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3～汉魏晋六朝

洛浦秋风

主讲老师：张战锋

第三节：汉魏晋六朝诗

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谢庾鲍等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由于实行严酷的统治，秦朝存在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十年，所以诗歌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诗人，目前只有几首民谣流传了下来。秦朝灭亡之后，楚汉相争，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都很有名，甚至有记载说垓下之围时，项羽的虞姬还唱了一首五言诗，当然这首五言诗究竟是不是虞姬写的, 目前还有争议。

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垓下歌

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和项王歌

虞姬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西汉建国后，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治国思想确立了下来。在官方的推动下，儒家经典也开始流行起来，儒家经典代表作就是四书五经嘛，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诗经》就是五经中的第一部。

西汉的诗歌，我们上节课讲过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但是这一时期流行的文体是汉大赋，有名的诗人并不多，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品有音乐家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班婕妤的《团扇歌》，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等等，还有就是汉武帝刘彻的代表作品：《秋风辞》

　　秋风辞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刘彻到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祭祀后土（土地神），共有五次。只有一次在秋天，即元鼎四年（前113）十月。这时刘彻四十四岁，即位已二十七年。他实行武力打击匈奴，已胜利解除了数代以来的北部边患。他采取的国家专卖（盐铁、均输、平准）、统一货币、重农贵粟三大政策，卓有成效，克服了长期用兵造成的生产破坏和财政危机。西汉王朝无论军事、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全盛高峰。但他的雄才大略，还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平定南越和东越，振威名于世界。

这次出巡，途中传来南征将士的捷报，而将当地改名为闻喜，沿用至今。时值秋风萧飒，鸿雁南归，汉武帝乘坐楼船泛舟汾河，饮宴中流。当时场面热闹，气势恢弘，听说汾水旁边有火光腾起，还下令在那里立了一座后土祠来祭祠大地。身为大汉天子的刘彻，一生享尽荣华，又同常人一样，无法抗拒衰老和死亡。宴尽之余，遂作此篇。

全诗比兴并用、情景交融，是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名作。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谓写“乐极哀来，惊心老至”，一谓“此辞有感秋摇落。系念求仙意，‘怀佳人’句，一篇之骨”（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三）。张玉谷又补充说：“以佳人为仙人，似近、乎凿。然帝之幸河东，祠后土，皆为求仙起见，必作是解，于时事始合，而章义亦前后一线穿去”（同上）。诗中求仙之意不明说，只以“怀佳人兮不能忘”一句暗点，意趣含蓄，妙在其中。

全诗共有九句，可分作四层：“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为第一层，点出季节时令特点。这两句状物描景，有色彩形象，有流动感，念来自然平易，而句式结构又十分紧促干练，起、飞、落、归这几个动词的组合，直给人以物换星移的紧迫感。此后曹“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和唐诗“秋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等诸如此类的佳句，无不受到《秋风辞》的启示，而兀出一定的继承、借鉴关系。明人谢榛以为，《秋风辞》之起句，出于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四溟诗话》）。仅从字面看，固然不错；但两者的境界和情韵，却颇为异趣：“大风起兮云飞扬”，苍莽辽阔，表现的是风云际会中崛起的雄主壮怀；“秋风起兮白云飞”，则清新明丽，荡漾着中流泛舟、俯仰赏观的欢情，联系后句，其韵味似乎更接近于《九歌·湘夫人》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武帝，大约也正从这相似的情境，联想到了《湘夫人》“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不禁脱口吟出了下联两句。

三、四句“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为第二层，是作者的因景联想和中心情思，兰草的秀丽，菊花的清香，各有千秋，耐人品味。春兰秋菊自有盛时，作者观赏的情趣和心态可以相见。接着作者由对花木的观赏，引发起对佳人的怀念，这种由物到人的移情，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常用的手法，如屈原《离骚》有“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怀佳人兮不能忘”里的“佳人”不仅仅局限在字面的本身，它也可以包容了作者对事业的追求心愿，正象屈原以美人比喻自身理想的高洁一样。

