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旗下的足迹之二：赤峰守备区的十年

东方欲晓

　　1983年新年过后，我正式到守备12师政治部秘书科工作，任正连职秘书。

守备12师是1981年8月与赤峰守备区一同在赤峰市组建的，师首长和机关是由原铁道兵14师首长机关组成的，一直保留着铁道兵那种四海为家、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和坚持五湖四海，不搞山头宗派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那时部队干部任用风气比较正，只要工作干得好，符合晋升条件，组织上就会为你考虑。当年6月机关干部调职，我虽符合条件，但刚到一个新单位才半年时间，资历又比较浅，名额又少，自己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组织上给我下了一个守备36团2营副教导员的命令，仍在秘书科工作，属于曲线调职。

这次职务调整极大的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积极参加中心工作，下部队蹲点、搞调研、抓典型、总结经验，每年都有很多工作成果，成为政治部的骨干力量。

　　1985年5月1日，全军换发85式军服，取消了佩戴20年的红领章、红五角星帽徽，干部、战士戴大檐帽，佩戴八一军徽帽徽和军种肩章、领章，团职以上军官配发了混纺毛料冬服和大衣，营职以下军官和战士服装仍是涤棉织品。戴上大檐帽，穿上新军服，看上去比以前精神多了（上图）。

　　换发新式军服后，秘书科人员合影（下图），左起：作者、科长邱耿华，69年入伍，福建惠安人、秘书胡仲宪，70年入伍，四川万县人。邱科长为人坦诚正直，和蔼可亲，文笔也很好，经常带着我写一些报道稿件和调研文章，使我的文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记得有一次科长让我去北京解放军报社送稿，从赤峰到北京要坐整整一宿的火车，要是买不到卧铺票，坐一夜硬板还是很难受的。只见科长拿出来他在铁道兵时发的免票证，将他的照片揭下换上了我的照片，又找来一枚5角钱的硬币，放在照片的右下角，用锤子砸了一下，钢印就盖好了。科长说：“你拿着这个证，上车后找列车长，不用买票还给你安排卧铺。”开始我还怀疑免票证这么好使吗？试过之后确实如此。我这也算是享受了一次铁道兵的干部待遇。过了不长时间，随着铁道兵部队的撤销，免票证也废止了。

　　在炮兵团蹲点期间为连队干部战士讲课

　　1985年10月，全军进行精简整编也就是著名的百万大裁军，守备12师与撤编的陆军202师合并，组成新的守备12师，我调整到组织科任正营职干事，负责党务工作兼任师党委秘书。

1986年，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军师级单位整党全面展开，我作为师党委秘书，整党的很多具体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负责制定各个阶段的整党计划，总结整党经验和做法，编写《整党简报》，参加师常委的学习讨论和对照检查，还要兼顾日常的党务工作。师政委马国文要求：整党工作不能落后，上级的《整党简报》要经常有我们的情况。为了落实好首长指示，我只好废寝忘食的工作。可以说这一年是我在机关工作最累的一年，整天忙的像个陀螺，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也没有黑天、白天，从年初拼到年尾，累的狗乏兔子喘。这一年由于工作成效显著，年终总结时荣立三等功。

　　1988年5月，我被任命为秘书科长，成为全师最年轻的副团职干部。当年8月军队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少校军衔，全师60多个副团职干部，均授予中校军衔，只有我一人因军龄短被授予少校。

下图是1988年8月授衔时，与政治部主任花维太、宣传科长鄢晓初、电影队长井海斟合影。

1988年12月师直属队进行500公里野营拉练，由副参谋长王世奎、直工科长何玉兴、战勤科长徐飞和我组成指挥组，王副参谋长为总指挥。我负责联系地方安排部队食宿和思想政治工作。行军路线主要在我的家乡喀喇沁旗，得到了旗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沿途群众踊跃支前，箪食浆壶，慰问劳军，极大鼓舞了官兵斗志。下图是拉练途中与通信营女兵合影。后排左三起：通信营长骆庆濡、通讯科参谋、直工科长何玉兴、作者、教导队长曹景臣、通信营教导员陈柏林

