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故（道光）丹陵彭遵泗编著⑤

望星空（蓬安姚氏）

蜀故（道光）丹陵彭遵泗编著⑤

《蜀故》是清代学者彭遵泗编著的一部著作，辑录了四川古今百业的大量资料，写成后未及付印即殁，后由其兄彭端淑、彭肇洙和子彭延庆整理成书。本书是研究四川古代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山川地理、人文教育重要的参考资料

《蜀故》二十七卷，清人彭遵泗等著。舉凡“守土考鑒之資、學士采獲之助，靡不畢具”。又有謂，“其一書而兼備各類，存治要，彰法戒，極人事之變化，窮天地之所有，使人流覽便可知巴蜀梗概”。故被時人譽爲“可當於《通志》之一助”［一］！

有關彭遵泗生平及著述，史少明文，幸有羅建新《彭遵泗〈蜀故〉版本源流考》一文，不但詳考其生平，還對《蜀故》一書之成書過程及版本情況進行了仔細的梳理。今據其所論，知彭遵泗字磐泉，號丹溪生，眉州丹棱（今四川丹陵）人。遵泗幼穎悟，七歲能詩。與兄端淑、肇洙同讀於紫雲寺，得父向及外祖父王庭詔之教誨。博覽群書，學識大進。據《［乾隆］丹棱縣志》卷八、法式善《清秘述聞》卷五載：彭遵泗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拔貢生；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中舉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進士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後調兵部主事，擢兵部員外郎；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放甘肅涼州同知，轉調湖北，任黄州府同知；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署江防同知，爲官清正，卓有政績；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辭官歸里，後病卒於家，封奉政大夫。彭遵泗學問淵博，勤於著述，據黄廷桂等《［嘉慶］四川通志》、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張廷玉等《清文獻通考》、鄭珍《［道光］遵義府志》、佚名《清史列傳》諸史籍載，其先後纂輯有《蜀碧》《蜀故》《丹棱縣志》諸書，另有詩文《過應山楊大洪宅》《過草堂》《述舊示子侄》《蜀中煙説》《陳家庵碑記》《興福河橋記》《大雅堂銘》等行世。身後，其兄端淑、肇洙與子延慶將其僅存的數十首詩作整理，録爲《丹溪遺編》二卷，並於乾隆年間梓行，今《清代詩文集彙編》七九九册收入是書［二］。

《蜀故》之成書並非得於彭遵泗一人之力，而是出於衆人之手，彭氏子弟延慶、肇洙、端淑等人均曾參與該書的纂修。

據彭端淑《蜀故序》所載，時“爲邑侯黄公聘修縣志，隨輯《蜀故》”，知《蜀故》一書之纂，實肇於彭遵泗修《［乾隆］丹棱縣志》之時，也可以説，該書是彭氏修《丹棱縣志》時，因輯史料而成的副産品。今檢視《［乾隆］丹棱縣志》，知時任丹棱縣令爲黄雲，其於乾隆十年（一七四五）至二十年（一七五五）間任丹棱知縣，則據此知，彭遵泗《蜀故》之纂輯當始於這一時期。

也正是由於《蜀故》乃彭遵泗“隨輯”之作，冀晚年歸里，始考訂行世，故其編寫時，“皆旭素狂草，塗乙縱横，不盡可識，且隨書隨擲”，未曾有意編輯整理。因此，直至其身故之時，書稿實際仍爲散篇斷章，更遑論付梓了。所幸當時有其子彭延慶，亦長於史事，常將零散之稿逐一秘藏，《蜀故》稿本方纔得以留存。

今傳諸《蜀故》刻本，多附彭端淑《蜀故敘》一文，據該文所述，我們可以基本瞭解到《蜀故》的刊刻過程。該文云：“余三侄延慶，侍左右有年，一一秘而藏之篋笥。”又云：“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匏繫江右清江縣事畢，録簡册欲付梓人，而未敢以行世也。余時適掌錦江書院，延慶以書稟命於余曰：‘此吾父數十年之筆墨也。’余不没磬泉之苦心，細加翻閲，真有補於博覽稽古之士，誠非淺鮮。異日表而出之，以公同好。”據此知，《蜀故》稿本，雖有其子盡心整理，但直至乾隆三十八年始有端緒。彼時彭端淑掌錦江書院，爲山長。延慶遂請其爲序，以求彰明之，端淑盡心校改，最終促使該書如願刊行。另據彭肇洙敘中所言，“余戊辰歲解組歸來，余弟三子延慶，携以請予批閲”諸語，知肇洙時因母喪而歸籍守制，而其所見之《蜀故》乃彭延慶初步整理之部分抄本。羅建新也認爲，彭肇洙所獲，衹是《蜀故》的部分篇章，因其時遵泗並未纂成此書，此可從該書卷五具載乾隆十八至十九年（一七五三—一七五四）間由廣東、福建、湖南、江西諸地遷蜀之人數這一情況而得到證明。