也有观点认为武帝于把酒临风之际，怀念的心中“佳人”是指那位“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北方“佳人”李夫人。李夫人死于元狩年间，武帝思念不已，竟至于信少翁之说，夜致其形貌于宫，在隔帷伫望之中，唱出了“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的迷茫之歌。而今七、八年过去，武帝还是不能忘怀于她，终于在秋日白云之下，又牵念起这位隔世伊人了。这两句化用《九歌》人神相殊之境，写武帝对“佳人”的生死相望之思，确有鲁迅先生所说那种“缠绵流丽”的韵致。

五、六、七句“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为第三层，是泛舟中流的生动描绘，诗情复又一振，极写武帝泛舟中流、君臣饮宴的欢乐景象。汉武帝与群臣祭祠后土之后，坐着楼船渡过汾河，但见河中心翻滚起白色的鳞鳞水波，这时楼船上宴饮正酣，箫鼓齐鸣，乐工歌伎们唱着舞着，与那艄公划船的声音上下相应和，不绝于耳。这一层每句均包含两个动词，依次泛、济、横、扬、鸣、发的排列开来，将“忻然中流”的热烈场面彩绘得声情并茂，呼之欲出。八、九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为第四层，是作者此次行幸河东，乐极哀来的深沉感慨。过分的欢乐之后，又带给人哀怨的心绪，青春难再，老之将至，因而不得不及时行乐了。这一描状自然景物后的思想归结，仍没有摆脱了古代骚人墨客的低沉情调。正象汉武帝本人一样，既有平南越、斥匈奴、兴太学、崇儒术的文治武功，又有敬神仙、请方士，因横征暴敛至使“流民愈多，盗贼分行”的过错（见《汉书》卷四十六《石庆传》），所以这首《秋风辞》既有不少自然流畅，使人成诵难忘的秀句，又有叹息人生短暂的虚无色彩。

总结看来，首二句写秋景如画，三、四句以兰、菊起兴，融悲秋与怀人为一。以下各句写舟中宴饮，乐极生哀，而以人生易老的慨叹作结。

此诗语言清丽、明快，句句押韵，节奏快，乐感强，在艺术风格上受楚辞影响较大，首两句受到宋玉《九辩》的影响、、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雁靡靡而南游兮，鸥鸡啁哳而悲鸣”等等，均为《秋风辞》所取影。前四句两句一换韵，后四句又另押一个韵，共三个韵。在句式上，每句中带一“兮”字，也与楚辞相近，所以被辩体批评家称为楚调乐府。

全诗构思巧妙，意境优美，音韵流畅，很适合于传唱。

　　到了东汉，有《汉书》作者班固的咏史诗，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说起来四愁诗，我最早是先看了鲁迅先生的《我的失恋》，读的时候觉得太搞笑了，过了几年才读到四愁诗的原作。

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四愁诗》是汉代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诗作。此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一个远处地名，表达诗人四处寻找美人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每章都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而美人所赠及诗人回报物品不同，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全诗文辞婉丽，感情真切，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和回环重迭、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四章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根据孙文青的《张衡年谱》，《四愁诗》当作于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张衡做河间王相时。汉安帝刘祜在位十八年中，外戚专权，宦官乱政，皇帝徒有虚名。永建元年（126），汉顺帝刘保即位，不能革新政治，种种弊端不但没有革除，反而变本加厉。张衡目睹东汉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国家，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叹恨，遂作《四愁诗》以抒怀。《文选》所收此诗小序说：“时天下渐弊，张衡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张衡传世诗歌有三首，以这首《四愁诗》为最有名。此诗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等比小人（后人又补充说：“泰山”等乃喻明如，“梁父”等乃喻小人），皆准于屈原之遗义。这是古人的说法，今人则视此诗寓有寄托者。但是，《四愁诗》的情调非常风流婉转，以至于若把那恼人的、“载道”味儿甚浓的寄托说撇开，单把它看成一首情意执着真挚的情诗，确实也全无不可。

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其“一思”意为：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已隐然可体味矣。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也已豁然无所隐藏矣。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古人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卫风·木瓜》），“我”怀中有琼英美玉，不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诗人仿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情重一至于此。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就不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经》之《秦风·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此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是难以测量的。“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则当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此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此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诗。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后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鲁迅——我的失恋

