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生活

玉竹

我的学生生活 （一，小学时光）
　　前言：

我的学生生活经过小学，初中，中师三个阶段。

小学阶段的时间最长，读了六年。也只有小学六年是完整的。初中上了一年就遇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师两年也是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环境中度过。

小学六年的前四年要考试一次，那叫初小毕业。没考上的就不能上学，考上的继续读两年再考初中。小学五到六年级毕业叫高小毕业 。

高小毕业没考上初中的学生也只有回家务农，镇上的和农村家长重视的就读民办初中或农中。民办和农中的教师都没纳入国家计划，所以那时民办和农中的教学质量要差些。我们那时全区六个乡八百多高小毕业生只招收一百一十个学生。成绩好，家庭出生不好，历史不清……等政治因素学生的不能升学。

一 小学时光
一九五九年秋，我在完小读书了。当时班上有很多石油单位的子女，农村同学居多，镇上的就只有我一人。镇上的也还有其他年级的同学，但他们都比我大，一般不和他们一起走。

学校离家来回也只有一公里路。我每天约上同学蹦蹦跳跳地上学，别提多高兴了。课堂上只要用心听讲，没有课堂完不成的作业。下课那短暂的十分钟是挺好玩的。同学们在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活动。我们那时的各种活动用具都是自己做的。只有体育课，学校的用具才拿出来大家享受。但是学校的有限，自己做的就多些，下课也可以在教室的课桌上活动。农村同学自己搓草绳来跳绳。有绳子的可以决定不要谁参加。老师偶尔也和我们一起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下雨天，泥地的操场很滑，不小心会摔倒，我曾经被摔倒过。但是同学们都要在操场上玩。

我对读书很感兴趣，比较刻苦，又喜欢答题和发问，老师也喜欢抽我答题。遇上公开课或全区观摩教学，我哪怕坐在最后一排，老师也会抽我答题。我第一次答题就是在观摩课上用汉语拼音拼出自己的姓名，受到听课教师和上课教师的好评。那时不像现在有的地方搞假，先要试讲，老师告诉学生答语。那时老师和领导来听课都是临时安排，让你措手不及。

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对连环画（小人书）有了兴趣，就一边看图，一边识字。有些不认识的就凭自己乱猜，然后记住字形去问别人，我居然能猜对。猜对了字形和字义的那种高兴劲，别人是无法体验的。

母亲见我能看书了，就叫我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她听。母亲也给我讲一些她听来的古人的故事。后来我读了这些故事，才知道母亲讲的是头悬梁，锥刺股和二十四孝中的故事。那些故事对我易生的影响很大，很多我都记忆犹新。我那时看的图书都是借的，自己根本没有买书的条件。父母是文盲，工资收入不高，学校一年只收两次学费和杂费，我没有理由让父母给钱。

大约是二年级吧，玲玲转到我们班上来了，她母亲是初中语文老师，她知道给孩子买什么书，并且中学有图书室，她可以借少儿读物。玲玲每天来就要带书来，我就向她借。我就在那时和玲玲成了好朋友。

　　有了玲玲带来的书，我就利用下课和中午那段时间看。玲玲有时玩扑克，跳绳……。有时游戏差人，她就拉我参加。我不参加，她就把书收了，不让我看。等到有人来了，她才把书给我。为了书，我就成了她的机动名额。

那时学习很轻松，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后来大一点，为了逃避家务，我把玲玲的书借回家看。有时还把老师要求写的小字多写一些。父母见我学习，他们就不叫我做事。

　　不觉小学进入四年级，学校每年“六一”要举行各种比赛。歌咏赛是集体参加，我当班上的报歌名的人，要求站在第一排，并且要穿裙子和凉鞋。我那时没有，服装全是借玲玲的，比赛完了就还给她。我们班在全校的歌咏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大伙心里美滋滋的。我和玲玲代表班上比赛乒乓球，我们居然得了了第三名。

在读八册的时候，我开始喜欢打抱不平了。秀秀成绩不好，大伙欺负她，在黑板上写她的名字骂她。我见了立刻把秀秀的名字擦掉，谁写秀秀我就写谁。这样就和同学容容打架了。我们双方把衣服撕烂。那是夏天，穿的都是手工的T恤那种。我的被撕掉线缝，玲玲去老师那里借来针线，我自己缝好了。 容容胸前被我撕烂，无法缝补 ，只好穿着烂衣服回家。听人说回家时还把衣服脱了，不让大人看见。

