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奇遇记（二）

老唐(吴涤新)

日子一天一天的熬过去，报纸早就看完了，两个看管我的学生，也很无聊，那个工人，长的倒是相貌堂堂，身材匀称，一看就是个习武的练家子，高兴了还教那两个学生几招儿，除此以外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有一天两个学生到对面空屋子里，从窗户里翻到外面一个工厂的废料堆放地，捡到了一只严重锈蝕的手火枪，右侧有个击锤那种，俩人高兴极了，可是为了是谁先看见的争执起来，正要动手打架，我怕小楊吃亏，赶忙给他俩劝架，我告诉他俩，这个枪扳机也没有，导火孔也锈死了，不能修复了，没多大用处。听了我一番话，俩人火气消了，我一个囚犯给看管我的人劝架，豈非灼灼怪事。

　　

　　大约第十天，独眼龙又来了，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我们调查了，你没什么事儿了，等我们的车有空了就送你回去，我们有好几辆车呢，这个我相信，抓我们那天不也是两辆车吗，我问他，孙惠军放不放，他说你甭管他，他有他的事儿，还有好多事儿要他交代呢，我只好闭口。自独眼龙答应送我回去，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希望，牢狱之灾对我来说就要结束了。

　　

　　早几天，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我就观察过，在两排房子的中间，有一个铁皮的棚子，并不算高，以我的臂力，我的腹肌，我的体操功底，攀上去没有什么困难，但不知道院子外是什么情况，所以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在晚上他们熟睡的时候逃出去。现在他居然答应送我回去，我就不再想这个逃跑的事情了。

　　

　　看管我的学生小楊，也为我高兴，他善待我，暗中保护我，让我心中十分感激，我跟他说，我就要回去了，咱们在一起，你对我不错，以后咱们做个朋友吧，我们互留了地址姓名，原来他叫杨连升，家住老河口大街105号。

　　

　　什么小白楼，什么宜兴埠，什么老河口大街，我都毫无印象，天津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虽然已经坐华沙小轿车逛过，但那时左右两人夹着我，蒙着眼睛，什么景象也没看见呵！

逃跑需要勇气

　　

　　又过了两天，答复车子没有空，再过两天独眼龙来了，告诉我那辆车子坏了，送去出修理了，其它的车都很忙，抽不出时间来……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在拖我，就像下雨天，给你一把长把伞，根本挡不住雨的，说是送你回去，根本没有日期的。

　　

　　释放我可以省去他们三个人工，但是我如果把消息透给反修锦纶厂的大联筹派，后果会如何？他们会派人来侦察、寻找、搭救孙惠军吗？厂里边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会遭到打击报复吗？所以我明白了，只要惠军关在天津，就不可能提前放了我。这些天由于失望，胃疼的更加厉害，原来设想的逃跑计划，又开始在心中复苏，我只有不动声色，等待着行动的机会。

　　

　　关了我十多天之后，他们的警惕性，有所松懈，第十六天的晚饭后，机会终于来了，看管我的三个人，都凑到关押孙惠军的屋子里，和那边几个人去聊天说笑，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马上行动？不行，万一没逃掉，抓回来肯定揍个半死，我犹豫了，就像有两个小人儿在脑子中打架，跑，不跑，跑，不跑……可这机会千载难逢啊，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冒险一搏吧，我一把抓起砖头上的绒裤，轻手轻脚的走到院子里，对面那个屋子里正传出他们的谈笑声，靠大门的是宜兴埠税务所的办公室，平常有两个人在里面办公，此时天色已晚，他们早就下班回家去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门口，大门是中式左右开的木门，中间是横插着的木制门栓，我一点一点地抽动门栓，避免发出声音，心脏在狂烈地跳动，这时，若有人在我后背轻拍一掌，准能把我吓死。门终于打开了，我没敢开得太大，就迫不及待地，侧身闪了出去，外面是摇曳闪烁着昏黄灯光的街道，我要去天津火车站，往哪边跑呢，出来几百米遇到一个过路人，急忙向他问路，

　　 一一 有去天津火车站的公交车吗？

　　 一一 你往前再往右拐，不远就有公交车站。

　　我按照他说的一遛小跑，真是不差，一辆公交车正停在终点站上，已经上了一些乘客，我赶忙上车坐下来，两眼盯着窗外，心中不停地唸叨，赶快开车吧，怎么还不开？再不开他们要追上来啦，在我的急切盼望中，车子发动了，车门怦的一声关上，驶出了总站，我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舒服了一点，到了另一端的终点，只是一个天津小小的火车站，叫做天津西站，并没有去北京的车次，我只有到天津火车站才能买到直达北京的车票。

