是不停车的，唐三家子到新城子大约有5公里，我只好走到新城子了，从新城子到大黑台的公共汽车是每天早8点和下午1点各一趟，8点这趟车是赶不上了，我想就不等下午1点那趟车了，决定走回青年点，听说新城子到大黑台有25里地，得走两个半小时。我就开始往大黑台方向走，走着走着到了岔路口，我想抄近道儿，就没顺着马路走。路上遇见赶马车的，我和车老板说一声，然后就坐上一程马车，结果越走离大黑台越远。我就向老乡打听，都说不认识大黑台，后来有个老乡说这离大黑台可老远了，然后就告诉我往大黑台走的方向。那时我也没有手表，也不知道是几点了，感觉天快黑了，有点害怕，便加快脚步，边走边问，这时看到前方影影绰绰有个村庄，我就又向人打听，那个人说：前面那个村子就是大黑台。最后终于找到我住的那个老乡家了，到他家时都5点多了。这天我从唐三家子就开始不停地走了近10个小时，中午没吃饭，也没有地方吃饭。

　　11月初，我们19人并入大队青年点食堂吃饭了，每月领一次饭票。随后我们7名男生也从老乡家搬出来了暂时住在队部里。队部里有铺大火炕，能睡下15人左右。地中间有个大炉子用于冬天烧水和取暖。每天早上6点，我们二队的社员和知青都来这里报到，队长讲话、派活，然后打头的就带我们下地干活了。合并大点儿食堂后，我不再为大家做饭，也下地干农活了。大黑大队共有5个小队，新城子化工厂来的知青都在1队和2队，3、4、5小队的知青是从其他单位来的，每个单位都有带队干部长期住在青年点管理知青，2队最大的知青是72届的，新城子化工厂来的知青是75届和我们76届的。大队书记叫赵玉娟，是74届的知青。4位大队长中，3位是知青，1位是坐地户，他在大队领导班子中还是个五把手。大队的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赤脚医生、广播员、会计等都由知青来担任。我下地干活时正是收割水稻的季节，这个地方种的全部是稻田。早上去地里割稻子时，稻子上有一层霜，叫挂霜，割稻子时叫抓霜，很拔手，但割一会就不感觉凉了。割稻子时，社员拿6垄，往前迈一步就能割够一捆，然后直接捆上；我拿3垄，得挪动两三步才能割够一捆，然后还得回来打捆，所以比社员干得慢多了。干活时，打头的给我们打样儿，我们跟不上，就不时地喊打头的慢点！打头的干啥农活都快，要么怎么能当上打头的呢。

　　自从下地干活，我食量大增。有一次去食堂吃晚饭，二两一个的苞米面大饼子我来了10个，打了半水舀冻白菜汤，都被我吃掉后，感觉没饱，就又来了两个大饼子，边走边吃，一共吃了12个，也没觉得撑得慌。我们下乡这个地方只种水稻，为什么青年点食堂还经常吃大饼子呢？是因为我们新来的知青得吃一年的国家供应粮，那时每月供应的大米和白面加一起也就六七斤，和城市居民一样，其他都是苞米面。

这年的冬天特别冷，队部那铺大炕的炕洞有点堵，怎么烧也不热乎，基本就是凉的。我把来时发的木箱和借来的一个木箱并在一起，穿着毛衣棉裤和袜子，盖上棉被，再把棉袄蒙在头上，这样睡在木箱上就不觉冷了。有一天的后半夜，屋地中间那个大炉子的火早已熄灭了，睡在炕上的林锡明，还有两个知青冻得实在坚持不住了，嘴里念叨着：“太冷了，太冷了！”然后就穿上棉鞋下地使劲跺脚。他们是穿着棉袄棉裤睡的，而我在箱子上用棉袄蒙头睡的，比他们好得多，呼吸散发出的热量能赶上个小土暖气了。第二天我们提起这个事儿，有个老知青开玩笑说：“我戴着棉帽子睡觉还冻耳朵呢” 。那时到了下半夜炉火熄灭后，室温在零度以下，睡觉被冻醒是常事，如果洗脸盆里有水，早晨起来肯定结冰。

