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之死

小迪🌸

长期以来，他给我们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只有一句话：「国歌的作曲者，音乐家，」。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在 23 岁的年纪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

1935 年 7 月 17 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 3 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聂守信。第二天，7 月 18 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一位名叫张天虚（又名张鹤，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的中国男子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没错，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 23 岁。这一年，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1912 年 2 月 14 日出生于云南昆明。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在聂耳 4 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人，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1919 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 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向人学习了小提琴。1928 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就叫着老师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16 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解散，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此时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 1930 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边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晖，当时是云南私立东陆大学的学生，能歌善舞。她是聂耳的初恋女友，也是聂耳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子）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多音乐只要他耳朵听到，就能从嘴里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

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个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

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始喷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

（《卖报歌》的真实原型：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聂耳写完《卖报歌》后曾专门请她提意见，她指出要加进一句“七八个铜板就能买两份”。）

其实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两年。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聂耳的音乐天分似乎集中大爆发，留下了十几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摇摇欲坠，但一些社会流行的歌曲，却依旧是《何日君再来》等等这些歌曲主要来自聂耳当时所就职的“明月歌舞社”，社长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窝》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黎锦晖先生。

其实黎锦晖也做过不少抗日歌曲，但当时这些歌能带来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聂耳就很看不惯，他认为时局危急，不应该再写和演这种歌舞。

为此，他还专门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对这种行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们认为是“端我们的碗，砸我们的锅”，之后没多久，聂耳就离开了社团。

但也正是聂耳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让一个人注意到了他，那个人就是田汉。一个词作者，一个曲作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当时两个人就商量，能不能写几首提振中国人民士气、呼吁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4年，田汉（右）成了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

在东北沦陷初期，东北人民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多万。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义勇军等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从创建之日起就孤悬敌后。在敌强我弱，环境极端恶劣的白山黑水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高鹏振，周保中，李兆麟等，还有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投江的八位女战士… 这些东北勇士们用不屈外侮，忠勇报国的血肉之躯，孕育并奠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体和旋律。

1932年和1933年，田汉和聂耳分别来到辽宁的朝阳和锦州一带，考察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接触到了活跃在辽西的义勇军队伍，亲耳听到了辽西义勇军操练时所唱的“誓词歌”，并拿到了歌词宣传单。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放弃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派人抓走了。在被捕前，田汉把这首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

当时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当局也准备抓聂耳的消息。根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写好了那首主题曲的曲谱，寄回了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三个字“义勇军”，《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16日，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关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来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当时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

“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敌国”，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流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

“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这一说法。

首先，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这个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

第二，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当时流亡在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

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

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张鹤，《铁轮》的作者）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自己的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团伊玖磨后来到中国拍摄《聂耳》专题片时，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聂耳在那天游泳时可能是突发心脏病。

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

聂耳的生命，虽然停留在了23岁。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义勇军进行曲》从将军到士兵，从商人到学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国人都饱含热泪，握着拳头口口传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的“淞沪会战”，谢晋元率4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每天都要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8的徐州会战，在台儿庄，国军士兵集结在断壁残垣的庄内，高唱着“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向日军发起冲锋。

不仅仅是在中国。

二战期间，在苏联，在法国，在捷克，《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为《起来》，灌录成唱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响彻欧亚大陆。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且灌录了一套《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写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沦落到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成为东南亚人民抗日的“战歌”。

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在马来西亚的歌词被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位马来西亚游击队员，在被捕后面对日军，是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义的。

到了二战尾声，盟军推出了一批胜利凯旋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征集新中国“国歌”，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人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周恩来和毛泽东立刻表示赞成。

之后经历文革，《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遭受迫害，国歌的歌词被两度推翻重写，但这首歌的曲调却无人敢动。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再次确定，恢复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那场对新国歌的讨论，其实不是没有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质疑：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建国了，还说「最危险的时候」，合适吗？但最后还是通过了。

而且事实证明，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确实远没有到可以图安逸的时候，甚至说有濒临「最危险的时候」，也不为过。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奥运会，当中国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升起国旗，奏响国歌的时候，台上运动员不是唱着唱着眼眶红了就是唱着唱着已经泪流满面了台下的人用力挥舞国旗，哭着跟着一起唱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

这背后，自然主要是祖国情结，但国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华丽的乐章，但每个音符都铿锵有力，击中人的内心，让人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奋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