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长

平凡的老樊

　　老范叔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的社长，曾到俺村与贫下中农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各家各户的派饭，自带铺盖卷住在村里大队部。麦忙天时，轮到“蹲点”来到俺三队，与社员们一起割麦，打场，锄地，拉家常。后来，他长驻在俺那个生产小队，在俺家吃派饭吃了一年有余。久而久之，我便与这老干部成了忘年之交。去年，惊闻年已九十六岁的老社长在睡梦中安祥离世，便回想当年他曾送我两本书，与我这毛孩子一起讨论天下大事，鼓励好好读书的往事来。这两本书，曾被我翻过了无数遍，那发黄发脆的书皮是他精心用旧报纸糊过的，搬了几次家，我都没舍得丢掉。一本是政论性的《九评》，一本是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望着这两本被我珍藏五十多年发黄的旧书，愈发怀念这位正直、廉洁、开朗的革命老干部，旧事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那一年，闹了两年多的罢课闹革命，又变成复课闹革命，开始读初中了。学校在公社所在地的商酒务南头关帝庙的戏楼旁，顺泥河走上三四里，抄小路，拐个里把地就到了。正午的春上天，日头毒起来，晒的人懒洋洋的。地里的油菜花已凋谢，豌豆花正开，麦子巳经半腿深了。头天晚上下了一夜细雨，人们正忙着在地里挖畦栽红薯、栽烟苗。放学的路上，遇见俩个公社干部模样的“工作员”，正在前面艰难前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捆被褥衣服，车把的网兜里是脸盆一类的洗刷用品。一个黑脸的瘦小中年人，还提溜着绳捆索绑的一大摞书。雨后的路上泥泞不堪，我们几个小伙伴赤着脚掂着鞋，一路嘻嘻哈哈的打着嘴官司，看见前面路上有俩个人，正在用力的刮那自行车轱辘上的泥巴块子，俩人弄了一头汗。他俩个一会儿走走推推，一会儿推推走走，没几步黄胶泥便沾满车轱辘子，只好又用草棍子去捅那粘巴巴的泥块。年轻人骂骂咧咧的试着往肩膀上扛那自行车，后座上的行李就歪歪扭扭往下面掉，我们几个孩子一边看笑话，老远就戏谑似的一齐喊道：

“远看象条龙，近看铁丝拧。

晴天龙驮鳖，雨天鳖驮龙。”

年轻人气的瞪我们几眼，想要发作，就见黑瘦中年人摆摆手，笑眯眯地给我们打招呼：“小伙子们，放学回家呀？哪个庄的呀？”快嘴快舌的小仔忙答道：“泥河樊哩。”那人指着我们说：“看看，这小伙子们一个个长得多头挺，多排场，好好学习，将来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材。”听了顺耳话的我们心里很舒服，一齐问道：“您是去哪儿？”黑脸人说：“哎哟，巧了，俺也是去您们那个村当社员去哩。”几个半大小伙子便热心的帮起忙来，扛铺盖，掂兜子，几个人半抬着那黑棍似的自行车，一路把他们送到了大队部。路上，小仔不停拨拉车铃，呼拉半天发不出声。黑脸人说，这条龙是上岁数了，老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龙也驮不动鳖了，只该鳖驮龙了。我们笑起来。接着问我姓啥？我报了自家姓后，他说，哈哈，原来是半个一家子，咱以后就一个锅里耍稀稠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姓范，是公社下派来俺村驻队“三同”的“工作员”。

没上几天，俺们生产队的地里就出现了他的身影，他和社员们一起扛锄掂铁锨，裤腿也卷到老高，一件白褂子上沾满泥土，一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社员们都亲热的喊他老范，或者称他“半个一家子”，熟得真成一家人了。一天，队长对我说，今天你家多做一个人的饭，这“工作员”该轮到你家吃派饭了。我忙回家给娘说，娘很为难，说是红薯面也上锅叉（煮）了，正要揉面擀红薯面条哩，不能让“工作员”吃咱这黑茶粗饭啊。我也吃俗了红薯面条，灵机一动便说，红薯面里包点好面皮吧。娘一边擀面，一边吩咐我去烧墙上挂着的干辣椒，和着一起杵成辣椒蒜汁。又吩咐我上树掰香椿芽，去河堤边摘柿香。娘又炒了芝麻盐，还把平时舍不得用的芝麻香油把调料弄得妥妥当当，这黑脸“工作员”老范头就进家了。

