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人生的点滴记忆

万金根

　　也许是新冠后遗症在作祟，阳过以后我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状。晚上睡在床上，脑袋胡思乱想，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过多久又会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我知道长期失眠会降低免疫力，影响人的寿命。要在失眠硬扛着和吃安眠药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无疑选择吃安眠药是正确的。（有关专家也是这么说的）无奈之下，从来没有吃过安眠药的我，也只能依靠安眠药维持睡眠了。吃了安眠药后入睡有所改善，但是凌晨三到四点多钟，有时甚至更早醒了以后，大脑就安静不下来，再也睡不着了。人生的过往犹如电影镜头，一幕一幕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新浪博客里，其中校园风云，兵团岁月，储运生活这三个类别中的文章有120多篇，在这里限于篇幅，很多事情被忽略，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无法交代清楚，只能简单的叙述。这篇文章大致回顾了我一生中的简单经历

我是南昌七中一九六七届高中生，是班级团支部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南昌七中红卫兵（后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简称校红卫兵。成立之初，参加校红卫兵必须是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后来也吸收表现好的，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参加。不久学校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班上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我担任组长。

文革初期，我们校文革和校红卫兵掌握学校的大权。大串联时，班上同学出去串联都要经过我们班文革的批准。一般都是3一4人编成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带队负责，每组开好一张介绍信，由带队人拿着，每个人的学生证上还要注明成份，並盖上校革委会的公章，这样才能出去串联。那个时候党的阶级路线是讲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有少数成份不好，表现平平的人没有被批准出去串联。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中，这也成了我们班文革压制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的一条罪状。

我们南昌市的红卫兵大串联是从1966年11月下旬开始的，最初的时候是经过批准有组织的大串联。11月22日我也带领了一个小组出去串联，我们这个小组共有三人，一位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黄普贤，一位是班委会的宣传委员杨茂林。我们凭学校革委会开出的介绍信，在南昌火车站排长队，领了一张先到杭州和一张由杭州到哈尔滨的火车票。他俩主张直接去北京，因为我国庆节已经去过北京，所以我坚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串联过去。最后我们计划好了沿着这条线路上的城市，一个一个串联过去，直到哈尔滨。回来再走另外一条线路，也一个一个城市的串联回来。第一站我们在杭州待了一个星期，第二站在上海待了半个月。

　　正当我们要向下一个目标城市进发的时候，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停止串联的紧急通知，并指出1967年4月份再继续串联，红卫兵只能乘坐返回家乡方向的火车。许多红卫兵不顾阻拦，强行爬上火车，仍然继续串联。我们小组三人，相信了党中央的通知，准备明年4月份再来，老老实实的回到了南昌。后来因为没有去成北京，他们两人责怪我，黄普贤说：“这只老棺材，（我的外号），手中卡着一张介绍信，赖在上海不肯走，搞得我们北京都没有去成。”虽然党中央三番五次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但是失控的无组织的大串联一直持续到了1967年的5月份。党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后，也发出了提倡步行串联的通知。我和班上的其他6位同学，于1967年春季步行去了庐山进行串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派的掘起，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在我们学校最出名的数井岗山兵团。其头目后来担任了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再后来因为“四七意见”他被定为反革命，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为了在红卫兵组织的数量上和造反派组织相抗衡，我们将校红卫兵拆分为三个红卫兵组织，分别为南昌七中第一、第二和第三红卫兵司令部，另外又成立了好几个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经过殊死的搏奕，最终学校成了造反派的天下，支左的解放军成了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南昌七中红卫兵等保守派组织土崩瓦解。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迫于形势，我和另一位学校红卫兵的头目，倒戈投降，申请参加井岗山兵团。针对我们的申请，第二天学校贴出了好几条“上天易，上井岗山难！”和“顽而不固，狗屎堆也！”的大幅标语。

1968年7月分配时，造反派大权在握，我作为老保头子，铁杆老保被他们分配到了二团。分配结果公布以前，一直传说我是分在国营工厂。结果出来以后，知道我被分在农场，很多同学感到吃惊，不少同学安慰我，并表示愤慨。我自己更是如遭雷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要知道全班四五十个人，除了6位参军的同学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分在工厂，只有屈指可数的8~9人分在了农场。我找到学校分配小组，以身体有病，不宜参加农场劳动为由，并出具了医院的证明，请求重新分配。学校将我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作出暂停分配的决定，等待上面的指示。等了一段时间回复说，分配结果无法更改，仍需去原分配单位，由接受单位给予照顾。无奈我于8月28日最后一批去了二团，这一天正好是我阳历20周岁的生日。在农场我一直没有将学校请农场照顾我的信函拿出来。