總之，《蜀故》一書，從乾隆二十年彭遵泗開始纂輯，至乾隆三十八年以後形成定稿刊刻，頗賴彭氏子弟多人之力，方纔完成，可以説，其過程是較爲曲折漫長的。

今觀《蜀故》一書所記，上自天文，下迄疆域，名賢事功，辨其真贗，內容涉及方域、形勢、賦税、貢土、茶税、酒税、錢法、城市、坊、官制、宮室、選舉、風俗、文學、人物、古跡、列女、著作、物産、仙道、藝術、邊檄等各方面，故彭端淑稱其書：“括全省之典章、人物，以佐案頭之博覽者也。上自天文之分野，古今之興廢，官則之沿革，名賢之著作，凡夫忠孝、節烈、釋道、仙佛、關河、險阻，無不略備。”

薛新立《巴渝古代要籍敘録》一書認爲，《蜀故》一書的價值雖巨，但首要價值在於其關注民生方面。如卷三詳細記録了清朝時蜀中的田畝賦税額度：“田地四十五萬九千一百二十三頃五畝，每年增減原無定數。已熟田地，當年起科。報墾荒地，分别水田六年，旱地十年。田地徵糧科則重輕不一，上田每畝四分六釐零至八分四釐，中田每畝三分六釐至七分八釐，下田每畝二分二釐至五分八釐。上地每畝一分五毫至一分三釐，添增中地每畝七釐二絲至八釐九毫。”同時還記載了各縣賦税情況：“保寧府屬之通江縣，上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六釐，下田每畝徵銀六分五釐。中田與下田一體徵收，實爲特重。……惟重慶巴縣等處，上田徵糧不滿一分，該地方地脈淺薄，不及他處，照舊徵收。”這對研究川東地區賦税制度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又如卷五詳細記載了重慶城當時的面貌：“重慶府城，依山勢爲之，兩面大江，一面合江，惟西北有一路與成都通，計至省一千二百里，門十七，朝天、翠微、通遠、金湯、定遠、南紀、鳳凰、金字、仁和、太平、出奇（今爲儲奇）、大安、臨江、洪崖、千斯、興福、東水，今存者九。”則乾隆時重慶城門就剩九門了。另，對枳城提出了新的看法：“枳城，夔府北，漢縣。《史記》‘楚得枳而國亡’即此。”對歷史上的張儀城作出判斷：“張儀城，保寧東，秦時築。今名曰白沙壩。”卷六對捍關提出自己的見解：“捍關，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又如卷八：“蜀雖僻左，而先正大儒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嘗不鄙而幸臨之。今其遺墨多在蜀……三先生始在蜀時，所聞未彰，而蜀人從者已衆矣。誦其詩，讀其書，且猶以爲未足也。得其隻詞斷册，猶寶之不置，至貽之子孫，不敢失墜。”則蜀中實爲理學傳播之重鎮［三］。

《蜀故》版本，大抵有抄本與刻本兩種形態。然據現存文獻，彭延慶所據刊刻的《蜀故》稿本已佚，其他抄本亦未見面世，傳世版本皆爲刻本，大體主要有：

（一）乾隆補修本。此本爲《蜀故》傳世之最早刻本。九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上題“蜀故”，標明卷數與每卷頁碼。首《乾隆三十四年壬申仲秋月上浣肇洙仲尹氏並序》，概括《蜀故》之性質，“典故也，括全省之典章人物，以佐案頭之博覽者”，説明其得見此書之原委；次《乾隆三十八年丙子仲春月上浣書於錦江之石室端淑樂齋氏序》，陳述遵泗編纂《蜀碧》《蜀故》之動機與時間，交代作《蜀故序》之因由及用意；次《蜀故目録》，目録末注明監刻者爲彭照、彭堉坤，繕寫者爲彭懷初。卷一下題“丹棱彭遵泗磬泉氏纂輯，仲兄端淑樂齋、叔兄肇洙仲尹仝校”。

