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作剧到真刀真枪3：不打不成交

溪谷

肖红卫。那天他撕七五届老知青决心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变化也太大了，这要是面对面走在大连的大街上，我都未必敢认他。不说他有多胖了，就说他的模样，那变得，真不敢认。知道《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山吗？当时看到的肖红卫长得就那样。

要是不知道胡汉山长得啥样，那我就简单给你描述一下。脑袋胖胖的很大，浓眉毛，大鼓眼，眼角往下耷拉着，塌鼻梁，宽鼻头，鼻孔很大，嘴大，双唇很肉感，向前突出，满脸横丝肉。一眼看去，就是打仗斗殴型的人。这种人不需开口，瞪你一眼都够你担心要挨揍的。这就是我眼前肖胖子的长相，跟我中学时印象中的肖红卫差别很大。那时他比较瘦削，挺精神，喜欢笑，一笑起来还挺文质彬彬的。

在这个知青系列里多次提到我的中学，当时叫大连第二十中学。很难避开，因为那时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个知青系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和肖胖子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肖红卫在七年八班，这个班的主体是从明泽小学直接升到二十中的。我因为要照顾得了坐骨神经痛的爷爷，从胜利桥北（那儿现在有个俄罗斯风情街）的兆麟小学转到七年八班的。爷爷住在斯大林路38号大连造船厂的一栋家属宿舍楼，是单位分给母亲的房子。大楼是苏联人设计建造，原先设计的两居室是供一个家庭居住，却被造船厂硬生生地分给了两户人家，形成了两家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的局面，很不方便。但遇到好邻居，习惯了，也会处成形同一家人的邻居关系。爷爷的邻居姓曹，家里老二叫小涛，跟明泽小学那个班级一起进的二十中，属于班级主体的一员。

小涛长得白净瘦小，大眼睛薄嘴唇，儒弱唯诺，是班级里坏同学寻衅欺负的标准对象。但因为他平时喜欢多嘴多舌，讨人嫌，所以，受欺负时，也没人帮他。班级里被认为是坏学生的有一帮人，七八个吧，领头的叫江哥。江哥的母亲是大连有名的饮食业模范先进人物，当时在造船大楼西面的国营斯大林路饭店任领导。那时的省市县不同级别的先进人物也是很有各自势力的，国家级的当然势力最大，普通百姓不敢惹，连街道民警派出所轻易也不敢得罪的。在他们周围形成的势力自然也会惠及其子女，混乱年代没人敢惹，改革年代借势下海，江哥后来经营的饭店在大连也是赫赫有名。江哥个子高，身子灵巧，也是练有一身小把式，摔跤打架动作很敏捷，而且出手狠辣，麾下一众小弟们都听他的调遣。据说八班真正的头叫高明，是这帮人，包括江哥都十分崇敬的大哥大。我转到八班时，高明好像被某个国家足球队招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队、八一队及辽宁省足球队基本都是大连人的天下。高明一走，江哥便成了这帮人的头。

我一进班级就发现江哥那帮人的存在，也发现了邻居小涛受欺负的问题，但不知道小涛贱手贱脚的毛病。有一天放学后就问他怎么回事，怎么那帮人总欺负你。小涛不好意思说，他哥哥跟我讲了这个班级的情况，也讲了自己弟弟的问题。虽然小涛自己有问题，容易成为受欺负的目标，但我还是忍不住从心底下涌出一股天生的保护欲。我从桥北来，桥北是什么地方？那是大连最有名的打架圣地，既有内部帮派相互厮杀，也有跟大连市各个地区帮派的厮杀。桥北之所以有名，首先是因为文革武斗时，大连船校“飞虎队”杀出的名气；其次是因为我们跟市内哪片地区的较量都是赢家，是拼了命拼出的赢家。