在共青团带少先队的活动中，我担任过初中班的辅导员，这个班的一位同学和我同命相怜，也被分在二团。他对我说：“没想到你也分在农场，连‘调干’都没有份，以你的能力，到农场一表现，班长肯定是少不了你的。”他的话还真灵，刚到农场还未表现，我被任命为一排一班的班长，随即又当了文书。每每想起他的话，虽有些苦涩，却也好笑。分配到农场的副排长以上的学生干部，在学校分配时就已经安排好了，分别为排干、连干、营干、团干，统称为调干。在农场从连队开始是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和学生干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排以上学生干部都是担任副职。当时担任团干的人极少，据我所知，我们学校最高的为营干。在我们二团有两位团干，一位是沈冬华，在二团时我和他还是很熟的，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还有一位女团干熊坚，和我一起调入江西省物资局。

我班上的同学安慰我说：“你比我们强，又会说又会写，到哪里都是会有出息的。”但是他们的话却没有显灵，到哪里我也只是“昙花一现”了一下，终是没有出息。

在学校，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和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最终被发配到了农场。

这是在学校时的照片

　　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200多万人。1966年9月，学校传达了省委书记处后补书记，省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黄知真的指示，学校按10%的比例，派出学生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庆典和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我和班上的其他三位同学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二团，我最早被树立为全团唯一的个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内定为建党对象，最终以养鸡的身份告别了农场。

这是我在二团时的照片

　 自1968年7月底学生们陆陆续续来到二团后不久，至大学生到来之前，全团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活动。每一个单位和个人，结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最后树立了三个先进集体典型和一位先进个人典型，我被树立为先进个人典型。三个先进集体的代表和我都在全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会上进行了讲用。后来团部又把我的讲用稿附上按语，打印了出来发到全团每一个班组进行学习讨论。大学生来到二团后，又组织我们去大学生所在的九连和十连进行讲用。我讲用时，引得大学生们哄堂大笑的画面，时不时还会在我的脑海中显现。当时是卢指导员带领我去的，我连战友陈水源也跟着去了。卢指导员说，你去干什么？你又不是他的警卫员。陈水源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就是他的警卫员，他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卢指导员笑着对我说，想不到你还有警卫员哦。

陈水源在青云谱车站工作，他一直非常敬佩我。经常会说一些吹捧我的话。在青云谱车站他到处对人讲：“我在二团时，我班上的老班长很会写东西，他跟我说只要每天坚持认真看书读报，就可以提高写作水平。”他甚至跟青云谱车站的站长说：“我们连的老班长很会写东西，我们青云谱车站没有一个有他会写的。”这些言过其实的话都是陈水源告诉我的。那些年我经常可以碰到他，他总是对我唠唠叨叨说这说那。陈水源喜欢下象棋，而且棋艺相当不错。他时不时会去办公室找人下下象棋看看报纸。

1969年下半年，团里准备召开首届积代会，成立了一个筹委会的写作小组，组长是省委党校的一位姓廖的干部。我被调去参加了写作小组的工作，平时住在团部，星期天回连队。有一天我回到连队，班上的战友们围拢过来告诉我，有人写大字报揭发我们偷听敌台广播的事。大家商量后，统一了口径。后来卢指导员去团部开会，碰到了我，问起了这件事。我按照统一的口径，矢口否认，解释了一番。指导员严肃的对我说，“我们把你定为建党对象，培养你入党，你却对组织不老实，太让我失望了！你要好好反省自己。”原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领导的教育和战友们的帮助，他们提高了认识，已经如实交代了问题，可是我却蒙在鼓里，并不知道。

积代会闭幕，所有的工作完成以后，我回到了连队。由于对于偷听敌台广播的事我没有主动交代问题，深刻反省，认真检查，不当一回事，文书也被撤销了，由大学生万有福接任。看到我情绪低落，在连队得不到重用，有一天，几位大学生找我谈心。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看在眼里。现在农机连需要一位文书，他们委托我们帮他们物色一个合适的人，我们已把你的情况说了一下。如果你愿去我们就去告诉他们。我们觉得你应该去，一来可以发挥你的特长，二来换一个新的环境对你也有好处。我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

有一天周增保副指导员把我找去对我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你这块砖需要搬一搬。”听到这里我心里一阵狂喜，因为当时正流传铁路上来我们这里招人，而且招工的人已经来到了二团的消息，我以为是要调我去铁路上了。然而他接下来的话，犹如从我头顶上泼下了一盆凉水，来了一个透心凉。他接着说：“但是搬得不远，就在本团农机连”。他又说：“我和唐连长来到二连时，卢指导员在介绍连队情况时谈到了你，对你的评价很高，他说了3点：第1点思想敏锐，善于观察连队事物；第2点，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3点……（我已不记得了）希望你在离开连队时，留下宝贵的意见，同时把我们连好的作风带到新的连队去”。我也不知道卢指导员对我会有这样的评价，也许是由我执笔撰写的年度连队工作总结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后来我被调去了农机连。写了几篇东西以后，赵玉胜指导员对我大加赞赏，说我写得好。有一次我在全连大会上发言，散会后，学生连干陈菊生对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来到农机连的当天，班长高福光一看见我就说：“你那个时候好红啊！”我说：“昙花一现，也只是红了半年多。”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的消息，不用通知，必须放下手中的一切，紧急集合，敲锣打鼓的前往团部开会庆祝。我则是留下来，赶写一篇发言稿，然后跑步跟上队伍，代表连队在全团的庆祝大会上发言。那个时候经常召开全团大会，每次我都要代表连队发言，那个时候我还是全团树立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典型，他说我好红，也是很正常的。呆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传说工矿企业来农场调人，不会调工业连队的人，我害怕一辈子呆在农场，几次找到团领导，要求调回二连。在农机连呆了将近一年后，我又重新调回了二连。

