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迎面走来苏东坡

旭仲散文

　　将王安石、苏东坡列为政敌仅限于坊间认知，王年长苏十六岁，属师长辈，职位上，一个是二品宰相，一个是五六七八品政府职员或地方官，真正交集点不多，大致仅四次，且多数属于隔空对话。第一次，1061年，王安石任制科考官，苏轼少年登科，王安石盛赞：“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第二次，1071年，变法中，苏轼任开封府推官，上了《上神宗皇帝书》，谈变法弊端，王安石颇为在意；第三次，1079年，“乌台诗案”发，彼时王安石已罢相，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为苏轼说情（这一点有违宋朝祖制，有疑点）；第四次，1084年，苏轼由黄州转任汝州，绕道金陵，拜会王安石。

至于苏东坡，着实属于“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种，世人对有趣的灵魂大多报以宽容接受的态度，再加上他的绝世才华，学术之外苏东坡的样子，愈伟大，愈可爱，也愈离谱，俨然已成继孔孟老庄后另一张中华文化名片。林语堂给苏东坡定了十几个身份，最终总结“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

王安石因为变法，背负“亡宋罪魁”的名头，几百年被束高阁，近代梁任公为其自身变法找一个靠山，一面为王安石澄清讹传，一面竭尽溢美之词——天资卓荦，志存高远，锐意孤绝，急流勇退，心如止水，是其人生征途写照，守得住，拼得起，放得下是其处事基准，一定程度算是做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宋史》记载判若两人。

王安石年轻时即“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矢志不渝。其文风峻急直峭，笔力雄健，诗风沉婉含蓄，丰神远韵。文史之外，王安石政治属性更为明显，即使秉性狂狷，行为落拓不羁，然而终究是出身官宦人家，实则深谙为官从政之道，观察、出击、退出，均不失时机。他一直在政治漩涡之中，却能始终风光霁月，退居江宁十年，皇上赏赐不断，自古君臣，类似者绝无仅有。

查遍网络，难找到贬低苏东坡的文字，实在稀奇，这样的“完人”显然是被误传了，他的诗词书画流芳百世当然无可厚非，他的豁达乐观似乎也成了走下坡路或身在谷底者自我慰藉的标本。世人对苏东坡的解读基本分三个层次，大众所理解的是一个“超脱”的苏东坡，一句“也无风雨无晴”令天下失意者秒会知音，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令千万落魄者幡然醒悟，率真、低调、平民化，高兴时像个老顽童，聊发少年狂，结交几个农夫朋友，相邀喝自酿米酒不亦乐乎，满足于一道菜、一壶酒、一场欢聚，尽享庸常快乐，被世人追捧千年。另一个则是“寂寞”的苏东坡，“缺月挂疏桐，寂寞沙洲冷”，“十年生死两茫茫”，他说：“人生如逆旅，我也是行人”，被贬儋州后叹息：“世事一场春梦，人生几度秋凉”，弥留之际，更是悲凉：“心似已灰之木，身为不系之舟”，这种“寂”只有沉压到刻骨铭心才会真切流露，独处时弥漫身心，每逢彼刻彼景，“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无奈无情挤压，用身心疲惫来形容已是渺然，“独怆然而涕下”方是本心。读懂的人才会悟出一个“空”的苏东坡，第一，宦海沉浮，保命第一，名利已属于身外之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已水到渠成；第二，寄情诗词书画，结识三教九流，爱自由的天性得以挥洒自如，嬉笑怒骂，随心所欲，人生已无大憾；第三，放得下身段，看得清本质——“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原来不过如此！

至于他的豁达乐观，老庄成分颇重，这种境界实在是中华文化里的一剂万能良药，古往今来受用者千千万万。清末进士，南海知县裴景福由广州贬至迪化（乌鲁木齐），全程一万一千七百公里，行程一年另三个月，沿途录入其《河海昆仑录》，兰州以西，愈西愈荒，“雪埋沙碛行人断，日落荒坟故鬼多”，艰险程度绝未亲历者可想象。裴景福入疆三年，案牍之余，吟诗作赋，杯盏之间，赏画鉴宝，日子过得平静而有诗意。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被流放宁古塔，偏荒之地仍不忘搭建“七子诗会“，每月集会，唱诗和答。《南方周末》曾刊专题讲述狱中官员视棋诗书画为精神消遣首选，中华文化消解苦难和苦闷的能力之强实在非苏东坡独有。具体到他受的罪，前不及李白、杜甫等等，后不达唐寅、徐渭等等，他的“苦难”即使在其同僚中也属于家常便饭。