　　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我饿得太难受了，就想找点啥吃，可是哪有能吃的东西啊！忽然想到队部屋里那个放马料的大缸了（马料就是将稻草用铡刀切成二寸长，拌上苞米粒或豆饼），我在缸里扒来扒去挑拣出两把苞米粒。那时队部屋里的炉子正好还有火，我就用吃饭的小盆把苞米粒煮上了。煮好后，同屋的一个知青看着我。我问他吃点不？他说吃两口就行，于是我俩就吃了起来。由于苞米粒太干，煮了很长时间也没熟透，还有股怪味，特别难吃，但也被我俩吃光了，真是饥不择食啊！那时就盼着队里派我们去较远的地方干活。记得两次外出修水线，中午不能回食堂吃午饭，每人发两个大面包，一会儿就被我吃完了，如果再有两个我也能吃下。第二次是每人发一纸袋炉果，大约有1斤重吧，炉果表面是带芝麻的，吃着很香！面包、炉果平时是吃不到的。

　　1977年，我正好20岁。元旦过后，我们从队部搬到青年点宿舍了，同时我被调到大队青年点食堂做炊事员工作，小队给我记工分。大队共有100左右知青，每天做三顿饭，在食堂做饭比下地干活轻松，饭菜也可以随便吃了。炊事员共10人，6男4女，其中有一个脱产的伙食长（朱孝利）忙时也帮我们搭把手。食堂人员特别团结，干起活来都挺沙楞没有偷懒的，相互配合非常默契。那时没有自来水，吃的是洋井水。想要做出一锅好吃的大米饭，必须按照这样的程序来操作: 淘洗大米，把火烧旺，滚开水将米下锅并掌握好米水比例，司炉把煤添足摊平，吹风机把火力加大，用炉钩在煤中间扎个眼晃荡晃荡，这时大火柱就会直接喷向锅底，由两个人用长把饭铲子在锅中不停地搅动以免糊底，否则水都浸在米里了必定夹生，待锅里咕嘟咕嘟冒泡开透时，让司炉立刻关闭吹风机停火并快速往炉灶里添煤把火压住（这个炉灶每次用完后还得多添一些煤压上，下次用时，只要打开吹风机火就着了），这时还需挥动大铲继续快速翻动，然后盖上锅盖并用麻袋片罩上，焖半个小时，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就做好了。

　　当年我们青年点和社员家用的都是这种井，听说打一口这样的井得花60元吧。

　　我也当过司炉工。我烧火的时候会戴上风帽，因为吹风机一吹，灰尘飞扬。如果赶上停电那就麻烦了，焖大米饭时用劈柴烧火，火再大也没有烧煤的火硬。水开下米后，没等开锅就翻不动了，那也得盖上锅盖蒙上麻袋片焖啊，半个小时出锅后百分之百是夹生饭。所以说，遇有停电，知青就得吃夹生饭了，但我们炊事员最后吃，挨着饭嘠嘎上的饭肯定不夹生。蒸大饼子挺有意思的，早上和面，苞米面烫一半，用面肥发酵，每顿得和四大盆的面，下午3点多就发好了。我使碱最拿手了，用小苏达调和，从没失败过，蒸出来的大饼子不酸，碱也不大。调和好面后，蒸帘上铺好屉布，手上蘸点水，将面团成大约二两一个团儿，往蒸帘上一掴，五六个人一起做，就听啪啪啪的一会就掴一帘，谁掴失手了，造型不好看，大家就哈哈一顿大笑。我们干活个个都是把好手，速度就是快，当时有句流行语：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我刚来食堂时，天气还是非常冷的，大白菜在外面冻得杠杠的。先把冻白菜拿进屋稍缓一下，然后用刀将白菜最外几层削掉，削到干净为止，再用刀剁成小块，不用洗，大锅放豆油约1斤左右，油温升高后立即倒入半水舀大粒盐用来呛锅，用铲子扒拉几下就快速倒入3桶水。水开后，把切好的冻白菜倒入锅中，开锅后再炖一小会儿就好了。苞米面大饼子就冻白菜汤吃也很搭。早饭是用剩的大米干饭熬成粥，如果不够就再加些新米，还有大饼子或花卷。早饭不做菜，就吃咸菜。