　　1989年12月秘书科打字员于志军退伍，全科人员合影留念（下图）。左起：干事孙凯、作者、于志军、秘书赵克新。

　　1989年10月参加首长机关演习时留影

　　组织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是秘书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任科长期间，先后组织部队参加了红山公园月牙湖、昭乌达路和二道街改造工程、营造“八一”林、海日苏抗洪抢险、支援希望工程等，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拥政爱民模范个人”。下图是1990年6月中旬，组织12师直属队500余人参加赤峰市二道街改造工程时留影。

　　1991年3月，原赤峰市委书记刘云山（后任政治局常委）到守备12师告别时与师首长合影，左起：作者、市委秘书长黄金荣、师政委花维太、刘云山、师长戎杰、新任市委书记宋志民、市长高连元、副参谋长王文山。

　　1991年11月17日，守备12师机关组织野营拉练，从营区至初头朗守备35团营房，行程40公里，可以说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脚上磨起了好几个大泡，累的腰酸腿疼，人就像瘫痪了一样。下图是到达宿营地后，政治部人员在一起聚餐，从团服务社买了几个罐头和两瓶酒，简陋的条件，简单的酒菜，大家却吃的津津有味，如饮琼浆。下图左起：放映员段雪朝、干事刘越西、主任刘玉良、作者、组织科长李志杰、宣传科长鄢晓初、干事马旭。

在师机关首长们都很平易近人，上下级关系十分融洽，我们这些科长也经常和首长一起打“双抠”（赤峰地区的一种扑克玩法）。下图是1991年12月，首长机关野外演习时与师首长在帐篷中打“双抠”。我与政治部刘玉良主任（左一）对家、戎杰师长（左二）与宣传科长鄢晓初（左四）一伙，展开了牌桌上的激烈角逐。鄢科长因出错两把牌而遭师长“训斥”，我也因错失良机被主任“数落”。最后，我与主任以二比零胜出。刘玉良将军后来曾为这幅照片题诗：“演习胜利喜盈盈，牌桌上面论输赢。互不相让决高下，刷了师座二比零。”

　　1991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在包头市召开“双拥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我为守备12师总结撰写的《像建设家园那样建设赤峰》的经验原计划发书面材料，材料送到会务组后，一致认为这份材料典型事例突出，观点新颖独特，表述生动感人，临时确定在大会上交流，并且第二个发言 ，受到与会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上将的好评。

　　会议期间，沈阳军区副政委戴学江与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赵志宏与东四盟与会代表合影（下图）。左起：赤峰守备区副政委曹慧臣、赵志宏、戴学江、内蒙古军区昭副政委、赤峰市拥军模范、通辽市副市长、12师副政委朱伯良、沈阳军区群工部长李和春、守备区群联处长刘勇，后排左二为作者。

　　会议结束后，沈阳军区代表从包头返回呼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在新城宾馆宴请戴学江副政委及其一行，我跟着沾了一次光，第一次与省委书记同桌共饮，席间，我走上前去向王群书记敬酒。（下图）

　　第二天，戴副政委一行在北京军区政治部闫副主任陪同下参观呼市大召寺（上图）。记得当时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当寺庙主持介绍说，我们这个寺庙有多少正处级和尚，有多少副处级和尚时，我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刘勇处长说：“今后转业干部要是没地方安排，多建几座寺庙不就解决了！”正好被前面的戴学江副政委（右三）听到了，他转过身来批评我说：“你这个小赵净瞎说，转业干部怎么能当和尚呢！”众人忍俊不禁。

戴学江副政委与赤峰守备区代表在昭君墓合影（上图）。左起：刘勇、曹慧臣、戴学江、朱伯良、作者。

　　1992年2月我被任命为赤峰守备区政治部群联处处长，成为守备区部队最年轻的正团职干部，时年36岁。说来我也很幸运，任职3个月后，因部队即将进行精简整编，干部提职调动全部冻结，我成了守备区机关的末代处长。

　　1992年5月，去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守备3师炮兵团检查群众工作时与团领导合影（下图）。索伦是战略要地，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时，曾在索伦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一位苏联将军牺牲长眠在此地。著名作家刘兆林曾是这个团的报道干事，在这里创作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这里拍摄。我在守备12师时的直接领导刘玉良主任就是从这个团走出去的将军，他与刘兆林是同乡同学加战友。刘玉良将军的长篇小说《消失了的永存》中很多故事就发生这个团。