打架斗殴的主力一般是三四年级学生，没事成天打。进入初中后，看一般的打架斗殴有点小儿科了。这时开始动刀了，最恐怖的刀自然是军用三棱刺，其长度看着就让人胆寒；其次是格斗匕首，没有三棱刺长，但锋利灵活，也好藏。不过，有这两种武器的人不多，打起来时，手头能抓到什么用什么，菜刀斧头都是常用的武器。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双方一般不会打起来。这就有点像拥有原子弹一样，双方谈判的多，真动手的少。三棱刺主要起威慑作用，那时社会上把三棱刺传得神乎其神，恐怖得很。哪一帮有没有三棱刺，有几把，都得打听清楚。真要动起刀来，一是要考虑自己的人会不会伤着，既要顾及哥们儿的身体，还顾及家长的反应。更主要的是，当时派出所抓得严，不时还有严打。一般的刀伤，双方都会瞒着家长、街道及派出所，双方谁也不敢吐口。可一旦搞出重伤，进了医院，双方谁想瞒着都瞒不成，碰上严打就倒霉了，判刑很重。所以，除非惹到头上，或者受到邀请，一般的群架都不怎么参与。

军用三棱刺

我作为来自桥北的人，邻居小涛要是还受人欺负，岂不是太丢面子。所以，潜意识里还有个保全自己面子的事。所以呢，我就挺身而出了。我在对班级里江哥那帮人的实力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仅凭一股仗义之气，仅凭不能给桥北人丢面子的虚荣，就采取行动，这是很冒险的。我不是没想到后果，只是觉得从来没听说明泽湖一带有什么厉害的对手，只要亮出桥北的牌子就够了。我的用意就是吓唬一下江哥这帮人。所以，也没真打算动手。当然，要想动手的话，一定得知己知彼，这个东西贸然不得。

一天下课后上厕所的时候，我碰到了那帮人中的两个，一个是杨军华，一个就是肖红卫。我发现这俩人都是打手，三天两头找茬打同学，尤其外来的新生。当时班级里已有十来个新生，我也看不惯他们挨打，但我跟他们都不熟，这事只好先忍着。那天看到杨军华和肖红卫也进了厕所，就准备会会他们。我先撒完了尿，等他俩撒完尿，提裤子的时候，就把他俩叫到一起，对他俩做了自我介绍，直言我是桥北来的，并告诉他俩小涛是我的邻居，不想看到他再被任何人欺负。虽然不是警告，但语气带着警告的味道。

我属于身体早长，当时在班级里算高个子（后来发现谁都比我高，小涛更是长到一米八还多）。我站在他俩面前，那是俯视着，谈话地点在厕所里，亮出的身份又是桥北的，当时还真把俩人给唬住了，害怕我动手，频频点头说不会再欺负小涛。我一时很爽，没想到会这么轻易就镇住他俩。回家跟小涛说，以后不会有人敢欺负你啦。小涛听了也是一阵惊喜，邻居曹大爷更是跟我爷爷说你孙子真厉害，一下子把八班的一群痞子给镇住了。

可我爷爷就没那么乐观，问我怎么回事。我本不想提这样的事，无奈老曹大爷跟爷爷说了，只得把基本情况给爷爷说了一番，爷爷听后，摇摇头，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说人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事在后头等着。爷爷熟读史书，我太爷留下来的古书有一大柜子，八仙桌上总是摆着两本《词源》，还有《论语》和《孟子》，但爷爷最喜欢读的是《三国志》、《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每天都捧在手里读。看我有空了，还给我讲。但爷爷不喜欢《水浒》里的打打杀杀，觉得梁山好汉匪气太重。所以，他不赞成我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说人少一分义气，就多一分自我约束，就增加一分法律意识，社会就多一分和谐和安定。再有智慧的人，比如刘备和关云长，包括刘备死后的诸葛亮，一旦讲起义气，头脑就变得十分简单。《水浒》里的打砸抢就是义气行事，当年的文革（当时人们都认为“文革”在1968年底就结束了，因为68年9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紧接着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台湾省除外），）两派红卫兵就是为义气搞乱了学校，搞乱了社会。爷爷还特别提醒我，说义气很容易被别人利用，尤其被弱者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我当时没理解爷爷的提醒。

