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语文老师上课是可以神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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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后来学有所成的学生，晚年回忆中学时代，之所以会想到这些选修课，就是因为这些选修课开阔了他们的眼界，真正给他们带来了启迪，甚至给他们提示了未来的方向。

 文 | 傅国涌

来源 | 《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6期

在北师大附中，有一位老师叫夏宇众，他的一个学生孙念台（曾经是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回忆，夏老师当年给他们开了一门“文学文”选修课，还有一门“学术文”选修课，既有侧重文学的，也有侧重学术的。

翻译家许渊冲回忆自己在南昌中学读高一的时候，语文老师汪国镇自编讲义，给他们开了一门文字学选修课，高二时又开了一门文学史选修课。这些后来学有所成的学生，晚年回忆中学时代，之所以会想到这些选修课，就是因为这些选修课开阔了他们的眼界，真正给他们带来了启迪，甚至给他们提示了未来的方向。

人的回忆是一种筛选，它带有极大的选择性。开选修课，在那时中国的校园里并不稀罕，春晖中学有一位学生钟子岩回忆，夏丏尊给他们选用了文言的教材，其中有庄子的《逍遥游》、墨子的《节用》、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陶渊明的《田园诗》，还有《木兰诗》《孔雀东南飞》和杜甫的《石壕吏》等。更重要的是，夏老师向他们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易卜生的《娜拉》等世界名著；甚至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复返自然说和《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等都介绍给他们。

毫无疑问，他在春晖学生面前呈现了一个非常庞杂、非常丰富的多元的精神世界。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中国，他已经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和尼采、叔本华一起告诉了中学生，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眼光的。当他在课堂上把各种学说、各种哲学、各种思想介绍给学生的时候，他也是平衡的。

国文不仅是文学，它比文学更加宽阔，它触及思想，触及伦理，触及道德，触及哲学，触及其他所有层面。有人说，语文是元学科，它要比数学和其他的学科更加核心，因为离开这个学科，你就没有办法来表达其他学科的思想。数学的思想、物理的思想，同样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离开了语言，数学的思想也表达不出来。后面派生出来的这些学科，都是从这里来的。语文是最初的学科，它是起源的学科，所以不能停留在审美的一个侧面，审美只是它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同时它指向善和真这两个侧面。不是向着善和真的母语，是残缺的母语，是不完整的母语。从民国早年春晖中学的课堂上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止步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还要通向达尔文和卢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向度。

课堂如同舞台，事实上也是舞台。老师上课也可以有表演性，有如同舞台的效果。

上海中学有一位老师叫张咏春，希望大家读书，要心到、口到、手到、脚到。心到、口到我们很容易理解，手到也可以理解，脚到就让人纳闷。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课堂的一种总结。他属于动作派，讲课文的时候，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有一次讲到光绪皇帝看到慈禧太后惧怕的样子，眼直，脸青，手颤，脚抖，他在台上表演，学生就在那鼓掌，历久不绝。

这堂课给学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以后，有位在台湾名叫程月初的学生，不仅回忆了这个片段的细节，而且记住了这位老师的姓名。一个学生一直记得老师的姓名，其实挺难的。我觉得那些被记住的老师，之所以没有被学生忘记，或者是因为某些片段，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某一句话、某个神态。我有时候想，完美的课堂不是好课堂，因为世上没有完美，如果有完美，就是假的完美。公开课模式是一个坏的模式，不是说公开课坏，是模式坏。一个好的东西，它成了模式就会像一座坟墓，一个人坐在那里久了，也成了一个坟墓。