《我的失恋》是现代作家鲁迅于1924年创作的一首打油诗。全文模拟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格式。这首诗分四节，每节都以“我的所爱在…”开始，以“不知何故兮…”作结，作者选取了几个求爱的典型事例，运用排比叠段的表现手法，从不同角度概述了“我”失恋的原因及经过，幽默诙谐，讽刺辛辣。

我的失恋

——拟古的新打油诗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继汉乐府民歌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其中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徐干、刘桢、应玚）以及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的影响最大，而南朝出现的永明体诗歌则最为知名。

　　三国时期的诗歌代表是建安诗歌，它充分吸收了乐府诗歌的营养，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慷慨豪迈，气势悲壮，被誉为“建安风骨”。

所谓“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

所谓“骨”，则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

建安风骨首推当属三曹，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到：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曹操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战败。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句子还是有一份非常特别的悲凉在里面。

当然了，曹操的《短歌行》更是佳作，不论是感情还是文采俱是上乘。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求贤若渴，希望人才都来投靠自己。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第一节主要抒写了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中有两处都提到了“酒”，酒在魏晋时期，多受到魏晋诗人的喜好。无论心情愉悦，或是悲伤，感慨时都不难找到酒的影子。本诗中，第一句话就用酒来作开头引出诗人对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一节最后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中“杜康”相传发明酿酒的人，这里也是指代酒的意思。其中我们如何去理解诗人这种人生苦短的忧叹呢？诗人生逢乱世，目睹百姓颠沛流离，肝肠寸断，渴望建功立业而不得，改变乱世局面，因而发出人生苦短的忧叹。

　　第二节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沈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节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第四节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加深。“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实际上是说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诗人以乌鸦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我这边来。最后“周公”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我曹操，点明了全诗的主旨。关于“周公吐哺”的典故，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话似也表达诗人心情。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

　 而曹丕的《燕歌行》和曹植的《白马篇》也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燕歌行二首》是魏文帝曹丕创造的一组七言诗。这组诗写一个女子思念在远方的丈夫，是言情的名作。全诗语言清丽，情致委婉，音节和谐，把人物情感表现得缠绵绯恻，凄婉动人。

这两首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古老的完整的七言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代胡应麟说：“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

燕歌行二首

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其二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