　　八册毕业考试，我在榜上的第三位。同学们议论纷纷，说考题泄了密。我无所谓，只要自己能读书就行。玲玲以为要分别了，送了一个三十二开的十几页的九宫格大字本给我，我舍不得用。

进入五年级，玲玲和我仍是同班，村小的也来了不少。那些没考起的同学就没读书了，蓉蓉和秀秀还是我们一个班。我们中午午休时在教室聊天，有时也看书。这时看的书又多了，因为班上又来了一位教师子女叫平平，她也喜欢看书。我和她也成了好朋友。玲玲和平平的作文都写得好，老师经常拿她们的范文作范文。她们嫉妒心强。平平告诉我说玲玲的作文是抄的，我不相信。我从玲玲那儿借来《少年文艺》看，发现了有一段话是和《少年文艺》文章中的一样，我认为那不是抄，是用好词佳句。于是我以后看书发现好词佳句，就把玲玲送我的大字本用来抄写。

　　在上六年级的最后一期，我得了贫血病。每个星期六下午放了学，都要步行四十里去城里看病。到了城里祖母家（祖母的好友）已是华灯初上，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祖母就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川香饭店吃炸酱面和三鲜面。那时炸酱面才两毛一碗，是最贵的。小面才八分一碗。我先就照祖母说的去做，后来我就把炸酱换成三鲜，把三鲜换成小面，把节约的钱来买风景画片送同学。平平是教师子女，因为她父亲的历史问题，没升学。她没零花钱，就自己做书签送同学。

我家住在小镇上，学校放农忙假时，农村同学回家劳动，我们就和老师一起到附近的队里劳动。尽管我年纪小，还是和那些女老师一起扯秧，除草，挖红苕之类的抹红苕（把红苕上面的泥去掉）。后来镇上的学生都不去，我一个人坚持到和老师一起休息。

有时放学早，我还去割草卖给农场贴补家用。后来母亲为了改善生活，自己养鸭。我每天早上把鸭子背到附近的农田里去放了后才上学。下午放学回来，用米去把鸭子唤回来。鸭子大了，自己会认路了，他们就自己回来。

农场散了，我星期天就割草回家喂兔子。兔子下崽了，我和弟弟守在旁边捉小兔。刚出生的小兔肉墩墩、红红的，那毛是晶莹的，摸起来光滑柔嫩，很舒服。弟弟经常捉小兔去母兔怀里喂奶。小兔吃奶的样子真好看，他们眯着眼，用嘴一拱一拱的找奶头，母兎也随着小兔的翻滚动一动。那些找不到奶头的小兔，弟弟就把它捉到母兔的奶旁让它衔着，看着它吮吸。

学校要参与社会活动，老师们总喜欢让我代表学校读感谢信和慰问信。记得那时镇上的戏台是在粮站里面，放电影，看戏都在那里。镇里欢送新兵也是在那台上，我代表学校，在众目睽睽中读慰问信，居然面不变色心不跳，老师和镇上的大人都觉得我不错，我父母也为我感到高兴。后来全区少先队员祭扫烈士墓，班主任老师让我写决心书，我从没写过，问了一下老师，老师给我讲了。我写好交给老师，大队辅导员抄写出来的就是我写的内容。大队辅导员老师又叫我在全区（六个乡镇）少先队员面前读决心书，我也不推迟，毅然接受了。

我所在的小学班，同学们都很努力，学习第一，各种比赛班上都拿到了名次，特别是歌咏赛，每次是第一。乒乓球和篮球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在我们毕业的时候，黑板前方的墙上贴满了奖状，同学们都为我们班集体自豪。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也是全区最多的学生。我们一个班考起了十八个学生，有一个镇才考上六个学生。

六年小学教育，老师们对我培养的方式方法，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非常感谢我的小学老师，我至今都还记得他们。 我的学生生活（二，初中阶段）
二，初中阶段
1965年9月，我考上了初中。整个镇上只考起了两位学生，其余没考上的读农中。我们那时报名除了带录取通知书外，还要带一挑篮子，或背篓。