　　

　　我坐上了天津的无轨电车，那时路灯用的是碘钨灯，发出惨淡的青光，照射着这街道和行人，我是在这样一个寒冬的夜晚，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天津 ，感受天津。对面开过来的无轨电车，车顶上打出一个像闪电的火花，一下把乘客照亮了，一个漂亮姑娘的脸庞，定格在闪光中，转瞬又消失了，我惊叹天津有这么美丽的姑娘，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这是啥时候啊，还想入非非呢？

　　

　　到了天津火车站，马上去看时刻表，最早一班到北京的，是清晨的六点钟，现在还不到晚九点，还有九个多小时，怎么度过呢？我又设想，为了安全，向北京方向步行到一个小站，又不知那里卖不卖票，不管那么多了，就买明早六点的吧。我掏出藏在衬衣里的钱，买了车票。我想，不能在车站里待着，他们一定会派人来追捕我，于是走出车站，走向海河上的大铁桥，这是一个全钢结构的桥梁，据说是法国人修的，看着挺雄伟漂亮，过了桥，我漫无目的的在街道上溜达，这是一个多么生疏的城市啊！它对我是冷冰冰的！对我毫无善意，冬夜的寒风吹透了我的衣服，身体不禁发起抖来，我只有转回到火车站，看看我能躲在哪里，比起外面来，这里还有一丝暖意，候车室的地面上，歪倒着横七竖八的乘客，靠着各色的包袱，摆出各种不雅的睡姿，一付难民逃亡的景象呈现在这里。人很多，想找个地方躺下去，还真不容易，那一边的角落里，有一个铁架子，地面也不太干净，还扔着一块有污渍的厚帆布，我钻到铁架的下面，把帆布蓋在身上，就像沙漠上的蛇类为躲避天敌，把身体缩藏到了沙子里。

　　

　　紧张和疲劳，使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是又很快惊醒了，生怕错过了上车的时间，醒醒睡睡，睡睡又醒醒，总算熬到了进站的时刻，我随着人群涌向检票口，快到检票口，我突然挤进检票的队伍里。当我在车厢里坐定的时候，松了一口气，随着火车头的一声鸣叫，列车开出了天津站，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是落了地。不久进了北京，这可不是天津的地盘啦！

　　　　

在北京寻求支援

　　

　　胡子拉碴，头发蓬乱，胃病折磨得我面黄肌瘦，在文革中这很平常，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到达家中离春节只有两天了，家中沒有一点要过节的气氛，父母亲见到我这个狼狈的样子，听了我的讲述，也没有太多的惊奇，母亲赶忙去煮热汤面，父亲也只是说，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文革中，孩子在学校里干什么，特別是大学里的孩子，父母真的管不了，要是去了外地，更是鞭长莫及，自己单位的烦心事还忙不过来呢，不用担心的是，大家都在干革命。

　　

　　现在我牵挂的是两件事，一是找到有关部门，尽快把孙惠军救出来，二是被扣的自行车，那是我同班同寝室上海同学的，八成新的凤凰车，值一百五十元，在当时可是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要是合到现在也有上万元呢，弄丢了如何向他交待？我父母也赔不起啊！

　　

　　我回到清华园，到班上问两派同学，有天津五代会的人来调查我吗，都说没有，真的沒人来吗？真的沒有，看来我太天真了，那些人不就是凑合起来的一个群众组织吗，他们不是国家的公安部门，哪有人力财力上清华来调查我呢，他们说的无非就是骗我，真不能当回事的。

　　

　　我去了北京大学，那时的北大已经进驻了军代表，我向他反映了情况，希望他们能过问此事，找天津五代会、革委会联系一下，但是令我失望了，军代表说，北大的学生自己到外地去，又不是学校派的，更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就是在外面被人整死了，我们也不能负这个责任，你不用说了，回去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如此绝情，但是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文革里死个人比踩死个蚂蚁都客易，北大的强龙绝对压不住天津的地头蛇，从军代表的心里说，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绑架的事和死人的事比起来，更是小菜一碟。

　　