老范头看着我就笑着说，你们这几个调皮捣蛋货，转着圈骂了我这个老鳖，就让我这个老鳖给你看看面相。他对着我仔细端祥一番，开始说我眼虽小，却喜眯眯的耐看，这眯缝眼可是很有说词道道儿的。眼是心灵的窗户，主智慧，你虽然有点调皮捣蛋，但心肠不孬。鼻梁直，主有主见，这是少年吃苦老来福的相。我忐忑不安的心放下来，和他搭话，他就唾沫星子的开始天南海北的聊，直说得娘和我心里顺畅畅的，一袋烟功夫就拉近了感情。娘说，就叫叔吧，叔亲些，樊范虽不同姓，也算半个一家子呢。一大碗红薯面条上桌后，他便挑起面条看了又看，抽着鼻子闻了又闻，吃上一口，咂咂嘴，连说面条筋道，调料有味，是好吃好吃真好吃，是他多年来最好吃的一顿红薯面条。吃饭间拉家常，打听奶奶、父亲和我姐弟几个的情况，听说姐姐在外上大学毕业分到边疆，便鼓励我好好读书，像姐姐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说得我也是心潮澎湃，肚里热呼呼的。末了，他掏出4两粮票2毛钱扔在桌上，说声今儿黑了还在这里喝汤，就喝这芝麻叶红薯面条汤。我娘不让我接这钱，要我追出去还他。他扭头说，这是规矩，是纪律，要不收下，就不再来俺家吃饭了。我渴望他常来俺家吃饭，我也想巴结这个天文地理啥都知晓的公家人。心里就盘算着生产队里有30来户人家，再轮到俺家怕是又到下一个月了。

没过半月，队长跑来俺家给娘说，这“工作员”吃过了全队的饭，吃来吃去，还想俺家的红薯面条。说是楞中俺家最干净最讲卫生。我也很是自豪娘的厨艺，粗茶淡饭，玉米糁汤，杂面烙馍，红薯窝窝，娘也是做得色香味都好，娘的好衣饭的名声在村里挑尖的。尤其是做红薯面条，添一碗水加一碗面，在铁锅里叉煮。煮到半透不透时，捅上几个窟窿眼，让沸水透出来，火候一到，趁热将滚烫的面放案板上揉搓拍打。那红薯面热的烫手，就“丝哈，丝哈”的吸着气忍住烫，把面揉搓得起明发亮，用劲擀起来，刀切稍宽点，那面就十分的筋道结实。吃到嘴里，耐嚼连带红薯的淸香味，和蒜泥、辣椒、芝麻盐、柿香、香椿以及老陈醋搅拌后，没入嘴那口水就流出来了。

这“工作员”老范叔就在俺家打上伙了。收麦那半个多月，学校放了麦假，我和老范叔一起割麦子，落伍了，他在前面替我割几垄。打场时，和我一样弄一脖子麦糠，然后一起跳小河里洗澡。种玉米时，他掂锄刨坑，我㧟篮子丢玉米。我俩形影不离，成了忘年交的朋友。有时他要去大队开会，或隔三差五回公社，我便求他带书回来。记得那一年我读过他带给我的《林海雪原》和《艳阳天》。偷偷塞给我的还有欧阳山的《三家巷》，赵树理的《三里湾》和《李有才板话》，他说这几本是禁书，千万千万别外传，让别人看见了不得了。记得有一次在大队部正翻着他的书，县里派驻我村的另一“工作员”闯进住室，他忙拿出厚厚的一本红书遮掩说，这孩子好学习，正问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咋回事，问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什么人，正要找《九评》看呢。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评》，便佯装着揣回家看。读书正如饥似渴的我，看了《一评》看《二评》，把中共中央九评苏共的公开信浏览了个遍，懵懵懂懂的似乎知道了中国和苏联决裂的一些因果，心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敬仰和对老范叔这个“工作员”的佩服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秋庄稼长得埋住人的时候，“工作员”们回公社开会，一开半个多月，多日不见老范叔，心里就想得慌。课余时间跑公社大院去瞅瞅，见满院子正开会，老范叔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正挨批呢。有人喊着打倒的口号，说是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原来是公社的社长，当了走资派，“三结合”成立革委会，要把他斗倒斗臭。我吓得悄悄出了大门，一脸的沮丧。

