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参军入伍 半个世纪军魂永铸

沈忆成

前 言

今年是我们入伍50周年的日子，半个世纪前的1972年12月，我们从学校、工厂、农村应征入伍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第25团。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当年的热血青年变成了花甲老人。回忆往事我们心潮澎湃，相约拿起手机书写军旅生涯中的历历往事，以此来纪念和庆祝这个独属我们的美好日子。

题字：胡吉星，山西万荣人。1971年入伍，历任坦克25团坦克九连战士，坦克三营书记，坦克七连副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组织股长，坦克七师宣传科副科长。1987年转业到地方，在运城经济管理学校任学生科长，运城市地震局副局长等岗位任职，2013年退休。

　　自幼酷爱书法，钟情诗联，闲暇之余，临帖不辍。善工行草，以隶书见长。其书风既有魏晋神韵，更具军人风骨。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运城市直工委书协理事，运城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运城市楹联协会会员，其作品曾多次入选各级书展並获奖。

目 录

一、刘和国（4篇）

1.《团结战斗的一营一连一排一车》2.《可亲可敬的首长 终生难忘的教诲》3.《全新的挑战》4、《铁骑翻越火烧岭》

二、王金增（3篇）

5. 《偶遇军嫂》6.《摩托训练队三件事》7.《老班长的胸怀》

三、朱振芳（特邀嘉宾）（1篇）

8.《画笔绘出军旅情》

四、齐彦收（3篇）

9.《我是一名幸运的顺平籍兵》10.《今生今世忘不了的坦克九连》11.《坦克七连我的家》

五、赵文龙（4篇）

12.《告别父老乡亲》13.《特招“体育兵”》14.《高平接兵》15.《演兵宣平堡（1973）》

六、刘同周（1篇）

16. 《车轮滚滚汽车兵 艰苦奋斗铸军魂》

七、王忠义（1篇）

17、《挖窖遇宝》

八、路元（2篇）

18. 《走进军营》19. 《四载风雨工兵连》

九、乔克强（1篇）

20.《我在北装搞革新》

十、张国强（1篇）

21. 《802演习侧记》

十一、许敬忠（特邀嘉宾）（2篇）

22.《一次特殊的训练课》23.《祝贺73年战友參军五十年》诗三首

十二、刘森林（2篇）

24.《开坦克追兔子》25.《亲历1976核试验》

十三、张瑜（1篇）

26.《那年我在师部游泳集训队》

十四、马玉庆（特邀嘉宾）（1篇）

27.《我在坦克七连难忘的几件事》

十五、李绍华（3篇）

28.《侦察兵夜送急件遭冻伤，卫生员战友情真保耳朵》

29.《演习夜官兵暂宿破驴棚，同甘苦巧劝连长卧料槽》

30.《风雨迷途路遇好心向导，提高警惕不忘敌情在心》

十六、林金友（3篇）

31.《一个业余文艺兵的军旅小传》32.《五十年军营再回首》(散文诗)33.《我珍藏的绿色军衣 》(散文诗)

十七、乙舒平（4篇）

34.《一期难忘的黑板报》35. 《考等级》36.《打赌赢罐头》

十八、沈忆成（7篇）

37. 《报务情缘 》 38. 《我与朱振芳的二三事》39. 《我的1977》 40. 《送别战友李喜根》 41. 《跟随秦基伟将军重返太行山》42.《怀念老首长董连全》43.《亲历802 》

目录1

团结战斗的一营一连一排一车

刘和国

一、一专多能练就铁甲精兵

1973年1月新兵连生活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坦克一营一连，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她浴血奋战痛击美国佬取得辉煌战绩，被中央军委授予"铁甲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我被分配在一排一车。一车是排长车，排长即车长。排长李振江（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驾驶员张习文（1969年河北邯郸市入伍），二炮手戴锁财（1973年河北定县入伍），我任一炮手（俗称炮长）。我们这个四人组成的坦克部队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在排长领导下，很快便融合为一个团结和谐的小集体。

排长是老坦克兵了，是连里出名的技术能手，虽然是炮长出身，但刻苦钻研，坦克业务样样精通。他特别注意对全排进行一专多能教育和培训。他对我们讲：“坦克兵一车四个人是一个整体，平时执行任务，战时消灭敌人，靠得就是密切配合。平时四人在专业上要互通，关键时能够互补。”所以平时，我们在认真完成各自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后，都要在排长的组织下，经常学习一些其他专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比如，排长（车长）有计划按步骤的教会了我A一220坦克电台的使用。驾驶员教会了我和二炮手如何给坦克加柴油、換机油和日常的坦克动力与传动部分的简单保养。二炮手和我一起学习一炮手的射击知识与技能。我也抽时间练习并学会了二炮手装弹（炮弹和机枪弹）技能。我们四个乘员三个专业（通信、射击和技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其乐融融，形成了一个高度协调一致的战斗整体。后来上级正式下发文件要求在坦克部队开展一专多能训练时，我们已经坚持这种学习训练很长时间了。

二、一次难忘的默契配合

1973年8月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举行"华北地区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简称"坝上演习"，参演部队为坦克7师和65军195师583团、584团两个步兵团。坦克25团作为坦克7师的主力团，也是当时坦克7师编成内唯一装备59式坦克的团。25团在演习中的两大任务是：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在馒头山实施夜间突击；一营三营配属584团在宣平堡实施反空降，演习期间叶剑英元帅亲临现场观看并指导了演习。

8月份全团驻训张家口地区万全县。由于经常实车演练，大大增加了我们钻研本专业，熟悉旁专业的一专多能学习机会。正是这种一专多能学习训练，既加深了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的情谊，促进了小团队的内部团结，也提高了我们这个战斗单元的战斗力。

一次难忘的配合，既检验了这种学习训练的效果，也成功避免了一次重要演习中的训练“事故”。那是正式演习前的一次重要预演，尽管我们认真仔细地检查车辆，进行了充分准备，但是百密一疏，忽略了我们车正在使用的车外油箱，而且车外油箱中的柴油也快用完了。按规定坦克在执行任务前，驾驶员要根据任务计算耗油量，选择所使用的油箱（59式坦克前油箱217升、中油箱315升、外油箱280升），按照规则，外油箱在战时要首先使用。

演习过程中，需要通过一个冲击路段，那是一个较长的坡坎，坦克需要加油猛冲才能顺利通过。当进入这个路段后，我听到发动机声音有些异常，我意识到该換油箱了，好像本能反应似的我立即钻到战斗室底部，用驾驶员教给我的方法非常利索地換好油箱（油路由外油箱換为前油箱）并排空了油路中的空气，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总共也就几秒钟。随后我又很快坐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刚接通工作帽，就听驾驶员喊“炮长，換油箱！”我马上回答“换好啦，加油！”坦克轰鸣向前，沒耽误一秒，圆满完成了预演任务。如果当时未能及时更换油箱，就会导致坦克熄火，需要切换了油箱再重新启动，排了空气，就会耽误一段时间（大概十到十五分钟），影响演习顺利进行。而且一辆进攻中的坦克突然非正常停车，导演部和观礼台都会看得清清楚楚。返回驻地后，排长和驾驶员都夸我机灵，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出丑”。我说这是咱们车一专多能学习训练的成果呀！难忘的火红年代，难忘的青春岁月！

坝上演习期间，一次训练归来，在万全县东湾村坦克一营停车场，电影组长朱振芳给我拍了这张我一生中最为喜欢的一张照片。

目录2

可亲可敬的首长 终生难忘的教诲

刘和国

2020年秋季的一天，我与同年入伍的老战友陈志广相约结伴到保定探望耄耋高龄且患病多年的老政委王振英。老政委在家中因病情所致话语虽少，明显消瘦，但见到曾经是老部下的我们后，眼神、面容顿显和蔼可亲，谈兴渐浓……分别时老首长虽然步履蹒跚，仍执意送我们到院中。我们真挚祝愿老首长能长寿常乐。

两年后的今天，当得知老政委去世的消息时，我是那么不愿接受这一噩耗，黯然神伤。回想在他麾下工作、生活的过往岁月，历历在目。

老首长掌兵严格、严谨。1972年底我们入伍到坦克25团时，老首长是团政委，团党委书记。作为连队坦克驾驶员出身，又经战火历炼成长起来的团主官，他在全团指战员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工作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严格是全团皆知的。1975年8月，我调任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在团机关工作了几年，有幸经常接触首长，特别是时常跟随首长到基层连队。在训练场地，可见他亲自在教练驾驶椅上利落娴熟地换档、刹车、转向等示范动作；在坦克换季场地，可见他俯身动力舱倾听转速的身影。他作为我军装甲兵干部军政技兼优的特点集于一身。在日常工作中，零距离观摩老首长调查研究和处理问题，感受首长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和薰陶，对我后来的成长进步有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老首长教诲语重心长。他在正常的工作之外，也是经常不拘一格，多种方式的关心和帮助教育我们机关工作人员。像我这样入伍不久就到机关工作的年轻人，得到首长耳提面命式帮助的机会更多一些。197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趁同宿舍参谋探亲休假，夜间加班攻读参谋业务书籍。熄灯号响过仍未关灯，不久有人敲门而入，是王政委。他伸出手中一个白搪瓷杯问我，作训股仓库还有无白漆？补一补茶缸磕碰掉的瓷。我看到茶缸上“赠给最可爱的人”几个红字，知道这是政委使用二十多年的抗美援朝带回来的宝贝，心生崇敬，立刻喊仓库保管员过来把缸子拿去补漆。宿舍里只有政委和我两人时，因首次工作外单独见政委，我有些局促不安和紧张。政委见状，语气温和面呈微笑地和我唠起家常。我缓和下来后，政委亲切地对我说：小刘，你来机关这段时间好学上进，干得不错。但你不能仅仅学习参谋业务，干好参谋工作，要在这些基础上拓展。你要看你所在的司令部担负的全部训练、管理、战备和指挥任务；看你的股长、参谋长是怎么工作，要眼晴看、脑子记、心里琢磨。不能光看眼前，要想着全局，才能完成好参谋任务。更要想着以后，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坦克25团要靠你们传承哪！

政委说话时语调平和，娓娓道来，使我深感彻悟。平时不苟言笑的首长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心中倏然升起一种庄严和神圣。这场看似不经意的闲聊既隐示了组织和领导的鼓励、期望，也明示了努力的方法和方向。话虽不多，但份量很重。既有压力，又倍感亲切，这使我产生了不辜负组织和首长期望，扎根军营，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力量。我想，那是我军旅生涯的启蒙，它激励鼓舞了我的一生！

自从聆听政委的教诲后，我就有意识地观察、学习首长和老同志们的工作思路和实践，认真思考、领略有用的经验、方法和艺术。有一年年终总结，我按本职范围写完全团军事训练、战备工作和野营拉练工作总结后，才要想稍微放松一下时，参谋长嘱咐我帮助某股写年度工作总结，我想起政委先前教诲，欣然接受这一额外任务。在该股股长的指导下，又是一通调查研究、了解全年状况、提取典型事例、归纳总结经验与不足，最终形成军事文书送审通过。其后被参谋长将这次受命完成仼务改为表扬称赞是完成本职工作后，主动帮助兄弟股工作，完成了司令部两大重要部门年终军事文书上报下达。这也使我领悟到领导机关的全局观念意识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体现。若干年后我也走上团参谋长的工作岗位，心里常把老政委和老参谋长当做标杆学习效法。

由于心中总记着老政委的教导，自勉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和积极进取精神，把在老首长们身上学到的强军意识、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逐渐融合应用在自己工作实践中，既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奉献，又使自己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得到了锻炼，在连营团三级主官位置上，因工作成绩突出各荣立三等功一次，并逐步成长为师级干部，1998年获晋大校军衔。

回首往事，总忘不了体现组织关怀和培养的老首长们的谆谆教诲和工作指导。他们教授给我的，不仅仅是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更有光荣传统和军魂！

谨以此文悼念可亲可敬的老首长王振英政委。老兵未逝，精神永存！

目录3

全新的挑战

刘和国

1994年国庆节后，我调到陆军参谋学院工作，步入了军队院校教员行列。因为提干后一直工作在排、连、营、团等各级的军事干部岗位上，当教员是个全新的挑战，一切必须从头学起。就在刚当教员不久，还没有走上讲台时，组织上找我谈话，准备让我担任某教研室领导。当时心里很忐忑，既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又怕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虽然也经过军队院校的正规培训，但毕竟不是教员培训班，自己以前也沒有当过教员，心里沒底。所以，我如实向组织上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怕不能胜任，耽误了工作，请组织上慎重考虑。”

几个月后，上级的任命正式下达。到任前组织上再次和我谈话，宣布命令后，干部部门领导向我介绍了该单位的大概情况，大意是：该单位目前工作上有些不足，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学院教研室行列中处于下游状态。首长鼓励我大胆工作，尽快熟悉单位情况，发扬长处，克服困难，用最短的时间，带领教研室走上正轨，争先创优。就这样，我怀着一定把工作干好，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希望的信心，走上了教研室主任的工作岗位。

作为军级军事院校的教研室，虽然级别较高（正团），但属于基层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设专职政工干部，教研室主任军政一肩挑，行政上是军事首长，党內是支部书记。到任后，在上级党委和首长的领导下，我按照自己的工作思路，制定了工作计划。通过和大家逐一谈话交心，既对单位的基本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要求大家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工作和事业为重，摈弃前嫌，同心同德，把教研室工作做好。在逐步统一了大家思想的基础上，成功改选了党支部委员会（该教研室曾在党内选举时出过重大纰漏），教研室的各项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进入了正常状态。

教研室的另一个特点是从主任到教员，都担负一定的教学任务。我沒当过教员，先天不足。而作为教研室领导，又必须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让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因为我上任时正接近年底，院校分配第二年的教学任务时，在广泛征求意见，合理安排教学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我主动承担了《坦克团xx地区进攻作战时的司令部工作想定作业》（用时13天）和《坦克团xx地区防御作战时的司令部工作想定作业》（用时7天）教研室两大主要课题的教学任务。我认真复习了在院校学习时的学习笔记和资料，仔细研读了教学大纲、学院的教学计划、总部颁发的条令条例和教材，虚心地向老教员请教，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反复练习并试讲。直到自己建立了充分的信心时，才正式走上了讲台。我所承担的这两个课题的教学均获得了成功，在学院的教学会议上受到了首长的表扬。作为上任不久的教研室主任，登台教学的初步成功，不只是完成了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由于教研室的重要教学课题，要求当时沒有教学任务的教员必须全程跟课，我授课时室里的教员们也跟着一起参加教学活动，他们通过跟课和其间的交流增进了对我的了解，拉近了情感上的距离。也增加了大家对我这个外行当好教研室主任的信心。

经过三年的共同努力，教研室形成了互帮互助团结奋斗的良好风气，各项工作蒸蒸日上，在圆滿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也捷报频传，连续三年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教研室党支部被评为学院先进党支部，教研室跨入了先进行列，我本人也被评为总参系统优秀党支部书记，连续两年获得学院的特殊贡献奖。

四年多的教研室主任工作经历，我深深体会到：遇到新的工作岗位新工作环境时，紧紧依靠和发挥党组织力量的同时，就个人而言，外行不要紧，只要肯学习肯钻研，虚心求教，勤学苦练，把自己变成内行，就能胜任工作，做出成绩。

目录4

铁骑翻越火烧岭

刘和国、张国强、许敬忠、

沈忆成、要还旺、乙舒平

1975年11月初，坦克25团进行了为时20天的摩托化野营拉练。几位战友从不同侧面记叙了那次拉练，特把几个故事编辑成集献给大家。

一、火烧岭拉练侧记（许敬忠、刘和国、张国强）

火烧岭地跨山西省广灵县、浑源县、阳高县、河北省阳原县，属恒山山脉北支。相传明代这里松林覆盖，山上有座红莲寺，寺中和尚众多，四季香火不绝。后被义军占领，官兵进剿，焚林毁寺，故名火烧岭。火烧岭山体成东西走向，东接大山，西隔刘家沟，与刘棱山相望。主峰名：晴天背，位于阳原境内，海拔2045米，是阳原第一高峰。

坦克25团此次拉练，从浑源县驻地出发，途径广灵县，目的地是阳高县的熬石公社。全团共出动59式坦克29辆，汽车80辆。11月9日晚部队进入紧急状态，完成疏散。凌晨5点编队出发。出浑源向东北，过浑河，走S303省道，进入广灵县境，行至013乡道，转向正北。

中午时分部队到达阳高境内的“火烧岭”地段。车队在山下暂时停下，准备由此翻越火烧岭。这里地势十分险要，从岭下到岭上的公路盘旋而上，需要通过几十个小于九十度的“胳膊肘”拐弯。由于日前降下大雪，道路泥泞十分难行。按行军序列坦克在先，汽车在后。每个拐弯之处，路面经坦克履带反复的碾压和拧搓，顶端大都出现了五六十厘米到七八十厘米深的大坑。按履带车辆的通行能力，这样的路面没什么困难。可苦了轮胎车辆，解放车每通过一个拐弯，需要反复倒、进两三次才能过去，遇到更深的大坑还要用铁锹填一填才能通过。为了预防乘车人员的伤亡事故，团领导立即下令：“所有乘车人员，背包留在车上，以连为单位徒步翻越火烧岭。”

为保障安全，全团技术干部都乘解放车撒出去做调整哨，三营副营长刘子祥带车，运输连71年老兵王建泽开车，在部队行进前先把调整哨撒出去。有一处下坡急转弯，非常不好走，司机将车一点一点地挪，可是车辆一个劲地往外侧滑，就是转不过弯来。如果动作过大，车辆就有可能越过大坑，冲下山去。刘子祥当机立断让所有乘车人员都下车，然后指挥让司机挂倒挡，想把车倒上去。但车根本不往坡上倒，带着防滑链的车轮也仍然是原地打滑。最后只能叫司机把方向打死，指挥大家在车前硬推车头，就这样一寸一寸地挪，才转过这个弯儿。人员重新上车时，刘子祥说：“我的责任太大了，25团的技术干部全在这辆车上，如果出了事故，再过三年25团的技术力量都缓不过劲来，那就是我的罪过。”

全团在火烧岭的翻越过程中，几出险情。但我英雄的坦克兵，凭着过硬的技术，和科学的指挥，克服重重困难险阻，顺利通过了火烧岭。

这次拉练，全团出动的坦克都是教练车，三个营轮换着开。开始是一营，一营与二营交接车辆，是在浑源去广灵的公路边上。因公路左侧是山崖，坦克停在公路右侧，一营的驾驶员并没有发现公路右侧下方是一处老百姓的窑洞，停车时坦克靠右多了一些。车辆移交给二营后，二营的驾驶员上车发动，坦克刚一离开原地，下面的窑洞就塌了，幸好窑洞内沒人，沒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坦克停车时垮塌了，坦克就会倾斜，或直接掉下去，那样麻烦会更大。

二、火烧岭上神枪手（刘和国）

当年过火烧岭的拉练路线是陈森林副团长、郭树田参谋长带领胡学云参谋和我勘察确定的。拉练计划是我起草制定的。部队过火烧岭时，我带一辆解放车做收容车（因为沒有掉队的，所以一个人也沒收容），是全团最后一个通过火烧岭的。待我们到达宿营地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风雪火烧岭，印象特别深。

今天给战友们讲的是勘察拉练路线过程中的小故事，故事没什么离奇的情节，却让我零距离领略了神枪手的风釆。1975年9月下旬的一天，陈森林副团长带领我们勘察冬训拉练路线，到达火烧岭时已是下午时分，我们乘坐北京212吉普车沿预定路线从火烧岭南面（阳面）上山。到达山顶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陈副团长喊停车。原来，他发现了路左前方约20米处有一群斑鸠。坐在后排左侧的郭参谋长说：“刘参谋取枪。”我马上把放在后排座位后面的小口径步枪装弹后递给了参谋长，郭参谋长熟练地把枪伸出了车窗外，向斑鸠群瞄准，“叭”的一声，一只斑鸠倒地，其他斑鸠不跑也不飞，而是在那里东张西望，好像要闹明白枪声是从哪里发出来似的。“叭、叭、叭......”又是几声枪响，一枪一只，又有几只斑鸠倒地。参谋长问：“够吃了吗？”副团长说：“够了。”我和司机下车去拣斑鸠，记得是六七只，都挺肥。开车后大家都夸郭参谋长是神枪手，弹无虚发。而更让我叹服的是参谋长接下来的又一次射击。

下了火烧岭，天已经黑了，小车在桑干河边树林中沿着乡间简易公路向阳原县城行驶，突然车前五六十米的路上蹦出一只野兔子，沿着汽车灯光向前奔跑。副团长让司机减速，问郭参谋长能不能打？参谋长说：“能！”不等参谋长发话，司机已经减速停车，我也将小口径步枪递给了参谋长。这时，野兔子也不跑了，掉过头来面向汽车成直立状态，距我们大约30米左右。参谋长把后车门轻轻打开，把枪架好，问：“打脑袋还是打胸脯？”副团长说：“打胸脯！”“叭！”枪响了，兔子沒有立即倒地，而是掉头沿着灯光疾速飞奔，我们都以为沒有打中。这时参谋长说：“追吧，它跑不远了。”我和司机下车急忙去追，大约跑了五十米后兔子倒地而亡。我们拣起来到汽车灯前一看，兔子的两条前腿中间正胸脯处一个弹洞。大家都很惊讶，打得真准！那天晚饭虽然吃的晚了些，但我们享受了一次真正的野味。经过阳原县招待所大厨精心烹制的傻斑鸠和野兔子肉......真香啊。饭桌上副团长告诉我们说，郭参谋长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培养出来的神炮手，坦克炮打靶次次优秀。沒想到十几年过去了，威风丝毫不减当年，射击技术还是这般高超，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小口径枪也能指哪打哪，弹无虚发！神炮手神枪手，名不虚传！参谋长的两句话“够吃了吗？”和“追吧，它跑不远了！”看似平淡，却透露出神枪手的镇定自若和不容置疑的自信与威严。

三、铁脚踏破火烧岭 红色电波保畅通（沈忆成）

1975年11月坦克25团那次拉练我参加了，当时连里派我们一台携带一部15瓦电台通信车跟随司令部行动。指挥连编制三个建制台，每个台配备一部15瓦“八一”电台和一辆BJ212电台车，电台车虽然编制在指挥连，但平时由团小车班管理。只有进行运动通信训练或执行任务时，我们才能使用它。三个台的战时任务划分是：一台随团基指，二台随团前指，三台随团后指。连里特别重视一台的人员配置和队伍建设，所以我们一台也是连里技术力量最强的台，每次重大任务总是落在我们一台头上。

这次拉练连里派台长剧连贵和我随车行动，我们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准备车辆。首先去修理连拉两块充好的坦克电瓶，用于行进间给15瓦电台供电。然后电台上车，车上有固定电台的架子，和可折叠的小桌板，安装拆卸电台很简便。最后就是准备便携式高架（20米）双极天线，它由两副6公分粗10米高的多节铝制支撑杆（含拉绳），及20米天线组成，一套便携式双极天线并不重，两个人就可以轻松携带，但挺占地方，与两块坦克电瓶一起放在通信车后备箱里，占的满满的。BJ212电台车内，安装了“八一”电台（含收发信机），车后座靠背后面是车载电台电源，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再加上我们三个人的背包，车的后排座仅剩下一个人的地方了。所以车内只能有两名报务人员随行了！

通信车上随车装备的是4米鞭状坦克天线，它的通信距离很近，通常不会超过15公里，坦克师、团之间的指挥通信距离一般在30—50公里，就是说电台车在行进间使用4米鞭状坦克天线，是不能保证师团之间的正常通讯联络的，勉强收信还可以，但是发信就不行了，通俗讲就是只能“听”不能“说”。

出发时我们的车紧跟在团首长的车后面，随后就是机要股的车。车一动就是全程无线电静默，一是因为天线效率的原因运动中几乎无法发信，二是要隐蔽行军企图。为了保证与师指的通信畅通，我和台长都紧扣耳机，严密收听师指电台信号。如果有电报，只能在运动中抄收。如果需要重复报文，就必须停车就便快速架设双极天线。两个训练有素的报务员一般3到5分钟就可架设完毕，而且还可以做到边架设边通报。通报完毕1分钟内就可迅速撤收，马上开车，上车就走。那天一路上非常安静，师里没有一份电报。师指台只是不时地呼叫我们几遍，也不用我们回答。我们就借此机会调整一下收信机，防止跑频丢失信号。

那天，整整一天我都在电台车里没动。到了火烧岭下，车队停了下来。坦克车队从后面开了过来，当时应该是坦克二营，我认出五连的孙彩光在坦克车上，他行进之中，我俩相互挥了挥手打了招呼！

看着坦克一辆一辆从我们旁边经过，轰隆隆地开上了火烧岭。坦克一过，我们的车队也开始行进了。雪后的路特别泥泞，没走多远，就发现坦克把路都压烂了！特别是每个拐弯的地方，被坦克碾出一个大坑，司机挂上了前驱动，沿着坑边一点一点往前拱，有的地方人还得下车帮着推一把，台长命我在车上认真收听，他经常下车帮着推一把。小车有前驱动，车体也小一路上山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大车可就苦了，几乎是一辆一辆推上火烧岭的。

晚上到达目的地。由于天气太冷了，又加上我一天都窝在车里没动弹，到了目的地，下车时脚一着地，腿就不听使唤了，一下子坐在了地上！被别人扶起来，但走不了路了。卫生队的救护车就在附近，赶紧叫军医看了一下，军医检查了一下说：“没事，原地走几圈，活动开了就行了！”我们跟台长赶紧找到分配给我们的房间，卸下电台搬进屋子，架好天线，接好电源，此时天色已晚，立即和师指沟通了联络，还没顾上去吃饭，师指就立即有电报过来。那晚师指电台的信号格外好，顺顺利利抄收好电报，给机要股送去，我们才替换着吃了晚饭。

晚上我去上厕所，蹲下去就站起不来了！急忙喊人帮忙，把我扶了回去了！房东给烧了洗脚水，经过热水泡脚，热毛巾敷膝盖，才感觉好多了。但以后膝盖就落下了毛病，一遇阴天就隐隐作痛！

四、战风斗雪，穿越火烧岭（要还旺）

1975年入冬，坦克25团进行摩托化野营拉练。我当时在指挥连三排7班（两瓦电台），有幸参加了那次拉练，并在笔记本里做了简单记录，现在我把对这次拉练的回忆整理了一下，写了出来，做为《指挥连连队往事》的稿件，以表示我对指挥连史的一点贡献。

那次拉练历时一个多月，1975年10月25日从浑源出发，途经广灵县、阳高县、大同县。12月10日返回驻地。那是一次摩托化野营拉练，坦克25团的三个坦克营，每个营派出一个坦克连的教练车，编为一个坦克营。每天换一个营上车行軍拉练，三天到达目的地阳高县熬石公社。参加拉练的直属连有修理连（部分）、运输连（部分）、卫生队、指挥连（全连）。

10月24日那天全连进行了战前动員。侦察排担任行军途中的道路侦察和调整哨任务，15瓦电台跟随司令部行动，我们排每个班派出两部两瓦电台，保证团机关指挥行军。

拉练途中，部队要通过一个叫火烧岭的地方。火烧岭是位于山西省阳高县和河北省阳原县交界处的一段山脉。火烧岭地势险要，道路崎岖，从岭下到岭上有三十六道拐弯，每个拐弯都是一百五六十度的急转弯。那天一早，部队离开驻地。坦克在先汽车在后，一路上马达隆隆，烟尘滚滚快速前进。快到火烧岭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由于道路是砂石路面，在履带和车轮的碾压下开始变的泥泞起来。队伍行进至火烧岭山下，大地已经被白雪覆盖。远远望去火烧岭已是银装素裹，盘山公路犹如一条長龙蜿蜒曲折盘踞着整个山脉。前面的坦克部队开足马力沿路缓缓而上，马达的隆隆声响彻山谷，发动机喷出的阵阵黑烟伴随着一辆辆铁甲战车，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

坦克开过之后，雨雪小了许多，但坦克履带把路面都压坏了，使后面的轮胎车辆陷入了困境。本来就崎岖的山路现在又是泥浆翻滚，轮胎在泥水里任性地空转打滑，几乎是寸步难行。每个拐弯之处都得人工垫土，有的地方还得一辆一辆地推车，最终轮胎车辆也全部开上了火烧岭。

我们站在山顶，火烧岭像一副美丽壮观的画卷展现在面前。远处是白雪皑皑的群山，近处的岭上一丛丛挂满橘红色果实的沙棘点缀在白雪之间，我们沉醉在这美景之中。火烧岭山上野生的沙棘，长得非常茂盛，当地老百姓叫“酸溜溜”，也叫“酸刺”。沙棘的枝条上挂满一串串或橘红，或深黄色的果实，果实上覆盖着洁白的积雪和晶莹剔透的冰凌。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美味，怎不叫人垂涎三尺！品尝着冰冻的“酸溜溜”，让我们忘记了寒冷和疲劳。我曾经见过许多地方的沙棘，但从来没见过如此硕大甜美的“酸溜溜”。

上山之后是短暂的休息，午饭是带来的干粮。下山时为了保障安全加快行军速度，团指挥部命令乘车人员下车抄小路徒步前进。我们下了乘坐的汽车，背着电台开始徒步前进。出发时间不长，天气又变了，突然刮起的五六级西北风，卷着片片雪花扑面打来。在大风卷着飞舞的雪花之中，我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慢慢地往下走，也顾不上有路没路了，一旦摔倒了就顺势出溜了下去，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突然我们回想起红軍过雪山的情景，不知谁晿起了毛主席诗词：“红軍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志们特别活跃和兴奋，回头望去整个半山坡都昰我们的战士，歌声鼓劲声响彻山岭。就这样我们胜利地穿越了险峻的火烧岭，也在我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五、回望风雪火烧岭 （诗三首）

（一）回望风雪火烧岭（乙舒平）

塞北火烧岭，寒冬飞雪凝。铁甲雄风过，铸就军旅情。

（二）和乙舒平风雪火烧岭（许敬忠)

塞北火烧岭，盘旋接苍穹。铁流三百里，风雪舒豪情。

（三）和乙舒平风雪火烧岭（沈忆成)

塞北火烧岭，天险练精兵，何惧路艰难，抖擞斗天公。

编者注：

（一）本文第一段：《火烧岭拉练侧记》由刘和国、张国强、许敬忠三人提供的短文，组织编撰而成。

（二）本文第四段：《战风斗雪，穿越火烧岭》是指挥连两瓦班战士要还旺（1973年呼市土左旗入伍，2020年10月去世），在指挥连连史征文的稿件，略加修改后收入本次征文。

作者简介：刘和国，1952年5月生，1972年12月由河北完县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一营一连一车炮长、二车车长，二排排长，司令部作训股参谋。坦克学校教练团作训参谋，坦克连长，副营长。装甲兵学院第六期团职军事干部培训班学员。蚌埠坦克学院教务科参谋，学员队长，教练团参谋长，学员大队长。陆军参谋学院装甲兵教研室主任。1988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90年晋中校，1994晋上校，1998年晋大校军衔，2002年7月退休。现居河北省石家庄市，联系电话：[phone]

目录5

偶遇军嫂

王金增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1974年寒冬的一天，我奉团政治处组织股的命令前往4881部队（坦克七师）政治部组织科送信。完成任务后听说师部当晚有场电影，为了看这场电影我就在师部待了一晚上。第二天下午，准备返回部队所在地浑源县。我赶到大同市长途汽车站，买票时才知道当天的客运车票已经售罄。还好！大同客运公司针对春节前客流增大的情况，临时加开了一班去浑源的车，但加的是一辆解放牌货车。考虑到我接受任务时领导要求我必须在次日返回部队交差，顾不上那么多了，毅然买了这趟加开的以货代客的车票。

我来到候车室，排在开往浑源的站牌后等候上车。这时一位打扮时尚的少妇过来找我搭话。她问到：“解放军同志，您是去浑源县吗？”我回答：“是呀！您有事需要我帮忙吗？”她此时脸红的说了声:”是的！我准备去浑源县1880部队探亲！”我说:“好呀！我就是1880部队的，你就买票和我一起走吧，到浑源后，我会尽我所能帮你，保证安全把你送到目的地。”她当时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看来是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她告诉我，她是第一次到部队探亲，从石家庄来，本该上午就到大同，所坐的火车晚点了，到了大同已经是下午了！因此错过了去浑源县的最佳时间。她怕到浑源县时已经天黑了不安全，看见有个解放军也在等候去浑源的车，就想搭伴同行。我说：“同行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你爱人怎么不来大同接你？”她说：“事先没有通知他我要来，所以他不可能来接站。”我当时说：“好吧！我把你带到就是了。”她告诉我她爱人是1880部队3分队的，我好奇的说了声：“那不是和我是一个连的吗！”我就反问她：“你爱人叫个啥？”她说：“叫寄连卫（藁城人发音）”，我想了想说我们连的人我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可就是没有叫寄连卫的。她此时焦急地说他就是3分队的，错不了！我又问了她你爱人从事什么工作？她说是从事报务工作，我此时才晃然大悟说了声：“是不是叫剧连贵呀？剧台长吧”她忙说：“我吐字不清，让你猜着了。”我说：“没事，您顷好吧！我保证把你护送到他的身边。”

剧连贵是我们连（指挥连）一台台长，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生的浓眉大眼，曾在团宣传队主演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他在连里人缘好，没架子，连里的老兵都喊他“老剧”。去年回家结的婚，新娘子我们都还没见过呢！这次偶遇我就先睹为快了！

定下神来，我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发觉我们剧台长的新媳妇儿个不高，圆圆的脸，白净文雅，按现在的说法叫做“颜值”很高！配剧台长绰绰有余。看她一身时髦的打扮，我想她穿得这么单薄，怎能在大车上抵御腊月的风寒呢！就这样我把她带到浑源，还不把她冻坏了！那就学个雷锋吧！我把军（皮）大衣，脱下来让给她，她推辞不过就穿上了，可能是已经冻得差不多了！虽然大货车搭着篷布，但跑起来车厢里也是寒风彻骨。剧台长的家属很兴奋，昨晚一夜未睡却毫无困意。我心想：是要见到丈夫了激动得吧！这时我不由得心生敬意；虽然那个年代社会治安非常好，但妇女单身一人出门中途还要倒车，也得需要相当的胆量呀！而且不跟剧台长打招呼，也不让他来接，还玩儿了一个“突然袭击”。看来一是怕他耽误工作，二是要给他一个惊喜！现在的人讲叫真够浪漫的！路上还算顺利，她脸色红扑扑的，我却冻得够呛，咬牙挺到了浑源县。

我们到达连队时，正赶上连队开晚饭。我先把剧台长家属安顿到炊事班。剧台长那天正是连队值班员，在连队的小院里，集合好了队伍，正在领着大家唱饭前一首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吼完我就在队伍里对剧连贵同志小声说：“剧台长、你爱人来了，在炊事班呢！”他根本不相信！扑腾着大眼睛，说：“你开什么玩笑哪！”我此时提高了嗓门大声的说：“真的！你媳妇来队探亲了！她现在就在炊事班等你！”看着我一脸认真的样子，剧台长真的信了！媳妇的突然到来让他惊喜万分！你再看他的脸呀，红的就像腊月里的腊梅花！

那年头解放军吃香，姑娘们都想嫁解放军。但军嫂们有多辛苦呀！牛郎织女千里相隔，一年一会，多不容易呀！剧台长的爱人叫郭小娥，他俩青梅竹马，是河北藁城县高中的同年级同学。剧台长入伍后，郭小娥留校当了老师，后来当了河北藁城中学教导处主任。一年以后她再来部队探亲就不是单枪匹马了，带着一个大胖小子，我记得大胖小子叫剧海鹏。

目录6

摩托训练队三件事

王金增

1972年12月，我从呼市入伍，在东辛庄新兵连训练了一个月，然后被分配到指挥连二排六班，当上了一名摩托通讯员。下连后没多久，就被连队领导派到师部参加侦察科举办的第二期摩托集训队学习，带队的是三班长冯守明（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同去的还有三班的另外两名73年兵，北京石景山（首钢）入伍的李绍华和呼市入伍的成永祥。当时师部侦察营和工兵营驻扎在大同市古店东边的花园屯，我们在集训队培训了4个月，8月份一毕业我们就直接开往宣化县宣明堡，随连队参加了坝上演习。集训期间，有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一、和蔼可亲的大个子营长

7月的一天，班长冯守明带着27团指挥连的殷国安、田忠祥去夜训。李绍华馋着想吃西红柿了，说是工兵营菜地的西红柿长的不错，趁班长不在，鼓动我和成永祥去工兵营的菜地摘（偷）西红柿。我俩乘着天黑，溜进了工兵营菜地，当我俩正准备满载而归时，被起夜方便的大个子营长（姓名不详）給逮了个正着。营长説：＂站住！你们是哪个连的？＂我怯生生的説是摩训队的。只见大个子营长用他那特有的带兵方式朝我们俩的屁股上轻轻的各兜了一脚，然后说了声：“快滚吧，两个小馋猫。记住！回去多用水洗几遍，因为刚打了药没几天。”好温馨呦！真没想到大个子营长就这样处理了我俩，我倆屁踮儿屁踮儿地跑回了宿舍，打来清水把西红柿洗了好几遍。一会儿冯班长夜训回来了，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偷来的西红柿。那一年工兵营的西红柿长的特别好，但是我们再也没有去光顾，使我一直忘不了的不是那里的西红柿，而是那位和蔼可亲的大个子营长。

二、飞身下车化险为夷

训练队进行山路驾驶训练科目时，我和成永祥编在一台车，教练车就是冯班长带去的我们连三班那台甲8―99325（AM72）挎斗摩托，那可是一台老掉牙的破车，当行进在古店钢厂后面的那段山路时，正好轮我驾车，由于坡陡车破我怎么加油也上不去，冯班长坐在斗子里也帮我加油，那台破车本身就动力不足，油门加到底也不行，发动机喘着粗气冒着黑烟，玩儿命加油只能加剧车辆的损坏，只听“哽”的一声左缸的连杆儿断了。摩托车趴在坡上不动了，没办法只能回吧。幸好还在坡上，我们把车头调了过来，由班长驾着顺下坡往回溜，当车溜到下一个上坡时惯性不够了，怎么办？班长説：“金增下去推一把。”我当时感觉车速已经慢下来了，可是一下车就觉得不对劲，车速还是太快了，惯性带着我根本站不住，踉踉跄跄一溜跟头，但心里还算明白，我想这样翻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呀！一咬牙扭过身子干脆往下滚吧，就这样叽里咕噜一连打了十几个滚儿才停了下来。班长也吓坏了，铁青着脸扶起爬在地上的我，问：“妈呀！你还好吧！”我说：“好是好，就是崭新的确良裤子被摔破了。”班长看我没有摔坏，身上只是有点擦伤，说了一句：“行了，和命比起来裤子算个啥呀！”后来在1976年李喜根坐摩托车执行任务，下车捡帽子时不幸摔伤身亡，我还觉得奇怪呢，心想1973年我那么快的速度跳车无恙，他却15公里的车速命断土桥铺。看来部队还需要进行摩托跳车专门训练呀，由我来编写教材并且亲自进行教练再合适不过了。

三、不公平的考核成绩

在训练队学了四个月，迎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毕业考试。考试的前一天，队长何绍群（1965年武清入伍，时任25团步兵连副连长）带领着所有的教练，按照考试大纲画场地，我没事就跟着看，琢磨着考试时应对的方法。场地画好后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教练，都驾驶摩托车试着走了几遍，却没一个能够达到要求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侦察科的善参谋也要试试身手，结果在画外8字的时候差点翘斗子翻了车。考试开始后，是按班的顺序进行的，冯守明是四班长所以我们班排最后。前面参加考试的学员成绩都是及格，主要是蛇形路和定点停车扣了他们的分，连个良好都没有。我是我们班的一考，当我在蛇行路考试科目安全通过时，何队长还夸我说，还是王金增有心眼，场地划线时他就在这里琢磨，结果人家就是比别人强。最后一关是定点停车，我驾驶的车，随着一声急刹车声音，前轮稳稳地停在了停车线上，这是一个硬棒棒的优秀成绩。可是何队长和指导员以及善参谋，同时説了声只能给你一个“良”，优秀是我们教练的。他们也太小心眼了，估计是因为他们试车时，都没过关被我看见了的缘故吧。我暗自想：“等我哪天当了教练，肯定不这么小气！希望我的学员都能超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目录7

老班长的胸怀

王金增

那是1975年初春，我们指挥连侦察排一班班长贺巩民，带领全班在浑源县体育场进行轻武器射击预习训练。由于时值初春乍暖还寒，训练中贺巩民的胳膊被冻得有些麻木，左腕上佩戴的手表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训练场，但他毫无察觉，回到连队后才发现，马上返回去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当时他隐约感到掉落的手表被哪个战友拿上了，因为整个上午训练场再没有其他人，所以他没有声张这件事。

贺巩民原籍天津市，1952年出生，1968年17岁的他，作为天津知青下乡来到内蒙古巴盟五原县，1970回城被安置在呼和浩特市焦化厂当工人，1972年底从呼市入伍，下连时被分配到指挥连侦察排。由于他在连队同年兵里岁数最大，所以我们73年兵都称呼他为老贺。老贺在侦察排军事技术过硬，1975年就当上了一班班长；他的游泳技术在坦克7师也是挂上号的，曾于1974、1975年担任坦克7师游泳训练队教练员，1976年任总教练。

在我们当兵的那个年代，手表还是件奢侈品，部队排职干部才能勉强买的起，好多人戴的都是委托江苏籍战友从老家代买回来30元一块的钟山牌手表。老贺戴的这块表，是他当工人时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才买的天津产东风牌手表，当时售价一百元，那时排职干部每月工资52元，不吃不喝两个月才能买一块。老贺身为战士，一入伍就带着东风牌手表，在指挥连战士里是件很“扎眼”的事，但由于人家是工人入伍，所以也没人干涉。

老贺的手表丢了不到一个月，他们班一位姓张的战士（在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只告诉大家他是74年兵），拿出来一块手表在班里炫耀，说是他们家里给寄来的，还特意拿给班长看。贺巩民接过一看是东风牌手表，和自己丢的表牌子一样，于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再仔细一看，感觉这块手表特别眼熟，除了表带和表蒙子是新的以外，其它都和自己丢失的那块手表一模一样 ，尤其是手表后盖上的划痕位置，也和自己的手表一样，那毕竟是自己的心爱之物，印象之深是肯定的，所以他断定这是自己丢失的那块手表。怎么办呢？老贺毕竟是侦察兵，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拿着张某某的照片，来到浑源县唯一的一家修表铺进行核实，修表师傅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他前些天拿着一块东风手表，来这里更换了表带和表蒙子。事情弄清楚后，贺巩民以他特有的风格要回了自己的手表，并且把换表带和表蒙子的钱给了张某某。张某某当即表示，知道这块表是班长的，出于喜欢想据为己有，并当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贺巩民处理完这件事，为了保护这名战士的声誉和前途，再没有声张，更没有向连里汇报。那时的部队对战士这类行为非常敏感，处理起来也比较严重。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即使是在马路上捡到东西，也要主动上交连队，更不用说在训练场上私拿战友的东西了，估计当时若汇报到连里，最低也是让其提前复员。贺巩民采取仁爱胸怀处理这件事，使张某某非常感激，在以后的日子里，与老贺和睦相处，直至正常复员回家。我想这件事对这个战士的教育和帮助，比那些空洞的政治说教要强上百倍。

这件事指挥连很少有人知道，由于我与老贺关系好，才得知了此事，老贺反复嘱咐我要保密，所以当时连里只有我俩知道此事。复员回来好多年后，我在连队几个战友聚会时谈起此事，老贺还再三说，千万不要说出那个战士的名字，传回家乡对人家影响不好。现在老贺已经去世了，我撰写此文，主要是用来怀念老战友贺巩民，赞扬他的宽宏仁义之心。并无贬低张某某之意，所以还是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者简介：王金增1953年9月出生，1972年12月呼和浩特红旗区（回民区）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二排六班（运动通信）战士、班长，1977年2月退伍。退伍后在呼和浩特市灯泡厂工作，2013年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居住，电话：[phone]。

目录8

画笔绘出军旅情

朱振芳

从小喜欢画画的我，1964年就读于河北省邯郸地区师范学校。此校在邯郸地区很有名气，她最大特点是：重视俗称小三门的音、体、美教育。而且她的美术老师师资雄厚，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美术学院的老师。

上美术课我如鱼得水，尽情地发挥我的潜质，受到老师的偏爱和重点关照，美术课成绩在同学们中名列前茅。还是在校期间，我就参加了多项校内外的美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又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也使我对绘画艺术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追求得到了发挥和施展。那时作为在校学生的我竟能和美术老师比肩，同时在校门口各自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

三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校没有分配我去从事教学工作，而是破例由老师带我去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馆”美术组工作。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到处都是大红标语和宣传画，每个学校、厂矿、机关、单位的门口都有巨幅的领袖画像，所以擅长美术的学生特别受欢迎。在美术组工作期间，我承担了许多重要场所的绘画任务，工作量很大，经常是在几个场地同时画几幅画，这些繁重的工作，使我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也使我的绘画技能得到了更大的提高。馆里的领导对我特别满意，特别是还得到了驻馆解放军军代表的赏识和关照。

由于每天和军代表相处，使我对解放军十分敬佩，也萌发了参军入伍的想法。1969年北京军区装甲兵、兰州军区空军在邯郸地区征兵。受到军代表的鼓励，我就报了名。

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来接兵的是4632部队（北京军区坦克独立第二团），接兵组的邹洪礼是团卫生队队长，人称铁嘴钢牙，还有馬全礼排长等。他们在报名青年中选中了我，兰州空军的人也相中了我，两家拉开架势抢我。邹洪礼和馬全礼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市武装部，击败了本应优先选兵的兰州空军，抢征了我这个会画画的兵，（此过程是由馬全礼后来告知）。我穿上军装来到了位于张家口市的北京军区坦克独立第二团。

照片1：邯郸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万岁馆领导、军代表和工作人员欢送我参军合影留念。

　　坦克独二团69年的新兵到部队后，首先要在坦克二连进行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可是刚刚过了半个月，我就被邹队长领走，带到天津蓟县坦克一师某部卫生队，去学医药制剂。让我去学医，这事真是意想不到，弄得我心里很不高兴，情绪非常低落！可是还是得服从领导，表面装着高兴的样子，跟着去了蓟县。在那里一个熟人都没有，很是孤单。但是心想既然来了就得努力学习，积极表现！谁曾想刚刚安下心来学了一个多月，邹队长突然来了，还带着另一个新兵毛建国（同时入伍老乡），用他来换我，让我跟他回去。

照片2：新兵入伍留念。

　　回去的路上邹队长说出了实情，原来他和后勤孙处长在邯郸征兵时，就看上了我，准备让我去团后勤处，到了新兵连又怕其中有变，就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不等新兵训练结束正式分配，就把我从新兵连领走了，而且是直接到了蓟县。他俩沾沾自喜自以为生米已成熟饭。谁知此事被政治处知道了，他们也早就盯着我呢，半路抢人他们根本不答应。就直接找了团首长，后勤处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忍痛割爱，就把我换了回来。提前结束了在蓟县的学习，我被正式分到团电影组。弄得邹队长一通白忙活，给别人做了嫁衣裳。看来我这个兵太“特殊”了！这就是邹队长抢兵不成，朱振芳卫生员变成放映员的一段故事。

当时的独二团放映组有三个人，放映组长何俊田（65年天津武清入伍，后任坦克七师宣传科副科长，坦克25团政治处副主任，全国著名书法家）、放映员高树山（65年天津武清入伍）、放映员张军海（68年石家庄入伍）。到了团放映组，我在学习放映技术的同时，还学习绘制幻灯片、跟着老兵一起在营区搞橱窗宣传、环境美化工作。

照片3：团电影组合影左起:朱振芳、放映员张军海（68年）、高树山（65年），刘沛（宣传干事）。

　　当时部队常给地方单位送慰问信。有一天，晚上加班绘制一种特别贺信，那是在二米五高、宽90公分的条幅下方，画有大海和乘风破浪航船，上半部是霞光四射的天空，天空上写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16个草体大字。活儿要的很紧，工作量又大，我们几个忙活到快天亮才完成。困极了的我倒头便睡，却忘了每天的重要工作——播放起床号。那天全团都没听到起床号，各营连自己吹了哨，起床出操了。王振英主任来到电影组，看我还在呼呼大睡，便把我叫醒了，我猛然醒来一看主任站在床边，明白犯下大错了。主任批评我，我一时无比愧疚。主任走时说；“以后不要熬夜、下不为例。”

此次工作失职的事至今我都没忘。由于其他表现一贯良好，第二年我便入了党，第三年提为放映组长。
1969年3月中苏（联）发生了边界军事冲突（珍宝岛战斗），9月坦克独二团改番号为坦克25团，代号1880部队。12月坦克25团战备移防山西省大同市。

1970年5月13日，坦克25团战备移防山西省浑源县。入伍后短短的一年零两个月，我就经历了两次移防。这次移防浑源，全团行动规模壮观。浑源县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团政治处派我全程拍照跟踪报道。指挥连派了一辆挎斗摩托前来保障，我参军一年就承担了这么重大的拍摄任务心情无比激动。我乘坐摩托车，挎着海鸥120照相机或走或停拍照，一路紧跟雄壮的坦克车队开进了浑源县。
浑源县解放后从来就没有驻过军，如今这么大的一支坦克部队开拔进来，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巍巍恒山脚下，全县人民欢呼雀跃。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解放军的威武风采。从此浑源的老百姓对我们坦克25团就有了一个亲切的称谓——“80部队”。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聚集在街头道路两旁热烈欢迎部队到来，本已心情激动的我，被群情激昂、欢呼沸腾的场景所感动，情不自禁站立车上，向热情洋溢的群众行上庄严军礼，随即拍下一张张壮观的场面、记录下军民一家亲极为感人的情景。
放映员的本职工作是为分布在各营地的官兵服务放电影，用画笔和摄影去反映部队生活又是一项特殊任务。

照片4：1979年师团两级机关演习，在蔚县北太平公社羊圈庄大队老乡家院里。我记得当时是谁劝我武装一下，我很不好意思，因没照过这类不真实的照片。

　　我走遍全团的各个营连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车辆保养的现场。采访过射击、驾驶、实弹射击、车辆换季保养等工作训练现场。我也曾揹着背包和战士们一起顶风冒雪野营拉练。热火朝天的练兵热情，生龙活虎的军人形象，精神饱满的连队风貌，活泼开可爱的战士形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生活，五湖四海的战友情谊，充满着革命情趣的大熔炉。她们感化和打动着我，激发我用画笔绘制的百余幅速写、组画、插图，先后发表在装甲兵杂志、解放军报、战友报、军区画刊上。为他们唱赞歌的同时，提高了我的绘画水平和积极性，为后来创作打下了基础。

照片5：宣传股全体合影（浑源县坦克25团司政机关院内）。
　　1972年，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军区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美术创作培训班，在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画家靳尚宜、王征华的指导下，合作了套色木刻组画《叶洪海》，第一次参加了全军美展、并选其一参加全国美展。

　　1977年，再次抽到装司，创作的年画《我们班里好事多》，入选北京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展，並由北京人社出版发行。
　　1978年创作了战争年代题材《战地红缨》长篇连环画以60万册印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1980年创作同样题材长篇连环画《夺刀》，先后由山西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能用画笔去反映军队建设和革命传统，去写战士保家卫国的貢献精神、去描绘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是时代所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

许多军旅画家:高虹、何孔德、董辰生等为此做出重大成就和奉献！是我崇拜学习的榜样！很想能当个大画家。1979年正当我马上要调入《人民装甲兵》杂志时，赶上军队兵种合并干部冻结，失去了一次调进军队大机关的机会。再因家庭需要，后来打转业报告离开了眷恋的部队。但我不会忘记，在军队得到锤炼，培养出不怕苦不怕难的工作作风。

1982年我回到地方工作，仍发扬这一战斗精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创作出大量的美术作品出版和参展，并获得国家高级美术师职称。
今年是73年兵入伍50周年，受当年我任组长时的放映员乙舒平和几位73年兵之邀，我以特别嘉宾的身份参加征文活动，心情特别激动！撰写本文以示祝贺！我是1973年下半年和73年兵开始接触的，司政机关陆续来了几个73年兵，初次和他们接触，感到他们普遍聪明能干有才气。各连队都有几个出类拔萃的73年兵，通过几年历练他们许多人提了干，75年以后机关有了73年的参谋、干事、助理员；80年以后，73年兵在坦克25团已经是一片连长、指导员了。在政治处，73年兵的干事已经成为各方面的骨干，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照片6：1982年我转业时，与政治处部分73年入伍的干事合影留念。

附录：部分军旅作品

一、《人民装甲兵》杂志封面图标（左）《心花怒放》（右）

左图：1977年在京搞创作时、接受临时任务:到军委装甲兵杂志社、为杂志封面改版设计图标，当天用针管笔绘成一幅五九式坦克战车勇猛驰聘图。此标连续刊用在1977年人民装甲兵杂志1至5期封面上。

右图：《心花怒放》

　　版画。坦克兵战士英武坚毅、虎头虎脑的可爱形象和射击考核胜利归来的喜悦面孔、在我脑子隐现出此画面。背景只取近距离坦克与战士组成“五位一体”的战斗集体，用特写构成的画面，感觉广阔而突出主题。当我在最后命题犯难时，肖士杰干事一语点破。一个精彩的点题，既说透了画作创作构思初衷、又准确的反应出战士们用汗水浇开胜利之花后的自豪心情。《心花怒放》便是此作命题。《人民装甲兵》杂志 1978年12期封面刊用。

二、坦克八连并被授三十年安全无事故先进连队。
　　1980年坦克八连连续30年无重大车辆事故，并被授三十年安全无事故先进连队。我受坦克八连的先进事迹鼓舞，专门创作了一组反映他们，战斗、工作、生活的水粉画。

三、指导员打靶得优秀

刋登于当年（1978）《人民装甲兵》杂志 第8期。

四、光荣传统开新花（插图组画）

钢笔速写。

刊登于《人民装甲兵》

五、好后勤（插图组画）

钢笔速写。
刊登于《人民装甲兵》

六、野营速写（插图组画）

钢笔速写。

刊登于《人民装甲兵》

七、训练场上

钢笔速写。

刊登于《人民装甲兵》

八、练兵场上（插图组画）

钢笔速写。
刊登于《人民装甲兵》

九、一组反映部队生活的钢笔速写，刊登于《战友报》

十、一组连队战士的素描。

作者简介：朱振芳 1947年出生。1969年3月河北省邯郸市入伍。历任：坦克25（独二）团卫生队卫生员、电影组放映员、电影组组长、政治处书记（正连职），1982年转业河北省邯郸市棉纺厂工会。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国家二级美术师，邯郸市工笔画会副会长，邯郸大学客座教授。

　　军旅画家。1972年合作套色木刻组画《叶洪海》参加“讲话”发表30周年全军美展，同年选送全国美展。

　　1977年年画《我们班里好事多》参加北京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展，并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78年第一套长篇连环画《战地红缨》以20万册印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全国发行。

　　1980年第二套长篇连环画《夺刀》先后由山西和新疆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

另有百余幅速写和插图在军内外刊物发表。

　　转业后，先后为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湖北、吉林十多家出版社创作80多件连环画，近20幅年画和800余幅插图。

目录9

我是一名幸运的顺平籍兵

齐彦收

我是1972年底，由河北省顺平县（原名完县）光荣参军到坦克25团服役的兵。如何幸运，请听我慢慢道来。

　　抚今追昔，一眨眼50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随风而去。但有些往事却永远铭刻心底。值此纪念参军50周年征文之际，我觉得这件幸运往事，应该拿出来晒一晒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保定，派性残余势力还很严重。我7岁那年（1960年），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户口迁入北大悲村。自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成了我人生最大的追求。1970年我17岁，第一次报名参军，上站体检合格，但是最后被拦了。1972年底征兵工作开始，此时我已经是大悲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了。直接在大悲中学征兵，这是学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学校领导很重视，校长、党支部书记李占瑞亲自组织动员，与接兵首长密切配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兵员质量，务必把品学兼优的学生送到部队去。　　第一次征兵目测，来的是沈阳军区某步兵团，接兵的解放军同志和蔼可亲，我从容应对顺利通过。过了没几天，重新目测，接兵部队改为北京军区装甲兵了。那个时候搞不清哪是哪，谁是谁，就知道是由步兵改为要当坦克兵了。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是什么部队，只要让参军就行。　　

有一天，我站在凳子上，正在教室外面山墙上换写黑板报，一个高个子军人在学校领导陪同下遛跶过来，他目光炯炯，有点轻微络腮胡，仰头看着我写写划划。“这个黑板报都是你搞的？”我点点头，嗯了一声。事后李占瑞书记告诉我，接兵的首长叫于永才，你过了他那一关了。我高兴的不知道怎样才好，距离实现参军的理想是越来越近了。　　随后体检，一切顺利。谁知道在政审环节却出了问题。大悲中学的应征对象，全部回村参加政审。北大悲村的掌权人，派性严重，不同意接兵首长推荐的应征人员，而是另行提出了一个名单。　　在这个当口，接兵首长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接兵首长于永才同志，1965年参军，共产党员，天津武清人，时任坦克九连副指导员。他严格执行征兵政策，不折不扣地按照部队要求，严格把控兵员质量关，对每个预征对象，从本人政治表现，身体情况，家庭出身等，都进行了深入地调查。但是由于派性严重，在公社批兵会上，接兵部队提出的预征人员，大队和公社都不同意，没法儿达成一致。为了保证征兵进度，县武装部政委答应盖章，这才把兵定下来。　

大悲中学的13个预征对象，涉及到大悲、神南、清醒、团结4个公社，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状况。鉴于大悲中学党支部的推荐，结合于永才同志亲自调查考察的结果，共产党员的党性，革命军人的血性，让他在原则与派性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定力。假如接兵首长不是他，假如他不能够坚持原则，假如县武装部首长不出面，假如... ...那板上钉钉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了。 您说，我是不是很幸运，我们大悲中学是不是很幸运，我们这批顺平籍的兵是不是很幸运？！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顺平籍55个来坦克25团服役的兵，知道当兵来之不易，懂得知恩图报，绝大部分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积极上进，没有给接兵首长抹黑，没有给25团抹黑。新兵训练还没有结束，就有4人被选走：分别去团司令部当打字员，给团首长当公务员，到后勤处当通讯员，还有一个是去了训练先行连。再后来，顺平籍兵先后有14人被提拔为干部，4个人转为志愿兵，一个转为军队职工。北大悲村的4个兵，3个提干，其中两个成长为正县级单位的一把手。被村里阻挠没有被提拔的那位，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诗人。

回望自己70岁的人生，真真切切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儿。从参军到退休，从军队到地方在岗工作42年，几乎没有遇到过大的坎坷，从入党到提干，包括被推荐上大学，很多时候都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来了。仔细想来，不是我命好，不是我家祖坟冒青烟，而是我所在的部队风气好作风硬，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好，让我遇到了那么多素质高作风正关心下属的好领导、老大哥；遇到了那么多善良正直患难与共的战友、同事。我发现，只要能够常怀感恩之心，苦干实干，学习刻苦，勇于担当，严己宽人，谦虚谨慎，幸运之门就会为你打开。我之所以幸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生活在伟大祖国这个美好和谐的时代！

照片1：拍摄于1972年12月18日，新兵在县城集中，大哥、妹妹来送我，换好军装后，抽空去顺平县城照相馆，很幸运留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2：1997年暑期于永才夫妇（中）来北戴河，我和老伴儿（两侧）与之合影。

附件一：坦克25团顺平县1972年兵花名册（共55人）
顺平县1972年12月19日同乘一列闷罐车，到坦克25团服役的55名战友名单终于搞定了。不容易呀！弹指一挥间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即将来临，奔七的我们都是当爷爷、姥爷的人啦。一路走来，我们胡子里长满了故事。不管是辉煌还是平淡，不论是顺利还是坎坷，我们都是在这同一个起点开始。年岁大了，现在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这个年龄段，不用再看上司眼色，没有了在岗身不由己的限制，我们都是遵纪守法有原则的老兵,都是安分守己有担当的公民。除了家人，我们都是曾经同呼吸共命运、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的战友。有事没事聊聊天，扯扯淡，逗逗乐，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消遣一下时光，这应该是晚年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了。不幸的是有7位战友已经先行一步了。很庆幸我们还活着。亲爱的战友们，好好珍惜当下，好好珍惜亲情，好好珍惜友情吧。疫情必将过去，春天已经来临。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伸开双臂，迎接美好的春光，拥抱美好的生活。
花名册按入伍时的公社由北向南排序。
神南公社（15人）
刘和国（胜利村） 郝国陆（神北） 郭敬忠（神北） 郝胜臣（神北） 陈志广（北神南） 张洪明（北神南） 陈宝林（北神南） 李长有（北神南） 王全福（北神南） 田新才（北神南） 王振龙（北神南） 韩同尊（南神南） 刘龙发（大黄峪） 田志国（共产党员、刘家营） 郝胜坡（神北）
大悲公社（13人）
　　臧国军（北大悲） 霍庆贺（北大悲） 齐彦收（北大悲） 刘彦昌（西大悲） 刘同州（西大悲） 陈成科（西大悲） 刘森林（刘家庄） 齐保国（富有） 刘宝安（富有） 李振良（王家庄） 王胜国（王家庄） 李兰盼（王家庄） 王平来（北大悲）
清醒公社（4人）
　　王玉光（南清醒） 李军良（北清醒） 李树林（峦头） 郭新娟（益门口）
团结公社（10）
　　李香开（井儿峪） 李四平（井儿峪） 李金永（黄岩） 李国栋（黄岩） 宋增辉（郭家庄） 张顺安（郭家庄） 安永坡（大道北） 陈占好（大岭后） 高振江（大岭上） 安文山（宅南）
齐各庄公社（5人）
　　沈国平（张各庄）刘爱忠（张各庄） 齐金柱（齐各庄） 门增收（坛山）沈金忠（张各庄）
河口公社（4人）
　　赵春河（马各庄） 王振国（康各庄） 刘同民（中下邑） 张华占（西河口）
常庄公社（1人）
　　郑新民 （白云大村）
亭乡公社（1人）
　　李新泉（李千户）
城中公社（1人）
　　张树森（北街）
王各庄公社（1人）
　　曾满仓（西闫庄）

附件二：坦克25团顺平县1972年兵提干及转志愿兵情况
提干14人：臧国军，刘和国，刘彦昌，刘森林，王平来，陈保林，陈志广，齐彦收，李香开，李金永，李新全，郑新民，郝国陆，张洪明。
志愿兵4人：刘龙发，安永坡，曾满仓，李兰盼。
军工1人：李树林

目录10

今生今世忘不了的坦克九连

齐彦收

每天打开微信，N个群的新信息通知宛如繁星灿烂在眼前闪烁。我要看的，就是置顶的几个，其中之一就是坦克九连的群——“九连情长久”。虽然在这个90人的（截止今天）群里，我认识并对的上号的战友也就六七个人，但怀念老连队的情愫拉着我，情同手足的战友情怀推着我，情不自禁地进群点个赞，留个言，发个表情包。

坦克九连，是我投入解放军大熔炉的第一站。积极向上的风气，融洽的官兵关系，坦诚和谐的环境，为我健康成长成人成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坦克九连，就是我的福地。

1972年12月21日，“闷罐车”晃荡了两天两夜，“大解放”颠簸了多半宿，我们顺平籍55个新兵在浑源县东辛庄村打麦场上落地了。经过一个来月严格的新兵训练，1973年1月24日，所有新兵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被分配到坦克三营九连三排五车当炮长。

