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

鄱湖钓叟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

文/文 轩

图/网络(鸣谢)

(参考资料:①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②常华《诗人和人间世》③网络)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并逐渐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杜甫（712一770），宇子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身是一个“本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社预是西晋名将，祖父申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此他也享有不纳祖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通”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发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 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致经常挨饿受冻： “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 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健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西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做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数房馆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廊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 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 “生还今日事；回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 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成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石。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機欃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 三 吏 ”( 《 新 安 吏 》 、 《 石 壕 吏 》 、 《 潼 关 吏 》 ) 和 “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七五九年七月，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他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 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七六四年，严武再镇蜀，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后人因称“杜工部”），他曾度过六个月的幕府生活。除此以外，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玠之乱而挨了五天饿。 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告。同时也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告。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竟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夜喜雨》《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登高》《蜀相》《登岳阳楼》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广两三年，七七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这是他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时代，要作关怀人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身后，自然是萧条的。八一三年，仅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岳阳的灵柩归葬偃师。诗人的道体还漂泊了西十三年。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售“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杯》）——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特征。杜甫始终关切人民，只要一息尚存，他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点好日子，所以他说 “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 民”（《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特征。 杜甫是一个不惜自我辆牲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可以这样说，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年》—— 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也必然是怀着强烈的憎恨，而这也就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特征。 杜甫的讽刺面非常广，也不论对象是谁。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 致使人民流血破产。 在这方面，《兵车行》是有其代表性的。

杜甫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杜甫的最大成就和特色，是现实主义。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 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这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在杜甫许多著名的叙妻诗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摄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此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

第二，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报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除“吏呼一何怒”二向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善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

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做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这类作品很多，以《新婚别》为代表。

第四，采用俗语。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叙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叙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比如同是一个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

第五，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它不仅揭示了那个役夫“敢怒而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 一、他往往像在叙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味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二、在叙事诗中，杜甫容情于事， 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手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三、在叙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 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权贵， 李白说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费，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 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最早从周代民歌就开始而的。到两汉乐在民嵌，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缘事而发”的叙事诗， 如《陌上桑》《东门行》等， 而产生在建安时代的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个出的奇峰。对话的运用。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描写等，都益趋成熟和完善，人物和情节的典型化也有很高的水平。但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建安后， 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 “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大诗人李白虽也写了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但他的最大成就和贡献还是在浪漫主义方面。因此，总结并发扬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一历史任务，是由杜甫来完成的。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多方面的。这突出地表现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上。他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一套办法，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 “因事命题”。高度的爱国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一大特色，这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爱国诗人陆游就深受杜甫影响，他从杜诗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路，所谓“工夫在诗外”，从而纠正了他早年学诗“但欲工藻绘”的偏差，创作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生酷爱杜诗，在燕京坐牢的三年间，更是专读杜诗，并集杜诗为五言绝句二百首，说是“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文山全集》卷十六《集杜诗自序》）。爱国诗人顾炎武也同样从杜诗得到鼓舞。为了全面的反映现实，杜甫掌握了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 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诗，在他手中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他用诗写传记， 写游记，写自传，与奏议，写书札，写寓言，写诗文评，总之，凡是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为了生动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在表现手法上杜甫也为后人开示不少法门。如学习民歌运用对话和口播，就大大提高了诗的表现力和俗语在诗中的地位，使诗歌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众。元稹《酬李甫见赠》诗说：“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 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看来元稹和白居易诸人诗歌的趋向通俗化，也是受杜甫的影响。在提炼口语的另一面，杜甫还通过千锤百炼创造出字字敲打得响，“字字不闲”的诗句，所以皮日休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这对于提高诗的语言艺术也有所启发。但，如宋代“江西诗派”那样片面强调杜诗无一宇无来处，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欲以奇句硬语惊人，就未免舍本逐末了。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李杜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此诗叙述作者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杜诗中的典范之作。在沉郁顿挫的文字中穿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画面： 狂风卷集着乌云，将诗人全家赖以栖身的草堂吹得茅草飞扬，而随着豆大的雨点接踵而至，彻骨的寒冷也直灌进漏风漏雨的茅屋，多年的被子已冰冷如铁，早已无法御寒，可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诗人，却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成为一声划破时空的质问。正是这声质问，让我们看到，身处冻馁之间的杜甫，已经在笔走龙蛇之间实现了心灵的超拔与升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八月里秋深，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

茅草乱飞，渡过浣花溪，散落在对岸江边。

飞得高的茅草缠绕在高高的树梢上，飞得低的飘飘洒洒沉落到池塘和洼地里。

南村的一群儿童欺负我年老没力气，竟忍心这样当面做“贼”抢东西，毫无顾忌地抱着茅草跑进竹林去了。

我嘴唇干燥也喝止不住，回来后拄着拐杖，独自叹息。

一会儿风停了，天空中乌云像墨一样黑，深秋天空阴沉迷蒙渐渐黑下来了。

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里都蹬破了。

一下雨屋顶漏水，屋内没有一点儿干燥的地方，房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

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能挨到天亮。

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护天下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得像是山一样？

唉！什么时候眼前出现这样高耸的房屋，到那时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风所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

　　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弃官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又辗转经同谷（今甘肃成县）到了巴陵（今湖南岳阳）。乾元三年（760）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当形容枯槁的杜甫在一家人的腹中餐有了着落之后，便手执枯笔，点亮油灯，开始创造着更多飞越于草堂之外的精神食粮。在千年以后，隔着草堂的微光，我们仿佛依然还能看到诗人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生命剪影。在诞生于这间草堂的近千首诗歌中穿行，我们看到的显然不是器局狭隘的 “小我”，而是心忧天下的“大我”，尤其当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横空出世，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诗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大情怀。

上元二年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诗人由自身遭遇联想到战乱以来的万方多难， 长夜难眠，感慨万千， 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九，写的是诗人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

这首诗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写面对狂风破屋的焦虑； 第二段写面对群童抱茅的无奈；第三段写遭受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前三段是写实式的叙事，诉述自家之苦，情绪含蓄压抑；后一段是理想的升华，直抒忧民之情，情绪激越轩昂。前三段的层层铺叙，为后一段的抒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第一段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 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不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读这几句诗，读者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 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法，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五句，是前一段的发展，也是对前一段的补充。前段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谓：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里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段。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 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 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段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 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难以入睡。“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第四段六句，将苦难加以升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串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 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