爷爷还提醒我小心他们表面应承，背后回去搬救兵，因为那是一个帮派。事情发生得果然不出爷爷所料。刚转到八班时，因个子高，坐在最后排，跟江哥做了几天老对，虽没什么交道，但关系不错。后因看不清黑板，就换到前排跟宋文华成了老对。宋文华是个很安静而和善的男生，因与杨军华、徐光明等住在一个大院里，和江哥这伙人很好，每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作为老对，我常帮他做作业，考试时，他总是抄我的答题。他呢，帮我借我上数学课时看的小说，比如《苦菜花》、《迎春花》、《创业史》、《红旗插上大门岛》等都是那个时候上课时读完的小说。有时，我还去他家玩，跟他母亲很聊得来。一天放学后，路过他们大院门口时，他突然神情慌张地从院子里跑出来，把我拉到对面李学胜家的墙外，要我这几天一定要小心点。并问我是不是惹了江哥，我说没有，于是把跟杨军华和肖红卫的事简单地告诉了他。原来如此，他说，杨军华和肖宏伟都是江哥的人。怪不得江哥骂他俩给他丢了面子，并要他俩跟我叫号打架，他俩不肯。江哥就说，给你俩刀子先藏在身上还不敢吗？他俩就说试试吧。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还真让爷爷给说中了，有大事要发生。但表面上还是镇定地跟宋文华说没事，徒手打，他俩不是我的对手。动家伙的话，我有白钢箍头的蜡木双节棍（我母亲的徒弟给我做的），不怕他俩的短刀。可我说归说，在宋文华眼里，我看上去就像个书生，不像打架的，所以他还是担心，说害怕他们打群架，要是徐大嘴、鞠大副（他父亲是跑远洋船的大副）他们都上呢，你不是要吃亏。再说，有必要保护小涛那种贱兮兮到处惹祸的人吗？

我无言以对，但也不想对那帮人示弱，就跟宋文华说，你找个机会透露给江哥，就说我这两天放学后回桥北去了。宋文华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回去搬兵了。说实在的，跟桥北比，明泽小学这帮人再能打，也不过是无名鼠辈。果然，我和杨军华、肖红卫这场仗当时没打起来。后来，肖红卫跟我说，那时，差不多每天都想着瞅个空子捅我一刀，因为他被江哥骂得也挺窝火。只是江哥怕桥北那帮人过来报复，到时最倒霉的肯定是他。

这件事让我坚信，战场上打出来的名气是有震慑力的。就算对方真有实力，在名气震慑下，要么不敢动手，要么动手时也发挥不好实力。所以，后来读抗美援朝的历史，读二战的历史，看到美国政府后来轻易不愿同中国交手，看到日本人和德国人对美国人的那种惧怕，我就很理解，都是被美国打怕了，知道美国人下手有多狠。想想看，德国本土当年被美国轰炸得多惨，又有哪个国家对平民用原子弹瞬间杀死20多万人？

话说回来，听了肖红卫的话，我还真是后怕得后心冰凉。这要是真被他俩给捅死了，哪怕捅成残废，那可真就不合算了。我以为小涛能记住这回事，会心存感激。可后来提起时，他根本不记得，根本没意识到我为保护他承担的巨大的生命危险。难怪老对宋文华说我不值得。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为那些庸庸碌碌的人见义勇为并不值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救了路人，路人也许嫌你多事，给他们平添更多的麻烦。或者你拔刀受伤，一生潦倒；路人却得以逃之夭夭，闷头发他们自己的大财，根本不把你放在心上，而只认为是老天救了他们，是他们的命好。

都说不打不成交，我和肖红卫、杨军华虽然没有真的动手打起来，但也算是一场较量。肖红卫虽然开始感到憋屈，很想捅我一刀，但对我一个人敢挑战八班的江哥一帮人，还是佩服得不得了。杨军华呢，他是看我在学习上比他们原班那些尖子生还好，为人也那么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佩服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他俩都和我成了朋友。我下乡那天，站在接我的汽车上，在锣鼓喧天的气氛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杨军华专程从很远的家中跑来，送给我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一个从不怎么上课学习的调皮捣蛋打架斗殴的“差生”，知道为即将远赴千里之外的“书呆子”买精美的日记本，多么有心的人啊。杨军华，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肖红卫呢？中学的后半期基本就没看到他，因为他因一次打群架，动刀伤了人，被抓了起来。什么时候释放的我们不知道，释放后，他好像就成了社会上的混混了。所以，最初在我眼里根本不是对手的肖红卫，到了青年点的时候，突然就把我看成了弱者，成了我的保护伞，而且好像围着他转的那些混混们都叫他大哥。这是什么变化？

那时（七十年代）有句话说，社会是所大学校。像肖红卫这样的小年轻，在社会上学到了什么？为什么像江湖上的人？不了解当年的很多中学生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很难说清楚他们下乡后的表现。

那么，那时的肖红卫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变成了如今的肖胖子了呢？

（图片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