坦克三营辖坦克七连、坦克八连、坦克九连3个坦克连。坦克七连有4个坦克排，一、二、三排加营指挥排。坦克八连、九连各三个坦克排。各连一、三排3台车，12名乘员（含排长）。二排、指挥排2台车，8个乘员。营长、教导员和连长、指导员车，各4个乘员，驾驶员、炮长、炮手、车长各一人。连长车是7车，在一排，指导员车是8车，在3排。营长是9车，教导员是10车。营、连指挥员在登车情况下，九车、十车和七车、八车的排长、车长，按规定去装甲输送车随行。其他乘员位置不变。

我们坦克三营七、八、九连均驻地张庄，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坦克九连三排五车的房东叫李正，五十多岁，参加过抗美援朝，二等残废荣誉军人，除了老伴儿，一起生活的还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叫玲子，小的是男孩叫二子。他家是一个院落，他们住三间南屋，我们车4个人住一间半的东屋。进门是存放杂物的半间屋，左拐就是我们的宿舍了，一盘大炕，顶头一个砖砌的炉子，三圈的炉盖，方便添加煤块。五车是排长车，排长兼车长。排长赵振华，1968年兵，藁城人。驾驶员孟创胜，1971年兵，山西永济人。二炮手李贞利，我俩一年兵，定州人。

　　我们五车出院门口向西（左拐）不远，就是村大队部，营里的军医、卫生员、理发员住在这里。再往西南方向不远就是九连连部。我们车院门斜对面是六车，往东（右拐）100多米是八车，不远处再右拐有个南北向胡同，三营部就在一个砖砌拱门坐东朝西的院落里。营部斜对门便是七连炊事班。八车和营部相邻的一块空地，就是三营集合点名的地方。

1973年2月2日是除夕夜，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跟房东家一起过的。腊月三十晚上，赵振华排长领着我们，把从炊事班分来的白面和馅带去南屋，跟房东家一起包饺子。房东还炸了年糕摆上桌。饭后，在院子里点“旺火冲天”，这是当地群众的习俗，就是提前用煤块垒成七八层高的“小高塔”，点燃底层的柴火，熊熊燃烧的煤块便一层一层往上蔓延，映照的整个院落红彤彤的，非常喜庆。这“旺气冲天”，把我想家的思绪一下冲的不见了踪影。“旺火”一直延续到后半夜，才会慢慢熄灭。军民一家亲，这次有了更为真切的体会。

连队给每个新兵发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袖珍版），还有针线包。“老三篇”在学校时就背的滚瓜烂熟，可能因为是排长车，我们宿舍外屋有一些《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单行本，我平时就喜欢看书，所以一旦有空就拿起这些书来读，或许是这个原因，连首长推荐我参加了团的理论学习批判组，还给我压担子，让我担任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文体活动和贯彻经济民主，简单说就是参与制定连队每周菜谱。因为会识一点简谱，我就成了连队教歌员，每周一首新歌。军队歌曲一般是行进速度，情绪高昂，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非常鼓舞士气。团、营集会时都要唱歌、拉歌，九连经常有新歌问世。我还被选进了三人板报组。大哥李毓亮，1968年兵，山西平遥人，二哥胡吉星，1971年兵，山西万荣人。俩哥办黑板报经验丰富，那个时候就用上了水彩笔，把一块小小黑板报办的活色生香，图文并茂，色彩搭配，总是在评比中名列前茅。业余文娱活动有一项不能不提，那就是连队业余篮球队，于永才副指导员和三位排长都是骨干，一排长张增林，二排长张申锁，三排长赵振华都是藁城人，同为1968年兵，他们带领九连篮球爱好者们，在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纵横驰骋，极大地活跃了连队业余生活，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连队凝聚力，还密切了友邻、军民关系。

连队军政训练抓得很紧。首先是认识、了解坦克，熟悉结构原理，练习三步蹬车，8秒内进入车内为及格。其次是革命传统教育，学习内务、队列、纪律三大条令，学习政治时事，学习专业技术知识。军事训练有分有合，理论学习一般上大课，全连甚至全营一起上。记得八连满全礼连长给我们讲射击原理课，提问时总是有个“请”字，“请站起来”，“请坐下”“请你回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专业技术则一般按通讯、驾驶、射击组分别进行。炮长、二炮手在射击组，从武器装备构造到分解结合，到在训练车上实操训练，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判定距离需要在野外徒步进行，炮闩、机枪、高射机枪分解结合在室内进行。

操控火炮描绘信封靶训练，是在停车场的教练车上进行的。这是个粗中有细的活儿，炮长在战斗室操作瞄准机（方向机和高低机的统称，左手方向机，右手高低机），眼睛盯着瞄准镜里的大箭头，按照炮口处竖立的信封靶，从左下角开始，向上——右——下——左——左至右上斜线——下——右至左上斜线进行描画。横、竖线好划，斜线不好划，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台阶式”斜线，或者严重变形。需要大脑高度集中，指挥左右手动作有机融合，力气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需要恰到好处的寸劲才可以。炮手则站在炮口下面，手按刺点在靶牌上移动。刺点是一根带弹簧的细铁棒，用专用器具固定在炮口上。炮手按着刺点这头，那头即随着炮长操作炮身的动作而移动，在涂有黄油的靶牌上，划出信封模样的图形来。练到一定程度，信封靶改为靶心。先要把枪炮校对好，随后炮长操作瞄准机，通过望远镜瞄准后下达口令“发射”，炮手随即按下刺点。如果正中靶心，喊“命中”！如果在靶心上面，喊“远弹”！在靶心下面，则喊“近弹”！在靶心左面，喊“偏弹，左”，在右面则喊“偏弹，右”！炮长根据炮手的喊声修正瞄准点，直到发发命中。有的炮手口音较重，发音不准，把远蛋喊成了“软蛋”，把近蛋喊成了“静蛋”，炮长来气了，就喊你个“大笨蛋！”

1973年是我当兵的第一年，是我从一个自由散漫的农村青年，向革命军人快速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政治上更坚定了信仰，完成了所有军政训练任务，考核全部良好以上。针线包对于早年丧母的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一般的缝缝补补都能应付。我还主动找二车长任居洲、四车长王全柱等老同志谈心征求意见。节假日主动到伙房帮厨。在“缸满院净”传统工作中一直当骨干。这年8月份去张家口万全县参加坝上“打坦克、反空降”演习前，不知道怎么搞的，宿舍盖炉子的大方砖（约有2尺见方）裂了一条大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损坏东西要赔”的群众纪律，来不及解释，也没有法子解释，我就借鉴红军、八路军传统做法，写了一张道歉的字条，连同5块钱压在大方砖下面，次日随队出发离开了张庄。

1974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先是年初被提拔为四车长。由炮长到车长，毕竟是一个车的负责人，相当于班长啊。专业训练由射击组转到了通讯组，由操枪弄炮改为摆弄电台了。时隔不久，党的生日“七、一”那天，我有幸跟另外两位老大哥（1968年兵李毓亮，平遥人；1970年兵王君友，遵化人）一起，被连队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分别是排长赵振华和驾驶员孟创胜。那时候还没有预备党员一说，直接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爷爷是党员，我父亲是党员，现在我也是了，觉得没有辜负家人的希望，为从此有了政治生命而兴高采烈。国庆节前夕，接到让我去团卫生队体检的通知。当时稀里糊涂也没多想为什么。没过几天，天上一个大馅饼掉下来砸到了我头上，被提拔为七连二排长的消息让我一下子懵圈了，是真的吗？不是在做梦吧？团政治处干部股朱春和股长跟我谈话，他告诉我说，这是坦克25团73年兵提拔干部的第一份命令，你们两个人，呼木吉勒的任职命令是坦克二连技术员，你是坦克七连二排长，他是技术干部，你是指挥干部，带兵的，要求不一样，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我既高兴又担忧，既兴奋又忐忑，最后下定决心，这辈子就豁出去了，死心塌地的听党话跟党走。2019年坦克七连战友在呼和浩特聚会时，曾任过坦克九连指导员的乙舒平，把我和呼木吉勒叫到一起拍合影照，戏称我俩是“冀蒙双雄”。坦克25团的73年兵绝大部分都很优秀，不少连队73年兵当年就入党了。入伍不到两年提干，应该讲是我俩比较幸运罢了，后来大量的73年兵被提拔为干部，成为坦克25团的军政骨干。

　　1974年10月我告别坦克九连，到坦克七连就任二排长。因为命令下达的时间是前半月，所以我一下子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104块钱啊！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由月津贴7块钱突然变成52块钱，我傻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星期天赶紧去县城邮局给家里寄钱。坦克九连对我有恩，坦克九连的干部战士，都是我的恩人。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孩子，服役不到两年就能够被提拔为干部，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没有首长的关心关怀，没有战友们的支持帮助，没有公道正派的环境，没有健康向上的风气，就绝对不会有我的幸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只能用全部的身心，百倍的努力，对党无限的忠诚，用出色的成绩来回报恩人，回报党组织，回报社会。服役18年后转业到地方，从科员做起，一步一步到正县级单位的一把手，没有九连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是坦克九连让我知道了怎样做人，如何做事；是九连的首长战友们成就了我的今天。今生今世忘了谁，也不会忘记坦克九连！离开九连至今48年了，可是九连首长和战友们的形象依然活跃在我心里，与不少战友至今保持着联系。连长吴英奇，1959年兵，山西高平人，瘦瘦高高的个子，扎一条深红发亮的腰带，黑长脸膛，平时言语不多，给人的印象是严肃有余。他在连点名时从不带花名册，而是背着手，面朝大家，从一车开始，逐个人点名字，一直到八车最后一个人，之后说事。十年前辗转跟连长联系上了，通了电话。他还记得我瘦高个，爱笑。他家住北京天通苑小区，当年为了进北京安置，他放弃了连长身份，以战士身份复员才进了北京，身体欠佳，心情不是很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他打电话，很长时间才有位女士接电话，她问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吴英奇连长的兵”，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们的连长已经病逝了！”这是他爱人接的电话，我没有见过的老嫂子。我眼泪夺眶而出，沉闷了好几天。

指导员杨怀平，1963年兵，藁城人。个子不高，稍有点胖，习惯眯着眼睛背着手慢慢踱步思考问题。口头语是“那嘛”。我们顺平地方口音带“儿”，他不止一次跟我开玩笑，见了面就是一句“面条儿”，后边的“儿”字音量加重，连我都笑出声来。指导员是从三营副教导员岗位转业的，安置在县政府办公室，出任县政府招待所所长，兢兢业业干到退休。今年已经80岁了，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前几天打电话向他问候聊家常，老嫂子还接过手机唠了一会儿。
　　副连长郑宝山，是1963年入伍的唐山丰润人，他不仅颜值高，而且多才多艺，男高音很好听，属于“帅哥”之列。1974年夏天，他带领我们参加全师的文艺汇演，一炮打响。记得他给我和李万珍，量身定做的“山东柳琴”节目，啥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俩人手一个大烟袋，扎白羊肚毛巾，鼻下夹一个齐刷刷的小黑胡子。上周打电话聊天，他不无遗憾地说，那张演出获奖的合影大照片，在几次搬家过程中不知道塞哪找不到了。可惜的是，1974年年初，因为身体原因他转业离开了部队。缘分这玩意，是真的说不清楚。1991年的一天，我做为市委组织部科员，去山海关秦皇岛市劳教所考察兼任市司法局副局长的所长。进院下车，有个人看着眼熟，仔细打量，嚯，这不是我的副连长郑宝山吗！他也认出我来了，好不亲热。他时任劳教所副所长。中断了17年的联系续接上了，一直延续至今。如今80岁的他，从电话声音里根本想不到他已近耄耋之年。
　　副指导员于永才，是我人生的第一贵人。一向主持正义、坚持原则的他，有两件事不能不提。在新兵连训练期间，有即将退役担任新兵班长的老兵，用自己的旧军装找新兵换新军装，新兵虽不情愿，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事让于永才发现了，立马让老兵把换了的新军装退给新兵，而且大张旗鼓地批评这股歪风，维护了新兵的合法权益，让新兵从心底里佩服。再一件事是，1973年我姐姐出国留学，把她的上海牌手表寄到部队给我用。一个刚入伍没多久的新兵，居然戴上了手表，而很多排长还没有戴手表呢，自然而然引起了不少非议。有的说我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严重；有的议论我搞特殊，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他找我了解了真相，在连首长碰头会上做了解释，对大家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还了我的清白。还有他勇于进取、激情向上、不服老不服输的性格，堪称楷模。你能想到吗，去年他在自己76岁生日前两天，拿到了小汽车驾驶证，老当益壮的他，一路过关斩将，跟年轻人一道钻研理论，实际操练，一个科目接一个科目，不含一点水分的考上了驾驶执照。有驾驶证在手，结束了由儿子带着旅游的状况，升级为带着老伴儿自驾游，自由快乐随意的晚年生活开新篇了，我从心底里敬佩，敬仰！
　　三位排长大哥都是灌篮高手，一排长张增林，后来到七连当指导员，1984年在营管理员岗位转业地方工作。二排长张申锁是文化人，从排长越级提拔为九连连长，副教导员，1987年在一营教导员岗位上转业。三排长赵振华，直接被提拔到8连当连长，后被装甲兵学院选优去当教员，1989年副团职转业。
　　还有六车长岳德全，1969年参军，四川蓬溪县文井公社一大队二小队人，个子不高，是一位精明、善良、勤奋、真诚的大哥。记得他买了一双尼龙袜子，兴奋异常，在排务会上不止一次地嘚瑟，“这袜子好啊，晚上洗了，抖搂抖搂，早上就能穿了”，令我羡慕不已。那个时候，大家都穿部队发的绿军袜，棉线织的，比较厚，晚上洗了一夜干不了。今年“八一”，从国强兄弟那里得到了他的电话，随即打过去，亲热得很，激动得厉害。随即在她女儿协助下，我们视频了半天。模样基本没变，就是瘦了些。
　　还有我们同年的六车炮长李振清，土默特左旗人，大高个，打乒乓球是左撇子。我多方面寻找，问询过不下十几个战友，还是没有他的音讯。2019年我们自驾路过土默特左旗，在旗政府广场踅摸了二十多分钟，想进去打听一下，犹豫纠结半天，一想时隔40多年了，如此大海里捞针，可能性太小了。还有从首钢入伍的李建国，也是炮长，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一起演出，后来就失联了，郁闷啊！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眨眼间人生70年过去了。人上了岁数，一个明显变化就是更怀旧了。今年7月31日，我们顺平籍战友搞了线下见面会，一起到部队55个人，已经去西天报到的7人，参加见面活动的18人，身体不好出不来的几个人，一直失联的几个人，因故请假还有几个人……战友见面，气氛热烈，情感激动，把手言欢，感慨唏嘘，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
　　借参军五十年征文机会，很高兴与大家交换信息，交流思想，加强联系，密切感情，增进友谊，相互激励。千言万语归结为两字，祝福！我们余生的目标，两字，健康！衷心祝福每一位战友，以及每一个家庭成员，健康，快乐，幸福，平安！

附1：

照片一：2017.4.29重访张庄，当年住过的民房。老房东已经过世，当年的二子陪我去老宅院(图2),感慨万千。图1,4是我们五车的宿舍，图3是院子的大门。

照片二（上）：1997年9月朱春和（右）股长来北戴河，我陪他在海边留影。

照片二（中）：2019年坦克九连原主要领导，从左至右依次为副指导员于永才，指导员杨怀平，三排长赵振华，二排长张申锁，一排长张增林。

照片二（下）：：2014.1.14我去石家庄，有幸跟当年的三排长赵振华、二排长张申锁大哥合影留念

目录11

坦克七连我的家

齐彦收

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一些让人铭记难忘的事情。特别是年纪大了，就更怀念那些过去的事情。坦克七连，就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家。
我是1972年底参军，1990年转业地方工作，18年的军旅生涯奠定了我一辈子工作生活的基础。而1974年10月至1975年10月这一年，又是这个基础的基础。这一年，我在坦克七连当二排长。
自从毛主席1963年发出向雷锋学习的号召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就成了我的愿望。很不幸，本来1970年就体检合格的我，因为村里派性作祟，就是不让走。直到1972年，北京军区装甲兵坦克七师第25团来完县征兵（后来改名为顺平县），我才能够如愿以偿。那年村里派性依然严重，接兵首长坚持确保兵员质量不动摇，以非凡的毅力和担当，在公社书记不同意、不给盖章的情况下，毅然决然直接找县武装部盖章，我们村接了四个兵，后来三个提拔了干部，两个成为正县级单位的一把手。
我参军如此好事多磨，好不容易来到部队，能不倍加珍惜、能不好好干吗！农村孩子能吃苦，不惜力，脏活累活抢着干。加上我是高中应届毕业生，爱学习，算是有点文化。我很幸运，来到了坦克25团3营当兵，更幸运的是，遇到了那么好的成长发展环境。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坦克九连三排5车当炮长。排长是1968年藁城入伍的赵振华，副指导员就是接我到部队的于永才（1965年武清入伍），连长是吴英奇（山西高平人），指导员是杨怀平（河北藁城人）。这些领导大哥带领我人生起步，对我关爱有加，1974年“七、一”吸收我加入党组织，之后被提拔当车长，入伍一年多被提拔为干部。
1974年10月，我到坦克七连任二排长。当时的连长是焦志（1965年兵，天津宝坻人），指导员是胡成柱（1959年兵，山西五台人）。副连长贺宏纪（1966年兵，河北高阳人），副指导员郭茂盛（1965兵，山西人）。一排长王春景（1969年兵，河北大名人），三排长果先灵（1970年兵，河北遵化人），指挥排长冯书田（1966年兵，河北高阳人），司务长是董新和（1970年兵，河南人），技术员是马国俊（1968年兵，山西平遥人）。在连队干部队伍中，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兵蛋子，年龄最小，军龄最短，阅历最浅，经验最少。可是没有一个人歧视我，大家都善待我这个小兄弟。这让我心里倍受感动。
再看一下我们二排，我在三车，驾驶员蒋益文是1969年兵，四川蓬溪县人，早我入伍3年。炮长王分岭是定州人，二炮手王振福是北京人，我们仨是一年兵。四车长张月乔（1970年兵，河北遵化人），炮长卜占英（定州人）、驾驶员麻占喜（呼市人）、二炮手窦喜联（定州人）都是我们一年兵。也就是说，在七连二排，作为排长的我，前面有两个老兵，后面都是我们齐刷刷的同年兵。新兵领导老兵，你怎么领，怎么导？而且还是外来户，说实话，我心里是一点谱也没有啊！
坦克七连是有光荣传统的连队，是风气正、作风硬的连队。在这个大熔炉里，我给自己确定了四条原则，即虚心学习，关心他人，以身作则，勇于担当。实践证明，这些原则有益有效，让我比较顺利实现了从战士到干部角色的转变。
我车二炮手王振福，北京人，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爱抽烟，走路两只脚有点外撇，慢慢腾腾，有点散漫稀拉，有点瞧不起人，是一位个性比较突出的战士。我注意在感情上与他多接近多沟通多交流，他爸爸是北京四季青公社书记，他有个非常要强上进的妹妹，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再加上生活上多关心，大冬天给他洗油渍麻花的坦克冬季工作服，帮助他拆洗被褥。单杠引体向上他跟秤砣一样坠在那里，我使劲把他㨄上去。感情融洽了，工作就好做多了。大概是在1977年初冬，我骑自行车在北京魏公村附近时，在人地两生、摩肩接踵的人流中，听到一个声音喊我，扭头一看居然是早就复员的他，两个老战友热情的聊了起来。
1974年底的野营拉练终身难忘。黎明即起，在寒风呼啸的凌晨，冒着飘飘洒洒的小雪花，在帐篷里吃早饭，稠乎乎的热粥一勺子一碗，捧着吃半碗就冻了。之后履带行军，连长头车，我是二车，间隔80米左右，行驶在布满小冰碴子的砂石公路上。
先是开窗驾驶，我站在车长座上指挥，天实在是太冷了，我就坐下来把着潜望镜观察。突然发现，行进着的坦克开始扭屁股，我惊呼“老蒋怎么了？”还没有等驾驶员蒋益文回答，潜望镜一黑，前面连长车的尾灯不见了，眼前忽的一下有个东西掠过，瞬间车身大幅度倾斜，停住了。我一下子就懵了，片刻后回过神来，我费劲的打开指挥塔门，探出头来一看，彻底傻眼了，坦克已经冲下路基，停止在那个斜坡上，路边一搂多粗的几棵大柳树，一溜平躺在那里。坏啦，撞树了！我立即向连长汇报，连长回复“就地自救”。我跳下坦克，发现坦克左前页子板高高伸向天空，帆布炮口帽被撕成了布条，铝合金的坦克天线已经身首异处，断为三截……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第三号车指挥排长冯书田跟上来了。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冯大哥见状下车，不慌不忙的问，“二排长，人怎么样？”我看到了救星一般，“人没事”！“人没事就好”。他围着坦克转了一圈，走到前面说，“老蒋你进去，看我的手势”。手足无措的蒋益文也恢复了平静，跳进驾驶室，冯排长右手划了一个圈，“发动”。“轰隆”一声，排烟管喷出浓烟，坦克发动着了，按着冯排长的手势，坦克爬上来了。我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不住声的表示感谢。他拍拍手说，不用谢，这算啥，快上车吧。我把散落的天线捡起来，开始继续前进。这个事儿吧，越想越后怕。如果当时是开窗驾驶，如果我还露头指挥，那么我这条小命，就不知道是谁的喽！
在这次野营拉练中，四车因为是教练车，在途中经常故障，排除故障修车时，四车长张月乔脸部和双手严重冻伤，十个手指头跟棍子一样，完全失去了知觉。这次行动，我三车撞树，四车长严重冻伤，可谓全排覆没。但是我这个排长，最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雪后路滑坦克撞树属客观因素所致，教练车故障严寒中修车人被冻伤也不是排长能控制的，事后车送修理连修理，人送医院疗治，我这个排长毫发无损。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组织上的宽宏大量，领导的关心呵护，让我死心塌地的以连队为家了。
2019年夏天，我专程去遵化看望四车长张月乔，老战友相聚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谈到那次野营拉练，不免唏嘘。张月乔大哥深情的回忆我去医院看望他，还提及了我已经忘记的一个事，我姐姐从法国带回来一盒香烟，每人一根发给大家分享，“那是第一次抽带过滤嘴的烟”。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接受了一次连队救济。1975年10月部队保送我去河北大学哲学系读书，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定量由每天1.5斤降到1.2斤，再加上学校伙食差，油水太少，经常吃不饱肚子。1976年放暑假我回部队，向团政治处领导汇报学习情况后，再回老连队看望战友们。指导员冯战标得知我在学校吃不饱的时候，和相关同志沟通，安排司务长支援了我200斤全国粮票。我激动不已，感激不尽，老连队就是家呀，领导的关心让我感到温暖，老连队的温馨让我感到幸福！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就是我的家人。
我在坦克七连工作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连队给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我在这里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坦克七连的干部是高水平的，战士是高素质的。整个坦克三营，官兵关系融洽，生态环境和谐，是军人锻炼成长发展进步的摇篮。在这里，干部关心士兵，士兵尊重干部。我在九连的时候，我父亲来部队看我，当时的营长叶郁青都来看望。一个普通的战士家长来了，连首长探望一下就很不错啦，一营之长都来了，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我父亲是1937年入伍的老兵，他对我们部队赞不绝口。
1978年秋大学毕业，组织上安排我到坦克一连当二排长，同年底到团政治处当干事，以后随着军队体制改革和工作需要，又辗转到另外几个军事单位工作。但是不管在哪个单位，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会记得坦克七连。直至我转业地方，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两次，逐级被提拔到正县级单位当一把手，两次被省里授予荣誉称号，享受市劳模待遇，所有我取得的成绩成就表彰奖励，九九归一，源头归结到我的福地——坦克七连。
我，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孩子，何德何能，一年半入党，一年十个月提干？我当排长一年，出现小事故不仅没有受处理，反而被推荐到地方上大学？我没有任何关系，不认识任何首长，没有任何后台，没有送过一分钱的礼，是连队养育了我，是党组织培养了我，是部队成就了我。
坦克七连，我成长的家园。
坦克七连，我永远的思念。
我是坦克七连出来的，我骄傲。 照片上：作者在2019年战友大同集会时跟当年的连长焦志（中）、指导员冯战彪（左）合影留念。

照片中：作者2017.10在定州跟同连战友张国强、王分玲和田梦来合影。

照片3：作者2019.10.3去遵化党峪看望当年的四车长张月乔（左）和嫂子（中）

作者简介：齐彦收，1953年7月出生，1972年12月河北完县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三营九连三排五车炮长、四车车长，坦克七连二排排长，河北大学哲学系学员，坦克一连二排排长，团政治处干事，修理连副指导员，北京军区装甲兵教导大队政治教员，38集团军113师政治部干事，秦皇岛军分区政治部副团职干事。1988年被授予少校军街。1990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中共秦皇岛市委组织部科员、研究室主任，中共北戴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党校校长、综治委主任，秦皇岛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2013年7月退休。现居住秦皇岛市，联系电话：[phone]。

目录12

告别父老乡亲

赵文龙

1972年12月19日，是我参军入伍告别家乡告别父老乡亲的日子，时间过去整整5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事情依然历历在目。
一、入伍通知书
记得12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心情忐忑地等待着应征入伍的消息。在这之前，我在村里报名要求参军，并参加了公社武装部组织的目测、体检和政审三项检查，每项都顺利通过全部合格，就等领取《入伍通知书》了。这天上午，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喊我，“赵文龙！赵文龙！公社武装部来电话了，叫你马上去取《入伍通知书》，欢欢儿的快点去！快点去！”（“欢欢儿的”是呼市地方俗语，赶紧的意思）大喇叭连续喊了好几遍，我只听了一遍就赶紧骑上自行车直奔公社武装部。
我家住在呼和浩特市郊区沟子板村，那时叫沟子板大队，位于呼市南郊，站在家的院子里就能看见呼市，远远的可以望见呼市城北连绵起伏的大青山。沟子板大队属于西菜园公社管辖，从村里到公社有10来里的路程，我太兴奋了，骑着自行车像飞一样，只用了20多分钟就赶到了。进了武装部直奔部长办公室，姚喜臣部长把《入伍通知书》交到我手里说：“你被批准参军入伍了，很快就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了，恭喜你呀！”，并叮嘱说：“12月17日上午先来公社集中，然后公社用汽车把你们送到郊区招待所报到，这几天在家好好歇着，不要到处乱跑，千万注意安全。”“放心吧姚部长，一定注意安全！一定按时报到！”我兴奋地回答道。
走出公社武装部，我停在路边又把《入伍通知书》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上衣兜里，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终于拿到《入伍通知书》了，参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太高兴了！要知道，参军入伍是那个年代青年人最光荣的梦想！人们见到解放军，总会投向羡慕的目光。当不上解放军，能穿一件军装戴一顶军帽是年轻人最时髦的装扮。除此之外，在当时那个年代参军也是年轻人的一条出路，一旦参了军或提干或复员，就能安排工作，那将改变人生。当然，当兵保卫祖国在人们的头脑中也非常明确。
当我怀揣《入伍通知书》回到家里时，家里已经挤满了乡亲们，他们有的坐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下；父亲坐在炕上和大伙儿说着话，母亲忙前忙后给大伙儿端茶倒水。我刚一跨进家门，不知哪位乡亲喊了一声 “我们的解放军回来了！”全家人一齐上下看着我。站在我身旁的表哥说：“我们听到大队的喇叭里喊你去公社取《入伍通知书》，全村都知道咱们家出了一名解放军，大家都来看看你。”是啊！我所在的沟子板村，许多青年都想参军，都想穿上帅气的绿军装，可是年年报名的人很多，被挑选上的人没有，这一年我被挑选上了，立马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吸引了许多乡亲来家看我，刹那间我成了村里的风光人物。
坐在炕上的父亲显然有意问我：“领上通知书了？”，“领上了，”我边回答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入伍通知书》递给父亲。父亲拿住《入伍通知书》端详着，坐在炕上的乡亲们纷纷把父亲围住争相观看。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把《入伍通知书》递给我，“你给大家念一念，听听通知书上写的甚？（“甚”呼市乡音什么的意思）。
《入伍通知书》是用32开硬板纸红黄相间套印的，看上去美观精致，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接下来是正文，“赵文龙同志：毛主席亲手缔造、领导和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你积极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这是很光荣的。经审查，你符合入伍条件，望接此通知后并于72年12月17日到郊区招待所报到。”通知书靠右下侧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武装部”字样的红印章，签发日期是“1972年12月10日。”
我一口气念完《入伍通知书》，全家人依然沉浸在通知书的豪言壮语之中，并被具有政治高度的语句所感染，坐在炕上的老民兵张福子说：“参军光荣！太光荣了！可惜咱们没这个机会啦。”然后招呼大家说，“走吧！人也看了，通知书也听了，各回各家吧！”
送走乡亲们，家里立刻安静了下来，只见母亲一边收拾着茶碗，一边背过脸抹眼泪；坐在炕上的父亲也平静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窗户外面……直到这时，父母亲时刻对于儿女的那份牵挂我才有所感悟。
二、等待报到的日子
在接下来等待报到的日子里，父亲每天半前晌去大队走一圈儿就回到家里守着我，当时父亲担任大队治安主任。之前，1950年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负伤复员后担任了几年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因为身体不太好主要负责治安工作；1968年，我所在的沟子板村迎来了第一批知识青年，都是来自呼市回民中学，大队党支部又安排父亲分管知识青年。
而母亲每天给我做好吃的，炒鸡蛋、烙背锅子或搁锅面，每天至少做一顿白面吃。我和母亲说：“家里每年从生产队分上有数点儿麦子，把白面留给家里人吃吧，我参军到了部队顿顿都是白面大米，你还担心儿子吃不好。”我每次说了之后母亲也不说啥，第二天继续给我做好吃的。
一天早晨母亲对我说：“今天咱们一起去你大姨家吧”，我说“好啊！我好长时间没有去大姨家了，参军走之前无论如何也应该去看看大姨。”大姨家在城里向阳区三官庙街（文革前向阳区叫玉泉区，文革期间改为向阳区，文革结束后又恢复叫玉泉区），大姨夫籍贯北京，说话一口京腔味儿，在呼市“悦来春”饭馆当厨师，隔三差五能分得一些筋头麻脑下脚料带回家改善生活，我小时候经常去大姨家解馋。我和母亲来到大姨家，正好大表姐也在，大表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初中毕业有文化口才好。母亲一进门把我就要参军走的事儿说了，大表姐说：“弟弟参军太好了！能去部队大熔炉锻炼多好啊，哎……我要是弟弟你就好了，就不用东躲西藏地躲避下乡了。”1968年正是城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峰时期，大表姐初中毕业，居委会的人每天上门动员当知青，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大表姐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等到风头过去之后才回到城里。所以，我和大表姐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大表姐接着说道：“弟弟，你知道吗，咱姥爷也是军人出生。姥爷是江苏丰县人，丰县历史上民风强悍，姥爷从小练习太极拳，年轻时练就一身好武功，晚清的时候当过大运河运粮官，经常穿行于苏北和山东之间，当时姥姥家在山东兖州，这才结为夫妻。为了谋生，姥爷后来参加了傅作义的部队，属于孙兰峰部下，绥远和平解放后定居呼市。咱们姥爷经历过冷兵器时代，会武功非常重要；你现在参军就不同了，有文化很重要，去部队除了吃苦耐劳，还要注意学习文化，争取在部队干出个样子让姐看看。”
说话的功夫，大姨已经把饭做好了，一盘炒黄羊肉和一笼屉白面馒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进入冬季，呼市一些单位组织人员去锡林郭勒盟草原上打黄羊，所以那个时候呼市人经常能吃上黄羊肉。我参军后曾经和战友们说起在大姨家吃黄羊肉的味道，肉质发干有嚼劲，有的战友开玩笑说，我们琢磨你为啥跑得快，从雁北高原跑到北京军区装甲兵田径队，敢情你参军之前吃了黄羊肉。
三、我的英雄父亲
很快就到了即将参军报到的时刻，12月16日晚上，村里几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复员老兵来到家里，他们一点儿也不用客套谦让，进了家门脱鞋上炕，母亲赶紧把茶水端上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村共有6名青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其中两人牺牲在朝鲜战场。今晚来家的几位老兵，陈老三是我家亲戚，我称呼叔叔。陈叔对父亲说：“你当兵又让儿子当兵，你这成了军人世家。可是儿子一去参军，家里每年少挣不少工分啊！”陈叔说的也是实情，我从14岁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第一年每天挣7分工，第二年就挣到10分，当时我们生产队10分工能开5毛多钱，我参军之后家里一年少收入将近200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尤其是1972年大队派我去西菜园公社农机厂学习电工，着重学习修理电动机，学成之后估计收入比地里劳动挣得还要多。
父亲接过话茬说：“儿子长大了，想参军就让去吧，我们这一茬人也就这样了，儿子去部队进行锻炼，肯定比在村里有出息。”陈叔马上说道：“哥说的对，娃娃们大了出去锻炼锻炼是好事，一直窝在村里有甚出息。儿子参军之后，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哥尽管吩咐，咱们这几名战友肯定没问题。”其他几位老兵纷纷说道，咱们都当过兵，赵哥是立过战功的人，我们听你的。儿子明天就要参军报到了，趁娃娃在说说你们当年部队的事吧。 　　一提起部队，父亲来了精神，说道：“儿子长这么大了，我还真没有和儿子讲以前部队上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当兵和现在不一样，就拿咱们村参加抗美援朝的几个人来说，许秉山是工兵修飞机场的，李二娃是勤务兵跑腿的，他们俩不在前线打仗，没缺胳膊少腿的回来了；闫学汉是炮兵，一场战役打了多少发炮弹自己也数不清，硬是把耳朵震聋了，但是总算活着回来了；我在机炮连当迫击炮兵，参加四次战役虽然负了伤也活着回来了；可是有多少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没有回来，所以我不愿意提起过去那些事。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活在和平年代，今儿个情况又特殊，我就说道说道。”
　　父亲先从家庭籍贯说起。据父亲回忆，我的先辈也和呼市许多汉族人一样，是从山西走西口来到呼市的，父亲的籍贯在山西省忻州，于1923年出生在归化城二道河村（现在的呼市小黑河镇二道河村）。那时走西口来到呼市的山西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许多人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而且还有不少手艺人，如铁匠、木匠、铜匠以及泥瓦匠等。据父亲讲，二道河村过去都是草滩和盐碱地，于是先辈们在这里办起了手工作坊，从盐碱土里提炼芒硝和食盐，以此为生。芒硝是熟制牛羊皮以及其它动物皮子的必需品，牛羊皮只有经过芒硝熟制之后，才能制作皮袄皮裤或者马鞍马具等。出售芒硝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把提炼出的芒硝运到后山武川地区换取粮食，每年能换回很多莜面；把提炼出的食盐拿到归化城卖掉收取现钱，全家人日子过得较为殷实。
　　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9月，父亲在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全家人立刻陷入战乱年代的痛苦和恐慌之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农村管理实行“保甲”制，“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甲长”相当于乡长，哪家有年轻后生可以当兵，他们一清二楚。一天早晨，父亲听说保甲长领上国民党部队的人来村子里抓兵，赶紧跑到村子东面的草滩里藏了起来。在草滩里忍饥挨饿藏了一天，等到掌灯时分，听不见村里有什么动静，便悄悄溜回家打算喝口水吃点东西，结果被一直躲在院子里的国民党兵抓住带回归化城。
　　父亲被抓去当兵的是国民党傅作义的部队，董其武是归绥地区最高长官。国民党把抓来的新兵，集中在归化城“小教场”训练了一个来月，然后被运到集宁和解放军打仗。1948年12月，在解放张家口战役中，父亲被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俘虏。当时解放军对待国民党部队俘虏的政策是，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换上服装，马上加入解放军的队伍。父亲看到解放军队伍上的人很和蔼，对自己挺好，于是加入了解放军的队伍。正是由于当时父亲的这一正确选择，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也有了后来我们的故事。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部队首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的教育，让新战士从思想上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问题。1949年2月，华北第三兵团第一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父亲被编入66军197师591团2营机炮连；同年4月，担任副班长，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战役胜利结束，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6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于10月下旬跨过鸭绿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父亲经历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一直打过三八线。1951年2月，在参加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战”中负伤。
　　父亲讲述到这里，众人关切地询问负伤经过。父亲说，在“横城反击战”部队回撤时，被身后射来的子弹击中，左脚被打成贯通伤，子弹从后脚跟打进去，从前脚梁面穿出来，之前右眼负伤已经看不见了。脚部中弹的时候好像被棍子抽了一下，人马上就摔倒了，当时部队回撤速度非常快又是黑夜，转眼功夫就掉队了。这时父亲用手摸了摸受伤的左脚，感觉疼得并不厉害，只是使不上劲站立不起来，于是顺着部队回撤的方向爬去。“朝鲜冬天的天气也挺冷，我爬着追赶大部队顾不上这些，只是觉得随身携带的背包和干粮袋挺碍事，我干脆把它们全扔了，只要能找到大部队甚也有了。”父亲说。他在雪地里爬行了多半夜，终于在凌晨时分，被友军发现，立即被送往战地医院进行救治。然后被送回国内，在东北军区第24陆军医院第4分院住院疗伤，并被医院鉴定为三等甲级伤残。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父亲从陆军医院被转入东北军区健康第6团进行休养，同年6月回到绥远省军人荣校休养，于1952年后半年复员。

　　说话间，已是晚上11点。陈叔叔和老兵们说，天气不早了，明天赵哥和嫂子还要送儿子参军，咱们该走了。众人从炕上下了地，陈叔叔拉住我的手说，“家里有我们你就放心吧，去了部队好好干，一定干出个样儿来！”我立刻回答说，“没问题，去了部队我绝不给沟子板人丢脸！”

我们西菜园公社这一批共有13名青年应征入伍，公社举行完欢送仪式，大家一起坐上汽车向郊区招待所出发，郊区招待所在锡林南路呼市晚报社东侧。在招待所，我第一次见到部队接兵代表，排长叫王桂枝，班长张庆成，他俩都是坦克25团指挥连的。他们身穿绿军装，佩戴鲜红的领章帽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后来我就被王桂枝带到了他的排，成为了一名无线通信兵。
　　中午吃的是烩菜大米饭，偌大的食堂餐厅里，摆放着好几笸箩白花花的大米饭，这是入伍青年们吃的第一顿兵饭，一进餐厅纷纷从餐桌上拿起碗筷，径直来到笸箩前使劲往碗里盛饭。我身旁一名很壮实的后生，边盛饭边说，“终于吃上公家的饭了！”我问他是哪个公社的，他说桃花公社。武装部将送兵工作安排的非常周到，入伍青年中午吃大米饭，送行的父母和亲友也吃的是大米饭，直到19日入伍青年离开呼市前，武装部天天如此安排。
　　在呼市郊区招待所住了西菜园公社、攸攸板公社、毫沁营公社、西把栅公社、桃花公社的应征入伍青年，后来西菜园公社、攸攸板公社、毫沁营公社的兵到了坦克25团，西把栅公社、桃花公社的兵到了坦克7师师直属队。我们在这里共住了3天，武装部组织应征入伍青年洗澡，然后向每人发放了崭新的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19日晚上，呼市武装部在火车站广场，向部队接兵代表正式举行兵源交接仪式，这时我们正式成为部队上的人。在接兵代表的组织下，新兵们排队走进站台，登上即将开往东去的列车。
　　当我走进火车站台的那一刻，回头望见父母亲站在许多送行人群里的身影，不禁使我心里酸酸的。瞬间想到，从我前几天接到入伍通知书，到今天将要离开父母，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嬗变，变的懂得父母恩情；懂得桑梓之念；懂得奋斗目标！再见了，亲爱的父母！再见了，可爱的家乡！我踏入军营一定努力锤炼自己，争取做一名优秀军人回报父母！回报父老乡亲！回报家乡！

目录13

特招“体育兵”

赵文龙

我1976年10月提干，从通信连到团部通信股担任收发。工作刚刚熟悉不久，1977年春节前夕，股长梁徳增通知我说，团首长研究决定：选拔你去参加北京军区装甲兵体工队。你把手头的工作交待给刘参谋（刘茂会），尽快去师部报到。

我是1973年兵，1974年第一次参加团里举行的运动会，在800和1500米比赛两个项目中，都拿了第一名，我们通信连也取得了全团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次我被选拔到北京军区装甲兵体工队，能去首都北京，心里感到无比荣幸！

一同被选拔到北京军区装甲兵体工队，还有我们通信连的王义坤，王义坤于1969年从河北省大名县入伍，曾是指挥连侦察排一班班长，当时是通信连炊事班班长。他在上一届北京军区举行的全军运动会上，代表军区装甲兵队参赛，取得了马拉松比赛第一名，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按照通知要求，我立即赶到位于大同市的坦克七师师部报到，报到后被安排在师部附近的一座旧楼里住下。这时已经有10多名队员报到完毕，有男队员和女队员，男队员大部分从各个团被抽调上来；女队员有的来自师部通信营，有的来自师部医院。担任装甲兵体工队领队，是我们坦克25团副政委张文斌，师部作训科参谋王成敬协助张副政委工作。据张副政委介绍，军区装甲兵成立体工队，是为了参加北京军区8月份在京举行的全军运动会，我们这部分队员主要参加田径比赛。大家在师部集中报到后，2月下旬春节刚过，在领队张副政委的带领下，从大同乘坐火车向北京进发。

初春的北京，和风习习，杨柳吐翠。装甲兵体工队的训练场和队员驻地，都在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院环境清静树木成林，往南不远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南方向是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大家来到体育学院稍作休整，脱去绿军装，男女队员统一换上新领的运动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到了北京体院遇到了也是刚到这里的王义坤。

北京体育学院堪称中国体育最高学府，宽阔的学院大院，田径场足球场篮球场，游泳馆体操馆武术馆，各种训练场馆一应俱全；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体育学生，而且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担任体工队的教练，是军区装甲兵专门从体育学院聘请的老师，根据田赛和径赛不同项目，分别聘请了投掷和中长跑等教练。队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最初进行体能训练；投掷队员进行力量训练，中长跑和短跑以及跳跃队员进行耐力训练。

紧张的日子总是过得非常快，转眼进入4月份，队员们已经训练了一个多月了。一天周末，张副政委把教练员召集在一起，召开训练小结会。我是当时体工队员里唯一的一名干部，王义坤是曾经参加过军区大型比赛的优秀队员，我俩也被通知参加小结会。会上张副政委开门见山，让教练员分别谈谈队员的训练水平，面对大赛在即，现有队员能否在赛场上拿到名次。教练员们客观地谈了前段时间队员的训练水平，结合他们掌握的北京军区运动会往年比赛成绩，认为能拿到名次的难度不小。主要原因是这次比赛时间紧，队员们训练时间短，也就四五个月的训练时间，特别是径赛项目，运动员不经过一两个冬训很难出成绩。

　　训练小结会结束，张副政委陷入沉思。但凡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军人、军队的荣誉感特别强，无论作战训练还是学习生活；无论执行任务还是平时工作，谁也不愿意落在后头，人人以争当先进为荣。有一现象就能体现出来，部队集合看电影或者观看文艺演出，各个连队自发组织拉歌比赛，比哪个连队的歌声嘹亮，哪个连队的歌声整齐，这不仅成为约定俗成的事，更是场上一道靓丽风景。张副政委是体工队领队，是一把手，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和压力，参会人员都能理解。
第二天一大早，张副政委把王参谋、王义坤和我叫到一起说：“走！上午咱们去北京体校招收队员。”王参谋听后说：“这样做行吗，上面同意吗。”张副政委坚持说道：“这次装甲兵体工队参赛要想拿到名次，就必须招上几个确保能拿上名次的队员。昨晚我已经想好了，我豁出去了，情况不等人；有人向我透露，其他部队正在从地方挖人，咱们请示上面等到批下来，黄瓜菜都凉了。运动会结束，现在招收的这些队员如果装司不接收，我就带回坦克七师，我们坦克七师号称有三件宝——煤矿、篮球队、“阿庆嫂”，大不了再添一宝——体工队！咱们坦克七师有煤矿，还愁养活不了这几个人。”看到张副政委坚定的样子，我们一行4人乘坐从军区装甲兵要来的吉普车，绕着北京市选拔队员。开始来到东城区体校，然后到西城区、海淀区跑了一圈儿。每到一处，首先和体校领导说明来意，体校领导每当听说北京军区装甲兵体工队招收“体育兵”，都非常配合，把成绩最好的体育生推荐给我们，并把这些学生找来，在操场上展示一番。经过多半天的招兵买马，当时就选拔了3名队员，张副政委安顿他们带上学校证明和户口本，第二天去体育学院报到，立马参军入伍，成为装甲兵体工队员。
　　第一天，我们就从北京体校选拔2名队员，当时是看好2人，其中一名女兵分到中长跑组，后来她在800女子比赛中拿了名次。后来张副政委又从北京体校招收了几名队员，因为我忙于训练，有些情况就不清楚了。
　　由于加入了生力军运动队的成绩大幅提高，我们这些“老队员”也被带了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刻苦训练，用辛勤的汗水迎接军区运动会的召开。竞技体育要获得好的团体成绩，不止需要运动员、教练员在场上拼搏，也考验领导团队的组织能力和智慧。那些年很多部队有专业的运动队，招收体育特长兵更是司空见惯。有些部队为这届军区运动会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装甲兵是仓促上阵，临时组建体工队，要想拿名次难度可想而知。
　　北京军区1977年全军运动会，8月1日在“八一体育场”隆重举行，北京军区下辖的8个野战军、3个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军区司政后机关的直属单位，共20多个代表队近千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遗憾的是我在5000和10000米的比赛中都没取得名次，但参加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确实使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见识。装甲兵体工队在这次运动会上，获得了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运动会闭幕后，军区装甲兵专门在石景山区装司大礼堂，为体工队召开庆功会，表彰奖励体工队员，会上有10多名队员受到表彰奖励。张副政委代表全体队员发言，汇报介绍了取得优异成绩的经验。庆功会结束，参加大会的装甲兵首长，与体工队全体队员合影留念。运动会结束后那几个特招兵有的留在北装司，有的去了大同坦克七师师部。 照片1：北京体院门口留念（后排左1：王义坤、左2：张文斌、前排右1：赵文龙） 照片2：庆功大会后体工队全体合影（北装机关办公楼前）

目录14

高平接兵

赵文龙

1974年11月，是我当兵入伍的第二年。我们坦克25团派出接兵代表，来到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高平县接兵，领队是步兵连连长何少群，指挥连派出我和赵建设（1971年江苏连云港入伍）执行接兵任务。高平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西南边缘，历史底蕴极其深厚。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的故里，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发生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曾经转战太行山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高平成为闻名遐迩的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这里家家送儿当八路，村村都有军烈属。
来到高平县，我和赵建设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近的唐庄公社接兵。记得刚来唐庄公社的第一天，武装部长安排好我们的住宿，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李红华，也当过兵，说起来我们还是战友呢。并且风趣地说，我们高平有三大怪：车比马大，碗比锅大，厕所比井大。经李部长这么一介绍，我在上厕所的时候特意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厕所茅坑真大，直径足有两三米宽，如同一口井，中间铺着两根石条，人就蹲在石条上如厕，头一次蹲在石条上真是有点腿颤，过了好几天才有所适应。
在唐庄执行接兵任务的日子里，我和赵建设吃住都在公社，工作上接触最多的就是李部长。为了掌握兵源情况，李部长带着我们深入到各村应征青年中进行走访。初冬时节的高平乡村，到处呈现农业学大寨修渠筑坝，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景象。由于李部长担任公社武装部长多年，对征兵工作的各项流程非常熟悉，从最初走访宣传，到报名登记；从集中目测到兵源体检，以及政审等无不了然于心。在他的组织下，全公社征兵工作进展顺利，这使我和赵建设感到非常轻松，我们与李部长相处的也非常融洽。但是，就在最后确定入伍人员名单上，我们与李部长发生了分歧，甚至“官司”打到公社党委定兵会议上。
按照当年的征兵计划，坦克25团在高平县征招80名新兵，其中唐庄公社16名。当时县里广大青年听说坦克部队来接兵，应征报名十分踊跃，仅唐庄公社报名青年就达200多人。经过目测、体检以及政审层层严格筛选，合格人数依然达到40多人。为了在公社党委定兵会议上拿出主导性意见，会议召开之前，李部长和我们一起商量入伍人员名单，然后拿到党委会上通过。
工作进行到这一步，掌握兵源质量情况非常重要。在我和赵建设走访过程中，发现应征青年郭永发的毛笔字写的挺好，在他家的墙壁上，悬挂着他书写的条幅，字体流畅秀美，全是诗词名句，我俩一致同意征收郭永发入伍。李部长和我们商量入伍名单过程中，前15人没什么异议。就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争议，李部长坚持推荐公社通信员入伍，我和赵建设坚持要郭永发，经过反复商量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李部长有些不满地说，你们坚持要的郭永发，体检时我发现他的臀部有伤疤，如果你们一定坚持现在的意见，咱们只好拿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决定了。
我俩太喜欢郭永发了，为了能征收郭永发入伍，我和赵建设返回县城，向接兵领队何少群做了汇报，何连长非常支持我们的意见。为慎重起见，何连长提出让郭永发来趟县城，再让随行军医做一次体检。经过军医检查，认为郭永发臀部的伤疤只是小时候的普通烫伤，并不影响健康状况。
1974年12月初，唐庄公社党委正式召开定兵会议，何连长带领军医和我俩一起参加了会议。会上，在研究郭永发能否应征入伍的时候，李部长与我和赵建设各执一词，事情依然聚焦在郭永发臀部的伤疤上。这时，公社党委书记提出建议，让部队军医进行检查，如果符合条件，尊重部队接兵代表的意见。随后，公社党委立刻通知郭永发马上来体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25团接兵的军医夏德才（1966年河北香河入伍）。郭永发来到公社，夏军医把他领进会议室的里屋进行检查，不大一会儿功夫，夏军医走出屋子当场宣布检查结果：郭永发臀部的伤疤，系儿时热水烫伤，面积不足10厘米，不影响部队的作战和训练。公社党委书记让夏军医在检查结果上签了字，全体党委成员一致同意郭永发应征入伍。那个年代接兵部队的军医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夏医生的大笔一落，我和赵建设心中异常高兴，像打了胜仗一样。郭永发从此走进了军营，后来的情况证明我俩的眼光是锐利的，秉公坚持是对的，郭永发来到坦克25团成长进步，最后走上了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如果我俩不坚持，不专程进城请示，那25团就缺失了一个好兵，郭永发的人生之路，也不知会是怎样？
古人云，“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我和赵建设在共同完成接兵任务过程中，我们既志同，也相谋。我们共同的“志”就是不辜负上级领导的重托，努力为部队接上更好的兵。实践证明，我和赵建设在此次接兵工作中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经我俩之手，从唐庄公社接走的16名兵，经过部队大熔炉的锤炼，都发展的不错，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郭永发、刘海洋、高安乐、李腊和、赵海根、田保林、田晓明、侯德肉、米来库、张腊书、董天才、朱春阳、唐保建、李保同、闫金则、张年旦。他们之中有9人提了干，提干人数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这在我团甚至兄弟部队接兵史上是罕见的。据我了解郭永发是团政委转业的，田保林是连指导员，刘海洋后调炮团技术处副营职干事转业的，高安乐也调炮团正连职转业的，张腊书是在25团政治处干事副营职转业的，侯德肉是调长治基地在部队退休的，田晓明是在装步团副营职转业的，米来库是在25团干部股副营职干事转业的，张年旦被我带到了指挥连，就在我们班当报话员，后来他在报务训练中成绩优异，成为连队的发报高手，被台长米汉林选中，到十五瓦一台当报务员，并提了干。后来他在团后勤处副处长位置上转业。

目录15

演兵宣平堡（1973）

赵文龙

一、备战演习
1973年是我当兵入伍的第一年。刚过春节，连队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全连立即投入训练，准备参加北京军区8月份在张家口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建国后我军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演习的全称是《打敌集群坦克军事研究性演习》，由于演习是在张家口坝上地区进行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坝上演习”。
全连马上行动起来，首先连里召开思想动员会，全连集中在一排的大屋子里，连队领导作动员报告。当时连队没有营房，指挥连和团卫生队同住在浑源县城武装部附近一个东西两院的四合院里。指挥连连部、一排、二排六班、三排七班以及炊事班住在西院，我所在的三排八班和伙房与卫生队同在东院，八班住在东院大门西侧一间坐南朝北的屋子里，由于房间小八班还有两名战士和副班长住在七班宿舍。二排的四班、五班和总机室十五瓦电台等住在团部大院，距离连部大约有一里多路。连里每次开大会，全连七八十号人来到一排的大屋子，四周围搭的都是床铺，人们坐在屋子中间空地的小马扎上，连首长坐着或站在前面讲话，这就是会场。动员会上，连长韩海顺、指导员王志田先后作了动员，紧接着各班排纷纷派出代表宣读决心书，大致内容是如何刻苦训练，坚决完成演习任务等。全连动员大会结束，各班排开会，讨论怎样开展训练，确保完成好演习任务，每个战士都在会上表了决心。全连层层动员后，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备战演习训练热潮。当兵若干年后我才感受到，部队每次有大的行动，首先开展思想动员，充分调动干部战士完成任务的积极性，这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光荣传统。
当时指挥连编制为侦察排、有线排和无线排，无线排有七班、八班两瓦班、九班十五瓦电台。我们排长是王桂芝，65年兵，天津武清县人；班长是任桃生（69年河北大名县入伍）。当时八班共7人，除了班长之外，还有71年北京入伍王树奎和张士生，一同分到八班的新兵有呼市入伍的段建平，河北定县入伍的陈久贤，河北完县入伍的陈志广。班里装备的两瓦电子管调频电台，型号是A233-B，主要用于作战或演习中，担负团指挥部与坦克之间的通信联络。
初春时节的雁北高原，山丘裸露，风沙弥漫。耸立在浑源县城南面的北岳恒山，如同一道屏障，遮着连队上午9点钟也见不到太阳。每天早晨8点，班长给我们下达训练科目，然后进行分组，俩人一组背着一部电台走出营房，徒步奔向县城四周的不同方向，选择较为隐蔽的地方进行通话训练，一直训练到中午11点多才返回连队。遇到好的天气，大家背着40多斤重的电台，训练回来能把后背的衬衫湿透；遇到刮风天气，大家回来满身尘土，一个个就像刚从土堆里爬出来。但是无论什么天气，从没影响我们的训练，全班训练热情十分高涨。因为排长和班长在动员会上讲了，＂你们这批兵真幸运，刚入伍就赶上了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大家好好表现，绝不能掉链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铆足了劲训练。
进入夏季，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大家能够熟练地操作手中的电台，按照训练计划，转入背密语和使用密语通话训练阶段。两瓦电台通信联络，有时为了保密，需要使用密语通话，因此背密语是报话员的一项基本功训练，报话员拿到密语表后，必须在较短时间里背的滚瓜烂熟，这样才能应对战时的需要。新的训练科目，给大家一度带来新鲜感，但是这可是费脑筋的活儿，每当训练时，大家手捧密语夹子，各自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嘴里不停地背着，有时一边站岗心里还在默默地背密语。尤其是夜里站岗，星空笼罩着浑源县城，空气中弥漫着从县城醋厂飘出的丝丝醋香，耳畔不时传来从县城外坦克营进行夜间打靶训练时，并列机枪发出的“哒哒哒哒”的射击声和时隐时现的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大脑里默默背着密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别是一番情趣。那时紧挨连队东面是浑源县粮食局的一个粮库，靠近粮库南面有一棵挺大的李子树，我们八班的人经常来到树下背密语，既凉快又清静。 照片一：粮食局一位搞摄影的职工为我们拍下了一组训练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我入伍后唯一的训练照片，这张照片拍的非常传神，我一直完好地珍藏到现在。 照片二：八班长任桃生带领我们进行军事训练。 连队紧张的训练生活，时间显得过的特别快，转眼进入8月份，这时我们不仅能够熟练地操作电台，而且能够熟练地使用明语和密语进行通话，经过排里组织的技能考试，大家都顺利过关，只等一声令下，打起背包立刻奔赴演习场。
二、雨中行军
　　奔赴演习场的日子终于到了，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场在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我们团的驻地在山西省浑源县，部队需要履带行军和摩托化行军到怀仁火车站，然后经铁路输送前往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车站。
　　8月12日，全连准备演习携带的武器装备，并进行安全乘车教育。8月13日清晨天还没亮，运输连派来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连队门口，后车厢上遮着绿色篷布，驾驶室挡风玻璃和后厢板上贴着行军序列的编号。早饭炊事班做的是馒头和小米稀粥，据说参加演习部队的伙食费比平时高，平时连队早饭都是粗粮，小米面发糕和小米稀粥。我们班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香喷喷的馒头，班长一边嘱咐，大家多吃点，吃完饭把水壶灌满水，中午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
　　由于阴天的缘故，出发时天还黑着，汽车开着大灯。我们三排七班、八班同坐一辆车，排长也和我们坐在一辆车上。车辆沿着县城街道向西行驶，来到县城西侧的公路上等候编队。天气阴沉着，云层很低，远处的恒山被云雾笼罩着。全团的履带车辆、轮胎车辆，在公路边一字排开，绵绵数公里，犹如一条长龙栖息在恒山脚下。不大一会儿功夫，出发令下达，瞬间坦克和汽车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钢铁巨龙开始前行。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真有一种大战在即将士出征的感觉，随即车队一路向西开始行军，目的地是怀仁县火车站，全团要在那里装载火车，然后进行铁路输送。
　　车辆行军走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车队突然停住了，不一会儿前面传来消息说，由于昨晚这里下大雨，洪水把公路桥冲坏了，因此行军受阻。这时团指挥部果断做出决定，命令履带车辆涉水过河，按原来行军路线直奔怀仁火车站，汽车轮胎车辆返回浑源县，绕道大同市前往怀仁。于是我们坐的解放车立即调头，从县城边穿过，向大同驶去。行军途中，每个交叉路口都设有我们连侦察排的调整哨，哨兵全副武装手拿小红旗，指挥车辆通行。正当大家沉浸在行军遐想之中，突然车队又停了，不一会儿又从前面传来消息，说是前方通向大同的公路，是新修的一条路，已经竣工还未正式通车，我们为了准时赶到怀仁，必须走新公路。这时有的人在车厢里议论开了，＂这叫怎么回事，走走停停，如果真的打仗，黄瓜菜都凉了。＂坐在车厢里的排长立即大声说，＂不要乱议论，越是有情况，越不能发牢骚，一切行动听指挥。＂事后才知道，当时公路管理人员挡在路中间不让通行，与团领导发生了争执。经过与公路施工单位交涉，征得同意后才得以通过，所幸没有耽误多少时间，车队又继续前进了。
　　怀仁县位于大同市南部，距离大同市40多公里。车队顺利到达大同市后从大同南边绕行，途经坦克七师师部，按时赶到怀仁火车站。一路上的阴天，在这里变成了大雨，全团履带车和轮胎车辆，冒雨装上铁路平板车，指挥连全连乘坐一节闷罐车，经过半天时间的铁路行军，于当天晚上抵达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车站。从火车站卸载后我们冒着大雨继续前进，最后随团部进驻了万全县宣平堡公社所在地宣平堡大队。宣平堡位于万全县最东部，东与张家口市仅一山之隔，南邻孔家庄镇，北与万全镇接界。
三、不眠之夜
　　八月的张家口地区满目翠绿，远处山上的古长城蜿蜒起伏清晰可见。北京军区在这里举行打敌集群坦克演习，演习的全称叫《华北地区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由于演习的主战场选在张家口北面张北县的坝上地区，所以简称为“坝上演习”。1973年的中苏关系还处在敌对状态，前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我们坦克7师的作战任务就是在东起张家口西至集宁一带阻击苏军可能发动的进攻。据史料记载，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兵分四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其中位于西路的苏蒙联军从二连浩特越过苏蒙边界，坦克大军一路向东快速推进，在张北的坝上地区与日军激战，全歼日军守敌。所以苏军若进犯北京，张家口是其必经之路。因为苏军的作战特点是使用集群坦克进攻，所以自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打敌集群坦克一直是我军的战略重点。
　　参演部队为坦克七师和65军195师583团、584两个步兵团，加上参演的空军部队，总计2万多人，是当时解放军历史上最大的实兵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北京军区马卫华副司令员。整个演习分为组织战斗、抗击敌集群坦克进攻（在坝上地区由坦克26团、坦克28团、坦克独1团扮演苏军坦克师）、消灭突入防御纵深之敌集群坦克（在宣平堡地区由65军和坦克25团实施）三个阶段。坦克25团作为坦克七师编程内唯一装备59式坦克的团，在演习中参加的是第三阶段，承担了两大任务：一是：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夜间馒头山实施突击。二是：一营三营配属584团在宣平堡南山实施反空降。正式演习那天，李德生司令员陪同叶剑英元帅乘直升机，在空中观摩了演习全过程，演习部队在南山上修建了临时停机坪，那是刚从法国进口的“云雀Ⅱ”直升机。演习结束后叶帅在指挥所接见了演习部队团以上干部。
　　8月13日经过一天雨中行军，我们于当晚9点多到达万全县的宣平堡村，团部派出打前站的同志已经在村里给我们联系好了住房，我们排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走进教室，只见水泥地上用麦秸铺成了两排大通铺，我们八班睡在靠近北墙的通铺上。记得我刚钻进被窝，就听见头顶处“沙沙”的声音响个不停，我爬起身子用手电筒一照，妈呀！墙根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潮虫（我们家乡叫血板虫），这玩意虽然不咬人无毒无害，但如此之多的阵势，颇有大军压境之势，看了直起鸡皮疙瘩。由于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我们早已人困马乏，谁也顾不了那么多，我用被子把头一蒙又钻进了被窝。还没有睡着，排长从外面进来，命令大家赶快起床，连部通知我们排去火车站卸炮弹。一听有任务，大伙儿迅速穿上衣服，全排乘车又回到了孔家庄车站。先赶到的兄弟连队已经开始从火车上往下卸炮弹了，炮弹是用闷罐车运来的，我们七、八班负责一节车皮。我们把炮弹从火车上卸下来，转到汽车上。坦克炮弹装在长方形的木箱子里，每发有80多斤重，加上木箱将近100斤。这时天上依然下着雨，为了装卸方便，我们都没穿雨衣冒雨奋战，没搬几发就开始冒汗了，雨水夹杂着汗水全身都湿透了。因为铁路装卸有时间限制，大家丝毫不敢松懈，一直不停地搬卸，不知不觉中把一车厢炮弹卸完了，这时雨停了东方已经泛白，天亮了。来坝上演习的第一夜，就这样在不眠之中过去了。
四、演兵宣平堡
　　在坝上演习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我们排的通信保障任务非常频繁，有时一天派出好几拨儿人，多数时候一人背一部电台单独完成任务。在我完成任务过程中，有几次至今令人难忘。
　　一次是坦克一营、坦克三营配属步兵195师584团在宣平堡南山实施反空降演习，我一人携带一部电台保障了这次演习。演习地点是宣平堡的南山，这次演习除了坦克，还配属了炮兵和步兵等，主要演练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指挥部设在半山腰的石崖下，外面全部用绿色伪装网遮盖着，指挥部里架设了好几部电台，我带去的电台设在瞭望口一侧，主要负责与坦克部队的沟通联络。站在瞭望口望去，山下的平川沟壑一览无余，空旷的原野一片寂静。就在这时，指挥员下达命令，＂合成演练现在开始，工兵显示战斗分界线！＂话音刚落，两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天际腾空而起， 一排排炸点起爆掀起一股股五颜六色的烟尘，由近向远延伸而去，炸起的烟雾有橘红色、黄色、黑色，清楚地显示出各个演习部队作战区间的分界部位。紧接着指挥员下达炮火准备命令，火炮开始怒吼，远处的山坡上冒起一股股烟柱，而后传来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瞬间大地在颤抖。炮火准备完成后，指挥员下达坦克出击命令，瞬间山谷中响起了马达隆隆的轰鸣声，扮演红军的坦克25团，数十辆59坦克从隐蔽的沟壑中一跃而出，发动机排出的浓烟和履带卷起的沙尘遮天蔽日，从不同侧面攻向指定地区。到达射击位置后坦克开始射击，机枪喷射出条条火舌，一发发炮弹脱膛而出，准确命中蓝军火力点。195师584团的步兵紧随其后，在坦克掩护下快速跟进，迅速歼灭目标之敌。整个演习气势恢宏，这是我参加演习以来第一次如此身临其境，场面十分令人震撼，所以至今印象极为深刻。
　　另一次，是我保障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夜间馒头山反突击演习。馒头山位于万全县东南方向，由于山的顶部好像圆乎乎的大馒头，所以被称为馒头山。那是一次危险之旅。当时坦克二营进行夜间实弹演习，有三个规定动作：一是履带行军到达预设阵地。二是行军途中关灯驾驶，不允许驾驶员和车长将身体和头部露出车外。三是到达预设阵地后快速完成对敌目标射击，然后迅速撤出阵地。为了保证规定动作的实施，团指挥部委派作训股张参谋跟随二营进行督导，我带一部电台随张参谋坐在吉普车上，保障张参谋与二营长车载电台的通信联系。
　　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行军过程基本顺利，只是途经一片树林时有两辆坦克迷路掉队了，二营长张久华当即通过电台向张参谋汇报，张参谋回答说注意保持车距，继续向目标行进，我和张参谋乘坐的吉普车跟随坦克一路驶去。大约走了一个来小时，二营长张久华乘坐的坦克指挥车第一个到达预设阵地，然后转过车身站好位置，把炮口对向射击目标，后面跟上来的坦克挨着营长的车一字排开，迅速站好位置调转炮口，做好射击准备。这时掉队的两辆坦克也跟了上来，张参谋下了吉普车，来到坦克队形侧面观察其余坦克站位情况，我背着电台跟着张参谋站在一辆坦克的后侧。只听电台耳机里传来＂预备——＂，当＂放！＂的口令还没有喊出的刹那间，张参谋猛的一把将我拉过来，这时全营火炮齐放，炮口喷出耀眼的火光。随着炮弹的发射，火炮的后坐力瞬间使坦克退后了足有半米多，张参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瞅着胳膊腿都没事，嘴里说了一声＂好悬啊！＂，转身观察目标命中情况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危险的一幕，我是个新兵，对坦克火炮射击后车体要后坐的一点也不知道，那59式坦克，那可是34吨重的铁疙瘩，甭说被它撞一下，就是蹭一下也受不了啊，多亏张参谋拉了我一把，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想起来感到非常后怕。联想到人生也是一样，关键时候有人拉一把，很可能拯救其一生，改变其一生的命运。我属于幸运者，关键时候总是有人拉一把。 作者简介：赵文龙，1954年10月生，1972年12月从呼市郊区应征入伍。历任坦克第25团指挥连八班长，团司令部通信股收发，坦克七连二排长，团后勤处战勤参谋，运输连指导员，守备六师直属坦克营一连指导员，22团炮营车管助理员，1986年12月转业到呼和浩特市晚报社工作。先后担任报社记者栏目编辑，报纸发行总站站长，报社印刷厂业务厂长，华北地区报业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内蒙古日报社担任发行中心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记者发行部副主任，2014年10月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居住，联系电话：[phone]。