我们这个年级一共只收了两个班，我们班只有两个乡的学生组成，另一个班是四个乡的学生组成。两个班的教室门对门，可以相互来往。我一般不串门，只是在女生院去比我年纪大的镇上住的同学寝室玩。学校规定男女生院住的学生不得互访。我当时对这个规定 很好奇，对那些男女同学饭后在一起散步、谈心感到很好奇，常常拿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

学校设在离区和镇十来里的一个鹅卵石山坡上。学校的环境清幽，生活不方便。油、盐、煤、米，都得靠人力搬运。每周总务处安排一个班去区粮站或镇上挑米、挑菜、挑煤。每天的早自习要抽一个班挑水。遇上天旱，还得用面盆接力赛——帮助附近的农民抗旱，给稻秧浇水。

我在初中还很习惯。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中等身材，外表上白白胖胖的。大家知道我是虚胖，集体劳动都照顾我。农村同学不住校，他们走读，中午在学校蒸饭吃。她们带来手工活，纳鞋底，十字绣花。我有时也向她们学。我拿鞋底就是那时学会的。我们班上村小来的学生多数个子又高又大，年龄也大我几岁。班干部就是他们当。我们原来这班同学个子都不大，只有一位石油单位的同学个子高大，年龄也比我大，她姓田，当我们班的文娱委员。她的口音南腔北调，同学们爱学她，有的男同学故意气她，把她气哭了。我喜欢和她交往，经常陪她聊天，让她星期天到我家吃饭。她告诉我，因为我不会捧，本来是我的学习委员，被村小的女生当了。那个女生比我大得多，别人都说看样子年龄很大。我对当班干部无所谓，不羡慕。班主任老师见我小，安排我当有名无实的少先队中队学习委员。

我这人一辈子单纯，不懂得与别人勾心斗角。他们班委之间，同学之间你告我，我告你，闹得不亦乐乎。老师问我，我回答不知道。我也的确不知道。小田有时要告诉我一些事，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守口如瓶。

我很怀念那时的早晚自习。那时早晚自习都没有老师到教室，早自习可以不到教室，在教室外的山坡上读书。晚自习老师偶尔来看一下，一般都是自习。我那时记忆力特好，一篇古文老师教完要求背诵，我只是在课堂上读几遍就能背。那时学的《苛政猛于虎》，我现在还能记住开头那几句文言和那篇课文的大意。别人背书的时间我就用来看书和看报。

我利用那段时间去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出口处，站在那里看报纸。只要有空时间，我就先看报，然后看书。晚自习也是一样，作业基本在课堂内就完成。没有老师的时候看小说，有老师在教室我就写大字，有时也做一点数学作业。总之，那时的作业课外花不了多少时间。也有那些课文背不到的同学，天天早晚自习拿本语文课本翻来覆去的读。

下午三四节课一般也是自由活动。我就参加打乒乓球，偶尔看一下学校的篮球比赛。

　　由于我爱打乒乓球，就参加了学校的校队。下午三四节课就可以和校队的同学一起练。校队中又是我最小，并且我们又刚进校，另一个班的也只有一个女生参加。我们下午练乒乓球时都是男生指导，体育老师偶尔看一下。我喜欢打抽球，男同学用高放球陪练。很多时间不练球，我就和不是校队的同学打。学校和石油中学的校队联欢，我就去当看客，在油中吃了晚饭，大家一起回学校。尽管我家在镇上，要经过家门口，我也只得和大家一起返校，从不请假回家。如果遇上是星期六了，也要过完活动才回家。

到了期末考试，我的学习成绩除了美术一科不理想，刚好超过及格分，其余学科都是八十分以上，最多的能上九十，没有一个满分的，平均分都要上八十。那时是百分制。我非常感谢我的美术老师，从来没有让我补考。我是经常不交美术作业的学生。有个别的学生开学后就要补考。

这样正常的学生生活还没过上一年，就听到说中央下达了5.16通知，学生要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学校在农村，没管那么多，照常上课，把这一期的课本坚持学完。我们的代数课本，老师坚持上完了三元一次方程组，和列方程组解应用题。因为那时学得牢，我在师范学起就不难，我现在还能解那类应用题。但是我的计算题很差，以至在教师教材教法考试时也出现计算上的错误。那时姚文元的《评三家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些文章接二连三的出笼，文革的号角吹响了，姚文元成了四人帮的急先锋。

