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蒋林：严复与梁启超关于译语之争的焦点透视

杨世膺

翻译教学与研究 2023-03-10 00:00 发表于北京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载体，不同的语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使用者不同的文化观、世界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语言往往折射出一个译者的文化姿态、精神结构和思维方式。读者及批评家总是由译作的语言出发去认识译作，进而走入译者的心灵世界。晚清至五四是汉语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翻译语言因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三种不同语言的运用：文言、浅近文言和白话，并且总的发展趋势经历了由文言趋向白话的演变过程。严复与梁启超关于《原富》译语的争论，看似针尖对麦芒，实则反映了两人在作文态度、语言观、预设读者和原本选择上的不同。

（一）不同的作文态度：觉世之文vs. 传世之文

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梁启超与严复之间关于翻译语言的辩论，但正如夏晓虹指出，它实质上是一场意义深刻的严肃讨论，其基本论题即为作“觉世之文”还是作“传世之文”[9]。关于何谓“觉世之文”和“传世之文”，梁启超本人曾进行过明确的区分，他说：

 “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10]

梁启超作“觉世之文”的用心在他任《时务报》主笔时就已初露端倪。当时，严复认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后悔”[11]。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但在回信中仍然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12]

他曾在《<饮冰室文集>自序》表示：“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而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13] 这表明了梁启超作文只求为当下世人所理解，即时生效；不求名垂千古，被后人所传扬。从投身政治活动起，梁启超即自觉地以“觉世”为责，即使治学，也念念不忘“学者以觉天下为任”。有“思易天下之心”，作“觉世之文”而不作“传世之文”，可以说是梁启超前期著译的宗旨。

在这种作文态度的影响下，梁启超对外国小说的译介具有明显的“觉世”目的。译《佳人奇遇》是反映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渴望自由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意愿；译《十五小豪杰》是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冒险斗争精神以及独立、自治意识；译《俄皇宫中之人鬼》意在影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译《渣阿亚》和《端志安》旨在通过歌颂诗人拜伦热爱自由、反抗民族压迫的精神，给生活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以鼓舞。[14] 在梁启超看来，输入外国小说只是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和政治改良的手段，他看中的不是小说的文学价值，而是其具有的启蒙功用。“他关注的是翻译的宣传作用，希望以此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国民性。所以，他的翻译也许更多是‘觉世’之作，而非‘传世’之精品”[15]。

而严复行文则深受晚清桐城派领军人物吴汝纶的影响。吴曾建议严采用桐城古文翻译西书，认为用白话文写作的小说家不值得借鉴，他说：“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 似为得体。……欧洲记述名人, 失之过详, 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 专以求尽为务, 此非行远所宜。中国有此体, 其最著者, 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 是小说家言, 不足法也。”[16] 对于吴汝纶的回信，严复深以为然：

“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且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直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17]

事实上，严复对梁启超倡导流畅锐达的“觉世”之文很是不屑，认为那是“言庞意纤”的“报馆文章”，不是大雅之所为。他说：“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18] 严复翻译时“求其尔雅”，期以“行之久远”。吴汝纶曾评论严复的翻译：“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又说：“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 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 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 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19] 从实际情况来看，严复的许多译著用“渊懿古茂”、“沉博绝丽”、“瑰奇奥诡”去形容实不为过，可以说是典型的“传世之文”。

（二）不同的语言观：白话文vs. 桐城古文

严复与梁启超关于译语之争还与他们所持的语言观有关。从当时的文章规范来看，文言是正统的书面语，虽然当时也有旧体白话文，但作为“俗语文体”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梁启超指出要“播文明思想于国民”，若使用“渊雅”文字不能收启发民智之效。而严复则认为，学理邃赜之书是不能用利俗的白话文来达意，“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20]。

严复在《与熊季廉书》中认为：“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宜熟读古书，求其声与神会，而下笔力求嘎嘎其难之一境；而又讲求事理，以为积厚流光之基。”若用白话作文，“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21] 严复推崇古文的写作规范，遵从“古文义法”。在他看来，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关于翻译用“雅洁”古文还是利俗文字的问题，严复曾请教过吴汝纶，吴在回信中说：“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22]

关于严复选用古文翻译的原因，王克非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第一，严复用古雅的文体译述，表现了他对翻译和语言问题的思考；第二，严复本来喜欢并擅长用古雅文体从事著译；第三，体现了严复期望用古典语言来沟通东西方思想的努力；第四，19世纪末，白话文尚未普及，时人皆崇尚古文。[23] 由于严复明确表示他的译著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看的，因此他必须采用当时知识界喜闻乐见的文言，且最好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秦汉以前的“尔雅”文体，才能为他们乐于阅读和接受。事实上，严复的古文译著深受吴汝纶的好评，“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鲁迅曾提及严复译的《天演论》：“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24]

与严复不同，梁启超对桐城派古文十分反感。他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25] 事实上，梁启超所谓的“新文体”摆脱了明清以来桐城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为文已经突破了“义法”的桎梏。梁启超选择用白话翻译，与他从启蒙的角度认为中国的文言不利于启下的语言观有关。作为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意识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因而大声呼吁：“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指俗语文体——笔者注）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26] 为适应当时普及新思想的需要，梁启超迫切呼吁扩大“俗语文体”的领地，使之取代古语文体，成为唯一通行的文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在翻译《十五小豪杰》前四回时，刻意模仿《水浒传》、《红楼梦》的体裁，“纯用俗话”。