目录16

车轮滚滚汽车兵 艰苦奋斗铸军魂

刘同周

今年是我们参军入伍的第五十周年，是我们73年兵人生旅途独有的纪念。经《顺平73年战友微信群》群主提议，“八一”建军节前夕，坦克25团部分顺平籍战友应约而来，相聚在顺平县城。

2022年7月31日，18名战友从祖国的东南西北赶来。久别后的重逢，怎不令人心潮澎湃！大家互道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气氛特别热烈。大家相互合影留念，互发感言，热烈鼓掌，经久不息。5个多小时的感情交流，总觉的时间过得太快！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纵有千言万语，总有离别之时，恋恋不舍的战友，相约来年再相见。

战友聚会见面，前后好几天，我激动的久久不能入眠，浮想联翩，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出我的老连队，坦克25团运输连生活及工作的场景。

一、美丽的李峪

我们运输连四个排，还有修理班、炊事班、加连部，合计170来人。当时坦克25团没有营房，运输连住在县城西南的李峪村，这里距团部7.5公里。运输连1970年进驻李峪，1977年离开，在这里住了7年之久。

李峪是个美丽的村庄，她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的恒山北麓，大片大片的杏林，把李峪包裹的严严实实。每年4月春暖花开，漫山遍野的杏花绽放，把整个村庄打扮得如同仙境一般。8月杏熟了，家家户户忙着采摘，晾晒杏干，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杏的芳香。坦克25团的营、连驻扎在浑源县的各个村庄，但只有运输连的驻地最美，只要和其他连队的同乡战友坐在一起，我们总要把李峪夸耀一番。

李峪还是个古老的村落，村东南两公里的坡地上曾出土过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村南的山坡上，有一个十几米高的土台，四四方方的像是烽火台，这里的老百姓传说那是穆桂英的点将台。我们连的团支部曾多次组织团员和青年到那里过团日。李峪村东边山上有落娃坡，也称落子凹，传说那里是穆桂英生杨文广的地方。总归这里曾是穆桂英领兵抗辽的地方，家喻户晓的杨家将的故事很多都发生在这里。李峪村里有很多穆姓人家，他们作为穆桂英娘家人的后代，对穆桂英非常崇拜，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二、艰苦奋斗

所有在连队待过的人，念念不忘的都是连队的伙食，我的思绪一回到连队，首先就是端碗吃饭的故事。运输连的炊事班住在李峪村东的一个大院里，伙房是几间大平房。宽大的灶台，并列两口大锅，房顶的气窗，高高的烟筒，一日三餐，总是热气腾腾，炊烟袅袅，饭熟时的饭香飘满半个村子。每当开饭的号声响起，各班排就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这个院子。

一年四季，全连都在露天的院里吃饭，没有桌椅，一个班蹲着围一圈吃饭，遇到刮风下雨就端着盆碗到处躲藏。连队170多人的伙食不好搞，遇到吃馒头，就要定量，一人两个（四两），如果不够吃，“张国焘大米”管够。那些年浑源县的军供大米，都是陈了数年的糙米，这种米粗、硬“不抱团”，根本不能焖，只能先煮后蒸。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战友们把这种大米饭戏称为“张国焘大米”，就是寓意“分裂、不团结”的意思。粗粮就更别提了，军供的小米也是陈粮，炊事班把它磨成面，蒸成发糕。那东西吃了就返酸水，很多人就是吃发糕得了胃病。副食主要是白菜、土豆、萝卜老三样，很少见肉，早晚小米饭菜汤。大家开玩笑说：我们连司号员吹出开饭号的音是：“小米一菜一汤—”。连队伙食差，人多是一个主要原因，大家都能理解。炊事人员最辛苦，在那个年代都是人工作业，一人俩馒头，一顿300多馒头，炊事人员要揉多长时间的面啊。我也帮过厨，深深体会过炊事班的辛苦。

做饭用水也是炊事班的一大难题。那时的李峪没有自来水，炊事班做饭用水要到一里外的一个水井拉。连里用旧的大汽油桶制作了专用拉水车。我记得水井很深，有十多米深，原始的“辘轳”拧20多圈才打上一小桶水，一车水要拧20多次，一天要用好几车水。抢着帮炊事班拉水，也是连队的战友们的一件幸事。

当时全团各连队驻地分散，在生活保障上（运煤、运粮）随叫随到。尤其到军演或拉练时 ，连里的车负责机关与各连队的保障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外出保障任务多也是运输连伙食差另一重要原因，我们经常跟随其它营、连执行保障仼务，在其他连队就餐，超过一天其伙食费就应交所保障连队，通过双方司务长结算。想想运输连哪个月不得十几部车在外保障，遇稍大些保障仼务，外拨伙食费就多了。这也是司务长最头疼的事，伙食标准虽低（70年代是0.45元/天/人），但集中使用尚能调剂。每到月底要和其他连队结算伙食费，一大笔钱就结走了，比“釜底抽薪”还厉害！因为这样一来，直接减少了下锅的米，虽然就餐人数减少了，但一碗米和一盆米熬出来的米汤就是不一样。

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大家都没有怨言，生活在运输连我们永远是其乐融融。

那时部队搞生产，团里也搞副业，我当兵几年；我在团河头农场插过稻秧，在大磁窑开过腐植酸矿，1977年建怀仁营房，到雁门关伐过木材。总之当兵的历史总是多彩多样的！

三、顶风冒雪拉白菜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冬季长途拉白菜的事。因历史原因和雁北地理条件限制，到冬季吃不上菜，缺乏维生素，团里一些人得了夜盲症。为解决这个问题，团领导决定，每年秋季到河北保定地区徐水县购入冬储大白菜，解决部队冬季吃菜问题，并要求各连队在此之前构建贮存大白菜的菜窖。全团所有的连队都开始挖菜窖，进行冬储白菜的准备工作。拉白菜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运输连身上。连队对此高度重视组织了专人专车承担此项任务，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任务，出发前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10月底出发上路。

去徐水拉白菜这事我熟，1973年，我当时还在司令部当公务员，曾跟随张文斌主任亲自押车到完县（顺平）拉过白菜，说明25团对顺平的大白菜情有独钟。

当时山西到河北的公路很差，从大同到保定徐水300多公里路程，基本都是沙石路面，一路要经过浑源的枪风岭、灵丘的十八盘、涞源白石山的插箭岭，唐县的倒马关，完县的狮子洞盖。这些地方的路况十分险恶，到了那个季节，山西省内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雪，很多路段都有积雪。特别翻越浑源枪风岭的那段路，有几次车辆必须装上防滑链，缓慢行驶才能通过。

出发前团后勤机关在徐水已经采购好了冬储大白菜，采取的是易货贸易。我们在浑源煤矿拉上原煤，到徐水换白菜，一斤煤换一斤菜。每次执行任务，我们基本是20多辆车，一人一车，去程装满煤，返程时拉满白菜，并直接送到各个连队。

记得有一次，天公不作美，出发前的晚上下起了小雪，气温骤然下降，天气特别冷。我们早早起来准备车辆，通常我们在汽车发动前，先用摇把摇车，摇五、六分钟后，感觉发动机中的机油已经融开，对发动机进行了充分的润滑时，才能打开点火开关，发动车辆。可是那天太冷了，手摇把根本就摇不动，整个身体都压在摇把上，摇把还是纹丝不动，发动机被彻底冻住了。那时我们用的汽车发动机的润滑油（机油）就一种型号，四季通用冰点很低，天气一冷就冻住了。为了尽快发动车辆，我们需要给车辆加温。我们找来一些玉米芯，放在脸盆里点燃，然后放在车底下，烘烤发动机底壳，等机油受热变稀后，我们再摇车。经过加温的发动机不禁能摇动了，而且也轻松多了，接着就能发动车。之所以用玉米芯，是因为它点燃后火苗很小，只有一两公分高，火势比较温和。这样烤车就安全多了，既可以防止造成火灾，又可以避免烤坏“油底壳”。等到20辆车都发动完毕，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了！车队立即出发，赶到煤矿装好煤后一路东行，直奔保定而去。

那时候预防事故是部队的头等大事，预防行车事故更是运输连的重中之重。执行拉菜任务，任务重、路途远、路况差，我们时刻绷紧头脑里防事故这根弦，一路上大家开车都非常小心谨慎。但不幸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因天气不好路面湿滑，当我们行驶到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恰好遇到一处下陡坡急转弯。我驾驶的是5号车，等我转过弯时，发现前面的4号车不见了。我往山下一看，4号车已滚落到十多米山坡下的唐河边了，满车的大白菜散落在坡上。万幸的是！我那个战友只是腿骨骨折，保住了性命。

有一次拉菜车队到煤矿装煤，不巧煤矿出了点状况，天很晚了还没装好车。因为枪风岭那段路不好走，避免夜间走那段路，车队领导决定装好煤的车先走，等到过了枪风岭的某村再会合夜宿。那天我是最后一个装的车，等我出发时车队已经都走了我就落了单。当我开着车快到枪风岭山顶时，车辆因供油不足而熄了火。我下车一检查是汽油泵出了故障，我钻到车底下进行排除，时间长了双手冻得通红，白毛风直往脖子里钻，真想有一个帮手，当时年代过往车辆很少。“天不灭曹！”正好有一位雁北运输公司的好心老师傅开车路过，看我是单车单人的军车赶紧下车帮我修复了车辆，使我及时赶到宿营地和车队会合。要没有这位地方的师傅鼎力相助，我肯定要忙到天黑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军民鱼水情。

说起拉白菜还有一段小小的花絮，因为那时拉白菜路过家乡完县（顺平县），因此利用回家乡拉菜的便利条件，我还顺便捎带过好几个军嫂到部队探亲，其中就有刘和国的夫人。

一次次执行任务，都是我连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依靠顽强的意志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虽然不算是一个优秀的兵，但也不是一个怂兵，能做好那颗普通的螺丝钉，心就足矣。

坦克25团，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你，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无怨无悔。

作者简介：刘同周，1955年出生 ，1972年12月在河北省顺平县（完县）应征入伍，历任坦克二十五团司令部公务班战士，运输连战士。1977年退伍，在顺平县中国工商银行工作，2013年退休，现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居住，联系电话：[phone]。

目录17

挖窖遇宝

王忠义

1976年入冬前，团领导决定从河北保定地区的徐水县购入冬储大白菜，解决部队冬季吃菜问题，并要求各连队在此之前构建贮存大白菜的菜窖。

浑源的天气，一过国庆节就开始变冷了，为了在上冻前，保证冬储大白菜及时入窖，我们（通信）连司务长葛振虎（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立即与浑源县粮食局领导联系，想借用他们院内的空地为连队挖菜窖。粮食局紧挨着连队驻地的，那个年代军民关系非常好，地方政府和单位对部队的难处，总是大力给以支持和解决。通信连住处东面紧挨着浑源县粮食局，穿过连队伙房烧火间有一个小门，就到了粮食局院里。粮食局的领导和员工与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亲如一家。连队的一些训练科目就在粮食局的院里进行，连队的篮球场也设在粮食局院内，连队干部的家属临时来队探亲，也经常借住在粮食局的房子里，同样我们也经常和粮食局进行拥政爱民活动。

我们的要求很快得到粮食局支持，在不影响粮食局人员和车辆出入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将粮食局大院靠南墙的空地让给通信连挖建菜窖。

那块地南北走向，我们的菜窖要占地大约5米宽10米长左右。需要向下挖两米左右，然后蓬上顶子，再覆盖上80公分左右的土层，最后在窖里搭上放菜的架子。挖菜窖的工程完全是由连队干部战士利用训练之外的业余时间进行的。我当时在连部当通讯员，做完连部的日常工作，就去和大家一起挖菜窖。

在挖土方时就遇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当下挖到大约一米左右的深度时，我们几个人的铁镐和铁锹几乎同时碰到一个东西，挖出来一看，是一口直径四五十公分的铜锅，再往下挖又碰到一把铜壶。把铜锅和铜壶上的泥土去掉后发现它们都完好无损。这时大家都觉得肯定还有别的东西，于是开挖工作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果然，不一会又挖出一个磁瓦罐，罐子里装有不少古铜钱，铜钱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乾隆通宝”的字样，大家把散落土里的铜钱收集起来，仔细数了一下大概有三四百枚。离磁瓦罐一米处又挖出了不少步枪子弹，后经人识别那是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步枪子弹，子弹是散落在土里的，已经锈迹斑斑了，这些子弹装了整整半麻袋。大家将挖出来的东西清理好，如数交到连队。后来，连队将铜壶交团里了，铜锅留在连队炊事班用了。子弹由葛振虎司务长保管，他不辞辛苦将子弹头拧下来，将火药倒出来销毁，将子弹头、铜弹壳和古铜钱一起卖到废品回收站。连队用这部分钱买了四个中号水缸，用于当年冬天腌咸菜，还买了一辆小拉车，用于连队拉菜，夏天打猪草。那口铜锅炊事班一直在用，我任司务长时（1979.3-1980.6）这口铜锅还在，后来的去向就不知道了，也许连队的后人们，有人能说出它的去向。

菜窖挖好后，盖菜窖顶的材料又成了难题，葛振虎司务长又通过粮食局联系到了林业局，林业局同样是大力帮忙 ，把他们苗圃中的枯树无偿送给了我们，我们用树干和树枝搭建了菜窖的顶子。就这样七筹八筹的将菜窖盖好，当年冬天就用上了。当年冬天就储存了一解放车大白菜，解决了冬季吃菜难的问题，改善了连队伙食。从那以后，管理窖藏的大白菜，也成了连队后勤管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大白菜入窖前要在太阳下晾晒四五天，白菜入窖后必须把窖内温度控制在0-5摄氏度之间。每天都要给菜窖通风，每隔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还要把窖内的大白菜翻一遍，翻菜时对每棵菜要逐棵检查一遍，扒掉烂叶。挑出状况不太好的，送到伙房及时吃掉。这些工作单靠炊事班是干不过来的，我们经常要出公差去翻白菜。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件事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件事写了下来，供战友们欣赏。写作的过程中，多次与当时连队的老司务长葛振虎通电话，他对此事也记忆犹新，提供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细节。

那些年指挥（通信）连和团卫生队住在团部南面五百米处的一个四合院里，卫生队住东跨院，指挥连（部分）住西跨院，从1970年5月到1977年3月指挥（通信）连共在这里住了近八年的时间。据传这个院的真正主人，是浑源县的一个大户人家，院子建于清末民初。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院子的主人携全家去了台湾。由于是统战工作的原因这处院子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我们连的几个呼市籍老兵2017年10月重返浑源县时，回到了这个曾经居住了四年多的老院子，它还非常完整的保存着，只是变成了大杂院，院内的住户对1880部队还记忆犹新。

我们现在分析1976年挖掘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可能跟这户院子的真正主人有关系，因为埋藏的地方正在小院的旁边。古钱币可以佐证是个大户人家，古铜币埋藏的时间可能是清末民初，因为到了民国时这些铜钱已经不流通了，况且那时也不值几个钱。1976年我国的文革已近尾声，文物保护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们把它当废铜卖给了废品回收站，当时废铜的价格只有每公斤不到一元钱呀，可是现在这些“乾隆通宝”却已经是稀世珍宝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乾隆通宝”古币，由于铸造的年代不同，规格也不一样，现在的价值也不一样，2018年每枚的价格最高的几万元，最低也得四五千元。那半麻袋“三八大盖步枪子弹”，则可能是院子的主人在抗日战争以后，全国解放之前那段时间埋藏的，它可以佐证这家人有自己的武装。过去中国的老财们有埋藏家财的习俗，为的是躲避土匪或战乱。我们估计在那附近应该还有其它埋藏的宝物。我们当年挖出的那些东西出土时间早了些，如果是现在挖出来，那可就了不得了，交给政府文物部门，就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励，拿出去倒卖可就发大财了，不过当时也确实给连队建设提供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作者简介：王忠义 1954年10月出生。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市郊区武装部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七班战士、连部通讯员、通信连一班班长、文书、无线排长代理排长，司务长。守备六师坦克营一连司务长、呼和浩特陆军预备役师一团军需助理、后勤处长。1988年授少校军衔。1994年转业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居住，电话：[phone]。

目录18

走进军营

路元

一、应征报名
记得那年我还在上高中，在奶奶家偶然听到大姑父说：“今年要征兵”。我马上产生了参军的念头。
农闲时节，一天晚上我正在村里上夜校，民兵连长高连根向满教室的村里青年宣读了征兵的通告，当时我们在场的15人立即响应全都报了名。攸攸板全公社征招10名新兵，分配给我们村（塔布板大队）两个体检名额；经过大队研究确定：高存根和霍长胜为正式参加体检人员；为防万一，我和王俊维被列为替补。
在去内蒙古医院体检时，只有两名正式的领到了体检表，而我和王俊维两名替补没有发给体检表；不能参加体检，就意味着参军无望了。为此高连长想方设法，好说歹说总算给我俩也打闹了两张表。在外科体检中，我差点儿因为平足被刷下去，旁边的人敲边鼓说“大青山脚下的高原人都是这样”，体检大夫这才放了我一马。经过一关又一关的检查，最后的结果是：全公社共有59人参加体检，只有29人合格；其余30人不合格，而霍长胜则因为被检查出静脉曲张，被列入30人不合格之内。由此可见，当年参军有多么难。
体检虽然过了关，政审关更加严格，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那个年代。高存根就是因为他父亲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部队的排长，而没能通过政治审查关。我之所以能够通过，除了众亲人没有所谓的“政治污点”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三姨为我找了公社武装部李部长，在公社工作了多年的三姨，和李部长同事之间关系处的不错，李部长对我给予了关照。在接下来的定兵程序中，公社向郊区呈报了11名新兵名单（其中一名是预备人员，若有1人没被批准，预备人员及时替补，这样既不浪费指标，又能完成任务）。而一间房村的田如川，虽以本村的指标参加体检并合格，果真因为是在校非应届毕业生，参军的愿望未能如愿。未曾想到的是，报上去11人的名单，只有7人被郊区批准。这一谜底到了新兵连才被揭开，原来被卡掉的那3个名额，当时给了另外的公社。因为有的人连他们公社人的面都没见过，加上了下乡知青的名义，占用了我们公社的名额。而我则非常荣幸地于1972年12月10日收到了《入伍通知书》，这首要的功劳非我三姨莫属，我将终身不忘；自然还有民兵连长高连根。本村的王俊维也同时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当然，我能如愿参军，和我父母亲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如果他们当时为了家庭不让我走，我肯定会听从的。多年后我才省悟到，其实那时妈妈打心眼儿里不想让我走，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远离过她，她是既不放心，又怕我吃苦。但是父亲同意，她也就默认了。尤其是在接到通知书后，我想妈妈的心里是很矛盾的：既为自己的儿子将来有出息而高兴，亦为担心我而心疼，只是善良的她怕给我增加心理负担，不愿意有所表露而已。虽说我当面没见她流过眼泪，但是后来我听说，妈妈曾经背着我哭了好几次。当我得知后，不仅为自己年轻时的粗心而自责，更为没能及时的安慰妈妈而感到惭愧和痛悔！父亲是条硬汉子，为了让儿子将来有出息，不善言谈的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宁可自己继续挑起家庭的重担。因为我是长子，如果不送走当兵，至少可以参加劳动挣工分，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但是父母亲宁可苦自己，也没有阻拦我去参军。动身前在向亲人们辞行时，从小特别疼爱我的姥姥对我说：“你这一走就是好几年，再回来还不一定能不能见到姥姥了？”边说边抹起了眼泪。听了老人家的话让我很难受，我忍住发堵的胸口，赶紧哽咽地对姥姥说道：“能，一定能！三年后我就回来看望您，您千万要保重自己。”大爷路世广也向我说了相似的话，听了让人心酸。
12月17日，父母亲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郊区武装部报到，从内蒙古第二毛纺厂洗澡堂出来，大家统一穿上新军装，在满眼都是兵的人群中，我妈妈和俊维母亲，都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了。此前妈妈既怕我受了冷冻，又怕我缺钱花，特意带我去联营商店，给我买了一件绿色毛背心，还把我执意不肯带的300元钱，偷偷塞进我的帆布提包里（我到了部队才发现）。在招待所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守着我们迟迟不愿离去。
我在澡堂里穿上了里里外外全新的军装，把替换下来的随身衣服交给了妈妈带回家，自此也摆脱了农村人常见的虱子和虮子的侵袭。当晚睡在招待所的大通铺上，有的青年仍像在家一样，脱得一丝不挂，结果被查铺的接兵班长张庆成批评了一顿。第三天晚上，我们从郊区招待所列队出发，徒步几公里到达火车站，父亲母亲和众多家长一样，就在队伍旁一步不落地跟着，一直走到火车站，直到我们进站以至上车，父母亲们仍然站立在冬夜瑟瑟的寒风中，拳拳爱子之心表露无疑。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人，长时间远行，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够不够坚强？但是在武装部的交接兵仪式上，接兵首长的豪言壮语——“军人流血不流泪”，让我刻骨铭心，立志坚强！
12月19日晚，我们登上的客运列车，一路向东驶去。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虽然天色很黑，但却忍不住好奇心，总是把头伸向窗外，观望那车外一闪而过的景物，尽管出城后车窗外已是模糊一片。列车疾速行驶，那风对探头在外的我很不客气，几个小时就让我难受地恶心起来，发给我的食物也没吃多少，硬挺着在次日凌晨抵达大同兵站，有饭也不想吃，吃了少许还恶心地吐了。每人领到一件堪用的棉大衣后，又改乘帆布篷的军用卡车，驶向部队驻地。途中汽车排出的废气和散发的汽油味儿，让靠近后栏板的我，更加头晕恶心地想吐。汽车驶入山区后，左旋右转忽高忽低的盘山路，加剧了我的难受程度，但也只能硬撑着。当乘坐的大卡车终于抵达百多公里地之外的新兵连驻地——浑源县张庄公社东辛庄时，我到新兵连吃的第一顿饭竟然是病号饭。
二、新兵集训
当年呼市郊区12个公社，只有攸攸板、西菜园、毫沁营3个公社的新兵被分到坦克25团，其余9个公社的都被分到坦克七师直属队。
我被分到了新兵二连三排八班，班长是徐守银，排长王桂枝，连长秦文茂，指导员曹绍成。新兵连集训的主要科目是队列训练和条例学习，每天立正、稍息、转向、看齐，齐步、跑步、正步，集合解散；此外还有一些共同的军事科目，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导火索、导爆索等。新兵们最担心的还是夜间紧急集合，每当在睡梦中听到“嘟嘟嘟嘟”急促的哨声，必须马上翻身而起，黑灯瞎火的穿衣服、打背包、背挎包，跑步到集合点，以班列队报到，最快的是四分钟，然后按指挥员的“敌情”命令，急行军几公里，“敌情”解除后返回讲评。在整个过程中，最初有把上衣袖子当裤腿穿的，有分不清袖子或裤腿左右的，也有丢三落四忘带东西的，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一片狼藉；在跑步过程中有背包散开的，还有个别掉队的，洋相百出。
为在紧急集合时争取点儿时间，记得有些新兵睡觉前就把大衣扎好了当枕头，结果有一名战士夜里把它掉到了炕沿下，被地下的火炉子烧得只剩了两只袖子和衣领。有一次在操场的课间休息时，连长发现有人在玩儿导爆索，被连首长集合起队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因为那是易爆危险品，新兵们却不知道它瞬间爆炸的厉害。
1973年元旦，我们领到了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新兵们兴奋地到几里地之外的浑源县城照相馆拍照，急于把自己的第一张军装照寄给家乡的亲人。

目录19

四载风雨工兵连

路元

一、初到工兵连
参加新兵集训一个多月后，1973年元月24日，所有新兵被分配到各个连队。东辛庄，一个让每位参加集训新兵难忘的地方再见了！
我们公社的7个人中，我被分到了工兵连；王俊维和东乌素图村的张军被分到步兵连；坝口子村的孙荣和厂汉板村的张万明被分到运输连；段家窑村的王亮被分到指挥连；只有刀刀板村的呼木吉勒去了坦克二连。当时大家最不愿意去的，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步兵连和工兵连。我们的部队番号是坦克25团，代号是1880部队，我们连是4分队。
汽车把我们拉到距团部所在地浑源县城百多公里外的怀仁县河头公社王皓疃，那是一个四面被很厚很高的土围子圈起来的小城堡。驻扎在那里的工兵连老兵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的到来。那时工兵连连长是武俊喜（1960年山西五台县入伍）、指导员王进葆（1966年河北宣化入伍）、副连长楚庆海(1963 年河北宁晋县入伍）、副指导员徐世芝（1965年天津武清县入伍）。连队老兵们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北京、江苏、山西，组成了一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我被分配在二排四班，排长尉天文（1966年山西夏县入伍），班长樊洪新（1970年河北抚宁县入伍），副班长张开江（1971年山西万荣县入伍），老兵于广龙、孙中贵（1971年江苏连云港入伍）。我和另一名定县籍新兵王运旗，和副班长住在同一个屋。
二、古堡王皓疃[tuǎn]
王皓疃位于怀仁县桑干河畔的河头公社。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甲子年（1385年），由明武节将军大同前卫正千户张桂所建，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她位于桑干河南岸，大顶山北麓，与大同、应县、浑源三县接壤，依山傍水，交通便利，历来是商品交换的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古堡王皓疃初建时周长800余米，占地60余亩，城墙高将近3米，厚约2米，东西两座门楼。 六百年历史沧桑之后，古堡的原型还在，四周数米高、几米厚的土城墙依然保存完整。我们在时（1973年前后）有不少地方已经坍塌，东面还有一座城门洞，也早已破烂不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西面的门洞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巨大的豁口。不多几户较为富裕的村民在土堡外盖了房子，移居到了土堡外。大部分村民还居住在城堡内的平房或窑洞中，种地干活去堡外。难以想象600年前，大明年代的王皓疃古堡里是怎样的繁华热闹。
工兵连各班分散住在村里的老乡家，大多是每个班分住在两处院子里，炊事班和伙房、以及上军事课的教室，则在一个独立的大院里；由于住的分散，连里通知事情全靠通讯员跑腿，司号员每天吹起床、熄灯号，只有登上土城墙吹，大家才能都听得见。
这里的自然资源很差，虽然毗邻桑干河，但土地盐碱化非常厉害，老百姓主要粮食作物是抗盐碱的高粱，且产量很低。这个地方从600年前的繁荣昌盛演化到后来衰败，其原因恐怕是自然环境恶化造成的吧？！
我的房东大爺叫龐乃義，大娘眼睛大大的，对我们十分热情，他家有一女俩儿三个孩子。他家住的是一进两开的窑洞，房东住东屋，我们住西屋，大家经中堂出入。那里的老乡生活贫困，炕上仅铺着光溜溜的炕席，没有什么毛毡、地毯、塑料布之类，仰头就能看到后高前低没有顶棚的坡式屋顶。一年四季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几斤白面，平时以粗粮为生，食用酱是自己做的，鸡蛋是换取日用品的主要来源，秋收到家的粮食，则存储在几个用泥做的大缸里；最让我们感叹的是，当我们要把洗过衣服的脏洗衣粉水倒掉时，他们却让留下来接着洗自家的衣服，以此节省自己的洗衣粉。房东有时好意，让我们尝尝他家做的高粱米糕，这种食物是当地人用来改善生活的，而吃到我们嘴里却实在难以下咽。
那个年代军民关系非常好！我们住在他家，每天都是缸满院净，还经常帮助他们干农活。早上出操，夜里站岗，进出房门都是轻手轻脚，生怕打扰了他们！我家也在农村，我也是农民，有时自己和城里人相比，会觉得生活很苦。但是看到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心里非常难受，总想尽力帮帮他们。我们住他家的房，也不知部队或大队给不给他们租金（补助），但我总觉得欠他们的。我们离开王皓疃许多年之后，一想起这个老房东，总是难以忘怀，也不知现在他们过得怎样？
前年有朋友旅游到了王皓疃，发来几张王皓疃现在的照片。告诉我王皓疃堡址已被列为朔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将王皓疃村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现在那里成了旅游景点。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现在的王皓疃村，外出打工人员210人，在外上学115人，五保户10户，低保户38户；现有耕地4800亩；全村人于1988年全部吃上了自来水。2009年，全村人均收入2800元。主导产业：农业、养殖业。现有大牲畜50多头，羊1000多只。
虽然从朋友发来的照片上看到，还是那些残垣断壁，但看到这些数字我颇感欣慰，现在的王皓疃应该比50年前好多了，真心希望那里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写到这里也动了我重游故地的念头！再去看看桑干河畔那座古堡，我们曾在那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 照片一：王皓疃城垣 三、刻苦学军事
　　别人看不起工兵连，到了这里我才知道这也是个光荣的连队，在坦克部队的地位非常重要，坦克部队任何一次战斗、演习都离不开工兵这个角色，她是坦克兵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坦克团的工兵连被撤销，保留两个工兵排与指挥连侦察排、团指挥排组成特务连。但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坦克部队的作战证明，他们的战斗行动根本离不开工兵的支援保障。相隔5年，坦克团又恢复了工兵连建制，是战争证明了工兵的重要性，工兵是坦克兵战斗力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说到工兵连，就必须提一下章沁生。他1968年从山西榆次入伍，来到坦克25团工兵连，后来到团政治处当干事，最后官至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授上将军衔。他是我们工兵连的骄傲和自豪！
　　那时的工兵连下设两个排七个班（含炊事班），是全团直属连队之一，其主要任务是为坦克部队进军开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给敌军坦克设置障碍，埋地雷，搞爆破。所以主要的军事训练科目就是地雷、爆破、道路、桥梁、筑城。
　　1973年为了迎接8月份的“坝上演习”，我们连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军事训练之中，我们开始接受全新的军事技术知识。掌握工兵技术，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那些文化水平低的战友，学起来比较吃力。第一次接触工兵器材，充满了新奇感，第一次见到扁圆的铁壳防坦克地雷时，我还以为是电影胶片盒呢，看到讲桌上摆着的黄色硬块状TNT中级炸药，我却当作是肥皂块儿。通过刻苦学习，我掌握了所有的工兵科目，爆破、地雷、筑路、舟桥等专业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投弹和射击成绩不太理想。当年认真记录的军事笔记，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弃。那个笔记本和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刻录着我青春的印记。
四、种水稻
　　70年代初在坦克25团待过的人，很多都在河头种过水稻。那是一段非常艰苦，又值得夸耀的经历。常年驻扎在这里种植水稻的是坦克25团步兵连和工兵连，步兵连驻扎在大同县麻峪口公社谷家庄，与王皓疃相邻，虽然隶属两个不同的县，但两村相距仅为两三里路。
　　1971年，坦克七师决定在这里开荒种植水稻，决定由坦克25团抽调部分连队执行开荒和种稻任务。 这是位于桑干河南岸的一片沼泽盐碱地，桑干河由西向东从这里缓缓流过。这块荒地大部分在怀仁县河头公社境内，一小部分在大同县麻峪口公社境内，所以25团的干部战士，都统称这里为河头。坦克25团的部分开荒连队到达这里之前，这里是一片高低不平白花花的盐碱地，光秃秃的荒地上无任何植被，只是偶有几颗低矮的芦苇，亘古至今从来无人在这里耕种过。
　　那年初春，坦克25团的部分连队进驻这片盐碱荒地。他们以必胜的决心向这片“兔子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宣战，用超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硬是开出了200亩平整整的稻田。当年插下绿油油的秧苗，秋天收获了金灿灿的稻谷。
　　我入伍第一年，就赶上了和步兵连一起在这里种水稻。我虽然从小在农村生活，各种农活样样都会，下地干活从不发怵。但遇到这些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平整稻田、插稻秧、挠稻苗的农活，确实让我感到很不适应。三月的塞北依然寒气逼人，我们顶着寒风走进满是冰碴的稻田插秧，插稻秧需要长时间的弯着腰，时间长了腰疼得直不起来。最痛苦的是夏天挠稻苗，烈日之下肩背上的皮肤都被晒暴了，夜间只能趴着睡，肩背一贴着褥子生疼，后来干脆脱了皮，一扯一片，整整掉了一层，至今难以忘记当年那种疼痛的感觉。不过到秋后能吃上几顿团里分下来的新稻米，味道粘腻香甜，非常爽口，也算是给我们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一些补偿吧。
　　5年之后，1976年由于产量低且种植成本太高等原因，坦克七师将这里放弃了。后来老百姓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在这里种植了高产玉米。2019年有战友重返这里时，看到这片我们撒下辛勤汗水的土地，长满了粗壮的玉米，令人心生感慨。
五、不幸的事故
　　在一个星期天，连长正在我们房东家里坐着和大家闲聊，突然听到“嘭”的一声闷响，令人吃惊，有人问：“哪里打枪？”可又不像。惊疑间过了不大一会儿，只见平时和我们副班长很要好的老兵某某某，捂着一只眼睛进了屋，连长急忙问是咋回事？他说是被院门上的干树枝扎伤了眼。被大家称为“老工兵”的连长，看了他手上星星点点的伤痕，马上明白了，于是让他实话实说，以免贻误治疗。遭受着疼痛而又顾虑重重的他，感觉瞒不住了，才说了真话：“被雷管儿炸了”。此话一出，在座的人除了连长都被惊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他想用雷管儿金属壳自制烟嘴儿，于是趁连首长不在，不顾还是新兵的通讯员阻拦，从连部外屋私自拿走几枚火雷管。先把它放在水里浸泡了24小时以上，然后把金属壳里面被水泡的失效了的火药掏出来，由于他不确定是否掏尽了火药，怕做成烟嘴吸烟时炸了嘴，所以又点上火去烤，没想到把雷管烤炸了。连长分析：他应该知道雷管的构造和性能，所以先把雷管用水浸泡至失效了，火药才没被他掏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雷管底部的高级炸药没被掏掉，当经过火烤时，起引爆作用的底药恢复了它高灵敏度的特性，所以发生了必然的不幸，真是工兵的悲哀！
　　连队赶紧把他送到百里之外的医院治疗，但有一块碎金属片儿飞进了他的瞳仁，那只眼睛无奈被摘除，换成了假眼，此后他便有了“独眼龙”的绰号，而他在酷爱的打篮球运动中，带球时往往被对方从他假眼那一侧把球偷走。当年年底只得退伍，临走他想以此让连队解决入党问题或办理残废证，最后都没能实现。
六、军事演习
　　1973年8月13日，我团奉命到河北张家口地区参加坝上军事演习，从怀仁县乘军列出发，我们连都在一节闷罐车厢里，途中每当火车拐弯时，探头向后望去，只见每节平板车体上，一辆辆炮筒向后的坦克，组成一条难得一见威武壮观的长龙。抵达河北孔家庄站，我连冒雨转乘汽车，驶往驻地万全县蔡家庄，下车后一个个的被褥，都能拧出一盆雨水。
　　我们连在演习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坦克营进攻，实施炮火炸点显示。在一条几百米宽的东西流向的干涸槽两面，北面山上是坦克阵地，南面山上是坦克靶。每次夜间演习前，白天我们事先把沉重的电瓶和一箱箱炸药、电线扛到坦克靶附近的半山腰，再把7包炸药（每包3公斤）堆一个点，一共放几十个点，在炸药里多插几枚电雷管，接上电线编上号，一条条的拉至山脚下的掩体里，掩体里是指挥连的一名无线电报话员和工兵连的几名战士。夜里演习开始后，在坦克炮弹和飞机炸弹的轰鸣呼啸声中，我们按指挥部指令，一次次地按编号接通电源，引爆半山腰的炸药。尽管我们用空炸药箱堵住了掩体口，并且堵上了军大衣，但那炮弹射向目标的流线、爆炸的火光、轰鸣、弹片儿乱飞的尖啸声振聋发聩，土腥味儿扑鼻而来。第二天去回收电线时，只见满地是被炸得支离破碎的电线，坡地里的玉米只见杆儿不见叶，即便偶有未落的也被炸成了条条缕缕，而原来放置炸药的地方，却成了一个个的大坑。几次演习过后，光我们四班用掉的炸药就成吨、电线万余米、雷管上万枚。据说党中央的叶剑英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观看了那次演习。
七、母亲来队

　　1973年11月19日，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顺利来到部队。当我们母子相见后格外高兴，妈妈嘘寒问暖，左瞧右看她近一年没见的儿子，别提心里有多乐了。连队特意为母亲她们找了一间房住下，还给我放了两天假，我除了上课训练，只要有时间就陪在妈妈身边，听她讲述家里的一切。妈妈也不闲着，不但给我拆洗了被褥，还把我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洗了。我所在的工兵连附近没什么可看可转游的地方，妈妈看我在部队挺好的，她也没啥可干的了，又担心家里的大人孩子；而我由于公务在身，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妈妈没待几天就打算回去。我只好请假送她去大同市，从大同车站乘车。
　　在大同市，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先到照相馆合影留念，那是妈妈有生以来拍的第一张照片；又到红旗商场逛了逛；还到上下华严寺（大同博物馆）浏览了一圈儿，只是妹妹怎么也不肯进去。这且不说，一路上她不愿意自己行走，从师部招待所出来，与我们同行的北京老兵张炳山副班长一直背着她，而我那时还是新兵不敢背孩子。也正是从那次看过我回去之后，以往经常闹病的妹妹，身体却出奇地好了。妈妈开心地说：拴娥把病根撂到外地了。令人惋惜的是，后来我去大同取合影照，弟弟的面部一片模糊，相片居然被照坏了。照相馆的人却轻松地说：“重照吧。”听了这话令人气愤，我冲着他们嚷道：“人都回了老家，怎么重照？”
八、修筑铁路
　　1974年，工兵连曾经担负我师修筑铁路任务，在修筑云岗至马脊梁那段13公里的煤矿铁路专用线上，不仅留下全连战友无数辛勤汗水，而且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在修筑这段铁路过程中，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在半山腰上取高垫低修筑路基，筑出铺轨的平面。施工主要采用震荡爆破，松动高于路基的土石，然后再把土石装上排子车，运到沟边倒进低于路基的山沟里。在用钢钎打炮眼时，挥动大锤的人费力，而掌钎的人则要冒着被砸手的风险，经过一段时间施工，大家很快掌握了操作要领，熟练自如地掌钎舞锤。为了赶进度，连队进行了合理分工——俩人装车一人拉；装车的只管装车，拉车的放下空车拉重车，来回不跑空路，谁都没有片刻闲暇。为了多拉快跑，大家还特意把车厢加高。我连军龄最长的大名县老兵，比我大好几岁的一班长康庆玉，和年轻战友们一样不甘落后，每天干的汗流浃背。
　　随着筑路工程由东向西的不断延伸，我们的驻地也一次次地向西搬迁，最初在一个山沟里的“五七煤矿”住着，后来又搬迁了几次驻地。另外，由于每天干活特别累，大家都盼望星期日能够好好休息一天，当炊事班想在休息日为大家改善伙食，提出吃饺子时，遭到多数人反对；因为每当吃饺子，还得各班按人数领回面粉和饺子馅儿，然后和面、擀皮儿，人人动手包挺费时间，吃顿饺子几乎把半天的功夫泡汤了；本来想利用星期天好好休息一下，还要洗衣服、写家信、进城购物、洗澡等等，要干的事不少，于是炊事班只好改做吃包子。而几名北京兵想吃饺子，无奈他们从各班凑了几个想吃饺子的，自己动手包，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吃的是炊事班包的包子。说到进城，虽然施工地点距离大同市区没有多远，但是连队的战友们若想在休息日进城，还得搭乘兄弟部队的大卡车；如果想洗澡，就得走十几里路，到最近的地方矿区澡堂子，并且必须赶在矿工上井前洗澡。有一次我们去晚了，到澡堂里一看，有一批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正在洗，看到澡堂里水的颜色，顿时打消了跳进去的念头，只好白跑一趟原路返回。
　　“五台湾”是我们的第二个落脚点。在半山腰搭建了临时工棚，里面是东西方向的两排大通铺，几十名战士住在一起。夜间哨兵进去给火炉添煤时，只见通道两侧的通铺上，眼睛里看到的是齐刷刷的两溜脑袋，耳朵里听到的则是含糊不清的梦话声、“吱吱”的咬牙声、音量不一的放屁声。工棚不够住再搭帐篷，搭起来才发现，棉帐篷的接地部分烂掉了半尺高，冬季的寒风从帐篷底部边沿嗖嗖地刮过，简直像是五风楼，只好在四周挡上木板，再用土埋上以免受冻。帐篷里靠大号的地炉子取暖，熄灯前填进去几十斤块儿煤，前半夜蹬掉被子还嫌热，后半夜捂紧盖严还是一个个当了“团长”；早上起床洗漱时，地炉上的锅炉里全是开水，却找不到可兑的凉水，因为我们的用水都是从山下用马车拉上山的，那里不缺煤而缺水。我们连就是在这样的帐篷里从秋住到春。
　　在白庙工地，山脚下是约200多米宽的干河槽，一次看到上游天空下大雨，我们立即收工返回对岸的住地，无奈山洪比我们来得还快。一名71年老兵试着过河，刚淌进河槽中间，就被突如其来的洪峰冲得站立不住，而后眼看着就被洪水冲走了，两岸的战友们谁也追不住、撵不上洪水的流速，幸亏他从小生活在南方，会游泳并有水中逃生的经验，在湍急的洪水中甩掉了外衣裤，顺着洪水漂去，最后在下游十几公里处被云岗矿的桥墩拦住，才有惊无险的逃脱了险境。日后每当有人说起来，就戏称他是“淹不死”。
　　由于每天收工要把车轮扛回住地，平时车厢和车轮不固定连接，所以在倒土时，稍有不慎车轮就会把车厢拋在半坡而独自奔向山下；有一次我和战友往上抬车厢，脚下是塇土，坡度又陡，一不留神车翻了，我被翻车砸晕了过去。
　　在这里还发生一个吃“假人参”的事故；在施工工地流尽汗水、干渴了半天的指战员们，有一次收工下山时，一位副班长手里拿着大半根剥了皮、象水萝卜似的植物，自己咬了一口，接着对指导员说：“这是假人参，挺好吃还解渴，你尝尝。”指导员提醒他：“别乱吃，小心中毒”。不幸一语中的，话音落地还不到半小时，副班长就痛苦的喊着：“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大家匆忙就近找了辆小拖拉机，把他送到大同解放军322医院，诊断结果是误吃了狼毒，导致神经性中毒，近乎失明。而狼毒是毒性最大的一种植物，也是用来以毒攻毒的中草药。后来他又被转到张家口251医院，经过好几个月的治疗，双眼最终才恢复到各为0.1和0.2的视力。
　　在“二台湾”工地，一次爆破施工，我还尚未隐蔽好，点炮手就点着了炸药，随着爆破声响起，瞬间尘土漫天，石块乱飞，我赶紧背向爆破点抱头蹲下，但还是被一块儿飞石击中了尾骨处，令我疼痛难忍。过了一会儿细查看，在我身后找到了那块儿拳头大的石头，就是它先把地上砸了一个坑后，又蹦到了我的身上，如果我在第一受击点，恐怕就残废了，真是后怕。
　　好不容易盼到个休息天，战士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看书或洗衣服，有一位战士在帐篷里学习吹笛子，另几位战友和我，为躲避那“嘀...嘟...、嘀...嘟..、嘀嘀、嘟嘟”毫无乐感的声音，西行数里，去到那个叫做高山的地方玩儿。那里有一处古迹，传说是杨六郎骑马射箭留下了马蹄印的地方，而他一箭就射到了塞外，可见他的臂力之大，此箭落地之处就成了当朝与金朝的疆界。
　　在开山施工中，逢土就挖，遇石就炸，这些都不在话下。可是当接近路基平面约20厘米时，一层红胶泥出现在作业面上，又粘又韧，锹挖镐刨都使不上劲儿，实在让大家犯了难。最后只好采取先打洞浅而密度高的炮眼，再装药量少而雷管多的震荡爆破方式，才解决掉这个“拦路虎”。
　　攻坚战是一场定向爆破。当交工日期迫在眉睫之时，尽管大家非常卖力，但是继续以正常的作业方式和进度，即便使上吃奶的劲儿也难以如期交工。工程指挥部决定：采用定向爆破攻坚，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主攻任务是一个山头，由兄弟部队掘进了十几米深的两个炸药洞，装填埋入了几十箱炸药，然后定向起爆。随着巨大而沉闷的爆破声，隐蔽在千米之外的人们看到的是冲天而起的如硝烟弥漫般的滚滚黄尘，久久飘荡在空中难以散去，颇有些战场的气氛。数小时后去看现场，只见半个山头被削掉了，那些土石都被掀翻到了右侧的山脚下。
九、花园屯受训
　　1974年8、9月份，我被连队派去参加师教导队在师直工兵营（大同市花园屯）组织的全师工兵集训。同时参加集训的还有各坦克团的工兵连及师工兵营，集训内容主要是工兵科目。
　　在一次预演中，地雷组和爆破组分头实施作业。地雷组在引爆了数颗地雷后，发觉其中一颗未爆，于是组员们谨慎地进入现场，小心翼翼地从炸飞的新土中搜寻那颗未爆炸的地雷。此时，我所在的爆破组突然吹响了“要求隐蔽”的哨声，搜索的学员刚转身，背后就爆炸了。他们立即卧倒，爆炸掀起的尘土落了他们一身，等了一会儿，他们抖掉落在身上的土块儿站了起来，其中一位破口大骂爆破组，“妈的！我们还没有隐蔽好，你们就起爆了，差点被你们炸死……”。但回过身再看才发现，原来是他们要找的那颗未引爆的地雷，在切断定时保险后突然爆炸了，炸点就在他们自己的屁股后面，几位即将搜索到它的学员，再往前走几米就被它消灭了，而并非是爆破组的炸药起爆，幸亏爆破组的隐蔽哨声提前响了几秒，他们才幸免于难。这场险些酿成的伤亡大祸，当即把教导队长吓的脸色煞白。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故，队里特别加强了对应爆未爆弹药的排除与处理工作。又一次夜间演练结束，发现几枚教练弹不见了。队长严令全体学员一起寻找，直到找到后才罢休。集训结束时，我的考核成绩优秀，被师教导队授予嘉奖。

十、七里沟记
坦克25团工兵连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连队，不仅参加了地方煤矿铁路线的建设，而且参加了援助兄弟部队营房建设。1975年坦克27团在山阴县修建营房，4月初我连奉命前往援建，住在岱岳公社七里沟村。期间，先后执行过到采石场拉运石头、到水泥厂拉运水泥等项任务。一次去浑源水泥厂拉水泥时，天色漆黑启程，行程200多公里。由于拉运的是散装水泥，装车时把布口袋撑在水泥出口的漏斗上，然后抽掉隔板，发热的水泥通过敲动漏斗喷泻而出，撑袋口的俩个人身上溅满了水泥。回程途中下起雨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冒雨赶路。因为是敞篷汽车，到达终点身上的皮大衣全湿了，有破洞的苫布孔下，水泥都凝固成块。
有一次与战友跟车去装卸成箱的玻璃，在俩人向车尾挪动沉重的箱子时，箱体突然倾斜，箱中的几十块儿大玻璃，随着一侧脱钉的箱框“哗啦啦”地倒下，瞬间将我左手拇指右侧的一块肉，象刀片割似的剐了下来，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血流如注，钻心得疼痛，十指连心哪！战友们马上带我去运输连找卫生员，卫生员见到也无法处理，于是小车拉着我又去找团首长的专职军医，清创后缝合时，勉强包住了白骨，但大夫说：“第二天换药时再看，实在不行还得植皮。”当时我听了真有些头皮发瘆。在那些养伤的日子里，伴随着锥心刺骨的疼痛去换药，夜里疼得睡不着，干脆去顶替哨兵站岗，让他们回去睡觉，而我整夜抱着枪站在哨位上。至今手指上留下了永久性伤疤。

十一、煤气中毒险些丧命
　　1975年12月，我和其他几位战友受连队委派，到浑源县郝家寨对民兵进行打坦克训练。训练期间，听说连队进行野营拉练，已经从河头出发。当我们结束训练民兵赶到河头连队驻地时，连队通过两天的行军，已经抵达百多里外的大同县西坪公社上甘庄，半个多月后返回河头。这次拉练我因训练民兵而耽误了，没有参加上很是遗憾，当天回到连队就随运输连的两辆车直接到浑源县大园煤矿去拉煤。

拉煤回到连队已经很晚了，劳累了一天的两位司机和我匆匆地入睡了。睡到后半夜我尿急，穿上大衣出门靠着营房边墙“方便”，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再次缓慢地睁开眼睛，只见有模糊的白大褂身影在我眼前晃动，很是有些拍电影的感觉。等我慢慢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了七八个小时。原来是我们住的那个屋，已经有半个来月未曾点过火了，冷灶冷炕，出烟不畅，屋里的煤气浓度越积越高，导致煤气中毒。自己倒在了院子里时，幸亏被前院粮库的狗发现并狂吠不止，狗叫声惊动了哨兵和连首长。过来后发现了我躺在地上，他们在搬动我时，发现我的头在流血，原来我在摔倒时，头部被地上一块半埋的石头磕破了，而且出血不止。他们马上去营房后面，把河头卫生院的大夫请来，给我的头部做了清创与缝合十余针的手术，而我由于处在休克状态却一无所知。在我清醒过来后，连队马上把我和另俩名煤气中毒的司机战友，一起送到了坦克七师卫生科。三人住院十几天我最后一个出院，回到连队后，我清洗枕巾枕头包，尤其是大衣领上的斑斑血迹时，竟然洗下了两脸盆鲜红的血水。事后回想，如果不是那条狗的呼唤，恐怕我会因头部失血过多丢了性命，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条救命犬。

十二、入党立功
在部队能不能入党，何时入党，是衡量一名战士有无进步、进步快慢的重要标准，当然也是提干的必要条件，入团则是入党的前提。1973年5月，我入伍仅半年就由老兵于广龙介绍，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被列为了共青团员发展对象，如果不退学，在学校时就已经入团了。在连队入团半年之后，我被选举为团支部宣传委员乃至副书记。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自己的积极的努力，入团整一年后，我作为新兵中的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于1974年5月24日，被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副指导员徐世芝和河南籍老兵郭宝玉（1970年河南入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时有些尚未入党的老兵还不服气呢。
随着连队新老交替，当了两年战士的我，被直接任命为三班班长，白正义是副班长，班里战士有许云峰、黄海平、王福善和来自山西高平的新兵毕吹打（后改名为毕振山）；排长是高艳宏（1973年呼和浩特红旗区入伍）。
1975年连队在七里沟的时候，连里让我和一班长张明怀以及五班长郝胜臣三人，去参加过一次体检，为什么体检我们都莫名其妙，体检过后再无下文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连里拟提拔一名排长，但因连长和指导员的意见不一致，这事也就黄了。
1975年底为了表彰我在施工劳动和理论学习中的突出表现，连里为我请功，获得了三等功的殊荣，家里还收到了我的《立功喜报》。
后来我还担任过给养员（军中俗称上士），主要是为连队采购粮油肉菜，保证炊事班正常开伙。自己曾骑着连队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到几十公里外的怀仁县城去采购。当时连队安排司务长曹作栋（1965年天津市武清县入伍）探家，我就代替司务长管了两个月的帐，司务长探家回来后和我对帐，发现我经手的账目，没有出现一分钱的差错，他非常高兴。早就想转业的司务长，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接任他的工作，这时他觉得我是最佳人选，打算让我接他的班。他与后勤处老乡田助理谈及此事，被后勤处工作的同乡王俊维收进耳朵，转告给我，并鼓励我好好干，希望我被提拔。
我在探家时与干叔叔二连义谈起此事，他认为如果从排级没有再向上提拔的可能，不如早些回来（退伍），否则既不利于成家，又难于立业，因为他有过深刻教训。我采纳了他的忠告，归队后就向连队领导提出了年底退伍的请求。提干这事儿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十三、连队改编
1976年2月20日，我连从怀仁县河头公社移防到浑源县东方城，6月初坦克25团整编，工兵连改编为特务连。改编后由原来工兵连的两个工兵排，又从指挥连调过来一个侦察排，排长周福成（1970年河北抚宁入伍）再加上团指挥排（一营代管）组成。 连长：胡学云（1965年天津市武清县入伍），指导员：谢承恩（1966年山西临猗入伍），副连长：楚庆海（1963年河北宁晋县入伍），副指导员：徐士芝（1965年天津市武清县入伍）。谢承恩最先到任，胡学云晚几个月到任。连队的伙食标准，也由原来的每人每天0.45元增加到0.72元，提高了三分之一，那是沾了团指挥排的光。我被任命为特务连首任文书兼军械员，负责保管连队指战员的文秘档案（每人一袋）；每月统计填写连队的军事、政治实力月报表各一份，呈报团部；管理连队的武器弹药，负责施工用炸药、雷管的出入库；逐日登记《连队日志》，记录连队当日发生的主要事项。从团部作训参谋调来担任连长的胡学云曾说我：工作太细了，象大姑娘一样。
十四、回乡探亲
1976年初，丙辰年腊月末，终于盼到服兵役期满三年，按规定可以回家乡探亲了。先经连首长批准，又去团里批假办通行证，从河头驻地乘长途汽车，到通往大同至浑源的三岔口下车，在转乘开往浑源的长途车时，由于年关将至车上客满，有限的几辆班车都没有靠站停车，拦了几辆其它车也不停，尽管自己还身着军装。在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搭不上车，一来无处安身，二来将拖延归期，让我归心似箭的心情失望至极。后来总算有位浑源县师范学校的司机师傅，把车停下让我上了他的车，才使我如期赶到团部批了假。第二天返回连队，带着早已买好的烟酒、花生、陶罐陶壶去了大同市，乘火车赶回呼市。
我出了呼市火车站就转向了，总觉得站台是坐东朝西，因为大同火车站就是那样的方位。但是自己心里明白，就面向车站，左西右东，确定顺左手方向走去，一直走到通道北街才转过向来。当时路上已没有公交车了，就背着旅行包走了近两小时才到家，结果还进错了大门。进家后只见妈妈正在拆洗过年的被褥，看到突然出现的我，格外惊喜都愣住了。因为我无法确定行程，事先没给家里写信，怕父母担心；另外也是想给父母亲一个惊喜，因为第二天就是除夕了。那年春节，家里格外热闹，我先后给各位长辈、众亲戚们拜了年，还到火车站照相馆和奶奶、姥姥、父母弟妹们合了影。
十五、告别军营
1977年2月初，我退出了现役，告别了四年的军营生活。探家之时，我就产生了年底退伍的念头。因为那些年退伍军人在地方安置工作一年比一年难度大，生怕在部队待的年头长了回来不好找工作，于是归队后就向连首长说了自己的想法。指导员谢承恩和连长胡学云都感到出乎意料，给我做工作，让我继续为连队做贡献，并要求做到“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当退伍名额尚未下达时，他们根本没打算把我列入退伍名单。然而天遂我愿，当年的退伍名额数量挺大，就连军龄仅有两年的一些战士都得走，我们连共有几十名退伍指标，所以连首长就没再挽留我，实际上他俩当时极力挽留我的话，按我的性格也许在部队就留下了。
十六、当兵感怀
当过兵的人都有一句常说的话：“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大熔炉里，确实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锻炼。曾记得在学生时代，自己发言要靠讲稿或提纲，而在部队每周一次的班务会，人人必须发言，逼我学会了“说话”，逐步提高了口语表达能力，改变了自己沉默寡言、不善交流的性格；老兵们的模范行动让我学会了积极去做事的主动性，学会了“眼里有活儿”；战友们的独立精神让我学会了自主自立；大家的团结互助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同志们的争先思想激发了我的上进心；战友情让我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予以珍惜......
我在部队收获的这一切，对我后来的大半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始终为自己曾经穿过军装当过兵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简介：路元 1953年9月出生。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市郊区武装部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工兵连四班战士，三班班长，上士（给养员），特务连文书。1977年2月退伍，之后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作，2013年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居住，电话：[phone]。

目录20

我在北装搞革新

乔克强

1978年4月经沈忆成推荐，我从坦克25团调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站，1980年3月复员。在这里工作了整三年，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

一、小150瓦通信车的三项革新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摩托化和机械化改造，野战军基本实现了摩托化。那时的部队装备的短波通信车一直存在着三大缺陷，一是：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对短波通信产生的干扰，正好全覆盖短波通信频率。二是：发信机的供电系统比较落后，采用的是另置的汽油发电机，它的工作效率很低也不方便。发电机使用汽油做动力，使用和维护都比较麻烦。另外野外工作时发动机的噪音很大，容易暴露电台工作位置。三是：通信车装备的都是鞭状通信天线，这种天线的发射效率很低，它电磁场是垂直极化的，发射的电波中天波的成分很少，基本是靠地波通信的。电波沿地球表面传播，随着通信距离的增加，衰减的非常厉害，所以通信距离有限。不管发信机发射功率多大，双方使用鞭状天线时，其通信极限距离不会超过15公里。难以保障部队机动中的通信联络。部队平时短波通信主要使用水平架设的双极天线，每部电台都装备便携式双极天线，由于它的电磁场是水平极化，发射的是天波，靠电离层反射，通信距离很远，15瓦短波电台使用双极天线就可以通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但是它不能安装在行动着的通信车上，行军过程中如遇联络不畅，报务人员就只能将车辆停下来，快速架起双极天线，一般两个人就可架设完毕，最快也得需要3-5分钟左右，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就干脆不架天线杆，由人把天线拉起来，快速沟通后，完成电报收发后，收起天线继续前进。很显然短波通信车的这三大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军机动中的通信联络。

当时全军各部队都在开展技术革新来解决这三大难题，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处的通信技术革新小组在这方面走到了全军的前面，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革新成功了通信车发动机防干扰设备、小150瓦电台（116）直流供电（晶体管高压键控逆变器）、车载可调谐菊花（双荷叶）天线。多次获得总参和北京军区各种奖励，其中《双荷叶天线》1980年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汽修班

当时的北装通信革新小组由通信处副处长孙发（后为处长）领导，主要工作人员有王向荣技师（共青团十大代表、首届全国科技大会代表、二等功荣立者）和通信站的汽修班。汽修班是通信革新小组的加工单位（车间），日常工作完全受孙副处长和王技师领导。汽修班的工作实施和日常管理由沈忆成负责，我来之前汽修班原有的几个老兵都已经复员，还有一个帮助工作的台长（坦克七师无线连）贾计朝也回原单位了。当时汽修班只有孟福洞、陈继春和三个汽车驾驶员，孟福洞1968年山西太谷入伍，在汽修班多年，但他是个老病号，因患腱鞘炎两手十指都已变形，根本无法工作。另一个修理工是1977年入伍的陈继春。

我1969年4月参加工作，在呼和浩特机床厂当学徒。1972年12月入伍时已经是一级工了。我和沈忆成一起从呼和浩特红旗区入伍，入伍后同在坦克25团指挥连（通信连）无线排，他是报务员，我是报话员。在坦克25团指挥连我俩同是技术革新积极分子，我俩合作革新自制了《报务训练振荡器》、《15瓦电台通信车车载锥形天线》、《大八一电台稳压电源（晶体管）》获得了团（连）嘉奖，1978年2月已经提干的沈忆成，调入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站。他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后，给我来电话说北装的通信革新改造需要我这样的人才，他已经向通信处孙发处长推荐了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来这里工作，我没有过多考虑，就答应了，很快调令就到了。1978年4月我离开了工作了六年的坦克25团通信连。

我和沈忆成实际上是在北装通信革新小组工作，编制在北装通信站汽修班。当时虽然革新成果显著，但汽修班的加工制作的设备简陋，修理人员的机加能力弱干活粗糙。我入伍前是呼和浩特机床厂一级钳工，有一定的机械加工技术，我调来后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密切配合沈忆成工作，从提高汽修班成员机械加工能力入手，耐心培养其他战士，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高效的、工作流程，使得通信车的改装工作面貌一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1978年底汽修班荣立集体三等功，还得到了一台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的奖励。