　　1977年5月，我又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到了插秧季节，我们食堂人员就分别给各小队的知青去地里送饭，挑着一桶大米饭和半桶黄豆炒芋根头咸菜送到插秧地点。看到知青们挑着两筐秧苗，我想体验一下，就说你放下让我来挑，结果我使尽全身力气也没挑起来，太掉链子了。那时候我们食堂还养了两头猪，带队干部说，等过“十一节”杀头猪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转眼间国庆节到了，把猪杀了，这头猪有200多斤重，猪下水全都送给了杀猪的老乡。我们把猪的板油和一部分肥肉熬制成荤油，然后连骨头带肉炖了一大锅。那天晚上蒸的花卷，每人两勺炖肉，排骨和大骨头棒子就留给我们炊事员吃，挨着骨头的肉特别的香，随便吃，那天吃的太过瘾了！头天晚上没啃完的肉骨头，第二天我们食堂人员接着啃。我爱吃粉条，有一次我们做猪肉白菜炖粉条，做好后我盛出半水舀子，找个地方一会工夫就被我消灭了，感觉特爽！

　　1978年，我21岁。春节过后，青年点的知青越来越少了，有的干脆没回来，回来的知青也都陆续办理了回流手续回城了。那时只要有医院开具的如青棵过敏等病的诊断书就可以办理回城，后来也不用诊断书了，只要有两次去医院看病的病历就可以办理回城手续了，也有许多知青办了接班（父母当年到了退休年龄，子女就可以办理接班）。我也没有着急办回城，仍在食堂留守。

　　1978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以上两份调查材料，是在我的团关系档案里摘抄的。

　　到了12月份，青年点的知青基本都陆续走光了，带队干部将包括我在内的4名食堂人员留下处理善后，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们就可以随时回家了。回家那天，也没有什么仪式，更没有与贫下中农的相互道别，静悄悄地回城了。从此告别了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当初“扎根农村60年”的誓言已成为了传说，一个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瞬间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下乡近两年来，1976年8月到年底，我年终分红分到了5元钱。1977年全年我挣了12000多工分，年终分红分到了182元。

　　1979年，我22岁。这两张照片是在吉林营城煤矿老姨家附近照相馆拍的。从农村回来后，就在家闲着。那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发展啊前途啊，以后能干点啥啊，总之啥也没想，反正别人也都是和我一样等待就业。后来我去了吉林老姨家。一天，老姨家来了一个朋友，他借来一件西服上衣，还有衬衣和领带，让我和他去照相馆照相。那时西装在中国还没开始流行呢。我俩来到照相馆，换上这套西装，拍了两张照片。取回照片后也没觉得有多好，现在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嘛。

这年的5月份，老姨夫在营城煤矿给我找个到山上种树的临时工作。这个山叫北山，不太高，种的是落叶松，早八晚五，午休1小时，二级工，月工资38.6元。我被分配到挖坑组，干活时锹镐并用，每天不停地刨啊挖啊，感觉很累很累，就盼着快点到午休时间能歇一会儿。那时老姨经常给我带上一大饭盒蛋炒饭，吃着香喷喷的午餐，甭提多高兴了！这份工作近1个月就结束了。后来老姨夫让我到他负责的一个街办集体厂上班了。单位就在路旁，有一趟厂房，其中一间是打马掌的，在这里干活的两个铁匠是亲哥俩；另一间是修车部，给自行车、马车轱辘补胎打气、更换气门芯等；还有两间房是饭店。老姨夫给我安排在修车部，一天也接不到什么活儿，根本赚不到几个钱。

1980年3月份，老姨夫和他的一个同事去北京上访经过沈阳，顺便来到我家。老姨夫和家人聊了一会儿就对我和妈妈说：“立波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和我俩一块去北京吧，不用买火车票，住宿也不用花钱，跟着我俩就可以了。到了北京后，你自己在北京玩，我俩去上访。你去不去？”当时妈妈就同意我去了。二姐也说:“去北京玩玩吧，机会啊！以后上班了，想去还不一定啥时候能去上呢。”接着二姐又说:“我给你拿40元钱。”那时候的40元，可是一个月的工资啊！妈妈说：“我给你拿20元吧。”这样我就有了60元。当时我就像是在做梦，我怎么能去上北京呢？怎么会呢？那个时候，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啊！上学时，我们上美术课可没少画北京的天安门啊。