郁陶思君未敢言，寄声浮云往不还。

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

展诗清歌仰自宽，乐往哀来摧肺肝。

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

仰看星月观云间，飞鸧晨鸣声可怜，

留连顾怀不能存。

　　而曹植《白马篇》中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更是千古佳句。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的前期代表作。此诗以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边塞游侠儿捐躯赴难、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塑造了边疆地区一位武艺高超、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开头两句以奇警飞动之笔，描绘出驰马奔赴西北战场的英雄身影，显示出军情紧急，扣动读者心弦；接着以“借问”领起，以铺陈的笔墨补叙英雄的来历，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形象；“边城”六句，遥接篇首，具体说明“西北驰”的原因和英勇赴敌的气概。末八句展示英雄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境界。全诗风格雄放，气氛热烈，语言精美，称得上是情调兼胜，诗中的英雄形象，既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又凝聚和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白马篇》一诗塑造了一个武艺精熟的爱国壮士的形象，歌颂了他的为国献身，视死如归的高尚精神，寄托了诗人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诗一开头就使人感到气势不凡。“白马”“金羁”，色彩鲜明。从表面看，只见马，不见人，其实这里写马，正是为了写人，用的是烘云托月的手法。这不仅写出了壮士骑术娴熟，而且也表现了边情的紧急。这好像是一个电影特写镜头，表现出壮士豪迈的气概。清代沈德潜说，曹植诗“极工起调”，这两句就是一例。这样的开头是喷薄而出，笼罩全篇。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诗人故设问答，补叙来历。关于游侠，司马迁《史记》有《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失）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可见那些救人于患难，助人于穷困，不失信，不背言的人，才能具备“游侠”的条件。而曹植笔下的游侠与此不同，成了为国家效力的爱国壮士。“借问”四句紧承前二句，诗人没有继续写骑白马的壮士在边塞如何冲锋陷阵，为国立功，而是一笔宕开，补叙壮士的来历，使诗歌气势变化，富于波澜。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刻意铺陈“游侠儿”超群的武艺。这是补叙的继续。诗人使用了一连串的对偶句使诗歌语言显得铿锵有力，富于气势。“控弦”四句，选用“破”“摧”“接”“散”四个动词，从左、右、上、下不同方位表现游侠儿的高超武艺。“狡捷”二句，以形象的比喻描写游侠儿的敏捷灵巧，勇猛轻疾，都很生动。这些描写说明了游侠儿“扬声沙漠垂”的重要原因，也为后面所写的游侠儿为国效力的英勇行为做好铺垫。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这里是写游侠儿驰骋沙场，英勇杀敌的情景。因为游侠儿的武艺高超，前面已详写，这里只用“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二句，就十分精练地把游侠儿的英雄业绩表现出来了。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不仅节省了笔墨，而且突出了重点。可见其剪裁的恰当。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最后八句揭示游侠儿的内心世界。游侠儿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不仅是由于他武艺高超，更重要的，还由于他具有崇高思想品德。这种思想品德和他的高超武艺结合起来，使这个英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白马篇》是曹植前期诗歌中的名作，它在写法上显然受到汉乐府的影响。曹植诗的“赡丽”“尚工”“致饰”，还有曹植的“雅好慷慨”（《前录自序》）和他诗歌的“骨气奇高”（钟嵘《诗品》上），即曹植常常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热情，因此其诗歌的思想感情高迈不凡。从《白马篇》来看，确实如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对建安时期的诗歌文章有以下评价：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重视气韵的自然和流畅，为近体诗的发展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晋室南渡以后，玄言诗盛行，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诗人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往往以玄言哲理敷衍拼凑而成，理多而文采不足，严重脱离了社会生活，缺乏艺术形象，没有真情实感，文学价值并不高，大多数的作品也都已经失传。此种的诗人以孙绰、许询、庾亮、恒温等等。

【钟嵘《诗品序》：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魏晋南北朝主要诗人及代表作品

魏、西晋：

魏末之西晋立国之初，社会现实黑暗，对文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期间，玄学盛行，文人高谈玄学，对黑暗的政治满怀愤恨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晦涩难懂。

建安七子

刘桢

赠从弟三首·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竹林七贤

嵇康

赠秀才入军(其九)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

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

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阮籍：《咏怀八十二首》

这八十二首组诗主要抒发了阮籍在魏晋改朝换代之际对现实生活黑暗的各种感慨，表达了诗人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痛苦，阮籍的这组诗被视为魏晋玄谈风气的代表，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当然了，此八十二首咏怀诗是阮籍随感而写，并非一时之作，后人加以辑录流传下来，我个人最爱其七十九，分享给大家吧！

咏怀八十二首·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还翔。

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

树林里有一只奇异的鸟，它自言是凤凰鸟。

凤凰清晨饮用甘甜的泉水，黄昏时栖息在高高的山冈

凤凰鸟高声鸣叫响彻九州，伸长头颈眺望八荒那僻远的地方

恰好遇到秋风吹起，它的羽翼自然的收藏起来。

凤凰鸟一离开林中飞往昆仑山的西边，什么时候才能再飞翔回来啊。

只遗憾凤凰鸟处在不恰当的位置，这让我内心非常悲伤。

　 这首诗是阮籍为嵇康的悼诗或者悼其下狱。首先，“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这与阮籍其他咏怀诗的起调大不一样。所谓“感于哀情，缘事而发”，“师心以遣论”。这诗的起因应该不是自伤身世，苦无洁身之道那般简单。且阮籍在咏怀诗中最常用孤鸿，孤雁自喻，桃李尚惧成蹊，自己不会自言凤凰。其次，嗣宗写诗语气。“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显得既爱其才，又几分笑弄，更多无奈。况除却阮嵇当时没人能当凤凰之喻。“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短短二十字写的正是“性烈而才隽” “高情远志，率然玄远” 的嵇康。