苏东坡过人之处首当在于诗词书画，几句话轻轻松松将人生感悟凝聚于笔端，精准表达，令无数受众信手拈来即可排解千般愁。想想一个连林语堂都无比推崇的大文豪，普通人对其顶礼膜拜自在情理之中。其次，他充分做到了“纳己”和“容人”，从而得以顺利度过所谓“高开低走”的人生路途，从庙堂到村野，从故乡到他乡，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苏东坡完成了身与心的修炼。第三，一生信奉“自由”，不结“党派”，哪派不对怼哪派，无私无畏。这种个性有现代意义上“自由主义”成分，得益于宋朝统治者相对宽松的祖制，对社会发展有其独到之处，对国家的专制治理却无关紧要，甚至是“不受欢迎的”，类似于胡适处于民国。

有人说苏东坡作为“士大夫”一份子，欠丈夫气概，贪恋世俗中的风花雪月，所谓的豪放多源于瞬间荷尔蒙的荡漾，“此心安处是吾乡”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彻头彻尾的苟且。其实，他何尝不曾洞悉大千世界运行存在两套规则——亦正亦邪，邪不压正只是桌面上的套话，桌面下的暗流涌动才是常态，但仍终生以文人思维加以解读，一方面个性使然，一方面也算是另一种方式坚守，最终还原成一个烟尘气十足的凡人。才华横溢，洒脱旷达，林语堂写苏东坡添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带着自己对他的喜爱与赞美，遍布敬仰和钦佩以及名士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同时背负着让西方世界快速读懂、理解、进而欣赏中国文化的意愿。苏东坡身上潇洒高尚人格被他人为放大化了，包括近期火遍全网的“意公子”，有神话之嫌。

有人总结“国家的最高境界是无我，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无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欲”，王安石的一生可以对照，凭借一股“拗”劲，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观点，单枪匹马，一意孤行，乃至于刚愎自用，以一己之力推行“不换脑袋就换人”的倾朝换将，可谓“无我”；老师欧阳修反对青苗法未果，索性提前退休，伯乐文彦博因反对市易法被逐出京师，挚友曾巩良言相劝，直接绝交二十年，更不用说苏东坡等小辈了，可谓“无情”；一生奉行“经世致用”，不恋高位，不贪钱财，不近女色，有清教徒似的执念，可谓“无欲”。位极人臣，理想和抱负得以施展，神宗与其相知之深，心领神会其识、其才、其德，高高超出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自古像他一样大肆变法，且能全身而退，并尽享哀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终得圆满。

上帝的存在也许正在于此，对于这样的人，也免不了令其灰心失意，个性孤绝，政敌无数，老年丧子，一颗倔强的心不得已而收拢，最终一心朝佛。“咬定青山不放松”固然值得歌颂，“柳暗花明又一村”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

王安石变法，毁誉参半，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从当时的形势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有一万个由不能变法，对于王安石，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于他的遭遇感到悲痛”。王安石毅然舍身对百年旧习、旧制进行改革，将天下的诽谤集中于一身，那份勇气足以名垂青史。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属于老生常谈。钱穆说：“他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王安石则是个生错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德量汪然如千倾之坡，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远见卓识今日莫之能废。本质上，一个是做官的文人，一个是写诗的斗士。

1084年7月，王、苏相会于金陵半山堂。彼时，王安石已将自家宅院供奉寺院，以寺为家，业已完成少年学儒，中年敬法，晚年朝佛的人生修炼。苏东坡则视佛为调剂品，可有可无。人间故事，随时事变迁而变化，而今，王安石罢相八年，苏东坡戴罪五载，人生均经历大起大落，思想境界自然超乎异常，相惜之情感慨万千。两公握手言欢，诗词唱和，相聚时长一个多月，非莫逆之交绝对做不到。

秉性如王安石、苏东坡者，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雪中送炭，可谓君子和而不同。七月金陵风景如画，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亦真亦幻，能得其要领者泛泛，世人猜度其意有三，一为惺惺相惜，尽弃前嫌，把酒言欢；二为苏东坡由黄州专任汝州，前程透露些许光明，借拜会之名借宿相之威假自身前程；三为推荐亦师亦友的弟子秦观，“如观等人，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理想中为第一类，世俗间为第二类，史料上为第三类。

最终，苏东坡离别，王安石书“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希望苏东坡做终生邻居。王安石离世，苏东坡赞“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钦佩之情无以复加。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