　　3月8日傍晚，老姨夫和同事带着我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我们坐的是晚车，火车出站不久，列车员就来查票了，老姨夫和他的同事从兜里掏出了介绍信。列车员看了看说，这个不可以，等车到了下一站，你们必须都得下车！火车一停靠，我们就被撵下车。出站溜达等待乘坐下趟火车时间。原来这个地方是个农村，距火车站不远处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京剧《铁弓缘》，我们只看了一小会儿就又上了火车，一路顺利到达了北京站。出站后先找住处，到了一个专门接待上访人员免费住宿的旅社，一个好大的房间里住了很多人，床是上下铺的，我们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我看到对面床头上挂一网兜窝窝头，应该是进京上访人员自带的干粮。白天老姨夫他俩去上访，我就自己在北京各景点游玩。先后去了中山、北海、颐和园等，3月11日我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票价2毛钱，至今我还收藏着参观票呢。在人民大会堂里，我买了一支钢笔和两组图片留作纪念。我还看了一场电影《海外赤子》。老姨夫和同事闲暇时，我们一起去了天安门和故宫。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姨夫在1980年3月参观北京故宫时的合影。

　　来到北京的第5天，老姨夫他俩的上访结束了，信访部门给老姨夫和他的同事免费办了回吉林营城的慢车火车票，答复是让回到地方解决问题。当时我有个想法，北京离乐亭很近，想借此机会去看看舅舅一家人，然后再从乐亭回沈阳。老姨夫也愿意和我一起去。到了乐亭，舅母给我们仨做了几个菜，我只记得炖了两条梭鱼，还做了当地特色小吃“饹馇” 。饭后，老姨夫和同事回了营城，我就在舅舅家住下了。第二天我给家写了信，并告诉爸爸说我没有钱了。几天后，爸爸给我寄来30元钱。

舅舅家是独门独院，我去的时候正是3月中旬，院子里没有花草，也没开始种各种农作物呢。有一天我帮舅舅用车从外面往家拉土垫院子，我用铁锹挖土，一锹接一锹地快速往车上装，干得很猛。舅舅就说我不会干活，说农村人要是像我这个干法得累死。其实我就是想多干点儿，让舅舅少干。我在人民大会堂买的一组《中国杂技图片》送给了舅舅，舅舅非常喜欢，然后让我镶嵌在他家的镜框里挂在墙上了。

一天傍晚，我看到舅舅家附近种了好多树，就顺手拔出三棵树苗种在舅家的院子里，当时舅舅很害怕，又不敢送回去。若干年后听表弟小峰说，我种的那三棵树活了两棵，树长的非常高大，我很高兴，特有成就感！

有一天舅母给我做包子，她拿棵白菜，只摘掉外层的一点叶子就开始剁馅拌馅。舅母做的包子很好吃，白菜鲜甜味道特别好！算起来一晃都过去43年了，现在乐亭还有那么好吃的大白菜吗？

后 记

《永远的回忆》终于完成了。在写作过程中，彷佛又回到了从前——我家那老房子老院子和大杨树，来往经过的火车，后院那条狭长的胡同，前院的老潘家大院、红房子和狮子大院，左邻右舍的邻居和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那时我们玩踢口袋、踢键子、跳房子、弹杏核、搧啪叽、欻嘎拉哈、放风筝，斗蛐蛐儿，冬天抽冰尜、打冰滑子等等，样样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玩具玩的，那时候都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作。每次妈妈拆洗被褥时下来的线头，我就收集起来，然后把每根线头连接起来做为放风筝的线，有时还偷偷地从妈妈做活的针线板上或线团上缠点线……。

小时候的故事太多了，讲也讲不完，值得我回味和珍藏。

因个人文化功底粗浅，表达能力欠佳，想到哪就写到哪。虽对初稿作了修改，但文中仍有许多瑕疵，难免不尽如人意，请见谅。 

《永远的回忆》，写一个真实的我，留给自己，也将此文分享给我的亲人及曾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2023年8月写于北京

赵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