在二团我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青春萌动的岁月。刚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二十岁出头的我，对女性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先后有两个女人让我为之心动，在我的心底泛起过一阵爱的涟漪。多年后回想此事，仍让我充满温暖，幸福无比。

第一个是万某。刚到老八连的第一天，第一次听到她悦耳的歌声，目睹她靓丽的倩影，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我们两个班有幸在一起排练节目，我才有机会和她近距离接触，这让我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不久她调离了八连，这让不少人感到了失落，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时候，我会思念，我会牵挂，关注她，想知道她的一切。当听说她和一个拉二胡的谈恋爱时，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惆怅，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不知这种朦胧的东西是什么？是喜欢，是爱慕，是暗恋，还是单思，那时的我只会将它埋藏在心底，断然拿不出半点表白和正视它的勇气。

第二个是朱某。上海下放知青来到二连后，朱某担任二连文书工作。她姣好的面容，可人的身材，时尚的穿着，上海姑娘特有的气质，深深吸引了我，我在心里暗暗喜欢她。当时我父亲每月都会定时寄一张5元的汇款单来，每次都要去她那领取，也只有这时我才有机会有理由去找她，这就是我在连队时和她的接触，仅此而已，没有多说过一句话，没有多一次刻意的接触。与生俱来羞于面对女性的本性，使我对她敬而远之，不敢越雷池一步。

有人可能会对我说，你还会羞于面对女性？你胆大脸皮厚，开起玩笑，说起无聊的事，想都不用想。我只能说，有两面性：胆小时，胆小如鼠，胆大时，也只是开玩笑的时候脸皮厚点，真刀实枪的时候就不行了。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在菜地里劳动，大家边劳动，边聊天，边开玩笑。不知咋的，后来我和熊国清、张心宁、王德祖他们三位大学生辩论起来了。他们说一句，我马上回一句，虽然他们是三个人对付我一个，但只要他们说一句，我马上就可以回敬他们一句，而他们常会理屈词穷，无言以答。这时候副排长万水弟说：“三个油腔滑调的大学生，还哇不过一个万金根”。熊国清嬉皮笑脸地说：“这只X崽子，哇起无聊的事来，想都不要想，我们哇不赢你，甘拜下风。”大家哈哈大笑。他们三人交往甚密，形影不离，风趣幽默，喜开玩笑。大家戏称他们为“三剑客”。我曾经写过一篇“舌战群儒”的文章，叙述了这件事情。

1971年11月27日，我调回南昌后，对朱某的思念与日俱增，想写信给她的念头也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但我始终拿不出给她写信的勇气，命运注定我又一次选择了逃离。

这是我调回南昌后第二天拍的照片

　　在单位，我被推荐为上大学的两个候选人中的一个，最终以普通干部的身份退休。

这是我在省物资储运总公司时的照片

　　1973年，江西省物资局有4个上大学的名额，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推荐优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全局共推荐了八位候选人。我单位由于人员最多，推荐了两名候选人。最后由局里定下四位上大学的人员。

我单位的革委会主任万克勤把我找去，对我说：“我们单位推荐了你和莫新元为上大学的候选人，全局共有4个名额，推荐了8个人，最后由局里平衡定下4个人。你有可能去，也有可能去不了。不管结果如何，这都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和重视。如果能去，一定要努力学习，学成以后，更好的报效祖国。如果不能去，也要安心本职工作，为南昌库的建设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很快我被推荐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一些同事看到我都询问此事。有一天张小乔在仓库的大门口碰到了我，对我说：“听说你要去上大学？”我回答说：“我们单位推荐了我，但是到局里还要平衡，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只去一个人，我是绝对没有份的。如果两个人都去，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全局所属这么多单位，你一个单位不可能去两个人。尽管如此，我仍然心存感激和倍感自豪。

后来结果出来了，一位是局团委委员，某战备仓库的上海下放知青陈网奇，其他三位均是高干子弟，一位是我单位的莫新元，一位是局机关的王小湖，这两位都是我们二团的战友，还有一位我不记得了。有一位叫梁滨渖的候选人，是我们七中的同学。他父亲在上海时是十级干部，因为查出了历史上有些问题，连降三级，清理出了公安队伍，被贬到江西来了，曾担任江西省物资储运公司的经理。他对我说，他的儿子排在第5位。

