斤多叔当了护青员

白头醉翁

　　村干部开会选“护青员”，条件是六亲不认、敢抓敢管。“护青员”的职责是春夏两季看青苗，上秋看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有人占生产队便宜。尤其在三年大饥荒年月，为了保命，趁人不注意，偷个地瓜或扒几粒花生等吃食填进嘴里，也在所难免。

生产队里种花生，头一天让社员将花生种子偷吃了差不多一半。第二天，队长让人挑来大粪汤浇在花生种子上搅拌，臭气薰天，社员还是照吃不误，背着队长抓几粒在手里搓搓，便填进嘴里。路边即将成熟的麦穗几乎被揪光了。走路的人顺手揪几个麦穗，用手搓搓，将麦粒填进嘴里。这种情况，护青员的手再大，也捂不过天来。

队干部在全村几百个青壮年中扒拉来扒拉去，最终让斤多叔当了“护青员”，斤多叔是个六亲不认的人。

　　斤多叔是三十岁出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听大人说，斤多叔出生时像只小猫，用称称了，不到二斤，爹娘就叫了他斤多，意思是一斤多。斤多叔十四岁那年，在逃荒要饭路上跟着部队走了。听说他打过小日本，打过国民党，在朝鲜还打过美国鬼子。斤多叔因打仗不怕死，曾多次立功，又当上了连长。

斤多叔胸前掛满了各种铜牌牌，令人刮目相看。人们猜测，这些牌牌里肯定有许多许多动人的故事。斤多叔当了近二十年兵，打的仗不计其数，连根汗毛都没碰着，村里人都说他命大。

斤多叔好像很有钱，每逢集都到集上买肉买鸡，他说，“三天不吃肉，眼睛发花。”有个妇女见了，立即跟丈夫离了婚，跟了斤多叔吃肉去了。

　　我第一次亲眼见斤多叔六亲不认，是在东岭上。那天，我正在东岭上挖野菜。斤多叔的三婶，我应该叫三奶奶，也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孙子在那里挖野菜。孙子哭喊着说饿，要吃地瓜。三奶奶说，“那是生产队的，咱不能吃。”便给了孙子一棵野菜，说，“吃了它就不饿了。”孙子不吃野菜，不依不饶地哭叫着要吃地瓜。三奶奶无奈，四下里瞅了瞅，便哈腰从地瓜地里扒了一个不大的地瓜，在衣襟上擦了擦，递给了小孙子。

这时，斤多叔突然如从天而降。原来斤多叔就潜伏在附近一条小沟里，死死地盯着挖野菜人的一举一动。 斤多叔一把从孩子手里夺过地瓜，在手里掂了掂，说，“三婶，你说这事怎么办吧？”，只见三奶奶“扑通”一声跪下，哀求说，“好侄子，你行行好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斤多叔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交队里处理吧。”说罢，拿着地瓜扬场而去。孙子没有了地瓜“嗷嗷”哭。三奶奶仍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 说，“好侄子好侄子，别价！别价！…… 斤多叔早已走远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长站在村里很高的广播架子上，用喇叭筒子向全村社员宣布，某某人今天偷地瓜被抓，按规定罚工分五十个，这是一个整劳力干五天活的工分。

　　斤多叔在村里一直当护青员。十多年，他抓了不少小偷小摸，有人怀里揣穗苞米或揣个地瓜，都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那时，还不兴开批斗会，这些人都被罚了工分，还有的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下保证，丢尽了面子。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到了这个小山村，斤多叔成为第一个被批斗对象。他的罪名是阶段异已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他刚到村里时说的“三天不吃肉，眼睛发花”那句话，便成了他的罪证。还有人说他用金钱勾引走了别人的老婆，十恶不赦。

红卫兵小将到外地搞了斤多叔的外调。外调材料上说，斤多叔在部队看押右派时，强奸了一个文化很高的女右派，被撤了连长职务，还开除了党藉。外调材料上说的虽然真假难辨，但听起来挺可信。一个当了近二十年兵，当了连长，胸前还挂了那么多奖牌，竟然不是党员。

斤多叔刚从部队回来时，送给我两本地图册，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都是精装本。斤多叔大字不识一个，如果不是干部，会有地图？我很喜欢这两本地图，从山东带到了东北，一直珍藏着。直到二OO九年搬家，地图也早已失去使用价值，才被我处理掉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许多地方都开始了武斗，斤多叔被打断了一条腿。出了院，他只能靠柱着拐杖走路，不能再当护青员了。

在村里大街上，常听到拐杖触地发岀“咔咔”的声音，村里人都知道，那是斤多叔走路的声音。

（图片来自网络 致谢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