（二）白鶴堂本。此本乃據乾隆補修本翻刻，其卷首增補《道光甲午年仲冬月桐城李宗傳序》，以爲“《蜀故》則全省中數千年之掌故備焉，所以攄懷舊之蓄念而發思古之幽情也”，“其微顯闡幽、論辯得失類，皆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不可易，則又以見學識之正，而非第才之賅冾已也”，餘者仍其舊。

（三）讀書堂本。此本乃新鐫之本，封面題“彭磬泉先生輯，光緒丙子鐫，讀書堂梓”，九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四周雙邊，上下粗黑口，雙對黑魚尾，版心標明卷數與每卷頁碼，次以肇洙、端淑之敘，次《蜀故目録》。據《彭遵泗〈蜀故〉版本源流考》一文所考，該本多有異於乾隆補修本者：如卷三增入“户口、商税、關務、鹽井、鹽政、水引羨餘”，抽取乾隆補修本卷六之“官制、文潞公二則、安酋三則”置於卷五，卷七無乾隆補修本之“祠”條，卷八增列“風俗、口語、民謡、忌諱”四目，卷九增列“故事、進獻、詭詐、詆嘲、黠刺、報應、孽報、補故事類”諸目，卷十五增“補唐子西事”目，卷十六增“浣花夫人任正一紀略”目，卷二十三增“異夢”目，而將乾隆補修本“仙兆”條誤書爲“先兆”，卷二十四增“畫、樂器、音樂”目而重出“藝術”目。卷一下題“丹棱彭遵泗磬泉氏纂輯”，無乾隆補修本所提之端淑、肇洙校訂之信息。

（四）玉元堂本。此本乃據乾隆補修本翻刻，封面牌記鐫“光緒戊戌年玉元堂校刊”，首肇洙敘，次端淑敘，次目録，版式、內容等一仍其舊。

（五）耕道齋本。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耕道齋據白鶴堂本影印，牌記鐫“光緒壬寅重鐫，時策必用，耕道齋發售”，首李宗傳序，次肇洙序，次端淑序，次目録，版式、內容等别無一致。

自乾隆年間成書後，《蜀故》長期流傳不廣，見者不多，其“有補於博覽稽古之士”的價值並未能得到充分顯現。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四庫未收書輯刊》出版後，該書纔漸爲學人所知。然《四庫未收書輯刊》所收録《蜀故》，乃據乾隆補修本影印而成，字跡漫漶不清，難以卒讀，這就使有欲尋《蜀故》而治蜀地文史者，難得其本真。有鑒於此，我們決定對《蜀故》進行初步的點校整理，以求有助於學林。

總體看來，《蜀故》刻本大致可分爲兩大系統：一爲乾隆補修本系統，白鶴堂本、玉元堂本、耕道齋本皆出於此；一爲讀書堂本。而就版本價值而言，讀書堂因刊刻者廣輯博採，校訂時尤參考衆本，故版本價值較高，訛誤之處相對其他刻本也最少。故我們這次點校是以讀書堂本爲底本，校以乾隆補修本、白鶴堂本、玉元堂本、耕道齋本。另外，需要説明的是，本次點校，針對底本中存在的明顯訛誤，均據他本所載作了改動。諸本均誤之處，則據他書校改，並出校記。對於一時無法改動之異詞，並列諸書之説，不作辨證。文中所見之異字、俗字、避諱字，均徑改，不出注。凡原刻本雙行夾注，則置於括號之內，以小號字體標出。由於讀書堂本目録，多有異於他本，文中諸多條目，原目録遺漏者仍在在有之，爲避免原目録所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們點校過程中，在綜合比對各版本目録的基礎上，對底本目録進行了重新編排。

本次點校，亦如《蜀故》之纂修，成於衆手。劉興亮負責全書統稿，並完成第一至十卷點校；殷玉玲負責第十一至十八卷；張校承擔了餘下各卷的點校工作；唐昌倫則負責全稿的審定。因我們學力有限，雖志願盡善，但錯誤和不妥之處在所難免，至盼讀者指正。

劉興亮

　　二O一七年三月

參考文獻

［一］　《蜀故序》，清道光十四年白鶴堂刻本。

［二］　羅建新：《彭遵泗〈蜀故〉版本源流考》，《文藝評論》二〇一四年第十二期。

［三］　薛新立：《巴渝要籍敘録》，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九十三頁。 彭遵泗《蜀故》版本源流考