江西省物资储运公司是省物资局所属最大的一个处级单位，肩负着全省物资的收（货）发（货）保（管货物）的任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全省工农业的总后勤部，也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仓库。它有两条铁路专线，众多的库房和许多先进的设备。文革中更名为江西省物资局南昌库，后来又恢复了江西省物资储运公司的称谓，再后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更名为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下设分公司，分公司下面又设有科室。

　　1971年11月27日，我们二团有40位战友，（其中团宣传队10人）调到这个单位。

这是陶冶和调入江西省物资局的二团宣传队十位战友的合影

　　另外一团、七团和九团各调了10位战友，加上插队的知青，总共有80多人调到这个单位。男的除了原来是技术工种的人员仍然保留原来的工种外，基本上都是分在装卸队工作。毫无疑问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干起了装卸工。由于自己的出色表现，仅仅干了半年装卸工以后，我第一个调出来担任了文书。后来团的机构进行了调整，成立了新的团支部，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1977年，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得已恢复，并且规定往届生也可以参加高考，在职的往届生还可以带工资上大学。许多想要改变命运的往届生，纷纷报名参加高考。那个时候我刚刚结婚不久，妻子还在外地工作，她知道我也想要报名参加高考后，坚决反对。因为她还要等着我，想办法把她调到我这个单位来。如果我读大学去了，她调回来的愿望也就很难实现了。加上其他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1977年和1978年的两次高考我都错失了机会。

后来我决定参加1979年的高考。我半夜起床，排着长队，买了一套自学课本。我挑灯夜读，没有学过的高三课本，我一律不予理睬，其他年级课本上的所有题目，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我只需看一下，复杂的需要动手做的题目，我全部都做了一遍，加起来大约有一两千道的题目。所谓做题目，也不是每道题目都按正规步骤作完，而是经过思考和动笔，想到了解题的方法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也没有时间，做完所有的题目了。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好了参加1979年高考的时候，政策又有了变化，规定在职的往届生可以参加高考，但是不带工资。以工资为生的人，失去了工资如何生存？实际上这是变相的不让我们往届生参加高考了。在这种情况下，报名参加高考的往届生已经没有了，无奈我也只有作罢。

83年又有了电视大学，简称电大。我们省物资局和市物资局联合开办了一个电大班。我们单位有不少人报名参加了电大的学习。当时我正在搞提发运的工作，主要是跑青云谱车站。工作轻松自在，每天有6毛钱的补助，相当于加了两级工资。心想电大有什么读的，还不如我搞提运。安于现状，被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的我，没有报名参加电大。没有意识到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更没有想到文凭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又一次失去了深造的机会。

读了电大的人，以及后来拿到自考文凭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重用。最差的都是科级干部，还有不少人担任了副处级、处级甚至是副厅级干部。

加制连的战友李其信，因为读了电大，后来担任了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撰写毕业论文，他来到仓库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他对我说，如果你去读电大肯定绰绰有余。

69届的初中生，七团战友刘方麟，因为读了电大，后来担任了江西省金属材料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当时他知道我没有报名参加电大，不解的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报名参加电大？，舍不得提运工作，提运到底有什么好？我无言以对。

有一位九团的战友，是我当团支部书记时，我所在团支部管辖内的一名比较落后的青年。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吊儿郎当，不求进取，很少参加单位上组织的活动，也没有写过一篇稿件，更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每天开饭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敲打着饭碗在食堂里转来转去等着买饭吃。当时他谈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女朋友不想和他谈，提出了分手，他恼怒成羞，对女朋友大打出手，拳脚相加。女方父母告到我们单位的保卫科来了。保卫科长对我说：“人家女的不和你谈就算了，哪能这样，还有这样的人。你们要好好帮助他。”

有一次他在单人宿舍里用电炉，停电了他忘记拔下电炉插头，后来来电了，险些酿成火灾。在公司职工大会上，领导点名批评了他。他因为上班没有参加大会，害怕的问我，领导说了怎么样处分他。后来在团支部的帮助下他进步还是很快，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加入了共青团。我至今保留着他的思想汇报材料，入团申请书和外调的材料。因为读了电大，后来他也担任了江西省生产资料总公司的副总经理。

当时在我们单位只有一位1969届的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时，他是另外一个团支部的团小组长。在文凭第一，文凭至上的年代，84年他被提拔担任科长，紧接着第一个被提拨担任了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后调任江西省金属材料总公司的总经理。他担任我单位总经理期间，曾找到我说：“你是真正的高中生，有能力，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去跑提运了，调你过来担任某某部门的主任。”这是科级干部，我不屑一顾，没有答应。心想还没有我跑提运自在，给我一个副总经理干干还差不多。

我粗略数了一下，在我们单位，我们这个这年龄段的人，包括从部队下来的人，调入这个单位的和调出这个单位的人，先后有18人担任了副处级以上的干部，科级干部更是不计其数。