学校停课了，同学们开始了徒步大串联。我们班上十几个同学步行还没走到去重庆的一半，就坐上了车，在重庆住运输电影接待站。到那时我们才知道串联坐车不要钱。在重庆没玩两天就回校了，学校已经大乱，同学们各种大字报向老师铺天盖地而去。我不懂什么，并且对任何老师没有不满，我只参加批斗会，从没发过言，从未写过一批判张老师们的大字报，这是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

我回到家里，帮助父母搞接待工作。我家住旅社，是父母所属饭店的单位。我们和公社是邻居，公社就把红卫兵安排到旅店住下。当时川东石油子弟校没搬迁，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床铺有限，曾经有段时间给他们打地铺。那时用水全靠人力挑，我和弟弟每天下午就挑水，晚上帮着父母给红卫兵烧热水，让他们洗脸洗脚。早上给他们烧水洗脸。我们那时为了快和省煤，都是用风箱 灶。上午我就帮着母亲整理房间，有时选煤渣。（把烧过的再筛一下，选去煤渣再烧。）公社偶尔也派接待员来挑水，但是挑水还是以我家为主。遇上天气好的日子，母亲拆洗被子，让我和她一起背到大水库去洗。洗十几床的被单，只要一上午，全部是手工。洗好，晾好才做中饭吃。真是又饿又累！下午被单干了，又帮着母亲收回来，帮母亲把被单用线包住棉絮缝好，晚上发给客人 。有时忙不过来，晚上照煤油灯做完。

大串联停止了，我家才松了一口气。旅社开始营业，母亲照常做旅馆的事，父亲晚上下班回来帮着打理。学校搞派性，我去了几天，发觉没意思，就回家了。我回家帮母亲做事，不到学校去了。

后来武斗开始，我目睹了派性作怪，油中的学生把镇上的人抓来打，借口他们有历史问题，打死了三人。我心里对对方派的人更不满。死者家属也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把死者抬走。这些凶手文革后期也没受到惩罚，不知他们心中手否有愧？

　　武斗逐渐升级，人们不敢出远门了，旅店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我和弟弟就不用挑那么多水了。挑一天水可以管几天。我上午帮母亲收拾好房间，下午就可以看书、做手工之类的活。

　　我的同学萍萍搬到街上来住了，我就经常去她家玩。她家有很多书，她母亲是村小教员。她家有一套五七年版本的《红楼梦》。那字繁体的多，并且是从右往左竖着看。我就去她家借来看。我每天下午没事就坐在大门口看书。和萍萍母亲一个学校的陈老师看见了 我在看《红楼梦》。知道我有很多字不认识，她就主动借一本《新华字典》给我用。我把不常见的繁体字用小本子抄下来，注上拼音，又在旁边写上别字。一套红楼梦读完，我认识了不少繁体字，比同龄人早些认识曹雪芹。

看完《红楼梦》，我又在干妈的儿子那里借了一套《镜花缘》。看完《镜花缘》，我了解了武则天，认识了回文诗这种体裁，对君子国的人非常向往，对两面国的人非常憎恶。我也是在这段时间读了《三国演义》上册和《儒林外史》全套。邻居表兄喜欢看书，我经常去他那借书。《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就是在表兄那里借的。王实甫写的剧本《西厢记》也是在那个年代看的。当时看书都是囫囵吞枣，因为我的文化程度和年龄看不懂那些书。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这话一点不假。我每天在家，从不参与派性斗争。突然，我们派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对方派的人要修理我，说我说了他们男女之间的空话。我根本不清楚对方派的事，只有小田偶尔来我家给我讲他们那派的事。同学让我去亲戚家躲一下。我想去亲戚家避难，对方一定能找到，不如去成都找自己学校的组织，对方才会没办法。我约上萍萍和另一女生三人买一元二毛钱到江津的火车票去了成都。那位女生去过成都，她带我们直接去了九眼桥重工业幼儿园。组织把我们三人安排在南郊体院。那时体院住着江津地区八个县的造反派，八个大食堂。我们的生活每天由省革委拨一斤粮，二毛五分钱。简称吃一二五（一读幺）。虽然粗茶淡饭，咸菜南瓜为主，但是我还是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书，我每天可以看书。《搜神记》文言体的书，我就是在那看的。偶尔朋友来喊我去她那里玩，我就可以省饭票加餐。那时很少吃肉，家文卖血买肉回来请大伙吃，至今我还记得。那时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怕家人受牵连。

