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住院的日子

春暖又花开

　　新冠疫情还未结束，甲流风暴接踵袭来，让我本是恐慌的心雪上加霜，再一次陷入紧张焦虑中。那段陪母亲住院的日子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散去。

　　2007年，母亲检查出肾衰竭，透析15个月后，2009年4月做了肾脏移植手术。术后，母亲不得不长年服药。近两年，身体每况愈下，行动很不方便。2022年是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4月份开始，母亲持续尿血，专医院检查的结论是尿结石，做了3次排石，依然不见好转。我们所居住的电厂生活区因为疫情正处于全封闭状态，进出厂门需要特批，加上单位保电供热的特殊性质，请假变得异常困难。如此种种，我和母亲商量着等过了这段时期，一定请几天假带她老人家到省城做个全面检查。就这样拖了半年。11月底，被病痛折磨的母亲越来越没有胃口，身体日渐衰弱，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12月9日，母亲的病情已不能再拖。我顶着随时可能感染新冠的压力带着母亲去省第二人民医院就医。医院要求家属必须核酸检验合格，才可入院陪护，而且只允许一名家属陪护，住院手续相当繁杂，我只能把母亲留在住院部门口等候。而我，不停地在楼层和治疗手续之间往返，想着母亲爬在轮椅上痛苦的模样，我不由得加快了穿梭的脚步。开单、交费、领东西、做核酸、拿报告，一通操作后，终于住进病房。时值腊月，我奔跑的身体却恰似刚刚经过了大雨淋漓。当我用劲把已经无力坐着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扶进病房，走廊里已经吆喝起了打饭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推着轮椅陪母亲楼上楼下，排队拍CT、做核磁、做化验、做各种叫不上名来的检查。住院第三天，在做完膀胱镜后，终于找到了病因。医生和我讲了治疗的方案------切除原生的肾脏。当晚，整理好被褥，给母亲洗了脚，擦洗了身体，调暗了床前灯的亮度，伺候母亲睡下后，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和妹妹通电话，商量要不要手术的事。当我把病情和我们姐妹俩的决定告诉母亲时，她是坚决反对的，“我不做，我不想做，又花钱，我已经够拖累你们了，我不做，我还是回家养着吧---”。我强忍着泪水，狠心“呵斥”她，“你回去吧，回去还不是一样难受-----”母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不再说一句话。第二天，医生找我谈话，我没有等医生开口，就把家庭情况一顿叙述，然后斩钉截铁地对医生说“这个手术，我们做”。

　　12月16日下午，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原计划两个小时的手术，在经历了三个小时后，手术室里还是没有传出一丁点消息，我既忐忑又害怕，给小姨打去了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姨，3个小时了，我妈还没有出来----”然后就再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不一会，小姨和小姨夫匆忙赶到了手术室门前。小姨搂着我的肩膀安慰我“丫头，辛苦了”，一刹那间，泪水夺眶而出。时间过得好慢好慢，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室的门总算开了，主刀医生拿出了从母亲身体里切除的组织，“从原生肾脏到输尿管全都有肿瘤侵袭的痕迹……”，我的心像插了无数把刀子，真的无法想象母亲在之前的大半年里，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母亲终于被推出了手术室，推进病房的那一刻，小姨也被护士拦在了门外。母亲昏睡在病床上，几个护士在房间里穿梭，机械性地插氧气管、上监护仪、整理床铺。我站在床边，脑子像机器人运转，生怕落下医生交代的每一个注意事项。等医生、护士全都撤出去之后，我才赶忙趴到母亲的床头。只听到母亲微弱的气息，“女，水”，医嘱不能喂水，我拿出棉棒沾了水，不停地擦拭母亲的嘴唇，盯着监护仪的眼睛再一次模糊起来，监测、量尿、翻身，就在手脚不停的忙乎当中，我和母亲熬过了手术后的第一晚。

那段时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母亲所住的科室已经不接收其它病人了，在住的病人也不允许到处走动，诺大的走廊空荡荡的，身边的医生、护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大家都被新冠的阴霾所笼罩。我每天小心翼翼地蜷缩在病房里活动，只要开门就必消毒，进入病房必洗手，就连睡觉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每天掰着指头数着出院的日子。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摘掉口罩好好地睡一觉。

　　术后一直躺在床上的母亲，想要坐起来晒晒太阳。我用力想把她倒扶起来，母亲拒绝了，她想自己从床上挪起来。她试着用手撑着床边的扶手，慢慢地将身子移到床头。我想哭又不敢哭，只能安慰母亲“妈，看你好多了吧，可以自己起身了，过几天咱们就可以出院了------”。午后的阳光照在窗前，暖暖地斜射在母亲的身上，这一米阳光似乎让她很舒服。母亲微闭着眼睛，看上去很满足的样子。那一刻，我真想时间瞬间停止，让母亲少一些疼痛，多一些温柔时光。

事与愿违，隔壁病房的病人感染了新冠，夫妻二人被隔离到走廊尽头的一个单间，饭菜都是护士送到门口后，马上离开……我不敢想，如果我们被隔离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我没有和母亲讲这件事，之后的两天，我更是小心再小心。饮食上，我很小心的地喂食，饭菜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硬，即便如此，术后第三天，母亲还是出现了胀气，同时伴随着高烧。我很担心母亲是否能挺过这一关。半夜12点，全副武装的护士为我们做了核酸采样，我一度很绝望，因为这段时间我的嗓子一直不舒服，所幸结果是阴性。我暗暗祈祷，一定要坚持到母亲出院。就这样，我们熬到了第九天，晚上，我的嗓子疼，头也晕得厉害，我预感到自己被感染了，母亲看出了我的不适，带着哭腔对我说：“女，都是妈害的，咱们明天出院吧，被隔离起来咱俩咋办呀”。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留了大夫的电话，匆忙地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的当天，我就烧到了39℃，妹妹赶到家中接替我照顾母亲。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病毒的感染，庆幸无大碍，母亲的身体日渐恢复……

　　转眼间已是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一起，母亲尽管很虚弱，但可以和我们在一起拉家常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上了圆桌，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这也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动力吧！

　　回忆在医院陪护母亲的日子，尽管环境很恶劣，但我并未心生厌烦；尽管被疫情限制了自由，我也没有因此意志浮沉。我更懂得生命的意义，注重健康、心怀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