半个月后，他又回到了俺村，仍然来俺家吃派饭。大队要开展忆苦思甜教育了，就在村头大杨树下开大会，老劳模孙老头先上台发言，开腔就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咱贫下中农缺吃少穿。五八年、六零年，大伙上的汤水能照见人影，饿的前心贴后心……”老范叔正在会场一边抽烟，闻听一个剪步上去捂住孙老头的嘴，惊惊慌慌的说：“这老头脑瓜子记糊涂了，还是让我说吧。”老范叔侃侃而谈，从他旧社会扛长工打短工，说到趟将多如毛，土匪劫路打寨，跑老日，天天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安生日子。又说到解放了，反匪反霸，土地改革，分房又分地，人人平等，这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整整一上午，老范叔一个人讲的是有声有色，这忆苦思甜算是开了头。

中午的忆苦思甜饭，按照会议布置，要吃野菜糊糊，好多家都端出碗来亮饭，这家煮的是刺角芽汤，那家煮的是坏红薯干饭，人们一边呲牙咧嘴的吸溜着，一边开玩笑说，到黑夜看谁家不拉肚子窜鞭杆儿，赶明儿上双街会上卖鞭杆儿赚俩零花钱。

娘犯愁了，说是老范叔半个多月没来家了，不能让人家也喝这菜糊糊吧，就下手擀起他十分喜欢的红薯面条来。

老范叔来家了，跟往常一样坐在桌旁，一看端上来的是轩尖一碗黑白相间的面条，立马把脸拉了下来。他厉声说：“忆苦思甜呀，人家都喝菜糊糊，你家让我吃面条？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哩！”他把桌子一拍，阴沉着脸，气冲冲地走了。

我和娘尴尬的站在当屋，半天没回过神来，想着可是把“工作员”得罪了，人家肯定生气不再来了。我在心里想着他那一大兜子书，还有一半没看呢，怕是以后看不到了。

第二天，老范叔又笑嘻嘻的来到我家说：“夜儿那红薯面条我多想吃，可是不敢吃呀。忆苦思甜，吃那饭，不是叫我往枪口上撞哩。我的日子正不好过哩，人家正三眼瞪两眼在后面瞅我的豁子哩。你想吧，那磨道圈里找驴蹄子，找事就有事。今儿不忆苦了，咱就开始思甜吧。”说得我娘放心的去擀面，我也高兴的上树去摘香椿叶去了。

老范叔叔是个热心肠人，知道我喜欢吹笛子弹琴，就从县城买回一本歌曲乐谱送我。听说我也热爱打乒乓球，邀我去公社的会议室打过几场。后来他弄到村上两袋水泥，就在牛院里平平地，浇筑两块水泥板当案子，中间摆几块砖权做网子，和我们一群半大小子一起打乒乓球。他发球打球耍来耍去，东一个西一个，骗得我们团团转，他却开怀大笑说：“毛头小子不行吧，论辣还是老姜辣。”我们只有认输的份儿。锄庄稼的时候，有个小青年和老范叔打趣，说是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想嫂子不。老范叔很老实的回答说：“想呀，想的狠啊。”又一位接着问：“哪儿想呀？”老范叔哈哈大笑说：“除了心里想，哪儿都不想。”对方说：“又说瞎话呢。头前回家进门就要抱住嫂子亲热，一扭头看见丈母娘在黑影里坐着，咋丢人现眼的跑出来不敢回家了？”老范叔说：“哎，老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我就这么些短头丑事儿，你就惹火得让四里八村都知道了。”说罢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加快了步伐往前锄去。那些天，有老范叔在场的农活，人们开心也不觉得累了。

到了年底，工作组撤了，老范叔也回了公社。临走又送我几本书，嘱我好好上学，一定会有出息的。没几天又听说他官复原职，到县上去了，也就见不到他了。十几年后我参加工作，也到了县委宣传部上班，突然在县委大院就碰上他了。他拍拍我的肩说：“看看，我没走眼吧，是金子总要放光的。跳出农门了就好好干，在这大院里可是锻炼人的地方，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路要走直，心要有数。”他问候了村上的一圈子人，地里打的粮食翻了几番？特别询问俩个光棍汉找下老婆没有？仍然怀念着那小村和小河，说是想去看看，奈何心有余却力不从心了。

退休后，他有时还写些过去怀旧的回忆文章，经常为县政协文史资料撰稿。有时骑个破旧自行车，有时就顺街步行，说是老了老了，机器零件可不能让生锈了。如今日子越过越舒坦，得快快活活多活几年。

老社长心地善良无私，以高龄寿终正寝，是党和人民的好干部的典范。我想起来， 那时的公社就如同现在的乡镇政府，公社干部每年都要下村与社员“三同”，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是鱼和水的关系。干部和社员亲切亲热如亲戚如邻居，我很怀念那个年代。如今重翻《九评》，不由就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