写信就托重庆的亲友转交，父母收到信以为我在重庆。

　　在成都待了三个月，省革委派闷罐车送我们回家。我们回到合川，为了给革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全部露宿街头。镇上来看我们的战友告诉我，说我走后，父亲大病了一场。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过，就独自跑回家去住了两天。看见父母都健康，我就放心了，又回到合川。谁知我走后又发生武斗，我的被子被人偷了。我们流落街头不安全了，就只好住城里的同学兼战友家。后来不知头头们怎么协商，我们就回家了。

学校搞复课闹革命，我们回校去看了，没有人上课，只好又回家。我们家还是住在旅社，因为这是公房，是饭店租的公社的房子，我家就在那长期住，不用搬家了。

武斗平息，党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工人开始回厂上班。父亲还是在饭店上班，他们就是在武斗的时候也没停止工作。因为小镇三天赶集，农民赶集的还是很多，父母他们集体商店的职工就靠一个饭店和两个旅社养活。当时是计划经济，买什么都要票证，但是农民可以用大米在饭店吃饭（大米抵粮票，补差价）。

　　六八年的下半年，父亲开始生病，我就帮父亲料理他的业务，当出纳和采购。赶集天去集市买菜和干猪草，别人买的，我见发票付钱。职工病了的医药费报销没有规定时间，今天你一张，明天他一张。那些职工都到我家来，我给他们钱。为了方便协助父亲工作，父亲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他们报销的比例，让我给那些拿发票来的人报销。父亲不在家，只要我在家，他们来报销的人都不会走冤枉路。父亲钱柜的钥匙我也有一套。我从来不拿父亲的公款买东西吃。要买什么直接告诉父亲。父母从小就信任我，不太相信弟弟。父亲病重了，母亲要上班，我白天要照顾父亲，给父亲煎药，晚上去饭店清理当天卖的钱和粮票。看见会计记好账，我就把钱和粮票带回家放在抽屉里锁上。

　　我那时一边煎药一边在灶边看书，有时在卧室外面大屋子看。父亲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卧室里，从不喊叫。我怕母亲骂我，听见母亲下班回来的脚步声，就赶快放下书，站到父亲病床前。父亲也不向母亲告状，这是我至今还觉得愧对父亲的事。我那时不懂事，祈求菩萨保佑父亲病好，哭诉自己减寿，让父亲活着。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晚上我和哥哥两兄妹熬通宵了。后来没办法，我和哥哥两兄妹晚上轮流守候。我白天还得帮父亲煎药，做父亲的活。那段时间没法看书了，心里想的就是好好睡一觉。

　　一九六九年农历正月十一，我的父亲没留下任何话语，默默地离开我们母子三人。

　　父亲走了，母亲一人做不了旅社的活，就到饭店当饲养员——喂猪。母做完份内活还帮别人洗碗，择菜，做一些杂活。赶集天母亲就帮别人收碗，抹桌子，我就帮母亲挑潲水，砍猪草，打扫猪圈……一系列杂活。

　　三月份，开始知青下乡了，学校来动员，母亲说父亲才去世不久，让我在家多待一段时间。母亲不想让我当知青，就找区里领导，让我顶替父亲的工作。领导答复没有政策，就是顶替了也会退回。

　　这么乱七八糟的生活，就是我整个初中阶段。因为在我的履历表中，这段时间都属于我的初中时间。 我的学生生活（三，中师生活）
　　
由于历史因素，我这批读中师的学生十月份才接到录取通知书。接到录取通知书，本以为梦寐以求的学生生活开始了，没想到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到了学校，校长作动员报告，告诉我们现在读的是合川最高的学府，我们的名称不是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因为我们的同学来自社会各方面，有部队退伍的士兵，农民，知识青年……

那时的课堂教学结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学习，经常开大会“批判林彪孔老二”，简称“批林批孔”。批孔的“克己复礼”就是批判孔子恢复周礼，含沙射影攻地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政治老师讲儒法斗争史，语文课古文也围绕这个宗旨。“批林批孔”还没结束，又开始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指邓小平，影射周恩来总理是保皇派，是邓小平的保护伞。大会上全是师生们千篇一律的发言，都是从报纸、杂志上抄袭来的。可能是老师嫌我们的基础差，发言的全是那些班干部和团支书，党支委成员，没我们的份。我就坐在大礼堂的后面，偶尔可以看《学习与批判》杂志。那是我们的学习委员小孙从重庆带来的。一般买不到，她妹妹在重庆银行上班，她自费订的。小孙每次从家里带来，都先给我看。