自西汉景帝时，庐江文翁“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令“东诣博士受《七经》”的“张叔等十八人”以为教授后，在先秦被视为“不晓文字”、“有蛮夷风”的巴蜀之地，文化学术得到了迅速发展，甚至在魏晋时形成“蜀学比于齐鲁”之局面。嗣后，经历唐、宋二代之层累，巴蜀文化逐渐形成了连绵久远、璀璨瑰丽之特征；而巴蜀典籍亦堪称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然而，明末张献忠乱蜀，使得巴蜀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而地方文献亦几荡泯无余！好学深思之士倘欲窥知巴蜀文化形貌，检索巴蜀史籍，骎骎乎其难矣！有鉴于此，清人彭遵泗遂生兴废继绝之志，其乃爬梳旧籍，网罗放佚，囊乾隆前关涉巴蜀诸事之文献于一编，纂成《蜀故》二十七卷，举凡“守土考鉴之资、学士采获之助，靡不毕具”。其一书而兼备各类，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使人浏览便可知巴蜀梗概，故被时人誉为“可当于《通志》之一助”！其中，是书对巴蜀旧事之载录，多有他书所不及者：如卷三详记乾隆时蜀中盐政、茶政、钱文诸制度及各县赋税情况，卷五具载乾隆十八、十九年（1753-1754）间由广东、福建、湖南、江西诸地迁蜀之人数，卷八留存宋明理学传播于巴蜀之情状，卷二十七记有元明间农民起义的相关秘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对了解巴蜀文化，认知中华文明显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倘欲研讨巴蜀天文分野、古今兴废、官制沿革、名贤著述、关河险阻、忠孝节烈、民俗宗教、术数方技、流贼蛮夷诸事者，则此书确为不可或缺之参照。

然长期以来，因彭遵泗其人多为其兄彭端淑之光芒所掩蔽，而《蜀故》亦流传不广，故学界对其皆涉猎甚少，仅有之成果亦集中在相关文学史及目录提要中，如傅德岷主编《巴蜀散文史稿》记叙遵泗少时经历及仕履情况，不过百余言，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之三百余字说明，则为今所见论及《蜀故》之最详者。至于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学者对彭遵泗其人及《蜀故》之考察，则几付之阙如。

可以说，当前学界对《蜀故》之研究尚处在略知其名目与梗概的起步阶段，尚无全面、系统之考察，其“有补于博览稽古之士”的价值亦未能够得到充分昭显。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博采诸本、广征文献的基础上，对彭遵泗其人及《蜀故》成书、版本诸问题进行审慎考察，冀使学界对此问题有较为明晰之认知。




彭遵泗《蜀故》


一、彭遵泗之生平与著述

彭遵泗，字磐泉，号丹溪生，丹棱县人。其生卒年，存世古籍无具体载录，故学人或曰不详，或存而不论，或推定为1703—1756、1704—1764前，然亦多未明所据。

据李朝正、徐敦忠《彭端淑诗文注》附录之《年谱》，彭遵泗生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至其卒年，当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凭据有二：其一，彭端淑曾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作有《读舍弟磬泉遗集》诗，则其时遵泗当已辞世；其二，据李广泗《修丹棱县志叙》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丹棱知县从遵泗子延庆处索得《丹棱县志》手稿，付印成书，此时遵泗当已鹤行，否则当无须假其子之手。

遵泗幼颖悟，七岁能诗。与兄端淑、肇洙同读于紫云寺，得父向及外祖父王庭诏之教诲。博览群书，学识大进。据乾隆《丹棱县志》卷八、法式善《清秘述闻》卷五载：彭遵泗于雍正八年（1729）拔贡生；雍正十三年（1735）中举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后调兵部主事，擢兵部员外郎；至乾隆十五年(1750)，放甘肃凉州同知，转调湖北，任黄州府同知；乾隆十九年(1754)署江防同知，为官清正，卓有政绩；乾隆二十一年(1756)，辞官归里，后病卒于家，封奉政大夫。

遵泗学问广博淹雅，好著述，据黄廷桂等《（嘉庆）四川通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清文献通考》、郑珍《（道光）遵义府志》、《清史列传》诸史籍载，其先后纂辑有《蜀碧》《蜀故》《丹棱县志》诸书，另有诗文《过应山杨大洪宅》、《过草堂》、《述旧示子侄》、《蜀中烟说》、《陈家庵碑记》、《兴福河桥记》及《大雅堂铭》等行世。身后，其兄端淑、肇洙与子延庆将其仅存的数十首诗作整理录为《丹溪遗编》二卷，并于乾隆年间梓行，今《清代诗文集汇编》七九九册收入是书。