照片一 （上）：1978年底汽修班荣立集体三等功，全班在北装办公楼前合影。前排：乔克强、陈继春、沈忆成、路博强，后排：宋超堂、杨乃善、孟福东、张雷。

照片一 （中）：革新工作照。左起：乔克强、陈继春、宋超堂、沈忆成、王向荣、杨乃善。

照片一 （下）：汽修班在革新成果前合影留念。左起：陈继春、乔克强、沈忆成、宋超堂、杨乃善、宋永振。 三、主要成绩
　　早期三项革新改装出来的150瓦（小）通信车，以试验为主。从实用的角度讲存在结构不太合理、可靠性较差、不标准化等问题。
1.制作工艺改进
　　菊花天线上下两层振子，振子为紫铜材质。每层：中间是25公分的圆盘，圆盘外圆延出16根直径1.2公分的铜管，铜管按时针方式分布。上振子上翘15度，下振子下翘15度。上下阵子之间是直径25公分，40公分高，壁厚1公分的透明有机玻璃桶。有机玻璃桶内是一个可调谐电感线圈。天线由直径10公分高1米的空心环氧树脂柱支撑，从通信车顶伸出。下振子底部有固定座，座上有4根1.5公分粗的斜拉杆，斜拉杆下端固定在通信车车顶的四角，以强化天线的支撑作用。环氧树脂支撑管内有一根1公分粗1米长的传动轴，传动轴上接有机玻璃桶内的调谐线圈，下接车内的摇柄。这样报务人员就可以运动中调谐电感线圈，以保证天线与发信机工作在最佳匹配状态。由于天线像盛开的菊花，所以取名”菊花天线”。
　　由于汽修班没有氧气焊设备，天线的振子都是外加工。那是石景山区北辛安路边的一个小作坊，师傅姓刘，人很热情，技术也不错，带着两个徒弟，我们每次去他那里加工振子，不管手里的活有多忙，他都要放下来干我们的活。由于铜管是用氧焊焊在圆盘上的，经过高温的烧蚀，铜管会淬（退）火，硬度减弱。在汽车行进当中由颠簸而产生的振动，会使铜管齐根折断，每次长途试验回来都有振子折断的情况发生。几经周折，我们决定放弃铜焊改用锡焊。我们先把铜管铆在铜盘上，然后再用大量的锡焊住。试了一下效果不错，为了进一步加强铜管根部强度，我们又给每根铜管的根部加装了8公分长的管套。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振子折断的问题，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行车中振子折断的情况。

2.应用材料改进
　　过去天线的支撑柱的材料是PVC塑料管，我们感觉它的强度不够，最好换成环氧树脂管。我们通过关系跑到北京市绝缘材料厂，在他们的下脚料堆里挑选了一大堆，直径10公分左右，长度超过1米的空心环氧树脂管材，厂长听说是我们搞革新用的，就一分钱没要，全部白送了。临走还说：“以后需要的话随时来取！”以后我们又去了几次，选了很多合适的材料。厂里有一台嘎斯69吉普车，那是厂长的座驾，因发动机曲轴损坏，无法找到配件，而趴窝了很长时间，厂长向我们求援！嘎斯69吉普车早就淘汰了，配件很难找。孙处长到处打听，居然从军区某后勤仓库，找到一根球墨铸铁的嘎斯69发动机曲轴，为了答谢北京市绝缘材料厂对我们的支持，这根曲轴也是白送他们了！
　　一次外出试验，突然发现发信机突然失调了，我们停车一查，发现天线的调谐桶里冒烟了，打开一看，调谐线圈的上固定座的表面有一条弯曲的糊痕，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糊焦味。原来是环氧树脂材质的调谐线圈上盖，上下两个振子接线之间被高压电击穿了！回家后大家仔细分析击穿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当时发信机工作在低频段，为了达到最佳匹配，调谐线圈调到了最高，也就是电感量最大，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距离只有7公分，而这时两个振子之间电压最高，加上又是高频电，所以就在调谐线圈座的表面产生了放电，放电就把调谐线圈座的表面击穿了。问题找到了如何解决呢？有两个方案：一，加大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距离，但是天线的结构已经无法做到加大两个接线端子之间的距离了！二，为调谐线圈座寻找更好的绝缘材料，来替代环氧树脂。我们咨询北京市绝缘材料厂，得到的答复是：有！名为聚四氟乙烯，俗称“塑料王”，具有非常强的绝缘性。但是价格昂贵！材质很软，强度不高，不易加工！。我们买来一块30Ｘ30公分见方，1公分厚的聚四氟乙烯板，立即进行加工。由于它的材质较软，普通钻头不能切削，我们就磨制了专门针对软质板材的钻头。一切都很顺利，改造好的天线装上车后就立即进行实测试验。真不愧为“塑料王”！低端击穿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3.结构改进
为了方便报务人员操作，通信车改装的方案是：发信机固定在正副驾驶座之间，收信机固定在发信机之上，收信机前面是可折叠的小桌面。过去逆变器的控制盒放在后座后面，这样不便于报务人员操作。领导提出能否把控制盒挪到前面来？我们仔细分析了前排两座之间的那点空间，认为在不影响驾驶操作的前提下，可以把前排座椅最大极限的向两边挤。这样可以在发信机旁边挤出七、八公分的空间。利用这点空间，制做一个立式的盒子，把控制盒里的器件合理安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案得到领导批准后，我们就着手研制，很快就拿出了合格的控制盒。
原来天线的调谐系统是内调谐式的，就是调谐线圈固定，调谐头（滚轮）在线圈内部旋转上下移动，这样一旦滚轮跳槽，复位时必须全部拆开天线，然后再把线圈拆开，操作非常麻烦。当然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多，可是考虑维护的简便的原则领导提出，能否将调谐线圈内调谐改为外调谐；就是调谐线圈是可转的，而调谐头（滚轮）在线圈外部不转，只是随着线圈的转动上下移动，这样一旦滚轮跳槽，只需打开天线上盖就可以迅速复位。

4.成果推广
北装通信革新小组的通信车三项革新出名以后，不断有部队派人前来参观，还有的干脆开来通信车让我们改装。因为我们一直立足于革新成果自身的不断改进，汽修班的能力就是给自身革新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的水平。若要承担将三项革新成果推广的任务，为其他单位批量改装通信车，就得必须提高机械加工能力，实现部件的标准化、工作的流程化。
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改造工作，批量生产了几十种标准部件（配件）。记得有些部件需要上车床车削，我们找到友邻单位北空通信修理所，借用他们的车床为我们进行加工，因为我们曾经为他们改装过通信车，改装过程中接下了深厚友谊，所以对我们是有求必应，只要我们上门相求，他们就马上腾出设备供我们使用，好在我当工人时也学了一些车工技术，所以就不需要他们上手了。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汽修班基本具备了批量改装通信车的能力。
以前我们改装一台通信车需要的十多天时间，后来缩短至2至3天，1978至1980两年多的时间内，我们为全军各部队改装了近20台150瓦通信车。印象比较深的有北京军区空军通信修理所、天津警备区通信修理所、24军通信修理所等，还有北装所属各师团。他们派人带车来和我们一起改装车辆，而且都对我们的改装水平大加赞赏。

四、总参通信测试会
　　1979年5月，总参通信部在北京阳坊（坦克24团驻地）举行全军150瓦通信车改革性能测试选型会，准备测试评选出最好的革新成果，然后定型生产装备全军。全军各部队带上短波通信车的革新成果聚集北京，总参通信部组织了专业测试设备和人员，对与会革新成果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为了得到革新天线在空中的准确测试数据，还从空军调来了一架从法国进口的“云雀Ⅱ”直升飞机。我作为北装通信革新小组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5月31日，华国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与会代表，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

照片二：1979年5月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五排左数18沈忆成，第六排左数27乔克强。

　　在这次总参测试会上，北京军区装甲兵的《菊花天线》、沈阳军区通信修理所的《双回路天线》、济南军区的《双8字天线》，技压群雄脱颖而出，但没有分出高低。总参通信部决定于年底，对这三个单位的革新天线，再进行一次专业测试。

五、菊花天线变双荷叶天线

　　1979年10月，马上临近大连测试会了。一天通信处孙发处长突然找我，想用铝板替代原来的铜管做一个锅状天线，问我是否能做到，我说：“应该可以做，但不知能否实用？”于是，第二天中午通信处库管周乐军送来两张 1米Ｘ2米见方、1.5毫米厚的铝板，在大家的帮助下，划线、下料、铆接，仅用一天半时间就做完了。形状就像两个铝盆，天线还是上下结构，上层是一个正向的铝盆；下层是一个倒扣的铝盆，中间还是有机玻璃罩的调谐线圈。第三天就把它安装到通信车（北京212吉普车）车顶，安装完后王向荣亲自过来检查效果，看完后她说：“这两个大锅，开起车可能兜风，不行吧？”后来有人提议出去试一试，由于天气很好，试了一天没有出现问题。有人提出在铝盆上打一些洞，以减少空气阻力，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孙发处长来看了以后也认定可以，后来起名为“双荷叶天线”。

六、因公负伤

　　因为我已经向领导提出复员的请求，因此去大连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我，安排我在家制做另一副“铝盆天线”，而且我把做天线的材料都领上了。

　　可是11月3日，他们马上出发时，突然通知我一起去，我什么都没准备，就跟着上了车。执行此次任务共12人三辆车，通信站站长王二林带队，第一辆是从坦克七师借调的150瓦通信车（面包车），王二林带车，成员有电台台长翟林林、修理工孟福栋和陈继春，含司机共5人。随车带有一部714电台，由陈继春操作，保障车队行车时的通信。第二车辆是参与测试的测试车，也就是安装了双荷叶天线的那辆车，王向荣带车，司机于海，后排是柴树田（干部报务员）和我，柴树田一路上始终和北装机关的电台通着报，我带一台714保持和头车的联系。第三辆车是生活保障车，周乐军带车，司机宋永振，成员丁殊伟，魏雪荣负责途中做饭。早上六点从驻地出发，一路上天气晴朗，沿途没有发生问题。当天晚上在位于北戴河的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五大队休息。

第二天，为了赶路凌晨六点我们就从北戴河出发。周乐军带着生活保障车提前出发，在一个保障点支锅做了早饭，我们赶到后安排我们吃早饭，饭后他们又提前出发，去了下一个保障点。早饭后我们稍做休息就出发了，王站长的车在前，我们的测试车紧随其后。本来约定吃完早饭我和陈继春换车，但是车开了也没人提我俩换车的事，出发后两车的714电台一直保持着联系。一路上天气阴沉沉的，过了山海关天空下起了小雨，并伴有三到四级的风。我们冒着雨继续前进，行至距离辽宁省兴城县城还有半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车出事了。

当时我们的车正处于上坡状态，路左边是约七至八米的深沟，路右边较低处是一大块刚刚翻过的农田，雨中路面湿滑，我们的车在行进中突然向左边滑动，司机于海向右打方向盘调整方向，车在路面上开始是左右摇摆，最后车辆在惯性的作用下向右滑出了路面，右前轮陷在土里，然后180°底朝天倒扣在农田上。柴树田坐在车的左后侧，他在翻车瞬间打开车门跳了出去，而其他三人都被扣在车里。此时714电台耳机里传来了前车的呼叫信号，我能听到小陈的呼叫。我虽被扣在车里，还是拼尽全力回答了他，并报告了我车出事故了，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他们一直没看见后车，感觉不对劲就在路边等待，没过多长时间，一位骑自行车的路人对他们讲：“你们的车在离这不远的地方翻了。”他们得知后立即调头回返。

柴树田脱险后，立即组织当地群众和过往车辆的司机对我们实施救助。由于翻车导致四个车门都不能打开，他和众人齐心协力将车推成90度，打开车门把我们三人一一救出。当时的情况是：我被压在最底下，所以受伤最重，被救出后感觉腰部剧痛，他们三个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柴树田认为应该立即把我送医院救治，一位路过的山东车队司机，主动开车把我送往前面的兴城县城。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后，遇到了返回来的王二林他们。我简单地汇报了事故情况，王二林当即决定：让翟林林和孟福栋带面包车护送我去204医院。送我来的那位好心山东师傅，放下我就赶路去了。王二林和陈继春立即赶往事故现场。翟林林和孟福栋把我送到204医院，把我安顿好后就带车走了。王二林他们到现场不长时间，面包车就到了，他们又让面包车把于海和王向荣也送到204医院，但由于我伤势较重已不能顾及他们，所以我在204医院就没有见到过她们。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王向荣伤势也挺重。204医院对她的诊断是：颈部韧带严重拉伤，胸脊椎最后一节和腰脊椎第一第二节骨头压缩性骨折。当时医院让她住院治疗，因她是大连测试会的与会代表不能缺席！医院采取了一些物理固定的措施，她带伤就去开会了。会议结束后回到北京她住进了军区总院，治疗了三个月，才得以康复。当时她的情况也可以评残，由于一些其他原因最后决定放弃了。

五、疗伤的日子

　　在204医院，我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经大夫检查，事故造成我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大夫对我采取保守疗法，一直把我固定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动。每天在床上熬着，大小便都得叫护士帮助，还好这里的医生护士随叫随到。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我遭遇车祸受伤的事没敢对家里讲。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熟人，感觉革新小组的人好像把我遗忘了，我一人和伤痛进行抗争！最初的那些日子我非常痛苦，每天躺在病床上，眼望着天花板，心里极度恐慌。入院后10天左右，孟福栋打电话给我，说是要来看我，问我需要带些什么东西过来，我让他带些换洗的内衣裤来。几天后孟福栋和张收发来了，给我带来了换洗的内衣裤，并代表组织详细询问了事故的情况，我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事故过程。

　　入院时由于伤情较重，被安排在重症干部病房，我们同病房的是一位葫芦岛军工厂（造核潜艇的）的老厂长，老头对我很好，和蔼可亲，天天跟我聊天，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抚慰。

　　住院期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在我入院前几天，当地一个施工部队（挖矿）发生塌方事故，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陕西渭南人），在事故中腰部受伤，他的战友把他背到山下，医院几经救治没有效果，命是保住了，但最后高位截瘫了，永远不能站起来了。医生说部队救治不当，如果他们把伤者绑在木板上抬下山就不会这样了，最后部队给这孩子入了党，送到陕西荣军医院长期修养。 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患者私底下一直在议论这件事，大家都充满惋惜之情，这件事对我也触动很大！

　　一个月后医生同意我下床活动了，我就转到大病房（普通）。大病房都是轻病号，年轻人多，有活力！有说有笑的，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大病房有一位朝鲜族的小战士，对我帮助很大，因我一个月沒洗澡，内衣都很脏了，当时我想洗洗衣服，但腰疼得厉害弯不了腰。这小伙就主动过来帮我，内衣裤长时间没换，都被汗水染黄了，換了几盆水还是黄的。他还把从家里拿来的朝鲜族泡菜让我吃。据我观察，这小伙可能是在连队里，属于调皮捣蛋不是受欢迎的那种人，可他对我确实不错。很可惜因为接触时间不长，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兴城有温泉，204医院有温泉理疗室，每天由护士带着我泡温泉，泡完温泉再去理疗室做腊疗。

　　40多天以后，李小铁和张收发代表领导和单位来看我。本来没有接我出院的意思，可是我觉得不能再住下去了，就坚决要求出院，就跟着他们回了北京。回北京后没有再住院，就在连队自我锻炼康复。白天大家都去工作了，汽修班宿舍里就剩下我和孟福栋两个病号。他还是天天中药泡手，我按医生教的动作自己在床上锻炼。
　　204医院对我的伤势建议评残，他们认定是二级乙。回到北京一个月以后，我去北京军区总院评定残废等级，他们认为恢复的不错，给我评为三级乙。

　　事故发生以后，天线测试的具体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听说北装通信处又派了另外一台备份通信车参加测试，车祸对铝盆天线损坏不大，安装在备份车上继续参加了测试。最终济南军区的《双8字天线》拔得头筹，定型为全军电台通信车装备天线。北装的《双荷叶天线》和沈阳军区的《双回路天线》落选，三家的天线都获得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我静下心来分析这次事故的原因，我认为：一是铜管改铝板后天线兜风面积大，两个铝盆角度会产生向上或向下的力，造成通信车在行进中的不稳定，遇到风后这种影响就会更大。二是铜管改铝板后，天线自身的重量增加，放在车顶上整车重心上移，北京212车本身底盘就轻，这样会导致稳定性变差，容易失去控制；那天事故现场，一是上坡路，二是下雨路滑，三是有风，所以车辆发生侧滑导致事故。

　　万幸的是车辆从侧滑到翻扣是个缓慢的过程，没发生猛烈的撞击，翻车时车顶的天线触地后起到了支撑作用，这就对我们几个被扣在车里的人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我们没有受到重大的碰撞和挤压。另外车内的电瓶固定得非常牢靠，改装后的电路也非常稳固，翻车后没有产生短路而引起火花。否则一旦引燃流出的汽油，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菊花天线》是北装通信技术革新小组几代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我虽然没有全程参与《菊花天线》的改革，但经我亲手制作和安装的《菊花天线》，粗算也有20副了吧，我对它很有感情！做为“菊改荷”的制作人，我亲手制做了唯一的一副《双荷叶天线》，我也因它而车祸受伤。大连测试我没有参加，但它的落选使我非常失落。我个人的看法是：《菊花天线》的发射性能略优于《双8字天线》，但与《双8字天线》相比，《菊花天线》结构复杂，易损坏、体积大，不适合野战复杂环境下使用。尤其是这次仓促“改荷”，未经严格试验，就长途跋涉，所以出师不利酿成车祸。国家二级公路，小雨小风天气都跑翻了，怎么能够上战场呢！总参通信部最终放弃了它，肯定是基于实战要求，从那以后全军的新出厂的短波通信车，都安装了制式的《双8字天线》。
　　1980年4月我办理了复员手续，组织上派副站长王德才，陪我去武汉联系安置事宜。我是从呼和浩特入伍的，能在武汉安置确实不易，真心感谢部队和武汉市政府。

作者简介：乔克强 1952年3月出生，1972年2月从呼和浩特市红旗区（回民区）武装部应征入伍，入伍前是呼和浩特机床厂工人。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三排7班战士、副班长，通信连一排1班班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连汽修班战士。1980年4月复员。复员后在武汉市木材公司工作，2012年退休。现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联系电话：[phone]。

目录21

“802”演习侧记

张国强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认真研究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防御作战问题，北京军区受中央军委和总部委托，于1981年7月至9月，在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即：代号“802”演习。演习主要设置4个科目：一是模拟敌军集群坦克进攻，由坦克第一师担任；二是空降反空降，由空降第十五军和陆军第六十三军担任；三是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由陆军第六十五军担任；四是战役预备队反突击，由陆军第三十八军担任（坦克第七师配属）；演习结束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参加演习的兵力11万余人。

战役预备队反突击的参演部队：陆军第三十八军、坦克第七师、航空兵、炮兵、工程兵部队、野战医院等多兵种联合参演。坦克第七师配属陆军第三十八军，具体任务是：阵地防御反突击，坦克25团全装参加了演习。这次演习是我团自1950年12月7日在江苏省徐州市茅村车站成立以来，继抗美援朝、几次天安门阅兵、五十年代大练兵、一九七三年坝上演习之后，遂行的又一次重大任务。我作为坦克25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有幸参加了这次大演习，演习之中我获益匪浅，许多事情终身难忘，现将“802”演习时我团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一、802演习时坦克25团的编成序列

团长：魏连成； 政治委员：刘福民

副团长：张九华、朱志林； 副政治委员：高友谊

参谋长：胡学云； 政治处主任：黄树林

后勤处长：谢承恩；技术处处长:曹寿尔

团部驻地：闫家堡村（乡政府所在地）

作训股股长：谢正民，参谋：段剑宝、张国强、李启发、刘彦昌（随坦克三营参加阅兵）；

通信股股长：刘茂慧，参谋：杨凤刚、魏汉瑜、黄全木；

军务股股长：何绍群，参谋：王建岭；

管理股股长：丁世奎，协理员：何玉树；

机要股股长：张长生，参谋：胡风海。

组织股股长：张梅辰，干事：胡吉星、洪宗理；

宣传股股长：冯战标（8月入校深造），干事：林金友；

干部股股长：杨生贵，干事：张惠新、高顺祥、米来库；

保卫股股长：陈印和，干事：杨光；

政治处书记：朱振芳；群众干事：徐士芝；

财务股股长：吴振生，助理员：董润喜；

军械股股长：张广志，助理员：任彦军；

军需股股长：葛振虎，助理员：尤满有、牛玉库；

营房股股长：王喜仓，助理员：毕富军，王仰云；

车务股股长：李俊富，助理员：杨占宗、袁双才；

修理器材股股长：李维邦，助理员：杨井山、吴丛会、陈志强。

坦克第一营营长：张创虎、 政治教导员：赵树春，驻地：太平寨村；

坦克第一连连长：龚成贵，政治指导员：刘森林；

坦克第二连连长：张天宝，政治指导员：李春波；

坦克第三连连长：卢胜利，政治指导员：杨建明；

坦克第二营营长：董国柱（董国柱在演习期间入军校，曹东升接任营长）、政治教导员：温庆华，驻地：胶泥湾村；

坦克第四连连长：王新贞，政治指导员：李凤新；

坦克第五连连长：王平来，政治指导员：田梦来；

坦克第六连连长：卜占英，政治指导员：刘玉庭；

坦克第三营营长：任建华，政治教导员：刘义华，驻地：张家口榆林保家庄；

坦克第七连连长：陈振龙，政治指导员：张增林；

坦克第八连连长：孙宝元，政治指导员：侯旺荣；

坦克第九连连长：张彦生，政治指导员：乙舒平，驻地：庞家坊村；

通信连连长：何瑞生，政治指导员：段建平，驻地：闫家堡；

装甲步兵连连长：蔡玉发、政治指导员：陈茂星 ；

工兵连连长：黄河良，政治指导员：郭永发，驻地：闫家堡；

运输连连长：郑新民，政治指导员：吴海平，驻地：台子沟村；

特务连连长：邢黎明，政治指导员：肖世杰，驻地：闫家堡；

修理连连长：赵斯响，政治指导员：李万珍，驻地：庞家坊村；

卫生队队长：左玉增，副队长：张旭东，驻地：闫家堡；

高炮连连长：李红丹，政治指导员：张承宗，怀仁营房留守。

二、 演习概况

1、 艰巨光荣的任务。

坦克第一营、坦克第二营、坦克第九连和团直属连队在师的编成内，遂行反突击第二梯队任务；坦克第三营（欠坦克第九连）在张家口榆林机场参加坦克方队受阅任务。演习中我团集结在宣化县西南部山区王千户村附近地域，担任师反突击第二梯队，集结地域位于全师最靠边的山里。按全师集结顺序安排，每次合成演练我团必须在全师最早进入集结地域。而我团驻地在宣化县西部、洋河南岸一带，又恰恰是距师集结地域最远的部队。为了保证全师顺利向集结地域开进，每次合成演练，我团在全师都是行动最早的，而演练结束撤出战斗又是全师最晚的。一句话就是早出晚归，可以说这次演习我团指战员是最辛苦的。

2、 艰苦有趣的露营。

每次合成演练，我团全体参演指战员都是在前一天下午，提前进入集结地域。根据地形特点、战术要领，对部队进行疏散配置，既要符合战术安全要求，也要考虑防洪安全。参演部队到达集结地后，迅速利用伪装网及就地取材巧妙伪装车辆。露营地则选择较高的地方，露营的形式多种多样，坦克连就在车内，机关和直属连队多数在汽车上，基本都是和衣而睡。我印象最深的是通信连运动通信班的战士，将长江750三轮摩托车的侧斗后备箱盖掀起，然后放倒侧斗座靠背，这样整个侧斗内正好躺下一个人，上边用雨衣一盖既防潮又防蚊，真是各自都有高招。每个连队分别安排警戒。为了保障与上级通讯畅通，通信连将714电台背到山顶做通讯接力。为丰富露营生活、鼓舞士气，团放映队还在露营地放映战斗片电影。

3、团长点了我的兵。

有一次预演时，魏连成团长要登坦克指挥车随部队行动。当时，魏团长点我给他开坦克指挥车。说实话自1977年在长辛店装甲兵技术学院学习时，进行过25度侧倾坡、潜渡、沙漠地体验性驾驶之后，再没有开过坦克，且车况也不熟悉，担心手生完成不好任务。魏团长看出我的心思，大声说：“张参谋，我相信你能胜任这个任务。”我立即应声：“是！”然后随魏团长登车，驾驶着团指挥车加入到演习洪流之中，直奔黄洋滩。

4、壮观震撼的演习。

1981年 9月18日，军委主席邓小平率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共1500多人，观看“集团军战役反突击”实兵演习。

上午10时正，“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拉开帷幕。首先，演习地域和目标显示，工程兵以其独创的导爆索引爆的方式，向参观首长指明各参演部队的战斗分界线，以不同颜色炸点显示作战地区村庄、方位。接着，是航空兵轰炸梯队进行实弹投掷，用以迟滞来犯之敌行动。紧接着空降兵伞兵梯队跳伞空降，一时间如天兵神降，进一步增强地面部队作战力量。战斗机梯队掩护轰炸机梯队、伞兵梯队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行动。中间还穿插有野战伤员救护、直升飞机实施危重伤员转运演练。

然后是坦克第七师反突击行动，这也是演习的压轴戏。坦克第27团、坦克第28团前出后，我团作为反突击第二梯队随即前出，一出山立即疏散成二路纵队齐头并进。为便于观礼台首长观看，每辆坦克都插有一面红旗。霎时间，硝烟迷漫，尘土飞扬，铁流滚滚、如离弦之箭，甚是威武壮观。多波次坦克梯队突击，向敌后勇猛穿插，战斗行程约14公里，直插到黄洋滩军委炮兵靶场，占领该地区并形成对外防御正面，切断敌人后续增援兵力，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将来犯之敌一举全歼。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专门拍摄了我师反突击作战演习纪录片。

照片1（上）：“802”演习期间坦克九连连长张彦生和指导员乙舒平在坦克连反突击作战沙盘前研究战术动作。
提供人：乙舒平

照片1（中）：“802”演习反突击作战政治工作沙盘推演。左起：洪宗礼、杨光、胡吉星、张梅辰。
提供人：林金友

照片1（下）：坦克九连圆满的完成演习任务。在返回驻地途中，连长张彦生命令全连停车，指导员乙舒平拿出相机和三脚架，招呼大家围坐在战车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提供人：乙舒平

照片2：“802”演习参加阅兵的坦克三营（欠坦克九连）。
提供人：林金友 作者简介：张国强，1955年8月出生，1972年12月从河北省定县应征入伍。历任：坦克三营九连六车驾驶员，坦克九连技术员，副连长，训练队副队长，司令部作训股参谋，股长，1988年1月转业到定州市住建局工作，2014年8月退休。现住河北省定州市，电话：[phone]。

目录22

一次特殊的训练课

许敬忠（特邀嘉宾）

1971年10月，坦克25团一营、二营赴怀仁参加反空降演习，三营留守驻地浑源县张庄村。我所在的坦克八连根据团里安排驻唐庄村，对坦克一营的战备车执行警戒任务。当时坦克八连的战斗人员编成。连长：满全礼（1964年河北深洲入伍）；指导员：田昌明（1960年山西代县入伍）；副连长：王新亮（1960年北京市入伍）；副指导员：张福生（1963年河北固安入伍）；一排长：崔三多（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二排长：樊成群（1966年山西夏县入伍）；三排长：任建华（1968年山西平遥入伍）；技术员：李福全（1966年河北高阳入伍）；司务长：张恵新（1965年天津武清县入伍）。全连除八车一人借调师宣传队外，各车及炊事班满员。

唐庄位于北岳恒山脚下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唐庄惨案”。1938年2月，八路军袭击浑源县城的日军，俘虏了几名日军，并将日军战俘押解到了根据地。这支八路军事先曾在唐庄秘密驻扎，后来村里的汉奸向日军告了密，恼羞成怒的日寇伺机对唐庄的抗日军民进行报复。1938年2月12日上午10时，驻浑源一个中队的日冦，在汉奸的引领下突袭了唐庄。这时抗日的村干部已经撤离，日军扑空后，就对无辜村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这次暴行日军在唐庄共杀死老百姓127名，占全村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12户村民被杀绝。死难者中年长者七八十岁，年幼者不满周岁。烧毁房屋350余间，烧死牲口20余头，羊300多只，其它损失不计其数。

我连进驻唐庄后，在“唐庄惨案纪念碑”前进行阶级仇、民族恨教育。邀请当年经历惨案的幸存者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全连干部战士对日寇的暴行义愤填膺！悲愤情绪空前高涨，瞬间转化成刻苦练兵的积积性。

由于坦克25团各营的教练车全部投入到怀仁的反空降演习中，八连在唐庄沒有教练车进行实车训练，整天只能搞枯燥的通信、射击、驾驶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摆脱训练沒实物，上课背口诀的尴尬局面。经连首长研究决定，连里适度搞一些爬山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干部战士的体能耐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同时能够增加训练的多样化和趣味性。于是利用星期五下午车场日无车保养的空档，组织了一次爬恒山活动。

恒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5公里处，主峰天峰岭海拔2016.8米，号称“人天北柱”、“绝塞名山”，明末清初被誉为“五岳”之——北岳恒山。恒山上松柏环绕郁郁葱葱，山上生长着许多野生动物，常见的有松鼠、老鹰、狍子等，有时还能见到豹子。据村民讲，过去常有豹子进村，咬死或叼走牲畜。后来就不见豹子再来了，可能是禁猎的原因，山上的动物多了，豹子有吃的了，也就不来作害村民了。

恒山盛产野生黄芪，团卫生队每年秋天都要上山采挖黄芪。后来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禁止采挖野生黄芪，于是民间开始大面积人工种植黄芪。浑源县的黄芪制作工艺独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早就出口海外，现在已是享誉世界的“浑源正北芪”，并且黄芪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这都是后话了。

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全连列队出发。大家在屋里憋了好几天了，踏上登山之路，就像出笼的小鸟儿，展翅飞翔。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战友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向着雄伟的北岳之巅攀登。

我们爬山的起点是唐庄，走村东上山的小径到达南坡龙王堂。原计划由原路返回到恒山的马鞍处，经恒山主峰下山，沿浑灵公路隧道返回唐庄。但是到达龙王庙时己经是下午4点，如果再按原来线路行进，势必天黑之前到不了恒山庙的位置，摸黑下山困难会很大，并且会增加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当时满全礼连长观察了北坡的山势，发现有一处悬崖，坡度大约七十度左右，高程有八九十米，并且有一些凸凹的石头和小树可以攀登，如果由此上山，可以节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与几位排长商议研究，大家认为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这倒是一个锤练部队顽强拼搏精神的好机会。随后满连长进行简短的动员，并提出几条安全措施。我立即请缨当开路先锋，经过半个多小时攀登，全连顺利登上峰顶。因南坡冬雪尚未完全融化，部分干部战士的棉裤裤腿下边已被雪水浸湿，但大家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写到此，我用几句诗做为结束语。

功勋连队出奇招，

特殊练兵胆气豪。

北岳峰上旗猎猎，

笑看神州处处骄。

写于2022年9月

祝贺73年战友參军五十年(诗三首)

许敬忠

一、贺呼市战友参军五十年庆

告别阴山赴雁同，

浑州列队战车雄。

一书难诉离情意，

君我遥珍半世戎。

利剑常磨慑敌胆，

边城永固气长虹。

霜侵双鬓军魂在，

家国如诏必建功。

二、贺顺平战友参军五十年庆

远离尧乡赴雁同，

两月荣缀三点红。

汗洒三元车如虎，

阵前神射缉黑熊。

卫国方显英雄志，

喜报频频越翠屏。

七十尚健不服老，

个个常山赵子龙。

注：翠屏指北岳翠屏山，越过翠屏即离顺平不远矣

三、定州战友参军五十年庆

跃马挺枪过太行，

清风明月送儿郎。

东辛荣佩红三点，

北岳风捲旗永扬。

汗水浸深国防绿，

身躯加固雁门墙。

匣中利剑今重啸，

弹刃倚天斩虎狼。

注：定州有明月店和清风店，故诗句中有清风明月送儿郎之句。

作者简介：许敬忠，生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九七0年十二月在山西万荣县应征入伍。历任：二十五团三营八连八车炮长，七车车长，二十五团三营九连二排排长，坦克七师教导队通信教员（副连，正连），二十五团二营副教导员。一九八五年转业到山西省临汾地区运输公司任劳资科长，处长，公司副经理，临汾地区黄河珲春贸易公司经理。山西省诗词协会会员。现住太原市小店区，联系电话.[phone]。

目录23

亲历1976核试验

刘森林

1972年12月，我怀着保卫祖国的忠诚爱国之心，光荣地入伍当兵，被分到了坦克25团三营七连。在坦克七连的生活，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印象深刻。
在坦克七连的日子里，我光荣入党、提干，于入伍当年就考取了三级、二级坦克驾驶员，第二年又考取了一级坦克驾驶员: 1976年我受命参加了新疆核试验，同年荣立个人三等功。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程时，就有一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虽然我在坦克 七连生活工作的时间不长，这段经历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使我至今仍对其抱有无限留恋和怀念!
一、特殊时刻接受特殊任务
1976 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最不平静的一年，那一年我国先后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的逝世。特别是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溘然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无比巨大的悲哀之中。
在追悼毛主席逝世的大会期间，我们坦克七连正在广灵县太平庄村，执行修建靶场和战斗射击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全连干部和战士在连首长的带领下化悲痛为力量，按时完成着靶场施工和射击训练任务。一天，团政治处主任董连全突然来到靶场，把我和九连的排长李万珍叫到靶场偏僻的地方。当时我就感到这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因为一个团的政治处主任，找一个连队某一战士谈话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情，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
那天，我们三个人席地而坐，董主任严肃、认真地说:“毛主席临终前最后批示:我国要进行一次500万吨当量的氢弹试验。上级要求我们团选拔少数的优秀干部、战士参加，其中就有你们二人。”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接受特殊任务，我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和李万珍都表示保证坚决完成任务，请组织和领导放心。最后董主任说:“现在保密，你们做好一切准备，听通知随时出发。”
董主任是我们团的老一代坦克兵，曾于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参加天安门阅兵，驾驶斯大林2号重型坦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1966年曾随坦克25团高炮连赴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能跟随他参加这次特殊行动，我也从心里感到特别荣幸。
二、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
10月8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所有参核人员9日到师里报到。接到通知，连长（焦志）亲自告诉炊事班:“明天早饭给刘森林包饺子，他要执行特殊任务，全连为他送行。”第二天早上，全连其他人吃着普通早餐，唯独我一个人吃着炊事班包得热腾腾的饺子，虽然知道此去要离开连队、远离战友，但也仍然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饭后，我整理行装出发，走到连部门口，发现连长早已站在门口等我。我们两个并肩而行，走到了三营驻地张庄村西口。我向连长行告别军礼，连长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次执行的是特殊任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这是上级和领导对你的信任，也是对你的考验，你要不负众望，要经得起考验，为坦克25团争光，为坦克七连争光，坚决保证圆满完成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待你完成任务、凯旋归来时，我还在这里等你。”我也对连长说:“请连首长放心，请全连同志放心，我保证坚决完成任务!”，连长大手一挥说:“出发！”。
我快步走到张庄村去团部的交叉路口，回头看到连长还站在村口，向我挥手。回想起那天早上的事，看似普普通通的一顿饺子，简简单单的几句连长的话语、平平常常的一个挥手，却无不显示出上级的信任、领导的一种嘱托和兄长般的一种关心。那个时刻的我激动地流下了难以控制的泪水，那般情景正如同一首歌中所唱那样:
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一路多保重！......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
坦克25团参加核试的同志共26人，有：董连全（政治处主任）、葛振虎（通信连司务长）、宋克义（坦克四连驾驶员）、侯来应（坦克三连技术员）、卢胜利（坦克二连技术员）、孙宝元（坦克八连排长）、李万珍（坦克九连排长）、陈宝林（坦克八连驾驶员）、李维邦（修理连副连长）、刘森林（坦克七连驾驶员）.......
10月9日，我们在师里报到集合。此次任务由坦克七师和坦克六师组成总共72人。坦克七师为了完成这次参核任务，抽调了师直（修理营、运输营、防化连）、坦克25团、坦克28团干部战士组成了此次核试的分队。坦克七师孙伦副政委，副师长郑启龙，坦克六师21团副团长带队。坦克七师后勤部副部长宋博为队长、坦克25团政治处主任董连全为指导员，并进行了动员、保密规定教育和涉核知识的培训。
10月15日上午，在师首长的欢送下，我们从大同乘火车（专列）出发一路西行，途径呼市、银川、兰州、新疆的哈密，专列到达终点站鄯善站。
在火车上我们收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广播，我们感受到了因此带来的喜悦，也同时感受到了大西北恶劣天气带来的恐惧。
在这里我们改乘汽车继续西行，路过吐鲁番到达马兰基地，马兰基地位于罗布泊西端，从鄯善到马兰不到400公里。马兰是总装备部第21试验训练基地，这是我国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基地。据传马兰的地名是首任核基地司令张蕴玉将军起的，那时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将军看到这里到处生长着生命力极强的马兰花，就把它命名为马兰。马兰那时还是鲜为人知的地方，现在已经享誉世界了。这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地方。
我们在马兰做简单休整后，于10月24日的下午到达了罗布泊试验区装甲兵驻地。参加核效应试验的部队按不同专业编成核效应试验大队，装甲兵是第六大队，我们在第六大队编成下组成一个分队。
这次核试验代号是“21-712”。就是指第21试验训练基地，“712”大概是核试验的次数。这是我国走向核大国的一次重要的氢弹核试验，主要目的是检测核爆产生的实际效应。“21-712”核爆当量500万吨，空投伞降方式，爆高3500米，火球直径3700米。
三、大漠深处见证爆区繁忙的热闹景象
到达驻地后，才知道这次参加核试验的有总装的坦克研究所、广州军区装甲兵、北京军区装甲兵三个技术保障队。北京军区装甲兵负责五九坦克的技术保障，广州军区装甲兵负责63型轻型以及水陆两用坦克的技术保障。三个单位各有自己的试验保障任务，没有横向联系。孙副政委和郑副师长负责与坦克研究所进行联系。我们参加核试保障的任务很具体：就是按照基地指挥部的要求，在爆前要把几十辆坦克分别投放到指定的位置。核爆后再把坦克开回来或拖回来。坦克上其它参核试验的物品和仪器由专业队负责。
入场后我们首先参观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场地，那里的一切都还按照核爆后的原样保留着。目睹着躺在地上扭曲的铁塔和场地内残破景象，我仿佛看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蘑菇云在这里腾空而起，我的祖国从此拥有了核武器，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核国家，我们再也不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了。那时我还是戴着红领巾的翩翩少年，记得在观看原子弹爆炸的记录电影时，曾在电影银幕下流泪、狂欢。现在作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坦克兵，要亲身参加祖国的核试验，怎能不激动万分！
10月26日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当时对参加核试的车辆要求是:不管外形如何，只要能够开得动、联得上就行。我们将六辆五九坦克，按照爆心半径四百米、六百米、一千米、一万米的不等距离进行摆放。其中四百米与六百米放置的四辆坦克为装甲兵科研单位重点测试车辆，坦克的内外均安装了各种检测仪器，并用猴子代替乘员（爆炸前天把猴子固定在乘员的位置），以此来研究核爆后对坦克和乘员的损伤情况。我把第一辆坦克开到指定位置后，登上车顶向四周望去，整个爆区一片繁忙景象，人来人往、车流滚滚，各军、兵种陆续将各类参试武器装备投放到指定位置。
11月13日下午，我把最后一辆坦克开到爆区指定位置后，再环视四周。啊!这哪里还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这简直就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在爆心东部以半径展开的整个扇面中，有工兵临时修建的大桥、车站、商店、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解放军的参试项目，整个半径扇面，就是一个武器装备的大展览:陆、海、空、二炮的坦克大炮、火箭导弹、飞机军舰等等，应有尽有，场面非常壮观。总后的参试种类之多、 品类之全，可以说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
四、万事俱备只欠西风目睹惊心动魄的时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三国时期诸葛亮草船借箭的一句名言，但我们的核试验等的却是西风。当时我国的核试验场地在西北部新疆的大沙漠之中，苏联和美国在新疆以西、以南等国建立了多个监测站，试图通过空气中的浮尘情况，来获取我国核弹爆炸的当量和威力，并以此推断我国的核试验情况。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不使核爆烟尘落入敌手，我国的每一次核试验都必须要等到刮西风时才能进行。
按照总指挥部的要求，所有参试单位的武器装备都要在11月14日前准确投放到位，其它建筑项目也必须按时完工。准备就绪后，所有人员在驻地待命，大家都知道惊心动魄的时刻就要到了。
11月17日早上接到总指挥部紧急通知，所有参试人员在10点前撤离驻地、卸掉门窗、带走室内所有易燃易爆物品，到爆心以西86公里的观测点集结。此外，每人还配发了一副高度的护目镜，戴上后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哪怕是直视中午的太阳，也只能看到一个小小的红点了。
午饭后，进入了倒计时，播音员不断传来前方的各种信息。起爆时间为北京时间15时整（既为零时）。随着倒计时，时间一分一秒地接近，我们的心情也就越来越紧张。
我们所在的观测点看不到投弹的轰六，只是从广播中了解试验进展的情况。当播音员播报“现在是倒计时十分钟，带弹飞机已接近爆心，请大家戴好护目镜！”人们立即带上墨镜。此时整个现场鸦雀无声，死一样的寂静，大家只能听到自己心跳加速的扑通声。我也感到心脏就像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得就要窒息。
广播中报告轰六在爆心上空转了三圈......接着报告“轰六投弹后加速离开！”。轰六投下的氢弹，在降落伞悬挂下缓缓降落。播音员同时开始了最后的计时读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为了保护鼓膜我们开始做吞咽动作。
零时到，核弹起爆！我们先是看到强光，透过墨镜只能看到一颗火红大球，然后是灼热感，再后就是冲击波，冲击波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强烈。我们也没有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短短几分钟之后，西风来了。狂风大作，整个爆区很快云开雾散，火球也消失了。
高音喇叭中此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此次空爆实验圆满成功!”话音一落，人们顿时兴奋的欢呼跳跃，以此来表达自己听闻实验成功后的喜悦。
核爆30分钟后防化部队入场，对参试设备进行洗消，专业分队进场回收测试设备。然后再由我们进场将参试车辆开回试验基地。我们穿上防护服，乘车进入爆区。此时爆区内已是一片狼藉，爆前的繁荣场景也早已面目全非。由工兵修建的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所有的参试武器装备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待科研人员记录完各项数据后，各军、兵种陆续将参试的武器装备收回驻地。试验坦克上的测试设备也被收回了，据说那些猴子还都活着。我开着坦克在核爆尘土中缓缓前进，心中没有丝毫对核辐射和核沾染的恐惧，满满的是惊心动魄的喜悦，和对祖国的无比强大的自豪感。

　　我在核尘土中往返数次，一共开回来六辆五九式坦克，其中拖回来一辆，另外我还帮助卢胜利拖回来一辆五九坦克。由于是空中核爆的原因，五九式坦克爆损的情况并不严重，在所有参试装备中是损坏最轻的，损坏的只是暴露在外面的天线和外组油箱。离爆心最近的那辆五九坦克，在巨大的爆炸冲击下垂直下沉了40公分，整个坦克的履带以下都被灰尘埋了起来。所有的五九式坦克几乎都是直接发动成功，然后顺利开回的。拖回来的坦克，也都是因为电瓶没电了不能发动，而和爆损无关。参试的六三式轻型坦克都发生了炮塔移位的问题，但也不影响开动。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送“我国氢弹实验圆满成功”的特大新闻。其中有一句是“向参试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和致敬”，我也不禁因自己是其中一员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
在此惊心动魄、鼓舞人心的时刻，我们不忘给奋斗在一线的科学家和普通的工作人员带去诚挚地问候:“千秋功业垂青史，万丈蘑云柱碧天”，你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以国为重、以科学为重，你们是时代的瑰宝、科学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目录24

开坦克追兔子

刘森林

现在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到1975年。1975年是我们73年兵服役的第三个年头，经过两年的学习和训练，从各个方面来讲，我们都已经成为连队的主力和骨干。我本人也担任连队驾驶组组长，由教练车驾驶员调任坦克七车——连长车驾驶员。坦克连对连长车的驾驶员要求很高、技术水平比较全面，能果断准确处理突发问题，即便是平时开车也要该快的时候就得要上去，需要慢的时候就得慢下来……
从1975年整体训练内容上看，由新兵的理论学习、基础训练，逐步向夜间训练转变，如夜间驾驶、夜间射击、夜间拉练，其训练的目的更加接近实战。一年的学习训练下来，总体收获不小，成绩优异，受到上级和领导的好评。但是有时思想麻痹，也出现过纰漏，闹出过笑话。
1975年10月28日，我们坦克七连接到上级指令，进行坦克连履带夜间行军科目训练，出发地是连队驻地的张庄村，目的地是五十公里外的广灵县的大崖村。
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色很黑，雁北的初冬已是寒气袭人。全连于头天夜里，在张庄东南的三元里河套集结完毕。次日凌晨3点我们准时出发，全连驶出河套沿浑源至广灵的公路向广灵方向开进。
我驾驶连长车率先出发，连长焦志在车长位置通过电台指挥全连，车长田梦来在二炮手位置通过车内通话器指挥全车协同，二炮手在我后面负责观察仪表。全连其他坦克紧跟其后，在夜幕中向目的地疾驰。
这段公路段很直，路面平坦。我以平静的心情，熟练自如的驾驶坦克高速向前行驶。出发没多久，突然一只野兔窜上了公路，它在坦克大灯远光的照射下，沿公路一直向前狂奔，居然和我玩起了“龟兔赛跑“的游戏。在夜间惊悚的野兔通常都是顺着坦克或汽车灯光跑，大概是它们认为灯光照射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吧！刚过了秋收的兔子很肥，奔跑起来圆圆的屁股冲着我上下跳动着。我的耳机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加速”。此时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兔子身上了，几乎忘了是在行军，只顾盯着车前的兔子，稳稳的踩住脚下的油门，发动机欢快的轰鸣声伴随着钢铁巨兽，紧跟在小兔子后面，慢慢的我和它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眼看那只野兔已经精疲力尽，也不知道给我让路，看来要死拼到底了。就在野兔马上要束手就擒时，一座小桥出现在我眼前，桥的右侧竖着明显标志“严禁20吨以上的车辆通行”。这时我这才猛然想起开训前勘察路线时，这里要求坦克从公路左侧下河套，绕过小桥再上公路。我突然缓过神来，紧急制动，拉左转向，下了河套绕过小桥重新驶上公路，此时的野兔早无影无踪了。而我却被连长在通话器里臭骂了一顿，当坦克恢复正常行驶时，我的耳机里又出现了低沉地“哈哈”大笑声。以后我再也没想别的，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一段路况不太好的乡村路，我必须集中精力驾驶了。
在此我特别说明一下，桥梁限重:是指桥梁的允许承载能力。轮胎车辆是指最大轴重，履带车辆是指单侧履带的荷载的最大总重量。这座桥限重20吨，我们在行军前勘测道路时，已经探明。59坦克全重36吨，单边履带负重18吨，所以理论上限重20吨的桥是可以过的。但为了演练行军战术，确定了从桥下通过方案。如果是战时或紧急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的用三挡稳速直接开过去的。即使桥塌了，车掉下去了，这种地形，对坦克会毫发无损的！凭我的驾驶技术耽误不了几分钟就能顺利开过去。但是现在是平时训练，当然要防止事故，万一桥的质量有问题，把桥压塌了那可就是事故呀！
早上5点30分，我们全连顺利到达广灵县大崖村北侧，我们把坦克移交给二营四连，此次的夜间实车拉练圆满结束。完事后，车长田梦来当着全排人员的面，严肃认真的问我，“刘森林，连长为什么批评你”，我说：“开车精力不集中。”车长说“不对”，我说“那是为什么？”车长慢条斯理地说，“开-坦-克，追-兔-子，成-本-太-高”！一句话只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从此刘森林就在坦克七连落下了一个“开坦克追兔子”的笑柄，这时我才明白了我追兔子时通话器里“加速”、“哈哈大笑”的声音是来自何人，原来他一直在潜望镜里看着我在追兔子
作者简介：刘森林 1953年6月生，1972年12月河北省完县入伍，历仼：坦克25团坦克七连驾驶员、车长、技术员、副连长、指导员，坦克七师装甲步兵团政治处宣传股干事、宣传股股长。1985年转业到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工作。2013年5月退休。现居住：河北省保定市，电话：[phone]。

目录26

那年我在师部游泳集训队

张瑜

　　坦克七师非常重视侦察分队的武装泅渡游泳训练，按照惯例每逢7月都要在河北省沙城县官厅水库组织一年一度的侦察游泳集训，各坦克团指挥连和师直属侦察营都要派人游泳集训。坦克25团指挥连侦察排一班班长贺巩民（1973年呼市红旗区入伍）是坦克七师侦察游泳集训队骨干，他曾于1974、1975、1976连续三年参加了师侦察游泳集训队，1975年任集训队教练员，1976年任集训队总教练。1975年7月，我在参加完坦克七师体操集训队集训后（6月底），我们几个体操集训队骨干合并到游泳集训队，作为学员参加了那一年的游泳集训。

游泳集训队对参训学员要求非常高，入队时不会游泳的学员，通过一个月的训练，最后要达到武装泅渡（着军装，背步枪和四颗手榴弹，全重将近13斤）游2000米的标准。1976年游泳集训队训练结束时，队里有两个队员游了13000多米，他俩在水里一边游一边吃东西补充能量，持续游了7个多小时，打破了坦克七师武装泅渡的记录。

　　坦克25团指挥连侦察排三班的杜福义也参加了1975年的集训。这一年游泳集训队发生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杜福义也是73年兵，来自内蒙古土左旗。在前期训练中表现很好，他是“纯种旱鸭子”，一辈子从没下过水。他在前期训练中表现不错，经过一周的基础训练后，可以在浅水区能游好几百米了。一周后游泳队转入下一阶段训练，开始进行深水区训练。教练在深水区每隔50米插一根竹竿，每根杆上绑一个救生圈。初到深水区的学员都存在恐惧心理，动作紧张极易疲劳。游到50米处可以借助救生圈休息一下，缓解一下压力。按道理已经能在浅水区游几百米的杜福义，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他还是有些紧张，每隔50米的救生圈，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就指望趴在救生圈上休息一会儿。游到第一个救生圈时他还比较顺利，稍作休息就向下游去。眼看就到第二个救生圈时，另一个学员（侦察营的)也游到了那个救生圈旁。两个人互不相让同时趴在那个救生圈上。但是一个救生圈只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俩人同时开始下沉，高度紧张的他俩顿时慌作一团抱在了一起，而且都呛了水，并大声呼救。这时就在近处橡皮舟上的贺巩民，见状迅速一个鱼跃跳入水中，快速游到两人面前。他俩已经喝了个半饱，看见救星来了，双双拼死地抱住了老贺。贺巩民非常沉着，一左一右带着他两个人奋力向回游，这时另一个教练员也跳入水中参与营救，拖着他们游出了深水区。由于保护措施很到位所以有惊无险，这种事在集训队里不算什么新鲜事，大家都没有太在意。但此后杜福义对水产生了极度恐惧，再也不敢到深水区游泳了，见水就发呆，无论教练员如何劝导也没用，队长甚至威胁要给他处分。贺巩民是游泳队的教练员，与杜福义是同年入伍的呼市老乡，又是坦克25团指挥连一排的战友，他在杜福义遇险后的第一时间实施了救援，他也反复给杜福义做工作，并保证会到深水区一直跟着他。我也帮助队里给杜福义做工作，但也一切都无济于事，杜福义也只在浅水区里游，无论如何就是不去深水区。这只来自内蒙古土左旗的“旱鸭子”，最终也没有完成集训任务。多少年以后我们战友聚会，只要和杜福义一提及此事，他还是心有余悸。但还是很感谢贺巩民的“救命之恩”。

第二年（1976年）坦克七师游泳集训队，贺巩民和我被师侦察科点名为当年游泳集训队的教练员，贺巩民任总教练，我任助教。坦克25团通信连派出了赵楼梦、李喜根、王喜胜（当年3月指挥连侦察排归建新组建的特务连）3名75年入伍的高平籍战士，参加游泳集训。同是一个连的战友，我和贺巩民，对他们三人非常关照，惟恐再出现一个“杜福义”。李喜根和王喜胜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最后达到了优秀成绩。遗憾的是赵楼梦因太阳暴晒，后背晒脱了皮，还起了一个大水泡，卫生员处理的不得当，导致伤口感染，不能下水了，最后也未能毕业。

1976年的游泳队是7月27日结业的，结业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回到连队后没几天李喜根就因公牺牲了，我和李喜根同在指挥（通信）连，不在一个排，平时没有什么交往，但在游泳队时对他的印象不错，他训练刻苦，不爱言语，是个好兵。

1976年7月16日69军在官厅水库，组织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活动。我们坦克七师游泳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我和体操班的孙班长（71年兵）划着橡皮舟到会场，被负责警戒的军人拦住，进不了主会场，只好远远的看着。在组织集体泅渡官厅水库时，我看着也挺有意思，就一个人游了个来回。被大会主席台上看到，用高音喇叭喊我。在水里听不到，他们正准备要派船去接我，看到我已经开始往回游，就作罢了。活动结束后，我被作训科长臭骂了一顿，还说要把我赶出集训队。其实大家都觉得我给坦克七师争了光。

作者简介：张瑜，1954年10月出生，1972年12月从呼和浩特红旗区（回民区）武装部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一台报务员、八班战士、炊事班副班长。1977年2月份退伍。退伍后在内蒙古医药公司工作，2013年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市居住，电话：[phone]。

目录27

我在坦克七连难忘的几件事

马玉庆（特邀嘉宾）

看到乙舒平发在群里《从军50周年征文》启事，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想参与，但我不是1973年入伍的，不符合条件，于是向老乙提出特别申请。谁知几位编委立即答应，就这样我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与了进来，把我在部队经历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和战友们共享。

一、敬佩的73年老兵

我是1976年3月经张创虎（1971年山西永济入伍，后任山西长治军分区司令员）和王平来（1973年河北完县入伍）接兵，由北京首钢入伍来到坦克25团。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北京入伍的50名新兵，都被送到位于山西长治的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我被分到位于长[zhǎng]子县的学兵一连，学习59式坦克驾驶。

1976年底，我从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毕业，回到坦克25团，被分到坦克八连。一周后又被调到坦克七连，在七连三排五车当驾驶员，排长正是在北京接我的王平来。在他的排里当了3年驾驶员，1978年经他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复员回到首钢。

我在坦克七连对73年兵特别敬佩，他们个个是我生活和军事训练中的榜样。在坦克25团待得时间长了，感到团里的73年兵人才济济，成为各个连队的军政骨干。后来坦克连队的技术员清一色是73年呼市兵，很多连队的连长指导员、机关的参谋、干事、助理员都是73年兵。

2019年秋天，在坦克七连老指导员冯战标和老连长陈振龙的带领下，我随坦克七连的战友们在呼和浩特聚会。呼和浩特73年的战友组织了一场高水平的战友聚会。整个聚会充满蒙古族情调，一曲曲悠扬的马头琴声，一首首美妙的蒙族歌曲，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天籁之音。酒的故乡，歌的海洋！坦克七连的来宾与呼和浩特的战友欢聚一堂，载歌载舞，那一晚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2019年底，在老指导员冯战标和老连长的倡导下，由73年老兵沈忆成和乙舒平主编的《金戈铁马•星火七连》一书问世，该书征集了10位坦克七连的战友书写的20篇文章，共计4.6万字，文章记载和叙述了那个年代坦克七连发生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坦克七连人的骄傲。该书由坦克七连的老领导出资刊印了100册，赠送给那个年代坦克七连的老战友人手一册。我拿到这本书时爱不释手，书中的故事让我心潮澎湃，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向家人、亲属、朋友展示这本书。

二、采煤

1976年底，七连正在坦克七师煤矿执行挖煤任务，所以我们一到连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采煤。坦克25团七连，在坦克七师煤矿可谓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采煤队伍，曾经创造过日产原煤820吨的生产记录。

在煤矿采煤，我们三排的任务是在矿井上“翻煤斗子”，这是整个采煤工作的最后一环。原煤从井下掌子面采下来，用矿斗子车送到斜井处升井，我们排的任务就是把装满煤的矿斗车，用绞盘机钢丝绳通过斜井，从井下牵引到井上。斜井长度大约500米，绞盘机每次牵引5辆矿斗车，一斗子装满原煤正好是一吨。矿斗车升井后，恰好停在一个坡的顶部，在那里由人工摘开挂钩，矿斗车顺坡自动溜下去，溜到坡底后矿斗车自动停下，接车的人再把矿斗车向前推十来米，然后将斗子扣翻，卸下斗子里的煤，再把卸下的原煤归到大堆里。五辆车都卸完后，再把它们链接起来，用绞车通过斜井送到井下，这样就完成了“翻煤斗子”整个工序。开绞盘机是个技术活，一开始排长安排赵二旦（1973年呼市入伍）开绞车，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责任重大，一是直接影响运煤速度，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发生故障，就会影响井下原煤的运出，也就影响到全连的工作量，因为只有把原煤运到大堆才被算为全连的工作量。二是工作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伤人事故。后来排长派我去和赵二旦开绞盘机，我俩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任务。

三、吃包子

所有当过兵的人都念念不忘连队的伙食，回想起连队生活，大家都会提到在部队吃饭时发生的趣事。 记得1977年在煤矿，好像是刚过春节不久。有一天我是夜班，炊事班安排的晚餐是牛肉胡萝卜馅包子，香喷喷的包子一出笼，我们就放开了胃口大吃起来。连队的包子个大，哪个都在二两以上，我铆足了劲一口气吃了11个，撑得再也吃不下了。我自以为这饭量准是最高纪录了，没想到大家一报数，居然还有人超了我！他和我是同年兵，一顿干了13个包子（名字就不提了）。

我们俩都撑的够呛，连路都走不动了！排长发现后生怕我俩撑坏了，于是让我俩慢跑，想办法把吃进去的包子吐出来。我还行，活动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可是他跑几步，包子就从嘴里喷了出来。排长仍然让他接着跑，他又跑了一会才没事了。事后排长在排里批评了我俩，他是想用这件事让战友们汲取教训。

前两年我和夫人去看这位战友，还把当年这件事当个笑话说呢。

四、打抱不平

1977年夏天在煤矿，某日我们正在班上，大家都在集中精力干活。排长在30米外正和一个煤矿工人说话，突然俩人吵了起来，那位煤矿工人打了排长一记耳光，排长并没有还手。可是全排战士都看见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急了，火冒三丈！没想那么多就冲了上去，二话没说一下子就把那个工人摔到了地上，抡圆了胳膊照着他的脸上就是两拳！打了他一个“乌眼青！”战友们也围了上来，排长赶紧把我拉到一边。那个工人可能觉得理亏，再看见我们这么多人，也没敢还手就离开了。

当时连长和指导员都不在连队，副连长主持连里工作。他在连里开大会，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不过他也表示：”别人打了自己的排长，小马也不能不管，只是方法欠妥。”我也在连里做了检查，承认自己打人不对！

那个工人挨了打就不上班了，在家泡病号。后来营长带着张医生和我找到他家，我主动给他赔礼道了歉，张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幸好没有大碍！他接受了我的赔礼道歉，第二天就上班了。

许多年后，我曾问过当年的营长和副连长，当时那个工人为什么打了排长耳光？他们回答说，时间太久想不起来了。

五、信号弹

1977年秋季，我们排受领任务，经铁路输送来到坦克七师大同靶场，配合步兵部队搞打坦克演习。

有一天，我在演习场无意间捡到一颗红色信号弹。我从来没用过坦克车上的信号枪打信号弹，觉得挺好玩的，很想打一枪试试！到了晚上我把信号弹装进信号枪，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对着天空扣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红色信号弹直冲夜空，把半边天照得通红。听着枪声和腾空而起的信号弹，全排人都愣了！排长大声问：“谁打的信号弹？”我回答说：“是我打的!”排长又问：“你哪来的信号弹?”我说：“是我捡的。”“捡也不能随便放！”排长严励地批评了我几句，然后跟排里战士们说：“这件事谁也不要向外透露！”多少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此事，今天把它公布于众了。

六、误岗

1977年冬天，当时坦克25团正在建营房，新营房建在怀仁县北面的一片荒野上，营房从夏开始建设，营区还是空荡荡的，坦克车库还没建起来，全团的坦克车都停放在野外的临时车场上。

那天天气特别冷，寒风刺骨。半夜两点到三点轮我站岗，我上岗时天气不好，已经开始下雪。我虽然穿着皮大衣和大头鞋，在大雪里站了一会就冻得够呛，我不停地跺着脚，在哨位上来回走动。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车场一端堆放的油桶不时发出“砰砰”的响声。那么大的车场就我一个人，确实心里有些害怕。我摸摸背着的手枪，知道弹夹里有子弹，心里就踏实了一些。心里想自己也算是老兵了，站岗是家常便饭，一个小时的岗，坚持一会儿就到点了。那时当战士的都没有手表，约莫着该有人来接岗了。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咬着牙坚持着。部队有规定，接岗的人不来，不能擅自下岗。这一个小时岗怎么就这么儿长时间呀……

太难熬了！一直挨到团里大喇叭吹响起床号。已经早上6点了，值班排长王平来找来接班人，才换我下了岗。我从夜里两点到天亮，整整站了4个小时的岗。连长在全连早饭时表扬了我，并给我放了半天假让我补觉，批评了带班员和没按时接岗的战士。后来我才知道，负责站岗的带班员，叫醒了接我岗的一个老兵，这个老兵“嗯”了一声，一翻身又睡着了！误岗在部队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偏偏让我赶上了，那一夜真把我冻坏了！

作者简介：马玉庆，1956年8月生，1976年3月入伍，历任坦克25团新兵营战士，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学兵一连学兵，坦克25团坦克三营七连三排六车驾驶员，指挥排九车驾驶员，一排七车驾驶员。1980年退伍。退伍后在首都钢铁公司先后做过工人，厂长秘书，宣传部理论干事，人事科长，支部书记，厂长肋理，北钢武装部长。现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居住，电话是13910584796。