　　7月中旬组织守备区直属队和12师48个连队、2000余人参加水上公园建设。这是我作为群联处长最后一次组织部队支援地方大型工程建设，也是守备区部队最后一次为驻地公益事业建设做贡献。官兵们以极大的热忱苦战5天，圆满完成了任务，7月21日在施工现场举行了祝捷大会，下图是我在大会上宣读《报捷书》。

　　为纪念水上公园一期工程圆满完工，也为纪念守备区部队撤编前的最后一战，参加施工的部队首长与松山区领导在工地合影（上图）。左二起：作者、区委副书记刘二龙、守备35团政委邱耿华、区政协主席、守备34团团长郑振海、松山区区长、守备区副参谋长张世勋、区委书记回登勤、12师副参谋长王文山、松山区武装部长、守备34团团长宫秋平、松山区人大主任。

　　撤销赤峰守备区的命令下达后， 9月23日，我陪同守备区叶肇宏副政委飞赴呼和浩特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汇报守备区部队撤销情况。9月24日，汇报会在新城宾馆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力吉、副书记刘云山、副主席白恩培、赵志宏出席。王群表示，赤峰守备区在内蒙古东四盟驻防期间，为内蒙古经济建设和农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治区和各盟市党委、政府要全力支持部队精简整编，做好守备区部队撤编的各项保障工作。下图左起：王群、叶兆宏、内蒙古军区昭副政委、作者。

　　1992年9月17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守备区政治部全体同志在办公楼前合影留念（下图），第二天，交流到其它部队的干部将陆续报到。此时此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10年前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撤销时的情景……

　　赤峰守备区政治部党委委员分别前合影。左起保卫处副处长张树忠、检察院检察长刘瑞祥、纪检处长章建平、干部处长刘崇荣、副主任侯如琛、主任马贵君（已故）、作者、组织处长李智兵、宣传处长单运民、军事法庭庭长王文光、秘书处副处长巩常贵（已故）。

　　赤峰守备区组建11年（守备4师和11师在赤峰驻防24年），部队官兵怀着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身在荒漠草原，面对边关冷月，20余年的防御和坚守，不辱使命，无怨无悔，拼搏疆场，把青春年华无私的奉献给了国防事业，很多战友牺牲长眠在这里。当年那段历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依然是最难忘的人生经历，最重要的成长机遇，最亲密的情感联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在守备区招待一所的餐厅，守备区首长和全体机关干部同吃告别饭、共饮壮行酒时，司令员齐连云中将和政委高殿臣少将两位老首长长时间相握无言，热泪涌下，在场的百余名官兵也都泪流满面。那场面真是撕肝裂肺，催人泪下，终生难忘。

　　1992年10月13日，赤峰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欢送仪式，为赤峰守备区第一批交流士兵送行。自治区副主席伊均华、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清涛以及哲里木盟、兴安盟领导出席欢送仪式。我陪同守备区叶副政委在车站站台为战友们送行时，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将军泪流满面，从车头一直走到车尾，不停的同战士们握手告别，一遍遍的喊着：“同志们再见了！”战士们也一声声的哭喊着：“首长再见！”目睹这难分难舍的场景我的眼泪顿时崩塌了。

　　

从1982年12月到1992年10月，是我军旅生涯的又一个10年。这第二个10年和第一个10年还真有些相似，都是从从团里起步，到师机关，再到军级机关；都是好景不长，只“一年半载”（在炮兵机关一年，守备区机关半年），这两个军机关就撤销了。有的战友曾戏谑的对我说：“你到哪个军级机关，这个军级单位就得被裁。”从宿命论的角度看，我还真是没有在军级机关工作的命。守备区部队撤编，我交流到40集团军给水团后，1995年底 ，集团军想调我去当直工处长，征求意见时我婉拒了，主要是怕进了军机关后再被裁掉，不想折腾了。1998年裁军50万时，40集团军还真险些被裁掉。我要是去了，被裁掉的可能就不是64集团军了。这虽是玩笑话，实则也是命运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