公开课模式要提倡完美，提倡滴水不漏，提倡环环相扣，提倡精确到分甚至到秒，提倡大量的时间去准备，甚至不断地去演练、去试讲，请人提意见、修改，最后拿出来在众人面前表演。但是，这在日常的课堂中是不可复制的，你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吗？真正的好课堂，它是有点随意的，甚至是有点散漫的，带有一定的即兴，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今天你不知道到课堂上会得到学生怎么样的回应，他们的回应会勾起你的哪些想象、哪些思想，然后再往前推进，这个过程是不可预设或设计的，所以我说，真正的好课堂，具有不可设计性，它不是事先精心设计出来的。我的意思不是说不需要备课，但是备课不是设计，不是把每一个环节都设计到位。我看民国时代的学生回忆他们的老师时，几乎没有看到过，他们会记得某一堂课上得多么的完美，而都是在随意当中，在对话互动交流当中，激发出彼此新的生命热情。

因为课堂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它是相互的，不是老师一个人在那里讲，而是学生跟老师共同完成的一个过程。这个共同完成的过程，它有很多不能事先预料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带有更大的随意性，就有可能激发更多的可能性。学生的可能性大于老师的可能性，只有他们被激活了，这样的课堂才是好课堂。学生记住某一位老师，往往不是他设计得多么好，把某一个环节做得多么完美，恰恰是他的某一个动作、神态、表演。就像张咏春，把光绪帝看到西太后那种神态，用了四个表情，手脚并用，还有眼睛和脸，呈现出来，学生就全明白了，当场给老师鼓掌。他们认为在这个课上，找到感觉了，这个感觉是从表演中来的。课堂上的表演承载着更丰富的信息，往往是用语言本身无法表达的，也是语言的延伸。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老师的这种表达，给学生带来很多满足、很多新的看法，他们未必能很清晰地说出什么，但是他们已经感觉到老师这样上课给他们内心带来的愉悦。我们前面提及，齐邦媛用“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来回忆老师的课堂，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情感的因素。课堂是带有情感和生命的，是有气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课堂是可以走神的，是可以离题万里的，并不一定都要紧扣上课的内容。北师大附中有一位国文老师叫董鲁安，这位董先生是1919年5月4日那天被抓起来的大学生之一，他擅写旧体诗，长期在北师大附中教书。在他众多的学生中有个张维，后来成了力学家、两院院士，回忆董先生当年给他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文章、念诗词时，到了精彩段落和句子，时常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起来，说“妙哉妙哉，妙不可言”一类的话。有的时候讲得出神，就给学生们讲一些离题很远的趣闻，他的课深受学生们欢迎。高一的时候，有一次讲着讲着又走了题，高才生林津悄悄议论：“又神聊啰！” 后来他自己讲着讲着走神了，离题远了，他就会问：“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啰？”他就是以这个话来打趣。“又神聊啰”成为一句口头禅，但是没有学生说他的“神聊”不好。

我因此想，上课是可以“神聊”的，尤其是语文老师，更有神聊的权利和资格。如果一个老师太严肃，从不神聊，不一定说他不是好老师，但是这个老师在生动上就打了个折。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般性知识的重要性，真是大大地降低了。有人开玩笑说，钱锺书如果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还有什么用？我们上网查一下就可以了。意思就是，当网络时代的检索功能强大到任何一个关键词输进去，一定可以出来几十条、几百条甚至上千上万条的信息，人们对知识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低的。这个时代需要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现成知识，而是知识以外的东西，比如说方法、视野、思想，比如说想象，尤其重要的是在知识之外，能激发出新知识的生命碰撞。

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就是已知的认识，并不包含未知的知识，那已知的知识，网上全有，我们的课堂只是不断地重复已知的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已知的知识，必须在生命与生命的交互中，成为有关联、有系统、重新排列组合过的一个知识系统。或者说通过老师对已知知识的个性化讲述，可以激发出更多探求未知知识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在你自己的身上，就是在你所教的学生身上，激发出这种可能性，也许在一个学生和两个学生身上，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课堂的重要性，或者说课堂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不在于你去传承和讲述已有的知识，而是去激发创造未有知识的可能性，让这些已有知识成为一个材料和触点。人类因此才有可能一代一代更新，这个世界才是在流动的河流当中，而不是一个静止的河流。“又神聊啰”，只是让课堂变得更生动，更有活力，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单纯的知识授受。

作者简介：傅国涌，当代著名学者，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张勇耀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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