目录28

侦察兵夜送急件遭冻伤

卫生员战友情真保耳朵

李绍华

我1972年从北京石景山区入伍，来到坦克25团指挥连侦察排三班当上了一名摩托侦察兵，1976年2月退伍。入伍三年多，连队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瞬间，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战友情谊的救护下，终于保住了我冻伤耳朵的故事。
那是1974年初，一天晚上连队已经熄灯了，连里突然给我班下达任务，让我们班立即出一台车到师部取一份紧急文件，班里派我执行任务。看着时间已晚任务又急，班长反复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我准备好车辆，来到团值班室，看见军务股的李参谋已经穿戴整齐在那里等着我呢。他对我说：“咱们去大同师部取文件，事情紧急必须当夜赶回！”又问：“车辆状况如何？油加满了吗？”我回答：“一切正常，保证完成任务！”夜色之中我俩就上了路。那年大同地区异常寒冷，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八九度。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冬天。那天天气晴朗，浩瀚空中一弯新月，满天星斗。我们冒着严寒直奔坦克七师师部，当时的师部在大同市南门外，距离坦克25团团部大约70公里，正常行驶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我们一路顺利，安全到达师部。进了师部值班室，我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一点半。由于任务紧急，要求天亮之前必须把文件精神传达到部队，所以我们取上文件没做片刻停留，立即驱车赶往浑源。
已经是后半夜了，天气更加寒冷。一路上我小心驾驶着摩托车，寒风在我身边呼呼刮过，我俩虽然身着四皮（皮帽子、皮大衣、皮大头鞋、皮手套），但依然被冻得透心凉，行驶到后半程，人被冻得几乎麻木了，摩托车方向都难以把稳。李参谋看我驾车有些困难，在通过一个漫水桥的低洼处时，建议我停下车来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这时距离浑源县城已经不远了，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县城里的灯光。我停车后，俩人下车在原地跺着脚，一会儿被冻僵的腿脚暖和了一些，但我感觉耳朵有些不对劲，就解开皮帽子护耳，正要用手摸耳朵。李参谋先看见我的耳朵，突然惊叫一声：“别动！”因为我看不到自己的耳朵，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你的耳朵已经冻成白冰茬了！千万别碰，一碰就会掉下来！”我一听就不知所措了，急忙问：”怎么办？”李参谋说：“马上赶回连队！”我俩立即上车，我加快了车速，心急火燎地向浑源县城急驰！这时我还不知道耳朵被冻伤到什么程度，更没意识到后果会有多么严重！进到县城首先把李参谋送回团部，我也就完成任务了。李参谋下车后还叮嘱我赶紧去卫生队。因为指挥连和卫生队是一个院，我先回到连里没有马上去卫生队，径直回了宿舍。班里人得知我的耳朵被冻伤，都不睡觉了，起床穿上衣服来帮我。有人拿来镜子，我对着镜子一看，右耳朵挂满白白的一层霜，像个大饺子！不知是谁提出先用凉水“拔”一下(这是民间一种治疗冻伤的偏方)。杜福义（73年呼市土左旗入伍）和马振社（74年河北唐县入伍）打来一盆凉水，我把耳放进冷水里拔。耳朵开始有些知觉了，但是瞬间鼓起大水泡！可能由于屋里生着炉子，温度较高的缘故吧！这下子大家都害怕了，着急慌忙地把我送到隔壁的卫生队。
卫生队值班军医给我做了处置，这时部队已经起床了。卫生队左队长也过来了解情况，当他听说我们来之前用冷水拔了耳朵，板着脸训斥我们：“净扯蛋!谁让你们瞎胡闹！”。由于冻伤比较严重，我被安排住进了卫生队。
卫生队里有两个73年呼市入伍的卫生员，乙舒平和李锦生，同在一个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们挺熟。他俩负责管理病房，按军医的处置规定，每天给我换一次药抽一次耳朵里的积水，他们两个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对我格外照顾。到了第二天，我的耳朵未见明显好转，同病房的一个病友看了我的耳朵说：“二营有一个73年的河北兵，也是冻了耳朵，由于处理不当化脓了，转到了大同322医院，最后冻伤的耳朵被切除，就剩了一个小肉瘤！”我听了这话心中马上产生恐惧感。我想这下完了！这只耳朵可能保不住了，会萎缩成一个肉疙瘩，我可能从此只剩一个耳朵了。乙舒平和李锦生安慰我说：“没关系！为了防止感染，我们每天给你抽两次水，换两次药！你别怕疼，睡觉时别压着！”就这样他俩做主，将每天一次换药抽积水改成上、下午各抽两次积水换两次药。不管怎么说，恐惧心理一直环绕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无精打采的，吃饭不香，甚至失眠了。乙舒平和李锦生抽空就来陪我，不时地安慰说：“老李，没事！二营那个兵和你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一定要保住你的耳朵！”他俩的安慰让我心里踏实了不少！再换药时也觉得耳朵开始有知觉了，感觉到发痒了。乙舒平说：“这是好现象！说明耳朵的神经没有坏死，正在慢慢恢复！只要过了感染这一关，就是成功了！再看几天。”他还给我找来杂志和画报，让我看书静养。在他俩的精心护理下，耳朵伤情慢慢缓解了，最后积水也干了，肿也消了，奇迹发生了，我的耳朵终于保存了下来！三周以后我就出院了！
但冻伤过的耳朵和左边正常的耳朵还是有些不一样，冻伤治愈后的右耳是紫色的，且比左边的耳朵大很多，厚很多。睡觉压住会有些疼！
经历了冻伤和治愈，1976年初复员时，我总算带着两个耳朵回家了。这件事至今已经过去49年，我的两个耳朵还是不大一样，但丝毫没有影响以后的生活。这只曾经冻伤又被保住了的耳朵，成了我的骄傲，每当和他人说起我当兵的经历，就会亮出我的右耳“炫耀”一番。向他们讲述那次执行任务，讲述冻伤的耳朵。我永远不会忘记李参谋和呼市的两位好战友乙舒平和李锦生。再次感谢乙舒平、李锦生两位战友，有机会我一定到呼市拜访他俩。也感谢这次有意义的征文活动，让我有机会写下当兵时的这段人生经历。

照片一（上）：1975年我在三班时，老班长退伍留念。前排李四平、张希奇、周福国，马振社。后排杜福义、李绍华、成永祥

照片一（中）：1976年我退伍时，所在的炊事班合影留念，第二张前排左起王义坤、李绍华、张强、葛振虎。第二排左起段建立、王福江、梁庆旭。后排左起庞新华、李振江、武旺旺、闫四毛。

照片一（下）：1975年执行任务回来在浑源县粮食局门口留影。

目录29

演习夜官兵暂宿破驴棚

同甘苦巧劝连长卧料槽

李绍华

这是1973年坝上演习期间，我所遇到的一段小故事。坝上演习是实弹演习，每次演习（预演）部队都要对演习地域进行清场和警戒。这也是我们指挥连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在演习的头天下午，按团里分配给我们的任务，进入演习地域。配合村干部首先把村里的老百姓和大牲畜，转移到指定的安全地域，防止流弹伤及他们。然后把演习附近的地域都警戒起来，防止老百姓进入。连队领导特别重视这项工作，演习地域很大方圆十几公里都得清空并警戒起来，通常是由一名干部和二至三名战士，包一个村子和一片地域，重要地点就是连级干部亲自带队。

当地的老百姓并不是完全听从指挥，也有个别人偷藏在村里抗拒疏散的，据说某村在一次演习结束后，发现一个偷偷藏起来的老汉被流弹击中死在自家院里。最难办的还是村里的中青年人，他们真有胆大的，每次演习都有人不惜冒死，去演习场地捡拾炮弹皮。他们常常事先埋伏在附近（警戒区外），单等炮火一结束，就立马冲上去抢拾炮弹皮，我们绞尽脑汁和他们周旋，偶尔也会有漏网的。他们当中确有当过兵的，战术动作相当规范。我们就千方百计的迟缓他们的行动，是因为我们也想捡些炮弹皮，到废品收购站卖些钱，交给连队改善伙食。通常演习一结束，我们先开着摩托车冲上去，抢在老百姓前面，他们就会跟在我们后头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们也不吃独食，先把大的炮弹皮捡了，总要留下一些小的给他们。所以每次演习结束时，我们的摩托车挎斗里总是装了很多炮弹皮，直到超重了才住手。也有其他连队的战友前来索要炮弹皮，回去找铁匠炉打成菜刀带回家中。

我这个故事发生在整个演习的最后一次，科目是：坦克二营配属65军195师583团，夜间对馒头山之敌实施反突击。那天北京军区李德生司令员陪同叶剑英元帅观摩了演习全过程。我们连除通信执勤和演习保障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投入清场和警戒任务。连长韩海顺亲自带领我们几个人承担了最重要的一片演习地域的清场、警戒和检靶任务。我们这一组一共四人都是侦察排73年入伍的新兵，有我和同班的杜福义（呼市土左旗入伍）还有二班的卜文法（河北定县入伍）。

说到韩连长需要特别讲一下：他1959年12月从山西繁峙县入伍，小个子（身高1米6）大眼睛，电台报务员出身，历任战士、报务主任、台长、副连长、连长。他在连队威信特别高，是指挥连的主心骨，我们都特别敬畏他。韩海顺是个名副其实的老连长，他在指挥（通信）连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一个连队工作时间最长中间从未离开过，到1978年转业整整18年。二是：任连长时间最长，从1971年任连长，在这个位子上干了整整8年。这两项在坦克25团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天演习进行的非常顺利，清场之后我们就一直待在掩蔽部里，晚上十时演习准时开始，听着震耳欲聋的坦克炮发出的巨大轰鸣，看着流光溢彩的机枪打出的一串串火龙，预设的目标被坦克密集的炮火一个个摧毁了，我们心中无比激动！紧接着步兵发起冲击，迅速歼灭了据守之敌。演习结束后，参演部队陆续退出演习地域。由于我们还没有接到撤出阵地的信号，连长与我们继续留在山上待命。九月份的张家口已是深秋，夜间寒气逼人，虽然我们都穿着皮大衣，但在寒风中还是冻得瑟瑟发抖。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我们必须待在原地，这时发现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土棚子。连长提议：我们到棚子里避避风暖暖身体，也许还能在里面睡上一会儿。我们来到棚边一看，这是个老百姓养牲口的棚子，棚子是空的，地上的牲口粪还是新鲜的，并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显然牲口和它的主人是因演习被疏散走了。农村入伍的杜福义很在行，说：“这是个驴棚。”我很惊讶里面没有牲口，他怎么知道这是个驴棚？驴棚很小，三面是土墙，已经残破不堪了，但还算是挺挡风的。我们进去后就觉得比站在外面暖和多了！连长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早！天亮之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大家清理一下可以就地眯上一会儿！”我们几个大致把驴粪清理到一边，把棚里的一捆秫秸打开铺在地上，准备就地而卧休息一会儿。我一转眼看见喂驴的料槽，还算干净！能勉强躺下一个矮个子的人。心想韩连长正是个小个子，就提议让连长睡在料槽里。我和杜福义卜文法三人睡在地上。我看连长有些不好意思，就顺口来一句：“连长你个子小，料槽正好适合你，我们几个都个子大，料槽也睡不下！”杜福义也马上附和道：“对了，连长来个好马‘卧槽’！”（注：“卧槽”在那个年代是象棋术语，而不是现在的网络用语）连里有老兵背地里叫韩海顺是“小个子”，但谁也没敢公开的叫过，我心直口快说了连长个子小，觉得有点秃噜嘴了，挺不好意思的！没想到连长没有在意，欣然同意了我的提议，还夸了我聪明！就这样我们在山上的牲口棚里席地而躺，连长按我的安排“卧在槽”里。

躺下之后我问杜福义：“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驴棚而不是马棚呢？”杜福义哈哈一笑说：“你看这驴粪是圆圆的个头比较小，而马粪是扁圆的个头要大一些。”他还告诉我：“驴比马耐受，也好养。”“老百姓把公驴称‘叫驴’，把母驴称‘草驴’！骂人时把愣头青比做叫驴蛋，把窝囊废比做草驴。”听了杜福义一番话，我真的长见识了，从小在北京城里长大，哪知道这些知识呢！也佩服他作为侦察兵所具有的敏锐观察力。连长插话说：“咱们连刚到浑源时，买了一头驴，就养在连部南面那个屋子里，那头驴有户口，每个月都能领到一袋子黑豆，后来因为用处不大，又太味（臭）了，就把它卖了，但户口现在还在连里！”由于这一天太累了，聊着驴的故事我们就睡着了。休息了几个小时，等到天光大亮后我们得到撤离的命令才离开。

回到连里，几个鼻子尖的战友就闻到了我们几个满身的驴粪味！有人问连长：“你怎么掉驴圈里了?”，连长风趣的回答：“他们掉驴圈里了！李绍华安排的好！我卧在驴槽里了！”这正是坝上演习指挥连一段佳话：“演习夜官兵暂宿破驴棚，同甘苦巧劝连长卧料槽。”

目录30

风雨迷途路遇好心向导

提高警惕不忘敌情在心

李绍华

1973年4月连队派我到坦克七师侦察营参加摩托驾驶集训，8月7号毕业。刚回到浑源没几天，就随连队出发参加了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的演习（俗称坝上演习）。我们是8月13号从浑源出发的，经过一天公路加铁路雨中行军，当天晚上到达张家口万全县的宣平堡公社，我们连和团部就驻扎在公社所在地的宣平堡村。

做为一个刚入伍8个月的新兵，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心中既高兴又紧张！因为师摩托驾驶集训队训练正规，而且我的成绩优秀！所以一到坝上连里就开始让我独立执行任务。开始时出车的目的地都距离不远，我基本上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一天夜里我接到紧急任务，要求我独自出车，把一个急病号立即送到张家口的解放军251医院。病号是坦克二营一个同年入伍的定县兵，同去护送的还有一名卫生员。

当时正下着中雨，天色漆黑一片，雨水打在路面上溅起一片片的水花，在摩托车大灯的照射下，升起一片白色的雨雾。由于是顶风行车，雨水打在脸上顺着脸颊流进雨衣里，里面的衣服浸湿了一半。虽然是夏天，瑟瑟风雨中还是非常寒冷，为了救治战友我顾不上寒冷，谨慎驾驶着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赶路。从宣平堡村到251医院大概有不到20公里的路程，由于是雨中行车，车速受到了一些影响，平时30分钟的路我用了45分钟。

到了251医院，我帮助随来的卫生员把病号交给军医，军医诊治之后就安排病号住院了。都安排妥当以后军医告诉我：“卫生员留下陪护，你可以返回驻地了！”

离开251医院后，雨下得更大了！我驾驶着摩托车像似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在风浪中缓缓而行。快到万全县城时，我突然发现迷路了。由于来的时候情况紧急，天上下着雨视线不好，加之路况生疏，我也缺乏经验，所以没有认真记路。不知道前往宣平堡方向该怎么走了。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但此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雨之中，漆黑一片，一丝恐惧袭上心头！忐忑不安的我停下车仔细观察，发现路边不远处，有一座亮着灯的小房子，透过灯光隐约看见里面坐着一个人。这时我想，只好过去问路了，深更半夜又下着大雨还不知道老乡会不会理睬我。没有别的办法，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去到小屋门口，高声说：“老乡!我是解放军，向您打听一下路！”屋子里的老乡立即起身回答：“你是要去哪呀？进来吧！”我仔细看了一下屋里，屋里只有他一个人，我没有进屋站在门外说：“老乡！请问宣平堡怎么走?”老乡很热情，说：“进来坐会儿！我家就是宣平堡的，这里离宣平堡已经不远了，我可以给你带路。”我一听非常高兴！没加思索就说：“太好了！任务紧急！那就麻烦你跟我跑一趟！”他说：“好吧！”接着穿上雨衣就出了门。此时我静下心来想：“怎么这么巧呢？我雨夜迷路，他一个人好像是在此地专门等我的一样！”又想起来到坝上以后连队在进行敌情教育时，指导员讲：“张家口地区敌情复杂，还有山西闫锡山的残余势力存在，也经常有敌特活动，大家要提高警惕性，注意保守军事秘密，没事不要和陌生人交往！”我这个新兵把连队的教育牢牢记在心里，此时想起指导员的话，突然警惕性的弦儿在脑子里绷紧了。我心想：“这人要是阶级敌人可就坏了！他会不会在路上对我下黑手呢！”可是又一想：“自己迷路了，人家主动要带路，自己也答应了，不好反悔！”再想：“自己是个侦察兵，也学了一些擒拿格斗！只要保持高度警惕，就不怕他下手！让他坐在挎斗里，他也不好下手，如果是行车期间他有动静，我就故意把车开翻了，把他扣在挎斗里。还能抓个俘虏回去！”想到这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我请他坐在挎斗里，安顿他不要乱动，此时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个好心的老乡，他四十来岁，胡子拉碴，一脸憨厚，不像坏人。

没多废话我俩就上路了，这时雨已经小了一些。我一边开车一边高度警惕的用右眼余光瞄着车斗里的向导，时刻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似乎也非常紧张！双手紧紧抓着车斗前的把手，大概是从来没坐过摩托车的缘故吧。大雨之中他大声地给我指引着道路，很快我们就到了宣平堡。一进村我就让他下了车，向他敬了个军礼，并放大嗓门说了声“谢谢！”。

就这样我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紧急运送病号的任务，回到连里已经是深夜两点了。

多少年以后，我一直记着这段迷路的经历！我心想当时自己的警惕是不是多余的呢？！不过还是真心感谢那位主动带路的老乡，那时候的人真淳朴，为解放军带路义不容辞！

作者简介：李绍华。1953年2月出生。1972年11月由北京首钢公司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一排（侦察）三班（摩托）战士、炊事班炊事员。1976年3月退伍，退伍后在首钢一建公司武装部工作，1983年调国家冶金部、国家物资部工作（后改制为国资委）。2013年退休（处级）。现居住北京市海淀区。联系电话：[phone]

目录31

一个业余文艺兵的军旅小传

林金友

每当暮然回首发现“朝如青丝暮成雪”的人不再是“高堂”，而恰恰是自己当下时，便思绪如潮感慨万千，哀岁月无情、叹白驹过隙，来不及回味便垂垂老矣。《从军50年征文》如干涸之禾，吮了汩汩清泉，似阴暗之巢普照了璀璨朝阳，令人茅塞顿开，感激总编给我这样一个大胆穿越时空，让激情再度燃烧的旷野，容我将这段颇有些曲折浪漫，跌岩起伏的从军历程娓娓道来，与战友们共飨。
一、心诚铺就从军路、金石为开梦成真
1955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省献县滹沱河畔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庄。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兄下有妹，用老人的话讲就是上下不被人待见的主儿。为父早年远赴内蒙古支边，母亲终年劳作无暇顾及，直到上小学，便自己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爬树敢端鸟窝，下河敢抓泥鳅，树叉子上啃梨留核儿，南瓜掏空拉屎，“三天不打、敢上房揭瓦”的顽皮少年。
从1957年初级社，到1958年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便有了朦胧的记忆。只记得大人们杀猪宰羊磨面蒸馍，集体大食堂里菜香四溢好不红火。社员们手拿碗筷排上队，饭前要唱歌，歌名叫《人民公社六项规定》，当时没人出来起头，在大伙的哄闹中妈妈将我抱上饭桌：“给大伙起个头儿。”于是脸皮厚人来疯的我便挥起小拳头扯着嗓子喊起来：“社员同志个个要牢记…”现在想起来当时是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调子填上了“社员的词儿”，谁知“一炮走红”。这可能就是幼年的我热爱文艺、光屁股撵狼胆大不嫌砢碜的绉形。那年我四岁。1963年海河流域发大水，滹沱河是重灾区，时入8月大雨连下7天，河南48村房倒屋塌一片汪洋。大水退后，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村上来了一大批南方的民工帮助大队修河筑坝，全村住了几百号人，他们搭棚用的是从南方运来的又粗又高的竹杆，爷爷会点儿木工，便从施工废料中捡点好的竹筒锯开后磨光钻眼，用线绳一拴便成了竹板儿，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除了拿着木棍当刀枪外孩子们是没有玩具可玩的。那副竹板儿我爱不释手天天敲打。有一天，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个讨饭的男人，蓬头垢面，脚黑手黑脸也黑，但我却不嫌弃竟跟着他转了大半个村子，原因是他手里拿着一副油光锃亮的竹板儿，而且打的山响，有节奏有花点儿，有轻有重打的抑扬顿挫，再伴上他悠扬的唱曲儿，着实好听。唱词儿我还记得：“这几年俺没来，你老人家大发财，你发财俺沾光，你吃饺子俺喝汤。”嗒嗒依嗒依嗒嗒…我追上去说：“大伯你教我学打板儿吧！”他摇了摇头说：“孩子这可使不得，这是俺讨饭的家伙，俺看你这孩子，虎头虎脑白又胖，生来自带富贵相，早吃香，晚喝棘，骑马挎枪走天下…”说着说着又唱上了。后来我从奶奶家偷了两个白馒头给了他，总算教了我几招儿。那年我8岁。此后只要是村子里搭台唱戏，总唤我上去来上一段儿。
1966年3月，由于河北邢台一带闹地震，村子里不少破旧房屋都倒塌了，为了安全父亲将我接回了呼和浩特市，沐着时逢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股洪流之中。学校停课，便整日跟着大人到处乱跑，一会儿呼一司（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大棒，一会儿呼三司（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旗，玩的天昏地暗，耳畔充斥着高音喇叭的对骂，还有“北京联动”骑着飞车的青年满街乱窜的鬼影，一时没了方向。好在我“根红苗正”（家里没有走资派）9月份便被呼市五中录取。入校后，看到当时最活跃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了。在一次露天的演出中，宣传队有一个叫马刀舞的节目，舞蹈跳的不错，就是伴奏不够整齐，特别是打鼓的那位同学马蹄点儿打的不准确。于是我便在舞台边上找到了管宣传队的张薇老师，说了我的看法，张老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她问我：“你知道新同学中有谁会打吗？”我说：“我可以用快板儿打出马蹄声来。”“好！你来试试。”第二天我带上我的竹板儿到了宣传队，排练时，张老师听了我打的快板儿高兴的说：“你是哪个排的？”（当时都改叫排不叫班）我说：“三连一排，班主任老师叫刘秦川。”“好了，你下午就在宣传队排练吧。”从此，我一个刚刚从农村来的孩子顺利的加入了呼市五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为一名鼓手和快板书的小演员。课外时间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去演出。宣传队的锻炼让我学到了更多知识和本领，这期间又和李捍东同学学习了二胡、京胡等乐器，学会了识简单的曲谱和乐理知识。最难忘的收获有两点：一是有一次我们在呼市铸锻厂礼堂演出时，结识了当时号称是李润杰徒弟的演员孟新大哥（天津知青）并拜他为师，教会了我《劫刑车》的前半段儿。后来他抽回了天津，我也上了高中便中断了联系。二是在1970年4月底，编写了欢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一段儿《三句半》，演出后发表在了《内蒙古工人》杂志5月号上。这是我真正的“处女作”，虽然署名为呼市五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由于我参与了编写和演出，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1970年冬，在参加了五中红卫兵纠察队的军训后，我萌生了参军的念头。那年我所居住的内蒙古文化局大院（号称文化大院）有几个有点特长的青年被特招入伍，这让我羡慕的要命，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当一名文艺兵呢？
这年，呼市应届（70届）初中毕业生的分配政策发生突变，一改原本进厂矿企业的政策，全部上山下乡。我连续报考了几家文艺团体，在等待阶段我如热锅蚂蚁焦灼不安，结果全部是无望而归，情绪几近崩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春节期间刘秦川老师传来佳音，1955年和1954年出生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升入高中（这是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中）。我幸运地转入呼市25中（原呼市回民中学）续读高中。报到第二周，班主任老师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在五中搞过宣传队，便指派我组织高中（一、二）班的学生文艺骨干成立高中班演出队。迎接7月份全校的文艺汇演，结果在大家努力之下还真拿了个头彩。于是校革委会决定重组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以高中班的文艺骨干为主兼招一些初中班的优秀学生。管理教师是陆丁（当时还带着右派的帽子），辅导老师叫王丽，指定我担任队长。这样一支满员时达70多名学生的队伍管理起来十分吃力。一个月内便完成了包括《洗衣歌》男女声独唱合唱器乐独奏等形式在内的一整台文艺节目。于是便开始了一年多的排练、下乡演出活动。这批队员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听指挥，拉帮结伙仨俩成群，每演一场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伤透了脑筋。庆幸的是若干年后这个队出来的学生大多很有出息。在呼市25中的两年，让我在业余文艺宣传队的组织领导、节目编排、演出活动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72年12月，我迎来了人生路上一次关键性的抉择。北京军区坦克兵部队来呼市招兵，其中1880部队的接兵组就设在红旗区（原回民区）武装部大院。喜讯传来又一次唤醒了我梦寐以求的参军冲动！招兵过程进行的很神秘，但我知道大致要经过报名、学校推荐、身体检查、政审和最后定兵等过程。由于一无经验、二无人指导，报完名后虽心急如焚，行动上却束手无策。三天后等来了体检通知，体检后医生当时就给出了血压两项偏高的警示，言外之意是不符合入伍条件。第二天，又从一位知情老师那里得知，学校推荐名单上没有我。一时间犹如五雷轰顶雪上加霜，父亲还在呼盟下乡，求助陆丁老师，陆说：“我还没摘帽儿呢，说了不如不说。”后来我打探到不能推荐的原因是学生档案里有一纸外祖父是“彭真的走狗”的材料（外祖父罗光远文革前曾在石油化工部当过司长，在东北时和彭真一起共过事），政治上不合格就像一颗重磅炸弹轰得我粉身碎骨。什么理想呀志愿呀统统灰飞烟灭。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踢门摔窗垂头丧气，就像是天要塌了一样，死的心都有。猛然间院里传来一阵刺耳却又很悠扬的京胡曲调儿，我知道这是隔壁赵大爷在练琴，于是猛然联想到前年我院儿入伍的几个兵不都是靠文艺特长走的吗？我为何不去试试呢？我像疯了一样背上京胡、兜里揣上竹板儿，骑上自行车直奔红旗区武装部。武装部就在我们学校南面的原天主教堂院内，与25中只有一墙之隔。找到接兵组住处后敲门时我喊了一声报告！（在纠察队时略懂了一点部队规矩），给我开门的是一位小个子、操着河北口音的老兵（后来知道他叫王义坤是指挥连的班长），进了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穿着肥大的外套，由于室内热便敞开了怀，白背心上“北京装甲兵″几个大字格外醒目。于是我心跳的更厉害了，那可是我的向往，能实现吗？我自问，“小伙子来这儿有事吗？”我猛抬头见一位身材微胖满睑佛相慈眉善目的领导向我问话，（后来知道他叫刘宝珠是坦克二营的副教导员），于是我红着脸回答：“我是来报名参军的。”“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25中高一班的，我已经检查完身体，结果名单上没有我，来打听一下。”刘教导员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本花名册，仔细看了一会儿说：“你叫什么名字？”“林金友”我回答。“就是没有，小伙子明年再努力吧，解放军大学校的门儿永远为你们开着。”听到这句话，我脑子一片空白，头一晕差点摔倒。这时候一位长的十分精干帅气的军官上前扶了我一把，也许是摸着了我背的京胡问：“你背的这是什么？我这才猛然想起我背它干嘛来了。“京胡”我回答。“你会拉京胡？”我说：“会点儿。”“于是满屋里人都来了情绪，（后来才知道屋子里有刘宝珠、何瑞生、王义坤、王树元干事、还有个大胡子秦文茂管理员）。王干事说：“能拉一段我们听听吗？”我说：“好！”于是我定准了弦先拉了一段二黄小过门儿，王干事又问：“智取威虎山会吗？”我说：“哪一段儿？”“就，朔风吹吧”王干事说。我从大过门儿开始演奏，到了开口的时候，王干事、何瑞生竟同时唱起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唱到“风光”高腔儿时两个人唱不上去了，同时败下阵来。哈哈大笑：“不行上不去，这得请剧连贵才行。”“好了！好了！”刘教导员站起来说：“拉的有点儿味儿，拉几年了？跟谁学的？”我回答：“我的老师是内蒙京剧团的。”“你还会什么？”王干事问。“快板儿书。”我站起来说。“太好了！来一段儿。”于是我使尽浑身解术打起了前奏：“一九五三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只说了四句，满屋人都拍手叫好！王干事过来对我说：“你把你的班级姓名再写一遍。”又问：“征兵登记表填了吗？”我说：“填了，交给学校了!”“好了，你回去吧，等我们通知。”此刻，虽说是12月的隆冬季节，可是我的内衣早已湿透了。我走出武装部大门，仰望着漆黑的天空只有几颗星星向我眨着眼睛，我拖着疲惫的双脚走在回家的路上，泪水止不住的像断了线的珠子滚了下来。回家的路比来时慢了许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我努力了！
一周后的12月13日上午，一张耀眼的大红纸端正地贴在了学校大门北侧的黑板报上。“新兵入伍光荣榜”我的名字跃然纸上，而且比较靠前。附通知要求：以上同学请到学校班主任处领取入伍通知书，并于本月17日上午到武装部后院领取军需用品。母亲听了消息后也激动的泣不成声：“真要走了，也是舍不得……”此后几天，天天琢磨着给我做好吃的，亲朋好友也排上队请吃饭，兴奋了几天后，17日准时领取了新兵服装。这一年我17岁。

　　照片1：1972年12月，坦克25团在呼和浩特市红旗区和郊区部分接兵人员，后排左起：张庆成、王喜财、王贵芝。中排左起：王义坤、刘宝珠、王树元。前排左起：丁世魁、何瑞生。

二、少年壮志不言愁，苦乐年华写春秋。

　　多年夙愿终于实现，自己将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心中想着：北京装甲兵一定在北京，那里有整齐漂亮的营房、现代化的武器裝备、齐刷刷的队列。想着想着我腰杆子也直了，眼睛也亮了，感觉天也变得晴朗，云也觉得飘逸，可谓是扬眉吐气，欢喜若狂。尽管军衣上尚未佩戴领章帽徽，照起镜子来也咋看咋顺眼，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部队。

　　18日终于集中了，97名来自红旗区各个单位的新兵住进了内蒙古医学院学生楼。点完名就是教打背包，要求是三横两竖的正规打法。刚学会打背包，就给我们来了一次“紧急集合”。我们背着全套装备跟着老兵围着医学院大操场跑了起来，一个新兵背包跑散了，一个新兵的挎包里的苹果掉了出来，苹果从三楼一路蹦蹦跳跳的滚到了一楼。和我同时入伍的高中同学还有张瑜、王新宪、李光宝、乙舒平、于军、张维平等，大家在学校体育锻炼是常态，体能都还可以。所以还能应付。但有几个新兵就不行了，大操场几圈跑下来便有不少人吃不消了，蹲下来大口喘着粗气。我真替他们担心到了部队能吃的消吗？

　　从18日集中后，我们一直在饭馆吃饭，饭馆就在南马路与通道街交叉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一家国营大食堂，顿顿有荤有素，比在家吃得好多了！吃饭的同时又认识了不少新战友。

　　12月19日晚，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大宴。谁也没想到这是要出发了。晚8点半通知我们打背包，把发的衣服全穿上。9点钟我们下楼站队，点完名排起三路纵队沿通道街向北进发，到了车站西街向东拐，我们明白了这是要开拔了。突然传来了跑步前进的命令，我们全身冬装，绒衣绒裤都套在里面，脚上是大头鞋，没跑几步就大汗淋漓了。有个新兵不行了，口吐白沫，手捂着肚子，战友们有的帮他背着背包，有的架着他，继续前行。班长过来看了一眼，没理他。我们知道他要是掉队了，那就得回家了！好在呼和浩特火车站不远，一会儿就到了。火车站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新兵，后来才知道这是运兵专列，除了坦克25团的新兵，还有坦克七师直属队的新兵，和部分其他部队的新兵。

　　我们登上了一节绿皮硬座车厢，上车后给每人发夜餐，一个面包一份酱牛肉。9点50分正点发车，汽笛长鸣列车向东开去。次日凌晨4点50分，车窗外还一片漆黑，列车缓缓停了下来。王义坤班长站到了列车厢的连接处喊：“同志们别睡了，请背好背包拿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了。”此时此刻我才明白，北京装甲兵原来不在北京。车上一阵混乱。到哪儿啦这是？不知道！别问了这是军事秘密。就见有的人将小桌上剩余的酱牛肉和糖果食品呼拉一声全扔到了窗外。（几年后想起来那个人叫包星火）。下了车才明白，原来这是大同站。我们来到大同兵站，在那里乱哄哄等了半个多小时，何瑞生排长喊：“开饭了！”上百人围了几个圈儿，几个大铝盆里装满了猪肉炒白菜，碗筷自己拿，一人分到一个大馒头，看那情景多数人吃的不香。估计是开车前给每人发的那一份牛肉和面包起了作用。饭后几位老兵催促大家先上次厕所，说是路上解手不方便。大约半个小时后，大厅里响起刺耳的哨子声：“大家都到后院集合！”兵站后院十几辆解放车一字排开，每台车前放了一大堆浅黄色的旧棉（军）大衣，每人一件领到就可以上车了。又点了一次名，叫到谁谁就排队上车。“把大衣穿好！把帽耳朵放下来，”一个老兵不住地喊。我和20余名新兵按序上了一辆指定的卡车。一阵冷风吹来，才发现这些大衣根本就没扣子，只好紧紧裹在身上缩成一团。有人喊：“把被子打开也盖上吧？”老兵不让！于是大家都不作声了。

　　黑暗中车开了，一会儿天渐渐放亮了。车篷内尽管光线不足，但是已经能够观察到对方的面孔了。突然有人喊：“谁放屁了？把爷臭的……”一个“爷”字车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是不是你放的？别你妈，爷“甚”（什么）也没吃哪来的屁…”从口语中大家明白了满车厢都是呼市兵。哪来的臭味儿？大家开始寻找，终于找到了臭味儿的出处。原来大家发的旧大衣件件都是油脂麻花乌黑锃亮，夹杂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儿，在仓库里放了不知多少年，是发给新兵路上暂时避寒的。“大家就凑合穿吧，到了驻地就发新的了。”车上又暂时安静了一会儿。

（注：“爷”是呼市后生们的第一人称（俗语），一般是年轻人在表示强势时用。可以相互称“爷”，但不能对长辈、妇女、和敬重的人称“爷”，那被视为骂人或不礼貌。据传：此习俗来源于满族，乾隆年间，满清政府在归化（呼市旧城）东北10华里处修建了绥远城，用于屯兵，从各地调来八旗军兵驻屯于此，旗人有“爷”的称谓，后人就沿用了下来。老呼市也有旧城不称“爷”，称“爷”的都是新城人的说法。）

　　车队像一条绿色长龙，驶出大同市一直南下，过了一条河就望见了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山脉。汽车上了盘山路，车身开始颠簸，像摇煤球一样的感觉，从山坡上凿出来的石板路，向下看一眼都晕的慌。不一会儿便有人开始大口的呕吐起来。吐时身子爬在车后马槽上，伸出脑袋向外吐。这时，身后就要有两个人拽住他的腿，生怕车一颠摔下去。（后来我才知道，我拽的那位叫方爱民，为“屁事儿”和他争吵的两个兵都是呼市一中入伍的辛庆凯和李敏智，那个劝说安慰大家的兵叫谢喜贵。后来新兵连分到了一个排，大家亲如兄弟。）

　　通过几十公里崎岖险要的盘山路汽车才驶入较平缓的一段沙石路。中午12点左右，车队来到了一个村庄的麦场上停了下来。这是位于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县，村子叫东辛庄，在浑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汽车依次停稳后，新兵们嘁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纷纷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个东倒西歪面如土色。我也在向下跳的一瞬间哇的一声将昨晚吃的酱牛肉连同猪肉白菜一股脑倒了个精光。抬起头来两眼直冒金星。沉静了片刻，只见一幅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横幅映入眼帘，特别是看到麦场上有几位老兵喷着哈气使劲儿敲打着锣鼓欢迎我们时，便渐渐地精神起来。点名后整队跟上领兵的排长向村子里走去。整齐的队伍、绿色的军衣、嘹亮的口号，沉寂多年的小村庄今天热闹的像过年一样。

呼市红旗区来的新兵编在新兵二连，我们同一辆车的新兵基本上都分到了二排。同天及第二天到达的还有土左旗和郊区入伍的新兵，土左旗和北京首钢的编在新兵一连，郊区入伍的新兵编在二连三排，从河北定县和完县入伍的新兵编在新兵三连。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统一的称谓——73年兵。正午的太阳普照着白雪覆盖的小村庄，巍峨耸立的恒山正像一尊白发苍苍的老人温和慈祥地迎接着远方的来客。这里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驿站，一颗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哪有什么北京大城市和整齐的军营？只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在跳动。

经过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不仅圆满完成了预定的课目，最高兴的是元旦那天，我们佩戴了鲜红的领章帽徽，成为名符其实的解放军战士。分兵是一个重要环节，往往关系着一个人在部队成长的要素条件甚至关乎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我正是属于命运最不佳的那伙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最终被分到了一个真正被坦克部队边缘化的配属分队——步兵连。

到这个连队的理由是“有文艺特长”，而有体育特长的都分到了修理连。我没有选择，无怨无悔顺理成章。一个带兵的老班长对我说，人才是不会埋没的，有特长就能发挥。我听懂了，保家卫国无贵贱之分，我认为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最大的快乐。只当是部队对我的考验，于是我怀着憧憬带着梦想，踏上了新的征程。那天吃过饭，我们几个（包括李敏智、方爱民、张青春、王绥生等）便打好背包到村东麦场上等车。接我当兵的刘宝珠、王树元干事及新兵连指导员曹少成等都来送我们。刘教导员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好好干，金子到哪里都可以发光的。这嘱咐像亲人如兄长，鼻子酸了好一阵，王干事用劲儿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这是无言的提醒，我领会了。上车后，除了已经熟悉的几位呼市兵外，还分别有两拨来自土左旗和呼市郊区的几位以及十几位来自河北保定、北京的战友。50多人加上行李提包等，满满当当装了两大卡车。前来接我们的是一位年近50岁的老连长史正明和一位30来岁的副连长何绍群，还有几位河南、山西、江苏入伍的班长，一个个都非常亲切客气，就像来接远归的亲兄弟一样，让我们顿时打消了对这个未知连队的生疏感和恐惧心理。
　　车出浑源基本是按照来浑源的路往回走，出山后不过河，沿山脉向西大概行驶了3个多小时，大约在中午12点前后，我们到达了步兵连驻地——位于桑干河南岸的大同县麻峪口公社郭家庄大队。车停在村东头的一座破庙前，全体新兵下车整队，将背包和个人物品放置在一块事先被老兵们清扫干净的空地。饭前每人发了一只瓷碗和一双筷子，战士们围了四个圈儿便开饭了。没有饭桌儿也没有板凳，中间放两个大铝盆，一盆是菜，一盆是米饭，备好几把公用的勺子和铲子。连队干部和接兵的老兵各自端着碗吃，炊事班长不时出来关照一下这群新兵吃好没？需不需要添加饭菜。这样，我们这群所谓有“特长”的新兵和全体新战友在这个大庙台子上吃了下连队后的第一顿饭。
　　午饭后，这个小村庄沸腾了。总共百十户人家的村子要容纳编制120多人的连队，几乎家家都住上了解放军。我跟在班长马喜堂（山西71年兵）身后，住进了靠村西头的一位姓陈的老乡家里，土坯房很低，不小心门框就会碰了头，屋子也很小，我们三个新兵加上班长4个人住进去着实有些拥挤。床板挤着床板，班长住东把边儿，我住靠西把边儿，这样就造成了中间定县兵马文善和内蒙兵武占成经常因“边境”之争发生冲突。晚上，召开了第一次班务会，这才认全了全班的人马，班长马喜堂、副班长周立宝、71年兵于洪德、何庆华、定县兵冯俊生、马文善、内蒙兵武占成和我。
　　从这天起我将在这里书写我军旅生涯的第一页。原来这个连队是在这里执行一项军农生产任务。位于郭家庄西南方向是一片被桑干河水泛滥时冲刷出的一大片盐碱地，雨大时低洼处积水，天旱时白茫茫一片，刮大风时白毛飞舞，就是这样一片不毛之地生生被部队官兵开垦成年产数十万斤优质稻米的“塞上小江南”。后来我了解到，米质虽好但连队战士却很少吃到，主要是供给师团首长小灶和机关首长享用。一年内也只有几次能吃到自己种的大米。战士们长年付出的是重体力劳动，居住却像当年的八路军一样。伙食标准全团最低，每人每天4角8分。每次出工回到村里尽管十分疲乏，新兵们都要争着扫院子挑水做群众工作。缸满院净是硬指标雷打不动。开饭时间到了，司号员便吹开饭号，各班派两名同志（一般都是新兵）到大庙伙房打上满满的两盆饭菜端回一个相对宽敞的宿舍就餐，饭后洗碗则自行解决。
　　春节过后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因稻田尚未解冻加之天气寒冷，连队便抽空安排军事训练课目，主要是内务、队列、兵器、射击、投弹、刺杀等，与坦克兵无关，由于我在学校军训时都经历过这些训练，所以都是轻车熟路。春训结束时我的各门成绩一般都在良好以上，而且“特长”也得到了发挥。比如“饭前队前一支歌”便让我承包了下来。每当值班员向连首长报告：“整队完毕请指示！”时，连队首长便下令：“林金友唱个歌儿。”于是在我的指挥下，全连官兵扯开了嗓子喊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轮换着来。这些夹杂着五湖四海方言味道的吼声时常响彻村庄的上空。于是全村便有了生机，连队便有了士气。连长说：“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3月下旬训练结束了，连队召开了年初生产动员大会，经过精心准备，这天的场面格外隆重，除了连长指导员讲话外，团里来的庄副政委、生产股的黄助理也分别作了动员。要求全连官兵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精耕细做，提高产量注意安全等等。还特意安排我带头呼了口号，诸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我也知道种个水稻涉及不到“死呀牺牲呀之类”的事，但指导员说：“这就叫宣传鼓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天早上，去稻田劳动的队伍前面扛着红旗，战士们扛着锹、朳、犁、耙，浩诰荡荡足足占了小村的半条街，满村的男女老幼都纷纷出来观望，当队伍行进到村中地段时，值班员二排长王树汤铆足了劲儿喊：“林金友起个歌儿！”“日落西山红霞飞…预备唱！”我没加思索就起了头。随后大家跟着唱起来。就听见二排长一声大喊：立——定！“什么日落西山？天黑了吗？重换一个！齐步走！”“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我重新起了头儿，于是队伍经过一阵哄笑后渐渐地踏上了歌曲的节奏，越唱声越大，就像出征的将士奔赴前线一样。
　　早春三月的塞北高原初暖乍寒，水面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冰花儿。到了地头上我们脱了大头鞋，挽起裤脚，有几个老兵已经带头下了水。这时传来副指导员王明涛一声大喊：“先不要下水！”只见他怀抱着一大捆白色的塑料布跑了过来。“把这些裹在脚上，不然一上来被风一吹满腿都是血口子了…”于是我们学着副指导员的样子像八路军打裹腿一样把脚丫子腿肚子都捆了起来。这才尝试着下到水里，真正体会了一下什么叫冰冷刺骨。
　　第一项工作是平整秧床，做好育秧苗的准备工作。心想，吃了多年的大米饭，原来稻子是这么种出来的，就当是我上山下乡来了一趟江南吧。
　　种水稻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育秧、插秧、挠秧和收割，先把稻种撒在整好的秧床上，盖好塑料布，7天后发了芽儿，以后按时通风，15天后长到一寸多高，20天后便长到10公分高，一个月后秧苗长到20公分以上，也就到了5月中旬便可连泥带根移出，送到大田就可以插秧了。每年的插秧就像大会战一样，上千亩稻田被平整的像一副放大了的棋盘，清水映着蓝天，蓝天上飘着白云，田埂上插着红旗，上百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和连队干部光着脚丫子挑着秧苗在田埂上往来穿梭，一坨坨飞传的秧苗甩到田间，溅起一片片泥浆，战士们的睑上、身上到处沾满泥巴，欢笑声掺杂着打闹嬉戏充满了田间地头。这一刻什么苦呀累呀，全部都忘的一干二净，场面好不热闹！在兄弟连队的大力协助下，大干7天，一千多亩稻田的插秧任务顺利完成。剩下的就是定期换水挠秧。连队采取了轮流作业的方法管理田间，大部分人员便可以集中训练了。
　　按照团政治处的建议，连党支部会议决定抓紧组建连队演唱组。经过挑选，成立了以三排长蔡玉发为组长、连队文书陈茂兴为副组长、有我和李敏智、王绥生、李春华、张青春、李树林、方爱民、李彦昌、赵长命、刘和平、王雷等组成的连队演唱组。
　　经过两个多月的创作和排练，演唱组很快就完成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文艺节目。主要有：我编词作曲的小歌舞《我为革命种稻田》、有从师宣传队下到我连任一排长的温庆华创作的对口快板《赞家乡》、相声《当家人》、民乐合奏《子弟兵和老百姓》、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以及方爱民的京剧请唱和李彦昌的男声独唱等，这台小节目受到了连队首长的赞赏，在水稻丰收的季节演唱组到田间地头演出，晚上给大队社员和小学校演出。老乡们高兴的说：“80部队七分队有剧团了，解放军日能的甚也会耍，就是不简单！”由于在演唱组的突出表现，下半年我被提为六班副班长，成了周立保的副手。年底由于工作调整，老文书陈茂兴到七班任班长，我被选调到连部任文书。当时连部成员有：连长史正明、指导员郑义、副连长何绍群、副指导员王明涛、通信员（兼司号员）杨福、卫生员扬立祥。（一排长温庆华、二排长王树汤、三排长蔡玉发、四排长尉玉柱）。连队齐装满员士气高涨，各项工作突飞猛进。不能不说73年这批新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指导员郑义回忆说：那个时期是建连以来最好的时期。
照片2：1973年底连部成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副指导员王明涛（天津武清65年兵），指导员郑义（山西五台60年兵），副连长何绍群（天津武清65年兵），文书林金友（呼市73年兵），后排从右至左；上士聶玉普（河南70年兵），七班长陈茂兴（河南70年兵），通信员兼司号员杨富（呼市73年兵），炊事员杜龙龙（呼市73年兵），饲养员孙广学（江苏71年兵）。 照片3：步兵连全家福。 照片4：1973年底步兵连演唱组成员合影：连队演唱组前排从右至左；刘和平（呼市73年兵），林金友（呼市73年兵），张青春（呼市73年兵）李敏智（呼市73年兵），蔡玉发（武清67年兵），后排：李彦昌（呼市73年兵），赵长命（呼市73年兵），李树林（完县73年兵），高玉仓（呼市73年兵），杨继忠（呼市73年兵），王雷（定县73年兵）。

　　随着连队演唱组名声的不断外溢，周边乡村大队还有小学校纷纷邀请我们去演出。除了工作以外，晚上出去演出又成了一项拥政爱民、建立军民鱼水情的硬性政治任务。东到麻峪口公社，西到河头公社及王皓疃（工兵连驻地），乡村大队常常是套上马车来接。每到一处乡亲们就点上汽灯、敲锣打鼓，气氛就像过节一样红火。国防绿军装、红星领章再化点妆，一个个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一进村儿，广播喇叭便喊起来：“80部队七分队来演戏了，社员同志们欢欢儿到大队部看戏来！"有一天下午，驻地郭家庄大队部接到一个电话，是大同县（西坪）文化馆打来的，说是要找80部队七分队领导，内容是邀请演唱组到大同县演一场节目。指导员犯难了，不答应吧，怕影响军民关系，去吧这么多人走了会影响工作的，后来还是请示了团政治处宣传股，赵仁良股长回电话说：“不能不去，选两个你们拿手的好节目，和地方湊个红火算球了…”于是便指定我和蔡玉发排长去执行这次特殊任务。我们俩带上了三个节目，一个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蔡演唱我伴奏），笫二个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由我演唱，笫三个是京剧清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蔡演唱我伴奏）。下午4点，我俩便换上了新发的“的确良″军装，背上乐器，登上了河头开往大同的班车。6点多到了大同县文化馆。县城电影院门前的高台阶上已经搭起了舞台，此时已是人山人海灯火辉煌。文化馆长亲自来接了我俩，先要安排我们去招待所吃饭，蔡排长怕准备不充分，推辞说吃过了。于是便有一位县剧团的女演员来给我俩化妆。简单化好妆后，演出便在乱哄哄的锣鼓声中开幕了。先由县剧团和各公社宣传队演出了开场《花鼓歌舞》后续有晋剧清唱、移植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还有地方曲艺耍孩儿腔《计划生育就是好》等节目。
　　演到中场的时候，只听报幕员提高声调：“下面请中国人民解放军1880部队七分队宣传队表演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那时不兴报演员姓名）请热烈欢迎鼓掌”。随后，我陪着蔡玉发在一片掌声中走上台，敬完军礼后我便坐下弹起三弦伴奏，过门儿完老蔡一开口儿便压住了全场，唱了前四句词儿过后，又是一片掌声。我也受气氛感染开始兴奋起来，紧跟老蔡的唱腔儿，唱到哪儿弹到哪儿，（现在叫跟着感觉走）结束时竟忘了是哪句词儿。老蔡一拉长腔儿便结束了。下了台老蔡跟我悄悄说：“操！词儿都他妈忘了…”庆幸的是台下没有一个人能听出来。接下来没想到的是我上台后也忘了不少词儿，跳过一大段儿匆匆结束了。第三个清唱我俩轻车熟路，完美拿下。不知道是因为心情紧张还是因为老百姓热爱解放军自己受宠若惊的缘故，竟让我大冬天出了通身大汗。回头看老蔡却显得很轻松自然，正和一名女演员眉飞色舞谈笑风声呢。心想，姜还是老的棘。当晚我们卸妆后，住在了县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文化馆吴馆长请我俩吃了炸油糕和过油肉烩菜。让一个年轻后生带我们到了县广播站的录音室。说是昨晚录音有些乱，要重新录一次。于是，三个节目我们整整录了一个上午。由于急着归队，午饭后我俩匆匆乘车返回了连队。第二天清早，整个麻峪口公社包括郭家庄大队的广播喇叭便传出了蔡玉发排长那悠扬高吭的京东大鼓：“火红的太阳刚出山…”80部队七分队演唱组的名声也不翼而飞，越传越远。后来记得打那以后，我跟随蔡排长又分别应邀去了几所学校和麻峪口公社宣传队进行文艺辅导和教唱大鼓书、样板戏等。但当地老乡怎样努力也唱不出老蔡的京腔儿京味儿来，便自嘲：“山药蛋吃得多了…″

三、青山不坠凌云志 百尺杆头竞风流
　　轰轰烈烈的1973年过去了。我在这个执行军农任务的特殊连队里，经过一年多的表现和努力，这个通常被人们称为“后娘养的”连队也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春节过后，我便专心做文书工作（应该与班长平级只是不带兵），分管连队军、政、武器弹药、装备实力的定期上报和日常使用统计和管理工作，此外还要协助连首长做好文字工作（诸如工作计划、年度总结、立功授奖、通讯报道等），无特殊需要就很少再跟隨大部队参加稻田里的劳动了。这样一来，我便有了更宽裕的时间读书学习，学累了还可以练练乐器，为演唱组写点小节目。指导员指示：团里年底要举行连队演唱组汇演，我们连是必须参加的。在读书学习和编写节目的过程中，《解放军报》《战友报》《连队文艺》便成了我爱不释手的“武器”和理论政策、文字信息的主要来源。指导员跟我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上高中时，就是因为自己连抄带编了一首小诗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便被同学们推崇为会写诗的”小诗人”。
　　其实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诗，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是这样几句：“肝胆相照红灯亮，阳澄湖畔齐武装，英雄智取威虎山，朝鲜战场打豺狼。”后来看到《人民日报》也曾用一大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些工人、农民的“诗”，便觉得诗不过如此，不就是顺口溜儿加点政治口号吗？于是胆子大了起来，写了顺口溜儿就向外投稿，结果多数是泥牛入海。有一天，我连老兵薛尚仲从团部报道组回来，送给我一沓子印有一八八0部队的信封和制式的稿纸，我如获至宝。之后稿子写完了就认真地誊抄到稿纸上，再用公用信封寄往报社和杂志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74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了《内蒙古乌兰牧骑演唱》杂志寄过来的一份“用稿通知书”，全文是：“林金友同志：您创作的快板书《西沙之战》已被我刊1974年第二期采用。感谢您对本刊的大力支持，望继续赐稿……编辑部。”收到这份通知书我又激动又兴奋，拿给蔡玉发排长和何绍群副连长看了，何绍群说：“团里这几年可重视上稿率了，火柴盒豆腐块儿都要报团政治处宣传股。”后来老兵薛尚忠也知道了，他说：“省以上报刊发表的稿件都算数，等刊物寄过来我给你报上去。”谁知没过多久，《山西日报》社又寄过来一份”用稿通知”，我写的几段丝弦坐唱《新生事物放光芒》，被《山西日报》采用。稿件见报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但越写越觉得自己文字功底的差距和文学知识的匮乏。当文书这段经历，给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间，于是常常利用晚间大家休息后，躲进仓库和弹药库苦苦攻读。这段时间我学了许多新闻报道知识，自学了《中国文学史》文学创作、曲艺创作等书籍，读了许多名家名作，感觉到十分充实。真心感谢这个可爱的连队。
　　后来通过每个月到团部报送实力的机会，结识了更多的部队领导，如政治处组织股、宣传股，也有了与老同学老朋友们的见面和交流机会。如指挥连张瑜、沈忆成，卫生队乙舒平，放映组吴海平，报道组辛庆凯，理论组陈堤和侯来应，以及坦克九连队的李万珍等。特别是结识了分管新闻报道的薛文东干事，当然也没忘记去看望王树元干事。薛文东干事知道了我曾发表过“作品”，便主动跟我谈：“来报道组吧！写作机会多，条件也好。”接着打听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交了申请书，正在努力呢。薛说：“那就等解决了再过来吧。于是这事儿便搁下了。”
　　1974年11月，坦克25团连队演唱组汇演如期举行。对此，我连做了充分的准备，派出较强大的阵容，志在一举夺魁。那年冬天，很多73年兵自从离开新兵连后还是第一次到浑源县城团部，大家都很兴奋，蔡玉发为组长、陈茂兴为副组长一行12人，乘团里拉稻谷的大卡车提前一天到了浑源县。准备参加汇演的节目有：小型歌舞《我为革命种稻田》，表演唱《四个老汉学毛选》，京东大鼓《送女儿上大学》，天津快板《受锻炼》，京剧清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还有对口快板《赞家乡》结果这个节目和修理连撞车了，原来是74年初到修理连担任副指导员的我连原一排长温庆华，把自己写的这个段子又给了修理连，由一名北京兵和呼市兵郭秀华表演，于是我们换上了民乐合奏《子弟兵和老百姓》（笛子陈茂兴、唢呐李树林、洋琴张青春、二胡李敏智和蔡玉发、我拉板胡），别看小乐队力量有点单薄，可也是全团唯一能拉出一个小乐队的演唱组。汇演后大家不负众望，不仅拿了个头奖，而且多数队员被留下来成为了团宣传队的骨干力量（有李树林、刘和平、李敏智、张青春、方爱民和我）。
　　汇演结束，团宣传队便随之组建起来。张占锋任队长兼笛子（坦克一营68年兵），刘志敏任指导员兼手风琴（团收发68年兵），高树山任乐队队长兼洋琴（高炮连65年兵），申民选兼笙（指挥连71年兵），陈健兼三弦（三营71年兵），赵振满二胡（运输连73年兵），郭敬忠表演（坦克三营73年兵），黄福正二胡（呼市73年兵），李敏智二胡（步兵连73年兵），孟弘兼格胡（坦克二营73年兵），何志强演员（卫生队73年兵），刘和平表演（呼市73年兵），李树林唢呐（步兵连73年兵），张青春表演（呼市73年兵），李建国表演（坦克三营73年兵），李海峰表演（坦克二营73年兵），麻占喜表演（坦克三营73年兵），林金友京胡板胡（步兵连73年兵）。第一批排演节目主要有：民乐合奏《子弟兵和老百姓》、男生表演唱《庆新春》、对口快板《赞家乡》、京剧清唱《奇袭白虎团》选段、枪杆词《誓死保卫北彊》等。12月宣传队随全团整装拉动训练，到山阴县北周庄公社为部队和当地群众演出数场。返回后参加了浑源县正月十五举行的文艺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全县各公社代表队和驻军代表队组成。

　　正月十五那天，冰雪未消寒气逼人，队里还规定不许穿大衣（主要是为了精神），只穿军装扎腰带，用铁钩子将乐器挂在腰带上，排成两行边行进边奏乐，从头到尾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曲子，反复轮奏。行进中李树林的唢呐和申明选的笙响了几声便没动静了，原来是排音孔被哈气冻死了，其它弦乐普遍也在滥竽充数。因为后面老乡们的秧歌队、旱船舞紧跟其后，锣鼓敲得惊天动地，我们的几把胡琴没多久便淹没在欢腾喧嚣的海洋里。游了一圈回来，大家都冻了个半死，一个个流着清鼻涕，但脸上却挂着笑容。因气氛感染人，一位老领导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老独二团在张家口时的感觉。”
　　年过完了，团政治处为了提高宣传队的整体水平，决定将一部分骨干队员送到大同市雁北文工团学习深造，其他队员暂回连队。由张占锋带队，挑选了9名73年入伍的同志，去之前政治处主任董连全对大家讲：“你们是咱团宣传队的新鲜血液，是宣传队未来希望，但是你们当前的表演和演奏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去了以后要虚心向专业老师学习，每个人都要有提高才行。”赴雁北文工团学习的其他9名队员分别是：李敏智（二胡）、何志强（声乐）、黄福正（二胡）、李海峰（手风琴）、麻占喜（三弦）、赵振满（二胡）、郭敬忠（表演）、张青春（琵琶）、林金友（创作编导）。张占锋队长将人员送到大同以后，因为连队有任务便匆匆返回浑源，剩余的工作就全盘交给了我负责。住宿安排在文工团附近的大同第24校（小学）院内教师腾出的几间办公室，一日三歺在文工团凭饭票买饭。学习过程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文工团选派的专业老师都非常负责任，学员们学习态度端正，相互尊重，师生关系融洽，亲密无间其乐融融。我的师傅是文工团编剧兼导演陈中廉老师（山西大学艺术系1964年毕业的高才生），陈老师针对我当时的文学功底和写作基础，制定了一套必读书目和练笔课题，重点在歌词、诗歌和小戏创作上下功夫。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和锻炼，特别是在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创作的部分歌词、小诗和小幅文章，相继被当地群艺部门以及报刊杂志给予谱曲和刊载。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歌词《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由李恒林谱曲，《踏着红军的脚印走》由李晓光谱曲，《我们是人民的坦克兵》由冷冰犁田谱曲，均发表在《雁北歌曲选》。诗歌《四届人大喜讯传》、《战士喜读词二首》，杂文《鲁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均发表在《雁北报》和《山西群众文艺》刊物上。除此之外，这一阶段还跟随陈中廉老师参与了由他担任编剧的五幕话剧《柱天山》和电视剧《李林》的创作过程，并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大同市文化局组织的针对以上两个剧本的研讨和修改工作。可谓是眼界顿开受益匪浅，自己在曲艺创作方面也逐渐入了门儿。

照片5：1975年与雁北文工团陈仲廉老师合影。 照片6：1975年坦克25团文艺宣传队员与雁北文工团老师合影。

　　1975年5月，时逢邓小平第二次出来工作，提出了抓纲治军的新要求。比如：部队领导干部要下连当兵，战备训练要练为实战，全军的军事训练一下子紧张起来，直接导致我们几个在雁北文工团学习的宣传队员半路中断，返回团里后便宣布暂时解散，返回原单位听命令再集中。我被留在了政治处报道组，在薛文东干事的领导下集中精力搞新闻报道。主要任务就是下连采访，回来整理写出新闻稿件，根据需要外出送稿。只要攒够了几篇，薛干事就派我们分别去《战友报》、《解放军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送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稿件的采用率，也是宣传股的工作业绩。去的多了便和编辑部的编辑们逐渐熟悉起来，有时也会带上点土特产，如恒山上产的黄芪是一种大补的中药材，用来冲水和配药都比较受欢迎。几个月下来，我的“政绩”平平，因为我使劲儿的方向不对，偏爱文学和曲艺方面的创作。用赵仁良股长的话说叫“不务正业”，但也不时有几篇见于报端。总算也为“大灶”里添上几把柴火。

十月初，正逢步兵连收稻谷的季节，指导给我打电话让我回一趟连队。回去后才知道，步兵连党支部根据我入伍以来的一惯表现和政治处的推荐信，正式接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支部大会于1975年10月5日通过。介绍人是副连长何绍群，老兵范献平。
十一月，邓小平、华国锋在昔阳主持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提出了全军都要支援农业学大寨，把普及大寨县提到了重要位置。按照上级指令，我团组织了一次检验性军事拉练行动，既支援农业学大寨，又以实战的要求拉动了部队训练。目的地是阳高县。
这次全团共出动59式坦克29辆，大小汽车80辆，除了在外执行任务的步兵连和工兵连外，在浑源地区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11月9日晚开始进入紧急状态，凌晨5点政治处全体干部战士一起登上了一辆早已伪装好的汽车，20分钟后赶到了东坊城高炮连驻地集结，在这里待命和休息。我们在这里待了一整天，11日凌晨3点，接到部队出发的命令，我赶紧唤醒睡得正香的赵仁良股长（因为他是整个政治处最忙最辛苦的人），大家快速起床打背包，整理好行装，全副武装登车。初冬的黎明，夜空如墨染、繁星挂满天，北风呼呼的刮着，我们装备了“四皮”，肥得动弹都困难，忙乱中谁也认不出谁，上了车才点名，总算是一个也没落下。4点钟部队准时出发，参军后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拉练，好奇心冲淡了疲倦，只听到轰轰隆隆的马达声连成一片，惊醒了沉寂的山谷，我透过伪装网向后张望，车队就像一条光芒四射的巨龙徐徐地向前蠕动。半小时后，车在坦克三营驻地张庄停了下来，说是坦克要在此完成编队。几十辆坦克同时发动，轰鸣声震耳欲聋。出发了！由于道路积雪尚未全消，坑洼泥泞，我们的汽车左右摇摆，像头老牛一样哼哼着艰难前行。在开进途中还要不时地停下来，为后面上来的坦克让路。坦克车的排气筒轰轰地喷着黑烟，履带甩出的泥巴不一会儿便给整个汽车披上了“黄泥牌”盔甲。
车队艰难地穿过广灵县，进入地处阳高境内的“火烧岭”地段。这里山高坡陡崎岖险要，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车毁人亡。6个小时后，快到正午时接到命令：“背包留车上，部队徒步行军！”这样做的目地很明显，一来可以避免人车事故，二来可以锻炼部队的吃苦精神。12点后，炊事班在山坡上选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形架锅造饭，不一会儿热腾腾的肉丝掛面就出锅了。大家饥肠辘辘吃得很香，我一口气吃了三碗。饭后，身体得到了恢复，在阳光的照射下天气也暖了起来。
我跟在赵股长的身后，继续前行。突然赵股长回头问我：“小林子累不累？”我说：“吃好了不累了！”，“那就给大家鼓鼓劲儿呗！”，“噢！”这才想起出发前主任授予我的任务：做好沿途的宣传鼓动工作。我想，刚才都在车上谈不上谁鼓动谁，现在徒步行军，该是时候了。于是我便找了个高台儿，从挎包里掏出竹板儿，劈里啪啦打了一段儿：“同志们，往前看，不做松包做好汉！同志们，不要怕，天大的困难踩脚下……”顿时大家都来了精神。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登上了火烧岭一带的最高点。火烧岭果然名不虚传，峰峦独秀，披着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银光闪闪灼人眼目，远眺起伏的群山峻岭，不由地想起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来，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下山时坡变的平缓了许多，后面的坦克陆续跟了上来，我们又乘上了汽车，傍晚到达了阳高县一个叫熬石的村子里驻扎了下来。
我被分配到一个姓陈的房东家里居住，老乡给我们腾出了西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放着农具杂物，里间住人，炕头有一锅台，上面放着炊具，一进屋暖哄哄的热气扑面而来。原来老乡们早就提前烧了炕。一位中年妇女正忙着洒扫擦拭，窗户上新糊了麻纸，新贴的窗花儿，我记得是一幅“大春儿拉着喜儿出深山”的剪纸，顿时感到一阵温馨。紧张了一昼夜，身体像散了架一样，这时房东大嫂送来了热水壶说：“缺甚尽管说，不要客气”。感受到老乡的热情，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叫上报道员李学林等，说啥也得做点群众工作，如扫院子挑水一类的活儿。宿营后第二天，我们就参加了熬石大队的生产劳动，以体现我团全体官兵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决心和行动。收工后，又与薛干事及理论组陈堤、侯来应在村里张贴标语，造声势搞宣传。下午参加了大队挖蓄水井的劳动，从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里向外运土方，真有点吃不消，当我看到老政委王振英和师宣传科薛科长也都手持铁锹在那里铲土，就啥也不想了。走访社情、帮扶帮教也是我们这次来阳高的一项政治任务。经过几天的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劳动休息时组织老乡读报纸讲形势，教育别人时，也教育了自己。也开始思索一些问题：学习大寨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些地方山河依旧？为什么乡亲们天天下田劳动却养活不了一家数口？知青点儿上问题层出不穷，知识青年问题让人头疼。几天后撰写了“调查报告”交给领导也是无能为力。后来我又转移到一个叫“上甘村”的大队，依然是这些棘手问题。赵股长笑眯眯地说：“这些问题只能交给党去解决。”几天后我又跟随组织股干事何玉树，来到离团部30公里以外的坦克一营驻地蹲点儿，并协助二连指导员布俊其整理该连“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材料，协助坦克一连整理了炊事班长张利民的先进事迹材料。