1984年的时候，又有了一个自学考试的马列主义专业，失去了上大学和读电大机会的我，毫不犹豫的报考了这个专业。基本上没有涉猎过这方面知识的我，上半年的考试用了不到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取得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合格证书，下半年的考试，取得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概论的合格证书。准备1985年的时候，将剩下的八门功课分上半年和下半年二次全部考完，拿到大专文凭。

人算不如天算，1985年的时候，我妻子无意间触摸到下颚处，有一个很小的包块，去医院看医生说可能是淋巴结核，嘱咐我们自己留意观察一下。同事们说这是核子，并介绍说南昌县有个叫猴子的人很会治这种病，于是去找了这个人。治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江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副院长，他也认为这是淋巴结核。他直接将连霉素注射到包块里，经他治疗几次以后，越治越严重，天天发烧，整个脸部和颈部都肿起来了，我们不辞而别，不敢再在他那里治疗了。后来从医学杂志上知道了南京中山医院，是全国治疗淋巴结核的有名的专科医院，单位上派我以出公差的名义，陪同我妻子于1985年3月前往南京治病。到了南京中山医院，人家一看就说这不是淋巴结核，应该是淋巴癌，经切片化验后，果然是淋巴癌，立即转到南京肿瘤医院住院治疗。

去南京之前，正是快要报名参加上半年自学考试的时间，我委托我的同学樊哲群帮我报名参加自学考试。以为去南京治病，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参加自学考试了。查出是癌症以后，我赶不回来了，于是写信告诉樊哲群不要帮我报名了。单位上知道我老婆患的是癌症，又派了一位同事前来护理。在南京经过8个多月的治疗，肿块消失，治疗告一段落，医嘱交代，如有情况及时前来复诊，我们于1985年11月回到了南昌。

不出两三个月，消失的肿块又在变大，我们准备过完了春节就去南京就医。那个时候因为房子的问题，我和单位的一位领导，（此人后来担任了江西省物资局副局长）闹僵了，他竟然报复我，不仅不派人护理，而且只批准我请事假陪同老婆去看病，一直拖到1986年5月份，我找了江西省人事厅，经江西省物资局出面干预，才不得不同意我以公差的名义陪同老婆前去南京看病。此时癌细胞已广泛转移，回天乏术，两个月后，1986年7月19日我妻子去世了。随着妻子的去世，我的大学梦（文凭梦）也彻底破灭了。　　

妻子去世后，儿子没人管，就找关系让他提前上学，学校同意了。第一天外婆带他去学校时，老师看他那么小，不愿收他，怕跟不上，拖累了班上的成绩，也影响了老师的政绩。好说歹说答应收下看看，说如跟不上就不要再来了。

儿子还算争气，没有让人失望。一年级当了组长，二年级当了班长，十三岁多一点入了团并担任团干部，17岁不到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去了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并在美国结了婚。性格倔强，不愿受人管束的儿子，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自谋职业。在美国读书每年都有5万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折合人民币40多万元。儿子为我争了一点气，让我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一些慰藉。

　　这是他们的结婚证。他们请了一男一女两位同学去作结婚证人，由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主持仪式。先问男的是否爱女方，是否愿意娶她为妻之类的话，然后又问女方同样的问题，最后宣佈他们结为合法的夫妻。他们的结婚证没有结婚人的照片，只是印上了新郎新娘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登记的日期，领证的日期等。

　　上大学、入党、做官和我无缘，就是穿上了军装，快要走的时候，也被突然刷了下来，没有任何的解释。后来才知道，一位和我母亲吵过架的女邻居的情夫，写信给学校，诬告我家里有问题，因为马上就要走，根本来不及调查核实，为保证部队的纯洁，只好换了一个人。参军去了部队的同学写信对我说：“部队需要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你能说会写，如果参了军，一定会得到重用。”这辈子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我感觉自己白白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回。

我常常抱怨老天对我不公，许多本该拥有的东西，只是与我擦肩而过，唾手可得变得遥不可及。老婆（后妻）嘲讽我说：“人家做官的都是肥头大耳，你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还想当官！”我说：“林彪不也是尖嘴猴腮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她又说：“人家当官的都是好厉害的人，你一个糯米屎一样的人，只知道写一些狗屁文章，还能当官？”我说：“我当班长时，班里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是最活跃的一个班；我当团支部书记时，团里的活动搞得生气勃勃，充满活力，样样走在前头。贪官污吏当不了，为民办事的官还是可以的，何况当官的不乏庸才，人家不都是当得好好的。”

1973年11月7日至15日，江西省物资局团委在450战备仓库举办了第一次团干部座谈会。我和马秀花、梁朝新三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看上了一位心仪的姑娘，她是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某战备仓库的团干部。座谈会上，我作的“我们是怎样搞好团支部工作”的发言，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与欢迎。会议结束后，她邀请我去她所在的单位做报告。于是吕书记（后来担任了江西省物资局副局长）带领我们几人，去了她那里。在火车上，吕书记指示我回去以后，把材料再整理一下，上报局团委，向全局所属团组织推广我们团支部的经验。