　　小孙是个很能干的重庆渝中区人，在合川很偏僻的一个乡当知青。她家三兄妹落户在一个队，他哥先离开农村，招工到重庆饭店，妹妹顶替她母亲在银行工作。她表现不错，不和哥哥妹妹争。靠自己的表现最后出来。她的人品很好，人又能干，对人和蔼可亲，深得人心。我也最喜欢她，经常和在她一起，主动当她的助手。我经常对她说：你若是个男生，我一定追你。她就笑着骂我说傻话。

　　小孙写得一手好字，不管铅笔字还是粉笔字，写起来都很流利，让人看了感到很舒服。她办板报就让我帮她出谋划策，选刊头，选文章都喊上我。她有时干脆把资料都给我，让我选，听我的设计建议。她有时写文章断了思路，让我给她想一句来连接。我往往都能按她的指令做，她对我也刮目相看。她在劳动和生活上也很照顾我。

　　我们那时的学生成绩参差不齐，初中三个年级的学生一个班。有的班还有小学生。我是班上年纪和学历都小的那种人。我喜欢学习，上课专心，加上小学的汉语拼音基础好，学起来不费力。那些初三的、比我年长的、还需要我的帮助。他们除了美术比我好，其余学科都不及我。我一般不常和他们来往，经常和小孙，凤两位女生一起。这两位女生是我们班上最能干的人。凤是初六七级的学生，小孙和我一样是初六八的。我们都当过知青，有相同的命运。我们班的男生年龄都比我大。他们和老师的关系很僵，差点动手打架。我们原来那位女班主任很好，她和同学们相处和睦。后来那位女老师调走，男老师的工作方法不对头，和个别男生简直像冤家对头。课堂上小题大做，讥讽自己的教育对象，不批改那男生的作业，课后聊天也说学生的短处，我很反感。不过，我是敢怒不敢言。

　　我们读书的时候校长是工农干部，喜欢搞劳动建校。下午大多数时间安排同学们抬石头修学校的围墙。饿了就让厨房蒸馒头给我们加餐。我们当时读书不交生活费，只交讲义费，课本费。因为当时的一些辅助资料都是油墨印的，一不小心就会把字弄花。有时手上也要被弄起油墨。我们修围墙是在冬天，一般饿了就到厨房里抬自己种的红苕来充饥。学校周围有很多地，每个班都划了的，由学校统一部署种什么。那时我们吃的菜几乎是自己种的，特别是南瓜，要吃很久。学校把节约的菜钱在市场上买黄鳝来给我们改善生活。那时学校有鱼塘，吃的鱼也是自己养的。那时每月十二元的生活过起还舒服，因为那是计划经济时期，就是买豆腐也要计划，更何况吃肉。因为学校喂了猪，我们每个星期可以吃两次好吃的。（鱼，肉之类的。）

中午同学们在寝室聊天，多数时间我在教室外面的榕树下看书。有时在寝室也参加同学们的关于语法知识方面的一些简单的讨论。在讨论中，我的正确率最高。有的同学奇怪地问我 怎么知道答案，我回答很简单：课堂上老师讲了的。他们不相信，说是老师专给我一人讲的。我笑着说她们，谁叫你们上课开小差？那些答案的确是课本上有的，有的是语法书上有的。那些比我大的同学他们想的可能和我不一样，或者他们读书的时候基础没我好，没我喜欢看书，他们总觉得老师讲的听不懂。我们班上比我大的都是农中初二和初三的学生，他们的基础和接受能力真的不如我好。我喜欢看书，又喜欢独来独往，班主任老师经常说我很固执。我的作业经常比一般同学先完成，他们都喜欢看我的作业，个别同学还要抄我的作业。我好心劝她，反而惹她不高兴，为此我们还闹过别扭。有的同学批评我说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那位同学，伤了她人的自尊。我还是坚持自己没错，直到那位大同学主动招呼我，我才开始和她说话。

我们在学校图书馆借书，一般只准借一本。我对图书馆黄老师软泡硬磨，一次可以借两本。一本放在教室，我做完作业和下课可以看，中午不睡午觉也可以在教室看。另一本我放在寝室，在熄灯前和没事的时候看。那时我可以在学校图书馆借别人借不到的书。由于借还诚信，我毕业后还托人在黄老师那里借过书，一直到黄老师退休。