照片7：休息时蒋协理员组织社员们学习读报。
　　拉练持续20多天就结束了。这次拉练训练，使我增进了对农村的了解，提高了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的能力，掌握了对素材的收集归纳和运用的规律。并以军队支援地方学大寨为题材，创作了山东快书《团长和大镐》、鼓词《接红线》等，后来陆续在《山西群众文艺》和《雁北报》发表。经我整理的坦克二连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材料被师政治部转发，坦克一连也为张利民报请了个人三等功。
　　1976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由雁北地区文化局举办的以“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歌曲创作学习班，是我雁北文工团的师傅陈中廉老师邀请的。因为邓小平的第二次被打倒，全国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大变，7天的学习班，给每位参加者定好了任务，我的具体任务是完成10首以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为题材的歌词创作。因为是政治任务，我便很认真地对待，陈中廉老师当时就质疑：“这样写出来的歌词能有质量吗？”可我总觉得这是一次学习和练笔的机会。让我预想不到的是竟有5首歌词被搞音乐的老师们谱了曲，刊登在了雁北地区的《创作歌曲选》上。用陈老师的话讲：“因为他们完不成任务也交不了差”。这次学习班结束后，返回团里没几天，又收到了《山西群众文艺》编辑部发来的特邀函，请我出席6月5日在太原举办的以“学大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工农兵文艺创作学习班”，这个班在太原“五一”广场南侧的“晋阳饭店”举办，来自山西省境内的70多名工农兵业余和专业创作人员云集一堂。开班时，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群众文化馆馆长董耀章讲了话，宗旨是提醒大家认清形势，站稳立场，把握好文艺创作和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大方向，不要对邓小平和掀起右倾翻案风的始作佣者心慈手软，要热情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班结束时，每位学员要交出一份有质量的作品。第二天早饭后，会务组便组织全体人员到“五一”广场参观，并事先提醒大家只许观看，不许随便议论和提意见。步入广场后，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所有人特别是从基层来的同志目瞪口呆，这哪是人民集会的广场啊，简直就像旧时皇帝驾崩后出殡的现场。会场主席台两侧，广场十来米高的路灯上，还有几辆重型大卡车之间拉起钢絲绳，统统挂满了用白色“的确良”布制作的大幅标语，上面写着：“革命巨轮碾死王谦”、“谢振华滚出三晋大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谁反对学大寨就是反对毛主席”等等，让人目不暇接。大家默默地参观完后，谁也不知道说什么，恐怕也不敢说什么，就缓缓地回到饭店。当晚还集体观看了电影《春苗》，而后便是要求大家尽快完成构思和写作，出稿后上交会务组把关和修改。
　　会议期间还组织参观了大寨梯田、洪洞老槐树，观看了一场浦剧移植样板戏《红灯记》。为期9天的创作学习班，时间不长，我却不失时机地结交了四方的老师和朋友。拜见了《山西群众文艺》的曲艺主编尹晓寒老师（据说曾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师兄弟），并和他的儿子尹海鹏结为兄弟（擅长山东快书表演），结识了晋剧大师牛桂英的儿子赵志冲（我俩住一个房间），与部队作者刘殿春去了他供职的28军宣传队，最后一天晚上到山西妇联大院看望了我曲艺创作老师宋时珍（曾任师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其爱人是山西省妇联副主任王清英），是他教会了我单弦曲牌和“十三辙”的运用，让我在曲艺创作上受用终身。学习结束后，我交上了我写的快板书《赤脚医生李志红》，没有直击邓和右倾翻案风，也算是赞扬了新生事物。
　　7月下旬，我又一次应邀参加了山西群艺馆在雁北地区天镇县举办的“曲艺大会”。这次我团去的不止我一个，董连全主任让我在团宣传队中挑选几名喜欢曲艺的战士一起去，任务是学习取经。记得有坦克三营的李建国（山东快书）、步兵连的李树林（西河大鼓）、还有坦克二营几位说天津快板的战士。这次曲艺大会搞得很隆重，雁北十三县都有代表参加，只是曲种比较单一，除了几位学习“浑源扇鼓”的演员外，大多都是学习快板儿的电影放映员。大同县群艺馆的吴馆长也参加了（我们前年认识的），经他向代表们介绍（带着点儿吹嘘），也正逢我写的快板书《赤脚医生李志红》发表在《山西群众文艺》第六期上，便被会务组推荐成了快板儿组的特邀老师，一时间成了众人崇拜的“小名人”。会议期间还帮大会排演了一个由20人同时登台的群口快板儿，将大会的内容和与会人员的情绪推向了小高潮。谁料想，28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这次学习戛然而止。强烈的震感使所有人员都从梦中惊醒，裹着被子床单儿以及光着身子的男男女女站了一院子，庆幸的是天镇县招待所全部都是平房，没有出现房屋损坏和人员伤亡现象。后来得知是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一时间全国上下，特别是驻军部队，抗震救灾便成了第一要务。早饭后会务组便宣布大会散会，学员们抓紧返回原单位。几天来学员们在学习娱乐中结下了很深的情意，尤其是年轻人都感到有些恋恋不舍，但严峻的形势只能让大家各奔东西。当天下午我便返回了大同市，抽空看望了陈中廉老师。雁北地区招待所已关门谢客，满院子都在搭建防震棚。由于当晚无处住宿，作曲老师李保彤便将自家的防震棚让给我们几个人住，勉强挤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谁也没顾上洗漱，便匆匆赶往长途汽车站返回了浑源。
　　由于东跑西颠没务什么正事儿，加上防震人心惶惶无心工作，8月下旬，我向领导提出休探亲假，很快批准便高高兴兴地回呼市休假，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休假。正当我终日走亲访友、玩得乐不思蜀的关口上，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惊天噩耗，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同时收到团政治处“见电速归队”的电报。

　　回来后，主要任务是布置团部大礼堂，每天组织各营连来礼堂悼念。同时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畅谈毛主席丰功伟绩，抒壮志表决心、采访典型人物。工作之余，自己也满怀悲痛地写了《誓将遗愿化宏图、擦干眼泪上哨所》、《顿觉钢枪添分量》、《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赞颂伟大领袖》等诗歌和新闻报道，发表在《战友报》和省内外报刊杂志上。10月以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纷碎了“四人帮”，整个文艺界从创作方向、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股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的浪潮汹涌而来。12月份，内蒙古群艺馆《乌兰牧骑演唱》编辑部，也不失时机地举办了“揭批四人帮，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学习班”。这一阶段，为了配合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文艺创作导向，我陆续创作了对口快板儿《坚决打倒四人帮》、群口词《战鼓催征》、山东快书《江青和呂后》，与207师刘保栓合作的对口快板儿《针锋相对》的作品，陆续发表在《乌兰牧骑演唱》及文艺特刊号上。
　　疯狂的、多事的、悲痛的、喜悦的1976年就这样过去了。
　　1977年初，部队整体移防怀仁县的方案开始实施。我被派到营房建设指挥部，先期到达了怀仁，住进了事先搭好的低矮简陋阴冷潮湿的地窖子里。白天，我跟着团首长们一起顶着烈日迎着风沙，开始在这片沉寂了上千年的古战场遗址上，谋划我们未来营房的绉形和蓝图，实地里丈量，图纸上修改。整个营区地形从西向东分为三个台阶：第一台阶为坦克营9个连队，外加修理连、高炮连、伙房区、水塔、靶场、车场和弹药库等；第二台阶为：大门儿、司政后机关办公室、操场大礼堂等；第三台阶为：直属分队指挥连、运输连、特务连、步兵连、机关招待所、养殖基地和菜地、锅炉房、卫生队、服务社和家属院。一声令下，整个工地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黄土坡上、雨裂沟旁，战士们和施工队一起磨拳擦掌，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在这里建造属于自己的标准化营房，一场特殊的战斗打响了！
　　1977年3月，建制部队陆续到达怀仁，司政后三大机关住进了城关火车站附近，政治处进驻了药材公司的几间门房里，电影组直接住进了药材仓库。根据工作需要，我也搬回了宣传股和大家住在了一起，桌靠桌人挨人十分拥挤。我这两年在外“疯”习惯了，便不想在办公室久坐，或许是参加了几次地区和省里的文化活动，小小有了一点知名度，有些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在雁北文工团学过导演，说快板儿都说到山西省了，便有一些地方厂矿的文艺队请我去搞点辅导之类。这天，怀仁县文化馆刘纯仁馆长找到我，请我去雁北矿业公司的宣传队去看节目，实际上是请我作点“辅导”，盛情难却就过去了几次。这个公司隶属雁北地区，和怀仁县平级，宣传队40几号人，多是坐机关的“以工代干”演员，基本功普遍较低，关键问题是普通话过不了关。我随便找了几段“绕口令”教他们练发音，结果效果不明显，公司工会主席程玉华说：教出了“一群咬京的侉子”。后来这件事儿让赵仁良股长知道了，便对我连讽带刺儿加挖若：“小林子这几年就是个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就知道个耍耍耍，胳夹个竹板板从村里耍到县里，从县里又耍到省里，忘了吃谁家的饭了？”看看周围没有人又接着训：“组织问题也解决了，外（我）道想跟哪个连说说，给你谋个位位混上四个兜兜，莫（没）想到你就个耍耍了，不行就直接到师宣传队搞个专业算球了……”我心里清楚，他嘴上叨叨我，内心还是想帮我的，恨铁不成钢罢了。

谁知道就在这时，师政治部文化科打来了电话，说是要抽我到师里观摩组，去北京观看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我心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儿。只见赵股长接完电话，眯着眼看了我半天才说：“小林子耍耍耍，还真耍出个名堂来了，何副科长请你去北京看节目是不是你要求的？”我赶忙解释：“向毛主席保证，真的不知道！你要不批准，我就不去了。”“上级的命令莫（没）办法，那就去吧！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莫（没）坏处……”看见领导点头了，我说：“是！”第二天（7月15日）早上，我便乘坐火车去了大同。到师政治部文化科报到时，何俊田副科长正在召集几个人开会，顺便向我介绍了身边的几位领导，他们是师宣传队队长舒老九，指导员贾根元和宣传队分队长赵素芹。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所谓的观摩组，只有何俊田、舒老九、赵素芹和我四个人（全是干部，就我是个大兵）。其实，这几位说起来也算是熟人，他们下团演出时经常见，这次不同的是我们成了一个小团体。我和舒队长、贾指导员敬礼握手，而赵素芹只是笑咪味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舒老九说：“73年我到25团调王绥生时，就想把你一块弄过来，连队还不放呢，这会儿成了门缝吹喇叭——鸣（名）声在外了！’”贾指导员说：“现在小林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了……”我说：“首长过奖了，哪儿香了，主要还是我不够资格”“谁说的？你在省里的文艺刊物上都发表作品了，来搞创作吧！”舒队长接着说：“这25团就是出人物”，何副科长忙插话：“老九这话我爱听，就比如我吧！”大家一起哈哈笑起来。何俊田曾任过我团电影组组长、二营四连指导员，是坦克25团65年兵里的佼佼者。
何说：“那就先安排小林住在宣传队吧，明天晚上的车咱们一块走。”赵素芹说：“队长，那我先走一步，回家看一眼，到时候咱们车站见好吗？”（赵素芹家在下花园，想提前一天走，回家看看）“行吧，没问题，你可别误了点儿”“是！”赵向何敬了个礼，就溜得不见了影儿。
晚上我住到了宣传队宿舍，就睡在老班长刘振宗的床上，他因家属来队住到招待所去了。第二天上午，刘振宗回来了，原来他也是73年兵，河北定县入伍，只是年令长我5岁（1950年），人们都称他“老夫子”，入伍前当过中学老师，人好、性格好，和我很聊得来！
晚9点，何俊田和舒老九的小车接上我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大同开往北京的列车。凌晨车到下花园停了3分钟，赵素芹上来了。因为我睡在上铺，她的位置在下铺，夜间车内灯光昏暗，也就没有打招呼，直到下车后在北京站出口才算彼此照应。熟悉以后才了解，我俩同岁，只是我生日大一些，但人家可是71年入伍年的老兵了。出站口有几个大个子军人等着接我们，他们是坦克七师在京训练的篮球队员。满热情地接过何副科长等人的手提包上了车，直奔北装二招。
17号上午，北装文化处召开了有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坦克七师和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各位代表参加的，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总政文化部会议精神，提出了下一步部队文化工作的正确思路和具体措施。要求各单位要及时肃清林彪及“四人帮”在文艺、文学、文化战线残留的余毒和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不良影响，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迎接部队文艺创作的春天。

　　会议还就如何组织好庆祝建军50周年暨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参演和观摩工作做了安排。由于总政文化部对人员数量的限制，北装这次组织的观摩团只有20余人。各师及长治基地的文化科长、宣传队队长和文艺骨干，每天需要到不同的场馆观摩1至2场文艺演出。开始后才知道，这次汇演是建军以来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参演团体和参演人员最多的一次盛会。从节目单上看，参演单位有：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还有总政歌舞团以及内蒙古、西藏、海政、空政、二炮、武警、军艺等单位，号称是：盛况空前、极其震撼！几天下来，不用说演职人员了，每天按时到场观看演出就累的够呛，加上北京闷热的天气，我很快就患上了热感，头昏沉沉，脚下轻飘飘的，硬是强打精神，一场都不愿落下。那些年，各大演出场所的空调设施还不够完备，常常是台上演员一身汗，台下观众满头水。文艺演出大都安排在晚场，每天下午装司小礼堂都放映一部内部新片，更是让人目不瑕接，真想生出三头六臂来。这次观摩让我接触到了部队文艺演出的顶级水平，感到心旷神怡、大开眼界，被“四人帮”把持控制和桎梏了多年的部队文艺阵地，终于春风化雨百花盛开。
　　幸福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观摩活动很快就结束了。返回部队重归平静以后，心头总有一种无形的沉重感，师文化科和宣传队能把这么一个学习观摩的好机会留给我这样一个普通的老兵，不可能没有用心。去之前在火车上舒老九队长和我说：“何副准备调你（是借调）来宣传队搞点创作，但有两个问题不太好解决，一是个人档案问题（需要留在团里）；二是提干问题，宣传队战士提干命令都是下到师直基层单位，时间长了占别人位置人家会有意见，没有大首长说话恐怕不灵。这两点供你参考。”当时被渴望冲昏了头脑的我竟然回答：“这些我都不在乎，只想搞创作出作品提高自己。”舒队长见我孤注一掷便说：“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不急。”殊不知回到团里后，就觉得大家似乎都对我另眼相看了，意思是说我好高骛远、不安心工作。拿温庆华、肖士杰做例子，他俩都曾经在师宣传队干了多年，提干时不又都回来了吗？于是我又陷入重度的困惑和迷惘。想来想去觉得前几年想去没有实现，当下有人想要自己怎么又踌躇上了呢？暗下决心就赌一把吧。于是没和赵股长甚至董团长（董主任现已任团长）商量，就给何副科长打了电话。一周后，借调令就来了。走前想和董团长打个招呼，正好赶上董团长去师里开会，就拿上调令到机关食堂丁管理员处开走了伙食介绍。第二天便打起背包搭上了卫生队去大同送病号的卫生车去宣传队报到了。

此时正是1977年下半年，坦克七师宣传队的风光岁月实际上己经逝去。首先是乐队几位老兵都相继退役，专业好一点的演员调到了“战友”或是“总政”，贾根元指导员也调整了工作岗位；名噪一时的坦克七师“三件宝”之一的“阿庆嫂”刘幡蟾，也在完婚后调往了坦克一师，（三件宝指的是师煤矿、师篮球队、师宣传队）。加上1976年冬季入伍的“子弟兵”当中，一大批没有什么文艺特长的女兵被“分配”到了队里，整体上看总有一种大势已去的感觉。后来是刘振宗让我稍稍安下点儿心来，他说：“提不提怕啥？一招鲜吃遍天，中国那么多大作家都有啥级别？”我能听懂老刘是在安慰我，可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沉默了近半个月，常常是食不甘胃夜不能寐。

这天，何副科长来队里，叫了几个同志开座谈会，说是坦克28团出了个典型人物，一个叫刘世清的连长，你们可以去实地采访他，编个说唱或是小戏搬上舞台。于是我主动请缨，何说：“让个老兵带你去？”我说：“我就是老兵，下连队采访老本行了。”第二天，文化科从小车班要了一台212吉普，拉上我直奔了柴沟堡（坦克28团驻地）。采访很成功，我根据刘世清的事迹很快就编了几段唱词儿，中间穿插道白，谱曲后一个女生表演唱《夸夸连长刘世清》，就这样搬上了舞台。后来这个节目分别去坦克28团和师直各演一场，然后便“歇菜了”。后来又编了《夺旗》、《两学红花满军营》等唱词儿，演出后反应都十分平淡，总是赶不上那些演了多年的老段子，如赵素芹的“单弦儿”豫剧选段“说说心里话”等受战士们欢迎。小试牛刀“刀”不快，让我渐渐认识到：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和“急了现抓”的节目，都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后来又创作了描写坦克兵训练生活的集体诗朗诵《沸腾的车场》，由舒老九、王忠群、杜胜国、史德臣表演后，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功，被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配乐后，向全省播放了两次。那天，全队午饭没按时开，站在院子里听完广播后才开饭，一个多月的辛苦总算是有了一丝安慰。也就从这天起，大部分队员才知道了我是谁。刘振宗是个老高中生，从事文艺工作多年，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硬是和我联手创作了三幕话剧《比翼双飞》，脚本出来后，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投入排练。和杜胜国联手创作的对口快板儿《第一辆坦克车》也被打入冷宫。痛定思痛后，我改变了思路，报着急于成功的心态搞创作，往往是欲速而不达。于是我沿着慢工出精品的思路，开始进入《人民坦克兵组歌》和电视剧本《功臣号》的创作。

转眼迎来了1978年的春节。我回呼市参加完哥哥的婚礼后返回队里，带了些糖烟水果回来，熟悉的队员们到宿舍看我，第一句都是“祝你新婚快乐！”还有队员们起哄：“祝老林同志早生贵子……”我赶忙解释：“结婚的不是我，是我哥哥，你们整错了！”这才平息下来。老兵王恩友从北京探家回来说：“你们听说没？从今年起，师一级的宣传队都要解散了，只保留军区一级的文工团，想去“战友"和“总政”的我给推荐。”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正应了那句话：“漏房总遇连阴雨，心急无奈马行迟”。心想，我咋这么倒霉呢？脚跟儿还没站稳，又面临何去何从…… 照片8：1978年冬坦克七师宣传队合影 四、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师宣传队要解散的消息极大地冲击了我心灵的底线，挫伤了刚刚树立起的一点点进取心。一直以来的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好几天打不起精神。3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在后勤部大院百无聊赖地溜达，“小林子干哈（啥）呢？”听着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25团的政委（我在团里时是副政委）张文斌。于是我给政委打了敬礼说：“政委好！”张政委问我：“没事儿一个人瞎溜达啥呢？”张政委个头不高但十分的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东北人说话直爽、待人亲和。我说“正愁的慌呢！″“咋的啦，出啥事儿啦？”我说：“又没地儿可去了。”于是我把听到的关于师宣传队要撤销的消息和张政委讲了。政委说：“我也听吵吵了，但正式通知还没有，你是咋想的？当初不是你愿意来这儿吗？”我低着头不知如何解释。张政委接着说:“这何副科长真不负责任…”我说：“他可能也没办法，听说是总政定的，没事儿政委，大不了年底复员呗…”“当几年兵了？”我说；“都5年多了。”“可不是吗，进步快的人家都当连长了。”政委话锋一转又说:“老董对你是想培养的，你有点文艺特长，团里也需要你这样的人，先别急于说走的事儿，老董下了那么大本钱培养你们。不行，明天你回团找找他，噢，对了，他这两天正在师里开会。明天中午你直接到领导小灶去找他，也就是吃饭时有点空儿。”
　　晚上和刘振宗问好了师领导小灶的具体位置，第二天上午便坐班车去了师部大院。中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轻手轻脚地进了一间小歺厅。看见董团长一个人正在吃饭。见我进来微微抬了一下头，然后吩咐小灶炊事员:“再加一盘菜添两个馒头，我知道你没吃饭。”馒头和菜都端上来了，他说:“有啥事儿？说吧。”于是我把宣传队的情况以及我的想法和董团长说了。董团长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说:“散不散咱也不给他干了。他不是借调的吗？借了再还回来不就是了。回去吧，学点真本事。”老领导当时就表了态。我问啥时候回？他说:“越快越好。”返回的路上我想，走的时候都没和领导打招呼，居然没有半句怪罪我的意思，真是大人大量宰相胸怀，碰上这样的首长真是三生有幸，于是，我直接打消了年底复员的想法。
回到宣传队和舒队长谈了我打算回团的想法，舒也表遗憾。要给我开欢送会，我谢绝了，我说别因为我的走“动摇了军心”。

　　第三天我便回到了团里，先到了宣传股，赵仁良股长已调师秘书科任副科长，股长成了李德新，干事有温庆华、萧世杰、李万珍、齐彦收、朱振芳（书记），李德新股长见了我直接就说:“张政委来电话叫你直接到二营四连报到。”我顿时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想，这么快就分配了？我说了“是！”便背起背包一溜小跑着去了坦克四连连部。指导员史明彪和连长宋瑞战都非常热情，说我被分到了一排二车。“先当个车长，学点坦克知识”宋瑞战连长说。我说：“我会好好学的，请连长指导员多多帮助。”“没问题，老兵们都认识你，一排长毕智峰不是你老乡吗？”宋瑞战说完哈哈笑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姓李的战士把我的背包背在身上，我便和他一起到了我的新住处——坦克四连一排宿舍。这间宿舍住了12名战士，有两行大通铺，我的背包被放在把北头的边沿上。全排战士开始称呼我“二车长”，我只知道驾驶员叫李世雄（75年兵）、炮长叫黄启明（77年兵）。午饭时，宋瑞战连长在队前宣布了我的任命，完毕后又补充了一句:“从今天起，二车长暂时负责一排工作。″于是大家鼓掌。吃饭时，二排长黄全木、三排长孟庆顺、四排长王新贞都分别过来打了招呼。怎么没见我的老乡（同学）毕智峰呢？黄全木说:“这家伙正跑调动呢，要去长治基地。”眼前的一切犹如梦幻，来的这么快，两天的功夫就完成了“转身”，居然从团领导到连队干部战士没有一个把我当外人，仿佛我原来就是这个连队的老兵一样。我真的成了坦克四连兵龄最长、资历最老的新车长。晚上史明彪指导员找我谈，说是支部增选我为士兵委员，希望我多支持他的工作。搞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
　　下连后，我的思想压力的确很大，领导让我来“学坦克”可目前这个连队全年的任务都是拉石头、拉沙子搞营房建设，只有等到车场日我才能看见坦克的模样。所以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挤时间去学习和实践。第一个车场日，我换上了工作服，扑下身子真正去体验和感受一个坦克兵的责任。以前写坦克兵、唱坦克兵和亲自来当一名坦克兵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真正体会了一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撞。车长是一辆坦克的中枢神经，担负着接听上级指令、分析判断敌情目标、果断指挥全车成员完成消灭敌人、保护自己、完成战斗任务的重要使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熟悉、了解、掌握和使用车载电台。
　　第二个车场日，副连长通知我，4月15日全团通信手考试，让我认真准备一下。几天来我只是学习了一点书本知识、学了点坦克通信教程，一次真正的电台连通都没进行过。好在考的是理论，实际操作另行安排考核。经过加班加点刻苦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少睡几个小时，虚心请教老兵，两周后，我顺利通过了理论考试。后来为了照顾我快速完成实际操作，二排长黄全木和六连副连长刘彦昌抓紧一切时间带我上车进行实际操作。考核那天也给予了不少关照，总算是勉强拿到了“二级通信手”的证书。后来让我感觉最深也是收获最大的是6月份在师部靶场组织的一次实弹射击。那天，我做为车长第一次坐在自己的战位上，指挥全车成员履带行军70余公里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学会了如何对坦克过河滩、沙石路、小石桥、过村庄和横穿柏油公路等各种情况的处理。靶场上，当我亲身感受了坦克车的前出、开进、行驶间短停射击、直到将四发炮弹全部射向目标、在迷漫的沙尘和浓烈的火药味中指挥车辆顺利返回出发地的时候，才大喘了一口气，勉强敢说自己当过坦克兵了。经过四个多月（实际操作没超过10次）的学习训练，总算摸索到了一点点皮毛，初步实现了自己由一个步兵向坦克兵的过渡。

照片9：在坦克四连当“新兵”

　　这个月先后两次到团卫生队进行提干体检，和入伍时体检一样还是血压偏高。我十分理解上级领导的良苦用心，因为这一时期，留在部队而尚未提干的73年兵已经为数不多了。秋去冬来，直到雪花飘飞、河水封冻施工全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感觉有什么东西勒住了我的胳膊，惊醒后，只见两名卫生队的同志正走出宿舍，原来领导安排他们在我睡熟时给我量血压。就这样，我以80一120的血压通过了体检。

一周后，我被任命为坦克一营营部书记。时任营长李振华、教导员赵树春。到一营报到后，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角色。营部书记的业务大致与连队文书业务相似，所以也算轻车熟路。我刚刚把全营人员的政治成分分布、党团员数量、干部配备、武器装备的配属情况基本摸透，12月27日，又一纸命令下达，我又被转任坦克二营四连一排排长（此时原一排长毕智峰已正式调往长治基地）。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像我这样28天就换岗位的基层干部真是不多，这叫一切听从党安排。到任后一切照旧，也就是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然而担子真的不一样了。我认真查阅了不少有关坦克兵编队作战的资料和案例，了解了一些基本常识。四连是二营的指挥连，四个建制排，比普通坦克连多了一个营指挥排，其中一车和七车为营连首长指挥车，作为一排排长自然就更加明白了自己在战时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坦克四连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施工和穿插搞军事训练。从训练大纲上看，6月份预计有一次夜间射击，我很期待。作为我来说，这次重返四连还有一个其他原因，那就是要补上军事素质这一课。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更加奋发努力谨言慎行，既要刻苦学习军事又要想办法带好这一排的兵，其中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组织大家大唱革命歌曲，活跃部队生活，加强连队文化建设。4月份，师政治部文化科张喜臣科长带人来我团视察，指定四连为“抓好连队文化建设的试点单位″。要求我要发挥“一技之长”打破常规敢于尝试，总结出经验为全团乃至全师树立样板。具体从哪抓起呢？经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就从“唱好队列歌曲”入手。经过我几个月的认真观察，特别是每当作为值班员带队步行到饭堂以及饭前唱歌时（包括其他连队），普遍存在节奏不稳、发音不准、气息不足、选歌不当等问题。要以此为切入点，寻求解决的办法。于是我便利用会前、饭前、周日晚饭后等机会，给大家讲解唱好队列歌曲的基本方法和要领。在教唱中我发现，唱准唱好的不多、纯粹不会的也不多，跟着喊的占了大多数，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于是便采取了先培训骨干，吃小锅饭以点带面树标杆的办法。指定几名发音准、嗓门儿大、音质好、乐感好的战士做为“标杆”进行专业训练。歌唱时，先把这几名战士的节奏和声音统一起来，而后开始原地踏步和步伐吻合起来，立刻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训练期间，还特意邀请了师宣传队长舒老九和主唱演员赵素芹来连队进行专业辅导，这些方法也得到了二位老师的肯定。同样是一首《大刀进行曲》效果截然不同。

几天以后，我连的队伍在向饭堂行进的路上，歌声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歌声嘹亮，步法也变得异常的整齐。有些兄弟连队感到惊讶:“好像是专业的合唱团”，有的连队行进间干脆立定，驻足观看我们的队伍。这会儿，四连的官兵更是昂首挺胸、越唱越起劲儿，个个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接着我又建议，利用舒老九和赵素芹在团里的机会，为全团办了一个为期7天的歌咏骨干培训班，同时在电影放映前大力开展赛歌和拉歌活动。有力地带动了全团大唱革命歌曲活动的蓬勃开展。一个月后，一份《从唱好队列歌曲入手全面推动连队正规化建设——坦克25团四连抓好连队文化建设纪实》的典型经验被坦克七师政治部转发。

5月份，我跟随宣传股李德新股长和文化干事李万珍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军区装甲兵文化工作会议，并参观了坦克一师的文化工作现场会。回来后，即调入政治处宣传股接替了李万珍文化干事的职务。用张文斌政委的话说:“你小子这才叫书归正传了。”这时的宣传股人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德新仍为股长，老干事温庆华、萧世杰、李万珍都分别到营连任职，冯战标、郭文和我为干事，（可谓是老中青的搭配）郭文来自装甲兵，60年兵，曾为“四人帮″成员姚文元做过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原为坦克一师，自己请求到七师后分配到我团。冯战标68年兵，曾是坦克七连优秀指导员。两位老大哥年龄长、资历深、工作经验丰富，加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样的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我认为当属甲类。

坦克25团四连的先进经验在全师引起反响，文化建设正式被列入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内容。6月份开始，师政治部文化科召集各团文化干事对全师（三个团和五个直属营）歌咏活动和连队文化工作进行了巡迴检查，在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工作思路。拟在全师部队中开展读红书、唱红歌、讲革命故事、看红色影片活动，全面推动部队文化建设。

7月接师政治部通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将来我团慰问演出。烦琐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选址平整、搭台连线就干了两天。23日上午舞美组提前到达了，验收舞台后较为满意。中午我陪赵洪河、李大平二位老兵去雁北瓷厂买了几件小玩艺，下午2点左右演员们乘坐的大轿车到达怀仁，于是安排休息、接待忙坏了我和冯干事。4点钟开始化妆，6点在团招待所就餐，饭刚吃到一半儿，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整个舞台被淋的一塌糊涂。临开幕前，附近的锅炉房、军人服务社里都挤满了穿着花花绿绿的男女演员。大家面面相觑，对老天的肆虐无可奈何。直到晚8点多大雨仍未停歇，只好改为明天再演。当晚团小招侍所安排女演员住宿，男演员们都安排到了通信连宿舍，只是委屈了通信连的弟兄们。7月24日雨过天晴，上午舞美组带我们又重新完成了装台，决定下午4点开演（因为文工团晚上要赶回大同市还有演出任务），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免了灯光照明，效果相对差了一些），演出正式开始，整台节目围绕高举旗帜抓钢治军为主线，有长征组歌片段《回渡赤水出奇兵》、马国光独唱《我要飞起来》、高渊君的山东快书、女声独唱、维族舞蹈《葡萄树下》等两个小时的演出。演艺精湛紧张有序，让全团官兵大开眼界，尤其是演员们那种不怕困难不讲条件的敬业精神让战士们深受感动。台下有一大半来自怀仁县各个单位的观众更是情绪高涨、气氛热烈，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掌声。很多观众表示，这是有生以来在现场观看到的最高规格的演出，既饱了眼福又受了教育。演出结束后，师政治部薛副主任、我团政委张文斌政冶处主任黄树林等领导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7点左右，全体演员没来及用歺便登车匆匆赶往大同市。

照片10上：师政治部薛副主任、我团政委张文斌政冶处主任黄树林等领导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下：战友文工团在坦克25团演出现场。 照片11左：高渊君山东快书。右：马国光独唱 五、燕雀犹存鸿鹄梦 不负光阴不负卿
　　1979年10月1日，庆祝建国30周年的活动尚未结束，我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奉命参加由坦克七师作训部门组织的军事理论学习班，于是打起背包前往师直防化连宿舍报到。10月2号正式开班，理论学习主要内容为：苏军的编制装备、战术特点、我军的战略方针、对敌手段等内容。除理论学习外，还邀请师领导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宣讲国内外诸多战例（均与文化工作无关）。总之，8天的学习班收获很大，正迎合了当时军委要求的工作重点转移“政工干部必须学军事、懂军事、会打仗、能指挥”的基本内容。我这几天最大收获是学会了一些关于识图、用图和标图的参谋业务。为了捡验这次政工、后勤干部学习军事的成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作训处于10月10日又组织了一次“师团两级首长实地演习”。
　　这次演习以机关为主，除了必要的保障人员之外，大部队不参加。目的在于检验司政后各机关在战时的组织指挥、兵种协调和后勤保障能力。我团演习时代号为“坦克31团”，参谋长张九华担任总指挥。演习初期，我被指派到“先头部队”负责勘察行军路线、安排部队宿营、车辆停放、伙食保障以及社情敌情调查等任务。
　　上午10点，接到命令后，我们就出发了。我带的305号车，和我搭档的是后勤处助理员任彦军（73年定县兵），出发前车上装了足有3吨重的煤块和劈柴，篷布上坐满了炊事员、报话员、工兵等保障人员共13名。因为行军路线事先不清楚（驾驶员也不清楚），只能根据上级的命令，按照军用地图所标的路线摸索着前行。我在车上展开了一张军用地图，隨机应变地指挥着汽车向既定的目标进发。我只知道是: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北太平公社羊圈庄，距我们出发地450公里。汽车驶离了怀仁经大同沿着“同一宣”公路驶向无边的原野。透过会车时荡起的尘土，我浏览着一路上秋收繁忙的大地，满山遍野都是枯黄的玉米桔杆。由于这一带高原霜期来的早，好多玉米看样子还没完全熟透，便被无情的早霜打蔫了，风吹日晒后几乎触火即燃。也不时有裝满玉米桔杆的拖拉机与我们擦肩而过，仨俩成群的农民正忙着抢收这一年的收获。在一片枯黄的大地上，只见几抹包裹在姑娘们头上的红围巾，像天边飘动的彩云格外夺目。
　　一路上我们按图行驶（必要时下车打听或找老乡问路）。经过近7个小时的高强度行军（路上没有吃饭），终于在下午6时整到达了这次开进的目的地——羊圈庄。这时暮色已降临，天空就像一口灰色大锅沉沉地盖了下来。汽车在村边路口停了下来，在战士们忙着找地方放水的时候，我远眺这个小小的村庄已被袅袅炊烟完全笼罩。羊圈庄看上去不起眼儿，可它紧靠京宣公路、地处战略要地，进退两便，可见导演组是独具慧眼的。我吩咐了几位战士看车，便和任助理进了村儿，在一家场面上找到了这个大队的支书。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有点稚气，经过沟通才知道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经了解，羊圈庄全村200多户人家800口人，共分7个生产小队，靠天吃饭，经济收入甚少，至今全村无一户安装电灯。据说前年公社给拉了线通了电，因交不上电费又被断电了。我们跟着支书来到了大队部，这是全村唯一的一座砖瓦房，简陋的办公室里只有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和两只木板凳，墙壁被烟熏的漆黑，靠北墙还有一条大炕，炕上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头和一个脱光衣服正准备钻被窝的小女孩儿。老头听不懂我说话，说我讲的是洋话。无奈只好与小支书商议，最终答应明天给我们找30间住房。当支书听说我们还没吃饭时，便要给我们派饭（分别到老乡家就歺）。一看时间有些晚了，说是老乡家里没电，点灯还嫌费油，太阳一落山大都睡下了。便领我们十几人来到路边的一家车马大店，从大队里借了6斤挂面，支书把守店老汉叫出来说明来意，让他把挂面煮好并安排我们住宿。院里有一口直径超过一米的大铁锅（可能是用来给牲口煮料用的），打了一桶水哗哗刷了几下，便点起了柴火。开锅后把6斤挂面全部煮了进去。挂面快熟了我想，一点菜都没有怎么吃呢？我问支书村里有种菜的老乡吗？煮饭的老汉说:某某家里有一垅葱呢！支书用命令的口气说:欢欢去拔来！我掏出来2元钱给了老汉，他接上钱高高兴兴地去了。不一会儿手抓两把大葱气喘嘘嘘地回来了。在我们炊事员的帮助下，洗干净切好，从车上拿了些盐和酱油拌了一盆，就这样大家拌着面吃起来。大家吃饭这功夫，大队张主任过来了，我给他盛了一碗面一眨眼功夫便吞了下去，没等我让他第二碗，自己已经盛满。饭后，我与支书和主任打探了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张主任介绍这个村子经济不够发达，粮食产量低农作物单一，“五保户”20多个，30岁以上的光棍80多人，女孩子都外嫁了不愿回村等等。张主任抽着烟，一口气抖落了全村一大堆稀奇古怪的破事儿，当我问及这个村治安情况怎样、有无坏分子时，他却一无所知。这一晚，我们打开背包就在这个尘土飞扬、烟味刺鼻的车马大店度过了演习开始的第一宿。也许是过度疲劳，这晚我睡的很香。
　　第二天，我和任助理跟着村主任、民兵连长挨门逐户地找房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好了30间用房，做了标记，自己选了一处离停车场较近的一户住了下来，随从人员及炊事班也都安排就绪。深夜12点左右，我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林干事，快起来，快快！”任彦军扯着嗓子在墙外高声喊叫着。我慌乱的穿好衣服，没来及穿袜子就把鞋登上了，挎好枪奔向门外。这时，整个羊圈庄上空，早已被一束束耀眼的汽车灯照的通明，卡车、吉普车、摩托车的马达声，夹杂着领队人员的喊叫声汇成一片。我心想，坏事儿啦！原来大部队临时改变了出发时间（导演组临时动意），原预计凌晨到达的部队，全部于晚11点40分到达了羊圈庄，给我们弄了个措手不及。于是，向导不明、地形不清加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到达后出现了一时的混乱状态。我们一出村口，迎面撞上了跑得汗水淋淋的刘福民副政委，他用手电在我头上晃了几下急促地说:“林干事赶快到公路上给其它车辆带路，把所有车辆配置到预定位置。”“是！”我撒腿就往公路上跑去。我到了公路边看见所有车辆都停在那里，束手无策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上第一辆车向身后高喊:“所有车辆全部跟我进村！”于是后车紧跟头车，徐徐地开进了预定的停车场，在工兵连战士们指挥下全部按指定位置整齐停好。我又带着各单位的领队挨门挨户敲开了已经熟睡的老乡家门，并给每个房间备好蜡烛，让一批批机关首长全部完成了住宿。一个小时后，报话员向上级报告：“部队全部就寝。”此刻小村庄也隨之安静下来。回到我的住处刚要脱鞋，一抬头见刘副政委站在了我的身后说：“林干事跟我查一查铺去！”我看到副政委疲倦的双眼和帽沿下渍出的汗珠子，关切地说：“副政委，您休息吧，我去查好了。”“不行，我要全部了解一下门号，怕有新的紧急任务。”因为白天号房子时我都按司、政、后、保障、以及师首长的顺序，在房门上用粉笔做了标记。查铺回来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又陪副政委到厨房拿了点香肠和月饼吃了。刘副政委一边吃一边又吩咐我:“去！命令通信连把各家电话全部接通，一号台隨时开机待命。”那口气，就像真的打仗一样。完成任务后，天也蒙蒙亮了。我又合衣上炕，呼呼睡了过去。
　　演习进入第四天，第一阶段任务基本结束。这天我们带上照像机和组织股长陈树坤、宣传干事冯战标、政治处书记朱振芳一行四人，到这个小村庄的四周转一转。谈不上游山玩水，只想放松一下，透透空气，顺便拍几张照片（朱振芳是全军知名画家、拍照更是高手）。在村北的小树林里拍了几张后，来到了村东头一片臭水塘边想拍几张，突然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陈股长说：“走，换个地方。”我不由地“跩”了一句伟人的诗:“莫道昆明湖水淺，观鱼胜过富春江″。冯干事说，你说它美它就美，于是又拍了一张。结果效果还不错，从照片上看，谁也猜不到那是个臭水塘。 照片12：演习间隙（羊圈庄）合影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转到了黄树林主任住的房东院里，一进门儿，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儿，只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和黄主任述说着什么，看那样子好像相当的委屈。黄主任示意我们坐在炕沿子上，听了一会便明白了大概。原来这位大娘早年失去了丈夫（挖煤被砸死在矿井里），中途又改嫁了两次，都因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后被遗弃了。30多岁时在外村抱养了一男婴，养到今天快40岁了，由于家境贫困攒不下钱，没人给说亲至今光棍一条。小伙子长的五大三粗、浓眉大眼，很有一股男子汉气质。到了岁数讨不上媳妇，便开始埋怨他的母亲无能，其实这个勤劳善良的老人不是无能，而是无力。在这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年干下来也就是勉强糊口，哪有钱娶媳妇呢？奇怪的是，地方越穷娶妻的代价就越高，娘俩的关系越来越僵，竟闹的势不两立。谁知道又让村里一个年轻寡妇插了一腿，和她儿子混在了一起，从偷偷摸摸到公开化，渐渐地便住在一起了，就是不结婚。天长日久，这儿子几乎忘记了老娘的存在，有了钱给这个女人花，有好吃的给她留着，老大娘的生活越来越凄惨。也正赶上这几天部队来这里驻训演习，腾出了儿子住的下房，小伙子不得不回正房和老娘同住，而那个女人不方便了，就要将老人赶出去，家里吵得一塌糊涂。于是这位大娘带着满腔的委屈来找黄主任“告状”。听后，我们对老太太的苦衷表示同情，但又觉得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怪她儿子。思来想去，我觉得是我工作不细心，房东找的不合适。于是我说:“下午再去找房子，我们换个住处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就这样黄主任下午又换了一家新房东。
　　参加本次机关演习，不仅让我增长了一点军事常识和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当地真实的村情、社情和当时农村的贫困程度，让心灵得到了洗礼。解放30年了，眼前的一幕幕使我彻底颠覆了以往对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兴旺富强”的认知，有时候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部队伙房的旁边，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几位年迈的老大爷从泔水桶里面捞出炊事员倒掉的剩菜剩饭，背转身去大口地吞咽着……我冲动了一下，想过去阻拦但立刻又停了下来，真怕伤了这些老人的自尊心。只能装做没看见，但泪水湿了眼眶。这件事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从谁嘴里讲出来，我一定不会相信，还可能狠狠地批判他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底，想起来就隐隐作痛。扪心自问，我们训练演习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国泰民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几天后，我在无法忍受这种心灵折磨的情况下，悄悄找到了那位炊事员，和他说:能不能不要再往桶里倒剩下的饭菜。他却说：“往哪里倒？咱们这儿也没养猪……”我解释说：“能不能将剩下的饭菜送给那些老乡食用。”他说：“那能送得过来吗？咱们走了谁送他们？不也同样挨饿？”我便无语可对。后来这件事让某管理员知道了，说:“林干事感情用事，多管闲事儿！”。后来我从这件事儿上受的启发是：“自己决心不再浪费一粒粮食。管不了别人只能管好自己。”后来我了解到，类似现象在当时一些偏远贫瘠的乡村并不足为奇，只不过是自己对社会了解肤浅、孤陋寡闻而已。演习结束后，我即兴创作了一首抒情诗《大爷你不能……》，最终也没敢拿去发表。
　　1980年，是我从坦克四连到政治处的第二年。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部队政治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都有了新的要求。我团去年开展连队文化活动的做法和经验引起了北京军区装甲兵机关的重视，拟派联合考察组到我团实地考察。消息传来，心里不免有些忐忑。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种情况下拿不出点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干货”来，就如同自我打脸。团党委决定；要紧密配合总政提出的在全军“大力开展赞颂社会主义好”的教育任务，在全团大力开展以唱歌、评歌、用歌，以及讲故事、赛诗会、黑板报、影评、幻灯片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政治处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和《祝酒歌》等四首歌曲，在全团开展歌咏比赛。除此之外还配合开展了黑板报评比、现场观摩故事会、奖励“影评"等活动。
　　目地是让更多的战士参与进来，形成一股“兵说兵、兵唱兵、兵演兵、兵促兵”的热潮。在通信连和坦克八连的赛诗会上，战士们怀着真情实感推出了如《我和爸爸比童年》、《新旧社会两重天》、《家乡千里寄信来》、《探亲归来喜事儿多》等优秀诗歌作品；有的战士自编自演唱出了:“我驾铁马保祖国、哪怕汗水流成河”的词句，感人至深、鼓舞士气，有效地推动了部队军事训练和营建施工任务的完成。军区装甲兵工作组在我团三天的见闻，留下了这样的评价：“坦克25团在开展文化活动方面，敢于突破旧的传统模式，大胆创新，既注重了基础性和群众性、又保证了政治性和先进性，通过大唱社会主义好和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增强了政治教育的效果，激发了练兵热情，取得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双丰收。”这一年，我团《开展多种形式文化活动、热情赞颂社会主义》的经验，发表在北京军区《连队文艺》专刊上。
　　全师连队演唱汇演定于9月份举行，政治处领导指示要趁热打铁，争取拿个好成绩回来。鉴于我平时对全团各连队文艺活动开展情况和文艺骨干的了解，经政治处领导同意，最终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通信连。选定通信连参加汇演理由有两个，一是连队党支部对连队文艺活动大力支持，从人员、时间、经费等给予了充分的保证；二是该连队城市兵相对集中、文艺骨干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些战士能编能演甚至能导（如张宝和、崔和平、胡勋泉、伍云宝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在长达一个月的编排中，我们提出了:“不厌其烦、精艺求精、团结协作、志在必得”的口号。经过艰苦的磨练和不断完善修改，最终决定参加汇演节目有：一、男声小合唱（含三首歌，歌唱祖国、战友之歌、连队的歌声）；二、数来宝《家乡行》，由张宝合、伍云宝表演；三、山东柳琴《俺们连队新事儿多》，由崔和平、杨经培、胡勋泉、陈景伍表演；四、京东大鼓《心贴心》，由张宝合表演（我帮助伴奏）；五、集体诗朗诵《路该怎样行？》（由我创作、全体人员表演）。
　　汇演如期举行，师部大礼堂座无虚席。临上台个别战士有些紧张，我鼓励大家：“不要考虑名次，登台就是胜利！”结果每一个节目都演的很到位，也许是音响效果好，恰当地哄托了场上的气氛，特别是山东柳琴的表演，在过门儿间隙演员换位置时，几个幽默俏皮的动作齐刷刷的没有半点瑕疵，顿时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演出非常成功！大家终于如愿以偿，取得全师演唱组汇演第一名的好成绩。走出大礼堂，大家抱着大奖状簇拥着、欢笑着在师部礼堂前拍下了欢乐幸福的一瞬。他们是：杨经培、张宝合、崔和平、胡勋泉、郭以柱、陈景伍、伍云宝、邹韵平（修理连）、张书业（电影组）。虽说几十年时光飞逝，淡忘了许多往事，但这几个小兄弟好学上进、活泼可爱的笑脸却永远萦绕在我的脑海。 照片13：1980年带领通信连战士演唱组，参加坦克七师连队文艺汇演留念。

　　1981年对我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年初，干事冯战标调整为股长，郭文老大哥晋升为副营职干事，我也从副连职调为正连职干事。这一年让人刻骨铭心的绝对不是因为“官升一级”——在同年兵里稍稍找回了一点自尊，不管是有人说“大器晚成”也好，还是“后来者居上”也罢，总觉得算不了什么。主要是这一年老天让我赶上了两件幸事。首先是经过一年的苦苦寻觅，我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结束了“光棍儿”生涯。从此有了牵挂和被牵挂。让我最庆幸的是在有限的军旅生涯里，赶上了建国以来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华北地区军事大演习（代号802）。
　　本次演习规模之大、动用武器装备最全、参演部队最多。1300辆坦克、1500门各类火炮、285架飞机、10000辆汽车、10万5千官兵齐聚河北张家口、宣化一带。后来据官方报道，1981年9月14日至19日（含阅兵式）演习为期5天（其中9月4日为预演）。谁能知道为了这短短的5天，我们足足准备了3个半月之多。然而，正是这3个多月，让我弥补了军旅生涯的诸多空缺和短板。
　　进入演习阵地前的5月中旬，先是被派往师教导队参加了由师政治部群联科组织的为期一周的“俄语对敌喊话学习班”，进入6月以后，又相继参加了装甲兵、师、团政工部门组织的政工干部集训。围绕的主题是“战时政治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最终由各部门拿出可操作性的工作意见。走前团政治处共草拟了9个文件，其中3、7号是出自我的手。一个是《关于战场瓦解敌军阵前喊话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演习中部队开展文化体育活动的意见》。各坦克营、运输、通信保障、后勤保障等部门在演习前都反复地进行了点验（对部队人员，装备，物资进行清点和检验）和演练，仅全团性紧急集合就搞了3次。

照片14：坦克七师战场俄语喊话学习班。
　　6月21日（星期天），突然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的营区，一时间汽车的马达声、哨子声、打背包跑步集合的口号声，使整个营区沸腾起来。各营、连及司政后机关（包抬卫生队穿白衣服的官兵）均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了指定位置。这天的团值班员是二营教导员温庆华。全团整队完毕后，一段铿锵有力、高亢哄亮的报告词，让整个队伍肃然安静下来。最后，接受了装甲兵副参谋长邓珍成、师高义政委和董连全副师长的检阅。6月26日召开了全团“802”演习动员大会。6月30日起，机关和参演部队开始陆续装车起运，至7月2日基本完成。整个营区上下、尤其是坦克车场到处都是轰轰的坦克轰鸣和汽车的马达声，真有一种“战争”临近的感觉。机关办公室更是搬箱抬柜、人流穿梭。要求备足3个月的办公用品，重要文件、军用地图之类要装保险柜，仅我用的照像器材、扩音设备、演出用的乐器、《战报》用的腊纸钢板油墨等等，就装了满满两大箱。这天早上，伙房给每人发了一整天的食品（面包蛋糕和香肠罐头等）。晚上12点40分，部队及司、政、后、技机关集合开始向火车站进发了。这晚，我的装备隨车走了，人却留了下来，任务是陪同来我团检查战时文化工作的师文化科张喜臣科长。7月4日清晨，我们乘坐最后一趟军列奔赴“前线”。和我同行的还有后勤张子祥副处长，这趟军列为我团二营专属。中午12点30分，军列徐徐开动，驶离怀仁站，2点到了大同站，停车加水准备近一个小时，下午3点继续东进，晚7点30分到达张家口南站，8点30分到达了目的地——沙岭子车站。一路上，我心情异常兴奋，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威猛壮观的坦克阵容，尤其是在列车拐弯处，犹如一条蜿蜒飘舞的钢铁巨龙，好不壮观，端着像机整整拍了一路。下车后，团里派小车来接我们，由于是夜路，“BJ212”颠簸了近4个小时后，于晚上12点到达我团的驻地——闫家堡大队。夜深了不便惊动老乡，这晚我和张科长、冯战标股长等4人，在一条小炕上凑合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小车把张科长送往师部驻地——江家屯。我和放映员骆新福住进了一家姓岳的房东家里，总算安顿下来。出发前即定，我这次参加演习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负责拍摄演习概况和全团演习及受阅情况；二是协助冯股长办好《战地快报》，及时宣传演习期间的先进和亮点；三是组织开展好部队文化体育活动，融洽军民关系；四是负责“战场”阵前对敌喊话。
　　7月9日，接政治处书记杨建通知，和军务股参谋王建岑一起陪刘福民政委到师部驻地江家屯，参加由38军和坦克七师组织的关于拍摄纪录影片的会议。会议决定：拟拍摄5部大型纪录片，最大的是《全国人民干四化、解放军在干什么》，还有4部为集团军合成兵种协同作战的纪录片。我们承担的是协助拍摄《反冲击作战中的坦克师》，任务交给了二营。7月12日上午11点，拍摄组到达了二营车场。对此，二营做了大量工作并有了充分的准备，26辆坦克沿一块较缓的山坡地整齐排列，炮塔林立、“高机″成线、200名坦克成员全部成“战斗着装″，外景是：坦克七师某部正在出击前搞“战前动员"。因为我作为本次拍摄的具体组织者，为做到有备无患、不出漏洞，开拍前两天我已经陪刘福民政委、朱志林副团长多次到现场视察了地形，并召开了由各营教导员参加的会议，指定由二营教导员温庆华担任“战前动员人″。因为只拍外景不录音，重点是要拍出“真实感”。 照片15：坦克二营配合“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时的剧照。
　　“八一”建军节临近，为了搞好军地和军民关系，7月31日组织通信连和闫家堡大隊民兵搞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八一”当天晚上通信连演唱组和闫家堡大队学校搞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军民联欢会″，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去说了个小段儿。8月2日，应温庆华教导员邀请，我带上张书业等人又参加了二营与胶泥湾大队搞的一场“军民联欢会"，并配合温教导演出了民乐小合奏（温拉二胡、我弹三弦、张书业吹笛子），进一步烘托了现场气氛。
　　8月4日午夜接到命令，长驱40多公里，半夜1点40分到达了演习集结地域。凌晨4点演习开始，我师的坦克最初都隐蔽在演习场西侧的山沟里，听完炮击10分钟后，80辆坦克从山坡两侧像猛虎下山，风驰电掣冲到了山脚下。这时突然停止待命，9点才接到“前出”命令。第一梯队58团、59团（802演习时坦克27团、28团代号）开始向“866”高地发起强攻。一时间，整个高地变成了烟波火海。而后是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步兵紧随其后向阵地冲锋。我也不失时机地近距离拍了几张片子，耳朵被震的什么也听不清了。炸点儿的泥巴哔哔叭叭溅了满身。9点10分，我团作为师的第二梯队开始投入战斗。我跳上装甲宣传车向前沿阵地冲去，开始很慢总跑不起来，驾驶员说我们只能在坦克后面跟进不能超前。11点左右，我团二营、三营报告占领“大号”和“许家堡”高地后，便宣布“取得了胜利！”一路上我打开了扩音器，播放着对敌喊话的录音，效果怎样，我也不清楚。
　　8月8日我奉命带电影组到张家口机场附近的“保家庄”，慰问和拍摄我团在这里执行受阅任务的坦克三营。由于汽车半路爆胎，12点多才到三营驻地。保家庄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小村庄，绿树环绕、稻田如茵，村边还有400亩鱼塘。路上我看到在阅兵场一侧，专门为中央首长修建了“检阅台”，周围停放了大批我军最新式的高炮、地炮、火箭炮、地对空导弹、舟桥部队以及航空兵的各式战斗机、歼击机、轰炸机等，好多我都是第一次见，饱了眼福。晚上，电影组为三营坦克方队的战士们放映了《月亮湾的笑声》。第二天，在这里蹲点儿的张九华副团长让我留下来好好拍一拍坦克方队的训练实况，电影组返回了驻地。正赶上当天下雨，第二天，我搭张副团长小车来到了坦克方队的训练场。由我团组成的方队共计18辆坦克，方队16辆、领队两辆，分别由营长任建华和教导员刘玉华乘坐。我从早上太阳升起开始找角度拍摄，一直拍到中午。中间还观看了空军的空中合练。天上机群掠过长空，地面坦克阵容齐整，场面既壮观又震撼，心想真是不枉此行。8月12号受阅部队4点起床，说是接受军区首长检阅禁止拍摄，闲来无事，便应七连指导员张增林邀请到该连拍了几张照片。下午和副营长孙国栋、参谋赵全岭、营部书记胡光远一起参观了驻地，赵参谋要下塘抓鱼，结果大家没响应，但晚上还是一起喝了一瓶“沙城曲酒”。13日我乘一辆回团部的卡车赶回闫家堡。 照片16：802演习坦克三营阅兵训练照。
　　8月14日，我陪同师程副政委到我团二营宣讲六中全会精神，程副政委带来了舒老九的亲笔信，说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唐诃、生茂到师里来搞创作，看我能不能写点歌词交由二位谱曲，顺便也提高一下自己。我知道舒干事的用意是让我抓住这个机会，可惜太忙了，只好选了几首小诗寄了过去，错失了这次拜见音乐大师的良机。
　　8月18日下午2点30分奉命第二次进入阵地。出发前要求打背包，看样子需要过夜了。5点钟来到阵地后，发现装甲宣传车已在老地方等我。这次，我发现遍地的帳篷，坦克驾驶员和一些保障人员都待在里面。上边命令是“暂时休息”等待命令。不一会儿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大家都舍不得用车上的电瓶小灯照明，好多人都摸黑儿钻到了帳篷里。我也打开背包，躺在装甲宣传车上闻着浓郁的柴油味进入了梦乡。19日早晨，我到六连伙房想吃点东西，结果发现战士们仍在梦乡。原来是从临汾调往这里配合演习的飞机因天气不能起飞，演习推迟了。下午到江家屯师电影队联系片子，晚上在阵地放了一场《大闹天宫》，这晚我仍睡在装甲车里。半夜竟然又下起了雨，我只好封闭了车门儿才入睡。第二天飞机仍然没戏，团领导决定：”返回驻地”。
照片17：“802”演习我所在的政治广播车。
　　9月3日晚，又一次进入阵地。听说这次是给全军团以上领导观看。4号凌晨3点30分拆除伪装，4点钟演习开始。还是老套路，炮击10分钟后，第一梯队出击，所不同的是这次增加了航空兵的配合作战。20架运输机从天边飞来，投下500名伞兵占领了阵地。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团9点10分出击，分左右两路开进，我坐在装甲车里，紧跟着前面的坦克，遍地都是炸点、火光和硝烟，在车里什么都看不见。由于冲击路线经过多次的碾压，比前几次更加颠簸，我必须首先把稳身子，另一只手把扩大器开关拧到极限。我知道外面的大喇叭肯定在用俄语喊：“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优待俘虏……”经过一阵猛烈冲击，车在“许家堡”一带停了下来。耳机里传来“战斗结束”的呼叫。
　　9月17日（中秋节）当一轮明月在如水的天空漂向西南方向的时候，我们啃着月饼踏着月光又一次进入了阵地。这应该是第四次了。听首长们说这可能是演习以来最重要、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是给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以上领导们看的。18日凌晨6点开始清场。清场最大的难度不是部队，而是演习场周边的老乡，因为他们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就是炮弹身上的铜皮很有价值，可以用来打造火锅、水瓢和脸盆儿等贵重器皿，有人便避开警戒哨兵半夜潜入冒险舍命去拣炮弹皮（还真有人为此丧了命）。
　　这天上午，军委主席邓小平，率领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来到了位于“娘娘山”东坡的观察台上。停车场上的小汽车足有600多辆，直升飞机40余架。9点30分，演习正式开始。前两场叫排练，第三场叫彩排，第四场才是正式演习。第四场和前几场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更好看了，炮击时间和空降兵都增加了。依然是首先炮击15分钟，瞬间上万发火箭弹喷着火舌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我打开装甲车后门儿，抓紧拍了几张“866”高地被炸的情况，转眼功夫30架运输机飞过，犹如仙女散花一般将80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投在了阵地前沿。这时我们第二梯队接到了郭树田师长的命令：“坦克20师（坦克七师802时的代号）第二梯队出击！”接到命令，我团依然按原来编队和突击路线前出。我乘坐的装甲宣传车位于左路倒数第二的位置（倒数第一是修理车）开足马力一路狂奔，11点45分我们冲击到既定位置。5分钟后，耳机里传来“撤出战斗”的命令。我跳下车一眼望去，满山遍野的坦克、汽车、装甲车、工程车，还有不少未来及回收的降落伞，整个战场一片狼烟……突然听到装甲车驾驶员高声喊我：“林干事！喇叭……”可不是吗，装甲车的高音喇叭忘了关闭：“斯达其、阿鲁日依也、涅喔比要姆……”（缴枪不杀）这吼声正伴着散去的硝烟回荡在前沿阵地上。我觉得这才是正义之师向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发出的最强音。演习结束后，团保卫干事杨光带车来接我，下午4点赶回了闫家堡驻地。
　　回来后，经过十来天的休整、总结、评功评奖和做一些善后群众工作，10月5日夜间12点，部队开始撤离驻地。整个闫家堡（各个驻点可能都差不多）过了个不眠之夜，凡是家里住过解放军的房东，都是倾家出动沿街相送，整个村子沸腾了。12点，我登上了大卡车，沐着夜色离开了战斗了三个月的闫家堡。10月6日早7点开始在沙岭子火车站装车，9点零5分列车开动了。这回是向西，下午3点到达大同，5点到达怀仁站。7点钟正好赶上董连全副师长的小车便一起回了大同市。
　　本次参加大演习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一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加强了对坦克兵的了解，除协助“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外，用手中相机拍摄部队受阅和演习照片400余张；跑遍全团7个驻点，14个连队20个集体、42名个人拍摄立功受奖照片200余张。二是协助冯股长主编《战地快报》11期（8月28日冯股长离开演习场赴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三期由我主编），编稿70余篇。三是抓了连队文化体育活动，亲自组织军民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4场，赴部队各连队开展文艺活动辅导若干次。四是圆满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战地对敌喊话”任务（四次进入阵地实地参演三次）。五是利用一切演习间隙和业余时间，创作了反映坦克兵战斗和生活的诗歌30余首，为后编的《军旅之歌》奠定了基础。

目录32

《五十年军营再回首》(散文诗)

林 金 友

窗外朔风阵阵，遍地寒凝。卧寝温馨惬惬，暖意融融。冥冥中想起这个特殊的日子，挡不住的思绪如江河奔腾。有记忆以来，没有哪一个时间节点，让人讲起来声色哽咽；也没有哪一件壮举、非陈词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不为哗众取宠，更非自作多情。不是夏日的暖阳，烘热了数九的严冬；更非咋日的阴霾阻碍了今日的行程。因为五十年前的今天，我们赢得了祖国的选择，接受了命运的垂青。我穿上了绿色的軍装，成为共和国一名光荣的士兵。
军号声伴随了青春岁月，征途上品尝了五味人生。塞外高原，踏平了多少泥泞坎坷，火热的军营，磨砺了多少铁骨铮铮。训练场上挥汗如雨，马达高歌铁流奔涌。第一次把家乡和边疆挑在双肩，第一次把战争与和平装在心中。金沙滩的风雪弥漫，桑干河的流水淙淙；抬头仰望北岳雄姿，梦里依稀怀抱翠屏；漫步云冈缅怀先古，假日结伴再攀悬空。忘不了披风淋雨摸爬滚打，忘不了官兵手足款款深情；忘不了浑州靓妹快闪的双眸，点燃多少兵哥哥青涩的蒙懵。
水悠悠，日瞳瞳，好梦长圆不愿醒。半世军旅壮魂魄，五十载长路不枉行。转瞬青丝变白发，觞断樽前百感生。解甲不坠青云志，重归故里梦常縈。常吟军歌抒壮怀，常驾铁马入梦境。啊！远去了，我的青春、我的兵营。穿越了，我的芳华，我的时空！千杯不醉的是軍营的酒，万言不赘是战友的情。可亲可敬的老首长们身体可安康？日夜思念的老战友们何日再重逢！

目录33

《我珍藏的绿色军衣》(散文诗)