　　回到南昌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个姑娘的影子总是在我脑海里出现，挥之不去。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是给她写信诉说衷肠，表达爱慕之心，还是不去想她，把她忘掉。我想起在南昌相了不少姑娘，总是找不到满意的，现在看中了一个，为什么不去找她呢？我想我在座谈会上的表现不俗，她还主动邀请我去她单位做报告，肯定对我的印象不错，不会看不中我的。万一看不中，碰了钉子也无所谓，反正以后又不见面，别人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为了自己的幸福，应该大胆一些，不要再畏手畏脚，前怕狼后怕虎了，不能让有可能得到的幸福擦肩而过，付之东流，于是我鼓足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

在第一时间里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前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两人都是一收到对方的信就马上回信。虽然我们互相倾慕，但她说她有苦说不出，不可能与我有结果，只能做我的妹妹。我说不管你有什么苦衷，只要我们俩能真心相爱，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在她不愿告诉我实情的情况下，我胡乱猜测：她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缺陷，是不是不会生育。我把我的这些猜测都告诉了她，并安慰她，对于两个真心相爱的人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她邀请了我去她那里，我决定还是去她那里一趟。

当时我们一些同学都在忙于相亲找女朋友的事，我告诉了樊哲群同学我要去她那里之后，他对我说，没想到这次你这么顺利找到了喜欢的人。就在我准备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她在信中告诉了我实情，原来她很早就定了亲，而且是军婚。破坏军婚是犯法的，我只能忍痛割爱，也没必要去她那里了。作为朋友我们通了两年多的信，她多次邀请我去她那里玩，我都没有去，她还把她的妹妹介绍给我，并寄来了照片，但我没有去见面。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了用事实批判林彪今不如昔的谬论，组织上交给了我一项任务，指定我采访几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用铁的事实批驳林彪的反动谬论，揭穿他的反动嘴脸。在批判大会上，我用老工人的亲身经历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歌颂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剖析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政治目的。记得当时我在台上发言时，听到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志，小声的问旁边的徐桂英，他叫什么名字？徐告诉她，他叫万金根。后来在仓库里有几位老工人碰到我，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说我写得好，批判得好。

那个时候经常搞运动，学习也抓得很紧，每周二、五下午是固定的学习时间，晚上也经常要去单位开会学习。因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写，很多的材料需要整理，我经常被政工组长路振发请到政工组（后称政工科）去写东西，除了上班的时间写东西外，晚上也经常加班加点去政工组写材料。我写过很多的东西，其中包括单位的工作总结，领导在大会做报告的讲话稿。有一天晚上写完材料后，政工组长似有歉意的对我说：“你辛苦了，又忙到这么晚，我主要是请你来的多，还有张小乔，你们两人写得好。”政工组长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人长得很帅，字也写得很漂亮。

有一次全库召开青年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物质局南昌库基干民兵连的决定，连下面设三个民兵排。三排长由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池满长担任。当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团总支书记张元财宣布我为三排副排长时，我颇感意外。虽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务，但却让我受宠若惊，感动不已，心中升起一种自豪感。因为在这个名单里，有两位是江西省物资局团委委员，一位是原江西省物资局检修厂的彭晓明，一位是江西省物资局南昌库的马秀花，她也是南昌库团总支副书记。这个时候检修厂已经合并到南昌库了，所以有两位局团委委员，还有团总支副书记梁朝新。梁朝新和马秀花在兵团时就已入党，他们三人仅担任班长或普通民兵，这三人后来都担任了处级干部。

我至今还保留了南昌库基干民兵第三排的名单，全排共4个班，46人，三个男班，一个女班。除排长外，全由住在市区的人员组成。这个名单中大部分是兵团战友，有曾在二团红得发紫的杨金根，我们一同调到南昌库时，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很高大，我会仰视他。原团宣传队住在市区里的也大都在这里面，除前面提到的几位处级干部外，其中黄正安，刘方麟后来都是处级和副处级干部，还有好几位离开了物质系统的人，也都先后担任了副处级以上干部，这个名单里还有好几位高干子弟。

　　1975年南昌库的机构有了调整，我调到材料设备科（当时叫材料设备库）做保管员。科室负责人名叫万宏兴，他叫我接管机电、五金、工具等等这一块的保管工作，除了汽车配件，水工材料，由另外两位女保管员管理外，剩下的都归我保管，品种很多很乱，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不出几天我把它们搞得井井有条，收货发货验收，有条不紊，货物摆的整整齐齐，账本清清楚楚。万宏兴笑着对我说：“我以为你要很长时间才能搞定，谁知上手这么快，一下就适应了。”我心想这么简单的工作，对我来讲只是小菜一碟。