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语言文字处于转型时期的晚清译者来说，在翻译时要做到白话和文言泾渭分明绝非易事。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并非古文一用到底，其中他也使用了白话文。据皮后锋统计，严复在翻译原著第4篇第8章叙述英国历史上七次对输入工业原料颁发奖金一事时，使用了篇幅近3页的白话文；在翻译原著第1篇第1章论分工最后倒数第2段，严复译成的白话文达200余字。[27] 同样，梁启超采取“纯用俗话”的译法也未能一以贯之，他在《十五小豪杰》第四回译后语中说：“本书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之时，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28] 从《十五小豪杰》第五回起，他的译文明显呈现出文白杂糅的特点。

（三）不同的读者对象：精英阶层vs. 普通民众

严复和梁启超争论的另一个关键所在是双方预设的读者群不同，这一点从两人往来的书信中不难看出。严复在回复梁启超的信中明确指出，自己翻译的著作是“学理邃赜之书”，希望“多读中国古书之人”来阅读。他用扬雄《解难》中的话“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来为自己辩解。[29] 严复之所以选择精英阶层作为译著的特定读者群，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只有对这些精英分子的思想产生触动，使之接受西方新的学术思想，最终才能影响大众。

从当时的读者来看，严复选择文言是饱读经书的精英分子乐意接受的，他们习惯于阅读用文言翻译的作品，认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而他们对“胎息史汉”、“古朴顽艳”的笔墨情趣之讲求，无疑会反过来制约着译者的译语选择。以《原富》在士大夫中的影响为例。当时购买《原富》的读者主要是渴求新知的士大夫和新式学堂的学生，甚至有些学校将《原富》作为教材使用，如张元济在主持南洋公学期间，让蔡元培实行新式教育法，教学生读《原富》。王佐良曾对严复的译著做了如此评价：“他（严复）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30]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意识到了自上而下的变法在中国行不通，他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夫吾国言新法变革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 则新民之道未有留意言焉者”。在他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因此无疑是实现“新民之道”最有效的工具。他引用康有为的话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31]

梁启超十分看中小说通俗易懂易于开启民智的作用，认为无论著述还是翻译，启蒙普通民众至关重要。他在1896 年撰写的《沈氏音书序》一文中反复论述言文分离之害与言文合一之益，并将其与民智国强与否联系起来，“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民智斯国强矣”。[32] 基于这种认识，梁愈发重视“仅识字之人”的 “妇孺弄氓”，重视因接受媒体的新思想而培养起来的普通读者群，“去塞求通……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33]。

从读者的接受情况来看，严复渊雅的文字为他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赞赏，使他所要宣传介绍的西学得以在闭塞保守的知识界传播开来，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很多译著因为过于古奥，读者太少，所以没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相比之下，梁启超通俗易懂的译著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他译介的《佳人奇遇》和《十五小豪杰》在晚清社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一百种译作中的两种译作。[34] 有论者指出，严复对西方政治、哲学的造诣，是梁启超赶不上的，而且严复的书可以顺利出版，梁启超的书却常被禁止；然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史上，梁启超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严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著译的文体上。

（四）不同的原本选择：社科著作vs. 文学作品

严复与梁启超之间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不同的原本引发的。由于严复和梁启超掌握的外语及关注点不同，他们在原本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严复翻译的基本上是社会科学著作，而梁启超选择的多为从日译本转译过来的外国小说。

从1895到1909年，严复一共翻译了8部社会科学著作，即英国赫胥黎(T. H. Huxley)著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肆言》(Study of Sociology)、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 》(On Liberty)和《穆勒名学》(System of Logic)、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The Spirit of Law)及英国耶方斯(W. S. Jevons)的《名学浅说》(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严复在1877年进入英国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曾广泛阅读过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认为中国要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显得至关重要；另外，严复精通英语，有非常扎实的语言基础。因此他翻译这些英文社会科学著作是自然不过的选择。严复在《与曹典球书》中对梁启超提倡“学东文（日语）、译西书”的主张颇为不屑，认为通过日文转译西书会歪曲原意，他说：“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誖常如此矣！”[35]

而梁启超之所以大力提倡翻译外国小说，是因为他看中了小说可以启蒙思想、开启民智，具备“改良群治”、“新民”的功用。早在戊戌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并主张“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振厉末俗”。在梁看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小说是一种最通俗易懂、最易于传播的文学样式，完全可以承担其宣传启蒙思想的重任。然而，内容上“不出诲盗诲淫两端”的中国传统小说难以达到教育国民、裨益社会的目的，“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选择了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小说作为实现开启民智以“新民”的政治目标，他对外国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极为推崇：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6]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逃往日本的军舰上翻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这是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政治小说。除了《佳人奇遇》外，梁启超从1902年2月至8月陆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译作《十五小豪杰》，该书署“法国焦士威尔奴原著，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全书共十八回，梁启超译前九回，披发生（即罗普）译后九回。同年11月14日在《新小说》第1号上刊登了他翻译的署名为“法国佛琳玛利安著，饮冰译”的《世界末日记》；1902年12月在《新小说》第2号上发表署名为“曼殊室主人译”的《俄皇宫中之人鬼》。之后，在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译了英国诗人拜伦《唐璜》中的两段诗歌《渣阿亚》（现译《该隐》）和《端志安》（现译《哀希腊》）。梁启超选择译介外国小说与他借助小说开启民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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