陆海潘江之陆机（《猛虎行》）、

潘岳（《悼亡诗》）

洛阳纸贵之左思（《咏史诗》、《三都赋》）

莼鲈之思之张翰（《思吴江歌》）

东晋：

在晋室南渡以后，玄言诗盛行，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诗人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往往以玄言哲理敷衍拼凑而成，理多而文采不足，严重脱离了社会生活，缺乏艺术形象，没有真情实感，文学价值并不高，大多数的作品也都已经失传。此类诗人以孙绰、许询、庾亮、桓温等等。

重点：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田园诗派陶渊明

陶渊明，名潜，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江西首位文学巨匠。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主要作品：《桃花源记》、《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归去来兮辞》等等。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杂诗十二首

其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读山海经

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登山拖鞋发明者美髯公之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

谢灵运，名公义，字灵运，小名客儿，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东晋至刘宋时期大臣、佛学家、旅行家，山水诗派鼻祖。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以“叛逆”罪处死，时年四十九岁。谢灵运年少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是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谢朓，字玄晖，斋号高斋，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人，南齐诗人，出身陈郡谢氏，与“大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谢朓曾与沈约等共创“永明体”。长于五言诗，多描写自然景物，间亦直抒怀抱，诗风清新秀丽，圆美流转，善于发端，时有佳句；又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主要作品：《登池上楼》，被誉为“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狥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登池上楼》是晋宋之际诗人谢灵运的作品。此诗抒写诗人久病初起登楼临眺时的所见所感，描写了自然景物的可爱，抒发了自己官场失意的颓丧心情和进退失据的无奈情绪，最终表示了归隐的愿望。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为第一层，抒发作者官场失意的牢骚；中八句为第二层，描绘作者登楼远望所见到的景物；后六句为第三层，表达了作者怀人思归的情绪。诗中成功地描写了初春时节池水、远山和春草、鸣禽的变化，显示出生意盎然的景象，但从全诗的思想情调来看却有些低沉。

此外，东晋时期的著名文人还有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才女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等。

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包含宋、齐、梁、陈四朝。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

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王孙游

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

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

同王主簿有所思

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

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沈约，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少时孤贫，笃志好学。先后做过宋齐梁三朝的官员，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谥号为隐。

作为南朝文坛领袖，沈约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创作开辟了新境界。其诗与王融诸人的诗皆注重声律、对仗，时号“永明体”，是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

相关典故：沈腰潘鬓

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江淹，字文通，宋州济阳考城人。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六岁能诗，十三岁丧父。虽家境贫穷，但很好学。二十岁左右开始其政治生涯。历仕宋、齐、梁三朝。天监四年（505年），江淹去世，终年六十二岁，梁武帝为他穿素服致哀。谥号宪伯。

代表作：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赋》

富贵如浮云，金玉不为宝。——《效阮公诗》

典故：江郎才尽

江淹作宣城太守罢官回家时，曾在冶亭投宿，梦见一男子自称郭璞，对江淹说：“我有一枝笔在你这儿放了多年，请还给我。”江淹从怀里摸出一枝五彩笔递给了他，此后再写诗完全写不出好句子了。当世人说他已经才尽了。

鲍照（416年？～466年），唐人或避武后讳而作“鲍昭”，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与北周庾信并称“鲍庾”。诗歌艺术成就南朝诗人中最高。

八十多首乐府诗成就最高。乐府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直接影响到唐代七言歌行的创作）对于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拟行路难十八首

其四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北朝诗坛：北朝玄风完全消散，经学发达，儒家思想占绝对地位。皇室成员多质木无文，加上北方雄浑粗旷的自然景观。文学思想上，有追求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的倾向。诗歌创作上是真实的抒发情怀，不修饰，不造作。

代表人物：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人。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

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遂留居北方，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清县子，世称其为“庾开府”。时陈朝与北周通好，流寓人士，并许归还故国，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

庾信在北方，一方面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因不得自由而怨愤。最终在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有《庾子山集》传世。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与春旗一色。——《马射赋》

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

后人对这一时期诗人的评价：

杜甫：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