林金友

整整五十年了，我依然珍藏着你一一那套绿色的军衣。你没有“名牌”昂贵、也不及盛装华丽，但在我心里你却弥足珍贵无与伦比。是你圆了一个纯真少年的梦想，书写了光鲜亮丽的人生履历。每年的“八一”是我们共同的节日，穿上你总觉得神清气爽豪情骤起。两面红旗映衬着鲜艳的红星，我俩顶着星、擎着旗、携起手，跋涉了波澜壮阔的豪迈军旅。
十七岁那年，我和你第一次邂逅，打心里为你的英姿帅气羡慕痴迷。当我如愿以偿终于把你穿在身上的刹那，才懂得了做为一名战士的真正含义。一下子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家邦责无旁贷地揽入了自己的怀里。你那象征着希望和胜利的色彩，融入了井冈的翠竹、夹金的积雪、松潘的草滩、六盘的红旗…你肩负着救国图强的历史使命，让四万万同胞甘愿追随着你荜路蓝缕。五十回斗转星移有你悉心陪伴，五十度春花秋月与你相偎相依；五十载岁月峥嵘你为我遮风挡雨，五十道泥泞坎坷我为你缝补浆洗。
驱散弥漫的硝烟，掸去一路的征尘。我的初心和你的本色一刻也没有分离。解困于罹难，你的身影犹如救死扶伤的天使；救人于水火，你的存在就是芸芸众生安魂的菩提。你舍生忘死奉命维和，闪烁在环球每一个角落，用和平的铁腕扼住涌动暗流的频频泛起。任凭你的材质和款式不断刷新扮靓，我对你的衷爱依然坚贞如初无人能比。你随时提醒我:不能在灯红酒绿中迷航；你不断给予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底气。荣归故里，怎奈我军魂附体，鬓发染霜儿孙绕膝依然壮心不已。依稀着你，魂牵梦绕军旅情；抚摸着你，爱不释手如珍稀。倘若那一天真的到来，面对强虏，你我定当披挂上阵；驰骋沙场，谁敢说我们不是克敌的劲旅！
作者简介:林金友，1955年2月出生，1972年12月从呼和浩特红旗区（回民区）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步兵连，二排五班战士、六班副班长、连部文书，团文艺宣传队演员，团政治处报道组报道员，坦克七师文艺宣传队创作员，坦克25团二营四连一排二车车长，坦克一营营部书记，坦克二营四连一排排长，政治处宣传股干事（正连职），坦克25团工兵连指导员。1984年转业，转业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安全厅政治部工作，历任厅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整党办秘书、厅直机关政工科科长、全区系统素质培养考核办公室副主任、厅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授三级警监警衔。2015年3月退休。现在呼和浩特居住，电话：[phone]。

目录34

一期难忘的黑板报

乙舒平

2023年元月8日，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47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一代人都对周总理怀有深厚的敬意与怀念，大家都在微信中发表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
沈忆成在《从军50年征文群》中，发表了47年前我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和我所创作的一期悼念周恩来总理的黑板报的合影。他并未对照片做任何文字说明，而是点名让我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很惊讶他居然保存着这张照片，而且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展示给大家。看着这张保存完好的照片，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早在呼市25中学上高中时，我就喜欢绘画，曾专攻素描，有过一些习作，在学校时出黑板报更是家常便饭。
　　那年坦克25团来回民区招兵，我和同学们都渴望穿上军装。我当兵时年龄不够，而且父亲刚获“解放”，没结论，暂时发配巴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一师），所以政审这关不太好过。后来找到曾与我父亲一起在西满工作过的红旗（回民）区武装部政委海山，他替我出主意，让我拿一幅平时临摹的毛主席素描给坦克25团接兵人看。于是我就拿了这张我最得意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素描，去到武装部接兵的住处，记得当时有葛明高、何瑞生、秦文茂、韩国奇等人，观看了我的这幅习作。应该是这幅画起了作用，我被批准入伍。其实当时想参军入伍，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家里“文革”中挨整，想通过参军争一口气。 到部队后我被分配到坦克25团卫生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依然没丢掉画笔，出黑板报一直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
　　1976年1月8号收音机里传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举世震惊！全国万分悲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只是限于国家层面，各级政府和军队都没有进行安排。但是举国上下的民间都进行了各种类型的悼念活动。1月11日，在北京出现了数十万人自发在长安街为周总理送行的感人场面。 得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面对《解放军报》头版上刊登的周总理遗像我思绪万千，萌发了将遗像画在黑板报上的想法！于是我抑制住心中悲痛，拿起粉笔，倾注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对照《解放军报》刊登的周总理遗像，在三尺黑板之上画下这期黑板报。
　　出乎意料这期黑板报一经完成，引起了周围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巨大反响。首先是卫生队，然后是同院的指挥连的干部战士，消息很快传到团部，也有部分干部战士前来观看和悼念。与卫生队毗邻的浑源县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和县城一些熟识部门的人员，也纷纷来观看和悼念。所有观看的人都流露出对总理真挚的情感，没有丝毫虚情假意和粉饰。这期黑板报保存了很长时间，直到粉色褪去才刷新。
　　这幅悼念周总理黑板报的照片，大约在2005年，《人民日报》纪念周总理逝世照片征集活动中被采用。

　　沈忆成回忆说：“老乙这期黑板报，当时确实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是当时目睹过原作的人！当时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完全是自发的，部队也是一样。老乙并不是完成什么政治任务，完全是出于个人对周总理的情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还有一些反逆的情绪。这期黑板报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一是大家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前来吊唁。二是老乙能用粉笔画出总理的肖像，而且非常传神，确实堪称佳作吸引了大家。这期黑板报就放置在卫生队门诊部门口的东侧，只要一进卫生队的院门，周总理的遗像就映入眼帘。第二天，团政治处的几个人专门来看卫生队的这期黑板报，吴海平带着相机，专门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正在现场，目睹了这一瞬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它，并保留至今。”
　　朱振芳老哥在群里看到这幅照片，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舒平弟47年前《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期版报作品，我是现在才看到，也是刚刚知道。那时我在北京。这一期版报的效应，在军内外能有如此强烈的反响，老兄深受感动和赞佩！但我并不觉得意外和奇怪！看着这期板报，猛然想起50年前，至今记忆深刻的一件事。
　　73年入伍到25团的乙舒平分在卫生队，吳海平分在电影组（先分在运输连当年调入）。两人均有才并爱书画。卫生队距团部很近，舒平常找海平，也就认识了我。经小吳介绍得知:舒平学生时期，绘画水平就很高，又是学校板报主力。有一次，我看到舒平带到部队的一本速写，当看到其中几幅素描习作后，震惊了我！！这小子画得比我好！他的作品说明他受过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如果他不改行，一直从事美术，可就玩大了！
　　他有如此坚实的绘画基础和水平，出板报便是手到擒来，張飞吃豆芽。《纪念周恩來总理》这期板报，得到大家赞扬和喜爱的原因不仅出自人们对敬爱的好总理的深厚情感。同时来自这期板报的艺术魅力。
　　赏读《怀念周恩来总理》板报:构思巧妙、构成奇特。板报版面是由四部分组成。总理画像居正中，左侧由青松作衬，右侧虽然看不到，也应该是与青松类同的象征物。版面的下半部是从左至右通栏文字。就此版面而言:庄重、大气美观。
　　先看板报主题:总理画像。是采用了有别于普通素描的另一种"提白留黑"的手法。如果没有良好娴熟的素描功底，这种手法很难掌握，因为它与正常素描反其道而行，一般很难适应。再看左侧青松是以简而有力，极富顿挫节奏变化的漂亮的国画线条完成！右侧虽未显现，-一定是美不可言。再看下边通栏文字，内容不必多叙，只看一个个流畅熟练的手写仿宋字体，同样显示着功夫，不用问，曾经刻过大量的钢版！很荣幸从（入伍50年征文活动）中欣赏到舒平老弟这期迟到的板报杰作！不然，就太遗憾了！
……
　　写下此文我也感悟：人生多少要有一点艺术美学常识，虽非美味佳肴，亦可滋养人生。
　　此次征文活动硕果累累！从战友们那里发掘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许多尘封已久的老照片。这次征文活动意义非凡！超过以往所有的各种形式的战友聚会！动人的故事折射出精彩的军旅人生！

目录35

考等级

乙舒平

1979年4月，我由司令部保密员升任坦克七连副指导员。此前曾任卫生员、放映员、师医院文书。这次到坦克连队就职，虽有6年军龄，但对坦克专业一窍不通，自谓“新兵蛋子”。按坦克连队分工，副指导员分管共青团和连队后勤工作。
当年5月，例行坦克换季。某日，连队干战均到坦克车场执行当日换季任务。我出了一期配合换季的黑板报，再到炊事班与司务长安排好伙食后，便带着连队通信员给连队门前一排小白杨修树埂。两人拉线用铁锹将树埂修的整整齐齐。弓背弯腰正修的起劲，忽觉眼前有身影如墙，转身回顾，见团长董连全手握自制树根烟斗，眯眼看那树埂，遂立正、敬礼、报告。团长询换季伙食保障后，转而问：“你没得事干了？！”我愕然，继而惶惶——明明在美化营区，咋说没事干？团长又言，语重心长：“有闲功夫，去学坦克专业！没听说吗？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毛主席都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言毕乃去。
　　当晚营换季小结会上，我向营长任建华汇报团长对换季伙食保障指示及对我训诫，并问营长：“谁言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营长讲：“那是首任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遗训！你初到坦克连队，难得团长单独给你上了一课。咱坦克连队是战斗分队，军政不分家，打仗都要上车作战的。政工干部也要熟悉坦克通信、驾驶、射击三大专业，起码掌握坦克通信技能和理论，作用不言而喻。你要掌握坦克专业，先从通信专业学起，越精越好，标准就是考取通信专业等级，越高越好。”营长一番话，使我幡然领悟。自此开始坦克通信专业理论和实际操作的学习。
　　当年坦克换季后，连队到大同坦克七师煤矿执行采煤任务。我负责矿井口吊车上下安全保障，工余时间要抓好连队后勤和伙食保障，几无时间学习。时任连长陈振龙对我讲：“连队后勤和伙食保障、改善我来管，你不要管了，工余时间用来学通信理论，为考坦克专业等级打好理论基础。”这样，连长承担了我的专职工作，使我得以用工余时间潜心钻研坦克通信理论。
1980年我团首次到内蒙古朱日和基地驻训。铁路输送到赛汉塔拉火车站坦克卸载，坦克连履带强行军至朱日和基地。驻训全程中，时任坦克七连指导员张增林和一排长高长旺（通信排长），轮流带我在驻训科目中及训练间隙中，完成了坦克静止及运动中实车战术通信的实际操作和故障排除等系列训练。至驻训结束返回营区，无悬念参加战斗射击通信保障。年底参加师组织坦克通信专业等级考核，连考两级，取得坦克二级无线电手、一级无线电手资格，并被评为优秀教练员，荣立三等功。

1981年我在坦克九连任指导员，参加了“八O二”演习，坦克九连单独配属坦克28团遂行“在营的编成内反突击”演练。6月至9月期间，我与连长张彦生搭档，将自己在坦克七连学习和练就的坦克电台通信本领，发挥在演练中。遥想当年，预演频繁，任务繁重，我和全连的坦克通信技战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保证了连队圆满完成演习任务。演习总结后我打报告欲休假，被时任团长魏连成招至办公室，同样语重心长：“你去年连考两级，外行变内行，坦克通信专业后来居上，有示范带头作用。今年去把坦克特级无线电手拿下来再休假。勿违此令！”得到此令，我放弃休假全身心投入到备考训练之中。年底参加北京军区装甲兵组织实施的特级资格考核。时恰逢国防大学结业回师任副师长的董连全老团长督考，培训考核一丝不苟。我不敢有半点懈怠，最终考取坦克特级无线电手资格，荣登《人民装甲兵》杂志（1982年第三期）光荣榜，再次荣立三等功。 当年在董连全团长、魏连成团长、任建华营长的教诲之下全身心投入军事训练，在坦克七连陈振龙连长、张增林指导员、高长旺排长的鼎力支持下，一年摘掉外行帽子，获得双证书。坦克七连是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坦克兵的起步之地，七连爱军习武，勇争第一的连队精神，深深的融入到了我的血液之中，使我刻骨铭心。离开七连之后，我依然保持着连队的光荣传统，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坦克兵三大技术，经两次院校深造后，在坦克七师装甲步兵团任二营教导员时，又先后拿下了（装甲车）驾驶一级，在坦克27团任副政委时拿下了坦克二级射手的等级。 目录36

打赌赢罐头

乙舒平

1980年9月，我当时所在的坦克七连连在营的编成内，随团经铁路输送和履带行军首次赴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驻训，我时任副指导员。
朱日和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苏尼特草原。800年前，中亚地区与蒙古帝国西部接壤的国家花剌子模，不断实施边犯，切断了蒙古与西域通商的陆上丝绸之路。成吉思汗遂于1219年6月，在朱日和地区北侧的克鲁伦河上游点兵60万，沙场阅兵之后立即驱马西征，并最终取得了大胜，重新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个朱日和，就是成吉思汗当年的霸业起点！1957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上将主持把这块风水宝地划拨给了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麾下的军委装甲兵。
朱日和在蒙古语中是"心脏"、"勇气"或者是"发自内心的"的意思。从此这块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荒漠草原，成为了军委装甲兵管辖的演习场。1975年它正式划归北京军区装甲兵，从1976年夏开始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分批到此驻训，各路装甲健儿云集于此、演兵布阵、大漠荒野之上马达轰鸣、铁流滚滚、黄尘漫漫、炮声震天。
那时的朱日和各方面条件很差，来此驻训的部队指战员一律住帐篷。昼夜温差大，夏季晚间穿军皮大衣站岗，中午帐篷里的高温能将蜡烛融化。
坦克连副指导员在连队分管共青团和后勤保障工作，连队首次来到这茫茫戈壁驻训，如何搞好伙食和卫生防病，是我格外关注的事情。一天中午，我随连队参加坦克连进攻战斗实车训练，训练间隙，遵上级指示到炊事班帐篷与司务长董新合商讨改善伙食和检查防蝇工作。谈到防蝇时，司务长说：“没见过草原苍蝇又大又肥，到处钻空子，紧着防仍然提心吊胆，就怕防蝇不善影响连队训练。”
我看炊事班防蝇设置基本完善，心中踏实。随口说了一句：“草原空旷，训练基地少有人烟和牛羊，污染源少，苍蝇也不带细菌。”司务长闻之笑道：“不带细菌？！你吃几只试试，敢吗？！”这下可好！防蝇抗菌，变成敢不敢吃苍蝇的问题了，而且直奔底线——敢不敢！我自知刚才话不着调，但又不愿示弱。答到：“咋不敢吃！打一赌，我吃了你输什么吧？”司务长沉思片刻说：“咱刚才不是谈改善伙食吗？正好，你敢吃算我输，我自费买一箱午餐肉，晚饭加餐，每车一盒。”
我说：“一言为定，但我要吃熟的。”司务长又笑言：“没问题，油煎！”说罢他拿出一个空罐头盒，倒进一勺油放灶上烧，又到帐篷外随手用单帽拍晕十多只苍蝇，等到油开了一并倒入罐头盒，呲啦一声，苍蝇煎焦了，他把罐头盒递到我手里。看着这些油糊糊的煎苍蝇，我皱了一下眉头，在罐头盒里洒了些盐，两眼一闭一口吞下。由于没有龃嚼，也不知这油炸大苍蝇是什么味道直接进到了胃里。
当天晚开饭时，全连每车增加一盒军绿色午餐肉罐头。大家习以为常认为是改善伙食加菜。其实，是司务长搭便车到基地场部察汗敖包服务社自费买了一箱军品午餐肉。
可能是心理作用，其后一周，我不想吃肉，但也没闹肚子。我心里明白司务长是有意用油煎透煎焦那些苍蝇才让我吞下。冒青烟的食用油，至少200摄氏温度，哪里还有细菌。苍蝇吃了，炊事班防蝇工作的力度一丝未减，驻训一个多月，伙食保障全连非常满意，而且未发生一例患肠道疾病的病号，副指导员吃苍蝇的故事也成为七连的一大趣闻了！
我一生中很少与人打赌，所以事情过去40年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个时代的军人文化生活单调，闲暇时喜欢“吹牛”、“抬杠”、打赌，聊大天，现在想起来也是乐趣无穷。

照片:1980年9月在朱日和驻训时坦克七连党支部连部干部合影，左一：连长陈振龙（1971年入伍，山西万荣人），左二：技术员毕永明（1975年入伍 山西高平人），左三：副连长崔三多（1968年入伍，河北藁城人），左四：副指导员乙舒平（1973年入伍，呼和浩特人）；右一，指导员张增林（1968年入伍，河北藁城人）。

作者简介：乙舒平 1972年12月呼和浩特入伍，历任：坦克25团卫生队卫生员、政治处电影组放映员、坦克七师医院文书、坦克25团司令部保密员、坦克七连副指导员、坦克九连指导员、政治处宣传干事、坦克一营副教导员、装甲兵指挥学院学员、坦克七师装甲步兵团二营教导员、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学员、坦克27团副政委、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政治教员。1988年授予少校军衔、1989年晋升中校军衔。1996年转业到内蒙古卫生健康宣教中心。2015年退休。现在北京市居住，联系电话：[phone]。

目录37

报务情缘

沈忆成

在我从军16年的人生经历中，有10年是干报务。所以回顾我当兵的历史，就要浓墨重笔地说一下我的报务情缘。

一、命运的选择

在新兵连，新兵们最关心的是自己会被分到哪个连，所有人都想被分配到坦克连队或运输连、修理连。我也一样非常想去坦克连队，当一名真正的坦克兵。可是我的新兵排长何瑞生（1965年天津武清入伍）早就告诉我下连跟他走，去指挥连当报务员，并要我保密。他是指挥连电台台长，他来呼市接兵时，我就被他选定为报务员了。选我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我父亲是内蒙古无线电厂工程师的缘故吧，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无线电，上高一时已经能够独立组装晶体管收音机了。在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年从新兵中优先选报务员，所以我当报务员的命从当兵的第一天就定了，无奈这是命运的选择。

新兵下连那天，我们打好背包在东辛庄的大操场上列队等候点名。很多人对自己的去向事先心里没底，默默地等着点到自己。随着一声声的点名声，大家被分到各自的连队。不知是分离的伤感还是对去向不满意的原因，有人哭了！轮到指挥连点兵时，我自然就在其中。来领兵的是指挥连连长韩海顺，他是一个小个头，一对大眼炯炯有神，脚上一双黑皮鞋格外显眼，（他1959年山西繁峙县入伍，也是报务员出身) 。我们37名来自呼市、河北、北京的新兵，背着背包跟着他徒步走到浑源县城的指挥连驻地。当时坦克25团在浑源县没有营房，指挥连和团卫生队共同住在县城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指挥连有三个排，一排是侦察排，二排是有线通信排，三排是无线通信排，三排七班和八班是两瓦电台（无线电话务通信，也称报话），三排还有三个15瓦电台（无线电报务通信，也称报务），历史上也称九班。73年兵分到电台的有六人，我和张瑜被分到15瓦一台（1977年改为150瓦台），一台是25团的主力台，重大任务与行动都是一台上。

一台报务主任领着我俩，来到团部的电台宿舍，放下背包先给我们进行了简单介绍，一台原有5人：台长何瑞生，就是我们新兵排长，报务主任剧连贵（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报务员米汉林（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报务员赵建设和申民选（1971年江苏连云港入伍），加上我俩共7人。新兵连我在一排，张瑜在二排，相互没有来往并不相识。这时我问他从哪里入伍，他说是呼市回中。哈！原来是老乡。从此俩人在之后的50年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50年过去了，现在一台的这几个战友（除了剧连贵和申民选已经去世）一直保持着联系。

两位71年老兵没有架子，对我俩很好！赵建设文静稳重，我俩秉性相近，相处三年结下了终生友情。申民选热心多语，一直给我俩做着报务专业知识的普及教育，他讲报务员是半个机要员，工作神秘技术深奥。他说：“报务员参加演习、野营拉练都是坐小车，每天跟着首长转。”在他嘴里当个报务员太优越了，人人羡慕牛逼得一塌糊涂。但我对此却打不起精神来，心里一直还在纠结着没能当上坦克乘员。

二、神秘的报务

我要从事的就是电报技术，俗称报务。报务技术的基础是摩尔斯电码，它是美国人摩尔斯于1837年发明的。它的最基本元素是点（滴）与划（达），由不同的点划组合成0到9十个数码，和26个英文字母。英文字母用于通报勤务，数码又分长码和短码，短码用于组成报文，长码用于通报勤务和报头。

电报是以电的讯号进行传送消息的通信方式，它将文字信息编组成电码，通常每个字或词对应一组报文，每组报文四个0到9的电码。电报分明码和密码电报，民用电报为明码；军用电报是密码，军用电报密码由专门的机要人员掌管，报务员不接触密码。军用电报分三个等级：急报，加级，特级。另外最高等级的是“紧急信号”，它由一组英文字母和数码组成，代表事先约定的一组特殊命令。电报传输方式分为有线和无线，我在部队时，平时师团级通信采用无线短波电台，师以上各级单位平时的密码电报都是有线电报方式传送。

我国由于战备需要，1970年对摩尔斯码进行了改革，把部分码制改短了，例如“3”由原来的三点两划（滴滴滴达达）改成了一点两划（滴达达）。勤务用语由原来的英文改为汉语拼音，这样做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了勤务用语的掌握难度和通报交谈难度。但是加大了出错率，降低了保密度，1982年又改回来了。

摩尔斯码最早应用在无线电短波通信中，它占用频宽少，通信容量大，受环境影响小，保密性强，功能十分强大，几乎无人可以替代。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各国从1999年停止了对摩尔斯码的使用。我从事报务十几年，对摩尔斯电码感情深厚，告别报务几十年了，但摩尔斯电码早已深深的印在了脑子里，成为身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偶尔有战友在微信中发一段摩尔斯电码电报的小视频，就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试抄，估计每分钟80码的速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干报务员就离不开电台，回顾自己曾经使用过的短波无线电电台有：七一型报话机（两瓦）、大八一电子管电台（15瓦）、小八一晶体管电台（15瓦）、116发信机（小150瓦）、139电子管收信机、139晶体管收信机、239电子管收信机、339电子管收信件、222电子管收信机。

三、走进报训队

1973年3月15日，坦克25团7名新报务员，在指挥连电台三台台长王景山（1968年河北藁城入伍）的带领下，到大同坦克七师报训队学习报务技术。我们7人是：一台沈忆成、张瑜，二台武海波（河北定县入伍）、邢占芬（河北定县入伍），三台李占军（河北定县入伍）、沈国平（河北完县入伍），高炮连空情员标注员马凤琦（北京石景山入伍）。注：高炮连编制有空情哨，空情员标注员的任务是在作战室空情桌上，进行空情标图。他将收到的空情电报，用四种彩色铅笔动态地标注在空情地图上，向指挥员提供空情信息。因为空情信息是用电报方式发布的，所以空情员必须先学习报务。马凤琦就是作为空情标注员的身份来报训队学习报务的。

当时坦克七师没有营房，通信营的报训队与无线连一同住在师部以东一公里处的大同市南门外工程技校院内。技校院里有三栋平房，一栋教室（两间），一个礼堂（饭堂）。由于文革的原因学校早已停课，校内没有任何教师和学生，只有无线连和报训队两个连队。

我们这届是坦克七师第三届报务集训队，队长高凤先，副队长张振东，指导员姚志文。集训队下轄6个学员班：一班坦克25团，班长王景山；二班坦克27团，班长张汉树（70年天津入伍，当年提了报务主任）；三班坦克独1团，班长？？？（1969年河南入伍，报务主任）；四班坦克28团，班长张志国（70年天津入伍，报务主任）；五班无线连，班长肖民生（1970年河北抚宁入伍，原无线连司机班班长，后来提了干）；六班无线连，班长黄？？。四班长张志国，之前是坦克28团公务班班长，提为报务主任之后来学报务，我俩是同桌，训练中互相帮助关系非常好！

照片一：1973年坦克7师第三届报务训练队，一班（坦克25团）合影：前排左起邢占芬、张瑜、马凤琦、沈忆成，后排左起李占军、沈国平、王景山、武海波。

照片二：1969年坦克7师首届报务训练队合影。

坦克七师报训队成立于1969年3月，首届报务集训是在坦克独立第2团（同年9月改称坦克25团）指挥连举办的。首届报训队学员来自师属通信连，坦克独立第2团（后改为坦克25团）、坦克独立第1团（坦克7师代管）、坦克自行火炮233团（后改为坦克26团）、坦克自行火炮312团（后改为坦克27团）、坦克自行火炮398团（后改为坦克28团）。独2团做为新成立的坦克7师主力团，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坦克7师首届报务训练队的组织训练任务。后来独2团指挥连的江志臣、王明亮、于兹明、张振东、姚志文、张景玉等人，作为骨干力量，调任新组建的坦克7师通信连（后改为坦克7师通信营无线连）。

合影中前排：韩玉振（左一）、米汉林（左二）、韩朋信（右一）；后排：韩海顺 指挥连副连长（左四）、梁德增 指挥连连长（左六）、张振东 教员 独2团电台台长（左七）、高凤先 教员 独1团电台台长（左八）、甘志夫 教员 独立第1团电台台长（左九）、姚志文 教员 独2团电台台长（左十）。

四、学习报务

一开训首先是削铅笔和数码读写，阿拉伯数码1、2、3、4、5、6、7、8、9、0，要读成：腰、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然后就是字码抄报、数码抄报，大约两个月以后才开始学发报。

抄报就是要求反应快、手写快，刚开始听到电码时还要用大脑判断一下，随着抄报速度的提高，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达到一定速度后就是条件反射了。抄高速报只能持续几分钟，很多人能反应过来但手写的速度跟不上了。抄报有个关键技术就是压码，就是抄报时听到第一个码不下笔，记在脑子里，听到下一个码时写前一个码。压码的好处是，给大脑留下更多的时间进行判断，老报务员都能压住3到4个码。压码技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抄收干扰报的能力，因为在无线电空间，通常在一个工作频率上有多个电台在工作，这就特别需要报务员准确地盯住自己的信号，排除其它信号，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压码技术，我们也称之为抗干扰能力。

掌握发报技术难度较大，教练员对初学者要求非常严，特别是初期。电键是专用的初学键，用螺丝固定在课桌上，键点的高低，拉（弹）簧的软硬，都由教员调试好，学员严禁私自调键。我们开始时都是跟着教员一动一动的练，抬腕、打点、发划，跟着教员的口令练，一点儿也不敢马虎。课下学员是绝对禁止私自摸键的，一旦发现私自摸键，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我们学的是跪姿发报，拇指和食指捏住键钮，中指跪在键钮的下沿。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中指指甲后面的皮就被磨破了，有的人打了泡，也有流血化脓的。这时教员会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适当调整弹簧的软硬，遇到流血化脓的就要暂停训练了。我比较万幸，皮破的不厉害，两天之后就长住了，慢慢的结起了一层茧子，茧子也长得很正，几乎没有影响以后的训练。这个茧子就是识别报务员的重要标志。学习过程中完全靠脑子和肢体的体会，讲究的就是指力与腕力的配合。发报过程中严禁看手，谁要看手哪怕是偷看，一旦被发现也要遭到教员严厉的批评。

单点单划还好掌握，点划连接和划划连接就有难度了，划划连接掌握不好就会形成脱节。掌握了发点发划，和点划连接及划划连接就学发码，然后学发报。每个电码之间有小间隔，一组码（四个）之间是大间隔，间隔控制不好就会连码。发报速度在教员的控制下进行，通常是由教员领发，稳步提速；全体学员都按一个速度提速，发得好的也必须跟着教员的速度走。到了学员能够自己独立发报阶段，也严格禁止抢速，教员会在线路上监听，一旦发现抢速的还是严厉批评。教员有时会组织发得好的学员，给大家做示范，但严格禁止学员之间私下进行发报交流。

　　学发报之所以要求这么严，是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形成孤僻，一旦形成孤僻就很难纠正，我们称之为“坏手”，那就要被淘汰改行干别的。发报技术好坏是评价报务员报务水平的第一要素，通常说那个报务员技术好，肯定是指他的发报技术好。每个报务员学成之后，都会形成各自的手法和特点，熟悉的人一上机就知道对方是谁。

　　我们这期报训队时间较长，从3月到11月历时将近8个月时间，进行的科目非常丰富，一些科目是以前报训队没有进行过的。例如机上远程通报，用七一型报（话）机进行昼夜专向和组网通信。在报训队院和东面的棉纺厂院内，开设电台。每个班次一个小时，最后学员都是独立使用电台，熟练地完成通报任务。所以我们毕业后，都基本具备上机独立工作的能力，回到部队后老报务员简单一带，就可以独立参加战备值班了！

从情感上讲我对报务技术并不喜欢，但在训练中还是尽了全力。平时考试和阶段考核成绩都是优秀，毕业时九项科目考核全部优秀，这也是报训队历史上首个获全优学员。毕业考试九项科目是：字码抄报、抄平报、发报、抄干扰报、电工学、整乱报、勤务用语、教室线路通报、机上远程通报。

照片三：毕业照，据说这张照片在报训队的荣誉榜上挂了好几年。

五、战备值班

回到团里我们马上就参加了战备值班。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我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电台是部队的指挥中枢，更是特别紧张。必须24小时保持联络畅通，一刻也不能中断，电报来往也比较频繁。电台是全团战备工作的最前哨，各级领导都特别重视！我们每天都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叫做“平时战时一个样！”尤其是节假日要防止苏军的突然袭击，更是不敢有一点松懈。记得在报训队时，就曾遇到过夜间师部警报台的值班报务员，头戴耳机背着收信机，蹲在厕所里“方便”的情景。

在浑源时，电台值班室就在团部第二排最西边的一间房子里，由于条件有限，值班和休息都在这间屋里。我第一班是赵建设带的，他教了我收、发信机的调整，告诉收发电报的程序。他看我操作挺熟练，就离开了，以后就完全是我一个人值班了。

那时的坦克七师电台网，由师部（主台）和下属的25团、27团、28团和独一团组成。每天太阳落山之前，主台要领着全网改到夜频工作，这个时间无线电磁空间特别复杂，电台信号会大量增加，在工作频率上会有许多其他电台的信号，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主台的信号也会变得很弱。我们要一点一点地调谐收信机频率旋钮，在工作频率上仔细辨别，从一堆混乱的信号中找到主台呼叫信号，并锁定它，然后校准发信机回答主台，并沟通联络。如果改频改丢了那就等于与师部失去了联络，所以报务员的耳朵都特别灵敏，老报务员必须具备一套在复杂电波空间中捕捉信号的过硬本领。

晚上别人都睡了，为了不打扰他们，值班报务员都把收信机音量调到最小。做为新报务员每次上机值班，更是格外小心，生怕漏报误报。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就把耳机扣到头上，瞪大两眼竖着耳朵，紧盯着电台里的信号一丝不敢怠慢。常年处于分昼不分夜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睡眠严重不足，很多报务员，都患有“神精衰弱”病。

我刚参加战备值班的头几天，一直没赶上有电报，只是跟着师部电台天黑改夜频和天亮改日频，相互沟通保持联络就没事了。一天中午我在值班，台里的其他人都去吃午饭了，师部突然来通播电报（发往全师各团），一份加急报二百多组。跟前没有一个老兵，我确实有点紧张，抄的满头是汗。还好师部电台信号很强，抄的也算顺利一组未掉。抄完报，师里马上就跟我要“收据”（惯例通播报总是跟25团先要“收据”），我觉得没啥问题，就急忙给了“收据”。这时接班的赵建设回来了，他说：”你先别着急送机要，再检查一下！”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一处疑问标记没擦掉（抄报时对有疑问的地方要做上标记，在给“收据”前进行“重复”，确认无误后，标记要擦除，然后给“收据”）。我赶紧把师部台叫出来，“重复”了该组报文。虽然经“重复”确认该组报文没有问题，但赵建设还是批评了我，告诉我：“报务员一定要养成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码之差可能铸成大错！”

他还给我讲了了最近团里电台发生的一起“事故”;前些日子也是一个报务员快交班了，抄了一份加急报，送到机要股，译电员正要去首长那里，就告诉报务员等他回来，再送过来。结果报务员交了班去吃饭，接班的报务员，也没及时送报，译电员也没过来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把报误了。直到几个小时后，下一班来接班时才发现压着未送的电报。就此事连里开会集中整顿，好在电报也未过时效，译电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并没有造成实质性后果。最后就批评教育，两个报务员书面检查了事。这事按性质在战时，是要军法论处的。

总之这事对我教育不小，一丝不苟一直是我的工作准则，以后在干报务员十几年时间里，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战备值班从未发生过责任事故。

六、在北装电台的日子

　　我是1978年2月从坦克25团调到北装司令部通信站，任职命令是400瓦单边带电台台长。当时400瓦单边带电台装备没到位，所以我也从来没见过400瓦电台是什么样的。北装司令部对下属的坦克一、六、七师和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同时开通无线和有线两个电报网，有线网是机要电报网（真报），无线网是战备执勤网。有线和无线同在一个值班室，有两名报务员值班。

　　与师、团电台不同，这里无线台只有两台收信机没有发信机，发信机统一由军区通信总站管理，设置在大山深处的坑道中。据说发信机是一台400瓦短波发信机，我们谁也没见过它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通过一条专用电话线与发信机的机务人员联系，指挥他们改频和调机。通过一条电键线遥控发信机。

　　每次改频我们打电话通知机务，然后右手敲击电键，左手调整收信机在工作频率附近找自己的信号。或是两人配合，一人盲发呼叫，一人收听找信号。也曾遇到过死活也找不到自己发信机信号的情况，这种情况大都是机务的问题，这就需要反复与机务人员沟通。无线电电磁空间充满了奥妙和不确定性，有一次改夜频，我们通知机务后，却无论如何也听不到自己的信号，我们两个人一个盲发呼叫，一个调整收信机，在工作频率上耐心寻找，并反复与机务联系，但就是听不到自己。突然听到了一个下属台在回答我们，原来他们先听到了我们的呼号，并回答了我们，就这样我们用盲发方式和他们沟通了联络。我们耐心等了近两个小时，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呼号。

照片四：1983年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电台值班室。
　　1983年全军大裁军，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裁撤，通信连随之裁撤。北装对各坦克师的电台网3月1日0时停止联络。我正好值最后一班，结束联络后，电台的部分人员在值班室拍照留念。从此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当时想这次可能是要彻底告别报务了，已有十年报龄的我却也没啥留恋和惋惜的。 照片五：1983年3月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撤销，军区首长和全体干部合影。（我在最后排左数第16位） 1983年3月我调任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司令部通信科，任职命令是通信教员，主要工作是坦克通信教学，教学对象是射击与驾驶学兵，教授内容是坦克电台及车内通话器操作与使用。坦克通信要比电报通信简单得多，一个学兵有三天时间就学会了。基地司令部也有对上的短波电台，业务归通信科，人员归警通连管理。那里的报务员我都熟悉，过去我在北装是主台，他们是属台，值班时每天都要通过无线或有线进行联络，也偶尔通个电话。他们大部分都在北装通信连集训过，还有从北装通信连调过来的。但是由于工作上无关系，所以很少去电台值班室。只是有时偶尔听到从电台值班室传出来的信号声，还是觉得挺亲切的。
七、最后的报务情缘
　　1986年全军第二轮裁军，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缩编，正师变副师。我所在的司令部通信科裁撤，3月份我调到呼和浩特军分区，回家了不再两地分居了。当时全军都在精简整编，很多单位被裁撤或缩编，呼和浩特军分区也不例外，师政治部编制上只有五个人。我虽然调入了，但没地方安排，分区政治部就把我留下帮助工作。没有任命，叫做“编余”干部。虽然“编余”也没闲着，领导把我作为机动人员，经常给我安排一些活干，帮助整理过干部档案、跟随纪委去查过案子、参加了内蒙古军区组织的知识竞赛、编撰了《呼和浩特地区地方志—军事部分（解放后）》、专职处理呼和浩特地区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甄别与政策落实工作等等，“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的年底还受到军分区嘉奖！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竟然又重操旧业，干了一段时间的报务教员的工作，演绎了最后的报务情缘。
　　1987年6月份呼和浩特军分区司令部根据上级命令，举办民兵新报务员集训，地点在呼市西北刀刀板村附近的呼市分区民兵教导队。集训为期两年，每年三个月，第一年是基础训练，第二年是通报训练。民兵学员来自回民区、土左旗、托县三个武装部，共30人，男女各一半。教导队王队长负责全面管理和后勤保障，司令部的芦金岐参谋任副队长主管训练，从内蒙古军区通信总站借调了两名战士报务员做助教（后来辞退了一人），另外一人叫严玉海，1985年锡盟多伦入伍。根据上级要求，报训队要安排政治教育，具体安排是每周六（半天）。首长指示由政治部派专人任政治教员，这事很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政治部田主任找我交代任务，“要求我每周只需去半天，只负责讲课，不参与管理”。我在政治部就是个“万金油”，这类苦差事都找我，我也只能“欣然接受”。
　　我受领任务后去司令部接洽，索要政治教育教材。回复很简单：“没有教材，没有具体要求，半天时间由你支配，只要不放了羊就行！”我心想：这要求也太低了吧！就是民兵训练咱也不能糊弄呀！我当兵十三年了，干过的工作不少，这点事难不倒我。我想给民兵讲政治课，无非就是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当时正值中越边境两山作战激烈之时，我把政治部的最近几年的《解放军报》和《华北民兵》翻出来，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与素材，做了充分的准备。

　　报训队的民兵年龄在十八、九岁左右，思想都很单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读报纸，主要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和他们交流。故事的内容：一是对越反击作战和两山作战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二是我军通信兵的光辉历史，三是我个人学习报务的经历、经验和感悟。我还组织他们唱歌，那个时期流行的《血染的风采》、《再见吧！妈妈》被他们唱得很有激情！民兵们很喜欢我的“政治课”，每到星期六就盼着我去。我每周一至五在机关备课，每周六下午去报训队上课，从不过问和参与报训队的其它工作。
　　芦参谋1975年河北邢台入伍，老报务员了，教学也搞的有声有色。他家是农村的，那时候农村搞包产到户，他家属在承包地里种的是冬小麦。7月下旬麦子熟了，家里没有劳力收割，每年这时他都要请假回家收麦子。今年报训队把他拖住了，他一直发愁能否请假回家。当他发现我也是老报务了非常高兴，私下里和我商量，让我顶替他一段时间，他好请假回家收麦子。我说：“这事我没问题，但得通过领导，给我下命令。”说心里话我并不想管此事，因为这是他们司令部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回机关后田主任找我，开门见山，说是参谋长找他了，问我能否承担此事。我说：“如果只是训练，我完全能够胜任！只是管理这些人保证不出问题，责任挺大！但考虑到帮助芦参谋解决家庭困难就不能推辞了！”，主任说：“那就干吧！”。
　　就这样我在放弃了整整三年之后，又重抄旧业搞起了报务集训。我和芦参谋进行了简单交接他就上路了。我也就搬到了报训队，从此和民兵吃住在一起。报务培训对于我来说也算是轻车熟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对发报和抄报只作阶段巩固，并不提速。好在助教小严也非常认真负责，所以教学进行的很顺利。但是承担起了管理责任，就觉的担子不轻，每天早上要跟着出操，熄灯前还要检查人员是否在位，防止私自离队。这些民兵都很不错，服从管理，认真训练，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0天之后芦参谋归队，我也顺利完成任务。

照片六：1987年6月呼和浩特军分区报务训练队。
　　第二年，报训队进行第二阶段训练。由于我已确定转业，政治部就派了别人干我那摊子活。我抽空去看了一次那些民兵。去年和他们相处的不错，再次相见格外亲切！
　　我从军16年，一穿军装就学报务，脱军装时又在教报务，一生报务情缘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目录38

我与朱振芳的二件事

沈忆成

那些年朱振芳在电影组当组长。我在电台当报务员，由于电影组有两个呼市同乡（吴海平、乙舒平），所以我经常去电影组玩。一来二去就和朱组长熟了，他对我们这些新兵一点架子都没有，总是笑眯眯的！我们几个都把他视为老大哥，也是我们最敬重的人。

一、做模特
1976年刚过了春节，朱振芳（电影组组长）带领我们去坦克七师教导队，学习战场外语喊话，一共七个人：沈忆成（指挥连）、包星火（坦克一连）、牛玉库（高炮连）、耿？？（坦克五连）、郭永发（步兵连）、王银章（坦克六连）。说是战场喊话，实际就是两个语种（蒙语和俄语）六句话，俄语教员是大同一中的俄语老师，蒙语是空十军对蒙军监听站的监听员。

课余时间，朱组长提出要我给他做模特，他给我画一张素描。早就知道他是个大画家，很想领略一下他的艺术风采，我就欣然同意。他给我摆好姿势，要求我不能动，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他怕我坐不住，还答应我画完以后画就送给我。

他拿出他的素描画册，上面都是他的素描作品，我不懂画画，但觉得都画的很棒。印象最深的是他给庄曰[yuē]华副政委画的一张肖像素描，庄副政委手里拿着他心爱的“黑戈苓”烟斗，非常出神入化。我耐着性子坐在那里，给他当模特。大概画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画完了！一开始我也不当回事儿，也没细看他画的怎样，可是几天之后，再看那幅画就看出他的水平了，一个字“神”，他把我画神了。

后来他又给郭永发、王银章等人画了素描。他把战场喊话学习班，当做了素描班了，这些学员都成了他的模特了，我们学喊话他在那里画他的画。学习班结业时我跟他要那幅画，他说回去还要修改一下，然后再给我。

可是回团之后，他再也没提及此事。过了很长时间，我偶然在他那里看到了我的那幅素描肖像画，就又向他索要。他说：“那幅画画得太好了！舍不得给你了！”，我当时想：这幅画还是留在他那里好，才更有价值！就没有再要。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幅画了，多少年过去了，只要有人跟我提起朱振芳，我就会想起我给他当模特，就会想起那幅画。
今年是我们73年兵入伍50周年纪念日，我们几个张罗了一个坦克25团73年兵《从军50周年征文》纪念活动。乙舒平向朱振芳发出特别邀请，请他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我们的活动。朱大哥欣然应允，加到群里，我在群里见到后，非常高兴！和他聊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忆给他当模特的事。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对很多人讲过这件事。他对那件事记忆犹新，许多细节比我记得都清楚。而且还告诉我画册还在，保存完好。当晚他就不辞劳苦翻箱倒柜，找到了那本46年前的素描画册，把我们在战场外语喊话班上给我们几个的素描画像拍了下来，并通过微信发表在群里。可能在别人眼里这可能是件小事，但在我心里却是激动万分！群里战友们更是满满的赞美之声！

我又得寸进尺，向他提出在画上签名的要求。早上醒来，打开微信一看，那幅画已经签上了他的大名。拍照时间是0:22，原来这么晚了他还没睡，圆了我的一个愿望！使这幅画上蕴含的情谊更重了，完美了一段延续了46年的佳话！

目录39

我的1977

沈忆成

1977年是我入伍的第五个年头，亦是当战士的第五个年头，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令我终身难忘。
一、我是老兵了
（一）老兵的困惑
1977年春节前的2月初，坦克25团1973年入伍的老兵大量退伍。退伍老兵离队那天，连里派我陪同他们一起去大同火车站，给他们送行。从浑源县城到大同火车站这段路是乘坐团里的大卡车，腊月的天气异常寒冷，连里怕老兵们受冻，就让他们穿着皮大衣乘汽车前往大同（注：战士的皮大衣是公用物资）。很有意思的是，和我们入伍来浑源一样，呼市退伍老兵，每人有一件旧棉大衣的待遇，但他们并不愿意穿，都打在行李里托运了。我的另一个任务便是在他们上火车前，收回皮大衣交回连里。

送走了退伍老兵回到连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袭上心头。朝夕相处四年多的战友走了，通信连（指挥连）73年兵刚下连队时呼市兵共17人，现在只剩下4个人，乔克强（一班长）、段建平（二班长）、王忠义（通信员）和我。现在他们都入了党，当了班长，可我还是一个非党群众的战士，心里非常难受！暗想：再干一年吧，到年底还入不了党，就复员回家吧！
（二）老兵的难堪

都说当兵前三年最难熬，到了第四年日子就好过了。因为在通信连三年一过，大都当上班长，不用站岗了。可是我当兵到了第五年，还得站大岗。因为我们报务员不管你当多少年兵，只要没提干就是大头兵，连个班长待遇都没有，除了战备值班之外就得排班站岗。到了1977年，通信连的班长、文书、通讯员都是73、74年兵了，他们不用站岗，每晚只负责带班叫岗。通信连担负团部大门站岗任务，夜间还好可以背着枪来回溜达；白天就得站在岗台上，遇到干部进出还得立正敬礼。当兵五年了，站在岗台上总是有点不自在，当时机关已经有了73年入伍的干部，人家进出大门咱也必须得立正敬礼！一天我站白天10点到12点的岗，刚上岗，只见通信股收发推着自行车进营门，自行车后衣架上带着一大包报纸和信件，进了团部大门。我立正敬礼！浑源团部的大门是个斜门，进门时拐弯又上坡，他双手扶着车把，无法给我还礼，他到收发室放下自行车，就返回来给我还了一个标准军礼。他可是我的好友同乡赵文龙呀！他1976年10月提干，给他敬个礼我也没觉得有多不自在，但他返回来给我还礼，可真叫我心里五味杂陈了！
（三）老兵的日子
新兵变成老兵，有两大变化。一是津贴费，当兵前三年每月6元、7元、8元，一年新增1块钱，到了第四年增长了两块钱，每月10元。去司务长那里领津贴费，那个高兴劲就别提啦！第五年涨了5块，每月15元，真觉得手头富裕花钱不愁了。二是换服装，当兵头三年最费衣服，衣服上打补丁那是常事。尤其是冬装棉衣棉裤，那还是武装部发的。第三年换了棉衣和大头鞋，新棉衣穿在身上就感觉自己是老兵了，第四年换发冬装外罩和皮帽子、皮手套，四年的摸爬滚打下来那身冬装外罩早已是补丁摞补丁了！“烧鸡皮帽子”也基本是“光板没毛”了，在连队穿崭新冬装外罩戴新皮帽的战士，看上去胡子拉碴的那肯定是老兵了。
（四）老兵的称呼
在部队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还有一个相沿成习的规矩，就是兵老一年压死人。不管你官多大见了比你入伍早的人，都是尊敬有加。入伍第一年肯定是“新兵蛋子”，熬到第二年新兵一下连，“新兵蛋子”的贬称自动摘帽移交了。像我这样五年头上连个班长都不是的老兵，有时候在新兵面前确实非常尴尬。有一次一个77年的新兵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倒没觉出什么！可是被指导员刘志敏（1968年山西榆次入伍）听到了，大吼一声：“沈忆成也是你叫的！没大没小！”那个新兵愣住了，傻呆呆地看着指导员，好像要问该叫什么？指导员说：“以后喊班长！”这个新兵后来私下找到我赔礼道歉！我告诉他，以后私下喊我老沈！正规场合可以喊“沈班长”。
二、远程电台实习
1977年3月，坦克25团移防山西省怀仁县，全团开始执行营建任务。因总参规定全军通信分队必须全训，所以通信连不参加营建，移驻大同市古店的李家湾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全训。
（一）受领任务
那年5月，我们亲手种下的玉米长到有半人多高了，并且已经锄过两遍，大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通信连接到命令，派一个建制台参加坦克7师通信科组织的远程电台实习，任务落到了我们一台头上。由剧连贵台长（1968年藁城入伍）带队，我和台里另外两个新报务员张年旦（1975年山西高平入伍）、刘建国（1976年河北遵化入伍）共4人一同执行这次训练任务。张年旦虽然是75年兵但干报务员还未满半年，刘建国也刚从坦克七师报训队毕业，连里这么安排显然是以老带新。
远程电台实习也称远程单台派遣，是通信连电台成建制训练的基本科目。科目内容是：建制台携带全套装备，远离部队单独执行通报训练任务，锻炼培养电台干部战士在远离部队的情况下，独立遂行通信保障任务的能力。坦克7师通信科每年都要组织全师范围的远程电台实习，组织方式是师直无线连（150瓦建制台）和坦克25团、坦克27团、坦克28团各出一个15瓦建制台，组成远程电台实习网，各台不携带车辆，单独派遣到远离本部队几百公里的地方，架设天线、展开装备、接通电源，按指定的远程通信联络文件，进行全天候的通报训练。
根据坦克七师通信科安排，坦克25团远程实习地点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我作为老报务员，执行这种任务也算是轻车熟路，协助台长很快完成了随行装备的准备工作。出发前张年旦发现左腿大腿根部长了一个肿块，台长反复问他：“碍事吗？能否随行？”他太想参加这次行动了，坚定地答复：“没事！”领导也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同意他随行了。我们从大同乘火车出发，装备和背包随车快件托运。
（二）太原彻夜战臭虫
大同没有直达长治的火车，我们需要在太原倒车，晚上19点到达太原，前往长治的火车第二天上午9点发车，这样我们就要在太原住一夜。台长在开往太原的车上结识了一位石家庄的同乡，该人非常热情，推荐我们到一处离车站很近的地方过夜，这个地方不是正式旅馆但有床铺。台长选择这里可能是为了便宜的原因吧。他和那个同乡睡一个屋，我们三人睡一个屋。就是在这里我经历了“悲惨”的一夜。
刚睡下不一会儿，我就被一阵剧痒弄醒了，起来一看大腿上、屁股上几个大红包，奇痒难忍。我想，这个时间不会有蚊子呀，就继续睡了，可是不久又被奇痒弄醒了。我无奈开灯查找，发现墙上有一个黄豆大扁扁的黑东西，我上去一拍鲜血四溅，还有一股臭味，妈呀！这是臭虫吧！过去只是听说过这东西，知道它是四害之一，这次见到真家伙了。张年旦和刘建国也被我弄醒了，但他俩没有被咬。无奈我只能再睡吧，可是那些臭虫老是攻击我，全身被咬满了大包，实在睡不成就开灯打臭虫。臭虫这东西怕光，灯一关就出来活动，灯一开就立即蛰伏在原地，我就和它们打起了游击战，消灭了不少，有鼓肚的也有瘪肚的，满墙都是臭虫的尸体和我的鲜血。作战之中我发现墙上贴的旧报纸后面是它们的栖息地，我揭开其中的一张报纸，眼前的一幕太可怕了，大约有十几只臭虫趴在那里了，我用鞋底抽下去，墙上立马“鲜花盛开”了。我想其它报纸下不知还有多少臭虫呢？总不能把满墙的报纸都揭掉吧，无奈！不能再睡了，但开着灯又怕影响他俩睡觉，索性我就一个人裹着被子在屋外呆了一夜。他俩可倒好，不知是臭虫不咬他们，还是咬了没反应？美美地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一上火车我就病倒了，在车上连吐带泻煎熬了5个多小时，一路折腾到长治。基地通信科的何参谋带车来接我们，一进基地大院首先把我送到卫生科。军医诊断后说是急性肠胃炎，问我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我回答说：“没吃什么，是臭虫咬的！”军医也吓了一跳说：“这个年代了还会有臭虫？没吃不洁食物，就是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凉着了！”她要收我住院，我说不行呀，我是来执行任务的。她说那就先输液再看看吧！我拿了药去输液，护士给我扎上针，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在太原挨臭虫咬的事讲了。她们觉得这事太离奇了，好几个护士跑来看我，都说不可能！我就把身上被臭虫咬的地方给她们看，还把大战臭虫的故事讲给她们听，一个小护士说：她听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还好我没有住院，输了三天液就康复了。
（三）克服困难出色完成任务
电台的开通与天线架设工作我都带病参加了，两天之后正式开通联络。基地通信科的何参谋（1970年浙江桐庐入伍），坦克33团报务员出身。他亲自为我们安排工作场所和食宿，电台值班室与住处是分开的，而且离营区较远，这样既不影响别人，也能保证我们休息。吃饭就在基地司政机关食堂，还为我们准备了两个暖水壶，打开水就在食堂边上，总之一切都安排的很好。
电台实习的方案是，一天分4个班次轮换，每个班次4个小时，每班一个人。上午8—12点，下午14—18点；前半夜20—24点，后半夜2—6点。4个小时一班，工作紧紧张张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师通信科在实习结束后还要评比各台的通报数量和质量，所以我们要在事先削好铅笔，一开机就抓紧时间沟通，克服干扰，应对各种情况，快速收发电报。结束联络后要填写统计报表，还要互相校报。这样的实习确实对报务人员特别是新报务员，是一次难得的超常锻炼。
在基地通信科的全力支持下，我们的电台展开工作非常顺利。我和台长对两个新报务员只各跟了一两个班次，他们就基本能够独立工作了。几天之后，台长家里来电：家中有事，急需回家处理。他跟我说用电话请示连里，连里也同意了！让我盯着，他走几天就回来。我向他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让他放心走！台长家在石家庄，坐火车一白天也就到了，他很放心地走了。谁知道台长前脚刚走，麻烦的事就来了。
首先张年旦大腿的肿块病情加重，疼得厉害！我带他到基地卫生科检查，医生说必须住院手术切除。台长回家了，我们就剩3个人，张年旦住了院，电台实习怎么办呀！我们请求能不能不手术？或者手术后不住院。医生的答复非常坚决，必须住院手术，不然的话可能导致败血症。我们三人商量了一下，张年旦的手术必须做，我和刘建国咬牙坚持吧，台长可能走不了几天就回来了。就这样张年旦住进了卫生科做手术，我和刘建国把4个人的工作扛了下来。那时我的病也才刚好，这样连轴转确实有点吃不消。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带来的发信机电源又坏了。我去找何参谋求援，他从库房里找了一部电源借给我们，好在只耽误了半个班，没影响全师的实习。吃饭的时候何参谋看见只有我们俩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台长回家，张年旦住院的事讲了。他说这样不行，他让我到他办公室给连里打个电话，让连里另外派人来。我不愿意打电话让连里另外派人，就说连里不知道台长回家的事！何参谋说：从基地电台给我调一个报务员过来，替我们盯几天。我也婉言谢绝了，说台长可能快回来了！就这样我和刘建国，担负起了原来四个人的工作，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机上工作。连轴转了十几天，台长才回来，这时张年旦也康复出院了，他俩就最后实习了几天。远程实习结束后，师通信科开了总结会，我是全师个人通报量第一，刘建国第二，受到了师通信科的表彰。我心想能不第一嘛！一个人干了俩人的活呀！这次实习对张年旦和刘建国的锻炼挺大，后来两人都提干了（这是后话）。

（四）电波轶事
　　这次电台实习我还遇到了一段有趣的轶事。我们使用的短波电台，报务员在电台里不能通话，但可以用电键进行只有我们自己才懂得的方式，进行简单交流，这种交流有时也能促成一种特殊的友谊。一天，我在实习网上和坦克27团对班，沟通联络后，一听对方发报的手法就知道是个老手。相互通了一份电报后，对方说：“这里是新手，请你发慢些！”我知道对方是偷懒，不想太累，就有意放慢速度。然后每发一份就说要检查校对，俩人就借机休息几分钟。我猜想他是个烟鬼，可能是想停下来抽口烟。遇上这种老手没必要追求通报率，差不多就行了！
　　没过几天，又和他“对”上了。通了几份电报，他给我发了一串“点”，就是“滴、滴、滴、滴……请稍候！”我想这是又要抽烟了，就发了“同意！”正好我也想方便一下，我倒外面尿了一泡，突然想他是不是也去尿尿了！“滴、滴、滴、滴……”代表尿尿的意思！
　　最后，在整个实习结束时的那一班又同他对上了。我俩没通几份报，就“聊”上了，知道他是71年兵，名叫“WFP”我也通报了我的情况。问他是否要“滴、滴、滴、滴……！”他回答了一堆“划”，就是“哒、哒、哒、哒……请稍候！”，我琢磨一会笑了，这是要大便呀！这是一段电波空中的轶事！

非常巧的是第二年我俩竟然相遇了，1978年我已经调到北京军区装甲兵（北装）通讯站工作，那年8月北装通信处组织所辖范围军、师、团三级电台，进行远程运动中通信演习。为了加强北装电台的技术力量，临时从坦克七师调了两个技术出色的报务员来协助工作。其中一个是坦克27团的报务主任，名叫王福平，1971年从江苏徐州入伍，人长得个头不高黑黑的胖胖的。当时北装通信站派出两台通信车（150瓦）参加演习，王福平和我分在一个台，我是台长他是主任。北装的这两台通信车，是经过北装革新改造的，革新成果已在全军小有名气！这次演习也是为了检验革新成果的先进性和可靠性。王福平在团里只用过15瓦“八一”电台，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通信车和150瓦电台。我首先带着王福平熟悉新装备，学会调试与操作，他很聪明一教就会。演习中北装电台完全是在运动中工作，我俩在车上配合默契，工作十分出色。
北装的电台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第一站是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在基地我们休整一天，由于去年我在这里实习了一个月，所以对院里很熟。休息时我领着王福平在院里遛弯，转到去年我们实习时住过的屋子，我对他讲起去年的事，提到了那个坦克27团的“滴、滴、滴、滴……”，他听了后哈哈大笑说：“那就是我！”随后反问我：“你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哈哈！我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去年一段电波情，今年演习才相识：见面不知谁是谁？原来咱是老朋友！

五、入党提干喜事不断
长治电台实习结束，我们有两条路线回连队。一条，还是走太原，倒车到大同。另一条，是从长治北站出发，走石太线到北京，然后倒去呼市的车，到孤山站下车，孤山离李家湾很近，徒步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由于太原的臭虫产生了心里阴影，就坚决主张不走太原，台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一路顺利平安回到了李家湾。刚回到连里，指导员刘志敏就找我谈话，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他和连长何瑞生（1965年天津武清入伍）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随后是支部党员大会表决通过，就这样1977年6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份，李家湾大田里的玉米丰收在望。我们一台又接受了代表坦克25团，参加了北装通信处在北京南口组织的各师、团通信分队（无线）通信技术大比武的任务。连里派台长剧连贵、报务主任米汉林（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和我，携带BJ212通信车参加比武。我们先在坦克七师通信营无线连集结，此次比武在北装历史上是第一次，由各师组成代表队参加。坦克七师代表队由师直无线连、坦克25团、坦克27团、坦克28团各出一个15瓦建制台参加。师里做了动员，我们在无线连进行了短暂的应急训练，然后就出发了。坦克七师比较低调，对我们没有具体的成绩要求。我们也是抱着参与和学习的态度而去，没想到坦克七师在比武中各个科目的成绩都还不错，并没有垫底。我和剧台长虽然没有取得名次，成绩也属中上，但是我们米汉林主任技压群雄拿到了发报的第一名。要知道发报第一名的“金牌”是所有比武项目中分量最重的一块！相当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金牌。也算是给坦克7师和坦克25团增了光！回来后团里给米汉林记了三等功！
大比武回来没几天，连里通知我到团卫生队体检，机关蒋协理员找我谈话。12月26日一纸命令，我提干了！任职命令是坦克25团150瓦电台干部报务员。
1977年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一年，也是最最难忘的一年。提干不满两个月，1978年2月北装一纸调令将我调到了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讯站。从此离开了对我有培养之恩的坦克25团，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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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战友李喜根