据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政略》载：遵泗尚有《丹溪时文稿》，然今遍寻不见。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二彭集序》：“辛丑居里，乃始发箧读之，汰其稍近俗者，定乐斋诗文为《白鹤堂集》六卷，磬泉文为《求志堂集》四卷。”然据杨忠等《清人别集总目》，今传《白鹤堂集》版本虽多，然其中却并无王氏所定之本；而磬泉《求志堂集》则未见。



二、《蜀故》之成书

《蜀故》之成书过程，亦颇为曲折：既非成于一时一地，又非为彭遵泗一人所独力纂辑完成，其中多有延庆、肇洙、端淑之心力。

据彭端淑《蜀故序》载，遵泗“为邑侯黄公聘修县志，随辑《蜀故》”，则是书当创制于彭遵泗应丹棱知县黄云之邀，纂修《丹棱县志》期间。查乾隆《丹棱县志》：黄云于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年（1755）间任丹棱知县，则《蜀故》之纂辑当不晚于乾隆十年（1745）。

遵泗撰书时，多随写随掷，未曾于其时即有意纂集，而是“冀晚年归里，始考订行世”，故《蜀故》纂辑之初，多以单篇散卷之稿本形式而存在。然而，天不遂人愿，零散之《蜀故》尚未及汇为一帙而付印，遵泗即英年鹤行。幸赖其子延庆，于侍奉其父之际，常将零散之稿一一秘而藏之箧，《蜀故》亦因之方才得以留存。

彭肇洙《蜀故序》有“余戊辰岁解组归来，余弟三子延庆携以请予批阅”诸语，其时在乾隆十四年（1749），肇洙因母丧而归籍守制，其所见之《蜀故》乃彭延庆所初步整理之部分抄本，此本只是《蜀故》的部分篇章，因其时遵泗并未纂成此书，此可从该书卷五具载乾隆十八、十九年（1753-1754）间由广东、福建、湖南、江西诸地迁蜀之人数这一情况而得到证明。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延庆匏系江右清江县事毕，乃复将《蜀故》录诸简册，于付梓前禀于时任锦江书院山长之彭端淑审校，端淑乃“细加翻阅”，且“聊牟数语，冠于篇首”，嗣后，《蜀故》方完全成书而梓行。

亦即，《蜀故》一书虽为遵泗于纂修《丹棱县志》期间即已纂辑，然其完全成书，乃是经由其自延庆之校理与其兄端淑、肇洙之审读后，迟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



三、《蜀故》版本

《蜀故》版本，大抵有抄本与刻本两种形态。然据现存文献，彭延庆《蜀故》抄本已佚，其他抄本未见，传世版本皆为刻本，主要有：

（一）乾隆补修本。此本即前所论及的，在遵泗身后，由延庆整理，并经端淑、肇洙校理之本，为《蜀故》传世之最早刻本。九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题“蜀故”，标明卷数与每卷页码。首《乾隆三十四年壬申仲秋月上浣肇洙仲尹氏并序》，概括《蜀故》之性质，“典故也，括全省之典章人物，以佐案头之博览者”，说明其得见此书之原委；次《乾隆三十八年丙子仲春月上浣书于锦江之石室端淑乐斋氏序》，陈述遵泗编纂《蜀碧》《蜀故》之动机与时间，交代作《蜀故序》之因由及用意；次《蜀故目录》，以二十七卷一百一十八目将乾隆前巴蜀之方域、形势、赋税、城市、蜀道、宫室、寺观、选举、风俗、文学、士风、古迹、人物、烈女、著作、藏书、物产、神异、仙道、艺术、术数、边檄、吐蕃、蛮夷、潜窃、流贼等诸种物事囊括与其中；目录末注明监刻者为彭照、彭堉坤，缮写者为彭怀初。卷一下题“丹棱彭遵泗磬泉氏纂辑仲兄端淑乐斋叔兄肇洙仲尹全校”，卷十三之五十五、五十六页字体与全书有异，概后补入者，俟考。其中多有漫漶不清而难以卒读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本，后北京出版社将其纳入《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梓行。除上述乾隆补修本外，《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蜀故》尚有清道光十三年（1833）刻本、道光十四年（1834）彭氏白鹤堂刻本、清光绪二年（1876）读书堂刻本、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玉元堂刻本。其所列之道光十三年本仅国家图书馆书目有著录，其谓此本卷“17-18标目有误，及9行22字”等特征，实乃“道光十四年本”所有。且李宗傅《蜀故序》载：“道光癸巳（十三年），君之嗣孙照将付剞劂，问序于余”，则道光十三年乃是彭照将要刊刻此书之时间，而李宗傅序作于道光十四年，则此本最早当成于是时，《中国古籍总目》所谓道光十三年本疑为误录。