1976年，28岁的我因为超龄离团，不再担任团支部书记了。（25岁超龄离团，团干部可以延长至28岁离团）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此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运动，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当时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年底我单位成立了材料小组，伍华副经理亲自担任组长，这个小组共有10人，我和章翔如有幸进了这个核心组织。能够进入这个小组的人，都是受到领导信任和重视的人，章翔如因为进了这个小组，大家都在议论猜测，说他是一把手周振华经理的亲戚。

那位从上海被贬到江西来的梁经理在文革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材料小组安排我和章翔如去调查这件事。后来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上交前我拿去给梁经理过目。他看了以后说我写得很好，只修改了两个字。我用的两个字和他修改后的两个字是近义词，一个宜用在下级对上级，一个宜用在上级对下级，我没有反复斟酌，没有注意那么多，因为他是老公安，措辞都很严谨，很细心。

我记得在这期间开始了第一次加工资，1958年参加工作的是加工资的重点对象，可以加90%的人，1968年参加工作的只能加10%的人，这次我有幸加了工资。我记得加了工资以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每次去木工间，王修亮一见到我，就对我开玩笑说：“这只三级工又来了。”王修亮是二团副业连的木工，他性格外向，好开玩笑，也很直率，交际能力也很强。刚调到江西省物资局南昌库他就对我说过：“我就是帮当官的打了一套家具才调到这里来的。”

1981年，年仅51岁的岳父因患直肠癌不幸去世，由我撰写了在追悼大会上家属的发言讲话稿。当时最小的小姨子正在谈恋爱，她和男朋友都是小学的老师，她的男朋友看了我写的发言稿后，说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写得出。在追悼大会上，由我最小的小舅子代表家属发了言。追悼会结束后，省统计局办公室的主任问我的岳母，发言稿是谁写的？写得真好！我岳母说是我的大女婿写的。岳母家他们将发言录制了磁带，珍藏起来了。

1984年，我被调到调运室当业务员。调运室是负责仓库生产和运输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职能部门，包括汽车队、机械装卸队、人工装卸队、铁路调度室、铁路专线，仓库这边除保管员外全归它管。主任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当时我们俩都在准备参加自学考试，关系很随和，他们几位主任不在的时候，都是由我主持学习。调运室撤销时，他又主动问我想到什么部门工作，我说还是搞原来的提运工作吧。我刚调到调运室，他老婆就对我说：“我家老头子看中了你，说你又会说又会写，所以调你到他身边来工作。”这位主任后来担任了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西省物资局的副局长。就是这位看中了我的人，后来为了房子的事，无情的报复了我。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有一年青云谱车站，为了改进工作，更好地为货主服务，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举办了一次征求各单位対车站的工作进行评价，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活动。与世无争的我，也写了一份材料交上去了。有一天货运值班员对我说，我们的领导看了你写的材料后，说你写得好，既肯定了车站的工作，又指出了车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1993年青云谱车站组织货主去龙虎山旅游。我们二团战友帅小毛，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我对他说这次我去不了。他说一定要去，有什么事都要放下来。我说我要结婚。他听后高兴的说，正好旅行结婚，带老婆一起去，费用我们包了。盛情难却之下，我和我老婆参加了这次旅游。

　　在酒席宴上，帅小毛热情的介绍说：“今天在座的还有一对结婚的新人，新郎就是我在兵团时的老战友，也是大家都认识的老朋友，省物资储运总公司的万金根，新娘就是这位漂亮的女士，她是一位银行干部。让我们一起举杯祝福他们！”大家一起站了起来，举杯祝福。帅接着说：“万兄是我们二团有名的笔杆子，二团有几千人，那时他可是叱咤风云，现在也是威风不减当年！”他的话带有吹捧和开玩笑的成份，我羞愧难当，心想我是混得最差的人，什么都不是，忙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汉。

　　帅小毛，笔名帅鼎，他精通书法，还擅长雕刻，是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印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名书法篆刻家。他的作品在香港、台湾、泰国和日本等海外及国家流传和收藏。1998年我调离提运工作后，一直没和他见过面，几年前听说他病得很严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我去青云谱他家里看望他，才知道他已经搬走了。

有一次加制连的战友聚会，那时我刚刚再婚不久，我老婆的一位名叫周群的亲戚是加制连的战友。她知道我是在江西省物资储运总公司工作后，打算通过在省物资储运总公司工作的几位加制连战友打听我的情况。她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老婆："人好聪明，好老实，好会写东西，但是命不好。”我老婆听到说我好老实，眉头一皱，心里不大舒服。因为在她的认知里好老实就是好“扇”的意思。(“扇”是南昌话，意为傻)。我说：“我有思想、有见解，怎么会'扇’呢”？她说在他们单位，对于好“扇”的人，没有什么用的人，软弱无能的人，都是说好老实。我说："他们说我好老实，说明我这个人与人为善，待人诚恳，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见风转舵，不会阿谀奉承，不会吹牛拍马，不会损人利己，不会小肚鸡肠，不会斤斤计较，人家不是还说了我好聪明吗？好'扇’怎么能和我扯上关系！”