　　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我一个人再去天津，无异于自投罗网，可班里找不到愿意帮我的同学，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我是清华射击队的，大部分队友也不在学校，但是我们这个队，是相当团结，谁有了困难，大家伸手相助，蔚然成风。我的队友齐骢，听了我的这段经历之后，当即表示愿意和我返回天津，去找孙惠军和自行车。

　　

　　他高高的个子，黑红的脸膛，健壮的身躯，平时脸上经常挂着笑意，走起路来，微微有点左右摇晃。他除了射击成绩好，篮球也打得相当棒，弹跳高度令人乍舌，特别是他有一个投篮绝招，高高的跳起，一个平射炮，以很小的角度把球射进篮框，让对手防不胜防，这一员虎将，要和我重返天津，岂非天助我也，令我喜出望外。但是，去天津，即使不是龙潭虎穴，也会困难重重，其结果不可预料。只有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了，我俩怀着忐忑的心情出发了。

　　

　 麻杆打狼两头怕

　　乘火车来到天津，住在南开大学清华游泳队李云的家中，我们一起商量，先到天津革委会去打听，革委会成立之后，原来的两派，就都潜伏下去，在下面暗自较劲。负责接待我们的人问我们

　　 一一是谁抓你们，关你们的？

　　 一一是一个叫作搬大石头战斗队干的。

　　 一一我们天津没有这样的组织。

　　 一一可是他们开口闭口都说自己是五代会的。

　　 一一我原本也是五代会的，可从来没听说过有搬大石头战斗队。

　　 一一您再给查一查。

　　 一一不用查了，你们不相信我们说的，你们自己去找吧。

　　

　　估计在这里什么也打听不出来，我们只好走第二步棋，去天津宜兴埠税务所，那个曾经关押我的地方，还是那个大门，还是那个院子，稅务所还有人在办公，主要负责人还是那个老头，可是走到院子的顶头，那几间屋子早已人去房空，仿佛从来没住过人，问那个老头，战斗队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他是一问三不知，什么人他都不认识，什么事情在这里也没发生过，就像得了失忆症，问什么什么不知道，这并不奇怪，我们早就料到是这样的结果，这个院子肯定是这个战斗队的一个可靠基地，不然怎么会在这里关人呢。这个老头儿肯定是他们一伙儿的，但他死不承认，我俩也无计可施。

　　

　　我俩一离开税务所，那个战斗队立刻就会知道我们又来天津了，肯定会有所防备，但是他们也会担心，我们不只是两个人，万一再抓我们，会不会遭到大联筹派的报复，我们也担心他们把所有的线索掐断，让我们无处寻觅，真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呀。

　　

　　齐骢和我回到南开大学，和李云商量，只剩最后一个线索了，那个同情我的学生小杨给我留下的地址，天津老河口大街105号，我们估计地址可能是真是的，除非他们举家搬迁，让我们找不到人，估计杨连升不会告诉独眼龙，给我留下了地址，所以独眼龙，他们不会料到我们会找到杨连升的家，他们只要严防死守税务所，我们就毫无办法。

　　

　　老河口大街给我们的印象是像农村的一条街道，泥土道路上，到处是垃圾，春节刚过，也看不出什么过节的痕迹，一些孩子在街上玩耍，我们找到了105号，轻轻敲开了大门，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开门出来。

　　

　　 一一这是楊连升的家吗？

　　 一一不是。

　　 一一这是老诃口大街105号吗？

　　 一一是啊。

　　 一一楊连升不是住在这儿吗？

　　 一一我们家不姓杨，杨连升我不认识。

　　 一一你们是新搬来的吗？

　　 一一我们在这住很久了。

　　看着孩子说话的表情，好像有些不大自然，齐骢和我只好悻悻地离开这家大门，向着来的方向走去，心想着难道这是假地址吗？线索就这么断了？走了三十多米，我突然叫住一个小孩儿，问他楊连升住在这条街上吗？他顺手一指说，那个站在门口儿的就是楊连升的弟弟，叫小发。我们一看，就是刚才开门的那个孩子，而小发听见那小孩说的话之后，转身就进去了，关上了大门。

　　

　　齐骢和我估计，我逃走之后，看押我的人肯定挨了批评或者处分，小杨也肯定后悔把地址告诉了我，但他不一定敢告诉独眼龙，回家后，为了自家的安全，一定会交待父母和弟弟，如果有生人到家里来找他，一定不能承认，搬家倒是好办法，但是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