（二）白鹤堂本。此本乃据乾隆补修本翻刻，其卷首增补《道光甲午年仲冬月桐城李宗傅序》，以为“《蜀故》则全省中数千年之掌故备焉，所以摅怀旧之蓄念而发思古之幽情也”，“其微显阐幽、论辩得失类，皆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不可易，则又以见学识之正，而非第才之赅冾已也”，余者仍其旧。今华东师大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三）读书堂本。此本乃新镌之本，封面题“彭磬泉先生辑光绪丙子隽读书堂梓”，九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上下粗黑口，双对黑鱼尾，版心标明卷数与每卷页码，次以肇洙、端淑之叙，次《蜀故目录》，多有异于乾隆补修本者：如卷三增入“户口、商税、关务、盐井、盐政、水引羡余”，抽取乾隆补修本卷六之“官制、文潞公二则、安酋三则”置于卷五，卷七无乾隆补修本之“祠”条，卷八增列“风俗、口语、民谣、忌讳”四目，卷九增列“故事、进献、诡诈、诋嘲、黠刺、报应、孽报、补故事类”诸目，卷十五增“补唐子西事”目，卷十六增“浣花夫人任正一纪略”目，卷二十三增“异梦”目，而将乾隆补修本“仙兆”条误书为“先兆”，卷二十四增“画、乐器、音乐”目而重出“艺术”目。卷一下题“丹棱彭遵泗磬泉氏纂辑”，无乾隆补修本所提之端淑、肇洙校订之信息。今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二四六册亦收入此本。《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南史地文献》第十三卷所收之《蜀故》亦为读书堂本，然仅存前二十四卷，后三卷阙如。

（四）玉元堂本。此本乃据乾隆补修本翻刻，封面牌记镌“光绪戊戌年玉元堂校刊”，首肇洙叙，次端淑叙，次目录，版式、内容等一仍其旧。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

（五）耕道斋本。光绪二十八年，耕道斋据白鹤堂本影印是书，封面牌记镌“光绪壬寅重镌时策必用耕道斋发售”，首李宗傅序，次肇洙序，次端淑序，次目录，版式、内容等一仍其旧。此即所谓耕道斋本，其为《中国古籍总目》所未收，今辽宁省图书馆有藏。

总体看来，《蜀故》之版本主要有抄本与刻本两大类型，其中抄本今已不存，刻本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乾隆补修本系统，白鹤堂本、玉元堂本、耕道斋本皆出于此；一为读书堂本。

自乾隆年间成书后，《蜀故》长期流传不广，见者未多，其“有补于博览稽古之士”（彭端淑《蜀故序》）的价值并未能得到充分昭显。迨至上世纪90年代，北京出版社将其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而梓行后，是书之形貌方才渐为人知。然《辑刊》本《蜀故》乃是据乾隆补修本而影印，其中多有漫漶不清而难以卒读处，学人未能据之以窥全豹；至于其他存世诸本，亦各有异：白鹤堂本、玉元堂本、耕稻斋本较乾隆补修本多李宗傅《序》，细目有增删，卷数亦不同；读书堂本与乾隆补修本版式有异，目录不同。此种状况使得有欲籍《蜀故》而治巴蜀文化者，常苦于无善本以资考校——私其一种，则难得其真；比较诸刻，则乱丝难理，掩卷之余,喟叹不已。有鉴于此，倘能在搜讨旧刻、博征群书的基础上，勘正《蜀故》原文，补其残缺，解决旧刻遗存之问题，节省览者校覆之劳、折衷之力，俾一目而诸本异同俱在，取舍可决，从而使得中外学人可循书以探知巴蜀文化之瑰丽，据文而服膺中华文明之渊博，是为当前治地方史志、巴蜀文化之学者所亟需解决之问题。



作者简介：罗建新，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自于《文艺评论》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