在储运公司 30 多年的时间里，万张时期(万克勤和张元财)，周武时期(周振华和武华)，是我自己的如日中天的时期，深得领导信任和重视。后来我一直跑青云谱，几乎游离在这个单位之外。韩丁时期(韩其让和丁立祥)，这两位领导几乎都不认得我这个人了。再后来就是钱坤龙时期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未能提拔重用进入仕途，根本原因还不是文凭的问题，貌似也有好几个人没有文凭，也都提拔担任了副处级以上干部。根本原因是我的运气不好，在提拔干部的那个时期，正是我得罪的领导干部掌权的时期。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万张”时期和“周伍”时期，还没有开始提拔任何干部，假如那时提拔干部，能少得了我吗？为了房子的事，在围攻我的会议上，那位领导公开说："你不配合我们的工作，到时候不要说我们报复你。"我想就算我拿到了文凭，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们不仅在我老婆看病的事情上报复了我，在分配住房的问题上，也报复了我。在公司制定了双职工优先，独生子女优先分配住房政策的情况下，他们仅给符合两个优先条件的我分了一套1室1厅的住房。他们欺善怕恶，欺软怕硬，在强硬的刘春仁面前，为能解决他的问题，把我二楼那套与他毗邻的一间房间划分给他，另外再把一楼他不要的那一间给我，让他的房屋能够连在一起，(他的要求也是正当合理的，没有哪个单位分房子，把一家人的房子分在不同的楼层。)这样一来，我的一套1室1厅的房子一间在一楼，剩下的在二楼。有一天熊光明恶狠狠的通知我，这是领导开会的决定，你必须执行！我愤怒的说，你们不要欺人太甚！第二天派来了抚州民工，准备强行把这间房间原有的门封死，另外开一扇通向刘春仁那套房屋的门。我丈母娘他们一家把我患癌症的妻子抬到这间房子里，民工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不忍心下手，使得他们就要实施的的缺德事没有得逞。

面对如此的境遇，在他们掌权的日子里，在这个单位里，我还能有个好。提拔还能轮到我的头上？哪怕就是有了博士文凭，也是白搭。

　　我们单位的老职工，木工班的老班长熊爱贵老师傅，工作勤勤恳恳，为人忠厚老实，待人诚恳善良。拆迁之前就已有两间住房，上有老下有小，祖孙三代，子女众多，住在一起。欺软怕硬的领导认为他好讲话，分给人家一套1室1厅的房屋，加上不在一个楼层的一间厨房。有些只有一间住房的人都分到了2室1厅，而对于有悍妇之称的不好讲话的李某，不仅分了2室1厅的住房给她，还另外加上了一间厨房。按照常理来说，你们只分了1室1厅和一间厨房给熊师傅，人家根本就不够住，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良心的不安，应该把这间厨房也分给熊师傅，然而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熊师傅找他们理论：“为什么我没有分到2室1厅的住房？”他们说：“不是另外给你分了一间吗？”熊师傅说：“那只是一间厕所，怎么能住人？”（使用面积只有8平方米，有厕所，还有水池，是做饭用的厨房和厕所）公理何在，良心何在？

2000年，在公司规定满三十年工龄可以内退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内退了，怕老婆反对，我先斩后奏。看到我突然不上班了，老婆很是意外，很不高兴，很不理解，也很无奈。因为 1998 年以后，我是在铁路专线道口工作，轻松自在，干一天可以休息三天，还有中班和晚班的津贴。24小时值班，晚上多则起来 2~3次，少的时候起来1次，甚至1次都没有，是很多人想来的地方。有一天我正在通往电厂的那个道口值班，二连战友涂蔼卿从电厂那边过来，经过道口时，看见我在这里守道口，很是吃惊。他说："在连里我们都好崇拜你，想不到你在这里守道口，人家章翔如都当了经理，你怎么搞的？"我没有说什么，因为一言难尽。章翔如也是因为读了电大，当了一个分公司的经理。

从2008年8月开始，我正式退休了，从此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是我退休以后的照片

　　回顾这一生走过的历程，我百感交集，感概万千。这是一个苦涩的人生：有过欢乐，有过悲伤，有过爱恋，有过怨恨，有过亢奋，有过失落，有过进取，有过失败，有过憧憬，有过哀愁。我睡在床上经常会想起生命中的许多往事，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剖析，有许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可叹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会重来，也没有来世。

回忆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而不是沉偭于过去。不管你的过去曾是多么的辉煌，还是多么的不尽人意，我们都要从零开始。从零开始，我们就会放下所有的包袱，轻装前进；从零开始，我们就会坦然的面对一切，笑谈未来；从零开始，我们面对的，就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面前洒满了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