我那时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在学校打理个人卫生后，就到学校风琴室学弹风琴。只有星期天风琴室的人才不多，大多数去城里玩去了。我和其他班的少数几位同学在风琴室弹风琴。我自弹自唱当时的《工农兵学员之歌》，心里感觉挺自豪的。

我们那时星期六也要上课，只有连着元旦的星期，在星期五吃了晚饭可以回家。城里的同学他们就不吃晚饭，我们区乡的吃了晚饭太晚，就约上其他班的一起步行几十里回家。还没走到家，城里就华灯初上了。好在夏天有月亮，我们就在月光下走回家。为了不迟到，第二天吃了中午饭就得启程返校。冬天我就很少回家了，有时差什么，母亲就让玲玲给我带来。玲玲后来在我们乡当了耕读小学的老师，她每个星期就要回城里。她回家就叫我去她家吃饭，或者给我带好吃的来。

放暑假了，玲玲还是住在乡下，她回家了，我就给她看家。她回农村，我就去她那里和她一起吃住，帮她打理菜地，一起去队里的天然气灶煮饭，煮一餐吃两顿。因为他们煮饭要排队，农民除了煮饭还要煮猪食，并且还要隔一天才能煮。他们的所谓天然气灶，实际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面打很多个圆洞，把鼎锅放在洞上，看见煮开了就搅拌一下，免得煮糊。煮好了的把鼎锅提开，让下一个煮。有时煮饭的人家里有事，就叫其他人帮忙。那个煮饭的小屋，一年三百六十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哪里煮东西。那熊熊的火苗也从来没熄过。玲玲不煮天然气那天，就在家里烧柴煮饭、炒菜。我就给她打下手。我在玲玲那里也只过了一个暑假，第二个暑假就分配了。

　　短短的学生生活一晃而过，书本知识没学到多少，实习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班实习分几个大组，我们大组是在本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区。那时不通公路，整个乡还没有我们这里的一个村的房子多，并且也没这么热闹，冷冷清清的。我们实习的完小也不及农村的一个大院子大。不过，那里的班级倒是齐全，学校也有伙食团。学校的生活不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能经常吃到猪肉。因为当地人尊师重教，学校可以造表多买猪肉。我工作的镇则相反，老师买不到好肉。（就是现在的肥膘肉）

虽然偏僻，但是每个班的学生还是不少，一般最少也是四十多，不像现在，有的村小一个班只有十来人。我们实习的是五一班，全班四十五人。我们先见习两天就上课。我们小组三位同学，两位女生，一位男生。男生是复员退伍军人，是和我一样的学历。（初六八级的学生，他读的是农中，语言表达要差些。）在试讲的时候，那位女生处处找男生的麻烦，说男生这也不对，那也不是，没表达清楚。我有时看不惯了，就故意刁难那女生。遇到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提些问题让她答不出来。我们试讲的时间大部分让那位男生讲。我则乐着在班主任老师那里借书看。

我们实习就三人包一个班，当时觉得很轻松。我和同伴商量搞一个主题班会，同伴没意见，我们又征得班主任老师同意，放学后把学生留下来排练。那时学生叫红小兵，我们结合当时政治因素和课本知识，让学生背顺口溜，做动作表演，有的节目全班参加。那些成绩差的背得特带劲，把课本上的短诗背住了就表扬他们，再给他们加点简单的动作，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们搞的主题班会是《红小兵越战越强》。我们三人（实际只两人）的这个主题班会获得了师生的好评。我们三人也是每科都要实习，但是主要的还是语数两科。

我们实习完了，临走时学生拉着我们哭，真是难分难舍。那个学校的老师、校长欢迎我们毕业后去那里任教。我本来有心想去那里，可是回了一趟家，觉得路太远了，要走大半天小路和山路，真是太难了，遇上下雨天根本没法走路。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回本区，不回本乡。因为我回本乡，弟弟就不能留一，就要到农村当知青。我由学校统一分配，回到本区。由于没有关系和不让弟弟去当知青，我就被分配到离家十几里远的一个村小任教。

我一生中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我期待学生生活，我还想回到小学和初一时那样的学生生活。

我退休后和同学聚会照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