沈忆成

李喜根同志牺牲已经40多年了，通信连的战友们在一起时经常会提到他，因为他是我们通信连一位因公牺牲的战友。关于他受伤、牺牲、及后事的处理，有一些误传。我曾和他同在一起生活过，并参与了对他后事料理的部分工作。最近在整理部队往事时，觉得应该整理一下写出来，一是用以祭奠亡者的在天之灵，二是处于对历史的尊重纠正一些误传。
据赵楼梦（1975年山西高平入伍，曾任通信连指导员，通信股股长）回忆：1976年6月底连队派李喜根、赵楼梦、王喜胜，去坦克七师游泳集训队参加武装泅渡集训。7月28日集训队结业三人在返回途中路经大同，赶上了唐山大地震，29日返回连队。回连之后的一个星期天，赵楼梦和李喜根俩人主动到炊事班帮厨。李喜根和赵楼梦讲：“明天排里派我到李家湾执行电话线架线任务（当时步兵连刚从河头移驻李家湾）。我这两天感冒了身体有些不适，有些不想去！”。赵楼梦劝他跟班长请假，让班里派别人去吧。李喜根说：“不好意思。我去吧！”。第二天（1976年8月8日）上午9点左右，李喜根带上架线器材和工具，就随班长陈连儒（1973年河北定县入伍）乘坐侧三轮摩托车出发了，班长陈连儒坐在侧斗里，李喜根坐在后座上，摩托车由六班的闫二顺（1973年河北定县入伍）驾驶。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摩托车驶出浑源县城一路向北，行至距县城3公里处的土桥铺附近时，李喜根的军帽被风刮掉了，他马上示意停车，闫二顺向右靠边减速，准备停车。李喜根在摩托车尚未完全停稳的情况下下车，下车时失去了平衡，头部（后脑）重重摔在地上，他翻过身来试图爬起来但未成功。陈连儒和闫二顺跑到他跟前时他已经昏迷了，他俩把李喜根扶到车上，摩托车调头就返回了连里。
那天轮我在伙房小值日，吃过早饭清理完伙房卫生，就和炊事班副班长张瑜（1973年呼市红旗区入伍）开始磨豆腐，我俩磨完豆子，滤掉渣，熬好浆，点上卤，压上石头，就等豆腐出锅了，我俩端起热腾腾的豆浆边喝边休息。这时就听到摩托车开到连队门口，看见陈连儒和闫二顺背着李喜根，急匆匆直接进了卫生队门诊室（那时指挥连和卫生队在一个院里住）。我和张瑜跟了进去，看见李喜根面无血色完全昏迷着。卫生队的军医开始对他进行救治，张瑜和七班的李占军（1973年河北定县入伍）还在军医的指导下给李喜根做了人工呼吸。我们几个在场的人开始时也觉得就是一般的脑震荡，但看到医生的诊治过程，氧气也用上了，就感觉李喜根伤势严重了。
将近中午时卫生队请来了县医院的脑外专科大夫，团里的领导也来了。大夫要给李喜根输血，当时指挥连在家的人都验了血，我也验了，但由于血型不对没有抽。连里血型符合的人没几个，抽出来的血很快就不够了，团里紧急调派离卫生队最近的坦克三营的指战员们，从张庄跑步来卫生队献血。
　　此时李喜根已经生命垂危了，县医院大夫也无能为力，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而卫生队和县医院都没有这个能力。但县医院的人说：“雁北地区医院的一个脑外专家刚刚离开县医院，乘长途汽车返回大同了。”团领导马上派了一台小车去追，大夫很快就被追回来了。
　　当时到任仅两天的通信连指导员刘志敏（1968年山西榆次入伍）一直在抢救现场，他问我：“你今天是电台值班吗？”，我说：“不是，今天是我伙房小值日。”，他说：“那你现在就在这里盯着，有需要连里办的事，你就先上！”。大概刚过中午，手术就在卫生队手术室开始了，大夫们都没来得及吃午饭。手术开始后我就在手术室外候着，当时认为李喜根有救了，可是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手术失败了。据说手术是在头的前部先打了一个洞，没找到血肿块，又在脑后打了一个洞，血肿找到了，人已经不行了，各种措施都用尽了也无济于事，李喜根终因抢救无效而身亡。大夫们出了手术室就去吃饭了，我进了手术室，看见李喜根的遗体上搭着白布。我们通信连的几个人帮着卫生队的人清理打扫手术室。
　　按照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规定，亡故的军人应着冬装火化。连队马上派摩托车去团后勤部领来一套新冬装，衣服到了之后，指导员刘志敏让我去给李喜根穿衣服，我拿到衣服时看见领章和帽徽已经缀钉好了。我从来也没经历过这种事，但也没有多想，就抱着衣服进了手术室。手术室已经清理过了，李喜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身上盖着白单。卫生队那个给我开门的战士（是谁记不清了）和我一起给李喜根穿衣服。我俩谁都没干过这种事，李喜根的遗体已经有些僵硬了，我俩研究了一下，把李喜根的遗体扶得坐了起来，把上衣的袖子从胳膊的背后套了进去，裤子穿得比较顺利。虽然领来的皮帽子是特号的，但由于李喜根的头上缠满绷带，帽子根本戴不进去，我俩商量了一下用剪子把皮帽子后面剪开了，勉强把帽子戴上了，但由于李喜根尸体已经僵硬了，领来的大头鞋可就穿不进去了，只能请示领导了。我俩正要离开，来了一个军医让把李喜根遗体的裤子脱下来，用镊子把一团药棉塞进了肛门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军医告诉我，是怕死者腹腔中的脏物流出来。鞋的问题后来经领导批示，后来去后勤换领了一双高靿胶鞋。
　　天黑以后连里派了几个人用担架，把李喜根的遗体送到了浑源县医院的停尸房，我跟着去了但没有抬担架。那时浑源县医院也没有正规的太平间，只是在医院外的东边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土房，用于临时停放因病逝去的亡者，停尸房很小只放了李喜根一人。第二天团里派车从浑源县冷库拉来冰块，我去卸的冰块。通信连为李喜根烈士派了双岗，我站的是第二天夜里后半夜的那班，与电台二台的邢占芬（1973年河北定县入伍）一班岗。我记得虽然是夏天，天气还是有些冷，我俩都穿着大衣。停尸房里县医院有四五百米，孤零零地矗立在一条小土路边。周围农田里的玉米已经一人多高了。风刮起来玉米叶子哗哗作响，确有点阴森恐怖之感。我俩都背着半自动步枪，不停地在小土房附近转悠。邢占芬胆小，为了壮胆不停地跟我说话，但还不许我提李喜根的名字和抢救他的事。我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为李喜根的事忙着，所以并无恐惧之感。
李喜根的亲属是在他牺牲的第三天到的，我记得有李喜根的母亲、弟弟和县武装部的人（他弟弟好像是个残疾人腿有些毛病）。家属提出按家乡习俗，死者身上不能有皮毛之类衣物，必须穿着布底鞋，我们根据亲属要求给李喜根换了一顶单军帽，连里派人在浑源县街上的商店里给他买了一双布底的“老头鞋”。帽子和鞋还是由我去停尸体的小土房换的，换下来的帽子和鞋，还有一个黄色的军用脸盆，我就放在七班屋里了。那时全连都因防地震住到帐篷里去了，七班宿舍空着我就随手放在南边的炕上了。后来有人指责我为什么要放在七班屋里，还有人传谣鬼神之类的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封建迷信的想法，总觉得李喜根是我们的战友，他又是因公牺牲了，他用过的物品怎么处理由连里决定吧。我和指导员刘志敏说了这事，指导员说：“你做的没错，革命军人哪能讲封建迷信呢。“后来指导员在连里点名时表扬了我，还专门讲了：不要乱讲神鬼之事。那两件从李喜根遗体换下来的东西，在七班屋里放了一些日子就不见了，可能是连里统一处理了。
李喜根的遗体是在大同市殡仪馆火化的，团里在大礼堂为李喜根布置了灵堂，开追悼会那天，我持枪为李喜根护灵，站了最后一班岗。李喜根的骨灰是由副指导员冯守明（1969年河北大名入伍，后任坦克25团副团长）护送回高平老家的。李喜根家里人把他安葬在老家东周村(高平市马村镇东周村)。
李喜根牺牲后，通信连党支部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坦克25团在李喜根牺牲三天后，向其家属颁发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证明书中认定李喜根家属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当时总政规定非战时因公牺牲的军人，报请烈士应有军以上政治机关批准。最近我咨询了坦克25团当时的政治处主任董连全，他讲：“李喜根没报请《烈士证书》，《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由团一级政治机关批准颁发，但两者之间在家属待遇上是完全一样的。”现在李喜根的老母亲还健在，已经80多岁了，她一直享受着烈士抚恤金待遇。
李喜根1975年从山西省高平县东周公社入伍，入伍一年半就以身殉职了，年龄刚过20周岁。通信连与他同在一个公社的战友，有连红根和巩秋屯。为了在通信连连史中准确反映李喜根的实际情况，赵楼梦和连红根于2018年10月28日特意去了山西省高平县民政局查阅了李喜根烈士的档案资料，并复印了档案中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给我发来了复印件的照片。连红根此前专门拜访了李喜根的老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他俩拍来了李喜根老母亲的照片，以及当地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属》牌匾的照片，最为珍贵的是找到了李喜根入伍后拍的唯一一张军装照，为我们的连史提供了李喜根的影像资料。看见这张照片，我就回忆起了李喜根的相貌，我此时在想，如果他那天因感冒请了假，就可以避过一劫，不管以后的人生如何，现在也应该是儿孙满堂了吧！我写此文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这些李喜根的战友永远记着他。告诉九泉之下的李喜根，这些年战友们没有忘记他。
当年关于李喜根受伤的原因也有一些“杂音“，我也一直被那些“杂音”所困惑。在编写连史的过程中，几位战友提供了一些李喜根当时的情况，把我的疑惑解开了。当年对于李喜根的受伤细节，许多人都很困惑，想不明白的是摩托车既然已经刹了车，即使没有完全停下来，车速也应该很慢了（有人说车速只有5公里/小时），李喜根这时下车即使摔倒了，也不会摔的这么重呀，通常正常人在摔倒的瞬间是要本能地保护脑袋的。当时私下里就有一种说法，说是李喜根平时动作就不利落，属于小脑不发达那种人，所以在下车的瞬间没有控制身体的平衡，后脑着地摔成重伤的。我当时也认为这种解释合情合理，40多年来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在撰写连史的过程中，张瑜提到他1976年在坦克七师游泳队任助教，李喜根和同去的通信连的赵楼梦、王喜胜，都是他亲手教练的学员，他回忆李喜根学游泳虽不是很聪明，却也算是学得快的，短短一个月时间，从一个从未下过水的旱鸭子，到最后结业时，全副武装游完了2公里全程，获得优秀成绩。武装泅渡是：着正式军装游蛙泳，携带一支7斤半重的模拟步枪和四颗教练手榴弹，每颗600克重，全部负重将近13斤。我是会游泳的，很明白学习游泳，对人体的协调性要求很高，特别是蛙泳，上肢划水与下肢蹬水动作的配合，加上换气都是很难掌握的。我不禁要问：一个小脑不发达的人，能这么快学会吗？而且武装泅渡2公里呀。张瑜讲：每年游泳队都有一些人因学不会而交白卷，说李喜根动作不协调，小脑不发达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根据赵楼梦的回忆，当天李喜根患着感冒。我觉得这倒有可能是他下车时身体失去平衡的重要原因。四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必要在深究李喜根受伤牺牲的原因了，但我是坚定了现在的看法的。 《李喜根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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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秦基伟重返太行山

沈忆成

1983年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整编撤销，我从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连，调入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通信科。1985年4月有幸跟随秦基伟司令员重返太行山，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一、受领任务
1985年4月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机关，作为北京军区首批第二阶段的整党单位，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学习。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来地处太行山区长治市的坦克乘员训练基地调研。
我曾在1981年秋天华北某地举行的802演习阅兵场上见过秦司令员，那时他是阅兵总指挥。我在阅兵现场离他较远，容貌看得不是很清楚，但他用宏亮且浓郁的湖北口音，向邓小平报告的声音却使我终生难忘。
秦司令员这次出行是轻车简从，随行人员很少，我记得随行的有：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张工部长（后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两人（张秘书，警卫刘秘书），保健医生两人。他是第一次来坦克乘员训练基地，他在基地没搞什么大型活动，只是分别找基地的首长谈话。机关的干部们私下议论这是和下一步基地领导班子调整有关。
秦司令员这次来长治还有一个重要行程，就是要重返太行山革命老区去看看。他1937年底随来到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1945年离开太行老区，40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回来过，他太想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民群众了！张秘书向基地领导下达了任务：派人全程跟随秦司令员摄影、摄像。基地领导高度重视，组成了专职小组：由三大队政委高义勋带队（摄影）、教材器材科参谋吴涛（摄像）、通信科沈忆成教员（摄像助理）、小车班司机陈国安共四人。高政委曾是宣传科干事，摄影是他的老本行，但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他还是第一次。他受领任务后对基地机关的照相机进行筛选，都觉得不满意，最后还是回他的三大队取来了他用熟了的那台照相机，又从基地宣传科拿了一台做备份。那年代数码相机还未问世，彩色胶卷也不普及，搞新闻摄影或纪实摄影的人，需要很高的基本功，每换一个场景都要重新设定光圈和快门，每按下一次快门都要慎重考虑，一个135彩卷就是36张，高政委做了充分的准备，光彩卷就带了20个。基地刚购进了一台Sony专业摄像机（大3/4的带子），那个年代军区只有个别军级机关才有这样的设备。基地领导有魄力，花大钱购入，打算用它搞电化教学，这下可派上大用场了。操作这台摄像机的吴参谋，执行此次任务那是当仁不让了，吴参谋点名让我给他做助理。基地指定通信科刚接来的有线线路维护车（大屁股北京吉普）保障这次任务，并专门调用了小车班的志愿兵小陈开车。
秦基伟司令员这次重返太行山老区，只有一个活动，就是看望老区人民，没有任何官方和军内的活动。所以我们的任务很单一，就是跟着秦基伟司令员走，他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事先没有任何要求和剧本。只需用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他在老区的活动和在老区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我们的照片和视频既不向媒体提供，也不向军区机关提交，也不用配音或文字说明。只需工作完成后，把经过简单整理和编辑过的照片、录像带交给张秘书就是完成任务了。
二、太行战神
太行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也是秦基伟的老根据地。抗战八年，他在这里浴血抗战，奋勇杀敌，战功卓著。1945年底他离开这里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到现在（1985年）他已经整整40年没回到过这里。今天他回归故地终于踏上了这块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秦基伟受命以“游击战教官”身份只身前往山西太谷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不到一月就组织了300余名各界爱国青年攻下太谷县城，夺步枪17支，打出了“太谷抗日游击队”旗号，他任总指挥，率队上了太行山，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同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成立，11月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组成，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这就是后来威震太行的“秦赖支队”。1938年春，秦赖支队发展到五千余人，在17个县内建立了拥有百余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威震晋中。4月，参加粉碎日寇晋东南九路大“扫荡”战斗。此战之后组建晋冀豫军区，秦基伟任第一（晋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0年6月，秦基伟调任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1年3月，秦基伟任太行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带领军民渡过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被誉为不怕苦的“咬牙干部”。每战必亲临前沿侦察、指挥。
1945年8月，他身穿便衣，腰插菜刀，夜闯太行山下小根村日寇炮楼，老区人民说他像走亲戚一样就炸飞了炮楼，称他为“秦大胆”。后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和民兵展开大反攻。攻打临城时，敌人火力强大，我军伤亡很大，他亲自端起机关枪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部队冲入敌阵夺取胜利。
三、故地重游
秦基伟将军到自己战斗过的太行山故地重游，以怀念过去的峥嵘岁月。他这次重游的地方有，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王家峪的原八路军总部、河北省邯郸涉县赤岸村的原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山西太谷县、和顺县部分他曾长期住过的村子。
我们每天并不与秦司令员的车队随行，而是根据张秘书的安排先行一步，主要是到秦司令员要到访的地方进行勘察，看看那里的环境是否满足拍摄的需要，主要是看光线、光源，是否需要打灯？要打灯的话，房屋里有没有电？线路容量是否够？是否安全？等等。如果要考虑另外接电，还要和当地的工作人员或村干部沟通让他们协助解决。
秦司令员这次出行非常低调，几乎看不见地方官员陪同。所到之处只有大队干部，没有列队欢迎，没有彩旗标语。村民不用做任何准备，一切生活照旧，连房间都不用打扫。缸里的粮，院里的鸡，圈里的羊，一切都是原样没有一点作假的东西。
老百姓都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还是当年那个秦司令员，在他面前用不着充富，也用不着装穷。
秦司令员没有忘记老区人民对打败日寇，消灭蒋军，建立新中国的贡献！他深知老区的经济现状，了解老区人民的疾苦。他这次来走到哪里都是宣传改革开放，鼓励当地人民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他这次回老区，特意责成北京军区后勤部门，筹集了100辆部队退役的运输卡车，全部大修恢复至最佳车况。他以这100辆汽车做厚礼，送给老区人民，让他们搞运输，把太行山区特有的煤炭和土特产运出去，拉回老区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繁荣老区经济。他衷心的希望老区的人民早日告别贫穷，早日致富！
四、老房东的故事
一天我们根据张秘书安排，提前来到和顺县的一个村子。大队书记把我们领到一个院子，告诉我们：这里曾是秦基伟住过的地方，老房东已经过世，两个儿子已经搬出去单过了，现在只剩下老太太一人住在这里。
当年秦基伟带领他的部队进驻村里，司令部就安置在他家。当时房东新婚不久，为了给子弟兵腾出最好的房子，新娘子搬出新房回娘家住了。秦司令员住了一段时间后才得知，他们住的房子是新娘子腾出来的，非常过意不去，就有意请她搬回来，但她执意不肯。好在她娘家住的不远，她经常回来看望秦司令员他们，一来二去就和秦司令员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的名字叫：宋美玲。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家小院，一进院子就感到院子的主人生活比较困难。进了屋子看到屋内就是一盘土炕，炕头的灶台上一口破铁锅，。一个老太太盖着被子半躺在炕上，看得出来她患病已久。屋里光线很暗，不便于我们拍摄，我们就张罗着从院外的电线杆上拉线。
不一会儿秦司令员到了，他大步跨进院子，停在那里，看得出来他是在脑海搜索当年的记忆。他跟大队书记交流了几句，便进入到屋里。除了老太太的儿子和随行的医生跟着进了屋子，大多数人都留在屋外。高政委、吴参谋和我跟了进去。屋子太小了，这几个人就把屋子挤得满满的。秦司令员坐到了炕边，拉着老太太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满脸泪水。由于我举着的碘钨灯太烤人了，怕妨碍他俩的交谈，拍了几分钟就退了出来。高政委留在屋里拍照片。
在院里大队书记说老太太患病七八年了，就是老年的心肺病。他流露出一些对她儿子的不满，看来是对老太太照顾不周。他说：”昨天告诉老太太，秦司令员要来看她！”老太太激动得痛哭了一场。
后来听高政委讲，秦司令员的随行医生给老太太做了详细检查。秦司令员当即决定把老太太接到石家庄治病，并且当面批评了老太太的儿子。秦司令员还答应给老太太家一辆解放车，让她儿子好好搞生产，好好侍候老妈！
照片1：秦基伟看望当年的老房东大娘。

　　在太古县的一个老房东家，秦司令员和他愉快的聊着当年的事，这时候有人过去喊秦基伟“司令员”，他拉着秦基伟的手不解地问道：“你怎么还当司令呢？你当年不就是司令嘛，把日本人打跑了，把蒋介石打跑了，这几十年也没进步一下？”秦基伟听罢笑了，风趣地回答道：“我是个落后司令嘛！”这段故事流传的很广，我们有幸拍下了当时的场景。当时的秦赖支队就是129师的独立支队，秦基伟是团级司令员，四十年后从战场上杀出来的他，已经是正兵团级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了！

照片2：秦司令员在太谷和当年与他一起战斗过的老游击队员合影留念，秦司令员送了他们每人一瓶白酒（我记得是汾酒）。 照片2：秦司令员与和顺的老民兵合影留念。 五、一个伤残老兵
　　一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村庄的一个大树下待命，准备去下一个地点，秦司令员还在大队部和村民座谈。这时一个人径直朝我们走来，到我们跟前就问：“你们是不是秦军长得队伍？”我仔细打量他；6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板，笔直的腰杆，上身着一件洗得很白的军装，腰间扎着一根牛皮腰带，上身的军装没有胸牌，也没有臂章。但毫无疑问他曾经是一个军人。
　　我们和他攀谈起来，原来他20岁那年（1946年初）在这里参军，随秦基伟走出太行山，参加了解放战争，随15军参加了抗美援朝，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当时是排长，头部负伤后致残回原籍安置。他听说当年的秦军长来了，特意赶来见老军长。大概是头部受过伤的缘故，他说话含糊，表达的意思也不太明白，但他的身份我们弄清楚了。为了不耽误他见秦基伟，我们没有和他多谈，就赶紧让他去了大队部。很遗憾我们马上要出发，不能和他详谈，也不知他见到秦军长后的情况。但是这个老兵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的身上肯定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战斗故事。

　　我们执行任务的最后一站是榆次，秦司令员就要返回北京了。他与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合影留念后，我们提出能否跟秦司令员单独合个影，秦司令员欣然答应。于是就留下了这张我一直珍藏着的宝贵照片。

左起：沈忆成（基地通信科教员）、高义勋（基地三大队政委）、秦基伟（北京军区司令员）、吴涛（基地教材科参谋）、陈国安（基地小车班司机）。我1986年3月离开基地，高政委后来任基地政委、北京军区直工部部长、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授少将衔），吴涛任基地俱乐部主任（授中校衔），小陈复员回家后失联了。

目录42

怀念老首长蕫连全

沈忆成

2021年9月19日，是老首长蕫连全去世的日子，乙舒平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当时万分悲痛和震惊！时过一年，借73年战友们征文纪念入伍50周年之际，写下此文以表对老首长的怀念之情。
一、我与董连全之交
我与董连全之交，可以说十分平淡，但又让我终生难忘。我1972年12月入伍到坦克25团指挥连电台干报务员。那时他是政治处主任，我是新兵，两人并无交往。两人之间也就是我认识他，他不知道我是谁的隶属关系。1977年底我在指挥连提干时，他还是坦克25团政治处主任。我1978年2月调离坦克25团后再也没见过他，直至2018年10月份他在退休多年后再次来呼市看望老部下时，才和他有了密切接触，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交往颇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7年10月，我萌发了制作一篇关于73年呼市兵在坦克25团的工作与生活情况的美篇（相册）的想法，此意得到了乙舒平的积极响应。在创作初期乙舒平提出，他可以向老团长董连全征集一些有关老独二团和25团的老照片。之后乙舒平即联系董连全提出了请求，他欣然答应，表示：他保存的那个年代的照片很少，可以找到几张，但需要返回北京城里的老房子里去找。没过几天他就专程返回城里，找到了几张尘封已久的历史照片，用手机翻拍下来，用微信经乙舒平转交给我。照片翻拍的水平不高，但我如获至宝，用电脑做了精心修整。这几张“文物级”照片，现在通过本文展示给大家。这是我与他第一次打交道，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日后我俩深情交往的开始。

照片1：1959年董连全授少尉衔
　　乙舒平在坦克25团时跟董连全很熟，他给我讲述了他对董连全的印象和了解，他对董连全评价很高！在我的脑海里也就初步建立起对董连全的基本的印象。
　　2018年3月，关于73年呼市兵在坦克25团的工作与生活情况的美篇《英雄的部队_珍贵的回忆》编撰完成并刊印成书。此美篇被美篇编辑部评为“精”，并在网上广为流传，至今网上阅读量已达2.3万人次。
　　2018年10月12日董连全第二次来呼市，看望我们这些73年呼市兵。我们向他赠送了《英雄的部队_珍贵的回忆》一书，他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照片2：赠《英雄的部队_珍贵的回忆》时部分编委与老首长合影。 照片3：老首长与《英雄的部队_珍贵的回忆》主编合影。
　　他在呼市逗留4天，没有其他活动只是跟我们见面，这就给了我和他接触的大量时间，我每天几乎都跟随他的左右，抓住机会就跟他聊上几句，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翔实的坦克25团历史资料。得知他要来，我早已准备了许多问题，他来呼市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所以都是我向他提问，他有问必答。慢慢地熟了，他也会“借题发挥”给一些我没问到的故事。当时他已年过八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神矍铄，记忆超常，思维敏捷，神态之中充满果敢坚定的军人气质，没有一丝衰老的迹象！

　　从那以后我俩互留了电话，开通了私信。没想到他回京之后，竟然先给我来了电话，详细回复我在呼市向他问到的，他当时没能详细解答的问题，他说：当时在呼市有几个问题回答不太准确，回京后给老独二的老战友打电话，落实了此事，特意来电话告知我。接了他的电话使我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感谢！他说：“应该感谢你们！我做为25团的老兵，为你们呼市兵的作为而感动！”从此我俩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后来我在编写《坦克25团通信连（指挥连）》连史和《金戈铁马星火七连》（坦克七连轶事）两书时又经常不断的向他请教，电话联系频繁。我俩的工作方式是；我用微信文字的方式，把我要了解的事，详细写下来发给他，他看到后，首先靠自己的回忆答复我，有些他不能立即答复我的，就向其他人求证后给我回电话（因为他不善手机上打字）。我也觉得在电话上聊更亲切，而且可以随时插话。他每次除了答复我的问题之后，还要和我聊上一会儿！我不但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而且感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他每次跟我通话都称我“老沈”，我当然不敢受用，就更正他！他说：“没必要客气，看见你满头白发，还是叫你老沈舒服！你也不要叫我老首长，就叫我老董！”我拗不过他，俩人就相互定了称呼！不过我还是心里非常不安。就约定有外人在时还是称他“老首长！”
　　老首长的突然离世，我万分痛惜和震惊。在我印象中好像刚刚和他通过电话，翻开手机的电话记录一查，那是8月3日上午8点24分，是他打过来的，通话进行了12分钟。想起来是他向我讲述1958年独二团改装全装重装坦克团的事！当时我正在北京博爱医院给老伴看病，突然大夫找我有事，没有和他多聊就挂断了。但相约我抽空再给他回电话，我还有许多“问题”要向他求教。这才是一个半月前的事呀，这么快他就走了！真叫人心痛和难以接受！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

二、我所认识的董连全
我和董连全虽然在坦克25团时没有什么交集，只是因编写相关文章时，要向他了解老部队的历史往事才得以相识。短短4年时间，记不清我曾给他发过多少微信？也记不清和他通过多少次电话？但总想好好梳理一下我所认识的董连全。
（一）他十分热爱老部队
一聊起老部队，他总是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地一一给予解答。一时不能立即回答的，也会在事后向他的老战友进行询问，找到答案后再回复给我。这也是最让我感动之处！我想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把青春和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坦克25团。对老部队充满的无限的眷恋和热爱！

（二）为人正派从不夸耀自己
每次和他交谈或文章中涉及到他本人，他总是告诉我:要以写事为主，不要过多的渲染他。例如：我在某文中，提及1957年国庆节坦克独立第二团，组成重型坦克方队在天安门受阅时，他在团长梁秉志车上，手持红旗通过天安们的事。他看到后跟我讲“1957年阅兵时，我在团长梁秉志车上，但不是旗手，当时车上有我和刘福民两个驾驶员。重型坦克驾驶室前方有一个小观察窗，在車外固定一块潜望镜，驾驶员通过镜子负责标齐，我在他身后看前方，发现偏离方向线就拍他的左右肩进行调整，保证坦克直线前进。”
又如：我在某文中提到了他在1969年随坦克25团高炮连，抗美援越时任指导员，他纠正说：因为在越南高炮部队伤亡很大，为了保证连队战斗力，高炮连干部都是双配置，即两套班子，战时有一个干部伤亡，马上就有人替补，他在越南是高炮连第二指导员。

照片4：1968年董连全在坦克二连任指导员
（三）对历史讲求真实一丝不苟
我主笔或和编审其他战友的文章，初稿后总要将送给他审阅，他每次都会找出一些不实之处，并对我讲：“写这类故事要尊重历史，夸张有度！”
例如：在对我记叙1976年他作为坦克25团带队，赴新疆参加“21-712”核试验一事时，特别纠正两点，一是他们的宿营地不是马兰，马兰只是路过。装甲兵的基地还在马兰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他说：“你在文中，马兰的故事可以提及，但不能张冠李戴。”二是核爆时，装甲兵参试人员所在的地点，戴着深度墨镜看到的氢弹爆炸只是一个栗子大的红色火球，感受到的冲击波也不大。他说：“你把场面描写的太壮观了，那是电影记录片中的场面！你的故事就失去了真实性！知情的读者一看就明白你并不在现场!”

　　老首长的教诲对我触动很大!从此以后我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投稿的战友，由于时间已久记忆不准或所处的位置不同，在征文中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我在审编时，凡是遇到涉及历史问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历史背景的事，一定下功夫要搞清楚再下笔。战友们也感到了我一丝不苟、刨根问底的工作态度，这都是老首长的谆谆教导所致。
　　老首长是我们的活档案，他在世时，我在编撰文章过程中遇有问题，总是第一时间请教他。有他的无私帮助使我们的文章更贴近史实，更有阅读和收藏价值，更让读者能有所收获。所以这次征文我更加怀念他。如果他还在世，我不知又要有多少问题要请教他呢！他肯定又会一如既往的帮助我们。这也是我对他怀念之深的重要理由！

照片5：1974年夏，坦克25团首长在浑源司政机关留影。（左起：彭树藩副团长、王振英政委、庄曰华副政委、董连全主任） 照片6:1974年冬坦克25团野营拉练途中。
三、呼市战友与老首长的深情厚谊
　　在坦克25团时董连全从担任政治处主任到担任团长，就很看重1973年入伍的干部战士，很多人都是在他亲自过问下得以提拔，在他的关怀下进步成长，所以在坦克25团成长起来的73年入伍的干部，对他特别敬重和爱戴，尤其是呼市籍的干部对他更是感情深厚。

　　老首长退休后曾两次来呼市看望老部下。他年龄大我们20多岁，职务高我们好几级。已是耄耋之年的他还惦记着我们，两次专程来看望我们，可见感情至深。战友退休之后相互看望，是非常普通的事。通常都是下级去探望上级，有上级看望下级的也是职务相差不大，副师长专程去看望他的连排长确实所见不多！
　　2012年夏天，受呼市战友的盛情邀请，他独自一人乘火车来呼市，与我们聚会。1979年9月，他自25团团长任上到国防大学学习，同时下令任坦克7师副师长。有些呼市战友自从那时起就没有见过他，四十多年的岁月并没有消磨掉我们对老首长的真情厚谊！呼市战友与他欢聚一堂，共叙友情！我当时还没有退休，正好在外地出差，未能与他相会。
　　六年之后，2018年10月12日，他突然想来呼市看看老部下，就带着董栗岷（儿子）、董京生（坦克25团通信股收发）、刘国良（坦克4连副连长）再次来到了呼市。这次我全程陪同，也开始了那段为期不长的特殊友谊！

照片7:2018年10月老首长来呼市看望原坦克25团老部下。

目录43

亲历“802”

沈忆成

1981年秋天，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一次现代条件下方面军防御战役实兵演习，（简称““802””演习）。这是当时我军历史上最大的实兵演习，北京军区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空军航空兵、空降兵等军兵种和部分民兵组成演习部队，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旨在摸索出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演习结束以后，举行了阅兵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陆、海、空军受阅部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华国锋等观看了演习并检阅了部队。

我作为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北装)通信连电台台长有幸参加了“802”演习，在演习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并圆满完成了任务。“802”演习已经是我军旅生涯中参加的最大的军事行动，四十多年过去了，在“802”演习中所经历的事还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一、技术保障短波通信网

我参加“802”演习的第一项任务，是带着一部150瓦电台和一名报务员(战士)，保障北装技术部，组成北装技术保障短波通信网。我是5月初到达演习所在地的，北装技术部为了完成对“802”演习参演的装甲兵部队的技术保障，在演习地域开设了野战指挥及技术保障中心，它开设在张家口（十三里营房），这里原是日本人侵华时修建的军队医院。这次演习北京军区共动用坦克装甲运输车及履带自行火炮一千余辆，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动用坦克、装甲车最多的一次，所以技术保障工作非常重，也遇到了很多新的课题。

我们这个技术保障短波无线通信网由主台（技术部）与下属的十二个属台组成一个大网。这次组网的通讯联络工作和以往的短波通信保障工作有许多不同之处，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大锻炼了我作为北装的电台台长的组织指挥能力。

技术保障短波无线通信网开通初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收听各属台的信号不好，尤其到了傍晚这段时间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发生过延误电报的情况。通信保障不太顺利，由于北装技术部与下属各技术保障单位的电话线路连接复杂，所有电话都需要通过多级总机的多次转接才能接通，而且通话质量不好，所以技术保障的通信工作主要依赖无线电台进行。技术部的领导对电台通信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和我探讨提高通信保障能力的问题。我对网内各属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通信不畅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1.十几个下属台都是15瓦的电台，功率较弱。2.架设的都是标准的双极天线，电波发射成分以天波为主。3.属台与我的距离都在30公里至60公里范围内，这正是短波通信的盲区，既地波达不到，天波在这个范围内由于发射角度太大，得不到有效反射，所以信号强度极弱，难以保证联络畅通。我把情况向技术部领导进行了汇报，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1.要求在50公里以内的属台降低双极天线高度，或直接架设朝向主台的以发射地波为主的单极斜拉天线，以提高地波的发射强度。2.按地域方向将网内各属台组成专门的小组，进行转信转报工作，当某属台与主台沟通困难时，组内信号好的属台出来帮助转信转报。技术部领导对我的建议很重视，立即召集各属台台长前来开会，会上各台长一致同意我的方案，并对网上工作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他们返回后对会议精神进行了落实，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提高了通信保障能力，基本上保证了网内信息的畅通，再也没有发生过漏报误报情况。后来北京军区在张家口开通了新的野战通讯枢纽，电话专线直通了北装技术部，从此电台的压力也小多了。

二、阅兵方队坦克电台组网及指挥实施

“802”演习中北装通信处分为两部分，孙作胤（处长）带司光超（参谋）在张家口（榆林机场）阅兵指挥部，卢维富（副处长）带何岳良（参谋）在张北县（党校）北装指挥部。到达演习地域没多久司参谋家中有事（家属生病），回北京处理家事去了。孙处长就调我去阅兵指挥部临时顶替司参谋的角色，在阅兵指挥部操作一台BJ212指挥车，保障受阅的坦克装甲方队的通信指挥。原来说是我临时顶替司参谋，等他回来后我就回技术部。可等到司参谋回来后，又不让我回去了，可能是由于几次合练与预演，我对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而且和各阅兵分队领导也混熟了，孙处长就把我留下了。日常工作还是由司参谋负责，我只是在合练或预演需要动指挥车时再过来。由于没人替换我在技术保障短波通信网的工作，我就两头跑，好在十三里营房与榆林机场距离不远（大约10公里），技术保障网的工作只是白天联络，有一名报务员足以应付了。又有专车接送，我就两头兼顾，所以七次阅兵预演和9月19日的正式阅兵我都参加了。阅兵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感人的事情。

1.现场感受威武的军姿、震撼的军威

初到阅兵训练场，我就被受阅部队官兵的刻苦训练精神所感动，吃过午饭他们列队练站姿，烈日之下他们穿着大裤衩、脚蹬大马靴，头戴坦克帽，军容严整、挺立笔直、纹丝不动、汗如雨下、不时有人晕倒，一站就是两个小时。这情景太让我感动了！我当兵9年了，过去对军容风纪的概念就是带正军帽，扣好风纪扣，站在这些军人面前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军容军姿。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预演。第一次阅兵预演是在下午进行的，地点就是榆林机场，受阅部队在观礼台左侧（东面）列队，分列式由东向西行进。我是在坦克装甲方队入场之前，就和各方队沟通了联络，由于是第一次合练，我也非常紧张。第一次预演阅兵首长记得好像是北京军区马卫华副司令员。第一次预演主要是检验部队的训练情况，查找和暴露问题，配属方队（例如三军仪仗队、空海军徒步方队）也没到位，空中梯队也没参加，阅兵车也是212指挥车。但受阅部队都是按正式阅兵进行的准备。

第一次预演把我的车安排在主席台东面，紧挨主席台的位置停靠，所以整个阅兵过程全部都看到了。总指挥下达：“标兵就位！”的口令，阅兵正式开始。从我所在的位置向左望去，一队队受阅部队人员车辆，整齐列队，军姿威武，等待首长的检阅。我过去经历过的军人列队场面，最大的也就是在坦克25团时的全团会操。此时此刻我虽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如此近距离的与他们接触，心情无比激动。检阅部队时，部队回答首长问候的口号是“首长好！”和“为人民服务”。据说从开国大典到1959年国庆阅兵，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苏军的阅兵方式高喊“万岁！”（乌拉），“首长好！”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从“802”开始就一直沿用到2015年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分列式是这样进行的，受阅方队以齐步方式行进到敬礼线（也就是第二标兵的位置）时齐步改正步，在96米长的受阅区里以每分钟116步的步速前进，共须128步，耗时1分06秒。通过后（也就是走到第三标兵位）方队长下达齐步走的口令，方队长结束敬礼，方队由正步改为齐步走。

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徒步方队的分列式，当在护旗兵护卫下的五星红旗，引导着徒步方队在我眼前踏过敬礼线时，随着方队长一声：“向右看！”的口令，整个方队高呼：“一二！”齐步变正步，齐刷刷的向右摆头，行注目礼。此时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太激动了！太震撼了！那种感受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永生难忘。

2.入场塞车，紧急修路

“802”的阅兵场地是张家口市东南方向的榆林机场，而阅兵车辆的训练场在榆林机场北面的一个废弃了的机场跑道，传说那个机场是侵华日军1935年修建的。受阅的轮胎车辆和履带车辆方队，训练都在这个旧机场上进行。各方队按事先分配的时间入场训练，大家都非常珍惜分给自己的这点时间，单位之间经常因为时间问题闹矛盾。由于65军和榆林机场两家人常年驻扎在张家口市关系不错，65军的轮胎受阅部队，就在空军没有训练任务时插空使用空军的机场进行训练。后来军区工程兵的火箭布雷方队也和机场套上了近乎，也过去训练了。我当时想：“这事也走后门呀！”可是走了这几个方队，倒是给留在榆林老机场的这些没有“关系”的部队，提供了更多的训练时间。

我们的坦克装甲阅兵各方队就驻扎在榆林机场附近，装甲兵阅兵指挥组住在榆林村，榆林村很大，分为中榆林和西榆林。每次阅兵预演各方队都要按事先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道路依次入场。我们坦克装甲车辆走的是乡间土路，这段路不过四五公里长，可是被进进出出的坦克装甲车压得坑坑洼洼，特别是拐弯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坑。第一次预演这段入场的路就出了问题，参加受阅的部分轮胎车辆也要走这条路，这可难为了轮胎车辆方队，特别是炮兵车队，牵引车与炮身加在一起太长了，这种路对他们说来太难了！他们根本不能按指定时间范围通过，把后面的方队全压住了，阅兵指挥部紧急调来了两台推土机进行道路抢修。我的车到达路口时也被堵住了，驾驶员下车去探路，很巧前方调整哨执勤的正好是他的老乡，好像也是坦克六师的，就通融了一下让我们优先通过了。等坦克装甲方队通过时已经晚了近两个小时了，好在工作安排都有余量，并没有影响阅兵预演的按时进行。但此事引起了阅兵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几天之后就调集工程兵部队，把入场的路全部整修了，也把入场路线和时间进行了调整，以后几次预演就没再发生这类问题。

3.装甲坦克方队的总指挥车
　　北装阅兵指挥部调用了坦克24团一辆BJ212吉普车，作为整个坦克装甲阅兵方队的指挥车，担负平时训练和阅兵指挥协调任务，车上安装了两部A-220坦克电台和一部50瓦晶体管扩音机，车顶上安装了两个方形扬声器（喇叭）。我的任务是在车上使用这两部电台和扩音机，保障对整个阅兵方队的训练和阅兵的指挥协调工作。
　　我第一次看见这辆车时，都傻了！车已经很旧了，篷布破了，四个轮胎都磨平了，左边的后视镜用铁丝绑着，车身上有的地方漆都脱落了。司参谋对我说：“团里知道受阅的保障车辆，都要大修的。所以开了团里最破的一辆车来了，而且把电瓶和轮胎全换成旧的。”好在阅兵指挥部给它安装的两部电台和附件都是新的，通信处给它装的晶体管扩音机也是最新的产品。后来果然如司参谋所说，好像是第三次阅兵预演后，就把这辆车调去大修了。大修结束后让我去接车，我再看见它时，那就是一辆崭新的指挥车了。驾驶员也高兴坏了！我跟他开玩笑：“等演习结束后车上的电台和扩音机我都不拆了，带回团里，准给你立三等功！”，这辆车和驾驶员一直陪伴着我四个多月时间，圆满地完成了“802”演习装甲坦克方队的指挥、保障任务。
4.阅兵车辆的组网
　　“802”的装甲坦克受阅方队以参演部队团为单位，每个团组成一个方队，每个方队是四乘四配置，每个方队 前是两台军政首长领队车，一个方队是18台车。整个坦克装甲方队的总领队是北装的胡副司令和张副政委乘坐的531装甲输送车，坦克方队的总领队是坦克六师张师长（政委车是谁记不清了）乘坐的59式坦克。坦克和装甲车各6个方队，总共是216辆车。加上两辆备份装甲车，两辆备份坦克，两台牵引车，共222台受阅车辆，加上我这辆指挥保障车，网内一共是223部电台。最早这223部电台究竟是实施二级组网，还是实施一级组网，在阅兵部队内部是有争议的。多数人主张二级组网，每个方队军事首长车都是双电台指挥车，一部对下，一部对上。这也是传统的指挥方式，所有的车辆都在自己的方队中沟通联络。一级网只有我和各方队的军事首长，牵引车和备份车辆也都在一级网内。分列式行进过程中一旦哪辆车发生问题，先报告分队长，再由分队长把故障车的具体位置报到一级网，牵引车和备份车收到报告立即前出，实施救援或补位，我在网内只管网的组织和监管，不参与具体的救援补位工作，因为事先都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救援补位方案。还有一种意见是223部电台组一个网（一级），持这种意见的理由是：受阅车辆一旦发生故障，通过两级网络报上来，就会有时间差，如果分队长再发生操作失误，就会导致救援混乱。而一级组网，单车故障情况可直接报给救援车辆，加快救援速度。后来我们对两种方案都试验了一下，最后把一级组网的方案否了。原因是223部电台在一个频率上沟通一次时间太长，任何一辆车不能及时应答，或误按了胸前开关，都会影响到全网。二级组网方案确定后，我们就重点进行了几次合练，合练的过程是：各分队在指定的时间前5分钟，在各自频（道）率上沟通本分队全部车辆电台，我在规定时间内打开一级网电台，呼叫：“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听到请按顺序回答！”然后各方队长在一级网的频（道）率上依分队排列次序回答我，“一号听到！”、“二号听到！”......十二个方队都沟通以后，牵引车和备份车回答我。当时指挥部规定每次全网沟通一遍，必须是依次回答，前面的回答完毕后，后面的紧跟着回答；如果两分钟内后面的方队没有回答，我在两分钟内反复单叫该方队，两分钟内不能建立联络，就停止呼叫。我的车就开到该方队队前查明情况。开始演练时并不顺利，确有不能按时沟通联络的，有一次一个方队超过了两分钟没出来应答，我的车就开了过去，到跟前后用扩音器喊他，方队长居然不在车上（事后查明确有特殊情况）。后来阅兵指挥部授权我，不论方队长官职大小，可以当场使用扩音器警告批评！这一批评在场的全部人员都能听到，真的起到了作用，演练了几次之后就顺畅多了！有一次张师长跟我开玩笑：“在网里你是最大的官，我们都听你的！”。他还私下跟我说：“你在网里嗓音好，口齿清楚，讲话简单明了。演习结束了就到我那儿去吧！”。
5.最具特色的阅兵方队与阅兵服装
　　最终参加阅兵的方队一共是53个，以下这几个方队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
　　三军仪仗队。他们是8月中旬第五次预演才到“802”现场的，空中梯队和“八一”特技飞行队也是第五次预演才参加合练，第五次预演阅兵部队就已经演练的相当正规了。张震副总参谋长代表总部来验收，阅兵总指挥是秦基伟司令员，阅兵车也是从北京调来的红旗敞篷车。三军仪仗队是军之魂，国之魄。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的风采终身无悔了！
　　空降兵徒步方队。15军的空降方队是徒步方队，开始参加合练着装就是普通的空军军服，记不得是第几次预演时，他们突然换装了，上身改成夹克衫，左臂佩戴了空降兵的臂章，据说这是专为“802”设计的。见惯了65式普通军装的我，觉得眼前一亮，真帅呀！有人说这套军装像电影里的“白虎团”，我们几个就一直偷偷的叫他们“白虎团”。最让人赞叹的是他们的方队长，63年入伍当年39岁的军长李良辉，李良辉不只是年纪轻，职务高，看他那正步走得绝对标准，是所有徒步方队方队长中走得最漂亮的。他们还试戴过空降兵专用头盔，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由于视觉效果不佳，所以又改回了普通钢盔。
　　海军徒步方队。海军徒步方队由东海舰队教导团的学兵担任。它们是第五次预演之后，才从上海紧急调来的。据说是张震看完第五次阅兵后，觉得三军仪仗队加入阅兵方队后，阅兵方队中有了海军身影，就一个护旗手显得太孤单了，于是就拍板增加了海军徒步方队。海军方队刚来时着装是蓝裤子的水兵服，第七次预演（也就是最后一次预演）那天突然改成白裤子了。水兵服的特点是上身短下身长，加上漂亮的水兵无檐帽，那叫一个帅。我那时才知道海军还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人家是穿着礼服受阅的。而我们就那么一身衣服，虽然坦克乘员还有一身工作服，哪有礼仪之用呀！水兵的正步和我们陆军的有些不太一样，我们看惯了陆军的正步再看海军的正步，觉得陆军是踢出去的，海军是甩出去的，动作很是优美。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也给他们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东海之浪”，也有传说海军的正步教官曾是“国军”的队列教官，原来“东海之浪”是从“国军”那里传过来的。
　　飞行员徒步方队。空军徒步方队是由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的飞行学员担任的，它们也是第五次预演之后，才从长春调来的，理由和海军一样。第一次看见他们就感觉个个都非常神气，我们几个就又动了起绰号的心思，就叫他们“雏鹰方队”。这些小伙子是抗热型的，阅兵着装是飞行皮夹克，脖子上还围着白丝巾，头戴新式飞行头盔。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抗暑的？有一次合练休息时几个飞行学员跑到我的车上看热闹，要戴我的坦克帽，我也戴了一下他们的飞行头盔， 我跟他们聊天问他们穿着皮夹克热吗？他们说是习惯了！我把给他们和海军及空降兵方队起的绰号，跟他们说了，他们说：“这几个绰号都非常形象，很好！”。
　　人家飞行员、海军、空降兵都有自己特色的服装，陆军和空军的阅兵方队能不眼红吗？难道就让我们穿着的确良受阅吗？更何况我们是演习的主体呀！所以陆军和空军的阅兵方队也对受阅服装提出了要求，演习指挥部为解决这一问题，特为受阅部队下发了当时尚未装备部队的涤卡式冬装，还有翻毛皮鞋。一经试穿效果很好，与的确良面料的夏装相比，有了厚重感！显示出军容的威武雄壮。发阅兵服时只发给直接受阅的人员，我们这些指挥辅助人员没份，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快。可是没想到阅兵完毕后才穿过几次的涤卡阅兵服全都上交了，说是参加其他演习科目的几万弟兄有意见了，全部上缴也就摆平了。我也倒是心里平衡了，只是想不通这批具有历史意义的阅兵服怎么处理呀？要是现在好办了，挂在网上拍卖准能卖个好价钱。
　　说实在地最值得骄傲的还是我们的坦克方队。我每次看见“东海之浪”和“雏鹰方队”心里总是在想，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来“802”是给我们做陪衬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参演部队，我们才是受阅的主体。每次预演我都把我们的坦克装甲车方队，与其他方队做比较，感觉他的最大特点就是震撼，他具有别人没有的压倒一切的气势！每次分列式的时候，当我在电台里听到坦克方队下达”发动!”的命令时，首先看到的是那边升起一片蓝烟，紧接着传来那熟悉的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当他们远远的开过来时，随之而到的是地动山摇的感觉，走在他们前面的火箭布雷车和舟桥车，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每当他们开过来的时候，观众们都要站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钢铁洪流的魅力了。一排排、一队队坦克装甲车从我面前驶过时，大地在颤动，发动机的轰鸣夹杂着履带在行进中发出的钢铁碰击声，才是我们最美的旋律。
6.装甲步兵“向右看”
　　第二次阅兵总预演后的某一天，领导让我带车去装甲步兵方队，协助他们解决通过敬礼线时，敬礼口令声音小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徒步受阅方队，通过敬礼线的那一刻，方队长发令：“向右看！”，整个方队听令后高呼：“一、二！”齐步变正步，齐刷刷地向右摆头，行注目礼通过主席台。可是装甲步兵方队却遇到难题了，车上搭载的步兵，分两列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站在车后的步兵舱口。方队长车通过敬礼线时，方队长下达向右看的口令后，所有乘员（除驾驶员）向右摆头，车长敬举手礼，搭载步兵行注目礼。可是在装甲洪流中，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一切，装甲车乘员有坦克帽通过电台和车内通话器可以听到口令，但搭载步兵是什么也听不到的。所以右摆头的动作，只能是看着方队长跟着他的动作摆头，所以很难做到全方队整齐划一。
　　领导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得知摩托化步兵在车上安装了扩音器和喇叭解决了这个问题。于是就想在装甲输送车上也安上扩音器和喇叭试一试。因为我的指挥车上安装了一台50瓦交直流两用晶体管扩音器和两个方口喇叭，所以叫我带车过去，把它们卸下来安装到装甲输送车上试一下效果。
　　我带车到达现场后，一辆装甲输送车和一个修理连的技师带着两个修理工等在那里。打过招呼后，我们就立即开始工作。我亲自拆卸车上的扩音机和喇叭，并告诉他们：扩音机电源是正搭铁（机壳接正电极），汽车和装甲车都是负搭铁（车身是负电极），扩音机在装甲车上必须与车体绝缘（隔离）。电压都是24伏的。他俩显然不了解这个情况，听了有点茫然。我告诉他们，扩音机在我车上安装了绝缘底座，把底座和扩音机同时按在装甲车上就行，平时注意不要让扩音机壳体碰到车体就行了。
　　他们干活挺麻利，一会儿就在车内临时固定好了扩音机，在车外临时固定好了喇叭。接通电源后，把车发动着了，我们简单试了一下，在本车上感觉还可以。接下来我们就让相关领导和人员进行方队试验，当一个方队的车都发动着了以后，前面车上的搭载步兵还可以勉强听到口令，后面的车上几乎听不到口令声了。我们分析判断如果整个方队动起来，再加上前后坦克装甲车方队都在行进中，那么就更听不到了。这个试验失败了，也找不到其它好办法。听说有人提出用信号灯来同步敬礼，试都没试就被否定了。我们把扩音机和喇叭恢复到我的车上就撤回了。
　　听说后来还是用车长敬举手礼，搭载步兵行跟着摆头注目礼的方法。我想看上去可能不太整齐，但观众此时更关注的是装甲车队的壮观，而会忽略了车上步兵的摆头敬礼动作。
7.终身难忘的1981年9月19日
　　9月19日是邓小平在榆林机场检阅“802”参演部队的日子，原来天气预报张家口地区有雨，但是指挥部还是决定阅兵如期举行。我们凌晨2点钟起床，天空阴沉沉的，吃早餐每人带了两水壶绿豆汤和两个面包。我记得出发前领导讲话很简单，大概意思是：““802”的前四个科目都演习完了，效果非常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今天就看大家的了！”。我在5点钟打开电台，呼叫装甲坦克受阅方队，12个受阅方队的领队依次回答：“受阅部队某某方队人员车辆准备完毕！”中间没有任何耽搁。各方队车辆入场完毕后，向我报告了一次，车辆就位后又向我报告一次，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利。由于离救援牵引车和替补车辆很近，我还走过去和他们见了一面，大战在即，谁也没说话，只是互相挥了挥手。从此坦克装甲方队阅兵指挥一级网内一片寂静，我的第二部电台始终放在第一装甲方队的频率上听着，第一方队的指挥命令都非常简洁干脆，没有任何特殊情况发生。在这段时间里下了一阵小雨，可是天一亮就停了，真是天公做美呀！
　　上午九点钟，阅兵正式开始。分列式开始后，我就默默地数着眼前一队队走过和开过的方队，静静地等着我们的坦克装甲方队。指挥部早有缜密的抢救补车预案，即使出现了故障车辆，各方队与抢救组都会按规定步骤实施抢救，我在网里也就是个重要“观众”，能做的事只能是看着和听着了。当工程兵车辆方队开过来后，我的心里开始默默祈祷，祝愿我们的钢铁方队都能顺利通过主席台。一个坦克方队分列式通过主席台的时间是1分零6秒，整个装甲坦克方队通过的时间也就10来分钟。我们的受阅坦克兵们四个多月的艰苦训练，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就是为了这难以忘怀的10分钟。实际当我们的最后一个方队通过敬礼线后，空中梯队也就临空压顶了。观众的注意力和视线也就转向了天空，所以当我看到空中梯队过来后就松口气了。
　　空中梯队通过后，是特技飞行表演。可是9月19日那天由于气象原因，整个天空都十分晴朗，却在即将进行特技飞行表演时，主席台正上空出现了一大片积云，特技飞行只能在积云的西边进行，这样表演效果就大打折扣，给“802”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最后一排坦克通过主席台后，我通播各方队：“各方队按方案返回驻地，全部返回驻地后，请向阅兵指挥部报告！”一直到下午将近5点，全部阅兵车辆（包括抢救和备份车辆）才完全回到驻地，而且还是毫无故障，异常顺利。我在电台里跟大家作了告别，满怀深情地说了：“谢谢大家！再见！”，然后关闭了电台。回到驻地，见了领导汇报说：“受阅部队车辆已经全部安全返回驻地！”领导只是哼了一声，我也明白此时领导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顺利完成，大家都是彻底放松了的感觉，所以此时此刻都无语了。
　　在受阅部队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802”的阅兵都非常顺利。每次预演和9月19日的正式阅兵，整个车辆方队没有一辆车“掉链子”，都是顺利通过。特别是我们的坦克方队更为出色，因为履带车辆在分列式中最难走齐，保证车辆的完好无故障通过也是最困难的。但我们的英雄的坦克兵做到了，救援工作也就真正是有备无患了。
8.奇异的敌特电台信号
　　在“802”演习期间，我的电台指挥频率上，居然出现过人为干扰情况。其他部队也反映他们演习的坦克电台频率上还出现过敌特喊话，还有人在我们的工作频率上播放邓丽君的歌曲。有些部队还发了敌情通报，说是张家口地区阶级斗争复杂，常有敌特活动，混入我电台频率进行破坏，曾有特务在山上打信号弹，民兵曾几次组织搜山没有结果，要求各部队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在一次工作会上领导提及了此事，领导让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以下几点：1、在我使用的频率上出现过非本网电台信号，但从它的通话内容看，肯定是在进行坦克单车打靶训练，而且有一方显然是A233电台或714电台，但时间不长。可疑之处是，“802”这么大的演习，我们使用的频率肯定是事先分配好的，其他电台不会占用。再者，张家口附近的坦克部队都是参演部队，不会在这个时间搞单车打靶这种基础训练。2、我军的坦克电台采用的是无线调频通信模式，这种模式电台发射的是无线直射电波，直射波没有绕射和折射能力，并且随着通信距离的增加，电波衰减得非常厉害，不管电台功率多大，最多也不可能超过50公里（理论值），我军使用的A220坦克电台，最大通信距离也就是16公里。“802”演习的假想敌是苏军，他们要想干扰破坏，必须携带电台潜伏到演习地域，这种电台的用电量很大，如果是电瓶供电，体积和重量就会相当大，使用与携带非常不便，很容易被发现。假定他们在20公里范围内插入我们的指挥网络，最多出动一个连的兵力就解决了。如果他们是来收集情报的还有可能，搞侦听也是有可能的，但进行发信干扰破坏绝无可能。至于收到的邓丽君的歌曲，是要用录音机在电台上播放才能做到，这些设备怎么也得装在一台212吉普车上才能办到。会上领导也同意我的意见，指示阅兵部队的电台，一旦遇到可疑电台，应立即改用备份频率工作，坚决禁止与其联络或收听。并指示我：如果是其他部队占用了我们的频率，我有权向其说明身份，并请其改频工作。会后吃饭时，有个领导私下问我：“那你认为这个确实存在曾经出现的信号是谁呢？”我回答说：“可能是军区保卫部门搞得假敌情吧？”他回答的也很幽默：“那我们就当真敌情处置吧！”我回答说：“必须向上级报告！”说完我俩都笑了！
9.太紧张了
　　9月19日阅兵那天的一个小花絮。邓小平在秦基伟司令员陪同下，分乘两辆红旗检阅车，检阅列队整齐的受阅部队，检阅完毕后回到主席台前，邓小平发表讲话。事先规定当邓小平讲到：“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时，受阅部队高呼三声“为人民服务”。可是邓小平讲到“致以热烈的祝贺”时稍作了一下停顿，在我们指挥车前面列队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方队学员，可能是由于太紧张了的原因，没等邓小平讲完下面后半句，就喊出了“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继续讲了下去，石家庄陆军学院方队也没再出乱子，只喊了一声就停了，等邓小平把“和亲切的慰问！”念完，又和受阅部队一起高呼了三声“为人民服务”。事后我曾反复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记录片《钢铁长城》，影片中并没有这个小小的事件，看来是做了技术处理。
10.小胡子的故事
　　有一天北装程超司令员来榆林机场检查阅兵工作，坦克装甲分队列队接受程司令检阅。程司令走到第一个方队时看到干部战士精神抖擞，列队整齐，声音洪亮，程司令很高兴地问：“是哪个部队的？”方队长回答：“38军112师334团！”程司令走到又一个方队前，指着一个战士的脸说：“胡子也不刮！”还用手去揪他的胡子，这个战士的胡子确实够长的，程司令的手都能揪住。程司令问：“是哪个部队的？”方队长回答：“坦克某师高炮营！”程司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方队。我后来才知道，这方队是刚上来的，在装甲输送车上充当装甲步兵，训练时间不长，还没有掌握“802”精神。但我确实看到了“万岁军”的素质，人家把程司令的检阅也当做是真正的中央领导的检阅，列队前所有的干部战士，都理了发刮了脸，并且抹了擦脸油；军装全部换上新的，领章帽徽也是新的，再加上训练很到位，所以一看就精神抖擞的样子。从此受阅部队都学习38军的经验，据说从那以后没几天，张家口市各商场的刮胡刀和雪花膏，都被解放军买光了。

11.应对黄沙与扬尘

“802”的阅兵定在张家口的榆林军用机场进行，由于空军的机场跑道是经不起坦克装甲车的履带辗轧的，所以必须修筑专门的阅兵路。军区工程兵负责抢修阅兵路和阅兵主席台，阅兵路和阅兵主席台要等到9月份才能竣工。主席台坐北朝南，阅兵路由东向西。阅兵路是从主席台开始向东修，所以在阅兵路全部修好之前，预演的分列式有一大截是在土路上进行的。

最初的阅兵与分列式方案，阅兵时各方队受阅车辆的列队顺序是，从主席台左侧与主席台同向开始，按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装甲步兵、履带式自行火炮方队的顺序向西排列，车辆都是按分列式队形车头向西横向排列。而坦克方队则是在装甲车方队南面（也就是主席台的对面方向），车头向北纵向排列（乘员横向排列）。阅兵首长检阅完装甲车方队后，检阅车掉头180度，检阅坦克方队，然后返回主席台。分列式开始后，南面的方队是在乘员登车后，车辆顺方向向前驶入分列式主路。而坦克方队就不同了，他们发动车辆后，整个方队需要转向90度，才能驶入分列式主路。前两次阅兵预演是在下雨以后进行，没有造成扬尘。等到第三次预演时，张家口已经很长时间没下雨了，这次预演正好是张震副总参谋长前来检查工作，由他进行检阅。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阅兵式顺利完成。分列式开始后，随着车辆方队的启动，开始卷起阵阵黄尘。特别是坦克方队要改变队形方向转向90度时，百十台坦克装甲车的履带卷起了铺天盖地的尘土，此时又刮起了东南风，巨大的沙尘兜着坦克方队的后面向前盖去。这时又有一架直升机赶来航拍，悬停在主席台上空。真是添乱，直升机的旋翼搅起的大风，一下子将尘土吹起了几百米。主席台被包围在黄尘之中，从我所在的位置向东看去，整个受阅车辆方队，都掩埋在黄尘之中，能见度变得极差，受阅车辆为了避免撞车降低了车速，有的方队甚至停下来等待黄沙落地。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惶惶而过。第三次合练就这样有惊无险的结束了，好在没有发生事故，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这次预演结束后，阅兵总指挥部马上研究了对策，首先调集了军区防化团、65军防化营、工兵5团等部数十辆洒水车。每天都在阅兵的集结地带和行进道路上洒水，来治理黄尘。另外还调集空军工程部队，在分列式的土路上铺设野战钢板简易机场跑道进行试验，看看可否供阅兵方队使用。几天之后野战钢板简易机场跑道就到位了。装甲兵阅兵指挥部，派了四辆坦克前去配合试验。我当时也到了现场，野战钢板简易机场跑道由一块块钢板组成，每块钢板厚约6毫米，长约90厘米，宽约60厘米，钢板上布满直径5厘米左右小孔，每块钢板四边都是钩或孔，整个机场跑道就是靠这些钩和孔，一块一块地相互连接而成，据说这玩意在朝鲜战场上用过。当时是做实验只铺了一小块，大概只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让我们的坦克开上去试着走一下。我记得我们的四辆坦克排成一排，来回走了两三遍，还没在上面转向呢，钢板就开始变形了。在场的一位空军干部大概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大声喊着：“废了，废了，瞎胡闹！”。看来这个野战简易钢板机场的方案是不行了，阅兵指挥部就下决心加紧修建水泥阅兵路了。路修得很快，也向东延长了一大节，大概最后两次预演都是在水泥路面上进行的。我们的坦克方队的列队方式也改变了，从原来的南面列队改到了北面，排在装甲方队的左侧，车身也按分列式队形车头向西横向排列了。这样出发时就省去了整个方队转向90度的动作了。实际上那个野战机场跑道也还是用上了，它就铺在坦克方队的前方。只不过阅完兵它就只能卖废铁了，空军肯定不会用它了。

12.雨中遇险

8月底某天，领导派我带一台解放车去张北（坦克一师和北装导演部所在地）送器材，实际上就是一部扩音机。那天吃过午饭我们就出发了，我看见天气阴沉沉的，怕下雨就顺手把雨衣带上了。

驾驶室里就是我和两名驾驶员共三个人，他俩是坦克六师运输营的，在北装阅兵指挥部执行保障任务。一个是75年的河南籍老兵、一个是80年的新兵。在“802”演习过程中各级领导格外重视预防事故，我在受领任务时领导就反复叮嘱，预防事故安全第一。车一开动我就跟他俩交代：没有时间要求，车速不超过40迈，晚饭前赶到就行。车辆是一辆崭新的大解放，老兵告诉我：“车是刚从河北徐水接的，刚跑了一百多公里，限速器还没拆呢！车况没问题。去张北这条路他跑过，路况一般。”

从张家口到张北县，走的是通往内蒙古锡盟的公路，全程大概70公里左右。从榆林机场出发一路向北，纵向穿过张家口市。在城里是老兵驾驶，出了城就换了新兵。那时没有高速公路，就是普通的公路，路面也不平整，时不时的要躲避路面的坑洼。路上都是参演部队的军车，地方的车辆很少。出城走了半个多小时，汽车开始爬坡，走完这段不到30公里的爬坡路就进入著名的坝上地区。坝上地区在地理上是蒙古高原与河北省的过渡地带。张家口市区海拔716米，张北县海拔1700米，就是说南北30公里地形突然升高了1000米。

在上坝的路上遇到一起事故。在一个村庄边一辆地方上拉鸡蛋的货车翻了，据说是躲避行人造成的，万幸没有人员受伤，只是破碎的鸡蛋汤流了一地，几个交警在处理事故。老兵谨慎了起来，换下了新兵。一路上看着他俩的驾驶技术很好，处理情况也很稳。我没有什么担心，也从不对他们的行车进行提醒。又走了一段路天气变了，先是一阵大风，然后黑云压顶，接着就下起了大雨，老兵打开了大灯，雨刮器在风挡玻璃上来回刮着。我也振作了精神，不时的给他一些提醒。有一次会车时，对方居然不关大灯，老兵也能从容应对。好在一会儿雨就小了，到了张北雨就基本停了。

北装导演部驻扎在张北县党校。停下车，我一开车门，一股寒气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只穿了一身单军装的我走了没几步，就冻得浑身发抖。这时突然想起随身携带的雨衣，赶紧回车拿出来穿上，就靠着这件雨衣解决了保暖问题。找到北装通信处的领导，交接了带来的器材。何岳良参谋，领着我到他们的住处，就是一间大屋，屋内东西两个大土炕。他指着炕上的一套被褥说，你今晚就和我们在这住，条件好一些，两个驾驶员安排到“招待所”去了。他告诉我这里很冷，他们早就穿上绒衣绒裤了，早晚出门都得穿大衣。一晚上我跟他们聊天都穿着雨衣，直到钻被窝才脱掉。

第二天，天气仍然不好，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们吃完早饭就出发返回张家口市，由于昨天一路安全，我们没有过多强调安全问题。上路后新兵开车，走了一段路，老兵要求换开，我也没多想，可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明白了老兵亲自开的用意。他是非常了解路况的，知道不远处有几个急弯和斜坡。

由于昨晚没睡好，我也开始打盹。突然我感觉车身晃了一下，睁眼一看不好！车发生了横滑，从路右面向左面滑去，横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明显是控制不了了，车冲到了路左面。“砰”的一声，像是撞上了什么，停了下来！老兵摆手让我赶快下车。我拉开车门，跳下来，他俩也紧接着从右面下了车。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车身斜歪着停在路边，车下面是几十米的深沟。左边的保险杠撞得向里弯了，左叶子板向上翘着，左小灯掉了下来，线没断在那里耷拉着。左前轮内侧被一根十几公分粗的圆形路桩卡着。如果不是这根路桩挡住了车身，我们就冲下去了。几十米的深沟，下去就是车毁人亡呀！也幸亏车速不快，否则一根路桩肯定挡不住这几吨重的大卡车。我回头看了一下行车的路面，这是一个向右缓转弯的地方，车已经基本转过来了，雨后路面湿滑，刹车印从转弯结束到停车地点二三十米。心想大概是车速快了点，转弯时踩了制动，向左的离心力导致汽车横滑。我并没有批评老兵，只是征求他意见。老兵绕着车仔细看了一遍，说：“可以自己倒出来！”，我同意了他的方案。他找了几块石头垫在另外三个车轮胎下面，防止车辆继续下滑。然后让新兵在车前观察指挥，让我在后面观察。他上车后稳定了一下情绪发动着了车，加大油门轰的一下，就把车倒了回来。他把车停在路右边，爬到车下面仔细检查了一番，爬出来对我说，问题不大，走一段再看看。我们上车向前走了一段路，他又到车下检查了一番，说是没问题！我们就上路了。

回到榆林，我领着他俩去领导那里，如实汇报了事故经过，挨了领导几句批评。老兵当时没说什么，出来后对我说，不想把这事汇报给他们师里、营里。我又返回去跟领导说了老兵的要求，领导答应了并让他写个检查，让我写个事故报告。我在报告里尽量给老兵解脱，主动承担了我的责任，领导看完之后表态:“把‘下面是几十米的深沟，如果不是路桩挡住左前轮，就是车毁人亡！‘这句话删了。”

后来再也没见过老兵，连姓啥也没记住。只是听说他“802”以后转志愿兵了。

作者简介：沈忆成 1954年6月出生。1972年12月呼和浩特红旗区（回民区）应征入伍。历任：坦克25团指挥连15瓦电台战士报务员、150瓦电台干部报务员、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通信连400瓦单边带台长（副连职）、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通信科教员（正连职、副营职）、呼和浩特军分区政治部干事。1988年转业到内蒙古电子计算中心（内蒙古计算机应用研究院）。2017年退休。现居住呼和浩特市，联系电话：[phone]。

后 记

通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15名坦克25团73年入伍的战友和3名特邀战友（非73年入伍），写下了43篇（20万字）文章。征文中一篇篇五彩缤纷的故事，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在部队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文已经刊印成书，美篇杂志版共计263页。